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定義天才

荷馬、達·芬奇、莎士比亞、莫紮特、托爾斯泰、伽利略、牛頓、達爾文、居裏夫人、愛因斯坦——這些藝術家、科學家舉世聞名，成就斐然，除此之外，他們還有什麽相同之處？不少人也許會這樣回答：他們都通過不懈努力，永遠地改變了人類對世界的認知，都擁有天才的品性。不過確切來說，我們發現為天才下定義十分困難，尤其是以當代人為對象時。

巴勃羅·畢加索雖有不凡的名望與影響力，但能否尊他為天才，至今未有定論。文壇內，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也是如此。斯蒂芬·霍金雖是大眾心目中與愛因斯坦相媲美的當代天才，但懂行的物理學家卻不以為然，隻將他當作目前眾多宇宙學泰鬥中的一員罷了。

毫無疑問，天才是個性張揚、獨一無二的。然而，天才必有一個共同點，無論平民百姓還是專業人士都無法否認。每一位生物學家仍須閱讀達爾文的作品，從中得出新觀點，開展新實驗。物理學家則需要愛因斯坦的理論。莎士比亞的戲劇、莫紮特的旋律與和聲分別從英國和奧地利出發，跨越語言和文化的樊籬，走向世界各地，依舊感動人心。當代“天才”來去匆匆，但天才之思想永駐。天才之作擁有超越一時名望的特質，掙脫了時間和空間的鐐銬，是曇花一現的反義詞。

現代英語的“天才”（genius）一詞起源於古羅馬時期，在拉丁語中指“守護之靈”，它將個人、場所、機製等，與命運的力量、時代的更迭聯係起來。與古希臘的“daimon”相似，“genius”與被守護者相伴一生，詩人賀拉斯在公元前1世紀曾這樣定義道：“……管理每個人出生的星座，管理他的天性，與我們同生，與我們同死，樣貌隨人而變，膚色或白或黑。”[1]賀拉斯稱，隻有它知道兩兄弟性格迥異、生活方式天差地別的原因。但是古羅馬人口中的“genius”與能力、創造力並沒有必然關係。

直到啟蒙運動時期，“genius”才獲得了與過去完全不同的現代意義：天才，指展示出超凡的智力或創造力的人，不分先天和後天。貴為神啟詩人的荷馬，受人敬仰兩千餘年，卻在18世紀才成為一名天才。天才的現義源於拉丁詞“ingenium”（而不是“genius”），意為“本性”“先天能力”“才華”。1711年，“天才”一詞已廣泛流通，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在剛開辦的《旁觀者》（The Spectator）刊物上發表了一篇名為《論天才》（Genius）的文章，其中寫道：“對一位作家最常用的評價莫過於稱他為天才。”

我聽說過不少被人譽為天才的三流詩人，國內沒有一個耍筆杆子的缺少稱他為偉大天才的仰慕者，至於那些對悲劇隻知一星半點的家夥，總有人讚其為曠世奇才。

18世紀中葉，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在期刊《漫步者》（The Rambler）上嚐試給出天才的定義，側重後天努力的重要性，具有明顯的現代傾向。約翰遜稱：

由於天才——無論是怎樣的天才——就像燧石上的火花，隻有與適當的對象發生碰撞，才能誕生，因此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努力成為天才，不管他的能力是否恰巧能助他實現願望；而且由於天才們令人羨慕的能力隻有在實踐中才能展示出真實水平，因此一個人隻要秉持著同樣的信念，從事同樣的事業，也許就能理性地期待同樣的成功。

此後不久，約翰遜之友、畫家喬舒亞·雷諾茲（Joshua Reynolds）在《藝術演講錄》（Discourses on Art）中提到：“每位藝術家最大的野心就是成為天才。”但在1826年，批評家威廉·哈茲裏特在《天才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了嗎？》（Whether Genius Is Conscious of Its Power？）中指出：“偉人從不以天才自居……一個人如果將要達到自己內心關於偉大的標準，那他必定總是把偉大看得無足輕重。”以畢加索為例，他公開表明：“我獨處時不會把自己視為一名嚴格意義上的藝術家。喬托、倫勃朗、戈雅才是偉大的畫家。”

1896年，達爾文表弟、差異心理學之父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的作品《遺傳的天才：規律與後果》（Hereditary Genius: An Inquiry into Its Laws and Consequnces）出版，針對天才的科學研究由此開始。高爾頓以傑出的個人及其親屬為對象，其中有仍在世的，也有去世的，對他們的背景出身、生活境況與所獲成績進行了細致的調研。但奇怪的是，書中幾乎沒有提到“天才”一詞，沒有為天才下定義，索引中也沒有“天才”這一條目，而“智力”（intelligence）一詞反倒頻頻出現。此書於1892年再版時，高爾頓對原標題感到不滿，希望可以改為《遺傳的能力》（Hereditary Ability）。在新版序言中，他寫道：“用‘天才’一詞時，我絕沒想過把它作為專業術語看待，隻是單純地用它來表達超常的能力而已。這個字眼包含了太多不確定的因素。許多年輕人被同代人稱作‘天才’，傳記作家雖很少使用‘天才’一詞，不過他們的觀點也並不一致。”

1.《荷馬禮讚》，讓·奧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爾，1827年

直到今天，“天才”的定義仍模糊不清，這也在所難免，但在20世紀時，對天才的要素和模式的研究曾有過些許進步。1998年出版的《天才與心靈》（Genius and the Mind）是一本針對創造力和性情的學術研究合集，由心理學家安德魯·斯特普托（Andrew Steptoe）匯編而成，曆史學家羅伊·波特（Roy Porter）在前言中寫道：“見到對天才的概括時，我總是心存警惕……除了不尋常之外，他們似乎沒有共同點……不過，身為曆史學家，我又情不自禁地被天才所吸引。”這種不確定性也體現在本書所討論的人物中，他們的地位變幻莫測，如莫紮特、愛因斯坦這樣的公認天才寥寥無幾。誰是天才，誰不是，這很難達成共識，區區幾個公認天才的存在無法賦予“天才”一詞精確的定義。事實上，這種悖論正是天才的魅力所在：對學術界而言，以天才為研究對象，幾乎就是以塞繆爾·約翰遜所說的“每個人”為研究對象。

2.巴勃羅·畢加索，1904年。如何確定哪些人是天才，而哪些不是？

高爾頓所處的維多利亞時代崇尚天才，他們個個都像弗吉尼亞·伍爾夫筆下的詩人丁尼生，“意氣風發，長發飄飄，頭戴黑帽，身披鬥篷”。相比之下，21世紀對天才的追捧也許有過之而無不及。達·芬奇、牛頓等藝術、科學天才（本書關注的焦點）激發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力。軍事、政治天才如拿破侖、丘吉爾、甘地，“邪惡天才”如希特勒，也是如此。專家和大眾也毫不吝嗇地用“天才”來形容棋壇、體壇、樂壇的佼佼者，不僅如此，他們還有剝奪這一榮譽的能力，獲獎無數、常常引起轟動的英國裝置藝術家達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對此深有體會。2009年，赫斯特新作首展，遭到各方評論狂轟濫炸，作為回應，他表示將繼續創作，不斷進步，並稱：“我不相信天才，我相信自由。所有人都能成功，所有人都能成為倫勃朗。持久的練習造就偉大的畫作。”

“先天遺傳”與“後天養成”這對概念的創始人高爾頓，絕不會同意赫斯特的說法。智力超群的高爾頓是達爾文家族的一分子，他的外祖父伊拉斯謨斯·達爾文（Erasmus Darwin）是查爾斯·達爾文的祖父。正是由於查爾斯·達爾文於1895年出版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闡述了自然選擇的現象，高爾頓才相信，高智商和天才頭腦必須靠遺傳。高爾頓為古今精英（主要是但不僅限於英國人）做了能力排序，並從中檢索出家族內出現精英的頻率，希望證實開篇的論點：

本書旨在說明，在有機世界的形式和物質特征等限製條件完全相同時，人是通過遺傳獲得天生能力的。

為了獲取所需數據，高爾頓將名望視為判斷能力高下的精確指標。這合情合理，但並非完美無缺。他分析了記錄在冊的種種成就與榮譽，來源有三：名噪一時的傳記手冊《時代偉人》（Men of the Time）、《泰晤士報》（The Times）於1868年發布的訃告，以及過去在英國發布的訃告。要是他活在今天，一定也會分析諾貝爾獎得主名單。以此為基礎，高爾頓武斷地將“精英”定義為身份地位較高的人，每100萬人中隻有250人，也就是每4000人中隻有1人。他對這一數字的解釋充滿詩意：夜裏滿天繁星，肉眼可見的可能有4000顆，“但最亮的那顆，是多麽超凡脫俗”。“巨擘”則比精英更加稀少，100萬人中隻有1人，甚至幾百萬、上千萬中隻有1人。“一位巨擘去世時，整個知識階層都會為他沉痛哀悼，他應享受公葬待遇，被列為曆史偉人，為後世稱頌。”如前文所述，高爾頓沒有為“天才”下定義。

《遺傳的天才》的主體部分，便是高爾頓如何將“精英”“巨擘”融入家族中。從“1660年至1865年的英國法官”一章開始，高爾頓的研究涉及“文學家”“科學家”“音樂家”“神學家”“劍橋古典文化學者”等不同領域的人物，並以“槳手”和“北部鄉村摔跤手”作結。顯然，對高爾頓和後來的研究者而言，天才的概念，隻有運用在某個領域中，才有意義，比如音樂天才、劃槳天才。

高爾頓對比從不同領域中獲取到的結論，聲稱這些結論不能證明他的遺傳論點，隻能提供論據支撐。“綜合結論如下：50%的巨擘有一到多個親屬是精英。”其中比例最高的是資深法官（24/30），高達80%，還有科學家（65/83）；比例最低的在20%～30%，有神學家（33/196）和音樂家（26/100），所有領域平均值為50%。然而，高爾頓承認，他的個人偏見很容易影響對精英和巨擘的選擇。在“科學家”一章中，牛頓的祖輩或後代顯然都不是腦力勞動者，這無疑為高爾頓的研究增設了一大障礙，他在冗長又牽強的注釋中依然嚐試找出牛頓家族中的精英。最令人驚訝的是，高爾頓在書中根本沒有提到幾位聲望極高的英國科學家，包括數學家喬治·布爾（George Boole）、化學家約翰·道爾頓（John Dalton）、物理學家邁克爾·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天文學家埃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博物學家約翰·雷（John Ray）、建築師克裏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法拉第是維多利亞時期最有名的科學家，將他略去不提尤其暴露了高爾頓的私心——作為區區鐵匠之子，法拉第和他的家族對論證毫無幫助。

高爾頓發現，科學家的能力有很高比例來自遺傳。而《數學精英》（Men of Mathematics）卻展示了在獲得最高級別成就的偉人中，數學能力的遺傳概率微乎其微。此書由數學家埃裏克·坦普爾·貝爾（Eric Temple Bell）撰寫，於1973年首次出版，是關於偉大數學家生平的權威性研究。的確，不少偉大的數學家都出身卑微。牛頓是自耕農之子，卡爾·弗裏德裏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是園丁之子，皮埃爾-西蒙·拉普拉斯（Pi慐rre-Simon Laplace）是教區官員和果酒商之子。其他人雖有專業背景，但是從能夠獲取到祖輩信息的公元前5世紀開始，以芝諾為第一人，貝爾描述的28位各個時代的數學家中，他們的父輩或近親幾乎沒有取得過任何數學方麵的成就。

雖然高爾頓提出的精英家族十分有趣，但那顯然不能表明天才頭腦具有遺傳性。他的分析裏有一個根本的缺點：天才的界定標準不夠嚴格，當然，他也沒有對天才下過定義，因此其中許多人的成就雖然十分可觀，但經不住時間的考驗。也可以這麽說，《遺傳的天才》相對於諾貝爾獎而言，更像女王的授勳名單。（諾貝爾獎是否善於分辨天才？詳見第十章。）當高爾頓在書中提到“一個人天生能力”的遺傳性時，他似乎想表達的是才華（talent）的遺傳性，而非天才（genius）。如今多數心理學家認為，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才華具有一定的遺傳性，隻是這些證據不像高爾頓聲稱的那樣有說服力罷了，而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天才頭腦具有遺傳性。

要將才華與天才區分開來，必定困難重重，因為這兩個概念都沒有廣為認可的定義和評估方式。才華和天才構成的，是互相聯結的整體，還是互相分離的斷層？——最顯眼的問題莫過於此。換句話說，我們是否應該給天才分個三六九等呢？物理學家通常認為，同是諾貝爾獎得主，愛因斯坦比起他的同代人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更偉大。藝術家認為畢加索比喬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更偉大。作曲家認為莫紮特比他的狂熱崇拜者約瑟夫·海頓（Joseph Haydn）更偉大。

3.弗朗西斯·高爾頓於巴黎訪問刑事鑒定前沿實驗室時拍下的罪犯登記相片，1893年

作曲家排行榜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思路。20世紀時，心理學家邀請數位管弦樂演奏者、音樂學家為一係列作曲家按重要性排名，把各個作曲家的曲目演奏頻次做成表格，以此為基礎編製出了許多排行榜。1933年，四支美國一流管弦樂隊的成員參與了排名調查，對象為17位最有名的古典樂作曲家，以及兩位作為參考標準的現代流行樂作曲家。四支樂隊都把貝多芬排在首位，把兩位現代流行樂作曲家——愛德華·麥克道威爾（Edward MacDowell）和維克多·赫伯特（Victor Herbert）——排在末尾。此外，他們都把巴赫、約翰內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莫紮特、理查德·瓦格納（Richard Wagner）、弗朗茨·舒伯特（Franz Schubert）排在前麵，而把愛德華·格裏格（Edvard Grieg）、賽薩爾·弗蘭克（C敧sar Franck）、朱塞佩·威爾第（Giuseppe Verdi）、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排在後麵。平均下來，勃拉姆斯第二，莫紮特第三，瓦格納第四，巴赫第五，舒伯特第六。令人驚奇的是，喬治·弗裏德裏希·亨德爾（George Frederick Handel）並不在列。1969年，美國音樂學學會成員參與了相似的調查，不過這次排名對象增加到了100位，結果與1933年的差別不大，雖然巴赫成了第一，貝多芬第二，莫紮特仍是第三，亨德爾第六。1968年，一項關於演奏頻次的調查顯示，莫紮特的曲目最常被人演奏，接下來頻次從高到低為貝多芬、巴赫、瓦格納、勃拉姆斯、舒伯特。由此看來，如1969年調查中所說，“品位是有理有據的”。

但更有趣的是1933年調查的完整結果。調查人員要求每位音樂家將19位作曲家進行對比，並表明對每一位的喜愛程度，排名呈現在一張按比例繪製的圖表上：排名越靠後，喜愛程度越低，但從貝多芬到格裏格，喜愛程度的降幅並不大（隻有到了麥克道威爾和赫伯特那裏才直線下降）。1968年，關於100位作曲家曲目演奏頻次的調查中，從位列第一的莫紮特到最後一名朱塞佩·塔爾蒂尼（Giuseppe Tartini），曲目演奏頻次降幅也不大，沒有明顯的斷崖。演奏頻次的驟降似乎能夠說明天才和才華之間存在斷層，但這樣的驟降並沒有出現。

如果才華隻是天才的近義詞和必要組成部分（有才華還不足以成為天才），那什麽是才華的組成部分呢？經遺傳獲得的能力、**、決心、高強度訓練、輔導後的反饋，還是上述所有因素的總和？

其中，遺傳和長時間練習之間的關係最具爭議性。基因影響和環境影響糾纏在一起，要將兩者分清十分困難。如科學界中，家長和子女都得到諾貝爾獎的共有七對，但是要探究子女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由基因決定，是不可能的。威廉·布拉格（Willian Bragg）和其子勞倫斯·布拉格（Lawrence Bragg）共同工作，一起分享了諾貝爾獎；奧格·玻爾（Aage Bohr）在父親尼爾斯·玻爾的理論物理研究所工作了數十年；伊雷娜·約裏奧-居裏（Ir慐ne Joliot-Curie）從小就在實驗室中接受母親瑪麗·居裏的集中培訓。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人數比較少，由於文學素養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獨自完成的，所以沒有家長與子女共同得獎的先例，但至少表明後天培訓可能比遺傳獲得的才華更加重要。

莫紮特的生平眾所周知，用他來說明上述難點再好不過了。他的父親利奧波德·莫紮特（Leopold Mozart）是一位才華橫溢的音樂家，同時也是小提琴手、音樂教師、作曲家，他母親的家族內也有從事音樂行業的親戚。因此，莫紮特無疑繼承了些許音樂才能。但利奧波德個性強勢、目光長遠，他控製兒子的生活長達二十多年，在此期間，小莫紮特接受著父親特殊的培訓。我們可以將莫紮特的家族基因與家庭培育兩種影響分開觀察，而這樣的例子並不多見。莫紮特的姐姐瑪利亞·安娜〔Maria Anna，昵稱為南妮爾（Nannerl）〕比他年長四歲半，兩人自然分享著相同的基因，童年的南妮爾也彈得一手好琴，也與弟弟一起接受父親的集中培訓。1763年到1766年，姐弟倆學有所成，利奧波德就帶著他們各處巡演，走遍歐洲的一座座宮廷、一個個大都市，兩人都成了小明星。但是，南妮爾不像弟弟那樣，她沒有走上創作的道路。原因何在？

性別差異不是答案。雖然18世紀的女性在許多領域都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但在音樂界卻並非如此，那時已有不少優秀女性音樂家。野心勃勃的利奧波德也沒有理由讓少女時期的南妮爾停止學習音樂。研究莫紮特歌劇的心理學家安德魯·斯特普托寫道：“我認為，南妮爾僅停留在音樂演奏層麵，是因為她不具有做出原創音樂的能力。”

案例證明，兩人初露鋒芒，能力有高下是因為他們個人天生資質不同。另外，沒有利奧波德的集中培訓，小莫紮特的創造力也不會開花結果，這是毋庸置疑的。

小莫紮特的音樂才能，父親和姐姐都看得一清二楚。許多成功的音樂家和作曲家在童年時都是如此。因此許多人認為，雖然想成為專業人士必須經過磨煉，但才華本質上是與生俱來的，不能通過後天習得，這一觀點在音樂教育者之間尤其盛行。人們常說，某人很會演奏樂器，因為他有才華。他們怎麽知道他有才華？很明顯，因為他演奏得太好了！

然而，數十年下來，心理學家開展了數以百計的調查研究，都沒能完全證明與生俱來的才華是存在的。雖然的確有證據證明基因對智力高低有影響（見第四章），但總體智力與許多具體能力（如樂器演奏水平）之間的聯係並不緊密。調查仍在繼續，但目前尚未發現“專為”具體領域的才華服務的基因。此外，20世紀在體壇、棋壇、樂壇及其他各領域中，所有標準無疑都得到了驚人的提升，如此迅速的發展是無法通過基因變化來解釋的，因為基因的改變需要上千年的時間。心理學家的研究指出，起作用的不隻有基因，前文提到的其他因素同樣重要，如**、決心、練習和輔導。

在一項研究中，音樂學校的老師對學生進行能力評估，也就是對學生的才華做出判斷，以此為依據把學生分成兩組。為了不影響學生未來的表現，分組是全程保密的。多年以後，演奏水平排名最高的學生，是那批在這些年裏練習最勤奮的，而不是老師劃定的“才華組”。在音樂心理學家蓋裏·麥克弗森（Gary McPherson）的研究中，兒童在上第一節音樂課之前，需要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你覺得這件新樂器會陪伴你多久？”選項有：一年、到小學畢業為止、到高中畢業為止、一生。基於他們的答案，麥克弗森在保密的情況下將這些兒童分成三組，分別是短期投入組、中期投入組、長期投入組。接著，他記錄下每個兒童每周的練習量，也分為三組：低強度組（每周20分鍾）、中強度組（每周45分鍾）、高強度組（每周90分鍾）。麥克弗森將他們的真實演奏水平繪製成圖表後，三組之間的差別令人瞠目結舌。相比短期投入、高強度練習的兒童（也許是父母強迫的），長期投入、低強度練習的兒童演奏水平更高，而且當長期投入組也提高練習量時，他們的演奏水平比短期投入組高出300%。

近期的神經科學研究證明了堅持練習會產生生理效應。大腦是可塑的，它在練習過程中發生了變化。埃莉諾·馬奎爾（Eleanor Maguire）及其同事於2000年發表了一項有名的研究，他們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fMRI）檢測了倫敦出租車司機的海馬體。司機日以繼夜地練習著空間記憶，他們的海馬體相比對照組大出許多。此外，海馬體的體積還與司機從事該行業的年數相關。

音樂家也成為研究對象。2005年，一項研究運用彌散張量成像（DTI）檢測專業鋼琴彈奏者的大腦。這種技術是磁共振成像的一種，對腦白質（而非灰質）的變化十分敏感。這項研究的主要作者弗萊德裏克·烏蘭（Fredrik Ull敧n）既是鋼琴大師，又是神經科學家，他的興趣在於研究音樂練習對白質的影響。髓鞘質是一種大部分由脂肪構成的白色物質，它就像導線外的塑料絕緣體那樣，包裹著成人大腦中的傳導軸突（線狀神經纖維）。烏蘭發現，隨著練習的增加，髓鞘質會逐漸變厚，DTI信號也會逐漸增強。鋼琴彈奏者練習的時間越久，髓鞘質就越厚，軸突的傳導就越有效，腦內的突觸和神經元的交流係統就會運行得更好。

神經科學家道格拉斯·費爾茲（R. Douglas Fields）認為：“毫無疑問，白質將大腦皮層中互相獨立的區域廣泛地聯係起來，對需要長期訓練和重複的學習種類而言至關重要。大腦中髓鞘質仍在增加的兒童，在學習新技能時比祖父母輩更加輕鬆。”

因此，對彈鋼琴、下棋、打網球等具體任務而言，練習似乎對完善大腦很有幫助。但是，與身體上的任何部位一樣，大腦無疑首先是在個人基因組的指導下形成並發育的，不受主觀決定控製。這麽一來，我們又回到才華的基因或天生成分這一棘手的問題上來了。

這個問題至今未有定論，最好的答案也許是心理學家邁克爾·豪（Michael Howe）、約翰·斯洛博達（John Sloboda）和音樂學家簡·戴維森（Jane Davison）的分析，三人共同審視了所有關於才華的科學文獻。1998年，他們謹慎地做出了以下結論：“某些具體能力的個人差異可能確實有部分源於基因……一些隻有少數人擁有的特征確實存在，在這樣十分局限的視角下，才華可能可以說是存在的。”但是總的來說，他們指出“幾乎沒有證據證明生來就有的才華的存在”，教育界（尤其是音樂教育）盛行的說法產生了不良後果，有能力的兒童原本可以成為“才華橫溢”的大人，卻因受到歧視而斷送前程。一些心理學家同意他們的觀點，另一些卻表示強烈反對。

比起才華，天才研究的疑難更多，高爾頓在《遺傳的天才》中遇到的困擾仍沒有解開，天才的定義和評估方式仍懸而未決。想想達·芬奇、牛頓等偉人的成就，就知道否認天才的存在是荒謬的。堅信天才完全超凡脫俗，絕非“有些才華罷了”，同樣也是荒謬的，隻需要看看兩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約翰·巴丁（John Bardeen）就明白了。他一直為物理學界奉獻，但他自己和其他物理學家都不認為他是天才。雖然天才頭腦既不能遺傳也不能繼承，但是像才華一樣，在莫紮特父子、達爾文祖孫等諸多案例中，天才又似乎是部分源於基因。而與才華不同，天才是父母基因和個人境遇的特殊構造。由於天才隻能把部分有用的基因傳給後代，而不能將全部基因遺傳下去，後代的個人境遇又必定與天才父母不同，這種特殊構造就無法在後代身上重演。因此，天才的頭腦無法遺傳，而才華有時卻可以，也就不足為奇了。

[1]　本句采用了李永毅先生的譯法。——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