第四章 智力與創造力

院校培訓總是與超凡創造力、天才失之交臂，根本原因在於各級學校忽視了動機、性格等種種因素的重要性，注重培養的隻有一個方麵，那就是智力。智力測試經曆了近百年的發展，而智力究竟包括了哪些要素，仍未有共識，但無論如何，它與創造力也不是一回事。心智技能（語言表達、數學運算、邏輯推理等）和藝術創造力必定不是互相排斥的，但兩者也不一定相伴而行。事實上，正如心理學家羅伯特·斯騰伯格（Robert Sternberg）在《創造力手冊》（Handbook of Creativity）中所說，不同的研究人員根據現有證據提出不同觀點，以說明智力和創造力之間可能發生的關係，分別是以下5種：創造力是智力的子集；智力是創造力的子集；創造力和智力部分相交；創造力和智力內部元素相等（也就是說，是同一種事物）；創造力和智力完全不相交（彼此毫無關聯）。

過去和當下的天才都有一段默默無聞的少年時期，如果能獲知他們那時的智商，采集大量樣本，那一定十分有趣。尖子生瑪麗·居裏相比差生達爾文，智商會高出很多嗎？那麽相比充滿好奇心的愛因斯坦呢？達·芬奇沒上過學，卻博學多才，莫紮特天資聰穎，而術業有專攻，他們的智商是高是低？弗吉尼亞·伍爾夫表達能力一流，卻沒有科學頭腦，她的智商又會是多少？當然，這些人的智商數據是無從考證的，因為智商測試在20世紀頭10年才逐漸興起，但一些心理學家仍對他們的智商做出了估計。

受弗朗西斯·高爾頓的《遺傳的天才》啟發，劉易斯·特曼（Lewis Terman）於1917年嚐試計算高爾頓本人的智商。1911年，高爾頓去世，享年89歲，卡爾·皮爾森（Karl Pearson）為他撰寫了四卷傳記，第一卷於1914年出版，其中囊括了高爾頓的童年、青年，到高爾頓1853年結婚為止，因此特曼掌握了足夠的信息。

小高爾頓於1827年2月15日，也就是在他5歲生日的前一天，給他年約17歲的姐姐阿黛爾寫了一封信——阿黛爾教他認字識數，孜孜不倦。這封信讓特曼大吃一驚。

親愛的阿黛爾：

我現在四歲，我能讀任何一本英語書。除了52行拉丁語詩歌之外，我還可以說出所有的拉丁語名詞、形容詞和主動語態動詞。我能做任何數字的加法，能算出任何數字與2、3、4、5、6、7、8、（9）、10、（11）相乘的積數。我還會把便士換算成先令或鎊。我能看懂一點法語，我還會認時間。

弗朗西斯·高爾頓

1827年2月15日

“唯一的拚寫錯誤是日期（他錯把2月‘February’拚成了‘Febuary’）。”特曼寫道，“9和11被打了括號，因為一個用小刀劃去了，一個用紙片貼掉了，小高爾頓顯然是覺得自己應該謙虛一點！”

皮爾森的傳記中還包括如下相關信息。小高爾頓在12個月大的時候學會了大寫字母，6個月後學會了整張字母表；2歲半就能讀一本名叫《捉蒼蠅的蜘蛛網》（Cobwebs to Catch Flies）的童書；3歲前就會簽自己的名字。據高爾頓母親回憶，他4歲時就能正確拚寫，無須大人幫助，他還給一位叔叔寫了一封簡短的信（皮爾森將其重製）。他的閱讀絕不是死板僵化的，這一點在他5歲時就展現出來：一個同學的父親因卷入了某場政治風波，很有可能被處決。同學問小高爾頓，在寄給母親的信中該寫點什麽。小高爾頓立刻以沃爾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詩作為答複——如果我是個大男人，就該為父親報仇。6歲時，他對荷馬史詩《伊利亞特》（Iliad）和《奧德賽》（Odyssey）了如指掌，把閱讀莎士比亞劇作當成消遣，一頁書讀兩遍就能複述出來。7歲時，他收集昆蟲、貝殼、礦石，然後進行分類研究，這種研究可不是小孩子過家家，反倒更像他成人之後從事的工作。13歲時，他畫了幾幅圖，並將其稱作“弗朗西斯·高爾頓的空氣靜力學項目”，那是他創作的載客飛行器，擁有上下扇動的巨大機翼，依靠某種蒸汽引擎驅動。

普通人6歲識字讀書，而3歲就能做到的人智商高達200，也就是相當於6除以3再乘以100（智商的定義中將100作為平均值或基準）。普通人在12~13歲學會分類和分析，高爾頓7歲就能對昆蟲和礦石進行分類、分析，因此可以估計他那時的智商在180左右。將高爾頓所有早熟行為出現的年齡段與普通人的心理年齡相比後，特曼“相當肯定”自己能估算出高爾頓智商的最小值，為皮爾森傳記中的事跡提供解釋：“毫無疑問，他的智商在200左右，5萬個普通的孩子中不會超過1個人有這麽高的智商。”

1921年，特曼在斯坦福大學發起了對天才兒童的研究，這一項研究曆時長久、十分著名。他在指導博士學生凱瑟琳·考克斯（Catharine Cox）時，將最初針對曆史上天才的研究與1921年的研究合並起來。1926年，考克斯出版了共850頁的《300位天才的早期心理特征》（The Early Mental Traits of Three Hundred Geniuses），其中不僅包括科學界、藝術界人物，還有來自哲學、政治、軍事等各領域的佼佼者，他們都具有超常的智力水平。

20世紀90年代，心理學家迪安·基斯·西蒙頓、凱斯琳·泰勒（Kathleen Taylor）、文森特·卡桑德羅（Vincent Cassandro）將考克斯的研究稱作是“一次經典的曆史測量調查”，漢斯·艾森克讚頌它為“學界內唯一像樣的研究”，“是一部經典之作，被引用次數可能比任何一本關於天才的書都要多”。然而，在心理學領域之外，有學者提出了批評，例如斯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在關於智力測試的研究《人類的誤測》（The Mismeasure of Man）中，將考克斯的書戲稱為“混在一堆荒誕不堪的文獻中的幼稚的好奇心”。

相比特曼針對高爾頓一人的研究，考克斯和她的同事麵臨著更多的障礙。考克斯選中的大多數人沒有高爾頓那麽完整的生平記錄。她無法得知莎士比亞的事跡，不得不將他排除在外。她還有意排除仍在世的個人，所以研究中沒有居裏夫人、愛因斯坦、蕭伯納、葉芝等人。此外，考克斯沒有選擇那些在1450年之前誕生的人，以及所有的貴族，還有那些所獲成就存在爭議的人。以上提到的都可以理解，但是省略以下人物卻很可疑：科學家讓-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pollion）、卡爾·高斯、羅伯特·胡克、弗裏德利希·A. 凱庫勒（Friedrich A. Kekul敧）、查爾斯·萊爾（Charles Lyell）、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James Clerk Maxwell）、德米特裏·門捷列夫（Dimitri Mendeleev）、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克裏斯托弗·雷恩；藝術家喬凡尼·洛倫佐·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約翰內斯·勃拉姆斯、保羅·塞尚、安東·契訶夫、弗朗西斯科·戈雅、弗朗茨·舒伯特、珀西·比希·雪萊、列夫·托爾斯泰、奧斯卡·王爾德。

剩下的近300名研究對象分成以下幾組：39位科學家（包括牛頓），13位視覺藝術家（包括達·芬奇），11位作曲家（包括莫紮特），22位哲學家（包括康德），95位文人（包括拜倫），27位軍人（包括克倫威爾），43位政治家（包括林肯），9位革命政治家（包括羅伯斯比爾），23位宗教領袖（包括馬丁·路德）。

考克斯通過梳理傳記和其他文獻資料，打印出6000頁檔案。她和同事用這些材料作為智力和人格特征的評分標準，並在不同組別之間做對比。每個人都有兩個智力分數：從出生到17歲的智商為A1，從17歲到26歲的智商為A2。判定研究對象的A1智商，基於他對說話、閱讀、寫作等一般任務的掌握情況、在校表現和特殊童年成就（所謂特殊童年成就，要與高爾頓傳記中的事跡相近）。A2智商的評判以學術記錄和早期職業生涯為依據。人格側寫主要由67個特點的評分組成，7分為滿分。

包括特曼在內的五名研究者通過獨立閱讀檔案材料，給每個人打分，得出最終的智商評分。但是考克斯對比五份分數時發現，隻有三名研究者給出的分數大體相同，相比而言，其他兩人的給分不是太高，就是太低。考克斯表示極端的高分和低分會互相抵消，便決定完全依靠三份分數，將其他兩人的給分忽略不計，而這一決定是充滿爭議的。她整合出每組人的平均智商，其中軍人最低（A1智商：115，A2智商：125），哲學家最高（147/156），視覺藝術家（122/135）和科學家（135/152）排在中間。以此為基礎，除了軍人外，所有人都被評為“有天賦的”（A2智商高於130）。達爾文的智商為135/140，達·芬奇為135/150，米開朗琪羅為145/160，莫紮特為150/155，牛頓為130/170，最高的分數給了約翰·穆勒，為190/170。

當下，就算是最支持這項研究的人也會強調，不該將焦點放在個人智商和群體平均值上。“毫無疑問，考克斯和她的團隊謹慎、認真地完成了研究，這項研究對學習該科目的每一位學生都至關重要，”艾森克寫道，“但是不該把實際數字看得太重，必須要抵製這一**。”他中立地評價道：“掌握的數據越多，評估出的智商也就越高。”這就是每一組、每個人的A2智商都比A1智商高的原因。牛頓的A2智商比A1智商高出整整40分，那是因為他的童年鮮為人知。這是無法避免的，我們能掌握關於天才生活的信息中，後期的總是比早期的多。

法拉第的A1智商被評為105（兩人給了110分，一人給了100分），因為他出身貧寒，受過的正規教育有限，隻有零星的傳聞說他跑腿時“不耍滑頭”，是個“會提好問題”的男孩。但是法拉第成人後，A2智商卻激增到150，僅僅因為他21歲時被漢弗裏·戴維聘入英國皇家研究院後，留下了更多記錄在案的信息。考克斯公開承認，法拉第及其他許多人的數據有缺陷——如拿破侖·波拿巴的大將軍讓-安德烈·馬塞納（Jean-Andr敧 Mass敧na），他的A1智商隻有100，而拿破侖有135——但是承認這一點並不代表她的評分可信度就能提高。人們一定會認為，考克斯將莎士比亞排除在研究之外，主要是因為這種評估方法會逼迫她給這位大詩人一個低於平均的分數（小於100）。

在考克斯的評估方法中，這一根本的缺陷是無法彌補的。她自己也心知肚明：“也許所有的智商評分都太低了……每一組人的真實智商……會比本次研究中的評分高出很多，因為作為評分標準的數據並不可靠，這種不可靠性使智商評分低於實際值。”考克斯考慮到某些研究對象的信息不完整，便嚐試“更正”三名同事的給分，上調了整體分值。經過更正，A1智商總體平均值從135上升到152， A2智商總體平均值從145上升到166。但是對此她無法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這些調高的分數就像加上了“經驗係數”的結果：把高智商和超凡創造力硬扯在一起，不是通過科學的論證，而是運用了有些絕望的策略。

事實上，由於流傳至今的信息不足，人們一直把曆史上的天才與高智商捆綁起來。現在看來，1986年的《美國心理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對考克斯研究的評價絕對是不準確的：“其最終結果清晰地展示了，無論還有什麽其他影響因素，在政治、文學、哲學、藝術、科學領域獲得成就的人總是高智商的，雖然在軍事領域並非如此。”如果以論證的目的，我們將“高智商”定義為智商高於135（特曼選擇的門檻），那麽考克斯的研究就表明，17歲以前，智商在135以下的人數與135以上的人數大體相同，因為A1智商平均值（未經更正）是135。即使以上結論假設：（1）考克斯的智商評分是可靠的；（2）她選擇的研究對象是有理有據的，這兩點假設也沒有正當依據。

更加準確的說法是，考克斯收集了規模可觀的數據，經過分析得出最終結論，即除了軍人之外，幾乎所有的天才的智商都遠高於平均值（100），但是智商遠高於平均值並不是成為天才的必然保證。雖然這個結論並不是特別令人驚喜，但它確實揭穿了人們對天才最常見的誤判：天才嘛，智力一定極度發達。畢竟，眾所周知，美國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Richard Feynman）是20世紀後期具有代表性的科學天才，他的名氣響遍全球物理界。然而，費曼在校期間測出的智商隻有125，並不是特別高（比考克斯的A1智商平均值135低10）。相比之下，特曼認為，他最敬愛的心理學家高爾頓有著令人驚訝的高智商（200）。不過，無論是考克斯、特曼、高爾頓的同代人，還是高爾頓最近的傳記作家尼古拉斯·吉勒姆（Nicholas Gillham），都不認為高爾頓是天才。

7.理查德·費曼在講課，1965年。雖然費曼是眾所周知的物理學天才，但是他的智商水平一般

如果說在智力測試中拿高分，並不意味著必定能成為天才，那麽用創造力測試的高分來預測一個人是否具有超凡創造力，就更加不可靠了。20世紀50年代，特別是在美國，心理學家設計出許多創造力測試，目的是檢驗發散性思維和橫向思維，與智力測試檢驗的收斂性思維和邏輯思維相對立。在收斂性思維測試中，人們通常認為解題需要通過邏輯推理，得出唯一正確的答案，而在發散性思維測試中，一道題目總是有很多“正確”答案。收斂性思維測試會提出一個問題，要求受試者得出同一個答案，比如在一組多項選擇中選出正確的詞語、數字或圖片，而發散性思維測試則可能提出如下要求：說出一枚回形針有哪些用處，越多越好；為一個故事取一係列標題；一根抽象的線條能解讀為哪些數字；等等。換句話說，創造力測試意在發掘受試者的原創性和想象力，當然，什麽是原創性和想象力，得由出題人決定。如果一位受試者麵對每道題都能夠給出一係列發散性回答，而且這些回答中有一部分與其他受試者的回答顯然不同，那麽在這項測試中他就會被評為“有創造力的”。但是，答案又不能太與眾不同，不然會被視為不符合題目要求。

創造力測試的對象一般是學院和大學裏的學生誌願者，經過三四十年的測試，研究者得出了以下幾點值得注意的結論。測試是可靠的，這是個好消息。也就是說，如果有人把同一種發散性思維測試做了兩遍，通常會得到相似的成績；而且在不同種類的發散性思維測試中，同一個人的成績水平也非常相似。這一點在收斂性思維測試中也成立。然而，令設計創造力測試的學者沮喪的是，收斂性思維和發散性思維的測試結果相關性不大。1963年，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人格評估研究所研究員弗蘭克·巴倫（Frank Barron）寫道：

於整個範圍而言，智力和創造力呈正相關，但相關性不高，係數在0.4左右；智商在約120以上時，智力對創造力起到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我們本次研究的重點——動機變量和風格變量——是創造力的主要決定因素。

最糟的是，發散性思維測試的分數與現實生活中的創造力毫無相關性可言。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收斂性智力測試，長期的分數記錄不僅能預測受試者在校的學業成就，還能預測受試者在學術界、政府、警察局和軍隊等專業領域的職業生涯。

巴倫的結論中暗示著智商存在一個“能力門檻”，一旦跨過它，能力就與創造力無關了，許多心理學家對此並不讚同。其中包括大衛·魯賓斯基（David Lubinski）和卡米拉·本伯（Camilla Benbow），他們是“數學能力早熟青年研究”（**PY）的共同負責人。該項目創始於1971年，計劃在50年內觀察由5000多名“智力高超的個人”組成的5個群體，僅僅是篩選這些青年就花費了超過25年的時間（1972—1997）。從研究對象的職業生涯來看，他們12歲時的標準化智力測試成績與後來獲得的博士學位、高收入、專利、美國一流大學的終身教授職位等個人成就有著很強的相關性。魯賓斯基和本伯在2006年指出：“一場兩個小時的測試能在一群12歲的孩子中找出未來的最高學曆獲得者（博士），其概率是基礎概率的50倍，這是很了不起的。”他們總結道：“無可否認，除了能力水平以外，其他因素是同樣重要的，然而，當其他因素相同時，能力越強越好。”特曼早期對於天才兒童的長期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

然而在上述研究中，隨著智力的升高而增加的是個人成就，而不是超凡創造力或天才頭腦。各種獎學金、受人敬仰的學術職位、專利、獎項——可能除了諾貝爾獎和一些其他極負盛名的國際獎項之外——都不是評估超凡創造力的恰當標準。“數學能力早熟青年研究”中的對象相對還年輕，但是從研究發表的結論來看，他們未來獲得偉大成就的跡象並不明顯。特曼超過半個世紀的研究也沒有提供令人樂觀的證據。獲普利策獎的記者喬爾·舒爾金（Joel Shurkin）在他的研究《特曼的孩子》（Terman?s Kids）中闡明，特曼所選的那些有天賦的學生雖然都名利雙收，但沒有一個人在任何領域稱得上是“天才”。舉例來說，沒有一個人得過普利策獎或諾貝爾獎。此外，特曼以最初的智商測試為憑據，拒絕了兩次參加測試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y），他是諾貝爾獎得主、晶體管發明者之一，還拒絕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路易斯·阿爾瓦雷茨（Luis Alvarez）。

但是，把智力和創造力、天才聯結起來的主要問題出在理論層麵上，而非實驗層麵上。心理學家也許可以評估智力，但從高爾頓那時起，他們就連大致的概念定義都無法達成共識。

回到1921年，特曼剛發起天才兒童的研究時，考克斯剛開始研究曆史上的天才，智商測試將要席卷美國的學校，那時《教育心理學雜誌》（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發表了一篇名為《智力與智力評估》（Intelligence and Its Measurement）的研討會報告，這一研討會邀請了14名專家來定義智力。其中5名專家的回答沒有直接講明觀點。在剩下的9人中，特曼脫穎而出，稱智力是“進行抽象思維的能力”。偏偏是如此熱衷於把智力和天才聯係起來的特曼，反而給出了一個相對狹窄的定義。另一位心理學家指出智力是“對已知與未知知識的理解能力”。其他7人的回答相差無幾，包括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適應環境的能力等。但是沒有人提到智力與創造力的聯係。除了特曼主張的抽象思維之外，所有專家都堅信智力是對外界產生反應的能力，而不是主動創造的能力。

近一個世紀過去了，關於智力的看法仍多種多樣。1987年，斯騰伯格稱：“評估智力的測試不計其數，但沒人明確知道智力是什麽，甚至沒人知道測試到底在測些什麽。”知名研究者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也承認這一點，但在2007年出版的《智力是什麽？》（What is Intelligence？）一書中，他卻避重就輕，沒有闡明其複雜性。弗林把關於智力本質的辯論與物理界關於光的本質的辯論相對比，後者因量子理論和波粒二象性的出現而告一段落。他寫道：

人們浪費了許多時間，後來才發現，在一些特定的表現形式下，光是波動的，而在另一些表現形式下，光又具有粒子性。我們必須明白，在某個層麵上，智力是一係列互相高度聯結的能力，而在一些另外的層麵上，智力又是一係列功能上各自獨立的能力。

這些層麵包括大腦的神經簇、個體表現差異，以及社會因素。這聽起來充滿希望，但弗林又添了一句，雖然沒有太大的幫助，但是至少是誠實的：“把這三個層麵的知識整合到一個理論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不過弗林的研究確實提供了一些思路，它雖然沒有直接告訴我們超凡創造力是什麽，卻為棘手的智商概念找到了新線索，揭示出智商問題困擾考克斯的原因，還解釋了為什麽費曼在1930年左右測出的智商比我們預想的低這麽多。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弗林發現了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顛覆了人們對智商平均值的認知，他的發現很快被廣泛接受，後來的心理學家稱其為“弗林效應”。戰後幾十年，智商平均值穩步上升，這一現象不僅發生在一兩個國家內，而是遍及所有能獲取足夠智商數據的發達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比利時、荷蘭、挪威、以色列、阿根廷。20世紀下半葉，在兩代人的見證下，美國和歐洲的智商平均值至少增長了20個點。其他數據（可信度並不高）顯示，這種增長從1900年開始，如果按照當下的標準，1900年的智商平均值在50~70，也就是說那時的人基本屬於弱智。

還需補充的是，智商測試有許多不同的組成部分，最終結果是所有部分的平均值，但事實是不同組成部分的結果增長情況不一，也就是說各種能力發生的變化也不盡相同。基本上，不用細說，大家都明白，年輕人在概念比較、概念分類的能力評估測試中得分越來越高，不管題目出的是詞語還是圖片，但是他們在詞匯、常識、運算能力方麵幾乎沒有任何進步。1947年至2002年間，美國人在比較與分類能力測試上提高了24分，詞匯測試提高了4分，而常識與運算測試隻提高了2分。

此類增長現象完全是出人意料的，因為智商測試出題人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對一個同年齡群體進行測試，以此為依據及時更新題庫，這樣做是為了使不同代際的智商平均值保持大體平穩。沒有這種標準化命題，一些受試者就會收到過時的考卷，他們就不再與同代人，而是與前一代人做比較。對於這種令人困惑的增長，弗林稱其“不是因為今天的孩子比他們的父母聰明很多，就是因為在某些狀況下，智商測試不能正確地評估智力”。

弗林的發現誘發了許多討論，但迄今為止，智商平均值上升的原因仍無定論。顯然，20世紀裏，有越來越多的孩子從中學畢業、接受高等教育，這和智商一定有著某種聯係。另外，每一代年輕人都會學習新技能，比如使用電腦，對上一代人形成挑戰。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普通人能獲取到的信息一天比一天多，這也許會對組成部分智力的能力產生影響。神經科學家托克爾·克林貝裏（Torkel Klingberg）在《超負荷的大腦》（The Over?owing Brain）中推測道：“全麵理解弗林效應的關鍵，在於通過訓練增強工作記憶的能力。”弗林自己則認為智商水平上升是常戴“科學眼鏡”的結果，“科學眼鏡”讓我們輕鬆地進行概念比較與分類。

20世紀，人們運用智力解決了新的認知問題。正規教育是其直接原因，但是要找出其他原因，必須先理解工業革命的全部影響。

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解釋弗林的觀點。費曼1930年在校測得的智商是125，但如果他按今天的標準來測，應該有150~155。至於考克斯研究中的天才，如生活在20世紀之前的達·芬奇和法拉第，他們的“化石級”智商理應得到更正，而不應隻是因為考克斯缺乏他們早年的信息便被低估。2010年，英國皇家學會會長馬丁·裏斯（Martin Rees）說：“我們與亞裏士多德一樣愚蠢。”是技術進步使我們感覺自己比祖先更智慧。超常智力和超凡創造力的關係到底是什麽？辯論仍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