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非洲人：多樣性和統一性

我們強調了非洲大陸巨大的自然規模，現在我們轉向曆史研究中更令人生畏的真正焦點：非洲人。正如非洲的概念需要仔細審查一樣，“非洲人”的概念也需要仔細審查。“非洲人”的概念看上去似乎是顯而易見的，非洲是一個大陸，住在這個大陸上的人就是非洲人。這個簡單且具有包容性的定義很好。但同樣，這也不應被視為理所當然。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對非洲看法的轉變，以及關於這些看法的意義的學術辯論，實際上都是關於非洲人的。當中世紀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帝國主義時代的歐洲人把非洲描述成一個沒有曆史的“原始”地方時，他們相當於在說非洲人是原始的。即使在今天，曆史學家也經常麵臨著關於“非洲人”的行為和想法的全麵論斷，包括他們過去可能做過和想過什麽。這些非洲人是誰？從曆史觀點上說，他們是如何構建自己的身份和歸屬感的？

多樣性

在東非發現的骨骼遺骸充分表明，人類的原始祖先就是在這個地區首次進化的，在600萬至400萬年前，他們從黑猩猩的祖先中分離出來。

因此，我們得到了一項簡單的觀察結果：人類在非洲的曆史比在任何其他大陸的曆史都要悠久。這種時間深度的部分證據是在非洲發現的人類的極高多樣性。今天在非洲大陸的任何地方，即使是最漫不經心的遊客也會很快意識到，根本無法對非洲人的外貌進行概括。高矮胖瘦、黑白兩色的非洲人並存。盡管這種視覺印象並不精確，但科學證據表明，非洲人體內的基因差異實際上與非洲人和歐洲人之間的基因差異一樣多。這使關於種族差異的偽科學理論變得毫無意義，同時也對單一“非洲種族”的獨特屬性提出了挑戰。

然而，物理屬性隻是更有趣的故事中的一個很小的情節。首先，非洲人說著各種各樣令人眼花繚亂的語言。由於語言和方言之間的細微差別，確切的數字是有爭議的，但世界上存在1500種左右的非洲語言已得到語言學家的普遍認同。這些語言被分成了對比鮮明的四大類，僅在尼日利亞就有300多種語言。我們還知道，許多語言和方言已經消失，甚至現在還在繼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斯瓦希裏語、豪薩語和林加拉語等地區通用語言，或者是非洲大陸從外國引進的主要語言：阿拉伯語、法語、英語和葡萄牙語。

除了語言，非洲人在曆史上形成了多種多樣的文化。“文化”可以廣義地定義為特定社區的成員所共有的思想、信仰、價值觀和表現形式的總和。對今天到非洲旅遊的人，或者對非洲大陸以外的非洲文化消費者來說，這種多樣性在表達領域最為明顯，尤其是在音樂、舞蹈、造型藝術、建築風格、服裝和身體裝飾等藝術表達領域。在這些藝術形式中，非洲音樂是20世紀非洲大陸和世界舞台上最具活力的表達領域。

非洲節奏和歐洲歌曲在美洲的融合改變了世界流行音樂，產生了布魯斯、爵士、桑巴、鬆(son)、搖滾、靈魂樂、雷鬼和說唱樂。非洲裔群將這場音樂革命帶回了非洲大陸，非洲大陸湧現出了(並繼續湧現)新的流行風格，從阿爾及利亞的拉埃(rai)到西非的強節奏爵士樂，再到剛果的倫巴和南非的鄉鎮爵士樂。

非洲人相信，但也一直像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樣懷疑或反對許多宗教，從無數的土著信仰體係到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即所謂的世界宗教。後者也以各種形式出現，其中一些構成了非洲對這些信仰的獨特曆史貢獻。在世界宗教領域有許多非洲創新的例子。它們中的許多如今已在歐洲和北美的城市紮根，如起源於20世紀初塞內加爾的穆斯林穆裏德兄弟會(Murid brotherhood)或尼日利亞西南部的阿拉杜拉教會(Aladura Churches)。非洲大陸最偉大的精神輸出——伏頓(vodun)和奧裏沙(orisha，西非的神)，他們在巴西和加勒比地區創造了“伏都教”、聖特裏亞(santería)、坎多布爾(candomblé)和其他混合宗教。大量非洲人成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方式，以及土著信仰的潛在適應性，是非洲曆史研究中日益重要的主題。

在政治秩序方麵，非洲人擁有各種國家形式，從最絕對的君主政體到截然相反的兩極政體。在兩極政體下，社會沒有可識別的貴族或明確的權威等級，這使得過去的人類學家將此類社會描述為無政府或“無領導”(acephalous，字麵意思是“沒有頭領的”)社會。旅行者和其他外來者毫不費力地理解了他們所認為的非洲王國，因為其中大多數人都有皇帝、國王、哈裏發或蘇丹的稱號。例如，人們隻需閱讀19世紀歐洲與強大的阿桑蒂(Asante，在今天的加納境內)國王或布幹達(Buganda，在今天的烏幹達境內)國王會麵的記錄，就可以引起這種共鳴。1817年5月，英國特使托馬斯·鮑迪奇(Thomas Bowdich)在阿桑蒂首府庫馬西(Kumase)會見了阿桑蒂王[1]，他在信中寫道：這次會麵“令人印象深刻”，其盛大的場麵凸顯了“我們對君主權力和影響力的印象，我們被派去調解”。

但是，當觀察那些無法確定統治者身份的社會時，局外人(以及統治著國家的鄰國非洲人)很快得出結論，他們看到的是原始的無政府狀態，而不是政治秩序。隨著時間的推移，一種更站得住腳的理解出現了：那些無首領的人實際上是服從權威的，他們擁有法律，遠非無政府狀態。雖然這些社會彼此不同，並隨時間而變化，但權力通常授予其所謂“階層”——家族、宗族、長者、宗教組織的代表，通常是上層的男子。某些觀察人士將這種形式的政府描述為令人欣慰的集體政府。但很明顯，他們對性別的歧視性劃分或其他形式的社會分化並不陌生，而且他們可以通過利用脅迫和談判來維護秩序。大多數非洲人生活在和諧的村莊社區，或者在歐洲殖民統治的暴力強加之前被仁慈的國王統治的觀點，根本沒有證據支持，它損害了非洲大陸曆史的複雜性。

非洲的每個地區都為曆史學家提供了語言、文化和政治多樣性的研究資料。這些瞬息萬變的差異既是曆史進程的推動者，也是曆史進程的參與者。這些多樣性並不是偶然發生的，也不是亙古以來就一成不變的。它們是數千年人類遷徙、征服與服從、文化交流、長途貿易、宗教信仰傳播、殖民主義產生及其消亡，以及性吸引力的後果，這可以超越並清除感知差異的障礙。早期歐洲曆史學家考察了這一複雜的人類圖景，他們被建立在人口大規模物理運動(移民概念)基礎上的解釋所吸引。然而，現代考古學和語言學研究，似乎更多地指向思想、語言、文化和技術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逐漸傳播。

思考“北非”可能意味著什麽，將有助於充實非洲人多樣性的內容。現代北非人是土著柏柏爾人和埃及人的富庶民族的後裔，他們與古希臘、腓尼基和羅馬定居點的居民、阿拉伯侵略者、長期居住的猶太社區居民、從伊比利亞半島返回的“摩爾人”，以及通過奴役和遠距離貿易來到地中海沿岸地區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混合在一起，近年來不僅與法國和意大利這樣的歐洲大陸定居者，而且與科西嘉島、馬耳他、撒丁島和西西裏島等多樣文化島嶼的歐洲定居者混合在一起。這就構成了相當傑出的遺產和健康的基因庫，與孤立的“近親繁殖”正好相反。

但基因史告訴我們的隻有這麽多。這種起源的多樣性也表明，從衝突以及相互刺激和借鑒中產生的獨特文化醞釀已久。在藝術、建築、烹飪以及更令人興奮的智力或精神形式中，都有我們今天所說的“融合”的明顯跡象。例如，從馬格裏布(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阿拉伯語中的“西方”)的古典音樂中，不需要太多專業知識就能聽出一些中世紀安達盧西亞(Andalucía)、薩赫勒和波斯的音樂風格。同樣，如果對北非美食愉快地進行分析，就會認識到它是地中海南部、北部和東部海岸三種口味的混合，例如摩洛哥塔吉，就是幹果、橄欖、香料和肉的混合物。

圖7　夫人(signar，來自葡萄牙語中的貴婦“senhora”一詞)或“塞內加爾的有色人種女人”，作者勒內·德維倫紐夫，《非洲的曆史、民情、慣例和風俗》(巴黎，1814)。在奴隸貿易時代，獨立的非洲或歐非商人——貴婦們利用與歐洲人的婚姻和商業聯係，在戈雷島和聖路易斯島的轉口處積累財富和影響力

在全球範圍內，北非的案例為我們提供了非常豐富的內容，更不用說整個非洲了。盡管缺乏書麵證據，但是大多數非洲人民的曆史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審查，而這些證據往往否定我們的結構和時間深度(見第三章)。在殖民時期以前，非洲很少有地方沒有受到外部世界、鄰近社會或遙遠得多的“其他”社會的影響。當然也有一些非洲人例外，地理距離較遠的非洲人不太可能受到這樣的影響，比如生活在赤道雨林深處，就像今天剛果民主共和國伊圖裏(Ituri)地區的“俾格米人”；或者生活在沙漠地區，比如非洲南部卡拉哈裏沙漠的桑人(San，或“布須曼人”)，就屬於沒有受到外界影響的少數非洲人案例。孤立往往是不願冒著被裝備較好、懷有敵意的外人一再掠奪的危險而製定的戰略所帶來的結果，或者是由於被更強大的敵人沒收更肥沃的可耕地、牧場或狩獵場後被迫進入邊緣生態的後果。盡管“新時代”傾向於將桑人的生活方式浪漫化，無可否認這是對地球上最嚴酷環境之一的出色適應，但大多數桑人幾乎肯定會選擇一種更溫和的生活方式。

分散的非洲人依靠低水平的技術，過著朝不保夕、勉強糊口的生活，他們並不是浪漫主義者讓我們相信的那樣，即非洲人是永恒的“石器時代的幸存者”。那些沒有發展國家等級製度的社會也不應該被視為比那些發展了國家等級製度的社會更“先進”。殖民時期的人類學家常常尋找與世隔絕、無國籍的民族，認為他們是了解社會製度如何演變的理想實驗標本。但最近的研究表明，非洲許多權力下放的社會既是其偉大王國的產物，也是曆史力量的產物——包括獨立的邊疆居民的積極抵抗，並且婦女也可能是國家的締造者。正如我們在尼日爾河中部所看到的那樣，當掠奪成性的國家起起落落時，獨立的社區和文化卻往往被保存下來。

所有這一切都可以表明，關於非洲人過去和現在的大多數概括，甚至可以說是全部概括，都注定要失敗。同樣，要理解關於這個或那個是“真實的”還是“不真實的”，或者個人是不是“純血統”的論斷，都需要先理解說話者的意識形態。挑三揀四地去評判哪些人是或不是非洲曆史的主角的行為，是毫無道理的。再重複一遍：曆史上的非洲人是生活在從尼羅河口到好望角，以及大西洋和印度洋的離島上的人。近來的曆史研究也重新將他們的後代包含進來，他們通過被奴役或自願移民的方式，來到美洲和非洲海岸以外的其他地方，並建立了社區(見第四章)。最後，我們必須記住，非洲人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這種最基本的區別深刻地塑造了曆史生活和經驗，這一事實常常被世界各地對過去的懶散概括所忽視。

曆史學家對“非洲人”的定義必然是寬泛的、非種族化的。如果它應該包括非洲以外的裔群社區——包括那些不再是裔群社區的社區，例如地跨非洲和歐洲的安達盧斯(Al-Andalus，酋長國)——那麽它還必須擴展到那些移民到非洲大陸的人和由此產生的混合社會。這些社會長期以來一直擁有非洲沿海地區的特征：從北非複雜的大雜燴(mélange)到東非的斯瓦希裏文化、大西洋沿岸貿易城鎮的歐非共同體，此後再到17世紀被吸引到南非的歐洲、馬來西亞和印度移民。拒絕將荷蘭人、法國人、英國人及其他在南非定居的“白人”的後代視為非洲人，或者拒絕將定居在南非和東非的印第安人的後代視為非洲人的行為都是武斷的，除非我們也準備拒絕把大規模的阿曼(Omani)裔群和擴張到北非的阿拉伯人視為非洲人。

圖8　白人殖民者。南非國民黨支持者的突擊隊護送小亨德裏克·維沃爾德（Hendrik Verwoerd）博士參加該黨50周年慶典。前排中間的騎手是利昂·韋塞爾斯（Leon Wessels），他後來成了南非國民黨政府的法律和治安部副部長。他也是該黨第一個為種族隔離製度道歉的高級成員。攝影：大衛·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於南非德蘭士瓦省德懷爾特（Transvaal，De Wildt，西北省），1964年10月

統一性

盡管如此，如果認為非洲隻不過是不同民族、文化和國家的不和諧大雜燴，那就會產生誤導。僅僅強調差異，就有可能重蹈歐洲人的老路，把非洲大陸看成是由互不相關、自給自足的部族集團混雜而成——這種觀點支持了殖民征服(下文將詳細討論)。的確，曆史學家越來越注重探索“相互聯係”的線索，不再局限於對特定民族、王國或國家的狹隘研究，轉而關注人口流動、商業聯係和文化潮流的時空變遷。對這種交流的探索正在突破非洲大陸的邊境，將非洲曆史研究帶入大西洋、印度洋和地中海世界的遼闊裔群領域。

同樣重要的是，消除“非洲性”的概念並不是說它毫無價值。恰恰相反，過去兩個世紀以來，非洲人和其他人都將單一的種族概念作為理解非洲的一個關鍵特征。在某種程度上，這在一個兩者兼而有之的群體中尤為突出：非洲裔美國人。正如我們在第一章中看到的，正是非洲裔群的知識分子首先開始感知整個非洲大陸的輪廓，他們是否從歐洲人的思想中吸收了獨特的非洲種族的概念，或者用當時的語言來說，“黑人種族”的概念呢？盡管歐洲和英美種族理論家試圖詆毀黑人，但泛非主義先驅們仍強調種族統一性是救贖的工具。

圖9　阿拉伯殖民者。大約在19世紀80年代，桑給巴爾(今坦桑尼亞的一部分)阿曼政府的三名官員，他們作為島上阿拉伯貴族的身份標誌是戴著頭巾(斯瓦希裏語為“kilemba”)和攜帶裝飾性匕首(斯瓦希裏語為“jambia”)

關於種族統一性、尊嚴和救贖的著作，也就是所謂的“複仇主義”文學成為曆史研究中越來越重要的參考因素。19世紀末，含米特的“反假設”開始出現，西印度群島思想家愛德華·W. 布萊頓提出，古埃及是黑人文明和非洲文化的發源地。這一理論在德國民族學家利奧·弗洛貝尼烏斯(Leo Frobenius)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一種不尋常的顛倒式呼應。弗洛貝尼烏斯在歐洲新征服的非洲殖民地開展了廣泛的旅行，他提出了古代文明殘餘理論，在歐洲神話中被稱為失落的“亞特蘭蒂斯”(Atlantis)。然而，非洲裔美國學者和泛非主義領導人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首次對整個非洲大陸的曆史進行了認真的嚐試，他的著作《黑人》(The Negro， 1915)對種族統一性和非洲古代王國的榮耀做了全麵的描述。1922年，《黑人》成為華盛頓霍華德大學(Howard university)威廉·利奧·漢斯貝裏(William Leo Hansberry)教授曆史課上的關鍵教材，這是非洲曆史首次出現在大學課程中。

也許歐洲對非洲的看法最明顯的變化是對黑人性文化運動[2]看法的改變。20世紀30年代，法語非洲人和西印度群島知識分子在巴黎發起了一場文學運動，黑人性文化運動試圖通過展示文明的歐洲和原始的非洲豐富的文化遺產，來駁斥帝國主義在種族上的分歧。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它堅持了差異的理念，強調了同質“非洲人民”的特殊屬性。在這方麵，黑人性文化運動可以與早期以英語為母語的西非學者——如牧師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較為細致的曆史和人種學著作進行對比，該學者傾向於關注自己的民族。也許這是狹隘的，但約翰遜本人並沒有涉及本質上的種族差異，而是強調了約魯巴人和英國人之間驚人的文化相似性。

圖10　黑人殖民者，E.J.羅耶(1815—1872)。羅耶出生於俄亥俄州紐瓦克(Newark)， 1846年移居利比裏亞，以商人的身份發了財，1869年當選總統，任期兩年，1871年被罷免。非裔美國人的殖民地利比裏亞建於1821年，並於1847年成為獨立的共和國，它是“報複性”思考非洲和黑人種族的一個重要標誌。羅耶的姿勢似乎與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的一張著名照片中的姿勢相呼應

偽科學種族理論在20世紀下半葉的消亡，以及曆史學科證據規則在非洲曆史研究中的應用，並沒有終結任何非洲文明理念的吸引力。它以各種擴展理論形式留存至今，其中有一些是曆史研究的著作，但實際上對布萊頓和弗洛貝尼烏斯的思考幾乎沒有什麽推進。這種寫作方式被稱為“非洲中心主義”，更準確的術語可能是埃及中心主義。然而法老統治下的埃及是所有非洲文化，或者說獨特的“黑人”文明的發源地的觀點，仍然讓埃及人目瞪口呆。並非所有這類作品都缺乏學術研究，例如馬丁·伯納爾(Martin Bernal)的著作《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 1987)就代表了對古地中海東部跨文化交流史的認真嚐試。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激烈的爭論，而且所有爭論都帶有極大的經驗缺陷。它在非洲曆史的主流學術研究中仍然處於邊緣地位。“非洲統一性”仍然隻是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結構，其演變需要認真研究。然而，意識形態無法取代曆史，非洲人正在展現的曆史比非洲中心主義理論所允許的曆史要複雜得多。

身份認同

對非洲曆史學家來說，無論對於過去還是現在的非洲人，身份認同可能都是一個棘手的智力問題。非洲人同世界各地的人一樣，是許多身份的匯編，其中一些身份是個人或集體聲稱的，另一些身份是外人強加的。如果人們被問及在世的非洲人中最著名的是誰，通常他們給出的答案是“納爾遜·曼德拉”。但是，當我們在2006年世界杯之後寫這篇文章時，有一個很好的理由說，在世的最著名的非洲人是齊達內(Zindene Zidane)。讓我們來思考一下這個人。齊達內是誰？他是什麽？他是法國人，在馬賽出生長大；但他也是一個北非人，他的父母從阿爾及利亞移民過來；他還是一個柏柏爾人，他的家族紮根於卡比爾(Kabyle)山脈，據說他為自己的祖籍村莊感到無比自豪。他還稱自己是一個(不會完全遵循安拉規範的)穆斯林。當然，他還是個足球運動員。齊達內自己選擇使用哪一個標簽，既取決於他在哪裏，也取決於他當時的想法。換言之，身份是多方麵的，也是流動的。

具體的個人身份是身份認同中較容易的部分。然而，身份認同，甚至是家庭身份認同，往往不像表麵上那麽簡單。非洲人和其他人一樣，在生物學上是直係親屬和更大的親屬網絡中的成員。“血緣關係”是殖民時期人類學家的主要關注點，他們了解到非洲人在設計管理家庭事務的方式方麵具有不同尋常的創造性。事實上，幾乎每一種親屬製度都可以用非洲的例子來說明。與其他人類分類不同的是，這些親緣關係最終可以被現代的基因研究方法證明或否定。畢竟，你要麽是曾祖母的曾孫，要麽不是。

然而，大多數關於血緣關係的說法還沒有經過基因測試。與世界其他地區一樣，非洲為想象力和發明創造了空間。從曆史上看，許多個人或家庭都聲稱與其他更高貴、更富有或更有精神影響力的人有關係。這些說法中，一些是基於真實的血統，但另一些則是虛構的。此類團體在一段時間內保持這種虛構的能力要歸功於它們的權力和集體的能力，能夠讓那些可能對這種說法表示懷疑的人保持沉默。同樣地，如果缺乏足夠的權力來維持這些虛構的說法，那些擁有合法生育優勢的團體和個人就會將這些說法擱置一邊。

其他身份認同——種族、政治、文化、宗教——不再那麽直截了當，但同樣具有政治性和爭議性。它們有時具有潛在的危險性：僅在20世紀就有數百萬人因為身份問題而喪生。非洲為我們提供了1994年盧旺達種族滅絕的例子，“胡圖人”中的極端勢力對“圖西人”實施了係統的追捕和殺害。僅在一個月的時間裏，就有約80萬人喪生，其中包括圖西人和溫和派胡圖人——他們被認為是同情者而被殺害。我們將在下文回顧這一悲劇性的曆史。

因此，曆史學家不斷地對這些標簽和身份進行質疑。但是，他們有義務對非洲人自己的身份，對他們自稱的身份，以及對那些被別人強加給他們的身份進行全麵的調查。今天的學術共識是，非生物身份在某種程度上是曆史進程的產物。換句話說，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它們都是人為“構建”的。一旦構建起來，身份很少是靜態的，而是常常被改變的。環境可以迫使或鼓勵人們改變他們的身份。讓我們來看兩個例子，均來自19世紀動**的非洲，當時非洲大陸的大部分地區都發生了混亂的變化。

第一個例子是非洲南部祖魯人的身份塑造。這涉及國家建設、軍事征服、地理擴張、難民和戰敗者的接收，以及大英帝國最終將其征服與殖民。因此，祖魯人的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正如自稱祖魯人或被稱祖魯人的人構成了迅速變化的人口一樣。大約在1820年以前，“祖魯”這個詞是一個氏族的名字，它指的是由更強大的姆特瓦(Mthetwa)王國統治的小王國的統治者的名字。軍事上的革新和祖魯統治者沙卡(Shaka)的戰略天賦，最終使這個小祖魯王國戰勝了他們的姆特瓦君主，並及時擊敗了該地區的許多王國，其中一些王國開始認為自己是祖魯人。這種身份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因為在更廣闊的區域內的其他王國並沒有如此合並，但它們與祖魯人有許多共同的文化屬性，包括語言。

我們的第二個例子是今天尼日利亞西南部和鄰近的貝寧共和國的約魯巴人。與“祖魯人”這個詞一樣，“約魯巴人”在20世紀初的意思與100年前大不相同。事實上，它最初是從稀樹草原來到北部的豪薩人用來描述奧約(Oyo)居民的一個詞，奧約隻是該地區劃分的眾多城邦之一。

圖11　沙卡(1828)，著名的祖魯王國建造者雕像，根據納撒尼爾·艾薩克斯(Nathaniel Isaacs)的著作《東非之旅與冒險》(倫敦，1836)中英國商人詹姆斯·金(James King)的一幅畫作改編

盡管語言和文化有著潛在的相似性，但正是這些以城市為基礎的王國提供了政治和種族認同的關鍵點。在19世紀早期，最強大的奧約麵對豪薩和富拉尼穆斯林革命者的襲擊開始衰落，該地區陷入了數十年的自相殘殺。

那是一段混亂的時期。難民在流動，新的城鎮建立起來，大量的俘虜被賣給了沿海的歐洲奴隸販子。許多人在巴西和古巴淪為奴隸。另外一些人在海上被英國皇家海軍的反奴隸貿易中隊攔截，在數千英裏外的沿海殖民地塞拉利昂獲得解放。正是在這裏，“約魯巴”的概念開始被重新表述。

這一過程的主要參與者是受過西方教育的基督徒，比如塞繆爾·阿加伊·克勞瑟(Samuel Ajayi Crowther，約1806—1891)， 1822年他被從葡萄牙奴隸販子手中解放出來，1843年被任命為聖公會牧師。那一年，他在倫敦出版了《約魯巴語言語法和詞匯》(Grammar and Vocabulary of the Yoruba Language)一書，第二年在塞拉利昂的弗裏敦(Freetown)主持了第一次約魯巴語教堂儀式。1845年，克勞瑟作為教會傳教士協會的一名代理人回到家鄉，加入其他返回塞拉利昂的人以及從巴西解放出來的奴隸的行列[在巴西，關於約魯巴蘭(Yorubaland)的觀念也在不斷演變]，努力創建一個現代的、充滿活力的約魯巴蘭。盡管這兩個群體都包括穆斯林，但基督教才是他們的核心，其目的是培養一種更廣泛的新社區意識。另一位塞拉利昂牧師塞繆爾·約翰遜甚至在其著名的《約魯巴人的曆史》(History of the Yorubas， 1921年出版，但在1897年已經完成)中指出，奧約的統治者——他自己的祖先——實際上是《舊約》人物的後裔，他們的宗教曾經是一神論的。因此，皈依基督教代表著對古代約魯巴理想的回歸，這種理想曾被“異教”、政治分裂和奴隸貿易所腐蝕。這些基督徒由此鋪設了通往現代約魯巴民族的道路。

祖魯人和約魯巴人隻是許多非洲人在過去幾個世紀中進行了所謂的“種族進化”項目(ethnogenesis projects)的兩個例子。這裏的關鍵詞是“項目”，也就是說，這些是有意識的嚐試——在我們的例子中，這種嚐試主要通過貴族階層和基督教化的精英階層來改造和擴大歸屬感而展開。

當然，兩者都比本文描述的要複雜。在“祖魯”(Zulu-ness)和“約魯巴”(Yoruba-ness)不斷發展的領域內外，關於這些標簽的確切內容和含義有很多爭論。此外，這兩個假設的“民族”(nations)在殖民征服後被賦予更廣泛的政治身份，使情況更加複雜。在祖魯人和南非人之間，約魯巴人和尼日利亞人之間，以及在南非人或尼日利亞人和“非洲人”之間，無論是單一的個體還是集中的群體，都需要重新確定界限。這項工作代代相傳，對許多人來說，今天仍在繼續。

“部落”

在我們寫作本書時，一個受歡迎的紀錄片節目剛剛結束了它在BBC電視台的第二季播放。它講述了主持人布魯斯·帕裏(Bruce Parry)的經曆，他每周都充滿熱情地沉浸在埃塞俄比亞奧莫河穀(Omo river valley)不同非洲人的文化中。這個係列紀錄片節目的名字叫《部落》(Tribe)。這個節目很有趣，有時也很有啟發性，但有一個問題。對非洲身份問題的許多誤解，是其他國家對非洲人數百年來看法的結果。過去，歐洲的旅行者、傳教士、殖民地管理者和人類學家都傾向於將多重身份劃分為單一的“部落”概念。這是一種對非洲人是誰和他們如何生活的局外人理解模式。對使用這種模式的人來說，它承載著各種各樣的含義，使用者經常提到它們，就像談到非洲國家和社會的現實一樣。

這一概念存在的問題是其隱含的意義，即我們所有人的多重身份與我們所受統治的政治國家之間有密切的契合。這意味著，例如，阿桑蒂或埃塞俄比亞國家——政治身份——也必然與由血緣關係、宗教、文化或語言衍生出的其他身份聯係在一起。

實際上，大多數非洲國家的建設者統治著多元人口，而多元人口很少表現出“部落”概念所假定的那種整齊劃一的一致性。雖然有些國家有相當高比例的人口是由血統、文化和宗教傾向聯係在一起的，但最近的史學研究強調非洲人的物質流動性以及物質、智力和社會實驗的活力。

我們還不斷麵臨關於“部落”成員的分裂和不可溝通性的斷言。盧旺達和鄰國布隆迪的胡圖族和圖西族的例子可能會有啟發性。世界新聞界普遍認為，導致1994年盧旺達種族滅絕的仇恨是基於一些原始的部落差別。我們被告知，圖西人是高大的牧民，他們傳統上統治著矮小的胡圖人，胡圖人是從事耕種的農民。盧旺達和布隆迪的歐洲殖民者，首先是德國人，然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比利時人，把圖西人看作是含米特假設的代表。也就是說，他們被認為是來自北方的貴族入侵者，征服了當地的胡圖人。

關於這一點有很多曆史可以挖掘。簡單的部落模式根本行不通。從我們對該地區的了解來看，殖民主義出現之前的幾個世紀以來，分散的王國之間一直在爭奪政治權力，但這些衝突的斷層線與圖西人和胡圖人之間的分裂無關。這兩組人之間的關係要複雜得多。首先，圖西人和胡圖人說同一種語言——巴尼亞盧旺達語(Banyarwanda)。此外，在成為殖民地以前和殖民地時期，大量的胡圖人是養牛人；殖民前時期，也有占統治地位的胡圖人和屈從的圖西人。胡圖人可以，也確實能夠成為圖西人，就像圖西人成為胡圖人一樣。雖然“胡圖人”和“圖西人”的含義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幾乎可以肯定，這些含義源自非洲曆史動態——那些變化的王權擁有者。這些身份的易變性是變化的後果之一，也是變化的原因之一。

部落的概念與帝國的語言有關。這是羅馬征服者對北非土著柏柏爾人(“柏柏爾”一詞源於希臘語“barbaroi”，意為“野蠻人”)，以及野蠻不羈的不列顛人、高盧人和日耳曼人的設想。有人認為，“部落”並不總是有這樣的貶低含義。畢竟，這是《欽定版聖經》(King James Bible)描述“以色列子民”分裂的方式。然而，這個詞的現代用法是在歐洲帝國擴張的熔爐中鍛造出來的。到了19世紀末，歐洲的政治家自信地認為他們創造了曆史上最高形式的社會組織——國家。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理性而現代的機構，是對陳舊的不民主帝國和王國的一種替代。使用“部落”一詞來描述非洲社會，是出於讚揚民族國家的願望，同時也暗示了其他國家固有的低人一等的地位。這也是進行殖民征服的道德借口。簡而言之，相比於民族國家而言，它意味著那些欠發達的原始政治、尚未被啟蒙思想所照亮的文化、未受現代科學影響的技術，以及迷信而未達到精神層麵的宗教。

事情不能就此打住。隨著時間的推移，非洲許多地區的殖民統治“收編”了前殖民時期的當地政治體製。它試圖利用較老的非洲國家的統治者作為輔助力量，執行維持和平、向人民征稅、築路和動員勞工的任務。這種地方政府權力下放的製度，是建立在被神聖化為部落地區的基礎上的。有時這些地區與殖民前的管轄範圍相對應。但也常常發生政府權力沒有下放的情況。在沒有明顯王國或非洲人的地區，或殖民統治者喜歡稱其為“酋長國”的地區，非洲人被鼓勵推選酋長。例如，在尼日利亞東南部，所謂的“委任酋長”(warrant chiefs)是在講伊博語的貧困地區設立的，這些委任酋長的合法性依賴於英國政府簽發的委任令。在許多地區，酋長缺乏傳統的合法性，但在軍隊或警察中為殖民國家做過一些工作。

在許多情況下，通過殖民幹預和土著機構的權力實施，新的身份被創造，舊的身份被重新構想。李·克朗(Lee Cronk)對肯尼亞穆科戈多人(Mukogodo)的研究表明，這群從事狩獵采集(和養蜂)的人是如何在20世紀上半葉放棄自己作為穆科戈多人的身份，轉而自稱馬賽人(Maasai)的。這一進程的催化劑，是英國殖民地國家保留了肯尼亞高地最肥沃的土地，供白人定居者使用。穆科戈多人被命令成為這片土地的原始居民，並被分配到他們自己的保護區內，在那裏他們將狩獵采集經濟發展成了畜牧經濟。鄰近的馬賽人長期以來一直認為養牛是一種優越的生活方式：在馬賽語(Maa)中，人的狩獵采集生活被侮辱性地稱為“伊爾·托羅博”(il torrobo)。但是英國人錯誤地將這個貶義詞理解為多羅博(dorobo)部族的名字。不過，多羅博人自己也有其他想法。現在，穆科戈多人在自己保留的土地上建立牛群，以此來統治他們的鄰居，他們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經上升了。他們正在成為馬賽人。對那些做出這種轉變的人來說，這種轉變無論是在情感上還是在智力上都不是一件小事。它包括拋棄舊的身份，舊的身份部分是圍繞著獨特的語言——雅庫(Yakuu)而形成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和不相關的新語言——馬賽語，以及其他適應新文化的努力。現在有一群人自稱馬賽人，而他們的身份也將被外人如此認定，他們離成為完全不同的馬賽人隻有兩代之遙。

比利時統治下的盧旺達和布隆迪也走上了類似的進程。殖民國家要求非洲人在出生登記、工作和跨界旅行所需的文件上說明他們的部落關係。“圖西”(Tutsi)和“胡圖”(Hutu)這兩個詞——如我們所知，源自某種更像是階級術語而非種族的東西——成了部落名稱。對某個成員的身份進行記錄來確認和形成個人身份。而圖西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被認為是種族優越的民族，所以變得更受比利時人的青睞，他們在殖民地官僚機構中享有更多接受傳教教育和有償就業的機會。殖民統治並沒有造成部落不平等和衝突，而是把它推向了危險的，最終是災難性的新方向。

在歐洲帝國主義時期，“部落”的概念概括了非洲人的差異性；但就像殖民征服帶來的許多變化一樣，這個概念已經生根發芽。部落歸屬感(或者用一個更禮貌但內涵更少的詞——“種族”)在許多地方已經被非洲人自己所接納，與親屬、宗教和國家在同一種歸屬框架展開競爭。對一些人來說，它包含的道德觀念根植於社區和國家所形成的曆史記憶之中。對另一些人來說，特別是對尋求區域選民支持的政治家來說，它成了積累權力的工具。正如我們將在後文看到的那樣，爭奪新國家蛋糕的鬥爭往往是由民粹主義引發的；民粹主義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源自對所謂的部落或種族差異的敏感。簡而言之，在當代非洲，統一性和多樣性的思想之間的緊張關係仍然十分突出。

[1]　Asantehene，加納阿桑蒂人的國王。

[2]　黑人性文化運動，也被譯為黑人學文化運動，其主要主張是黑人是感性的，白人是理性的，各有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