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非洲過往：曆史之源

與各地曆史學家一樣，非洲曆史學家也麵臨著重大限製。在思考那些試圖恢複非洲過往的人所麵臨的特殊問題之前，對研究世界其他地方曆史的曆史學家所同樣麵臨的許多類似的問題進行強調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普通男性勞動者、婦女和兒童的生活往往難以捕捉和解釋，有時候甚至不可能捕捉和解釋。同樣，非洲也麵臨著自己的挑戰，有些挑戰是艱巨的，而且並非所有挑戰都有解決方案。在應對這些挑戰的過程中，曆史學家研發了一係列方法，不僅提高了非洲曆史研究的複雜性，而且強化了整個曆史研究領域的研究技術和分析手段。非洲曆史學家在為儲存有關人類過去的知識做出貢獻的同時，也成為一係列技術開發的先驅者，這些技術使現代曆史學家能夠對我們所有祖先的生活，進行更有效、更富有同情心的分析。

證據

證據問題是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非洲曆史構建領域爭議的核心。所有的曆史研究都需要證據作為支撐。可靠的資料來源提供了過去的知識，使曆史學家得以分析、解釋、比較和推理。相反，缺乏資料來源則讓我們對過去的知識不得而知。不管它多有吸引力，如何取代史料，也隻能是假設，而不是學術研究。戰後非洲曆史研究的先驅們曆經早期的兩大“戰役”，其一是消解學術界對恢複非洲過往的可能性所持的懷疑態度。最近，一些觀察人士認為，這種保守主義天生就是種族主義，是杜波依斯和漢斯貝裏在爭取非洲在世界曆史上的一席之地時，所麵對的態度的延續。雖然有些懷疑者可能會被種族主義所激怒，但他們的反對意見更多地依賴於他們對曆史的理解以及曆史可能是什麽。另一大戰役是針對既定的“搞”曆史研究的方法的攻擊，它的目的是規避非洲大部分地區極度缺乏書麵記錄的困境。這兩大戰役關係密切，雖然前者大體上已經贏得了勝利，但後者遠未結束，因為研究和撰寫非洲曆史的方法需要具有持續的創造性。

非洲在曆史學科發展的特定階段遭遇了真正的挑戰。在20世紀中葉，曆史已經自命為一門有著自己的(對某些人來說，甚至是科學的)方法論的學科，它試圖將自己與古物研究、逸事及堆積如山的假定事實區分開來。這種方法的核心是發現書麵文件，然後批判性地閱讀書麵文件(所謂的“原始資料”)。此類原始資料在檔案館和圖書館中的數量最多。優秀的曆史學家要做的是用原始資料的作者的母語來閱讀這些材料，“如饑似渴”地在“字裏行間”閱讀原始手稿。如果可能的話，還要依據其他資料來源加以佐證。

如果說文字材料是公認的曆史研究的原始材料，那麽曆史學家又是如何雄心勃勃地想寫出非洲曆史的呢？大多數的非洲語言都不是抄寫語言，也就是說，在19世紀末或20世紀以前它們是用來口述而不是用來書寫和閱讀的。但具有開創性的曆史學家首先希望恢複的是早期的非洲曆史。在非洲大陸擺脫殖民統治的鼓舞下，他們試圖向持懷疑態度的同事和更廣闊的世界表明，在被歐洲征服之前，非洲大陸有自己的曆史——本可以作為非洲以後發展的模板。對許多人來說，由殖民征服產生及帶來的關於非洲曆史的資料已被破壞。有人認為真正的非洲聲音在這種材料中被震聾或歪曲了。

20世紀50年代以前，非洲曆史的大部分內容都屬於“帝國曆史”的既定傳說，其流派由歐洲探險家、傳教士、殖民地總督和商人等非洲職業人士所主導。在歐洲帝國的創建和毀滅中，非洲人本身往往被視為客體而不是主體。然而，並非所有的文獻都天生缺乏同情心，特別是英國和法國的文獻，它們都有生動、多樣的反帝國主義記錄，這些曆史文獻闡述了殖民征服對非洲人的惡劣影響。然而，這些曆史文獻實際上比它假裝的更接近帝國聖徒言行傳，它也傾向於將非洲人客體化，而沒有認真對待他們的長期曆史和他們的社會組成。畢竟，非洲人在習慣性被忽視或被視為長年受害者之間沒有多少選擇。可類比的情況可能是，法國和英國沒有自己的早期曆史，除了羅馬擴張以及在早期羅馬的基督皈依中扮演有利或敵對的角色。正是這種簡化和歪曲，使得非洲新曆史學家開始糾正這些問題。

書麵文獻來源：第1部分

土著文字記錄並非完全缺失。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古埃及文字，它的破譯在19世紀20年代將曆史與史前史的界限追溯到數千年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對法老新王朝文化變遷的了解比我們對18世紀庫巴文化變遷的了解還要多。”3000年以後庫巴(一個中非王國)的主要曆史學家讓·範西納(Jan Vansina)悲歎道。書麵語言也為埃塞俄比亞的曆史提供了異常豐富的資料。從公元5世紀開始，埃塞俄比亞科普特教會(Ethiopian Coptic Church)——最早的基督教會之一，就使用了一種叫作吉茲(Ge’ez)的手寫語言(其手稿起源於古代的南阿拉伯)來翻譯《聖經》，並記錄它所占有的土地、祈禱者、治愈信條及聖徒的生活。在這些教會文件之外，還增加了皇家編年史以及中世紀的法律和曆史匯編文件，如《基布雷內加斯特》(Kebra Nagast，或稱《國王的榮耀》)，它呈現了埃塞俄比亞國王統治的意識形態基礎。

伊斯蘭教的進步確保了阿拉伯語(《古蘭經》的語言)在有識之士中的傳播。到了公元8世紀，有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珍貴信息片段，開始從穆斯林旅行者和地理學家的敘述中浮現出來。事實證明，這些資料對於恢複蘇丹王國和東海岸斯瓦希裏城邦的早期曆史至關重要。然而，這些仍然是外界短暫的印象(見第一章)。直到許多世紀以後，當地書寫的阿拉伯語編年史才出現在撒哈拉以南：首先是《基爾瓦編年史》(Kilwa Chronicle)，講述了今天坦桑尼亞沿海城鎮基爾瓦的曆史(1520)；接著是艾哈邁德·B. 富圖瓦(Ahmad B. Furtuwa)對蘇丹中部博爾努州(Bornu)的描述(1576)；然後是兩部偉大的“廷巴克圖編年史”——《塔裏克法塔什》(Ta’rikh al-fattash， 1655年完成)和阿爾薩迪(al-Sa’di)的《塔裏克蘇丹》(Ta’rikh al-sudan，1655)。此外，從18世紀起，阿拉伯文字也成為豪薩語、福爾富德語(Fulfulde)和斯瓦希裏語這三種主要非洲語言音譯的基礎。

圖12　19世紀90年代，埃塞俄比亞東正教司鐸在厄立特裏亞展示宗教手稿。來自費迪南多·馬提尼(FerdinandoMartini)的《內爾的意大利非洲》(Nell’Africa Italiana，米蘭，1895)

由於1652年荷蘭在殖民地好望角(後來的南非)發展種植業，因此我們可以接觸到用荷蘭語寫成的文獻，並且越來越多地接觸到用荷蘭語的本土發展變體——南非荷蘭語(Afrikaans)書寫的文獻。南非荷蘭語是一種由非洲語、葡萄牙語和馬來語組成的語言。這些資料來源的時間深度和豐富性，使南部非洲的曆史學家能夠以某種程度的細節重建過去的某些方麵，這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陸的其他地區是難以效仿的。與穆斯林遊客對非洲黑人的描述以及15世紀歐洲商人、傳教士、士兵和探險家產生的大量文獻一樣，這些材料大多是片麵的、帶偏見的和誤導性質的。就像所有的曆史資料一樣，它們需要更多批判性的閱讀和細致的分析。

一旦進入19世紀和20世紀的歐洲帝國主義時代，關於非洲人的文獻和非洲人自己撰寫的文獻的數量就急劇增加。這些材料的大部分，特別是非洲人自己撰寫的文獻是在基督徒的傳教工作中產生的。早在19世紀末征服和分裂非洲之前，傳教士就已經出現在非洲大陸的許多地區。早期，基督教皈依者寥寥無幾，但新教使團特別重視將《聖經》、讚美詩和祈禱詞翻譯成當地語言。與《古蘭經》最好是用原版阿拉伯文來聽和讀不同，基督教的《聖經》歡迎被翻譯。因此，往往是傳教士，包括非洲和歐洲的傳教士，帶頭將許多語言的口頭交流形式轉變為書麵交流形式。這項語言工作的最終目的是使非洲人皈依基督教，但它也導致了大膽的新曆史書麵形式的出現，其中大部分書麵形式是受到《聖經》本身的敘述驅動的啟發。基督教著眼於進步的未來，但它也產生了思考過去的新方法。

這一進程首先出現在基督教化、英語化和自我意識現代化的19世紀西非沿海貿易散居地。它形成於非洲史學的兩個開拓性裏程碑中，這兩座裏程碑是塞繆爾·約翰遜的著作《約魯巴人的曆史》和卡爾·克裏斯蒂安·林德爾夫(Carl Christian Reindorf)的著作《黃金海岸和阿桑蒂曆史》(History of the Gold Coast and Asante， 1895)。兩位作者都是為新教傳教而被任命的牧師，約翰遜屬於英國聖公會傳教士協會，林德爾夫為瑞士巴塞爾傳教協會服務。約翰遜是約魯巴人，其父母從奴隸船上被解放出來，在塞拉利昂登陸，他在塞拉利昂出生並接受教育。林德爾夫是來自黃金海岸阿克拉地區的伽人(Ga)，他的祖父是當地的丹麥商人。兩人都熱衷於基督教的蓬勃發展和福音傳播，都熱衷於物質和道德的進步，都熱衷於英國的統治。他們認為，英國的統治對消除“異教”和暴力的政治分裂及非洲國家作為現代國家的最終崛起至關重要。

這兩本卓越的著作結合了密集的民族誌觀察、傳統起源和詳細的曆史敘述，這些曆史敘述是由個人經驗、口頭研究和古老的歐洲文字記錄(林德爾夫的著作)構成的。約翰遜的作品對約魯巴人的身份觀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論述為一個統一“國家”的曆史敘述建立了模板，同時也刺激了其他當地曆史學家著書立說——當地曆史學家因約翰遜對奧約和伊巴丹城邦的偏見而感到不安。重要的是，他和林德爾夫用英語寫作，原因之一是對英語的掌握被視為一種進步的工具，原因之二是他們設想的讀者包括歐洲人。但這兩本書在各自的原產地之外基本上都被忽視了，無法改變歐洲普遍認為熱帶非洲沒有可恢複的曆史的觀點。直到最近幾十年，學者們才開始全麵地意識到它們的重要性，無論是作為曆史研究的主要來源，還是作為曆史研究的先驅作品。

圖13　翻譯《聖經》。一個由巴塞爾傳教士和非洲牧師組成的團隊，包括卡爾·克裏斯蒂安·林德爾夫(右二)，在黃金海岸(今天的加納)的阿博科比(Abokobi)對伽語版《聖經》進行修訂(約1900—1902)。攝影：馬克斯·舒爾茨(Max Shultz)

非洲語言的翻譯(及其標準化)工作一直延續到殖民統治時期。記錄當地曆史傳說的工作也是如此(見第五章)。歐洲許多地區的行政人員強調使用當地方言，以便收集關於非洲臣民的情報，並向他們傳達指示。例如，英國殖民軍隊在西非和東非的指揮語言分別是豪薩語和斯瓦希裏語。許多早期的人種學者熱衷於記錄非洲語言，其中一些人的工作與協助殖民計劃的工作密切相關。所有這些都是第一代接受西方教育的非洲人的功勞，以歐洲人的名義出版的大量語言著作、人種學以及曆史著作，都是匿名的“非洲線人”辛勤工作的結果。

醉王：口頭傳說

非洲主義曆史學家的先驅一代並沒有對書麵文獻的中心價值提出異議。不過，考慮到非洲大陸廣袤的土地及其深厚的曆史，這樣的資料來源非常稀少。如果以歐洲和伊斯蘭地中海地區的遊客而不是非洲人自己的記錄為基礎，非洲的曆史將會呈現出怎樣的麵貌呢？人們認為，依賴這些證據，可能會重複帝國曆史上對“土著”的處理中過於明顯的無知化、物化、屈尊化和本質主義化。由此，他們開始爭論“來源”和“文獻”的合二為一，認為證據的概念不必僅僅是書麵文獻的同義詞。研究經驗——聽非洲人談論非洲過往——使他們認為口頭傳說可以被認真對待。為了不與“口述史”(oral history，也就是個人記憶的記錄)混淆，口述傳統被定義為代代相傳的事件，這些事件一直追溯到遙遠的過去。這無疑是激進的。曆史學家對那些看起來更古老的口頭陳述的書麵版本並不陌生，比如，荷馬史詩《伊利亞特》(Iliad)、《奧德賽》(Odyssey)和北歐神話《貝奧武甫》(Beowulf)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中流砥柱。但是，現代曆史學家試圖將自己與他們的浪漫主義的知識分子前輩區分開來，知識分子前輩一直致力於通過挖掘特洛伊或克裏特迷宮的遺址來證實這些經典的文本，而現代曆史學家則把這些古老的敘述當作神話及反映心理語言的“原型”。

對有缺陷的文獻來源的擔憂，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學者離開大都市的圖書館和檔案館，來到非洲的城鎮和鄉村，尋找真實曆史敘述的活寶庫。國王、首領、長老、穆斯林學者、宮廷曆史的專業守護者，以及曼德人的口頭傳說藝人(Mande jeliw)這樣的專業詩人，都被問及非洲過往。於是，詳細的口述文獻出現了。這些文獻中有一些是已經發現的口頭傳說，它們已經被約翰遜、林德爾夫和其他非洲先驅學者記錄下來。有人認為，這些傳說可以用曆史學家閱讀書麵文件的方式來解讀，這是讓·範西納在《口頭傳說》(Oral Tradition， 1965，但1961年首次在法國出版)一書中闡述的觀點。這是一個宏大而勇敢的主張，顛覆了傳統的曆史實踐。它不僅對非洲曆史的恢複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對太平洋、美洲和其他地方傳統上沒有文化的社會的恢複也產生了重大影響。社會曆史學家也饒有興趣地閱讀新非洲史，他們為在已形成讀寫文化的社會中再現下層曆史(history from below)所遇到的困難而沮喪；這種方法論的影響在20世紀60年代末激進的《曆史研討雜誌》(History Workshop Journal)的文章中，表現得十分明顯。

然而，正如範西納從一開始就認識到的那樣，口頭傳說並不簡單易懂。它們是在特定的文化中產生的，並受到當地審美偏好的強烈影響，敘事往往通過精神或奇特的轉變而不是時間上的漸進變化來推進。早期對確定事件日期的嚐試——通常是對許多傳統中常見的“國王名單”使用平均統治時間——被證明是失敗的，因此這種嚐試很快就被放棄了。他說，非洲王朝也許展現了更偉大的秩序……約瑟夫·米勒(Joseph Miller)在最近的一份評估報告中指出：“較之世界其他地方不可預測的權力鬥爭，權力鬥爭的道路是渺茫的。”顯然，正是這些權力鬥爭塑造並繼續塑造著過往的各種版本。口頭敘述是不成文的文本，它們很少得以作為真實信息的可靠載體。然而，它們越來越多地被思想文化史學者當作引人入勝的資料來源，他們熱衷於理解文化背景的意義，而不是事件的順序和原因。“它是公元前150年之前不可靠的世界曆史指南(這是羅利在被處決前所得到的評價)”——這個類比可能是我們對沃爾特·羅利(Walter Raleigh)的《世界曆史》(History of the World， 1614)的現代看法，但作為文獻，它提供了17世紀早期受過教育的英國人對曆史的理解和洞察。

這些問題可以通過思考受過非洲最嚴格審查的口述傳說之一，即今天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盧巴王國的口述傳說來說明。就像曼德人傑利烏表演的《鬆迪亞塔》故事一樣，盧巴傳說(Luba tradition)是一種流行的史詩，被專家們稱為伊納邦紮(inabanzas，意思是“記憶之人”)的人以一係列自由形式的敘事情節吟誦而成。這些情節的順序被標記在一種叫作盧卡斯(lukasas)的助記裝置上。盧卡斯是一種“記憶板”，上麵鑲嵌著珠子和貝殼，由班布迪(bambudye)秘密協會的成員持有。

根據著名的伊納邦紮——卡巴塔(Kabata，1860—1950)講述的盧巴傳說的主要故事情節大致是這樣的：

當盧巴人的土地第一次有人居住時，出現了一個殘忍的紅皮膚國王，他的名字叫恩孔戈洛(Nkongolo，意為點燃的“彩虹”)。恩孔戈洛**，不育，大嗓門，嗜酒。姆比迪·基盧韋(Mbidi Kiluwe)是一位來自東方，皮膚黝黑，有教養的英俊獵人，他跨過洛馬尼河(Lomani)進入恩孔戈洛的領地，並在那裏迎娶了國王的兩個妹妹。姆比迪·基盧韋與國王兩個妹妹的其中之一——布蘭達(Bulanda)有一個兒子，名叫卡拉拉·伊倫加(Kalala　Ilunga)，他在舅舅恩孔戈洛的村子裏長大。有一天，舅舅和外甥之間發生了衝突，恩孔戈洛決定殺死卡拉拉·伊倫加。但後者逃回河對岸的東方，並在那裏召集了一支軍隊。回國後，卡拉拉·伊倫加推翻並處決了他專橫的舅舅，在盧巴中心地帶——盧巴山卡迪(Luba Shankadi)建立了神聖的王權和皇家王朝。

隨著時間的推移，學者們對這一現象以及中非稀樹草原林地王國類似傳說的解釋已經發生了變化。早期的曆史讀物傾向於認為，它們——沒有完整的文字呈現——保留了真實曆史事件的核心，有些甚至試圖為移民、政治暴力和國家建構的故事提供大致的日期。但人類學家認為，這些故事不是曆史，而是神話，是關於永恒、“結構”上對立的宇宙學的推測。因此，恩孔戈洛可以被看作是前王朝秩序中威脅生命的混亂的化身，而姆比迪·基盧韋和卡拉拉·伊倫加代表生育和“文化”。到20世紀90年代，曆史學家已經完善了他們的分析，反駁說口頭傳說是對當時(即口頭傳說產生的那個時代)統治政治合法化的一種論述，它們是政治鬥爭的勝利者而不是失敗者發表的意識形態聲明。

那麽有中間立場嗎？約翰·尤德(John Yoder)認為可能有中間立場，他是一本關於坎約克民族(Kanyok)著作的作者，坎約克是一個受盧巴王國不斷擴張的政治文化影響的民族。他認為，盧巴傳說的起源既不是對實際事件的編年史，也不隻是對當代權力的反映，而是對曆史變化意義的評論。它可能不是西方傳統意義上理解的“曆史”，但它是那些自稱盧巴人的人所理解的曆史。有兩件事是肯定的：一是在剛果南部講盧巴語的地區，恩孔戈洛和卡拉拉·伊倫加的流行史詩將繼續被講述；二是學者之間的爭論還將繼續。

擁抱“他者”：曆史和其他學科

承認缺乏書麵資料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它對非洲曆史研究的發展方式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它從一開始就激勵著非洲的曆史學家變得善於與其他學科打交道。自1960年成立以來，該領域的先驅期刊《非洲曆史雜誌》(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刊載了關於語言學、體質人類學以及最重要的考古學的文章。這種開放是激進的，但它也反映了一個事實，即人們對非洲大陸的曆史知之甚少。因此，這一階段的大量研究致力於回答一些非常基本的問題，如曆史分期和曆史地理。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非洲的人類曆史具有深厚的時間深度和廣泛的多樣性，而且需要有記錄其深廣曆史的堅定野心。由於這些原因，從狩獵和采集到定居農業的轉變(“糧食生產革命”)和鐵器加工的傳播(歐洲曆史學家認為這一過程屬於“史前”範疇)被認為是新非洲曆史。

然而，也許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跨學科關係是與社會人類學的關係。就像許多親密關係一樣，這源於早期的相互猜疑，有時甚至近乎敵意。曆史學家滿足於從殖民時期的民族誌中挖掘數據。但許多人對“民族誌敘述”(ethnographic present)中所隱含的部落群體的永恒性和自成體係的特質心存疑慮。反過來，一些人類學家對曆史學家的野心持懷疑態度；另一些人則對後者以犧牲親屬關係和文化為代價，強調國家建設的傾向感到困惑。但隨著這兩門學科的發展，它們開始互相融合。正如新的非洲曆史第一次在反殖民民族主義的氛圍中蓬勃發展一樣，人類學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了變化，進入了一個自我反省的時期，並開始批判自己作為一門“殖民科學”的起源。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類學家開始將他們的工作與時間維度相結合(許多人現在將“田野調查”與檔案研究結合起來)，曆史學家則開始研究一係列迄今為止原本由人類學家涉足的領域(比如宗教和信仰)。

並不是對其他學科的所有探索都是如此有益的，對曆史語言學的掌握就花費了大量的精力。一些語言學家聲稱，可以用多種技術來確定非洲語言傳播的年代。如果把語言與文化聯係在一起，人們是否能夠用曆史語言學來展示人類的物理遷移運動？這裏的工作重點是試圖了解所謂班圖語的特殊分布，大約600種相關語言幾乎遍布整個非洲大陸南部。曆史學家將語言學、考古學研究(尤其是陶藝風格和製鐵技術)和口頭傳說(如盧巴史詩中的移民故事)結合起來，發展出一種被稱為“班圖擴張”的模式：使用鐵器的農學家從西北“穿越”赤道森林，不斷地大規模遷移，其人口壓倒了原始狩獵采集者的人口。

這種推理與物理遷移運動作為文化變遷吸引力的解釋恰好吻合。在物理遷移運動這一點上，非洲沒有什麽特別的：曆史學家在更早的時候就在忙於從事把凱爾特人(Celts)從中歐拽到法國，把不列顛群島和“雅利安人”(Aryans)拽到印度的研究。現在，我們對文化傳播的理解變得更加微妙了。盡管大量證據表明了語言、文化和技術在非洲及其他地方的傳播，但“班圖擴張”模式被揭示得過於簡單。與其說強調人口的突然大規模流動，不如說在2000年的時間裏可能經曆的興衰，思想的轉變和人口的遷移同樣重要。我們對早期非洲的錯誤認識，雖然沒有造成持久的影響，但它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尤其因為語言數據和技術是複雜的，掌握它們是費時的。

考古學被證明是一個更有價值的學科，雖然有時引用它的材料會有些棘手。在其他大陸，考古學已經提供了大量關於人類社會在書麵記錄出現之前的證據。考古學家記錄了古地中海、近東、新石器時代的歐洲和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前的大部分曆史。正如《國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雜誌中的幾頁內容所示，20世紀後期的考古學仍然很浪漫；但它現在是一門以科學為基礎的學科，這門學科對非洲的曆史學家很有吸引力，因為非洲曆史學家單薄的紀實記錄幾乎沒有提供時間線索。地層學的古老傳統(通過挖掘定居點揭示的“時間層”的記錄)，加上放射性碳年代測定和樹輪年代測定的新技術，為人類遺骸、定居點和人工材料製品的年代測定提供了令人興奮的機會——我們用地層學所得到的數據構建了長期變化的敘事。

在勾畫非洲悠久曆史的輪廓方麵，考古學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就。然而，考古學家所能找到的答案仍然常常讓曆史學家失望。非洲大陸的大片地區，特別是赤道森林地帶，幾乎沒有被勘測過，更不用說進行大規模的挖掘了。沒有進行大規模挖掘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很難找到具有潛在重要性的挖掘地點。許多地區曆史上人口稀少，這就注定了人口大量集中的城市是相對罕見的，那些用經久耐用的材料建造的城鎮則更為罕見。幾個世紀以來，就連薩赫勒的詹納、廷巴克圖和加奧(Gao)等城市的“古老”泥造清真寺也一再被重建。除了極少數(特別是著名的“大津巴布韋”遺跡和斯瓦希裏海岸的“石頭城鎮”)，非洲定居點大多是用現成的木材或泥土建造的。使用這些材料是省力的，但它們在極端情況下是可生物降解的；沙漠沙塵暴的侵蝕性、暴雨和白蟻的破壞性活動是建築的天敵。熱帶非洲以沒有“廢墟”而聞名，由消亡的城市和隱藏的寶藏帶來的有關經濟發展的論述並不適用於此，因此熱帶非洲對研究者而言缺乏魅力。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關於古詹納的情況，考古學家不一定需要大量的地麵上的遺跡才能對過去的模式做出驚人的發現。但是，即使是現代化的年代測定技術，仍然具有生硬的工具性，而且數據必須被仔細地語境化，以避免產生對既定年代具有潛在革命性影響的推測性說法。例如，尼日爾特米特(Termit)地區的發現表明，在計算放射性碳日期幾十年後，關於當地擁有的具有自主創新性的煉鐵技術仍存在激烈的爭議。簡而言之，非洲考古學麵臨巨大的技術和後勤限製。其中一些限製是政治不穩定的結果，另一些限製是實地調查的費用太高。這兩大限製都對非洲大學中為數不多的幾個活躍的考古學係產生了特別有害的影響。

蘇珊·基奇·麥金托什(Susan Keech McIntosh)認為，當務之急必須是“在非洲考古曆史的一部分信息被發展、農業或掠奪破壞殆盡之前，盡快恢複這些信息”。

盡管考古學有其局限性，但它一直是非洲藝術史研究的關鍵。藝術史作為一門學科，與曆史是截然不同的，盡管二者有著密切的聯係。曆史學家主要研究文字，無論是書麵的還是口頭的，而藝術史學家研究形式和圖像。然而，形式和形象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亨利·約翰·德萊瓦爾(Henry John Drewal)寫道：“思想和雙手的創造植根於特定的曆史和社會背景”，它們是“時代的標誌和思想的形態”。但是形式是如何變成“藝術”的呢？就像人類文化的其他所有方麵(如“宗教”)一樣，學者們需要小心，不要把西方的概念強加於非洲的現實。有些非洲語言沒有專門的詞來表示“藝術”。其他的，如約魯巴，其中的術語“奧納”(ona)包含了廣泛的喚起物質轉換之意，旨在感動和啟發民眾。最近，學者們開始挑戰“藝術”一詞獨有的(有時以歐洲為中心的)內涵，將其重新定義為“視覺文化”，從而將其範圍擴大到電影、電視、攝影、服裝和身體裝飾等流行形式。

雖然早在15世紀70年代，來自西非的雕塑就開始進入歐洲，但在殖民征服之後，“非洲藝術”的意識才在西方發展起來。1897年，英國軍隊從貝寧(現在位於尼日利亞境內)掠奪了一批文物。這批文物中的許多物件，進入了歐洲各地的博物館，成為收藏品，尤其是大部分由黃銅製成的著名的“貝寧青銅器”。它們引人注目的外表引發了專門為收藏藝術品而進行的探險活動，比如人類學家埃米爾·托蒂(Emil Torday)代表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於1907年至1909年前往剛果南部的庫巴王國(Kuba kingdom)。另一個關鍵時刻是在1905年前後，畢加索和其他巴黎前衛藝術家在西非和中非發現了雕塑。正如非洲音樂改變了20世紀的流行音樂一樣，非洲造型藝術的輸出也為現代藝術形式觀念的革命做出了貢獻。非洲當地對自然主義的漠視令現代主義藝術家和思想家感到興奮，就如同聽到艾靈頓公爵創作的狂野之聲一樣，他們自由、鬆散地借鑒了他們所認為的非洲文化富有活力和自由的“原始主義”。

然而，對信奉“原始藝術”的歐洲人來說，重要的是形式，而不是功能或背景，更不用說曆史了。在整個殖民時期及殖民後時期，非洲藝術品流入西方博物館或成為私人收藏，但這些藝術品很少有注明日期的，更少的藝術品被認為是出自個別藝術家之手，甚至是出自特定的作坊。相反，它們是按照典型的部落風格排序的，例如“盧巴凳子”“多貢麵具”“庫巴雕像”“哥塔祖先雕像”等。這種種族歸屬常常像“部落”這個概念本身一樣，過於簡單且具有誤導性。這阻礙了非洲藝術史的出現，無論是就其本身而言，還是對可能幫助曆史學家重建隨時空變化的文化結構方式而言。

曆史與非洲藝術史的接觸仍處於起步階段，但潛力巨大。現在，許多藝術史學家把他們工作中的“曆史”部分視為“藝術”，而更多的曆史學家將藝術看作是更廣泛的變革模式的反映，甚至是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藝術品不是“文本”。但是，經過謹慎的語境化，兩者都能產生意義與表征。漸漸地，學者們開始用非洲本土的審美觀念取代西方的審美，用更流動的區域性“傳統流”(streams of tradition)表達取代永恒不變的肖像式的部落形象，用更廣泛、更包容的視覺文化取代對“美術”的狹隘關注。人們對造型藝術和表演藝術之間的密切關係也有了越來越多的了解，最明顯的是在西非和中非，麵具和假麵舞會之間的關係。這些發展不僅在學術著作中，而且在非洲藝術的主要展覽中都變得越來越明顯，如1995年在倫敦舉行的“非洲大陸藝術回顧展”(Africa: The Art of a Continent)和2005年的“非洲混音：非洲大陸當代藝術”(Africa Remix: Contemporary Art of a Continent)。

圖14　藝術與曆史記憶。該圖描繪的是庫巴國王柯特·佩普(Kot aPe， 1902—1916年在位)宮廷的一位官員手中拿著一尊18世紀的米沙佩利延斯(Mishaa PelyeengaNce)國王的雕像(ndop)，現在藏於大英博物館。這是埃米爾·托伊或M.W.希爾頓-辛普森(M.W.Hilton-Simpson)1909年在庫巴首都恩盛(Nsheng，現剛果民主共和國境內)拍攝的照片

書麵文獻來源：第2部分

所有這些方法上的創新和跨學科的折中主義豐富了非洲曆史領域。然而，歸根結底，書麵文獻來源對恢複該大陸的過往和對世界任何其他地區的過往一樣重要。證據的可用性和性質決定了哪些曆史是可以寫的，哪些是不能寫的。因此，從戰後非洲現代史的先驅們第一次涉足檔案以來，總的來說，書麵文獻的數量和範圍已經顯著增加，這一點很重要。隨著原始文獻數量的增加，人們對它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

外界對這些記錄的重新評估，盡管凸顯了它們的缺陷，卻也凸顯了它們的價值。現代評論已將用歐洲語言和阿拉伯語寫成的旅行文學中的一些文本定義為其他著作的匯編。但它也表明，其中仍有許多獨特的、親眼所見的記述，這些記述出自那些在非洲生活過很長時間的人之手，他們對當地的文化、政治，有時甚至是過去發生的事件都有真知灼見。同樣，曾被許多人視為文化帝國主義者和殖民征服推動者的傳教士的記述，現在被視為對宗教皈依和文化變革複雜過程的重要洞見。此外，還有奴隸貿易遺留下來的文件。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最近建立的跨大西洋奴隸航行數據庫(見第四章)中收錄了大量關於非洲人的文章，而且這些文章可能是最有價值的。

在前帝國主義國家和非洲國家的國家檔案館內，幾乎所有殖民統治時代的官方記錄，現在都開放供查閱。這些消息來源也被認為沒有想象中那麽偏頗和被種族傲慢所破壞：相比單調的帝國霸權主義，更多的是不和諧的聲音。這些聲音中有許多是非洲人的聲音，是那些使自己適應殖民統治的人的聲音，也有與殖民統治做鬥爭的人的聲音，包括一些婦女的聲音、窮人的聲音，甚至是奴隸的聲音。廣受歡迎的“非洲之聲”經常生動地出現在大量的法庭記錄中——長期以來，法庭記錄被認為是世界各地社會曆史學家的重要資源。這些法庭記錄包括由非洲土著法學家實踐的所謂“土著法庭”的訴訟程序，如1880年至1960年桑給巴爾法庭實施的程序(阿拉伯語)。

批判性地運用想象力文學還可以緩解非洲傳記和自傳相對匱乏的狀況，幫助充實許多資料中原本單一、平麵化的男性和女性形象。例如，尼日利亞諾貝爾獎獲得者沃萊·索因卡(Wole Soyinka)的三部曲《阿克》(Ake， 1981)、《伊薩拉》(Isara，1990)和《伊巴丹》(Ibadan， 1994)，在家族文獻、作者和其他人的個人回憶，以及詩意的想象力和戲劇性的動感畫麵基礎上，為我們提供了一部動**的殖民時期和後殖民時期無與倫比的家族史。

沒有比南非小說家彼得·阿布拉罕斯(Peter Abrahams)的《為烏多莫(Udomo)獻花圈》(1956)能更好地描述20世紀中葉倫敦年輕的非洲民族主義者的艱苦生活，這些人最終領導自己的國家走向了獨立。文學和造型藝術一樣，既是曆史變遷的反映，又是曆史變遷的組成部分。

從消極的方麵看，許多非洲檔案都處於糟糕的狀態。盡管在20世紀60年代，曆史被視為國家建設的重要方麵，但現在，無論是值得稱讚的還是自私自利的政治家和公務員，往往把曆史看作是一種不必要的奢侈品。保存舊文件、信件、報紙、地圖、照片、新聞膠片等，費用昂貴，而且常常被忽視，使得許多收藏品隻能任由熱帶氣候和昆蟲種群破壞。此外，在某些國家，新國家文件的加入和編目工作也停滯不前，導致它們的檔案基本上仍然隻是殖民統治的記錄。如果這些檔案文獻被當地幾代曆史學家使用，它們可能會得到更有力的保護。但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經濟衰退和政治動**時期，許多非洲的大學也遭遇了財政上的困難。在最嚴重的國家坍塌和基礎設施崩潰的情況下，過去的大量記錄仍然存在消亡的危險。

但如果以這種方式結束，那就太悲觀了。當然，在20世紀掃盲範圍擴大之前，我們經常被阻止接觸個別男女的經驗以及如何理解這些經驗。缺乏證據繼續使曆史學家傾向於本質主義，以及對大量人的思想和感情進行概括。然而，許多文獻集仍然未得到充分利用，而其他文獻則繼續被發現。例如，北非和土耳其的檔案中有大量關於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被忽視的資料，而廷巴克圖的艾哈邁德·巴巴曆史文獻和研究中心(Ahmad Baba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and Research Centre，建於1973年)現在有大約20 000本當地撰寫的阿拉伯語文獻，這些文獻重申了這座位於撒哈拉邊緣的古城作為學術和學習中心的作用。在非洲進行曆史研究是一項真正的挑戰，但是來自非洲大陸和其他地區的新一代學生還在繼續發掘這樣的新資料，並重新閱讀舊資料，追憶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