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社會主義、和平與革命，1917—1918年

約翰·霍恩

到1914年，戰爭與和平以及革命早已鍛煉了社會主義者的想象力。1912年11月，當歐洲與巴爾幹半島的戰爭一觸即發之際，社會主義者第二國際的領導人在瑞士巴塞爾會麵。他們相聚在一座教堂裏，當教堂的大鍾發出警鳴，他們發表了一份聲明，稱這場戰爭對發動者，那些精英來說，可能是一場毀滅性的災難。從邏輯上講，也許在一個致力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組織中，這樣的預測應該是人們樂於見到的，而不能稱之為警告。最為激進的一些代表，如列寧和羅莎·盧森堡，確實將戰爭視為革命的契機。戰前社會主義思想的新理論強調在資本主義的最新階段，作為經濟帝國主義之一，其中國際經濟力量之間的衝突將導致持續的戰爭和最終的革命，方向相同。列寧將在1916年寫成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對這一著名觀點做出表述。

但是，總的來說，歐洲社會主義者對戰爭的堅決敵意，以及對戰爭與和平問題與革命的問題區別看待，是非常了不起的。自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以來，強調了每個參與黨的變化和經濟政治發展的複雜性在國家環境的演變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國際不可否認地發展為了一種獨特而深刻的國際主義文化，它主要是在德國社會民主黨(SPD)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傑出哲學家卡爾·考茨基的影響下形成的。但是，他們所設想的革命是一種廣泛的革命，在這場革命中，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將塑造無產階級的大團結。並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社會巨變抽象化，注入一種積極的民族主義，使“社會主義”變成文明最先進的方式，並注入了一種樂觀的理性主義，視社會主義為“文明”最先進的表現形式。

隨著國際局勢日益緊張，維護人道主義價值的社會主義者把“防止戰爭”這一問題提升到大於一切的高度上來，戰爭不僅被視為資本主義的產物，也被看作是“文明”的對立麵。的確，1914年人們有著某種悲觀情緒，以至於無論是工人階級還是參加工會的工人都遵守了第二國際的指示，拒絕發動戰爭，尤其是因為相互矛盾的不同國籍使拒絕發動戰爭的形式無法達成一致。但這才讓防止戰爭發生顯得更為重要。

戰爭與社會主義，1914年8月—1917年2月

然而戰爭依然爆發了，這給社會主義者帶來了雙重打擊。戰爭的爆發顯示了第二國際的無能，即使它的爆發是偶然的，第二國際並不是引發戰爭的原因。而這也使社會主義者對戰爭的看法產生了質疑，因為矛盾並非來自其經濟競爭對手，而是由於巴爾幹半島地區的民族主義衝突。1912年，第二國際曾抑製住了巴爾幹半島地區的衝突，並為此沾沾自喜。戰爭引發了一係列的侵略行動，因此，社會主義者很快就重新找到了可以合理地參與國家防衛的語言來維護他們自身的未來。他們爭論的依據出現在一本有影響力的書上——《新軍隊》。這本書是法國社會主義領導人讓·饒勒斯寫的，是為了調整國際無產階級的行動，以防止資本主義和殖民戰爭利用工人階級來保衛國家。他的想法來源於法國的共和傳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饒勒斯在法國戰爭動員的前夕被一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刺殺，成了戰爭狂熱氣氛下的犧牲品。但整個歐洲，不僅是社會主義者，還有無政府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都認為，工人的確有他們各自的國家。並且，由於一套更明白易懂的左翼理論，他們還支持(甚至參加)戰時國家政府。

起初，軍事行動和速戰速決戰略率先爆發，任何政治生活正常的假象都會告一段落。但是隨著戰壕逐漸穩定，社會學家和其他人一樣麵臨著影響廣泛的工業戰爭所帶來的全新事物。多少年來他們都受此影響。第一，除了戰爭準備，漫長的戰爭需要國家動員所有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資源。這個過程無疑帶來了一些問題：戰爭的目的是什麽，它將以什麽為代價，同時這個過程使得支持國家行動的社會主義浪潮在管控中爭取更大的公平。鑒於戰爭還需要大規模的經濟動員，因此在大部分勞動工人中間，在英、法、德等國的社會主義領袖中間形成了一股獨特的戰時改良主義傾向，這是全國戰時動員的教訓。與此同時，還形成了可控的戰時經濟，並按照社會主義的路子進行戰後經濟政治“重建”。事實上，戰爭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國家使命。第二，軍需品的需求規模之大難以想象，這就使得工業工人與士兵一樣，對戰爭勝利至關重要。隨著工業動員規模擴大，特別是戰時經濟狀況降低了人們的生活質量，卻給予工人眾多的經濟便利(盡管一些新形式的工業規定試圖去控製它)，工人不但在戰爭中舉足輕重而且變得越來越好戰。在主要的軍需品集中地區，當地激進的工人運動發展起來，推翻了已有的工會和社會主義組織。第三，傷亡人數逐漸上升，軍事行動陷入僵局，交戰各方不知是該奮戰到底還是通過協商縮短戰期。社會主義者是最重要的反建製運動群體，特別公開地表達了這些疑慮。

戰爭的這些對社會主義者在不同方麵的組合和影響，因國家而不同。在戰前，政權的合法性以及戰時國家動員最廣泛的地方，比如英國和法國，社會主義者對戰爭的潛在反對最為溫和。在這兩個國家中，由於政府有效地讓平民可以得到世界糧食供應，戰爭對工人的經濟影響不如其他地方那麽嚴重(盡管仍然很突出)。在德國，更嚴酷的經濟條件和更有爭議性的政權，在戰爭期間演變為軍事威權主義，導致更大的不滿和社會主義的反對。在1917年4月，這些社會主義反對者分裂成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然而，大多數社會民主黨成員是戰前第一國際的最大派別，仍然保持強大的力量，並且仍然以某種形式效力於國家。它出現在像意大利這樣的國家，特別是俄國，戰前狹窄的國土及其與社會(特別是工人階級)之間微弱的調解關係，已經因受到戰爭的殘酷經濟和軍事影響而變得不穩定。對戰爭努力的反對意見最大，社會主義者對戰爭的敵意最為強烈。對於所有這些差異，到1917年，大多數參戰國普遍存在疲憊感，罷工、抗議和叛亂不同程度地表明了人們對和平的深切渴望。

和平與革命，1917年2—9月

和平，不亞於戰爭——通過世界戰爭的經驗為社會主義者取得了新的重要性和意義。1914年12月，年輕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卡爾·李卜克內西拒絕投票支持戰爭貸款，這一舉動立即得到了國際知名人士的歡迎。到1915年初，大多數歐洲社會主義政黨中都有少數聲音和許多工會運動開始質疑支持戰爭的正確性並尋求方法結束戰爭。由於在階級和人道主義方麵對戰爭的敵意深深植根於戰前第二國際的價值觀，至少恢複國際精神來反對戰爭是合乎邏輯的。第二國際常設局(在德國入侵時從比利時遷至中立的荷蘭)，因支持國家力量的主流社會主義者的敵意而瀕臨癱瘓，因此中立的社會主義者雖是非正式形式，但實際獲得了領導地位。溫和的荷蘭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以及更激進的瑞士人和意大利人組織了國際會議。特別是來自法國和德國的持異見的社會主義者和工會會員，以及流亡的俄國社會主義者(包括列寧和托洛茨基)，以及來自中立國家的僑民，在兩個不起眼的瑞士村莊，齊美爾瓦爾德(1915年9月)和昆塔爾(1916年4月)聚集，共同抗議戰爭。

決議案的論調取決於兩次會議均保留了傳統的戰前馬克思主義思想，這次戰爭被看作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產物，國際勞工和社會主義聯盟才是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正確道路。隻有革命能夠徹底結束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結束戰爭本身。但是和平才是最終的目標，而不是革命。盡管這兩個術語在語義學領域是和諧共存的，但它們之間有著明顯的差異。齊美爾瓦爾德會議強調贏得和平的重要性而不是贏得革命(除了少數由列寧起草的宣言)。盡管在1916年的昆塔爾再次強調了和平的重要性，和平自始至終都是首要目標，為無產階級革命最終勝利開辟了道路。列寧是改革的先鋒，1914年，他認為舊有的第二國際已經瓦解，便逐漸開展了一項政策：將堅定的改革分子挑選出來，這其中包括中立的人們，從而使和平服從於革命。

但是，強調和平而非強調流行於社會主義和貿易聯盟的革命是本末倒置的。社會主義和貿易聯盟在精神上以及事實上對抗了戰爭，它在戰前的國際社會發揮了巨大作用，並在社會主義的言論中不斷突破。德國少數的領導人(伯恩斯坦、考茨基、哈斯)在1915年6月的聲明中形容戰爭是野蠻時代一切殘忍形態的結合。時間需求以及同樣的術語遍布四處。托洛茨基起草的齊美爾瓦爾德方案中闡釋了混亂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產物，但同樣以混亂的描述開始：

數百萬屍體覆蓋了戰場。數百萬人餘生將會成為殘疾人。歐洲對於人們來說已經成了一個巨大的屠宰場。無數先輩的勞動人民所創造的所有文明注定會被毀滅。如今，野蠻正在戰勝迄今為止構成人道驕傲的所有東西。

法國國際關係恢複委員會於1916年公布了齊美爾瓦爾德和昆塔爾會議公告，該組織還發行了一本小冊子，抓住了婦女在前線等待親人消息的痛苦：“啊，女人，一生的使命便是繁育和愛，你們的心靈更加敏感。難道你們沒有看到戰場的可怕嗎？難道你們沒有從你們的兒子、丈夫和兄弟那裏聽到痛苦的哭聲嗎？”毫無疑問，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士氣高昂的社會主義活動者甚至是知識分子的心聲，而不是普通士兵、工人和厭戰百姓的意願。但是，這一舉動也表明社會主義者希望能夠理解並對工業戰爭的新奇做出解釋，也表明工業戰爭的破壞規模之大，使傳統階級分析不再適用於當下的環境。

俄國1917年的二月革命(公曆3月)似乎果斷地把革命的概念移到了所有社會主義者的議程中。沙皇下台是一個巨大的事件，更加長遠地來看，俄國的動**成功地重新定義了社會主義者對革命意義的理解。但是，1917年，人們迅速了解到了革命在當前對於戰爭和和平的憂慮方麵的意義。自然，革命有它自己嚴格的俄國邏輯。軍事自信的崩塌、俄國沙皇正當性的瓦解、深度的經濟混亂以及反對國家的社會極端主化1917年在其他國家都沒有發生。然而，其他國家已經在1905年俄國革命前期(也就是和日本交戰失敗後)預演過這些現象了。但是當同代人，尤其是社會主義者們嚐試預言這些危機的影響時，卻不會注意到這些危機有多麽特殊。

沙皇下台後，出現了兩種權力形式。第一種也是比較弱勢的一種，是臨時政府(由政權的敵對方自由黨組成)；第二種權力形式更為強大，政治權威的來源(當代人稱之為“雙重權力體係”)包括各種民眾抗議運動，包括工人、農民和越來越多的士兵，這些運動形成了無數的地方委員會和“蘇維埃”。影響最大的是彼得格勒蘇維埃，表達了社會主義者和人民對戰爭的不滿，並從一開始就堅決要求協商一致的和平，但不放棄國防。

人們最稔熟的曆史模型就是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模型。因為它帶來了戰爭，許多從協約國過來的親戰社會主義者，包括英國工黨的領導亞瑟·亨德森和法國軍事部長艾伯特·托馬斯的意見就是，被革命帶來的戰爭肯定誘發民主主義和國家動員，所以他們出使俄國就是為了鼓勵這個結果。盡管臨時政府嚐試過實行雅各賓模型和克倫斯基領導的“繼續戰爭”，但是隻帶來了1917年失敗的夏季攻勢和軍隊的解體。

但正是這種對協商和平的普遍革命需求使歐洲社會主義者感到興奮，並解釋了俄國革命之所以產生廣泛影響的原因。革命體現了對和平的希望，還伴隨著1917年幾乎每個參戰國家的士氣危機。這種用蘇維埃和其他革命形式傳達出來的信息給人一種控製命運的感覺，這種感覺與軍事僵局和戰時社會條件給人的無力感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把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這是在1917年4月罷工慶祝俄國革命期間，向萊比錫工人分發的一部革命的小冊子所宣稱的。蘇維埃的事例鼓勵各地激進的工業武裝分子把他們的地方力量看作是促成和平的手段。意大利最嚴重的戰爭動亂是1917年8月的都靈起義，部分是由彼得格勒蘇維埃訪問團引發的，受到4萬名都靈社會主義者和金屬工人的歡迎，他們高喊：“俄國革命萬歲，列寧萬歲!”因為麵包短缺和對工業紀律的強烈不滿，都靈迅速響應，發出了和平的訴求。在法國，勞工的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廣泛的革命傳統之上，俄國革命加強了經濟和政治抗議的傾向，包括以革命語言、革命意向來表達和平的訴求。“俄國革命恰逢人們(包括歐洲人民在內)厭倦了迎合沙皇、德皇和普恩加萊的貪得無厭之時。”1917年3月，法國社會主義代表和昆塔爾文件簽署人皮埃爾·布裏森宣布說：“革命者將實現和平，這將帶來人類的新生和所有邊界的廢除。”即使在英國，勞工的政治文化一般都絕非是革命性的，但二月革命的威望也助長了對和平的渴望。1917年 6月在利茲舉行的社會主義反對派團體特別會議呼籲在全國各地建立“工人士兵委員會”。

1917年，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社會主義大會上明確指出，俄國以外的歐洲社會主義黨成員應保持內部和平(革命的重要性成了一種象征性的詞)。中立國家的社會主義黨人提出了這項計劃，試圖恢複交戰國家之間社會主義黨成員的聯係，但是如果沒有彼得格勒蘇維埃政權的認可，這項計劃也終將變為一紙空談。支持這場“防衛戰爭”的社會主義黨成員很少為戰爭辯護，但是他們對最終勝利的承諾使得他們很難譴責人們對壕溝僵局的恐懼。激進的革命者(比如列寧和齊美爾瓦爾德左翼成員)認為，戰爭是危機的前兆而非危機本身。因此，反戰者們廣泛地聯合在了一起，他們對其他一些標準有著分歧(比如對改革和革命)。同時，也是這些人為計劃中的會議提出了一些希望，並針對1917年普遍存在的戰後倦怠情緒提出了一些社會主義黨人的看法。1917年4月，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成立了，該黨派中既有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教皇”考茨基，又有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帶領的斯巴達克斯黨極端左翼分子。該黨派成了在和平訴求下政治重組的典型代表。同樣的變化也發生在其他部門。希望用和平取代戰爭的革命者以及國防部的大多數成員(即使他們仍對協商和平持懷疑態度，但仍堅持戰爭會給人類帶來痛苦)都認為，自己國家不應該對外擴張並且應致力於化解國際爭端。

然而，斯德哥爾摩的失敗證明了1917年社會主義者對和平的看法是多麽異想天開。最終，終於定在9月初的會議從未舉行。法國和英國政府擔心，公眾輿論可能會因為社會主義者的聯合而認為這場戰爭無法獲勝，他們禁止國家社會主義者和工黨代表團參會。但即使不是這樣，社會主義者也絕對不會同意以妥協來結束戰爭，這注定會議將會失敗。國與國之間相互衝突的戰爭目標，壓力依然過於強大。社民黨試圖與軍政府的激進擴張主義保持距離，但它仍然認為這場正義之戰是德國的國防手段之一。英國和法國多數人仍然相信德國應對這場戰爭負責，並且某種程度上，他們希望利用斯德哥爾摩共同對抗社民黨的陰謀，從而幫助俄國，尤其是這場戰爭中的彼得格勒蘇維埃。當會議未能舉行時，齊美爾瓦爾德左派(主要是布爾什維克和斯巴達克思主義者)在斯德哥爾摩會麵，拋棄複興第二國際的想法，並果斷地利用和平運動進行革命。

就在道義上反對戰爭慘劇與人類屠殺，以及就如何結束戰爭和達成政治協議問題而言，斯德哥爾摩計劃沒有實現。在俄國之外(或許在意大利)，同樣的問題使得工業和大眾抗議運動沒有轉變成對國家備戰的聲討。實際上，即使是俄國群眾的革命運動，也在1917年6月的最後一次攻擊的失敗中，在7月的劇變中向這個結果更邁進了一步。正如法國少數民族社會主義領導人和和平主義者讓·朗格特在1918年的德國春季進攻中評論的那樣：“在這種危險麵前……為了世界的自由，沒有社會主義者或國際主義者會表達任何其他想法。在麵對德國人的衝擊時，隻有抵抗……”

革命與和平，1917年10月—1918年11月

公曆9月，社會主義者在斯德哥爾摩未能達成和平協議，隨即布爾什維克黨在其後的俄曆十月(公曆的11月)成功地發動了一場革命，建立起新的政權。那時，新政權的未來風雨飄搖，在那之後的三年期間，其內部矛盾頻發，曆經內戰，遭到外部反動勢力的排擠，直到1920年夏，十月革命的成果得以確立，這一切才得以平息。十月革命是一場幾近沒有流血的政變，它讓布爾什維克黨掌握了俄國的命運。從那時起，這場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不僅深刻地影響著其他社會主義政治運動，而且還影響著其自身的革命形象。

對十月革命進行猛烈批判的人則認為，這僅是一場暴亂。但是這樣的評價對作為一支政治力量的布爾什維克黨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有失偏頗。1917年4月，列寧在瑞士的流放結束，在他返回俄國的途中，布爾什維克黨在其指導下竭力為參加城市民眾運動的廣大人民發聲，為他們訴說心中的憤懣——糧食匱乏、戰亂不斷。在此期間，布爾什維克黨發揮的作用要勝過其兄弟黨派——孟什維克黨以及民粹社會主義革命黨。到10月，布爾什維克黨在蘇維埃大會取得了大多數席位。克倫斯基領導下的臨時政府已處於一種癱瘓狀態，當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們從臨時政府那裏取得政權時，他們雖表現遲疑，卻完成了對革命進程和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重組。

最重要的是，布爾什維克黨迅速將俄國改造成一個一黨製國家。在二月革命之前，俄國是通過公選選舉製憲議會來製定憲法的，這一經典的製度則源於法國大革命，而在俄國社會農村群眾中僅擁有極少數成員的布爾什維克黨則取消了這一製度。布爾什維克黨將無產階級力量從傳統的西方民主準則中分離出來，再把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與布爾什維克黨自身的準則進行合並。此前，布爾什維克黨與革命政府，孟什維克黨以及左翼社會革命黨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布爾什維克黨將這些分歧也納入合並的概念中。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布爾什維克黨敏銳地認識到，在一個落後且基本沒有進行工業化的社會中進行先進的社會主義革命，將會是一個非常荒謬的行為，於是他們采取緊縮政策。而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該政策都是布爾什維克黨的一個標杆，用來處理與其他革命黨派的關係，控製民眾運動，以及對抗反革命行動。即便如此，在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際，新政權對有序但徹底革命的設想與現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現實就是由於大規模的經濟征用、紅軍的臨時政策和內戰而導致的混亂和激烈的衝突。新政權認為自己可以通過社會化和集體所有製在俄國建立起一個現代工業社會。

國際上對十月革命的影響充滿了悖論，國內也有很多議論。擺在眼前的有兩條路，一是通過發起布爾什維克反德國家動員而繼續留在戰爭裏；二是完全擺脫戰爭以滿足大眾的反戰情感。列寧選擇了第二條路，盡管遭到了革命中極端分子的反對以及一些親密同誌的不情願，比如托洛茨基。1918年3月簽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俄國與德國講和並退出了一戰。代價是沉重的，沙皇俄國的西部要受製於德國。這種直接的羞辱在世界革命的進程中，俄國事件隻不過是第一幕罷了。這也回答了如何在一個落後國家推行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大難題。尤其如托洛茨基所說，革命很可能從全球帝國主義經濟最薄弱的環節開始，不過隻有它能蔓延到先進的工業中心地帶才能生存，比如德國。對布爾什維克來說，這種對革命過程的理解為他們認為正在進行的“永久性革命”提供了一種優勢，同時他們也通過一個嶄新的、革命性的共產國際來培養它。

由於《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布爾什維克戲劇化地將革命置於和平之上，也因此大大削弱了社會主義改革運動的吸引力。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此時正受困於戰爭形勢。對以前的盟友來說，尤其如此。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狠狠地批判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因為他們單方退出戰爭，使德國人有機會在1918年發起春季進攻。一些德國的社會主義者甚至都在批評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因為他們助推了軍國主義，並且對德國做出了回應，但是更多人隻在原則上提出了反對意見。如果是德國的社會主義者首先提出反對意見，也不足為奇，因為布爾什維克主義奪取政權，受到影響最大的是第二國際的主流思想馬克思主義，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將自己視為第二國際的管理者。1918年中期，《無產階級專政》問世，這本書在當時非常有影響力。在這本書中，卡爾·考茨基不讚同俄國的革命模式，他聲稱在工人階級占社會人數的絕大部分之前，任何想要實現社會主義的行為都會加快專政統治的形成，並對民主不利。而社會主義要想成功，甚至存活下來，必須依靠民主。實際上，考茨基曾將自由民主主義和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人，甚至大多數獨立社會民主黨人所支持的集體社會主義的結合體作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對立麵。羅莎·盧森堡在1918年12月主持了斯巴達克斯聯盟向德國共產黨轉型的會議，在1918年末時，她發表了語言非常犀利的批評文。同列寧一樣，是戰前年青一代中比較重要的激進分子，她用文字批判了第二世界中華麗的辭藻，羅莎·盧森堡早就認為革命是一場災難性的活動，在這場活動中，革命政治起到的作用隻是引導性的而不是決定性的。因此，她批評布爾什維克的專製主義，因為它扼殺了革命進程中的創造力，隨後，在1919年1月，她與卡爾·李卜克內西被殺害。同時，在德國戰後的秩序恢複中，她的自發的暴力革命的觀點被殘酷地鎮壓下去。

盡管受到指責，布爾什維克主義還是引導了歐洲社會主義的極端左翼分子運動，並在革命問題上重新予以組織。早期謹慎的德國共產黨不被激進的法國社會主義和革命工團主義分子接受，更不用說強烈反對意大利參戰的絕大多數意大利社會主義者。正因為信息匱乏，每個組織可以按自己的意願(鼓勵工團主義，實行大規模罷工，推崇無政府狀態，建立自製蘇維埃)為他們理想中的十月革命做準備。

一戰期間，對大多數中歐和西歐的社會主義者而言，不用革命手段達成和平仍是重中之重。而斯德哥爾摩會議沒有開成的事實，打消了他們通過達成社會主義共識和進行外交來結束戰爭的念頭。更重要的是，人們意識到戰爭的真正意義和結果應該是阻止此類災難再次發生。“再無戰爭”不是戰後短暫的穩定局麵，而是戰爭本身發出的號召。這又讓戰時和平主義者和社會主義愛國者的道德矛頭指向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確保“進行一場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成為事實。建立和平世界，即所有國家拒絕武力，和平仲裁，建立國際聯盟的思潮在一戰前的第二國際中就已具雛形。但現在這種思潮意義非同小可，借助大量湧現的社會主義者和人們對通過“民主”和平解決爭端的支持，它係統而有條理地團結起了廣闊的忠堅力量。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將這一願景詮釋得更有影響力。1918年12月，威爾遜抵達歐洲，受到英、法兩國工黨和社會主義領導者的歡迎，這證明他具有代表性意義。戰爭最後一年，威爾遜思想顯然比列寧主義在歐洲社會主義人士中更具影響力。這不足為奇，持續數年的一戰奪去了無數人的生命，不僅讓社會主義人士，也讓其他人產生了末世論。因此，堅信世界和平優於革命似乎是唯一能緩解戰爭給人們留下的恐懼的辦法。

和平不會重塑世界。社會主義政黨到處譴責和平條約和國際聯盟，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曲解了自己在戰爭時期所抱的希望。戰爭為那些戰敗和新建立的政權帶來了轉型危機。在德國，1918年發起的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因戰敗而臭名昭著的君主製，而革命隊伍也分成了兩部分：社會革命自由民主主義者和一小部分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在過去政權的軍事條件的幫助下，民主派隻是設法壓製住那些社會主義者，從一開始就向魏瑪共和國做出了妥協。但是到1920年，激進主義的浪潮在各地開始減弱。雖然共產主義俄國那時被孤立了，但是仍然對革命及其政治主張產生了更深的影響。隨著社會主義者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批評愈演愈烈，第二國際被分為共產主義國際(創建於1919年)和兩個社會主義國際，最終，他們合並在一起。

1914年發生的一戰使得蘊藏著第二國際政治文化的火苗迸發出來。但是由於戰爭形成了長期分裂，和平與革命的意義也不斷發生改變。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們認為，他們能取得革命成就的部分原因是自己一直反戰，並且樹立了一種觀念，即把戰爭的曆史妖魔化，將擁護戰爭的社會主義者看成背叛者。戰後，共產主義一直將反戰主義這種道德論述當作革命的目的，一直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形成的威脅才改變了人們對戰爭持有的態度，相反，改良派社會主義者認為，布爾什維克是一種獨裁主義，是戰爭所形成的那個更殘酷的世界裏的一部分。他們從改良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阻止了十一月革命形成的混亂。現在保衛國家和反戰主義之間的衝突得到了解決，維護民主世界的和平，實際上已經成為再次創立戰前形成的人文主義的價值觀的核心。這是一個過程，它可使改良派與革命社會主義中的非共產主義傾向共存。戰後這種趨勢發展得很快。這個過程結束很長時間以後，戰爭又改變了其所導致的社會主義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