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想象未來，重建過去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20年是非洲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殖民帝國的緊張局勢和矛盾在20世紀30年代變得十分明顯，但一直要到1945年之後，在歐洲統治者竭力遏製非洲臣民的願望下，這種矛盾才達到了頂點。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段時期，這種殖民狀態幾乎無法維持，在降低經濟發展成本和對政治自由日益增長的需求的雙重壓力下，它先是屈服，然後崩潰。英國和法國這兩個最重要的國家試圖通過建立經過改革的、更具包容性的殖民製度來控製變革。但是當地的政治家和他們的追隨者開始想象一個沒有殖民統治導致的不公平和挫折的未來，一個可以保證經濟和社會進步到現代世界的自治國家的未來。

改革計劃被非洲人日益高漲的期望所拋棄。1945年，隻有四個非洲國家獨立，這四個非洲國家是埃塞俄比亞(1941年從意大利統治下解放出來)、利比裏亞、埃及和南非——盡管埃及名義上仍是英國的保護國，而南非則由一個白人少數民族政權統治。但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除阿爾及利亞外的所有北非國家都獨立了；到60年代中期，大部分熱帶非洲國家也相繼獨立。除頑固的葡萄牙帝國和南方的白人至上主義國家外，非洲的“後殖民”時期開始了，解放戰爭在這裏持續了25年。

反殖民民族主義和解放的時代也是非洲曆史作為一門學術學科出現的時代，這並非巧合。如果說，戰後迅速變化的局勢需要新的方式來設想當代非洲社會及其未來的話，那麽它也帶來了一場如何看待過去的革命。西方的教育和文化改變了非洲的社會和政治，正是殖民統治末期在歐洲和北美建立起來的大學裏，新一代受過專業訓練的曆史學家開始了重建非洲大陸曆史的任務。

就像殖民統治本身一樣，關於非洲非殖民化的動態也有許多爭論。權力移交給民族主義領導人是否代表著一個真正的分水嶺，即土著主權的重新獲得及政治自由新時代的開始？或者這一進程的特點更多的是連續性，即在從殖民地到“後殖民地”的無縫過渡中，一撥專製統治者被另一撥取代？這些爭論還在繼續——隨著戰後時期檔案記錄的公開，越來越多的曆史學家參與進來。然而，人們對非洲大陸過去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是毫無疑問的。盡管歐洲知識界長期以來一直否定非洲人的曆史，但在20世紀下半葉，非洲曆史叩響了西方學術的大門。從一開始，重建非洲過去的項目就與設想非洲的新未來聯係在一起。

非洲的戰後時刻

從我們在21世紀初的有利位置來看，歐洲統治的殖民帝國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但在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非洲人並不一定會這麽想。對許多人來說，帝國的紐帶似乎在收緊，而不是放鬆。隨著戰時中央計劃的繼續，以及提高商品生產和動員勞動力的努力，殖民地國家變得越來越雄心勃勃，“發展主義”侵入日常生活。所謂的“第二次殖民占領”的影響是複雜的：它為許多非洲人擴大了機會，擴大了衛生、教育和福利供應(誠然，這些人的基數往往很低)，但農民和城市工人的騷亂也在加劇。

在大蕭條時期，一些地區開始出現勞工鬥爭，導致了1935年北羅得西亞銅礦大罷工。戰爭期間，許多殖民地的動亂仍在繼續，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達到**，出現了一係列的罷工：1946年南非金礦罷工尤為明顯；1946年達喀爾罷工、1947年蒙巴薩和達累斯薩拉姆罷工，以及1948年南羅得西亞大罷工；最引人注目的是，1947至1978年，法屬西非鐵路發生了為期五個月的罷工。隨著醫療保健和生育水平的提高導致人口增長加速，來自農村的移民湧入非洲大陸的各個城市。盡管非洲殖民者試圖控製移民勞工製度和間接統治的意識形態，認為非洲社會本質上是農村的、部落的和傳統的，然而正是快速發展的城市成為變革的關鍵熔爐，殖民統治者開始失去對權力的脆弱控製。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轉折點，但正如弗雷德裏克·庫珀自1940年以來在他的新書《論非洲》(On Africa)中所指出的那樣，非洲大陸未來的政治方向遠未明朗。1944年起，渴望在戰爭失敗的創傷後奪回對帝國的控製權的法國，與殖民地建立了新的憲法關係，這是第一次強調經濟和社會進步，但也肯定了“法國聯盟”的團結。

圖24　高等教育。1947年，一名學生在尼日利亞拉各斯的亞巴學院圖書館學習

在巴黎舉行的選舉中，非洲代表逐漸擴大了自己的選舉權，其中包括塞內加爾詩人及黑人運動的聯合創始人利奧波德·森古爾，以及醫生菲利克斯·霍普-博伊尼(Félix Houphouёt-Boigny)。博伊尼是科特迪瓦非洲可可種植者的擁護者。1946年，霍普-博伊尼提出了最終結束法蘭西帝國強迫勞動的立法，而塞內加爾律師拉明·蓋耶(Lamine Guèye)提出了結束公民(citizens)和臣民(subjects)之間法律區別的立法。法屬北部、西部、赤道非洲和馬達加斯加島上的廣大領土上的居民終於擺脫了令人憎恨的“土著”(indigénat)身份，他們現在都是“公民”，但他們是中央集權和複興的大法國的公民。1947年，馬達加斯加的農民起義威脅到法國的統治時，法國的反應是殘酷的。大約10萬馬達加斯加人在鎮壓叛亂的戰役中喪生，這是對殖民征服時代的血腥提醒，也預示著解放戰爭的來臨。

盡管1947年失去了印度帝國，英國仍然急於恢複其大國地位，它動員殖民地生產，以重建其支離破碎的經濟。與法國相比，南非在憲法改革方麵采取了在開始之初更為猶豫的不同路線，它計劃擴大非洲在地方立法機構的代表權，並將正在崩潰的間接統治體係轉變為更加民主的“地方政府”。然而，正是非洲發生的事件推動了變革的步伐。1948年2月，長期以來被公認為英國“模範”非洲殖民地的黃金海岸，受到城市騷亂的衝擊，導致帶有嚴格限製的改革計劃流產。按照調查委員會的建議，倫敦殖民辦事處承諾走一條走向黃金海岸自治的道路——這正是英國對這場政治危機的反應。激進的反殖民煽動者誇梅·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很快抓住了這一政治主動權。恩克魯瑪從較為成熟和精英主義的非洲政界人士中分離出來，成立了自己的大規模民族主義政黨。到1951年，魅力超凡的恩克魯瑪被選為“政府事務領袖”(實際上是總理)，他對完全獨立的大聲疾呼鼓舞了非洲各地新興的民族主義者。

黃金海岸的統治者在危急時刻交出了對政治改革進程的控製權，這種模式在隨後幾年中的整個非洲大陸都得到了重現。讓步遭遇了更多的要求。在新興的冷戰背景下，殖民大國的當務之急是確定和培養“溫和”的非洲夥伴，以阻止更激進的行動。後者對殖民控製構成直接挑戰，如1947年馬達加斯加的武裝起義、1952至1956年肯尼亞的“茅茅起義”、1956至1958年喀麥隆的武裝起義以及1954至1962年阿爾及利亞的武裝起義，這些武裝起義遭遇的結果是激烈的鎮壓。在歐洲統治者和殖民者看來，茅茅起義是部分混亂、“有害”的非洲人的非理性暴力行為的爆發，而肯尼亞曆史學家對茅茅起義進行了極為複雜的分析。這場衝突被認為是無法解釋的，在當今非殖民化的史學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與此同時，各種膚色的非洲政客都需要確立自己的民意合法性。與上一代亞洲民族主義者一樣，大多數人都是受過西方教育的城市“中產階級”，來自受益於殖民時期機遇的社會群體。他們的任務是“占領農村”，也就是說，讓廣大新獲得選舉權的農村選民相信，未來掌握在他們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既定的實施間接統治的“酋長”手中。還有小部分人，比如塞內加爾的利奧波德·森古爾和塞拉利昂的米爾頓·馬爾蓋(Milton Margai)是農村利益的代表，他們的政治目標是驅逐已確立的城市精英。非殖民化進程遠非歐洲總督和民族主義解放者之間的簡單的雙向競爭，而是非洲社會內部政治鬥爭的雜燴。

圖25　非殖民化談判。1951年的黃金海岸(現在的加納)選舉在阿克拉投票，結果誇梅·恩克魯瑪領導的全國代表大會人民黨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這是一張英國殖民時期的公共關係照片，標題為《曼薩小姐去投票》(Miss Mensah Goes to Vote)

如果說1948年的黃金海岸騷亂是西非的一個象征性轉折點，那麽南非國民黨(National Party)在白人占多數的南非大選中獲勝，則標誌著南部和中部非洲大部分地區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南非國民黨是南非民族主義複興的載體，它在“種族隔離”的口號下，開始在南非鞏固種族隔離製度和白人經濟實力。這個壓迫性日益加劇的種族隔離國家決心扭轉黑人城市化的趨勢，可以被視為醜陋的殖民主義移民勞工製度的最終表現，該製度試圖剝削“傳統的”非洲農村。南非模式吸引了羅得西亞和肯尼亞這兩個較小的殖民者社區，這兩個社區也在戰爭後得到了強化，並準備要求白人主導的自治。

圖26　反殖民抗議和白人勢力。1962年9月20日，津巴布韋非洲人民聯盟(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ZAPU)在南羅得西亞(津巴布韋)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後，索爾茲伯裏(現哈拉雷)的示威者與武裝警察對峙

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葡萄牙殖民地及比屬剛果南部的礦區，殖民者人口和移居國外的礦業公司也在迅速擴大。直到1957年，剛果的家長式統治者認為，幾代人之後才能實現自治；而葡萄牙的右翼獨裁政權無意將民主權利擴大到自己的人民，更不用說非洲帝國的人民了。隨著北非和西非大部分地區走上憲法改革的道路，南部白人定居者的勢力似乎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優勢時期。在這裏，非殖民化往往是長期和暴力的，其特點是農村叛亂，而不是城市談判。在1954至1962年之間，在擁有100萬歐洲殖民者的阿爾及利亞也經曆了一場痛苦的解放戰爭，這場衝突對殖民地和殖民者都造成了創傷。在後期，這場衝突有蔓延到法國自身的危險。

非洲曆史的非殖民化

正是這種令人興奮的社會變革氛圍、高漲的期望和政治鬥爭為非洲曆史的學術研究播下了種子。在這一過程中，作為擴大英屬西非教育的一部分而建立的高等教育機構，以及在英國和美國的一些具有開拓性的大學院係，成為這一學術發展的推動力量。1948年同樣是關鍵的一年，尼日利亞伊巴丹大學學院和阿克拉市郊萊貢(Legon)的黃金海岸大學成立，位於芝加哥附近的埃文斯頓(Evanston)的西北大學，在北美創立了第一個跨學科的非洲研究項目，任命羅蘭·奧利弗(Roland Oliver)為倫敦亞非研究學院第一位非洲曆史講師。奧利弗和他的同事約翰·法奇(John Fage)隨後創辦了《非洲史雜誌》(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並共同編寫了第一本關於非洲大陸曆史的現代教科書。到1951年，烏幹達和蘇丹也有了新的大學，獨立的埃塞俄比亞也是如此。

然而，擺脫殖民史學遺產的過程將是漫長、艱巨和充滿爭議的。在新的非洲大學裏，“曆史”基本上仍指歐洲曆史，正如尼日利亞曆史學家雅各布·阿加伊提到的1949年伊巴丹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Ibadan)所提供的學位那樣。學生們上的最接近自己過去的研究課程名為“非洲的歐洲活動史”，該課程的主要內容是先驅語言學家、殖民官員哈裏·約翰遜(Harry Johnson)1899年出版的專著《外來種族對非洲的殖民曆史》(A History of the Colonization of Africa by Alien Races)。阿加伊回憶說，這本書“被認為是關於非洲曆史的最具學術性的一卷書”，盡管它逐漸補充了新材料，但直到1962年伊巴丹大學結束與倫敦大學的合作之前，這門課程一直存在。

就像黃金海岸及其後的尼日利亞走在了通過談判走向獨立的道路的前列一樣，它們最好的大學也在非洲曆史非殖民化項目中發揮了帶頭作用。特別是伊巴丹大學成為第一次所謂的“民族主義”非洲史學浪潮的象征，這一浪潮是在20世紀50年代的反殖民鬥爭和60年代的第一個欣欣向榮的獨立年的同時發展起來的。由尼日利亞曆史學家K. 翁武卡·戴克(K. Onwuka Dike)於1956年開始領導的“伊巴丹學派”，開始與一些特定的研究議程相聯係，包括關注前殖民時期，特別是前殖民國家的形成；關注特定地區的“貿易和政治”平衡；關注殖民征服反抗，以及19世紀一批受過教育的非洲精英的出現。戴克撰寫的《尼日爾三角洲的貿易與政治》(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1956)是一篇奠基性的文章，它使用歐洲的書麵資料，但明顯以非洲視角研究非洲與歐洲之間的互動。

圖27　電影中紀念的反殖民戰爭。1965年，吉羅·蓬特科爾沃(Gillo Pontecorvo)的電影《阿爾及爾之戰》(TheBattle of Algiers)重現了1957年FLN民族主義戰士和法國傘兵為控製位於阿爾及利亞首都中心的要塞而展開的艱苦鬥爭。這部電影是在外場拍攝的，編劇和聯合製片人是前FLN指揮官薩迪·亞瑟夫(SaadiYacef)，他也在屏幕上扮演自己

巴茲爾·戴維森(Basil Davidson)和托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這兩位來自大學培養的專業曆史學家新興體係之外的學者，決心通過將過去的輝煌與現在的活力聯係起來，打破殖民主義的世界觀。戴維森是一位戰地記者，他出版了眾多關於非洲曆史和政治的書籍，其第一本專著在1956年出版，而他現在仍然是新傳播領域中最受國際觀眾歡迎的有效傳播者。霍奇金在20世紀50年代是黃金海岸的一名校外教師[1]，他在其頗具影響力的《非洲殖民地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 in Colonial Africa， 1956)一書中捕捉到了時代的旋律。這部作品旨在將新興的反殖民鬥爭置於曆史背景中。後來，曆史學家對這些議程是如何被當代國家建設項目所塑造的進行了許多反思。用一個引起共鳴的詞來說，人們正在尋找一個“有用的過去”——在過去，非洲人建立了能夠生存的國家，並且這些國家能夠被動員起來表明，他們在殖民征服的破裂中幸存下來，並準備再次掌握自己的命運。

毫無疑問，非洲和歐洲曆史的先驅們，無論是專業的還是自學成才的，都感到了一種真正的使命感，因為帝國時代的種族等級製度正在瓦解。然而，“有用的”或“合法的”過去的概念不應該被誇大。早期民族主義曆史學家對前殖民時期的關注，既有意識形態方麵的原因，也有實踐方麵的原因：20世紀五六十年代，管理英國官方文件發布的50年規則(後來減少到30年)意味著大部分殖民地檔案仍然對研究人員關閉。此外，由於過去的大部分時間都是空白的，因此有必要把重點放在現有的書麵和口頭資料中最明顯的東西上——王國和帝國。可以說，這些基礎對於後來研究更廣泛的社會曆史是至關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過去的曆史很少向政治領導人展示一種可供未來借鑒的模式。當曆史學家在他們的著作中努力將強大的前殖民國家，如阿桑蒂、布幹達和索科托哈裏發國，栩栩如生地呈現出來時，民族主義政治家卻不尋求複興過去的政治結構，而是尋求繼承歐洲征服形成的領土實體。恩克魯瑪努力將阿桑蒂王國並入新的民族國家加納，同樣令人不安的是將索科托哈裏發國並入尼日利亞，將布幹達並入烏幹達，這暗示了曆史知識發揮政治功能的真正局限。簡而言之，非洲曆史作為一項政治工程，其重要性可能不如將其作為更廣泛的學術學科的合法組成部分而確立其資格證書的願望重要。

然而，應用於非洲的曆史認識論，即其知識基礎理論，從一開始就受到了爭議。為了延續尼日利亞的例子和索科托哈裏發王朝的遺產，位於北部城市紮裏亞的阿馬杜貝洛大學(Ahmadu Bello University)的一所曆史學院於20世紀60年代崛起，挑戰伊巴丹大學的知識霸權。這個組織被稱為“伊斯蘭正統主義者”(Islamic legitimists)，由皈依伊斯蘭教的英國人阿卜杜拉希·史密斯(Abdullahi Smith)領導。他們試圖在新的“西方式”非洲曆史的方法和蘇丹地區較早的穆斯林學術傳統之間找到共同點。1975年，史密斯呼籲對尼日利亞的大學和曆史學科進行重新定位，這樣他們就可以“在他們的傳統中體現一些索科特聖戰(Sokoto jihad)的學術理想”。他在紮裏亞(Zaria，尼日利亞中北部城市)的北方曆史研究計劃，是對“西方”曆史範式正在崛起的主導地位的早期挑戰，盡管這是禮貌的，但也預示著意識形態之戰即將到來。

阿卜杜拉希·史密斯在尼日利亞北部的領導角色，從一開始就體現了以英語為母語的曆史項目的“多元文化”性質。這是一個尼日利亞的戴克和阿加伊，加納的A. 阿杜·博阿亨(A. Adu Boahen)和肯尼亞的貝思韋爾·A. 奧戈(Bethwell A. Ogot)等先驅學者於新非洲大學完成第一個學位後，在回國建立曆史課程之前又去英國通過攻讀博士學位繼續他們的專業培訓的時代。這次運動還包括來自埃塞俄比亞和南非的主要曆史學家，但是，南非的一些曆史學家沒有選擇回到種族隔離國家的壓迫環境中。這同時也是歐洲和北美的學者們常常選擇延長在非洲的教學時間的時代。許多學者被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大學所吸引，該大學在20世紀60年代成為一個曆史研究中心，可以與伊巴丹大學相媲美。這些學者中有一個激進的圭亞那曆史學家沃爾特·羅德尼(Walter Rodney)，他1972年的著作——《歐洲是如何讓非洲欠發達的》(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標誌著“民族主義”方法轉向了更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經濟史研究。

支撐這種智力交流的是發展中國家相對繁榮的經濟狀況，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大宗商品繁榮時期。在這方麵，曆史學家可以被視為技術“專家”隊伍中的一員，他們從戰後的“第二次殖民占領”時期就開始在歐洲大陸上分散開來——這種近代的爭奪是為了獲取知識，而不是領土。隨著20世紀70年代嚴重的經濟衰退的到來，歐洲大陸大學短暫的擴張階段結束了。初露頭角的非洲學者繼續到海外進行博士培訓，越來越多的人去了美國，但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留在國外，而不是回國麵對國內的困難。

曆史的非殖民化在法國統治下的非洲起步較慢。就像在英國殖民地一樣，城市化和社會變革的速度迫使法國社會學家重新評估人們對非洲“部落”的固有看法。此類最重要的著作是喬治·巴蘭迪爾(Georges Balandier)撰寫的，他在1951年發表了一篇關於不斷變化的“殖民形勢”的富有洞察力的文章，四年後在法屬赤道非洲的首都布拉柴維爾發表了一篇關於非洲生活的裏程碑式的研究。巴蘭迪爾本可以繼續在創建新的法國非洲主義者院校方麵發揮領導作用。

然而，與以英語為母語的世界不同，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在法國學術界，曆史與人類學的關係仍將很差。馬格裏布大學是一個例外，它受益於大量的前殖民時期用阿拉伯語寫成的書麵材料(這是伊斯蘭學術的既定傳統)，以及位於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時代建立的阿爾及爾大學。與法國熱衷中央集權的傳統一致，其在非洲殖民地上建立的唯一一所大學是位於塞內加爾的達喀爾大學。但這所大學成立於1957年，是一所位於非洲土地上的法國大學，和巴黎的索邦大學一樣，它繼續教授殖民史，而不是非洲人民的被殖民史。即使在1960年獨立之後，達喀爾大學仍然完全融入了法國體係，其教學人員的“非洲化”及其知識轉向也很慢。直到1963年，達喀爾大學還沒有非洲人教授曆史。塞內加爾第一批獲得曆史博士學位的學生之一阿卜杜拉耶·萊(Abdoulaye Ly)就表示，他不會在自己的國家申請巴黎的工作。

根據公認的學科基本規則，非洲曆史專業化的重要性不應掩蓋這樣一個事實，即古老的“辯護主義”傳統繼續與大學研究並駕齊驅，並在與大學研究的不安對話中發展。部分原因是由於黑人文化認同運動的知識遺產，但也可能是因為索邦大學和達喀爾大學的殖民主義觀點揮之不去，這些對非洲過去研究的另類、更具投機性的方法在法語世界尤為突出。最廣泛意義上的黑人文化運動傳統的重要載體，是《非洲存在》(Presence Africaine)雜誌。1947年，塞內加爾知識分子阿利翁·迪奧普(Alioune Diop)在巴黎創辦了這本雜誌，作為對正在進行的法國殖民主義改革的同化主義理想的回應。1949年，《非洲存在》發表了普萊西德·坦佩爾斯神父(Father Placide Tempels)的《班圖哲學》(La Philosophie Bantoue， Bantu Philosophy)，這是一種“非洲思想”的普遍主義觀點，也是基於他在比利時-剛果的魯巴地區的傳教工作而產生的黑人創造精神。

然而，在這一背景下，最傑出的人物是塞內加爾曆史理論家切克·安塔·迪奧普(Cheikh Anta Diop)。從他的同樣由《非洲存在》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民族與文化》(Nations Ngres et Culture， 1955)開始，迪奧普的作品關注的是所謂法老埃及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文化統一。如第二章所述，考古學家和曆史學家以實證為依據，令人信服地駁斥了這一有爭議的理論。盡管如此，迪奧普猜測的可疑曆史基礎，並沒有阻止他的作品產生廣泛的影響，就像巴茲爾·戴維森更為冷靜的貢獻一樣，它遠遠超出了學術界的範疇。重要的是，迪奧普的觀點也受到了反殖民鬥爭的影響，到20世紀60年代初，他以激進的反對聲音進入塞內加爾政壇，反對詩人總統利奧波德·森古爾。1986年，他去世一年後，達喀爾大學更名為切克·安塔·迪奧普大學，這凸顯了他以埃及為中心理論的持續的吸引力。

後殖民國家

統一性與多樣性之爭不僅是一場關於非洲曆史本質的學術辯論，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塑造了非殖民化進程和後殖民時期正在進行的衝突輪廓。法國和英國在非洲的選舉使政治行動集中在個別領土上，在這些領土上所提供的真正利益衝淡了泛非洲主義統一性那陳舊而模糊的理想。1957年，黃金海岸成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第一個獲得完全獨立的國家，這個新國家采用了最早的蘇丹帝國的名字——加納。幾內亞隨後在1958年的投票中支持完全主權，而不是繼續與法國保持聯係，這導致了兩年後法屬非洲其餘地區的分裂和獨立。1960年，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尼日利亞、索馬裏和比屬剛果獨立。

這是一個令人歡欣鼓舞和極度樂觀的時刻——實際上，是一個真正為自己正名的時刻。然而，盡管泛非主義的火炬手、“大陸政府”的倡導者——加納的誇梅·恩克魯瑪發表了崇高的言論，但越來越明顯的是，獨立將在各個民族國家通過鞏固權力而得到保障。此外，隨著歐洲統治的強製性基礎的突然撤出，這些新國家的內部統一性也受到了懷疑。非洲內外的普遍看法往往認為，內部衝突是某種原始部落製度倒退的結果。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最近的研究表明，種族認同和區域間的敵對往往不是殖民統治的產物。曆史學家現在才開始意識到，後殖民時期非洲的社會衝突和政治暴力的根源到底有多麽複雜。

國家統一性和種族多樣性之間的這種緊張關係在前比屬剛果(現剛果民主共和國)最為明顯。20世紀50年代末，高度威權的比利時政權在最後一刻決定加入非殖民化的浪潮，試圖將其廣袤的中非領土與席卷整個非洲大陸的民族主義風隔絕開來，但以失敗告終。結果是災難性的。1960年6月，剛果軍隊將權力移交給由極具魅力的民族主義者帕特裏斯·盧蒙巴(Patrice Lumumba)領導的政府，幾天之內，剛果軍隊就發生了叛亂，反對繼續控製他們的白人軍官。一周後，礦產豐富的加丹加(Katanga)南部地區脫離了剛果，剛果陷入了多年來反複發生的武裝衝突之中，盧蒙巴被他的敵人謀殺，國家分裂為敵對政府、少數民族領地和外國幹預領地。

一方麵是擔心蘇聯的影響，另一方麵又擔心西方的新殖民主義，剛果成了非洲第一個冷戰戰場。所謂的“剛果危機”(剛果人自己也稱這段時期為“混亂時期”)在1965年結束，獨裁政權在記者出身的將軍約瑟夫·蒙博托(Joseph Mobutu)發動軍事政變後重新集中。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憑借他對文化和曆史“真實性”的扭曲看法，最終成為貪汙腐化的非洲獨裁者中的佼佼者，作為新生的“利奧波德”，掌管著被稱為“岩石破壞者”的最新化身。

剛果的災難是非殖民化和後殖民非洲國家失敗的一個極端例子。相反，非洲大陸的大多數新國家在沒有經曆這種災難性崩潰的情況下，通過談判實現了向獨立的過渡。事實上，20世紀60年代，許多非洲國家在領導人的既定目標——經濟“現代化”和“國家一體化”方麵取得了雖不引人注目但穩步的進展。反殖民民族主義的勢頭如今勢不可當，它在1961至1964年之間把英國的東非和中非帶到了獨立的邊緣，並在葡萄牙殖民地引發了解放戰爭，最終導致了對南羅得西亞(津巴布韋)白人殖民者政權的反抗。

圖28　非洲政治與非裔美國政治糾纏不清。1961年，在紐約市哈萊姆區舉行的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集會上，伊斯蘭國家的成員舉著印有被謀殺的剛果總理帕特裏斯·盧蒙巴畫像的標語，發起了一場示威活動

盡管非洲國家繼續貧困並普遍缺乏民主問責製，但20世紀60年代普遍的樂觀情緒仍然高漲。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在非洲史學的第一波浪潮中，即使是在剛果，在薩赫勒地區的貧困國家，在從種族隔離的南非北部的黑人“城鎮”到卡薩布蘭卡和開羅的廣大城市棚戶區，過去的韌性、創新和文化活力仍在繼續。對政治自由的追求並沒有取代對個人精神解放的追求，在20世紀下半葉，對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皈依繼續加速。最具象征意義的是，新的流行音樂形式為日常生活中的掙紮提供了富有感染力的原聲音樂，表達了對美好未來的渴望。到20世紀60年代末，剛果最著名的城市人物已經不是政治巫師蒙博托，而是吉他能手佛朗哥·盧安博·馬卡亞迪(Franco Luambo Makiadi)，英國爵士樂團的領袖，也是非洲第一位音樂巨星。佛朗哥的倫巴音樂席卷了整個非洲大陸，將蒙博托的剛果(1971年被重新命名為紮伊爾)從殖民和後殖民時期神話製造的黑暗中心變成了“舞蹈中心”。最近，曆史研究從政治和經濟向社會和文化的擴展，開始揭示日常生活中這些潛在節奏的動態。

然而，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樂觀情緒明顯惡化。1966年，加納民眾廣泛支持將誇梅·恩克魯瑪趕下台的軍事政變，這是民族主義領導人的承諾開始變得空洞的早期跡象。然而，一黨製國家隻讓位於軍事獨裁的“無黨製國家”。同年的一係列政變為尼日利亞從1967到1970年陷入內戰提供了催化劑。尼日利亞在企圖脫離比夫蘭(Biafran)獨立的過程中毫發無損，但處於軍事統治之下，獨立的希望幾乎破滅。

圖29　流行文化。1952年，進入種族隔離時代四年後，舞者們來到約翰內斯堡。照片由尤爾根·沙德伯格(Jurgen Schadeberg)拍攝，他是南非著名雜誌——《鼓》(Drum)的主要攝影師之一

接著在20世紀70年代，整個非洲大陸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衰退。未能使脆弱的經濟多樣化，擺脫對初級商品出口的依賴，意味著1973年石油危機後世界經濟陷入衰退，對非洲的影響是毀滅性的。簡而言之，戰後繁榮的終結意味著發展狀態的終結。由於無法提供迅速增長的人口所需要的服務，國家本身開始收縮，使越來越多的公民盡其所能自謀生路。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它開始與它的前任殖民者相似：非法、外來且具有掠奪性。不斷加深的危機也標誌著第一階段的新非洲曆史結束。當獨立的希望破滅時，第二代曆史學家不再關注土著國家締造者的成就，而是關注潛在的經濟和社會鬥爭，這些鬥爭往往彌合了殖民前和殖民時(至少是殖民後)非洲之間的鴻溝。

[1]　高等院校為非全日製學生聘請的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