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天才教育

家族對天才的影響複雜難解，相比之下，正規教育與天才的關係則可以簡單概括為四個字：水火不容。隻需對斯裏尼瓦瑟·拉馬努金（Srinivasa Ramanujan）那異於常人的一生稍加回顧，便能有所了解。拉馬努金是20世紀早期的印度數學家，如今，學界已公認他為留名青史的偉人。貝爾在《數學精英》中將他與萊昂哈德·歐拉（Leonhard Euler）、卡爾·雅可比（Carl Jacobi）相提並論。

拉馬努金生於1887年，家道中落，空有婆羅門之名。他篤信印度教，成人後就職馬德拉斯港務信托處，雖窮困潦倒，沒有大學文憑，卻自學數學，稱靈感源於印度神那馬吉裏（Namagiri）。他說：“一個等式對我來說沒有意義，除非它代表了神的思想。”對於受過高等教育的印度數學家而言，拉馬努金提出的定理一文不值。1913年，拉馬努金在絕望中將部分未求證的定理寄給劍橋大學著名數學家、堅定的無神論者哈代（G. H. Hardy）。哈代發現，雖然這些公式的來源既陌生又可疑，卻有著超凡的獨創性，便把當時籍籍無名的拉馬努金請來劍橋三一學院——即使拉馬努金對此並不樂意——與他密切合作，不但在期刊上發表了許多聯名論文，還昭告世人，拉馬努金是一名數學天才。1918年，拉馬努金成為三一學院、英國皇家學會第一位印度院士。但是，他無緣無故患上重病，於地鐵站自殺未遂後，返回印度養病，在病榻上又寫下許多重要的新定理。天妒英才，他年僅32歲便撒手人寰。

拉馬努金死後，哈代歎道：

他的學問之淵博，認識之深刻，令人瞠目結舌……他關於數學證明的論述，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所有的定理，無論新舊、對錯，都是質疑、直覺、歸納交織的成果，對此他卻完全無法給出任何清晰的解釋。

作家羅伯特·卡尼格爾（Robert Kanigel）為拉馬努金立傳，名為《知者無涯》（The Man Who Knew In?nity），他寫道：“拉馬努金的一生就像《聖經》，也像莎士比亞戲劇：事跡琳琅滿目，意義卻曖昧不清，如明鏡一般映照著我們自己或我們的時代。”卡尼格爾舉了四個生動的例子。第一，十幾歲的拉馬努金沒有通過印度學校製定的考試——但是有些人察覺到了他的才華，引薦他去信托處供職，這才讓他解決了溫飽問題。第二，哈代從1913年的信中認識到拉馬努金的天才之處——但是等他到了英國，哈代對他期望太高，步步緊逼，結果這可能加速了他的死亡。第三，要是拉馬努金早年接受劍橋式數學教育，也許他能再上一層樓——但是也有可能產生相反的結果，也就是說這樣的教育也許會扼殺他的獨創性。最後，哈代作為一個無神論者，認為宗教與拉馬努金的智力沒有關係——但是至少有一點可以說得通，即印度教對無限的概念有著曆史悠久的、神秘莫測的迷戀，這種迷戀對拉馬努金的獨創性至關重要。“拉馬努金的一生，是壯誌未酬的悲劇嗎？還是說，在劍橋的五年，才是他人生的救贖？”卡尼格爾問道，“無論真相如何，兩種猜想都擁有足夠的論據。”

5.數學天才斯裏尼瓦瑟·拉馬努金，1919年，攝於返回印度、英年早逝前

拉馬努金的正規教育經曆並不典型，但也不是無關緊要的特例，不能剔除不看。所有天才的教育經曆都或多或少與他相同。有些天才也許享受校園時光，且從中受益，但大多數天才並非如此。有幾位從沒進過學堂，而是在家接受嚴格教育，如莫紮特和哲學家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許多天才沒上過大學，或是在讀大學時表現平平，拿到博士學位的隻有少數。雖然有些重要的創造性突破確實誕生於高等學府，科學界尤甚，但從整體上來看其實不然。馬克·吐溫一語中的：“我從不會讓學校妨礙我接受教育。”攝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列鬆（Henri Cartier-Bresson）也抱有相同的想法，他沒有通過畢業考核，幾十年後被授予榮譽博士學位時，他婉拒道：“你們覺得我算什麽教授？小拇指教授？”19世紀的醫生、物理學家、埃及古物學家托馬斯·楊曾在三所著名大學求學。博學多才、涉獵甚廣的他這樣說道：“教師引導學生找到興趣所在，督促學生勤奮學習，扮演著非常必要的角色。但是想成就偉業，必須依靠自學。”對此達爾文、愛因斯坦等許多天才都完全同意。

2000年到2002年，英國廣播公司（簡稱BBC）主持人兼藝術管理人約翰·圖薩（John Tusa）通過廣播就藝術創作過程采訪了13位業界人士，並將所有對話編輯成冊，收錄在《論創造》（On Creativity）一書中。他采訪的對象雖不是天才，但在各自的領域中都是佼佼者。他們是：建築師尼古拉斯·格雷姆肖（Nicholas Grimshaw），畫家弗蘭克·奧爾巴赫（Frank Auerbach）、霍華德·霍奇金（Howard Hodgkin）、保拉·雷戈（Paula Rego），雕塑家安東尼·卡羅（Anthony Caro），攝影師伊芙·阿諾德（Eve Arnold），電影導演米洛斯·福爾曼（Milos Forman），作曲家哈裏森·伯特威斯爾（Harrison Birtwhistle）、艾略特·卡特（Elliott Carter）、喬治·裏蓋蒂（Gyorgy Ligeti），作家托尼·哈裏森（Tony Harrison）、繆麗爾·斯帕克（Muriel Spark），藝術批評家兼藝術館長大衛·西爾維斯特（David Sylvester）。他們的教育背景相差極大，阿諾德、西爾維斯特等人隻有普通水平，而卡特拿到了音樂博士學位，並留在學術界發展。圖薩總結如下：他們在采訪中談到自己的職業生涯時，沒有一個人指出獲得創造力的必由之路是接受基礎教育，更別提那一紙大學文憑了。

芝加哥大學心理學家米哈裏·契克森米哈對近百位具有超凡創造力的人物進行了采訪（見第二章），相較於BBC樣本數量更大。契克森米哈與圖薩選擇的對象不同，他采訪的不僅有藝術界的佼佼者，還有許多科學家。這些科學家大多在高等院校任職，其中還有諾貝爾獎得主。幾乎沒有任何一位采訪對象將校園時光看作是靈感源泉。有人偶爾提起學校的課外活動，如作家羅伯遜·戴維斯（Robertson Davies）提起他曾贏得過文學獎，物理學家約翰·巴丁提起他曾在一次數學競賽中獲獎等。一些科學家還記起了鼓舞人心的老師，不過其他領域的人很少提到。總體上來說，大多數采訪對象在校期間與老師的關係都很普通，契克森米哈對此感到非常驚訝。

契克森米哈在他的研究《創造力：心流與創新心理學》中寫道：“十分古怪的是，學校——甚至是高中——似乎對創造者的影響微乎其微。我們可以看到，通常情況下，學校要是真有什麽作用，也是澆滅兒童在校外發現的興趣和好奇心。”

愛因斯坦、畢加索、T. S. 艾略特等人的成就中，有多少可以歸功於他們的母校呢？我們往正規教育體製中投入了無窮的精力、無數的資源，滿載著希望，而現實卻令人沮喪。

然而，有些人在完成義務教育之後，接受了高等教育和專業培訓，他們的體驗則不盡相同。部分具有超凡創造力的成功人士在畢業後沒有接受進一步的正規教育，但近幾十年來，隨著高等教育在世界範圍內的發展擴張，這種現象相比過去越來越少，對科學家來說尤其不可想象。圖薩采訪的13位20世紀創造者裏（其中不包括科學家），有三位——阿諾德、斯帕克、西爾維斯特——沒有接受過各自領域的院校培訓，也沒有接受過進一步的正規教育。隻有三位——卡特、卡羅、哈裏森——擁有大學文憑，其中卡特拿到了博士學位。奧爾巴赫、格雷姆肖、霍奇金、雷戈畢業於美術學院，伯特威斯爾、裏蓋蒂畢業於音樂學院，福爾曼畢業於電影學院。

在科學界，愛因斯坦爭取物理學博士學位的傳奇故事揭露了院校培訓與創造力的關係。1900年夏天，愛因斯坦從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畢業，但他在校期間出勤率不高，對幾位教授頗有微詞，因此沒能當上物理學院的助教，經濟狀況不穩，職業前景堪憂。1901年，由於其他院校的教授也不願招聘無名小卒，愛因斯坦就決定攻讀博士學位，踏上學術道路。他向蘇黎世大學提交了一篇論文，卻遭到拒絕，令他灰心喪氣。接著，1902年夏天，愛因斯坦被位於伯爾尼（Bern）的瑞士專利局雇用，總算找到了第一份全職工作。攻讀博士的想法便暫時被擱置了。1903年早些時候，愛因斯坦告訴一位密友，他已經放棄了這個計劃，“讀博並不會對我有很大幫助，這出滑稽戲我已經看厭了”。1905年是愛因斯坦的奇跡之年，這年夏天，他完成了狹義相對論的理論構建，便再次將讀博的計劃提上日程，原因還和以前一樣——離開專利局，進大學任職。

愛因斯坦把闡述狹義相對論的論文交給蘇黎世大學，卻再次遭拒。至少與他關係親密的妹妹認定事實就是如此。她寫道：相對論“似乎對做決策的教授來說有點怪”。雖然沒有證據，但愛因斯坦選擇相對論作為申請材料，蘇黎世大學的教授對其價值表示懷疑，這兩點似乎都是可能發生的。雖然狹義相對論顯然是足夠寫成一篇論文的，但科研機構還未對這一理論進行過任何審查和發表（狹義相對論發表之後，仍爭議不斷，被諾貝爾物理學獎評選委員會拒絕多年）。

無論出於什麽原因，愛因斯坦最後選擇上交的成果，雖然也很重要，但不會引發太多爭議。該文章於1905年4月完成，也就是在狹義相對論構建之前，論述如何確定液態物中分子的真實大小，以實驗數據為基礎，而非相對論那樣屬於純理論研究。據愛因斯坦回憶，蘇黎世大學的幾位教授告訴他原稿太短了，這也許有玩笑的成分，所以他又加上了一些話。不久，他們就接受了這份更符合規範的論文。1905年7月末，愛因斯坦終於可以稱自己為“愛因斯坦博士”了。後來才有人發現這篇論文中有一個微小但關鍵的錯誤，愛因斯坦在1906年的版本中予以更正，並在1910年運用新的實驗數據再一次修正了該文。

當然，講愛因斯坦的故事，是為了指出學術界的一種固有傾向，即忽視或拒絕那些不符合現行範式卻極具獨創性的成果。無論1905年的愛因斯坦是不是博士，他獨特的創造力都已不言而喻，但在成為博士的路上，他的獨創性似乎沒有受到鼓勵，反而被壓製了。過多的培訓和教育是否成了真正創造力的攔路虎？1984年，心理學家迪安·基斯·西蒙頓（Dean Keith Simonton）以300多位具有超凡創造力的個人為研究對象。這些人在1450年到1850年間出生，那時現代高等教育體製還未成形，他們可謂是愛因斯坦的老前輩。西蒙頓研究他們的受教育程度，發現貝多芬、伽利略、達·芬奇、莫紮特、倫勃朗等頂尖創造者的教育水平大約相當於現代體製下的本科二年級。教育水平更高（或更低）的人獲得的創造性成就通常都不如他們。

我們應當審慎地對待西蒙頓的發現，因為對某些極具創造力的曆史人物做教育水平評估，以及將不同社會、不同時期的教育水平進行對比，是極其困難的。然而，這一發現也不無道理，因為許多創造者在修讀本科課程時就對學術工作失去了興趣，而著眼於自己迷戀的事物。其中有一些人甚至輟學不讀，跟著感覺走，雖然他們沒有成為未來的科學家，但也成就了一番不俗的事業。如20世紀40年代，薩蒂亞吉特·雷伊從印度一所美術院校輟學，成了一名商業藝術家；20世紀70年代，比爾·蓋茨從哈佛大學輟學，建立了微軟公司。

如果真如西蒙頓所推斷的那樣，即博士學位並非獲得超凡創造力的必要教育條件，那麽他的發現可能也從一個方麵解釋了為什麽戰後博士數量驟增，而極具創造性的研究卻仍保持先前的水平。20世紀的科學界，博士層麵的高等教育發展壯大，嶄新的研究專業以及相應的專門期刊大量湧現。科學社會學家J. 羅傑斯·霍林斯沃思（J. Rogers Hollingsworth）幾十年來都在研究不同社會的創新情況。2008年他刊登在《自然》（Nature）雜誌的文章寫道：“自1945年起，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中，以美國為典例，從事研發的勞動者比例、國民生產總值（GNP）中研發比例隻是有所增長，而科學論文和期刊數量的增長幾乎是呈指數型的”，“相較而言，真正的創造性成果的比例卻沒有變。為實現重大科學突破而投入的種種努力不可估量，但得到的回報卻在減少”。

然而這一現象有一個更合理的解釋：當代社會與19世紀後期及以前的社會相比，科學事業的本質已經發生變化，因此同樣是具有超凡創造力，當代科學家和當代藝術家所需的培訓時長卻是不同的。現在的藝術家不再像以前那樣需要攻讀博士學位，科學家卻需要掌握更多更廣的知識和技能，才能摸索到學科的邊界，發現新的突破口。

相比藝術家，科學家還要成為更優秀的學生，在校須表現良好，在大學考試中須拿到優異的成績。西蒙頓寫道：“科學家和藝術家的學術表現存在明顯的差異，這似乎反映出兩個領域存在不同的約束條件，在考察科學和藝術的創造過程時，必須將這一點納入考慮範圍。”這種現象下的體製是否保住了那些隻求學術成果數量的科學家，而容不下潛在的達爾文和愛因斯坦？——對這個問題，人們爭論不休，卻至今未找出令人滿意的答案。但大家公認的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高等教育規模大增，實力不容小覷，而具有超凡創造力的科學家倒是沒有培養出幾位。

1952年，麥克爾·文屈斯破譯了米諾斯線性文字B，這是一項橫跨藝術與科學兩界的重要突破，被稱為“希臘考古學的珠穆朗瑪峰”。上文探討的許多觀點都能在文屈斯的成就中得到體現。文屈斯出人意料地發現，由線性文字B組成的語言是邁錫尼文明時期的希臘語。就像拉馬努金的數學定理那樣，創造性成就需要的不是學士學位或博士學位，而是自我訓練和超凡創造力，二者缺一不可。

6.麥克爾·文屈斯，1952年。他是一名專業建築師，閑暇之餘破譯了歐洲最早的可讀文字——米諾恩線性文字B

亞瑟·伊文思（Arthur Evans）於1900年在克諾索斯王宮廢墟內發現米諾斯文明時期的泥版文字後，20世紀上半葉，有數十位學者自告奮勇，試圖破譯這種文字，其中的五位關鍵人物是：小埃米特·貝內特（Emmett Bennett Jr.）、愛麗絲·科貝爾（Alice Kober）、約翰·邁爾斯（John Myres）、約翰·查德威克、文屈斯。貝內特是一位銘文研究者，擔任過戰時密碼員，20世紀40年代後期，在辛辛那提大學考古學家卡爾·布萊根（Carl Blegen）的指導下，發表了關於線性文字B的博士論文，不久後進入耶魯大學。科貝爾是一位古希臘文學研究者，擁有哥倫比亞大學希臘文學專業博士學位，20世紀30年代中期對線性文字B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年事已高的邁爾斯是牛津大學的古代史教授，1939年退休，是學界公認的古希臘研究權威，此外，在友人伊文思1941年去世後，邁爾斯擔起了看管、審校線性文字B泥版的責任。查德威克於劍橋大學古典文學專業本科畢業，沒有攻讀博士，“二戰”時也曾任密碼員，戰後參與編纂《牛津拉丁語詞典》（Oxford Latin Dictionary）， 1952年，他成為劍橋大學的古典文學講師，同年開始與文屈斯合作。與其他四位不同，文屈斯的教育水平一般，沒上過大學，也沒有受過古典文學的專業培訓，但自14歲起，他已愛上了線性文字B的破譯工作。20世紀40年代，文屈斯在倫敦的建築聯盟學院接受培訓，其間，因戰時服役耽擱了一陣，後來成為建築師。

貝內特、科貝爾、邁爾斯、查德威克都比文屈斯年長，在古希臘研究方麵的學問都比他高，集中精力破解線性文字B之謎的機會也比他多。但是他們都失敗了，隻有文屈斯一人成功，這是為什麽？

原因很多，我在《破譯線性文字B的人》（The Man Who Deciphered Linear B）中對文屈斯的成功進行了分析。最重要的是如下幾點：一是文屈斯對古典文學、現代語言、建築學三個領域了如指掌；二是他身為建築師，在研究線性文字B時，不會像專業學者那樣囿於正統學術思維的怪圈。伊文思的影響力極大，而當他的理論被推翻時，邁爾斯就束手無策了。科貝爾雖邏輯清晰，但出於性格原因，不願大膽猜測。1984年，科貝爾寫道：“當我們掌握一些事實後，某些結論就幾乎是無法避免的。但遺憾的是，我們還沒有掌握這些事實，因此不可能得出任何結論。”貝內特雖絕頂聰明，但同樣背負著學術的鐐銬，他向文屈斯承認，自己在對外描述破譯工作時用的是“一套小心謹慎、模棱兩可的漂亮話”。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文屈斯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沒有古典文學專業的任何學位。他在這方麵接受了足夠的培訓，但沒有多到阻礙他的好奇心和獨創性。他的合作夥伴查德威克在《線性文字B的破譯》（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一書中這樣讚揚他：

在建築師眼中，一棟建築不是隻有外觀和一堆裝飾上、結構上的特征，他能看見建築表麵之下的東西，辨認出這棟建築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即使從表麵上看，這些神秘多變的記號、式樣和規律讓其他人摸不著頭腦，但文屈斯仍然能從中找出潛在的結構。這一品質，即這種從表麵的混亂中看見秩序的力量，正是所有偉人所具備的特質。

除此之外，文屈斯對校園時光的態度與大多數天才一樣。他成績中上，但不拔尖，事實上，他還沒完成學業就離開了學校。課堂沒有給文屈斯多少靈感，但他確實挺喜歡教他古典文學的老師。學校組織參觀倫敦市舉辦的米諾斯文明展時，那位老師偶然間向他介紹了線性文字B的基本情況。他對集體運動等組團活動不感興趣，更喜歡一個人待著。

正規教育能夠逐步培養這種超凡的創造力嗎？從過去的天才來看，答案是否定的。心理學家漢斯·艾森克（Hans Eysenck）退休後，在他的研究《天才：創造力博物學》（Genius: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vity）中，對學術體製開了最後一槍：

對於創造力，我們唯一能夠效勞的，就是移除所有障礙，讓它不受任何阻撓地蓬勃發展，無論在何時何地都要好好珍惜它。我們也許不能培育創造力，但是我們可以保護它，防止規則、條例和眼紅的平庸之輩把它壓迫致死。

不幸的是，為培養精英、鼓勵創新，教育機構和國家政府做出的保證、付出的努力不計其數，卻沒能做到把這一教訓牢記於心，也就沒能落實到各級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