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宣傳和動員
J. M. 溫特
宣傳戰的政治尺度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每個參戰國都設立了控製信息流的機構，監督和影響公眾輿論。第一項任務並非難事：軍隊總是對軍事部署的細節，作戰時間和士兵傷亡了如指掌。第二項任務確實需要一定的創造力。在早期的衝突中，作家和藝術家、牧師和外行名人都有自己的小群體，但在大戰之中，宣傳的聲音必須傳至整個國家。共同的奮鬥目標是大規模戰爭的一個基本要素；宣傳活動在50個月之久的戰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戰催生了迄今為止規模最為壯觀的廣告運動，而被推銷的產品則是戰爭的正當性。他們的推銷術語是道德，這種語言中充滿了象征形式，“正義”和“非正義”的概念被裹挾在流行文化之中。由於廣告的“用力過猛”，宣傳一詞已經成為謊言的代名詞。但是戰爭期間，宣傳絕對不止於此。想要了解集道德衝突、選擇性報道、誤導和不實論斷為一身的戰時宣傳，最好的方法就是將之視為“國家律師”的簡報——在其國民和世界人民麵前為國家的事業做辯護。
國家主導並不意味著國家能夠控製導向。的確，國家可以進行一些輿論操縱，但絕不會實現完全操控。宣傳的一個最關鍵的特點就是其具有雙重性，它把政治觀點與民間訴求融在一起。國家宣傳的力量是在與民眾觀點相一致的作用下所形成的合力。國家宣傳有悖於普遍意義上的常識時，這種官方信息會因空洞而被大眾所忽視；反之，如果兩者的觀點恰巧相一致，特別是當民眾觀點是自發產生並且具有持續性的時候，國家宣傳就被賦予了無盡的能量。
1914—1916年，作戰雙方都在宣傳中強調，這場戰爭對於自己而言是屬防衛性質的，他們都受到過挑釁，遭遇過襲擊，他們之所以參戰隻是為了保衛國家領土、捍衛國家尊嚴。在戰爭的第一階段，軍方因掌控著諸如德國克裏格斯出版社、法國梅森·德拉出版社等一係列輿論機構，在宣傳中占主導地位。但自1917年起，民間機構大量湧出，原因顯而易見：戰爭的政治性質改變了，宣傳也隨之而變。美國於1917年4月參戰，同年俄國也曆經兩場革命，這些事件使戰爭輿論宣傳發生了轉變。現在戰爭目標成了宣傳的核心。在一戰的最後兩年中，輿論宣傳的焦點問題是實現什麽樣的和平，即我們要建立怎樣的戰後世界。蟄伏於歐洲每一個參戰國中的社會主義運動興起，他們提出有關歐洲未來格局的設想。溫和的社會主義者想要中央政府實行永久計劃經濟，因為它已經為人們提供了不錯的薪資，也完全消滅了失業。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對這個問題有另一種看法：這場戰爭都是帝國主義徹頭徹尾的陰謀。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們通過外交部發布了俄國與英國和法國之間就未來控製君士坦丁堡達成的協議。難道這就是數百萬人用生命爭取來的東西？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則持另一種觀點：必須通過建立在國際聯盟下的民主國際秩序，來證明這些犧牲的偉大意義。
這個動**的時期顯然需要一種新的方式來引導公眾的輿論傾向。在1917年活躍著的各種新思想的襯托下，歐洲各國顯得格外沉寂。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喬治·克列孟梭既不和列寧統一戰線也不買威爾遜的賬。德國高級指揮部對民主思想的傳播更加抵抗。必須為籌備戰爭找到合適的理由。因此，主要的歐洲參戰國都為宣傳工作披上了合理的外衣。他們建立了新的宣傳機構，還使用了新的宣傳方法。迄今為止，德國高級指揮官都沒有充分考慮輿論狀況就進行戰爭。現在，隨著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的當權，應對人民渴望協商和平的呼聲，解決這一民憤成了當務之急。英國民眾對戰爭的合理性有著同樣零零散散且源源不斷的懷疑，這迫使英國建立了一個情報局，而這也是英國曆史上的首個情報局。勞合·喬治向兩位新聞巨頭——布魯夫布魯克和北岩勳爵求助，並將國外和國內的宣傳權轉交給他們。因此，在戰爭的最後階段，宣傳成為戰爭政策的一個獨立且必要的元素。我們將在下麵研究它的影響。
縱觀20世紀的曆史，宣傳的政治重要性並不能在其中得到完全體現。其意義更多地體現於大規模動員的文化曆史和社會曆史中。在這個動**的世紀，宣傳給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都烙上了獨特的印記。
宣傳對鞏固長達四年半的戰爭所需的團結有重要作用。宣傳並沒有縮短戰爭的時間或贏得戰爭。但是，宣傳有助於將社會改造成更加有效的戰爭工具。自從1914年以來，隨著對士兵、軍火和勞動力的動員，以及平民戰爭，思想動員也隨之而來。這種現象是一戰中最突出且令人不安的特征之一。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界限、個人表達和思想控製的界限被重新繪製或不複存在。
正如我們注意到的，戰時國家的宣傳僅僅是一部分。雙方都在努力地進行宣傳，從殘暴的故事到野蠻的漫畫，再到兒童故事，再到徹頭徹尾的謊言。最強有力的宣傳不是來自當權者，而是來自人民群眾。“仇恨政治”就是大眾政治。它既是可見的也是口口相傳的，更是有效的。它之所以有效，是因為通過商業廣告、漫畫、海報、明信片、布道、傷感歌曲和戰時不斷發展的自由創作詩歌，吸收了底層的生活圖景和概念。
有一種現象特別值得關注。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了渲染戰爭正義性而調動了神的形象和神諭。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國內數百萬的百姓都在擔心他們戰場上的至親是否安在。多虧聖母瑪利亞以神聖的教堂為許多士兵提供了容身之所得以幸存，也因此，在戰爭初期出現了宗教語言熱潮。每一個現存的教堂，甚至是最離經叛道的教堂都奉此次大戰為“聖戰”。
同時，在戰爭時期，參戰國家內部的宗教劃分也開始漸漸淡化。其他方麵的一些界限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法國，影響尤為深遠。一戰之前，天主教大部分信條都是反對共和製的。反過來，不那麽激進的執政黨在1905年正式以非國家身份對教會特權發起挑戰。在文化(而非製度)意義上，一戰使羅馬天主教民族化。
無獨有偶，在1870—1871年發生的普法戰爭，德國戰勝法國在色當日舉辦慶祝儀式，在德國的大多數地區，這一天都是一個反天主教的節日。1914年以後，德國天主教徒可以展示他們是多麽具有德國特色。同法國一樣，描述“犧牲”和“殉難”這類詞都會融入戰時文化。所有參戰國中，猶太人的愛國精神最為明顯，至少一度讓那些地方性的反猶太主義都黯然失色。說教布道隨處可見，它們宣揚“正義”，祈求神明庇護征戰的士兵。對每個國家來說，戰爭都是一件全體性的大事。
宣傳教育走進了千家萬戶。對於兒童們的宣傳更是有大量的振奮的標語，根據戰爭期間一個法國兒童撰寫的文章來判斷，民眾和這些“未來的士兵們”都會接受這樣的戰時文化教育，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學會憎恨敵人。
早在拿破侖時期，兒童一直都是勇敢者和受害者的形象。但是在1914年之後，他們不再隻是被動承受，他們學會了殺戮，學會了等待向敵人複仇的時機。一首英國童謠就很好地捕捉了在全麵戰爭時期針對兒童們的宣傳動員。一個小孩麵對著一間被毀房屋吟誦道：
這是傑克建造的房子，
炸彈落在了傑克建造的房子上，
是匈牙利人往傑克建造的房子上扔下了炸彈，
子彈打死了往傑克建造的房子上扔下了炸彈的匈牙利人，
——而這次，是那個孩子拿起的槍。
戰爭伊始，政治宣傳更多的是口頭上的空話，而沒有付諸實際行動。所有主要參戰人員中的有名人士都對敵軍聲伐筆討，借此來聲明國際抵禦是多麽崇高正義。一大批德國科學家和人道主義者反駁了對德國軍隊在比利時野蠻行徑的指控。專家認為，迫害歐洲士兵的是協約國帶來的黑人軍隊，而不是德國。在戰爭後期，英法知識分子、藝術家和作家也都陷入了對敵人的類似程度的詆毀之中，他們認為，德國文化催生了一種“普魯士主義的疾病”。
隨著動員的傳播，一本描寫一方虛偽，另一方正直的學術小冊子的出現變得微不足道。政治宣傳的核心是行動落實的前提，尤其是在諷刺漫畫和海報藝術中。所有參戰國的報紙都把戰爭的矛盾衝突道德化了。它們提供了敵人的原型：把瘋狂的、像動物一樣野蠻的匈奴人形容為肥胖、貪婪的英國商人，他們貪婪地渴求德國的財富和珍寶。在法國，一個圓胖、狡詐、嗜血成性的布倫希爾德形象代表了德國；一個雖然天真幼稚但有點快樂的瑪麗安代表了法國。
這些文化圖像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不隻是諷刺漫畫。法國學者所謂的“戰爭平庸化”，即它作為一係列正常事件融入日常生活的能力，再沒有比在這裏更明顯的了。愛國主義和利益滲透到了興登堡桌布、福煦煙灰缸、基奇納啤酒杯這些平凡的事物中，把無休止的戰爭碎片化了。位於法國東部城市埃皮納勒的佩萊倫公司，專門製作宣揚戰鬥神聖的廉價海報。它平庸和荒謬地創造了一個完全虛構的戰爭，遠離了戰場上的泥濘和流血。這種非現實有利於它的銷售，這種銷售體係龐大且遍布全球。
戰時愛國主義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形式淨化以後。明信片是家人與前線士兵通信必不可少的媒介，也是各種愛國言論的載體。在法國，經過戰爭的殺戮，人口驟減。夾雜著**的性暗示扭轉了這種局麵。
平凡並不意味著微不足道。事實上，士兵的昂揚士氣源於他們的作戰演習。戰爭在繼續，所以愛國言論仍起到昂揚鬥誌的作用，因為這是一場正義之戰。這場戰爭不是那些受人尊敬之人唇槍舌劍的政治之戰，而是道德之戰。有些人認為戰爭會以談判或和平妥協方式結束，這簡直是無稽之談，還會背上背叛前線作戰士兵和已犧牲士兵的指責。因此，這種自下而上的宣講是壓製異己的良策。政府層麵已盡力避免和平言論在戰時散布，然而統一言論是最有效之策，就是用精細或者粗糙的大量圖像以視覺形式在戰時社會廣泛傳播。
以電影、宣傳和道德重振軍隊
在戰爭中期，為了表示戰爭是正義與邪惡之間的較量，電影業興起。宣傳重整軍備題材的電影形式迥異，從喜劇到情節劇再到悲劇，不一而足。大多數電影的出廠不是政府策劃的，也不是以常見的國家資金支持形成。誠然，電影的審查是嚴格的。但現在，個體電影獨領**，在銀幕上，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大眾娛樂節目流行起來，宣揚善惡分明。音樂廳、情節劇和留聲機產業也擠進來了，向越來越疲憊、緊張、焦躁的人群售賣有利可圖的“止痛藥”、振奮人心的海報及音樂。
電影在戰時很受歡迎，這一點都不奇怪。電影滿足了人們在平凡的情況下對平凡的渴望：諷刺了枯燥的軍隊生活，並直接針對所有問題產生的源頭——敵人表達了異常的憤怒。這是一個專為查理·卓別林量身定製的時代。他是英國出生的音樂廳演員，在1913年12月加入了麥克·塞納特的啟斯東電影公司，在1914年就已經成名，並且通過留在加利福尼亞製作電影而不是參軍為戰爭做出了貢獻。
卓別林通過大銀幕上為協約國作戰所做出的貢獻遠勝於他參軍做出的。卓別林是標誌性人物，他既脆弱不堪又膽大包天。他是《流浪漢》裏偉大的幸存者——這是卓別林1915年最成功的電影——他幾乎丟失了所有的體麵，但仍然不屈不撓。難怪一些英國高地輕步兵偷偷拿著卓別林的人物海報，帶去了西部前線。
更不尋常的是，卓別林的照片對於治療彈震症的作用。一位心理醫生服務於美國軍隊時指出卓別林的照片在治療中產生了奇跡般的作用。“請在您的照片上簽名”，路易斯·科爾曼·霍爾醫生給卓別林寫道，“幾乎每位士兵都在照片上見過您。我將會向可憐的士兵展示您的照片，這有可能會吸引他的注意力。他可能會說：‘你認識卓別林嗎？’因此便有了拯救這個士兵的第一縷希望。”
卓別林的一些電影具有明確的政治宣傳色彩。他通過電影宣傳自由公債，然後呼籲公眾購買。1918年4月8日，卓別林和瑪麗·璧克馥、道格拉斯·費爾班克斯一起現身紐約華爾街，大約吸引了三萬人前來。和費爾班克斯一起扮小醜(並站在他的肩膀上)後，卓別林告訴圍觀群眾，在這個特殊的時刻，德國處於優勢地位，必須為協約國軍隊募集錢財。這一點很重要，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把那個老東西——德國皇帝趕出法國。在華盛頓，卓別林同樣提到了這點：“德軍已經攻到我們門外了!我們必須阻止他們!要想阻止他們，我們就要購買支持自由公債!記住，每一張債券都能挽救一個士兵的生命，一位母親的兒子，也會為這場戰爭早點兒畫上勝利的句點!”卓別林隨即迅速地從台子上跳了下來，並且(用他自己的話說)“抓著瑪麗·杜絲勒一起跳了下來壓到了富蘭克林·D. 羅斯福的身上”。那時年輕英俊的羅斯福是我的朋友，而當時，他碰巧是海軍部副部長。羅斯福去會見威爾遜總統時，考慮到英國觀眾，他特地與著名的英國音樂廳明星哈利·勞德一起出場。而哈利的兒子，於1916年不幸被殺身亡。
然而，卓別林的主要銀幕成就是他通過《從軍記》這部戰爭影片，宣告了其他所有戰爭類電影的終點，為戰爭電影立下了一個新的裏程碑。1918年10月20日，《從軍記》公映，隨即便收獲了一片讚譽。電影的背景設定在一個美軍訓練營，著力諷刺了美軍新兵訓練營的嚴酷性。經過一次不成氣候的演習操練之後，筋疲力盡的卓別林睡著了，而醒來之際，他發現自己身處西部前線上。卓別林單槍匹馬地抓捕了一整個德軍部隊，這期間他將偽裝藝術運用到了極致，將自己裝扮成了一棵樹，並設法捉到了德皇本人(德皇由他的兄弟西德尼扮演)。
卓別林在戰爭期間獨樹一幟——成了那個時代的天才喜劇演員。電影對戰爭的影響遠不止一個方麵。戰爭期間出現了許多與戰爭主題無關的電影，這些作品都是逃避現實的。但是，另一部分人則選擇直麵戰爭，利用電影來傳播明確的道德觀，希望借以鼓勵眾人的士氣。當我們回看這些電影時，我們會發現，在這些作品的影響下，人們變得更加一致統一；而人們在軍事衝突下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焦慮恐慌的情緒，也在喜劇電影柔和且具有安撫作用的畫麵與情節之中，得到了緩解。
許多德國人也認為他們的事業是正義的，而且他們的文明是建立在比法國的頹廢和英美粗俗的商業主義更高尚的價值觀上。在德國，電影也在傳播信息。1913年，德國有超過2000家電影院，僅在柏林就有200多家電影院。全國影院總數僅為英國影院數量的一半，但隨著丹麥和美國電影的進口，德國電影在戰爭前夕得到蓬勃發展。
最初，電影業被高層指揮官視為煩惱，但隨著1916年埃裏希·魯登道夫接任首席軍需官一職，電影突然有了許多強大的支持者。1917年，當美國新聞影片進口被禁止時，國內產業出現了違規行為，即為無法滿足的大眾提供關於前線的照片。克虜伯武器裝備公司總監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在這項工作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於1917年末催生了“環球電影公司”，這是一個電影公司聯盟，三分之一歸德國國有銀行所有，並在間接軍事控製下。有了這樣的支持，“環球電影公司”的生存能力得到了保證。但就像德國的戰爭努力一樣，它不是來自流行文化，而是來自政治和工業精英。
電影業與當局的關係限製了其行動的自由性及有效性。但是，高級指揮部認可了大眾對電影的需求。在1917—1918年的艱難歲月裏，優先供給電影院煤炭和電力，使整個德國和被占領的比利時影院人氣一直很高。
軍隊擁有自己的電影業。1917年有900家露天電影院，有德國電影明星亨利·波頓和阿斯塔·尼爾森，他們擅長喜劇和情節劇，但他們有意識地將利潤和愛國主義結合起來，從而在戰爭結束時建立了強大的國內電影產業。在那時，德國電影業既是一個可行的經濟企業，又是大膽的實驗工具。1914—1918年戰爭中的電影宣傳手段遺留下來，得以被納粹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利用。
結論
宣傳是否有助於縮短戰爭？可以幾乎肯定地說不能。當德國軍隊在戰場上遭到痛擊，並沒有其他原因，德國就投降了。憤怒的士兵試圖歸咎於盟軍的宣傳——**和誤導，從而導致失敗，但隻有阿道夫·希特勒及其隨行人員那樣警醒的人才認真對待這一論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曆史學家已經撤銷了這項指控。
關於協約國宣傳對1917年4月美國加入戰爭的影響，人們也提出了同樣誇大的說法。實際上英法對美國確實做了大量精密的宣傳。德國宣傳人員也在那裏，盡管他們的工作在德國戰爭努力之外其他地方也有同樣的拙劣和笨拙的痕跡。
英國的宣傳方式是間接的。英國宣傳主義者認識到美國孤立主義的力量，在加拿大出生的吉爾伯特·帕克爵士的帶領下，試圖通過直接郵寄來吸引有影響力的人。吉爾伯特爵士的卡片隨附了小冊子或轉載，增加了個性化設計。他們安排了與英國知名人士的媒體訪談，並總是用禮貌的信件向編輯回應新聞批評。電影新聞片將協約國的正麵形象帶給更廣泛的公眾，並主持了一係列公開會議。1917年1月，吉爾伯特·帕克爵士回到英國並將其職位移交給繼任者——格拉斯哥大學的W. M. 迪克遜教授。
從那時起，德國在美國的前途就自我毀滅了。首先是無限製潛艇戰：對美國船隻的直接威脅，為協約國帶來美國海運的私人援助。然後是俄國的二月革命，消除了自己支持“民主”——即協約國——中的障礙因素，進而順理成章地反對“軍國主義”——即德國。然後是德國外交部對墨西哥的瘋狂態度，將美國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區作為聯合行動的潛在成果。英國情報部門截獲了這一消息，並在新當選的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將被迫采取行動的恰當時刻透露了這一消息。他在1917年4月6日采取了行動，因為美國參戰了。
孤立主義者和反英主義者認為，雖然協約國的宣傳不足以完全消除戰爭，卻能夠控製戰爭的爆發，緩和各方立場。美方加入戰爭並非受到宣傳的影響，而是因為德國從多個方麵威脅到了美國人民的生活和利益。
歐洲歌劇院內，遠有比協約國宣傳更有力的影響源，而這恰恰對協約國能夠比同盟國更好地承受戰爭壓力一事做出了解釋。協約國獨立掌控財政，支配原材料的利用，這都緣於其長達一個世紀的帝國擴張。相對而言，德國並無這樣二、三、四線的增援。與這些巨大的不平衡力量相比，宣傳僅是其挫敗對手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原因。
德國在文字與圖像的戰爭中還存在著另一劣勢。因為長達四年，德國並非依靠統治階級的支持，而是依靠德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來獲得德國人民的支持。況且，在1914年8月坦能堡大戰中的兩大功臣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四年後負責起了戰爭大權。這些人也代表了德國的一種驕傲而挑釁性的軍事傳統，這種傳統牽製世界長達50個月。1918年夏天，在德軍向對手屈服而撤退之時，在每位德國人都漸漸明白這場戰爭注定會戰敗之時，德國不可戰勝的言論仍在大肆宣揚，這無疑加重了其戰敗的痛苦。
1918年德國不得不吞下一劑苦藥，而其並非由宣傳而來。而這正是讓協約國的百姓和士兵們度過了那段黑暗的戰爭時期的原因。方法是堅持考慮到這一簡單的信息：因為德國所構成的威脅，軍人們仍在戰場上戰鬥著，因此必須將其遏製住。對於奮戰在法國的法軍和比利時軍而言，這是顯而易見的。但同樣，這種想法也存在於德軍、美軍、英軍、從殖民地來的帝國軍人，以及其後方的家屬當中。並非協約國的宣傳使各方萌生這一想法，而是在德國入侵比利時，看到自1914年以來德國窮兵黷武的時候，就產生了這種信念。不斷加長的傷亡名單，增加了協約國陣營的痛苦和戰爭勝利的決心。德國自掘墳墓，後來試圖把注意力從這個事實轉移到對戰爭的偉大性宣傳上，但它根本不具備能賦予其上的軍事意義。它的根本影響是文化，而不是政治；他們展示的是一個更黑暗的未來，以及在一場更可怕的戰爭中所調動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