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非洲的殖民主義

非洲的殖民統治來得很晚，其曆史也相對簡短。與16世紀初落入西班牙和葡萄牙統治並保持300年的拉丁美洲不同，非洲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被歐洲帝國征服。到了20世紀60年代，殖民時期就幾乎結束了。在非洲大陸的許多地方，它隻維持了兩代人：例如，摩洛哥於1912年成為法國的保護國，並於1956年再次獨立——受殖民統治的時期比主權恢複的時期要短。20世紀90年代末，在加納北部進行研究時，本書的一位作者采訪了一些老人和婦女，他們還記得1911年他們小時候的那場軍事運動，那場運動使他們的社區處於英國的統治之下。46年後的1957年，英國人走了。

與美洲形成進一步對比的是，美洲的土著人民遭受了災難性的人口崩潰和地區性的文化毀滅，但是大多數非洲文明都足夠強大，能夠在殖民征服的經曆中安然無恙地生存下來。歐洲在整個大陸的統治，利用了脅迫和種族主義的手段，這帶來的往往是暴力、剝削和創傷。但是它的影響卻大不相同：隨著時間的推移，從一個地區到另一個地區，從一個殖民地到另一個殖民地，從男人到女人，從年輕人到老年人，都會擁有差異，並且由非洲人自身及他們的殖民統治者共同塑造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因素也會作用於此。對一些非洲人來說，殖民統治是一種威脅；對另一些人來說，殖民統治是一種機會；對很多人來說，可能兩者都有。重建這些複雜的模式是當今非洲曆史學家麵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20世紀60年代，當曆史學家開始係統研究非洲曆史時，他們對當時即將結束的殖民統治時期並不特別感興趣。他們更關心的是回顧殖民前的非洲，以證明該大陸在實行歐洲統治之前有一段真實的曆史(見第六章)。殖民地的征服被視為一種非法的分裂，對某些人來說，這是一種與主題太接近、太痛苦，還沒有形成的“曆史”。在一個有影響力的提法中，尼日利亞先驅曆史學家雅各布·阿德·阿加伊(Jacob Ade Ajayi)將殖民主義描述為短暫的“非洲曆史插曲”，其特征是土著製度的基本連續性。畢竟，在20世紀50年代，殖民主義的曆史幾乎是唯一的非洲曆史：它是一個由歐洲人(通常是殖民官員自己)寫的關於歐洲開拓、發展的故事，非洲人幾乎沒有出現在其中。在解放鬥爭的鼎盛時期，當務之急是擺脫殖民統治，而不是分析殖民統治。正如弗雷德裏克·庫珀在一份關於殖民主義研究命運變化的調查報告中寫道：“許多學生認為，他們所需要了解的隻是殖民主義的恐怖。”

半個世紀過去了，情況發生了變化。在過去20年裏，人們對殖民時期的興趣大大增加。的確，人們經常在學術會議和研討會上聽到有人哀歎，殖民前的曆史現在被嚴重忽視了——如果你研究一下非洲主要曆史期刊的內容，這種擔憂似乎就能得到證實。這一轉變的部分原因僅僅是時間的流逝：歐洲帝國的衰落與20世紀50年代對非洲的爭奪一樣久遠。殖民主義現在已經成為曆史，其間的鴻溝為曆史學家提供了兩個重要的資料：書麵文獻和反思的時間。這不僅因為可以用來書寫非洲殖民曆史的資料比過去幾個世紀的資料多得多——盡管這無疑是吸引研究的一個因素，還因為越來越多的理論工具和分析見解，使曆史學家能夠以比以往更為複雜的方式來思考殖民主義。美洲、亞洲，甚至歐洲帝國的“大都市”本身也是如此。

這種新思維可以歸結為一個簡單的觀察：殖民主義不僅關乎歐洲統治者的所作所為或想法，還關乎非洲人(或亞洲人，或其他國家的人)的所作所為和想法。僅僅把殖民統治看作是對真正的“非洲”曆史的一種偏離，或者僅僅是在道德上應受譴責，都是不充分的看法。就像看待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問題一樣，曆史學家和所有人一樣，都傾向於對歐洲帝國主義的本質做出價值判斷。但是，他們的任務是超越這種判斷，以便重建非洲人民在殖民統治下的生活經曆及其所有複雜性和矛盾性。

阿加伊的正確之處在於，他認為帝國權力並不像它試圖假裝的那樣具有統治力、連貫性或統一性。隨著非洲人積極參與建立殖民主義世界的方式越來越為人所知，獨特的“殖民時期”的概念本身也變得有問題。曆史學家不再把非洲大陸的過去，看作是一係列鮮明的前殖民、殖民和後殖民時期，而是越來越關注這三個時期之間的連續性和變化模式。

征服

就非洲內外部對非洲過往的普遍看法而言，歐洲在19世紀末對領土的“爭奪”或許是整個非洲大陸曆史上最著名的一段插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仍然是最不被人理解的。部分原因在於，殖民征服往往更多地被視為歐洲曆史上的事件，而非非洲曆史上的事件：一場帝國對抗、高級外交和大膽軍事壯舉的戲劇，在非洲人很少有發言權的廣闊大陸舞台上上演。此外，盡管在某些方麵把這場征服看作是一場爭奪是有益的，但它也是一係列地區性的爭奪，其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因為不同的原因在非洲大陸的不同地區展開。

關於這些原因的曆史爭論，已經轉向一係列相互交叉的問題：分裂的根源是在歐洲還是在非洲？經濟動機在多大程度上是關鍵因素？向征服領土的轉變代表了一種明顯的新型帝國主義，還是從舊形式的非正式控製延續下來的？當英國自由主義作家J.A.霍布森(J.A.Hobson)認為，1899至1902年的南非戰爭(或稱布爾戰爭)是為了讓英國的資本家能夠控製該地區的金礦而發動的時候，這些問題開始在歐洲出現。近年來，由於曆史學家對單一原因的解釋和宏大的“元敘述”持懷疑態度，轉而探究殖民征服經曆中歐洲和非洲產生的眾多不和諧聲音，這些聲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在所有這些爭論中，讓我們從一些關鍵事實開始討論。在19世紀的最後25年中，歐洲對非洲的逐漸滲透突然加速，成為一場曠日持久的領土征服的戰爭。所涉及的帝國主義列強是那些有著既定商業利益和沿海飛地的國家，包括英國、法國和葡萄牙(後者可追溯到16世紀)，以及迄今為止與非洲大陸幾乎沒有關係的集團，包括德國和意大利，還有建立了私人殖民地的比利時利奧波德國王(King Lopold of Belgium)。

在19世紀80年代初，這些新來者插手非洲事務，特別是俾斯麥領導下新統一的德國，威脅到英國的既定地位——英國是19世紀的世界霸主，其商人控製著非洲的大部分對外貿易。法國的新“前進政策”(forward policy)同樣如此，在19世紀80年代初，法國的“前進政策”允許其駐塞內加爾的軍事指揮官自由地擴大對內陸領土的控製，同時鼓勵其在其他地方的代理人與當地統治者簽訂條約。對歐洲列強來說，非洲貿易的價值很小，例如，與非洲的貿易在英國海外貿易中的占比不到5%(其中大部分是與埃及和南非的貿易)。但在經濟衰退、沿海地區已建立的商業關係日益緊張、對內地的了解不斷增長之際，歐洲大陸的強力“開發”行動將確保非洲潛在財富的吸引力，這些行動在說服歐洲政治家默許一小部分帝國主義愛好者和機會主義者日益尖銳的要求方麵，發揮了關鍵作用。

征服的投機性顯而易見，將競爭對手排除在潛在利潤豐厚地區的願望，往往比保護既定利益更為重要。但在歐洲瓜分非洲的過程中，也存在著強烈的合作壓力。非洲大陸的對外開放被視為一項崇高的“使命”，不僅是為了與之進行貿易，而且通過對外開放教化落後、愚昧的人民。帝國主義的言論是利己主義、種族傲慢和傳教士熱情的混合體，在許多方麵與早期的反奴隸貿易運動相似。帝國主義的合作在1884至1885年著名的柏林西非會議上也表現得很明顯，那次會議旨在解決現有的領土爭端，並為隨後的兼並製定基本規則。總的來說，遊戲規則起作用了。19世紀90年代，在劃定沿海勢力範圍之後，為了確立對內陸腹地的“有效占領”而展開了一場你爭我奪的競賽。盡管普遍存在沙文主義和武力恫嚇，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從來沒有兩個歐洲大國在非洲打過仗。

簡而言之，這就是故事的歐洲部分。在地麵上展開征服的現實當然要複雜得多。首先，避免帝國對手之間的暴力並沒有延伸到它們的非洲對手身上。占領通常是通過談判和條約來保證的，可疑的“保護”被擴展到地方統治者。但在許多地區，歐洲軍隊麵臨著頑強的武裝抵抗，抵抗往往發生在非洲國家和社區內部就如何最好地捍衛地方主權進行激烈辯論之後。武裝抵抗要麽來自軍事化國家(其中，許多國家在動**的19世紀早期就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力量)，要麽來自頑固獨立的無國籍民族，對他們來說，任何形式的推翻都是可憎的。

然而，麵對歐洲工業技術的壓倒性優勢，武裝抵抗被證明是徒勞的。值得注意的是，當法國在1830年入侵阿爾及利亞時，它在武器技術方麵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優勢，並卷入了一場代價高昂、長達17年的消耗戰，這場戰爭打擊了大量大都會軍隊。相比之下，到19世紀末，“帝國的工具”殘酷地將非洲的武士精英掃到一邊。這些工具不僅僅是槍支，還有藥品、輪船、鐵路、電報和工業國家的組織能力。然而，至關重要的是武器裝備的技術差距，1898年的烏姆杜爾曼戰役(Battle of Omdurman)就是一個可怕的例證，當時蘇丹馬哈德斯坦(Mahdist)士兵多次向基奇納(Kitchener)的機關槍開火，造成約11 000人死亡，而英方僅有49名士兵喪生。

廣泛使用當地招募的非洲士兵進一步促進了征服，重要的是也降低了征服的成本。許多人曾經是奴隸，他們從推翻現存秩序中獲益良多。這種雇傭軍的早期榜樣是塞內加爾的鐵騎兵，即“塞內加爾步槍兵”，他們為法國服務，一路戰鬥，穿越西非的蘇丹地區。隻有兩個非洲國家的統治者與他們的歐洲對手，具有相匹配的政治和軍事資源，即南非的布爾白人共和國和古高地王國埃塞俄比亞的統治者。前者與大英帝國的強權對抗了三年，在1902年一場痛苦而代價高昂的戰爭後終於投降。埃塞俄比亞獨自贏得了權力之爭，在1896年擊敗了入侵的意大利軍隊，通過條約獲得了主權，並繼續擴大自己對周邊人民的帝國統治。直到1936年落入墨索裏尼侵略的法西斯軍隊之手之前，埃塞俄比亞一直保持獨立。到那時，武器差距進一步擴大，皇帝海爾·塞拉西(Emperor Haile Selassie)的騎兵屈服於意大利的盔甲、飛機和毒氣。

圖19　征服。馬哈德斯坦指揮官穆罕默德·伊本·艾哈邁德（Mahmud Ibn Ahmad，他的簽名出現在阿拉伯語中）在1898年英埃征服蘇丹的阿特巴拉戰役中被俘後，遭到蘇丹第10營的士兵扣押。穆罕默德穿著吉巴（jibba，意為安薩爾的貼花罩衫），馬哈德斯坦運動勇士們的服飾

盡管瓜分的速度很快，但殖民征服的進程在一些地區持續了幾十年。1912年，在摩洛哥落入法國的統治、利比亞落入意大利的統治之後，除埃塞俄比亞和非裔美國人定居國——利比裏亞外，整個非洲大陸在名義上都被納入了歐洲帝國。然而，殖民地的軍隊和官僚機構規模很小，大片領土仍處於有效控製之外。例如，對西非森林和整個蘇丹區的無國籍人民的征服持續了很長時間，其特點是以整個社區為目標的殘酷的懲罰性探險。

其他民族則奮起反抗早期殖民國家的壓迫性要求，尤其是1896年南羅得西亞的恩德貝勒(Ndebele of Southern Rhodesia)、1900年黃金海岸的阿桑蒂、1904年德國西南非洲的赫雷羅(Herero)，現在分別是津巴布韋、加納和納米比亞三個國家。也許最著名的反對殖民統治的起義是1905至1907年在德國東非(現在的坦桑尼亞)發生的馬及馬及起義，它團結了不同的民族，打著分發聖水(Maji)的宗教運動的旗號，以保護他們免受德國子彈的傷害。和赫雷羅反抗一樣，在隨後的鎮壓和饑荒中，生命損失是巨大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對抗德國軍隊的盟軍運動席卷而來時，這個受到破壞的地區還沒有恢複過來。

然而，在殖民早期的非洲，最具破壞性的社會破壞和生命損失，發生在比利時利奧波德國王所統治的剛果獨立國(Congo Independent State)。在這裏，暴力與鎮壓叛亂無關，而與絕望地企圖從赤道森林裏分散的人口中以象牙和橡膠的形式攫取財富有關。這是約瑟夫·康拉德的小說《黑暗的中心》(Heart of Darkness， 1901)和他的短篇小說《文明前哨》(Outpost of Progress， 1897)的背景。傳教士和記者努力提醒世界注意在剛果發生的暴行，這被視為20世紀第一次成功的人權運動。1908年，利奧波德迫於國際壓力，將自己的大片私人領地移交給了比利時政府。

除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外，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瓜分非洲的最後行動。1918年戰敗後，德國失去了其殖民地，這些殖民地由獲勝的盟國瓜分，從技術上講，這是在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監督下的“授權”。戰勝國包括從1910年開始實行自治的大英帝國的南非聯邦，當它被授予對鄰近的西南非洲的托管權時，它以自己的權力成為亞帝國(subimperial power)。“亞帝國主義”的多層次性質在蘇丹也很明顯，蘇丹在馬哈德斯坦政權被再次征服之後，由英國及其保護國埃及共同統治。戰爭的餘波見證了帝國的進一步重組，1922年，埃及民族主義的複興迫使英國承認了這個國家的半獨立。埃及和南非是例外。在征服時代的暴力之後，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歐洲的統治在整個熱帶非洲似乎是安全的。但這些重疊的年表說明了問題：當最終的非洲帝國地圖剛剛成形時，殖民主義瓦解的最初跡象就開始顯現了。

殖民國家

歐洲列強是如何統治它們新的非洲帝國的？“殖民主義”在非洲語境中的確切含義是什麽？在考慮這些問題時，必須強調的是，很少有人係統地考慮如何管理非洲財產。此外，人們的想法很少能脫離計劃，當統治者麵臨須以緊張的預算來管理大片領土和各種各樣——常常是頑固不化的人民——嚴峻的現實問題時，這種想法往往會煙消雲散。分裂的速度意味著殖民地國家從一開始就是即興事件，對它的管理基於各種主要由當地條件決定的臨時安排。關於如何最好地管理“當地人”的想法往往是從以前的殖民地遭遇轉移過來的：英國的想法來自印度帝國，法國的想法來自北非阿爾及利亞的橋頭堡。但這樣的想法往往是有爭議和矛盾的。例如，法國官員對伊斯蘭教表現出一種矛盾的態度：穆斯林通常被認為在文明方麵優於“異教徒”，但又被視為天生不忠。

至少在早期，各國的統治“風格”有一些不同。法國官員往往很快就廢除了不合作的非洲統治結構，這符合試圖通過將土著社會“同化”到西方文化中，最終改變土著社會的模糊意識形態。同化概念的核心是公民和主體之間的區別，後者受製於“土著”法律法典《土著人法令》(Indigénat，受葡萄牙人和比利時人操控)苛刻的條款。相比之下，英國官員更傾向於利用現有的統治者，特別是現有統治者是可以與之做生意的貴族威權主義者時，就像尼日利亞北部索科托哈裏發國的埃米爾(emirs)[1]一樣。

尼日利亞北方的魯加德勳爵(Lord Lugard)率先提出的這種更為保守的模式，後來被稱為“間接統治”。到了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當成本效率成為當時的主流時，整個非洲大陸的所有殖民國家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這種形式。歐洲帝國主義列強以非洲人沒有能力正確管理自己為借口侵略非洲；然而，殖民統治一旦在那裏建立起來，他們發現，沒有非洲盟友和中間人的參與，他們就無法治理國家。

正如曆史上各個帝國的情況一樣，許多非洲人選擇接受新的殖民秩序，並努力把它變成他們自己的優勢。這些人從加入殖民地軍隊的卑微的前奴隸、把識字作為社會和經濟進步途徑的文員和口譯員，到與歐洲勢力結盟而鞏固自己政治地位的國王和酋長，不一而足。後者中，最著名的一位是阿波羅·卡格瓦爵士(Sir Apolo Kagwa， 1869—1927)，他在與英國聯手推翻位於現代烏幹達境內的布幹達王國(Buganda kingdom)統治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19世紀80年代，基督教傳教士在布幹達產生了重大影響，吸引了雄心勃勃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新近擁有的讀寫能力為他們贏得了“讀者”的地位。在20世紀末，當穆斯林、新教和天主教的敵對派係在王室爭奪權力時，年輕的卡格瓦成為新教徒的領袖，與即將到來的英國軍隊結成聯盟，並在他們的支持下成為“首相”(katikiro)。

在傳教士、民族學家約翰·羅斯科(John Roscoe)的鼓勵下，卡格瓦開始收集口頭傳說。1901年，他出版了《布幹達之王》(Basekabaka be Buganda)，這是盧幹達(Luganda)關於它的人民曆史和風俗的三部著作中的第一部。作為典型的現代化者和“文化經紀人”，卡格瓦巧妙地在殖民權力和本土文化之間進行了調解。他在自己用印刷機出版的書上，描述了布幹達皇室曆史的最早變遷。與約翰遜的《約魯巴人的曆史》一樣，卡格瓦的作品當然是曆史的一個特殊版本。它還引發了一係列作品的發表，這些作品是由鄰近王國的文化代表撰寫的，如布幹達的長期競爭對手布尼奧羅(Bunyoro)。現代曆史學家把這些早期的書麵曆史看作是複雜的原始資料來源，需要對它們產生的權力結構進行仔細的語境化。然而，對許多烏幹達人來說，卡格瓦的書已經代表了布幹達曆史的“官方”版本。他作為文化傳承人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

這些非洲盟友之所以至關重要，原因很簡單：非洲的殖民統治是廉價的。這對大英帝國和貧窮落後的葡萄牙來說都是事實。對尚未開發的財富的宏偉願景和極度膨脹的希望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執行法律和秩序、提高稅收和動員勞動力方麵，官僚機構捉襟見肘，正在進行一場持續不斷的鬥爭。由此產生的經濟體係與殖民前的曆史一樣多樣化，而且在許多地區都是基於19世紀的商業轉型。非洲農民已經建立了可行的出口經濟，特別是在埃及和西非沿海和森林地區，殖民地國家迫切希望他們繼續擴大商品生產。相比之下，偏遠、貧瘠的內陸地區，如法屬西非的蘇丹地區，往往受到更為強製性的稅收提取措施的影響，包括根據土著條款提取的懲罰性人頭稅、強迫勞動和強製種植。

法國和比利時統治下的赤道非洲，以及葡萄牙統治下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大部分地區也存在著強迫的特征。特別是在赤道森林地區，這個早期殖民國家的資源非常匱乏，以至於將大片領土的控製權交給了所謂的“特許公司”，這些公司的主要目的是迅速掠奪盡可能多的財富。正如西非的農民農業製度建立在前殖民主義的倡議之上一樣，特許政權也被視為19世紀席卷剛果盆地的野蠻暴力的奴隸和象牙貿易的延續。這是一個掠奪者的國家，剛果河下遊的人民將其擬人化為“岩石的破壞者”(bula matari)。這場破壞如此之大，以至於讓·範西納認為，征服意味著整個赤道中部非洲的“舊傳統的消亡”，這與雅各布·阿加伊對殖民時期的看法形成了鮮明對比。這兩個相反的曆史觀點充分說明，殖民經驗經曆了廣袤地域的多樣性。

圖20　文化經紀人。1902年，布幹達的首相——阿波羅·卡格瓦(右)和他的朋友——現代化基督教徒哈姆·穆卡薩(Ham Mukasa)合影。本傑明·斯通爵士(Sir Benjamin Stone)攝

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法國統治的北非和英國統治的肯尼亞、南羅得西亞及1910年之前的南非，官員們認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應該是白人殖民者，而不是非洲生產者。在這些地區，“殖民主義”又有了完全不同的含義。歐洲共同體仍然是世界各地的少數民族，包括在非洲大陸兩端的兩個白人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和南非。但是，盡管存在爭議，殖民者對他們各自殖民地的經濟和社會變化的發展軌跡有著不成比例的影響。對非洲土著居民來說，這種影響往往是有害的：殖民者通常被分配最好的農業土地，這些土地以前的監護人要麽淪為沒有土地的勞工，要麽被迫進入過度擁擠的“土著保護區”。在英國的東非和南非殖民地，大量的印度移民使情況更加複雜，他們在殖民地的種族階層中占據了一個模糊的中間層地位。

圖21　工作和流動性。1914年，在比屬剛果鋪設鐵路

此外，在南非、南羅得西亞和北羅得西亞(現在的讚比亞)，以及比屬剛果的南部，歐洲礦業公司與白人農民爭奪非洲勞動力。在早期，許多非洲工人和農民，特別是尋求擺脫父權的年輕人，利用了新發現的有薪勞動力和擴大糧食市場的機會。然而，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由於土地轉讓和移民勞工製度的要求給許多非洲社區帶來巨大壓力，所謂的“殖民者采礦”經濟變得越來越具有強製性。

對整個非洲大陸的非洲人提出的所有這些要求，包括交稅、種植新作物、為白人定居者讓出土地、到新地區去工作，在殖民主義的核心造成了另一個矛盾。歐洲人對非洲最重要的看法是，它是靜態的、原始的、“傳統的”——殖民統治者大體上認為，維護這種條件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也符合他們的非洲臣民的利益。然而，對該大陸自然資源和人力的開發正在造成廣泛的社會變革。從北方到南方，人們被吸引到現金經濟中，重新構建家庭關係，搬到城鎮和城市，打破舊的忠誠紐帶，建立新的忠誠紐帶。

這些紐帶中的一部分被單獨控製在各個領土內，在20世紀30年代產生了一種早期的歸屬感，比如說，塞內加爾人、尼日利亞人和肯尼亞人。其他人則跨越殖民邊界，在各地區之間建立聯係、傳播思想，對極少數非洲人來說，甚至超越了非洲大陸本身的海岸線。不斷擴大的歸屬網絡，其範圍從工人階級從屬關係到作為非洲人或黑人的身份。更多的非洲人信奉伊斯蘭教和基督教。許多人也通過西方教育尋求社會進步，這種教育通常由教會學校提供，因此與基督教皈依者的個人解放有關。教育設施差別很大，從不存在的設施到勉強夠用的設施，隻有少數人有機會升到小學以上。但擴大識字率是非洲的革命性變化。因此，說非洲社會從殖民主義中幸存下來，並不是說它們沒有改變。

殖民地知識

為了統治非洲，殖民地官員需要非洲語言、文化和法律方麵的知識，在許多地區，這些知識是在當地中介機構的協助下，在占領的幾年內開始編纂的。在某些情況下，這一進程擴展到對過去的認識，特別是在法屬北非和西非殖民地的一些行政官員和學者的工作中。早在1856年，有關阿爾及利亞的曆史資料就出現在《非洲經》(Revue Africaine)上，到1900年，歐·霍達斯(O.Houdas)翻譯的《塔裏克蘇丹》已在巴黎出版。在這方麵最傑出的人物是莫裏斯·德拉福斯(Maurice Delafosse)，他於1909年在巴黎殖民學院開始教授非洲語言。在霍達斯的幫助下，他翻譯了另一部偉大的廷巴克圖編年史《塔裏克法塔什》。1912年，他對曼德世界(浩特-塞內加爾-尼日爾)進行了三卷本的大規模調查，包括從編年史和口述資料中獲得的大量曆史資料。英國的一個類似人物是H.R.帕爾默(H.R.Palmer)，他沉浸在對尼日利亞北部曆史的土著敘述中。這些作品都是他們那個時代的產物——例如，帕爾默是含米特假設的堅定信仰者，但他提醒我們，把非洲視為一個沒有曆史的大陸的殖民願景遠非一成不變。

圖22　小鎮生活。過路的小販或購物者在路易·法伊德赫比(Louis Faidherbe)雕像下擺好姿勢。法伊德赫比是法國總督，於19世紀50年代在塞內加爾的殖民地首府聖路易(Saint-Louis)發起了對塞內加爾的征服。埃德蒙德·福捷攝，約1900年

專製主義與裝飾主義：關於間接統治的爭論

直到最近，曆史學家才開始詳細研究非洲殖民時期的社會和文化變遷。其結果是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非洲人有能力繼續塑造自己的生活，以及塑造殖民主義本身的性質。我們對殖民統治的了解越多，它似乎就越支離破碎、相互矛盾和具有可塑性，這取決於一些非洲人的積極參與和充分的自治空間(這些自治空間使一些人可以追求自己的事業)。非洲人不再被簡單地看作是通過直接的“抵抗”或自私的“合作”，來“回應”強加的外來統治。借用大衛·羅賓遜研究法國殖民當局與塞內加爾和毛裏塔尼亞穆斯林社會關係的著作，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都嚐試過各種“和解之路”。簡而言之，脅迫和統治是不存在的；“遷就”“遭遇”“侵占”和“非洲代理機構”是存在的。

就像思考奴隸貿易影響的新方法一樣，這裏的危險是因噎廢食：為了接受新的範式而忽視基本原理——或者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回到更老的範式。僅僅因為殖民主義軟弱無力，並不一定意味著它的強製性就會有所減弱。事實上，正如我們在赤道非洲所看到的那樣，國家越虛弱，它就可能越暴力和越野蠻地剝削。跨越時間與地域的殖民體驗非常多樣，即使是發生在一片領地內，也會使顛覆曆史傳統成為一件危險的事情，更不用說是發生在整個帝國內。

這一點在著名(非非洲主義)曆史學家最近關於大英帝國的兩本書中表現得很明顯：大衛·卡納丁(David Cannadine)的《裝飾主義》(Ornamentalism)和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帝國》(Empire)。在《裝飾主義》(對愛德華·薩義德《東方主義》的巧妙運用)一書中，卡納丁認為，理解帝國統治的關鍵不在於英國統治者與本土“他者”之間的種族差異，而在於英國與本土階層之間的階級親緣關係。弗格森的《帝國》雖然承認帝國征服的殘酷，但認為大英帝國在傳播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法治和民主方麵是一股積極的力量——這些價值觀是許多殖民地人民熱切追求的。兩部作品都有嚴肅的觀點；當然，這兩位曆史學家都不能被指責為帝國主義的辯護者(盡管有些人認為弗格森很接近)。然而，很可能這兩種觀點充其量都隻是部分正確。與以往關於“爭奪”(scramble)的爭議一樣，我們需要格外小心，以免籠統地宣布非洲和其他地方的“殖民統治”到底是什麽。

卡納丁和弗格森提出的關於大英帝國的問題——殖民統治的性質，殖民地人民自己想從帝國的遭遇中得到什麽——遠遠沒有以某種方式得到解決，而是在繼續被非洲曆史學家重建和提煉。一組問題是關於非洲人在創造“傳統”“風俗”和新身份方麵的作用——它們都是在間接規則製定的大背景下產生的。在這裏，這些問題與我們關聯密切，因為它們涉及當地民族誌和曆史知識的產生，例如約翰遜的《約魯巴人的曆史》和阿波羅·卡格瓦的《布幹達之王》。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類似的著作往往產生於非洲社會內部對過去的控製和對現在的要求的辯論和鬥爭中。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喬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的《麵對肯尼亞山》(Facing Mount Kenya， 1938)，這是一部關於肯尼亞基庫尤人(Kikuyu)的曆史人種誌，它試圖調和基庫尤人對白人殖民者和殖民國家失去土地和主權的矛盾反應。

爭議的核心是“傳統的發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的概念，這個詞是1983年由埃裏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和特倫斯·蘭傑(Terence Ranger)創造的；也就是說，那些被認為是古老的、永恒的傳統(不僅在非洲，而且在歐洲和其他地方)往往不是這樣的，而是最近為使政治權力的行使合法化而創造的。有了這一洞見，許多曆史學家發現傳教士、官員和人種學家與當地中介機構勾結，對非洲施加了一種明顯的新“殖民”觀點。正如我們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這種觀點認為非洲社會由一係列不同的部落組成。正是這些部落，每一個都有自己的一套傳統、風俗和法律，每一個都有自己的“首領”，他們的權力得到殖民地官員的支持，構成了間接統治的基石。據學者馬哈茂德·曼達尼(Mahmood Mamdani)稱，間接統治創造了一係列“分權專製”，即在殖民統治結束後幸存下來的非法權力結構，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當代非洲的政治威權主義。簡而言之，殖民統治者開始保護非洲社會，但這是由他們自己創造的非洲社會。

這些見解對探索殖民統治對非洲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但反過來，它們又被批評過於“建構主義”，也就是說，過分強調殖民勢力操縱當地知識的能力，過分強調非洲人在接受虛構的傳統時容易上當受騙。有人認為，“傳統”要比這複雜得多：它們至少需要一些曆史依據和合法性，否則它們就不會成為統治的工具。例如，曼達尼的論文《權力下放的專製》(Decentralized Despotism)應該受到批評，因為它低估了上麵提到的成倍增長的社會聯係，這些聯係切斷了間接的統治者。正如我們在19世紀約魯巴族和祖魯族身份的出現時所看到的，這些進程往往在殖民統治強加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到了20世紀30年代，即使是最富裕的殖民國家也開始采取控製行動，它們在遏製或理解自己所引發的變化方麵的能力異常不足。

爭議還在繼續，隨著更多的人了解非洲人自己在想象和重新想象傳統、身份和權力概念方麵的作用，“發明”的概念將進一步完善。

圖23　間接的統治者。巴姆（今喀麥隆）國王恩喬亞（Njoya）坐在首都福本（Foumban）的串珠王座上，和他的宮廷成員以及奧地利商人魯道夫·奧爾登堡（Rudolf Oldenburg）合影。恩喬亞（1885—1933年在位）是一位孜孜不倦的革新者和現代化者，他見證了結合伊斯蘭教、基督教和本土實踐的新宗教，由德語、法語和當地語發展而來的新語言，以及用來記錄他的王國的曆史、法律和風俗的表意文字的誕生。海琳·奧爾登堡（Helene Oldenburg）攝，1912年

[1]　對某些穆斯林統治者的尊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