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天才家事

每一種文化都孕育了才華橫溢的名門望族，如德國的巴赫家族、瑞士的伯努利家族、英國的達爾文家族和赫胥黎家族、印度的泰戈爾家族、俄國的托爾斯泰家族。然而，即使這些家族中傑出人物不少，家族中廣受認可的天才也隻有一位：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丹尼爾·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查爾斯·達爾文、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列夫·托爾斯泰。

喬爾喬·瓦薩裏（Giorgio Vasari）在《藝苑名人傳》（Lives of the Artists）中指出，16世紀文藝複興時期，大多數著名藝術家的父輩都缺乏創作細胞——列奧納多·達·芬奇、米開朗琪羅、提香的父親分別是法律公證員、錢莊掌櫃、議員——天才頭腦並非傳家寶，不能世代相傳。在《遺傳的天才》中，高爾頓通過論證才華（talent）似乎能部分遺傳，且在英國法官身上尤為明顯，無意間說明了天才（genius）無法遺傳。天才名冊上，每個偉大的姓氏隻會出現一次：莎士比亞、貝尼尼、牛頓、貝多芬、法拉第、拜倫、高斯、塞尚、愛因斯坦。天才的子嗣似乎無法成為天才。

然而，一個創造力超群的家族中，可能出現多個天才。達爾文家族人人皆知——查爾斯·達爾文的祖父伊拉斯謨斯·達爾文是醫學家、生物學家、作家，外祖父約西亞·韋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是瓷器大亨。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家族也是如此——父方的斯蒂芬家族中，學者、作家不勝枚舉，其中屬她的父親、《國家人物傳記大辭典》（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創始主編萊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最負盛名；母方則有攝影師朱麗亞·瑪格麗特·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了解泰戈爾家族的人則較少——詩人泰戈爾是孟加拉宗教領袖代溫德拉納特·泰戈爾（Debendranath Tagore）之子，是印度首位工業企業家德瓦爾伽納特·泰戈爾（Dwarkanath Tagore）之孫。

因此，盡管遺傳與非凡的創造力之間的確存在某種關係，但兩者的關聯程度仍未有定論。同樣，環境因素、家長的熏陶或是冷落都可能與天才的成長掛鉤。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天才早年喪親。1978年，心理學家J. M. 艾森斯塔特調查了699位著名曆史人物，發現10歲前喪父或喪母的人占25%， 15歲前的占34.5%， 20歲前的占45%， 26歲前的占52%，超過半數。10歲前喪父或喪母的包括：J. S. 巴赫、羅伯特·玻義耳（Robert Boyle）、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但丁、達爾文、安東尼·拉瓦錫（Antoine Lavoisier）、米開朗琪羅、

牛頓、彼得·保羅·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托爾斯泰、理查德·瓦格納、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20歲前喪父或喪母的包括：漢斯·克裏斯汀·安徒生、貝多芬、瑪麗·居裏、漢弗裏·戴維（Humphry Davy）、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喬治·弗裏德裏希·亨德爾、羅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維克多·雨果、奧古斯特·凱庫勒（August Kekul敧）、泰戈爾、馬克·吐溫、弗吉尼亞·伍爾夫。當然，由於無法結合同時期總人口的死亡率來觀察上述數據，我們難以斷定喪親和天才的關係。近些年，此類預期壽命估算成為可能後，研究也僅基於20世紀早期的數據。例如，1953年，安妮·羅伊針對美國傑出科學家開展調查，結果表明，15歲前喪母或父母雙亡的比例為26%，是總人口比例（8%）的三倍左右，其相對頻率與少年犯或有自殺傾向的抑鬱症患者大致相同。

麵對這些數據，人們不禁疑惑：同樣是經曆喪親之痛，為什麽有些兒童變得更加堅強，另一些則變得軟弱畏縮，甚至走向毀滅？1895年，倫道夫·丘吉爾（Randolph Churchill）在痛苦中撒手人寰，21歲喪父的溫斯頓·丘吉爾曾這樣說：

孤獨的小樹一旦開始成長，定能枝繁葉茂；永失父親關懷的男孩，隻要避開青年時期的危險，就往往能具備獨立、創新的思想，得以療愈早年的愴痛。

1895年，母親的早逝導致弗吉尼亞·伍爾夫第一次精神崩潰，此後她與父親關係惡化，父女二人痛苦不堪。1904年，父親辭世，伍爾夫再度精神崩潰。在決定伍爾夫思想性格的這幾年裏，她成為職業作家，而不是陷入絕望、才思枯竭，或者更糟。是什麽讓她從喪親之痛中恢複過來，哪怕這恢複隻持續了一段時間？

毋庸置疑，個中緣由十分複雜，不同的個體有不同的原因，與喪親時的心智水平、客觀境遇有關。達爾文在自傳中寫道，母親去世時他隻有8歲，還不懂事；居裏夫人喪母時與達爾文年紀相仿，但根據她的自傳，母親的死讓她墮入抑鬱的深淵。早年喪親必定會引發一係列矛盾的情感，或焦慮或憤怒，一方麵是自我保護和對安全感的渴望，另一方麵是自我標榜和對關愛的向往。但是，為什麽有時早年的喪親之痛反而會激發創造力，甚至鑄就天才呢？

心理學家給出了許多解釋。一種解釋認為，社會剝奪了至親的生命，創造性成就、青年犯罪與自殺都是對社會表達不滿的回應。個體通過創造性成就，批判或抨擊現存的社會信條和社會風俗，從而開辟出一條獨立自主、標新立異的道路，拒絕遵守社會的規章製度。另一種解釋則認為，至親與世長辭，慘遭遺棄的孩子不禁感到孤獨、悲傷、愧疚，找不到自我價值，創造性成就為他們提供了發泄情感的窗口，挽救他們於自我毀滅的崖邊。還有一種解釋是，創造性成就能帶來鮮花和掌聲，也能帶來威望與權力，得勢的喪親者能對身邊的人進行操縱和支配，從而感到命運在握，自我保護得以實現，不必遭受更多的打擊。

精神病學家、精神分析師卡倫·霍妮（Karen Horney）提出，早年喪親的可能反應有三種基本目的：一是為了接近人群，個體從周圍汲取關愛和讚同，受到敬佩和保護，友善的小達爾文就是如此；二是為了疏遠人群，個體脫離社會，力求獨立、自足、完美，刀槍不入、百毒不侵，正如愛因斯坦用“放肆無禮”形容年輕的自己；三是為了對抗人群，個體渴求權力、威望和支配地位，惡意利用他人，易怒的牛頓無疑就是這樣，或許達·芬奇也是。心理學家米哈裏·契克森米哈（Mihaly Csikszentmihalyi）開展了一項關於創造力的研究，基於20世紀90年代對近百位創造者（其中12人是諾貝爾獎得主）進行的采訪，他總結道：

讓-保羅·薩特有一句格言：“父親能贈予兒子最好的禮物就是英年早逝。”盡管創造者成人後往往能從早年喪親的陰影裏走出來，但薩特的話仍有誇大的成分。氣氛溫馨、催人奮進的家庭案例實在太多了，所以我們不能斷言苦難或矛盾才是釋放創造渴望的必要條件。事實上，創造者度過的童年生活，不是無憂無慮、順風順水，就是極度困苦、荊棘滿布，空缺的反而是絕大部分中間地帶。

然而，其他調查則顯示，逆境中成長的卓越創造者占絕大多數。1962年，心理學家戈澤爾夫婦（Victor and Mildred Goertzel）發表了一項名為“名人搖籃”（Cradles of Eminence）的研究，調查400位傑出曆史人物後發現，來自破碎家庭、曾遭父母冷落的占到75%，有生理缺陷的超過四分之一。不久後，戈澤爾夫婦又調查了20世紀的300位傑出人物，發現家庭背景極差的比例更高，占85%，其中小說家和劇作家比例最高（89%），科學家比例最低（56%）。同樣，相比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家境貧寒、肢體殘疾的文學獎獲得者更多。R. 奧赫賽（R. Ochse）在研究天才的決定因素時寫道：“從數據出發，推測創造者的童年時期總是貧困、痛苦的，似乎並不過分。”

喪父喪母、遭遇冷落、家教嚴苛，親人反目、饑寒交迫、備受淩虐，被過度保護、孤獨寂寞、患得患失，醜陋、畸形、殘疾，許多人麵對的難關還不止一道。

心思細膩的小說家記載童年軼事時，免不了要添油加醋，但這些作品往往更加令人確信逆境成就天才。查爾斯·狄更斯的童年彌漫著愁雲慘霧。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8歲喪母，12歲時喪父，父母皆死於肺結核，他回憶道：

如果我不是個愛讀書的孩子，我不知道會變成什麽樣。完成了作業，我沒事可做，隻能呆坐著望向病房，那可惡的寂靜穿過緊閉的房門，冷冷地籠罩在我傷痕累累的心上。我想我會發瘋的，以一種徒勞的、幼稚的方式。我常哭著入睡，睡得很沉。

安東·契訶夫的童年記憶令人痛心，雖然那對他的創作事業十分有利。他的父親出生於農奴家庭，後來開了雜貨店，生意慘淡。契訶夫寫道：“獨裁和謊言毀了我的童年，回想起來，我感到惡心和恐懼。”

我記得，我才5歲時父親就開始管教我，說得難聽點就是打我。他用鞭子抽我，扇我耳光，打我的頭。每天早上一醒來，我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今天我會挨打嗎？”父親禁止我玩遊戲，也不準嬉鬧喧嘩。

人們容易得出這樣的觀點：矛盾叢生的逆境也好，親情滿溢的順境也好，總之天才是在極端的童年環境裏培養出來的，超群的創造力必然出自異常飽滿的情感。然而，隻有一部分天才的家庭環境證實了這一結論，事實比想象的更加複雜。

一邊是極端的逆境——達·芬奇在繈褓中就慘遭遺棄，父母幾乎完全無視他的存在。父親隻為達·芬奇做過一件影響深遠的事，就是把年輕的他介紹進了藝術家安德烈·德爾·韋羅基奧（Andrea del Verrocchio）的工作室。另一邊是極端的順境——莫紮特從出生到二十出頭，每分每秒都享受著父親、母親和姐姐的百般嗬護。他接受父親全天候的指導與培養，天性從未受到壓製，演奏水平不斷提升。然而，米哈裏·契克森米哈在研究中提到，愛因斯坦的直係親屬既沒有無視他，也沒有鼓勵他，因此他度過了平凡的童年。少年愛因斯坦十分熱愛數學和理論物理學，對此，父母和近親並未惡意反對，也沒有熱情支持，支持他的隻有家族之外的朋友。舉例來說，愛因斯坦的父親是商人兼工程師，他從未收到過愛因斯坦寫的關於物理的信件。

僅將天才分為“順境中成長”和“逆境中成長”兩類不夠嚴謹，順與逆之間存在一種張力、一種矛盾，天才的創造力似乎就誕生於其間。

4.畫像：莫紮特一家，約翰·尼波姆克·德拉·克羅齊，1780—1781年。從左至右為：瑪利亞·安娜·莫紮特（南妮爾）、沃爾夫岡·阿瑪多伊斯·莫紮特、利奧波德·莫紮特；橢圓畫像為莫紮特已故的母親安娜·瑪利亞

簡單來講，小達·芬奇的確無福享受父母的關愛與教導，正因如此，他比常人更加自由，能夠獨自探索芬奇鎮和佛羅倫薩，在藝術和科學的世界裏遨遊。在父親嚴密的監管下，莫紮特長大後成為優秀的音樂演奏師，但他確實難以自主自立；二十多歲時，他掙脫了父親的管束，才真正圓了作曲家的夢。愛因斯坦的家庭關係並不親密，父母為他挑選的學校、父母認可的傳統社會價值觀他都不屑一顧，而正是這種叛逆精神賦予了他底氣和自信，幫助他實現了物理界的革命性轉變，從而顛覆了人類對光、空間和時間的理解。

支持是一種社會行為，從支持的角度重新審視家庭、友人和天才之間的關係時，新的問題出現了：激發非凡創造力的，是社交還是獨處？曆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在回憶錄中寫道：交談充實心靈，但獨處才是天才的學校——顯然大多數天才都表示讚同。即使他人的建議對激發靈感再有用，最棒的主意也總是在獨處時閃現。劍橋三一學院的教堂裏，佇立著牛頓的塑像，威廉·華茲華斯（Willam Wordsworth）在《序曲》（Prelude）中歌頌道：“大理石幻化成一個靈魂，永遠孤獨地航行在陌生的思想海洋。”托馬斯·阿爾瓦·愛迪生雖深知發明必須考慮社會需求和適銷性，仍這樣說道：“思考最好在獨處時。”皮埃爾·居裏年輕時，在日記（由瑪麗·居裏公布）中寫道：

每當思緒之輪開始緩慢轉動，我都會嚐試加速，想變成一台回轉儀或是一個陀螺，隻要達到足夠快的速度，不管周圍發生什麽事，我都能聚精會神地思考。但這時，最平凡瑣碎的事物，包括一個詞語、一個故事、一張報紙、一次拜訪，都會打斷我，推遲甚至無限期延長這一時刻的到來。

瓦格納說：“孤立狀態和徹底的孤獨是我唯一的安慰，也是我的救贖。”拜倫指出：“社交對任何思想成果都是有害的。”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的詩歌《忽必烈汗》（Kubla Khan）因夢而生，他責怪“一個從波爾洛克（Porlock）來出差的人”妨礙了他的創作。奈保爾（V. S. Naipaul）認為：“文章來自作者最隱秘的深處，連作者自己都不知道這深處在哪裏。因此，創作充滿魅力。”

天才成人後偏愛獨處的例子很多，而奧赫賽的研究表明，他們童年時也是如此。他寫道：“關於創造者的文獻中，有另一個反複出現的主題——社交隔離與孤獨。”

許多創造者曾被其他孩子孤立，原因有很多：家教嚴厲、身體欠佳、經常搬遷、天生內向，或沒有兄弟姐妹。無論是因為什麽，他們童年時總是獨自活動。

以康拉德為例，他是獨子，身為愛國者的父親在他4歲時被放逐到氣候惡劣的俄羅斯北部，他和母親被迫離開了祖國波蘭，隨後他的父母接連去世。就算是非常熱愛在公眾麵前表演的小莫紮特，也有獨處的時候。父親利奧波德記道：1765年，9歲的莫紮特隨家人出遊，姐姐南妮爾因發燒臥床不起，命懸一線，父母在一旁焦急地照看她，而小莫紮特卻在隔壁房間彈奏音樂，自娛自樂。

因此，盡管許多機構（特別是商業企業）提倡集思廣益，崇尚“頭腦風暴”，天才卻往往不愛團隊合作。在任何群體中，天才都顯得格格不入。無須多說，最偉大的詩歌、小說、畫作、音樂，甚至是電影，幾乎都是一個人的功勞，所以諾貝爾文學獎幾乎都頒發給獨立的個人。顯然，這一點在科學界並不成立。科學從本質上來說是需要合作的，最近幾十年尤其如是。科學界有許多著名的合作夥伴：瑪麗·居裏與丈夫皮埃爾·居裏，威廉·布拉格與其子勞倫斯·布拉格——首先使用X射線分析晶體結構，弗朗西斯·克裏克（Francis Crick）與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發現DNA的雙螺旋結構，麥克爾·文屈斯與約翰·查德威克（John Chadwick）——破譯米諾斯人使用的線性文字B。但是，大多數受人景仰的科學家都單獨發表最重要的成果，如伽利略、牛頓、法拉第、達爾文、愛因斯坦等。

最後，考慮家庭和天才的關係時，也應當考慮伴侶和子女的角色。天才的配偶和子孫縱使出類拔萃、貢獻頗多，在後世卻總顯得微不足道，甚至默默無聞地消失在曆史長河中。百科全書和參考書僅用寥寥數語便能概括他們的生平事跡。達爾文傳記的作者詹妮特·布朗（Janet Browne）寫道：“達爾文鍥而不舍地追求完美，他忠誠的妻子愛瑪·韋奇伍德（Emma Wedgwood）像一個耐心的幽靈，始終站在他身後。”她是《物種起源》等作品不可或缺的編輯，幫助丈夫梳理不通順的語句，並與他探討其中的觀點；達爾文的兒子們也在科學界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天才的配偶和子孫也許注定籍籍無名，他們要是嚐試在同一領域取得成就，就愈加不得誌，比如愛因斯坦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瑪麗克（Mileva Maric）和莫紮特的同名次子。愛因斯坦的長子漢斯·阿爾伯特（Hans Albert）則有意避開理論物理學，成為一名液壓工程師。無論甘願與否，他們總是會被拿來和天才做比較。

然而，例外無處不在。瑪麗·居裏和弗吉尼亞·伍爾夫都因嫁給了創造力超群的傑出人物而備受激勵。居裏夫人公開承認，與皮埃爾·居裏合力前行最大限度地激發了她的潛能，二人共同發現放射性元素鐳，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另外，居裏夫人的長女與女婿也一起被授予諾貝爾化學獎。相比之下，作家兼記者萊納德·伍爾夫（Leonard Woolf）對妻子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影響更是至關重要。在她著名的日記中，我們得知萊納德評論並編輯她的作品時，細致入微，真誠客觀。1913年，二人結婚後僅一年，伍爾夫在創作第一本小說時嚐試自殺，萊納德挽救了她的生命。1941年，弗吉尼亞·伍爾夫投河自盡。在最後一封信中，她告訴萊納德：

我想對你說，我這一輩子的幸福都是你給的，我來不及還。你對我那麽有耐心，簡直無微不至，好得令人難以置信。我想說的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有誰能拯救我，那隻有你。一切都已離我而去，隻有善良的你堅定地留在我身邊，我不能繼續浪費你的生命了。我想，我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兩個人。

因此，家庭教養和家庭環境對天才的成長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溫馨的順境與殘酷的逆境都能誕生天才。但是，除了各個年齡段的天才都偏愛獨處以外，這些影響並不能一概而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