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非洲概念

本書是對宏觀主題的簡短介紹。事實上，它是對兩大宏觀主題的簡短介紹：其一，它關乎非洲其地及其人；其二，它關乎非洲的過往，正如非洲人所設想及曆史學家所書寫的那樣。無論非洲其地其人還是其過往，二者的規模都是巨大的。非洲大陸從地中海南岸一直延伸到好望角，由50多個國家組成，其語言和文化是世界上最多樣化的。非洲是人類的搖籃，是人類最初進化之地，人類從這裏向外擴張並定居在地球上。非洲有著可追溯的曆史，最早可至5000年前世界最早的古文明——法老埃及。

即使隻梳理跨越非洲大陸不同地區的最流水賬式的曆史脈絡，也遠遠超出了本書的範圍。而且這還會像每年哈馬坦風從撒哈拉沙漠吹向南方，使塞內加爾到蘇丹的天空都像失色的沙塵一樣枯燥、幹巴巴。概述整個非洲或其不同部分的曆史書籍已浩如煙海，我們在本書的末尾也推薦了此類書籍。然而，我們的目標是反思非洲過去被想象和呈現的方式的變化。也就是說，我們並沒有隻把曆史作為一種對過去的再現，而把它排除在一係列真實事件之外。我們的論點由整個非洲大陸的係列事件、發展過程，以及遠離非洲的移民裔群所證明。我們希望從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非洲過往研究中出現的主要議題、問題和爭論。這些問題不僅對了解非洲，而且對了解整個曆史學科都至關重要。

我們的議題具有挑戰性，不僅因為從客觀上看非洲地域廣袤、曆史厚重且複雜多樣，還因為“非洲曆史”本身的概念具有爭議性——一些人認為它不重要，而另一些人卻把它當作意識形態武器，並始終頑固地抵製精確的定義。最後一點可能會顯得很奇怪。正如我們剛才所說，非洲是一個大陸，它的過往就是構成非洲曆史的要素。但是，一個大陸是否擁有這樣的“曆史”呢？幾乎不可能有一本這樣描寫“亞洲曆史”或“歐洲曆史”的書。非洲獨特的曆史思想基於這樣的假設：非洲大陸擁有某種超越地理範圍的根本統一性，這種統一性不僅將整個大陸聯係在一起，而且使它有別於世界其他地區。

從一開始，種族問題就出現了，因為非洲的曆史常常被視為黑人的曆史。這就衍生出了一係列問題：如果非洲的曆史是整個非洲大陸的曆史，那麽它是應該將撒哈拉沙漠的北部和南部地區都包括進去，從而包括許多不明顯“黑色”人民的曆史？還是說，僅僅指撒哈拉以南或“黑非洲”的曆史？如果是後者，那麽它應該包括在非洲大陸以外生活和死亡的數千萬非洲人(主要是奴隸貿易所創造的美洲和亞洲的黑人裔群)的曆史嗎？除了包容和排斥的問題之外，還有一個問題：非洲曆史在本質上是否與世界其他民族或地區的曆史一樣，遵循同樣的“普遍真理”和同樣的學術分析方法？抑或是，非洲的特殊性要求研究者按照非洲自己的邏輯來研究它的過去？抑或是，按照它的無數組成部分的不同邏輯來研究？換句話說，“非洲”擁有怎樣的非洲曆史？

非洲大陸內外的曆史學家對以上問題一直存在爭議，這似乎令人驚訝。關於非洲曆史的研究，學者們在這些基本定義上存在分歧，這說明什麽呢？這個問題的答案部分在於，盡管非洲曆史是一個宏大的話題，但它也是一個非常新的話題。作為一項公認的探索性學術課程，它的曆史隻有四五年。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隨著現代曆史學科在西方大學中的確立，歐洲的普遍看法是，非洲，特別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沒有曆史可言。非洲社會不僅被認為是原始和不變的，而且由於其人民普遍缺乏識字能力，故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沒有集體曆史意識。

這些種族觀念是歐洲帝國主義時代的重要組成部分，被提出來作為19世紀末征服和分裂非洲的行為的辯護依據。盡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偽科學的種族等級製度和殖民帝國瓦解了，但對非洲曆史正確性的懷疑一直持續到20世紀後半葉，其質疑者包括一些曆史學界眾所周知的主要(歐洲)成員。懷疑論者關於非洲缺失曆史意識的看法是錯誤的。長期以來，非洲人民對過往有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記憶方式。非洲的曆史不僅僅是被現代大學“研究出來”的曆史。好在，近年來，接受非洲過往是曆史學科的合法組成部分(就如接受其他殖民地的人民、婦女、窮人，以及迄今為止無聲的邊緣化群體，他們也是世界的合法組成部分)，已經成為承認人類曆史多樣性的關鍵性突破。

非洲的誕生

在開始討論非洲曆史的輪廓之前，我們必須首先審查非洲本身的輪廓。兩者並不容易分開，因為要想把非洲視為一個地方，就必須從曆史中去思考。近幾十年來，許多曆史學家和其他學者越來越懷疑公認的智慧，開始仔細研究和“解構”(un-package)一係列長期以來被簡單地視為理所當然的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知識。這種“解構”部分是為了說明社會和個人如何看待存在於這個世界的自身，並試圖證明由此形成的構想比想象的更複雜，更易發生變化。它還關注某些文化如何看待其他文化，特別是歐洲或“西方”如何看待亞洲、非洲、美洲和其他地方的人民。除了複雜性和變化，我們強調的是觀察者們是如何表達自己的感知的，他們可以被視為受帝國權力的動態變化所影響。

在這方麵，一項開創性成果是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1978)，考察了歐洲視野下奇異、頹廢和腐敗的“東方”和北非。薩義德因假設存在構建了反東方主義(或“西方主義”)的整體歐洲世界觀，而受到了很多批評。然而，盡管他的著作有缺陷，但仍極具影響力，並催生了一係列反映世界觀的著作，如羅納德·因登(Ronald Inden)的《想象印度》(Imagining India)、剛果哲學家V. Y. 穆丹貝(V. Y. Mudimbe)的《非洲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Africa)。非洲是怎麽發明出來的？是由誰發明出來的？穆丹貝認為，簡單來說，非洲的概念最初並非由非洲人發明，而是由非非洲人提出，這就是“差異範式”(paradigm of difference)。換句話說，非洲已成為奇異的三棱鏡，外來者(主要是歐洲人)通過這種棱鏡折射出“他者”和他們自身的圖像。

有很多證據支持這種觀點。在20世紀之前，很少有非洲居民認為自己是“非洲人”。“非洲人”這個詞本身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地中海的古典文明時期。希臘人首先設想了地中海世界的三分區域，他們稱地中海南岸為利比亞，與東部的亞洲相對，而西北部則是歐洲。在利比亞和亞洲之間有“埃及”(另一個希臘詞)，其偉大的河流——尼羅河被古代地理學家視為兩個領域的分界線。

對希臘人來說，“利比亞人”(Libyans或Libyes)一詞似乎具有模糊的種族含義，因為它被用來區分地中海沿岸人民與南部膚色較深的“埃塞俄比亞人”(源於希臘語“Aithiops”，意為“曬黑的臉”)。希臘觀察家將利比亞人劃分為無數個部族，其中一個部族位於腓尼基人的定居地迦太基(現在的突尼斯)，後來羅馬人稱其為阿非利人(Afri)。阿非利加(Africa，即非洲)——“阿非利人之國”，這個詞的應用，最初被嚴格限定於公元前146年征服迦太基後所建立的羅馬人的一個行省。在公元7世紀羅馬帝國滅亡和阿拉伯人征服北非之後，同一片沿海地區在阿拉伯語中被稱為“伊夫裏奇亞”(Ifriqiya)。直到15世紀葡萄牙海員將非洲納入歐洲人的活動範圍時，“非洲”一詞才普遍適用於整個非洲大陸。

圖1　以地中海為中心的三分世界。這是一幅來自11世紀萊比錫手抄本的中世紀“T形圖”，其中尼羅河位於亞洲邊境；迦太基、努米比亞、利比亞和毛裏(Mauri)位於北非；而埃塞俄比亞、斯科舍(Scotia)、安格利亞(Anglia)位於世界的外圍

葡萄牙在“發現時代”的航行不僅有助於增進歐洲對非洲的了解，而且開啟了歐洲人對非洲人看法轉變的曆程。這種轉變源自跨大西洋的奴隸貿易。奴隸製是古地中海世界的一個突出特征，它在中世紀的歐洲以各種形式繼續存在。它也存在於伊斯蘭世界，包括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然而正是發生在16至19世紀之間的大西洋奴隸貿易迫使大約1200萬非洲人遷移到美洲，使歐洲人在種族劣等、奴役和非洲三者之間建立了明確的聯係。我們將在第四章再次討論奴隸製和奴隸貿易。需要注意的一點是，非洲的許多現代觀念都是從大西洋奴隸製度這一殘酷無情的熔爐中產生的。

此外，正是在這種嚴峻的考驗中，非洲人自己才開始接受非洲的概念。第一批這樣做的是受過西方教育的黑人知識分子，包括著名的反奴隸貿易活動家奧勞達·伊基阿諾(Olaudah Equiano)，以及亞曆山大·克拉梅爾(Alexander Crummell)、馬丁·德拉尼(Martin Delany)和愛德華·W. 布萊頓(Edward W. Blyden)等19世紀的非洲裔美國人。這些思想家能夠認識到非洲，正是因為他們離開了非洲，他們奠定了後來所謂的“泛非主義”的基礎。他們不僅借用了非洲的概念，還借用了19世紀歐洲的種族語言。在早期的泛非主義思想中，非洲——或者有時繼續被稱為“埃塞俄比亞”的非洲大陸——被視為獨特民族(“黑人種族”)的家園。直到19世紀末，這些思想才開始在非洲內部發展，它們首先出現在西非沿海貿易城鎮上的那些有讀寫能力的英語社區中。那時，非洲大陸正處於歐洲殖民征服的邊緣，對許多人來說，這一狀況將進一步鞏固“何為非洲人”這一議題。

正如最近對中世紀的研究所顯示的那樣，歐洲的概念與非洲一樣，都是一種想象。歐洲人不是唯一“發現”非洲大陸的外來者。穆斯林阿拉伯人在先知穆罕默德公元632年去世後的70年裏，橫掃了阿拉伯半島，征服了整個北非沿海地區，並在公元711年將他們的統治範圍擴大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羅馬時代，北非曾是早期基督教的中心，而現在北非以穆斯林為主。當地大多數埃及人和柏柏爾人皈依了伊斯蘭教，加上阿拉伯移民的湧入，他們共同創造了獨特的北非文化和政治王朝。穆斯林地理學家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希臘思想中對已知世界的三分法，但這被基於信仰的、更為基本的世界觀所覆蓋。因此，北非成為伊斯蘭居住區(阿拉伯文為“Dar al-Islam”)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區則被稱為非信仰居住區(阿拉伯文為“Dar al-Kufr”)，有時被稱為戰爭地區(阿拉伯文為“Dar al-Harb”)。

在第一個千年結束時，騎駱駝的柏柏爾人和阿拉伯商人已經開始在撒哈拉沙漠上與他們口中的“比拉德-蘇丹”(Bilad as Sudan，即黑人的土地)建立聯係了。隨著貿易而來的是伊斯蘭教本身，它吸引了來自西非稀樹草原王國的商業精英和統治精英，使其成為皈依者，並模糊了伊斯蘭信仰和非伊斯蘭信仰的界限。非洲東海岸也在進行類似的進程，該進程與印度洋上的穆斯林海上貿易相關聯。與後來的大西洋貿易一樣，跨撒哈拉和印度洋的貿易也包括奴隸的出口，盡管對穆斯林來說，“異教”而非膚色才是奴役的主要理由。然而，中世紀阿拉伯人所寫的關於“比拉德-蘇丹”的著作，包括著名的北非曆史學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等經驗豐富的思想家所寫的著作，往往都表達了對“原始”非洲人的蔑視，這種蔑視超越了對異教徒的通常程度。對北非穆斯林來說，“黑非洲”也被認為是“差異範式”。

反過來，北非也給那些試圖定義非洲和“黑人種族”的人帶來了問題。正如薩義德所言，帝國主義時代的歐洲人可能認為該地區是正在衰落的東方的一部分。但它在曆史範圍內仍然被認為與南部永恒原始的“部族”非洲形成鮮明對比。在19世紀的泛非主義者中——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相信非洲的“救贖”將通過皈依基督教來實現——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表明了他們對伊斯蘭教的不同態度。有些人，如布萊頓，對該宗教持高度讚成的態度；另一些人認為這帶來了一些問題，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與奴隸製存在聯係。維多利亞時代的種族神話也產生了“含米特假設”(the Hamitic hypothesis，源自《聖經》中的諾亞之子哈姆)：這個假設認為，來自北方的皮膚白皙的入侵者有責任傳播“黑非洲”存在的所有文化成就。早期的泛非主義者也吸收了這一理論，他們急於把黑人曆史拉進通史敘述中，而先前的通史敘述則否定了非洲文化與基督教的中東起源之間存在聯係。

19世紀那種認為人類可以被劃分為不同種族的觀點，現在已經被遺傳學家和曆史學家所拋棄。所以，總的來說，也有一些偉大的理論認為某種本質上的“非洲文明”正在傳播。然而，對非洲進行定義的問題仍然存在，這是通過對非洲大陸兩位著名曆史學家最近的教科書進行比較得出的結論。約翰·伊利夫(John Iliffe)的《非洲人：一個大陸的曆史》(Africans: The History of a Continent)，正如副標題所示，他把非洲的曆史當作撒哈拉以南和以北整個大陸的曆史。相比之下，弗雷德裏克·庫珀(Frederick Cooper)的《1940年以來的非洲》(Africa since 1940)忽略了北非，將非洲的範圍限製在撒哈拉以南地區，並以此暗示後者代表了非洲曆史的獨特之處。在非洲大陸的另一端——有著白人定居和工業化曆史的南非也令人不安地出現在許多教科書中：伊利夫在其著作的最後將南非的現代史納入了一個獨立的章節。按照慣例，這兩本書都把印度洋上的馬達加斯加島作為非洲的一部分——盡管同樣按照慣例，這兩本書對這個問題都沒有進行更多的說明。

還有學者主張將非洲移民裔群納入非洲曆史，他們堅持認為，非洲的曆史遠非止步於非洲大陸的邊緣，而是一直延伸到所謂的“黑色大西洋”。這些主張沒有對錯之分。我們已經注意到非洲移民裔群在非洲概念形成中的重要性，稍後將繼續討論關於非洲移民裔群在非洲曆史上所發揮的更大作用。就北非而言，從文化、曆史甚至地理上來說，該地區既是非洲的一部分，也是地中海世界、西南亞或中東的一部分。雖然我們會辯稱，至少“種族”“部族”“親屬製度”，以及外部觀察者排擠非洲社會的各種其他框架現在都已被拋棄或質疑；但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恢複非洲大陸的過去方麵，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多進展，因此很難忽略非洲本身的概念。

非洲大陸的謊言：環境和曆史

“非洲”很可能是一個虛構的概念。但它也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存在：各種各樣的環境和景觀構成了它的人類曆史背景。近年來，環境史非常流行，其流行原因部分在於人們對全球氣候變化、人口增長、饑荒和生態危機的擔憂不斷升級。約翰·伊利夫1995年出版的《非洲人：一個大陸的曆史》一書以非洲大陸的曆史人口學為中心主題，著重強調非洲人作為“代表整個人類殖民了世界上一個特別不利地區的拓荒者”的作用。伊利夫認為，在“古老的岩石、貧瘠的土壤、變化無常的降雨、豐富的昆蟲和獨特的疾病流行”的惡劣環境中建立持久的社會，代表著人類對抗逆境的勝利。然而，這一勝利來之不易，因為它是以巨大的人類苦難和非洲持續的貧困為代價的。伊利夫堅持認為，“現在是理解和反思非洲大陸曆史中折射出的當代問題的時候了”。

我們對過去的看法是由對現在的關注所決定的，這是一種常見的甚至是陳詞濫調的看法。眾所周知，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的《羅馬帝國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是現代曆史著作的基石之一，其被解讀為反映了18世紀末人們對大英帝國衰落的焦慮。也許是這樣吧。但是，毫無疑問，非洲曆史研究領域受到了過去50年來該大陸起伏不定的命運的影響。受非洲曆史上反對殖民統治的解放鬥爭和建立獨立國家運動的啟發，20世紀60年代的一些曆史學先驅傾向於把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史上，特別是土著非洲國家的政治史。20世紀70年代，隨著政治動**和經濟衰退成為常態，經濟史開始嶄露頭角。隨後，人們對社會史越來越感興趣，即關注普通人的生活經曆，而不是狹隘地關注“偉人”的行為。

我們將在不同的時間點回到這條軌道上，包括最近向文化和思想史的“轉向”。當然，非洲的史學要比這複雜得多：與這裏所概述的線性演化相比，非洲史學有更多重疊和爭議的觀點。然而，它提醒我們，思考非洲的方式在不斷演變。這也適用於像物理環境這種似乎是固定不變的東西。正如詹姆斯·邁卡恩(James McCann)在最近一份關於這一主題的調查中所寫的，“環境史和景觀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關於非洲曆史文化和殖民政府如何看待非洲大陸的想法、觀念和對策的曆史”。換句話說，我們還沒有完成對非洲的設想。

那麽，非洲大陸看起來怎麽樣呢？就地形而言，它沒有其他大陸那麽極端。山脈地區確實存在：主要是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的阿特拉斯山脈，以及從厄立特裏亞向南穿越東非大裂穀、大湖地區直至南非德拉肯斯堡的高地脊。眾所周知，乞力馬紮羅山白雪皚皚的峰頂高出赤道5895米——盡管在全球變暖的時期，其白雪皚皚的峰頂明顯在退縮。然而，非洲大陸隻有4%的地方其海拔在1500米以上，其中一半位於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裏亞的阿比西尼亞高原。非洲大陸的核心是一座向東隆起的巨大古代岩石高原，但它被一係列廣闊的衝積平原所圍繞。與非洲的岩石一樣，非洲的土壤也很古老，而且很多土地都非常貧瘠，無法用於農業生產。

除較分散的東部高地之外，隨著赤道兩側降雨量的下降，非洲的生態係統呈條帶狀發生了巨大變化。向北，剛果盆地和西非海岸的赤道雨林被林地和稀樹草原所取代，接著是半幹旱的薩赫勒草原、廣闊的撒哈拉沙漠，最後是北非濕潤的地中海沿岸地區。在赤道以南，這種模式重複出現，西部的稀樹草原被卡拉哈裏(Kalahari)沙漠和納米布(Namib)沙漠取代，然後是南非好望角(Cape)的溫帶氣候。

這些生態區中，大多確實被證明很難讓人類居住。具有挑戰性的地形、極端氣候和高發病率都是造成非洲人口水平始終處於較低位的原因。分散的流動人口，反過來又限製了未來的國家締造者建立集中政治權力的能力。但如今很少有曆史學家會認為環境在實質上決定了人類活動的進程。然而，情況並非總是如此。事實上，“環境決定論”是帝國時代歐洲人看待非洲的核心——就像古代穆斯林對熱帶地區的看法一樣。也就是說，那時候人們普遍認為種族特征源於環境條件，“令人衰弱”的熱帶氣候是非洲黑人落後的根本原因。

沒有什麽環境比赤道森林更讓人感到衰弱。原始、單調且難以穿越的黑暗“叢林”被認為孕育了最原始的東西。赤道叢林曾經是——在許多方麵仍然是——關於非洲景觀最持久的流行神話，並且它作為非洲“差異性”(otherness)的隱喻，從維多利亞時代的旅遊文學，一直延續到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901年的著名中篇小說《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艾靈頓公爵(Duke Ellington)20世紀20年代的“叢林音樂”(Jungle Music)，以及反映現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政治暴力的當代報告文學中。

圖2　非洲主要地理形態

非洲的生態區不僅非常多樣化，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也在發生變化，並且是持續性的變化。變化的方式既有長期的線性變化，也有節奏性的季節變化。此外，局部景觀是“人為的”，也就是說它們是由人類活動塑造的。外來糧食作物的引進改變了非洲的農業係統：大麥和小麥在數千年前從亞洲傳入非洲東北部，香蕉在第一個千年從東南亞傳入非洲，玉米和木薯在16世紀從美洲傳入非洲。現代非洲還擁有由混凝土、玻璃、木材和波紋鋼鐵構成的城市景觀，現在非洲大陸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

也許體現非洲環境變化最顯著的例子是撒哈拉地區的沙漠化。大約1萬年前，熱帶非洲的氣候進入了強降雨時期，在大約5000年的時間裏，撒哈拉地區形成了湖泊、河流和茂密的草原。這一環境有利於該地域大部分地區的人類居住。考古證據表明，到這個時代結束時，撒哈拉人已開始從狩獵、捕魚和采集轉向家畜的馴養和穀物的種植。他們還開始創作一些非洲最早的藝術作品，其形式是引人注目的岩畫，這些岩畫至今仍能在馬裏的阿德拉爾·德·伊福拉斯(Adrar des Iforas)、阿爾及利亞的阿哈加爾(Ahaggar)和塔西利(Tassili)等多山沙漠中露出地麵的岩石上看到。

大約5000年前，降雨量開始下降，在接下來的幾千年裏，撒哈拉地區變成了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大沙漠。幹旱的過程以各種方式影響著人類的定居——把遊牧民族和農業民族，連同他們新的糧食生產技術，向南推進到東非和西部的森林邊緣。這迫使其他人從幹旱的平原向下進入肥沃的尼羅河穀，從而創造了一個人口集中的地方，並促成了非洲第一個中央集權王國——上下埃及的出現。最深刻的變化是，沙漠化使得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歐亞大陸之間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屏障，二者的文化相互隔離，不斷發展。直到第一個千年人們開始馴化駱駝再次穿越撒哈拉後，這種文化隔離現象才得以結束。

現在讓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沙漠屏障的南部邊緣，以便更多地思考非洲的概念，以及環境在塑造其曆史中的作用。

尼日爾河中部：城市化、公民社會與帝國傳統

1938年，一位名叫維耶拉德(Vieillard)的教師兼業餘考古學家在法屬西非殖民地蘇丹(今天的馬裏)的詹納鎮(Jenne)以南3公裏處的一個舊定居點遺址進行了一次發掘。當地說詹納克語的人稱這個地方為“古詹納”(Jenne-jeno)，它是散布在尼日爾河內陸三角洲洪泛區的眾多廢棄遺址中的一個。維耶拉德對遺址的報告沒有引起任何人的興趣，古詹納仍然沒有受到學者和文物收集者的關注。直到1977年，也就是馬裏獨立17年後，古詹納的考古工作才開始。30年後，這項考古工作使古詹納成為非洲最重要的曆史遺址之一。除了一些陶俑，這裏沒有任何不朽的遺跡，也沒有任何壯觀的人工製品，然而，考古發掘顯示，古詹納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已知最古老的城市中心，建於公元前3世紀，並持續存在了1600年。它的發現改寫了尼日爾河中部地區的曆史，改變了我們對非洲城市曆史的看法。它還挑戰了全球範圍內城鎮和城市興起的既定思維。

圖3　西非尼日爾河中部地區

古詹納的故事為我們引入了一些主題，例如身份問題、起源問題，以及非洲曆史上內部與外部因素之間的緊張關係問題，這些問題我們將在後麵的章節中展開討論。古詹納考古工作將尼日爾河中部可追溯的曆史往前推了2000多年，它還證明了將20世紀上半葉法國開創的所謂“年鑒學派”(Annales school)的見解應用於非洲的可能性和問題：對長期性(longue dure)和精神狀態(mentalit)——特定時間和地點的獨特心態進行深層次分析，極為重要。

長期以來，尼日爾河中部地區一直是人們對非洲印象的重要來源。薩赫勒(Sahel)位於撒哈拉沙漠幹旱的南部邊緣，是講阿拉伯語的人所稱的“海岸”，它與公元8世紀至16世紀統治蘇丹西部政治版圖的三個帝國(加納、馬裏和桑海)的先後崛起有關。有關加納的第一次曆史記錄是公元8世紀末，大量穆斯林商人被其統治者所控製的利潤豐厚的黃金貿易所吸引，而穿越到沙漠的另一邊。六個世紀後，正是這種貿易吸引了葡萄牙水手來到幾內亞海岸。跨撒哈拉的交流和穆斯林的治國方略支撐了蘇丹帝國建設的進程，催生了加納的後繼者和沙漠邊緣地區的轉口港市：內陸三角洲以南的詹納以及北部的傳奇之城廷巴克圖(Timbuktu)。

圖4 城市建築的藝術形式。1905年，詹納（位於當今馬裏境內）的一座房子：這是橫跨西非薩赫勒和稀樹草原地區的“蘇丹風格”泥基建築的一個很好的例子。照片由埃德蒙德·福捷（Edmond Fortier，1862—1928）拍攝，他是早期殖民時期法屬西部非洲地區著名的攝影師和明信片出版商。福捷駐紮在塞內加爾達喀爾，1900至1910年間他拍攝了大約3300張照片

至少，這是對有關蘇丹帝國建設進程的老派觀點。甚至在非洲曆史作為一種學術課題出現之前，在對非洲大陸過去的解釋中，加納-馬裏-桑海序列就已經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富有同情心的殖民統治者，以及富有開拓性的美洲非裔學者來說，最能從時間迷霧中浮現出來的正是這些偉大的帝國。對第一代所謂的“民族主義”專業曆史學家來說，最重要的也是國家。他們關心的是通過證明非洲遠非歐洲帝國主義神話中的原始部族王國，而是有著悠久而高貴的國家建設傳統，從而將非洲的過去“去殖民化”。這一點在諸如馬裏這樣的偉大蘇丹帝國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著名的曼薩·穆薩(Mansa Musa， 1312—1337)統治的鼎盛時期，馬裏幅員遼闊，以其財富和權力遍布歐洲和伊斯蘭世界而聞名。

國家的命名

新國家盜用曆史名稱可能令人困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其目的往往是消除歐洲殖民時期的命名法，並與真實的非洲曆史建立聯係，但其中一些古老的名字恰恰也是由外人創造的。埃及、利比亞和埃塞俄比亞最初都是希臘詞匯，而摩洛哥和毛裏塔尼亞(以及“摩爾人”一詞)都是源自羅馬詞匯，意為北非的一個“部落”。英國的黃金海岸殖民地在獨立時取了加納的名字，盡管這是一個阿拉伯國家的名字，這個國家似乎被自己的統治者稱為瓦加杜(與現在的馬裏和毛裏塔尼亞的黃金海岸相距數千英裏)。隨著曆史的延續，法國的蘇丹南部殖民地變成了馬裏，而隻有“蘇丹”地區的東部(來自比拉德-蘇丹)保留了蘇丹的名字。或許後殖民時期非洲國家最引人注目的國家重新命名是上沃爾特(原名為Haute Volta或upper Volta)將兩種土著語言的單詞組合在一起後，改名為布基納法索，大致翻譯為“廉潔之國”。

然而，最近的考古研究，再加上曆史學家、藝術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研究，迫使人們重新思考這種既定的陳述。第一，對古詹納的挖掘表明，尼日爾河中部城鎮出現的時間遠遠早於口頭傳播和阿拉伯編年史所標注的時間。古詹納遠非與世隔絕的地區，而是世界上最後一個被發現的古代城市文明。第二，長期以來的假設，即認為外部力量為蘇丹西部非洲的“複雜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催化劑，現在已經完全被推翻。遠在北非商人到來之前，古詹納就是繁榮的地區貿易網絡中的一部分。第三，本土城市文化以一種非常特殊的形式出現。簡而言之，該地區古老的城市景觀中沒有任何標誌性建築的痕跡，而在世界其他地方，這些建築通常指向政治權力和宗教權威的中心。考古學家羅德裏克·麥金托什(Roderick McIntosh)認為，尼日爾河中部文明的本質不是等級製度，而是多元的“差異化結構”。換句話說，它的本質和核心可能體現於在不訴諸強製性國家權力的情況下，實現自我組織的能力，而不是體現於帝國建立的輝煌曆史中。

圖5　13世紀至14世紀，從詹納地區的古墓中發掘出來的騎乘武士的陶俑——這是帝國傳統的化身。騎兵技術在鞏固西非大草原上的中央集權中往往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悠久的曆史中，尼日爾河中部曾對具有挑戰性的自然環境和同樣具有挑戰性的人類景觀進行了嫻熟的管理。前者成功地維持了麥金托什所描述的“一個毗鄰荒涼的撒哈拉沙漠的巨大衝積花園”，後者通過“種族和解”的進程確保了社會和諧，並因該區域各民族，包括索寧克人(Soninke)、馬林克人(Malinke)、班巴拉人(Bambara)和其他民族所共有的一係列象征性的核心價值觀而得到鞏固。在這些價值觀中，最突出的是當地村莊社區(kafu)的自治和神秘力量(nyama)的概念。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融合成了曼德文化[1]，為世人所知。麥金托什把這種深厚的文化積澱稱為帝國傳統。曼德文化群體的北部分支——索寧克人統治著加納王國。從曼德中心地帶到南部興起了另一個分支——馬林克人。13世紀，馬林克人推翻了加納帝國，建立了新的統治體製，即馬裏王國。

為了重現帝國傳統，曆史學家可以求助於考古記錄之外的其他資料：北非旅行者和地理學家的記述、當地寫的阿拉伯編年史(ta’rikh)，以及曼德人自己的“古老語言”(kuma koro)。換句話說，在公元第一個千年末期，史前階段開始逐漸成為曆史。然而，與中世紀歐洲、印度或中國在同一時期產生的大量文字記錄相比，這樣的資料來源少之又少，而且支離破碎。此外，這些資料還給曆史學家帶來了解釋問題。例如，過度依賴穆斯林遊客和編年史作者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麽早期人們強調外部因素(特別是跨撒哈拉貿易和伊斯蘭教)在國家崛起中所起的作用。土著人口述傳說的應用有助於糾正這種失衡，但這也存在問題，因為大多數口述內容直到20世紀才首次被記錄下來，比如曼德文化最著名的知識寶典——長篇史詩《鬆迪亞塔》(kuma koro)。這是一首由口頭傳說藝人(馬林克人稱其為“jeliw”或“griots”)精心製作的荷馬式史詩，它講述了鬆迪亞塔·凱塔(Sunjata Keita)如何征服蘇蘇(Soso)巫師——蘇曼古魯·坎特(Sumanguru Kante)並創立了馬裏帝國的故事。

圖6　反抗帝國的傳統。圖阿雷格騎兵手持劍、長矛和盾牌，穿著他們著名的靛藍長袍，帶著頭巾。1906年由埃德蒙德·福捷攝於廷巴克圖。圖阿雷格聯盟幾十年來一直抵製法國對撒哈拉地區的征服（中間的人物可能是1913年領導攻擊廷巴克圖法國軍事哨所的酋長），並在20世紀80年代再次起來反抗已經成為民族國家的馬裏

1100年後，古詹納開始衰落，到1400年，這個城鎮已經被遺棄。其原因尚不清楚，不過這確實是一段氣候不穩定和自然環境惡化的時期——這些因素也助長了新力量的釋放和衝突，最終導致馬裏的崛起。到了15世紀，馬裏也在衰落，繼位糾紛、遊牧民族的滲透以及東部對手桑海的崛起削弱了馬裏的實力。隨著帝國統治的瓦解，地方自治得到了重新確立。換言之，當國家改朝換代時，社會依舊得以延續。

然而，帝國傳統遠未結束。公元第一個千年“公民社會”表麵上的和諧，與過去四個世紀該地區所陷入的暴力和經濟衰退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過去四個世紀裏，一係列掠奪性的國家締造者竭力將自己的專橫權力強加給當地社區。首先是摩洛哥的征服者，他們在1591年穿越沙漠戰勝了桑海帝國，而後相繼是塞古(Segou， 17世紀)——班巴拉國王、瑟庫·阿馬杜(Sekou Amadou)極端的伊斯蘭神權政治(1818—1862)、烏馬爾·塔爾的圖庫勒帝國(Tukulor， 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法國殖民政府(1893—1960)，最後是它的後殖民繼任者——中央集權的馬裏共和國(被軍隊統治了幾十年)。重現政治敘事一直是曆史學中比較容易的部分。但在政治敘事的背後，隱藏著更多難以捉摸的個人鬥爭和社會生活的曆史，它們隻是匆匆地出現在曆史記錄中。恢複和重現非洲曆史的挑戰就在這裏。

[1]　曼德文化，主要指母語為曼德語的非洲國家形成的文化，它起源於馬裏帝國，向東延伸到布基納法索，向西到幾內亞、塞內加爾、岡比亞和幾內亞比紹，向南至塞拉利昂、利比亞、科特迪瓦和加納。(本書腳注皆為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