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美國參戰及其影響

大衛·查斯克

決定參戰

美國不願意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且基本沒準備與強大的歐洲軍隊聯盟。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竭力避免使美國成為交戰國，而且試圖協調戰爭矛盾。這種驚人的行為本身就違背了美國的“孤立主義”政策。在美國最終加入協約國後，威爾遜總統也確實朝著與孤立主義相反的方向走了，得益於此，他可以對其他陷入戰爭中的國家做出戰後安排。

美國長期對外政策的趨勢使美國與其他反對同盟國的國家逐漸組成聯盟，這種趨勢最終使美國在1917年4月6日對德宣戰。在戰前，英美友好協約已經形成。同時，美德之間也處於一種微妙的敵對狀態。在美國成為一個強國以及國際平衡完全被打破之後，這些政治變化反映了美國利益所在之處的變動。與英國和其他海島國家相似，美國的重要利益所在是要阻止歐亞大陸的陸權強國稱霸歐亞。過度集權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後果：如果一個國家能夠控製整個或大部分歐亞地區，那麽將會對整個新世界形成安全威脅，北美地區尤其嚴重。如果這種慘劇發生，那麽美國政府的民主理念——“民有、民治、民享”將會破滅。而關於美國民主模式將會滲透全球的通常假設也將不會發生。

在美國中立的那段時間(1914年8月—1917年4月)，很多事件大大加速了各國對於組建國際聯盟的想法，這是一個反霸權主義的聯盟。德國針對外海域非戰鬥人員和中立商業活動所發動的潛艇戰，就意味著開始了對協約國的侵略。1917年2月1日的海上戰爭愈演愈烈，最後完全變成了不受控製的潛艇戰，這是對傳統意義上中立國權力的濫用。這時，公眾也不得不認為美國勢必要站在協約國這邊了，盡管他們很不情願。

對此現象，威爾遜強烈反對：在向國會提出要對敵方宣戰之前，他猶豫了整整兩個月。他花費了兩年多，竭盡全力想讓自己成為交戰雙方之間的和事佬，希望在美國未參與作戰的情況下平息這場戰爭。然而，這個想法還是破滅了，因為在1915—1916年間，不管是協約國還是同盟國都不願接受調解，相反，隨著戰爭步伐的前進，雙方的對峙更加尖銳，都希望贏得這場戰爭。

威爾遜希望美國可以調解這場戰爭的想法，在一開始是借助一種秘密的外交手段實施的。然而，在1916年12月，他為了要通過談判而達到和解，讓交戰國陳述戰爭的目的，這也讓他之前的想法公之於眾。但是，交戰雙方的回答都不盡如人意。德國表示，大規模的潛艇戰就是為了讓美國的想法破滅。此時的威爾遜陷入進退兩難的地步，無路可走。他要不就選擇代表協約國參與作戰，要不就退回被動的中立狀態。

最終，他選擇了參戰。因為他希望逼迫國際上可以接受嶄新的、不同以往的國際秩序，這是唯一的辦法。對威爾遜來說，他不僅是要和解這場戰爭，在他心中，已經對未來的國際社會構想了宏大的藍圖。威爾遜式的偉大設想不僅體現了國家對於一個穩定的國際社會的期盼，更反映出他們對於發展意識形態的想法，特別是在反軍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過程中所體現出的民主價值觀。在協約國與同盟國中，他都發現了致命的缺陷。在抉擇站在哪一方的過程中，就體現出了國家本身對亞歐地區擴張勢力內在所固有的反抗。戰爭尾聲時，他希望可以讓雙方止步於此，因為交戰各國的行為已經嚴重違背了他對未來規劃進程的核心內容。

威爾遜更喜歡以兩個方麵為基礎解決問題，一個方麵是在國家自決的基礎上公正地解決領土問題，另一個方麵是在公共安全基礎上建立國際聯盟。聯盟中應該有議會，負責維持和平，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國在議會中起主導作用。議會中的各種機構反映了國家為所有人民構建一個和平與繁榮未來的構想，議會也通過這些機構支持所有形式的國際改革。這種方案不承認同盟國們已經相互製定的“秘密條約”——這些秘密條約主要處理戰後的領土劃分問題，通常忽視了民族自決。

盡管威爾遜在同意進行武裝幹涉前尋求各種辦法以避免戰爭，但他並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他的參戰決定源於這樣一種理念，即隻有和平和解，隻有1917年1月22日的“無勝利的和平”聲明，才能給全人類——包括那些受到歐洲殖民者統治的非洲和亞洲人民帶來穩定與機遇。他也曾在自己的偉大演講中向公眾描述過這樣的和解。協約國成員都是帝國主義國家，所以威爾遜想要改革協約各國中的聯合形式和敵對陣營，這反映出了一種古老的美國信念，即衰微的舊世界和嶄新的新世界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而新世界終將取代舊世界。

海上的美國

困難在於軍事和海軍力量不足。美國沒有為一場大戰做好準備，因為威爾遜沒有預料到參戰。他的思想停留在調解上。到1916年，他認識到未能強硬調解的部分原因是缺乏強大的武裝力量。他需要足夠的力量來支持他野心勃勃的外交。在這個時刻，他成了“準備”的信奉者。1916年的國會立法通過了“首屈一指”的海軍計劃和陸軍擴軍，但在這一變化巨大的國家安全政策可能產生影響之前就進行了幹預。

美國怎麽協助新的“夥伴”(associates)呢？【威爾遜從未使用過“盟友”(allies)一詞，以表達對糾纏不清的國家結盟的憎惡】。它可以延長貸款，為協約國國內戰線和武裝部隊提供急需的物資。它也可以立即給予海軍支援，因為有相當數量的船隻準備采取行動。問題層出不窮。軍隊隻有13萬名常備軍和7萬名國民衛隊。佩頓·康韋·馬奇將軍恰當地描述了這種情況。就法國作戰而言，這支部隊沒有實際的軍事價值，它幾乎不足以組建一支針對(國內)緊急情況的警察部隊。

德國領導層支持無限製潛艇戰，因為他們知道這可能會導致美國的幹預。他們認為美國在協約國軍隊被迫投降之前無法改變什麽，德國采取了激進的海上戰略，發布了海上商業禁令，因為他們認為軍事上無法強迫法國做出決定。盡管德國幾乎擊敗了俄國，但在海軍贏得戰爭之前，它現在將處於守勢。

目前，威爾遜避免與盟友討論戰後安排，因為他知道這種交流可能會激發不信任。他打算在美國為聯盟事業做出重大貢獻後，再重新恢複有關民族自決、集體安全和國際改革的外交運動。他給他最親密的顧問愛德華·M. 豪斯上校寫信說：“英格蘭和法國對和平的看法在各方麵都不一樣……戰爭結束後，我們可以強迫他們采用我們的理念，因為那個時候，他們的經濟將掌握在我們手中。但我們現在不能強迫他們，因為任何企圖為他們辯解或是提及我們共同意誌的話題都會帶來分歧，這些分歧將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麵並影響整件事情的效果。”

在調停戰爭的前幾個月裏，美國做出了一項基本決策，即從此之後調動軍事資源。維持英國和法國財務現狀的舉措得到了認同。而且，美國決定接受同盟國的海軍戰略，該做法進一步牽製了德國水麵艦隊以及同盟國的經濟封鎖政策。U型潛艇的攻擊力危及了這些目標的安全。

首要且刻不容緩的做法就是要派遣美國反潛機，尤其是要派遣驅逐艦來幫助對抗海底威脅。短暫的猶豫之後，根據美國海軍軍官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的陳述，暫停了1916年海軍建設規劃，該規劃規模宏大，旨在建立一支能夠獲取製海權的“平衡艦隊”。該項極端舉措是一項不合時宜的海軍戰略舉措。美國製船廠不建主力艦，反而建造反潛艦和商船。一支擁有6隻驅逐艦的艦隊即刻前往愛爾蘭昆士頓，那裏在進行一場由英國海軍上將指揮的軍事活動。其他戰艦在閑置之時前往那裏。一支美國燃煤戰列艦艦隊於1918年加入了英國大艦隊，該艦隊是唯一與反潛戰爭完全不同的艦隊。

被派往倫敦的海軍上將威廉·西姆斯強烈支持英國反潛增援的請求。盡管西姆斯對英國觀點的支持引起了海軍部門的不滿，在海軍部門，對於英國皇家海軍的一直以來的抗拒仍然存在，他的建議通常獲得批準。沒有其他選擇，盡管海軍作戰部長海軍上將威廉·本森和其他人不願意推遲馬漢的建造艦隊的計劃，但他們認為戰後需要能夠對任何歐亞艦隊作戰的海軍，包括英國和日本的。如有必要，建造艦隊的計劃可以在以後恢複。

一些爭議阻礙了海軍合作。海軍部門堅持認為聯盟應對潛艇和潛艇基地采取“進攻性”措施。護航隊似乎僅是一種防禦策略。這種態度導致了美國對在扼流點鋪設水雷行動的廣泛支持，潛艇必須通過該點抵達公海。這樣的位置在挪威和蘇格蘭之間。1918年，美國率先大規模鋪設水雷，以封鎖北海出口。像多佛爾海峽和奧特朗托海峽的其他此類行動一樣，這項措施失敗了。護航係統決定了海底戰爭，其中包含U型艇，足以保持必要的通信。

另一場海上爭端發生於1918年，當時美國開始向歐洲派遣許多運輸部隊。英國人不想削弱商船隊的護送隊。美國人自然希望為他們的士兵提供可靠的保護。幸運的是，聯盟保留了足夠的船隻來護送商船和部隊運輸。美國空軍運輸船在去往歐洲的途中沉沒。雖然商船噸位的損失在整個1918年一直有，但數量明顯減少。

美國軍隊

大陸戰略暴露了許多問題，因為軍隊規模太小。國家將如何動員其軍隊？它會在哪裏戰鬥？如何戰鬥？將人力快速送到戰場的一種可能方法是，派遣在軍團或師中形成的作戰部隊去往經驗豐富的協約國指揮人員的指揮下運作，利用盟軍後勤係統維持這些“合並”單位。美國一直反對將美國人送到像薩洛尼卡和巴勒斯坦等“次級戰場”的提議。美國的準備工作設想了一個“西方戰略”，戰爭部門從未偏離過這樣的觀點，即集中精力使法國取得勝利將對戰爭的結果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派遣到美國的盟軍任務提出了在西部戰線上合並作戰的可能性，但它被立即拒絕了。它將有損民族自豪感，美國軍方自然會反對它，而更願意在自己的國旗下服役。還有一個令人信服的政治考慮因素：合並可能會破壞戰後威爾遜主義外交倡議的支持度。

美國沒有利用其兵力來補充法國和英國的缺口，而是決定動員一支龐大的獨立軍隊，在自己的旗幟下作戰，由自己的軍官指揮和配備，通過一個獨立的後勤組織提供供給，並在其自己的西部地區作戰。成立後，這支軍隊將發起決定性的攻擊並保證戰後政治目標的實現。約翰·J. 潘興將軍帶著這種想法去往法國，戰爭部門提供了大力的支持。戰爭部長牛頓·貝克表達了最重要的想法：“在任何時候，都必須保持美國軍隊的獨立性和認同感，這樣他們才會成為美國政策的執行者。”

潘興享有一定免受民間幹涉的自主權，這在軍事曆史上極為罕見。他的影響力之大，以至於戰爭部將自己視為潘興將軍在法國下屬的分支，由此對動員進行大規模指揮。任職至1918年的軍隊參謀長達斯科·布利斯將軍將自己看作美國遠征軍總參謀長的“副手”。布利斯的繼任者佩頓·馬奇將軍曾試圖重新奪回戰區軍隊的控製權，但潘興保留的影響力實在太大了。雖然總統掌管政策，以確保專業軍事決策與其宏觀政治目標方向一致。軍令安排並未影響民用控製，因為潘興並未試圖影響基本政策和戰略。他專注於訓練和行動，強調徹頭徹尾的獨立軍創建工作。

決定動員一支龐大的獨立軍隊隱含著巨大的風險。這樣的一支軍隊直到1919年，也許是1920年才開始開展大規模軍事行動。美國的方案意味著聯軍在極度缺乏軍事援助時必須忍耐，等到美國遠征軍已經充分征募完畢、武裝齊全、訓練結束並運往西線為止。考慮到戰鬥時龐大的需求，1917年時無人能確定聯軍是否能堅持到從美國作戰行動中獲益那一天。威爾遜總統的新型理想主義並不意味著他不能以權宜之計達到目的。

1917年，動員軍隊的工作在混亂無序的狀態下迅速展開。政府實行征兵製，這使軍隊的組建變得公平有效。地方官員們在征兵委員會中任職，而這個委員會要做的就是使征兵合法化。一座座訓練營倉促而建，工業部門也轉變為生產軍事裝備和物資。然而，在1917年，隻有4個師的軍隊被派往法國作戰，可是他們並沒有做好全麵戰鬥的準備。

這次動員規模空前。但是各國並沒有立刻完全采用歐洲廣泛的製度變革，遲遲沒有發動全麵戰爭。謹慎小心的威爾遜派努力讓現行的政策措施變得不那麽暴力。直到1918年，戰時產業委員會才建立起來，其目的是使采購合理化。陸軍部和海軍部也逐漸建立起必要的行政機構。所以說，當時的美國政府並沒有充分發揮好它的職能。1918年是令美國人絕望的一年。而那時，美軍還遠遠達不到作戰的能力。

1917年，協約國遭受了一係列的重創，像U型潛艇的攻擊、法國在戰爭中的失利、英法聯軍攻勢的失敗、俄國打了敗仗、布爾什維克革命、意大利又在卡波雷托慘敗。這些打擊迫使協約國第一次開啟了盟國之間的合作。在1917年12月舉行的巴黎會議上建立了最高軍事參議院，其職能在於把握總體的政治軍事方向。同時也建立了海軍戰爭委員會來協調海軍活動。其他一些像處理海運、生產、財政和陸運事務的盟國間的組織也紛紛成立。

威爾遜與布爾什維克主義

美國對這些變化喜聞樂見，前提是不幹涉威爾遜的戰後計劃。為避免糾葛對美國的行動自由造成限製，威爾遜並沒有派政治代表參加最高戰爭委員會。盡管如此，他還是任命布利斯將軍加入該委員會的常駐軍事代表谘詢小組，要求進行必要的軍事協調，尤其是統一指揮。威爾遜並不很支持最高戰爭委員會的倡議，他認為這些倡議不僅不合理而且會對他的戰後意圖造成威脅。例如，他一貫反對旨在顛覆俄國新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結盟計劃。他譴責企圖破壞列寧政府的做法並非因為他擁護布爾什維克黨，而是威爾遜認為這些舉措侵犯了國家主權。他認為同盟國的失利將會削弱俄國的激進分子，他還反對除西方戰線的任何地方的軍事承諾。1918年 7月，為了應對極端壓力，他勉強放寬了對俄羅斯北部和西伯利亞東部遠征的嚴格限製，以此來保護儲存在摩爾曼斯克、阿爾漢格爾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物資，並幫助快速營救被俘虜的捷克士兵。

為了應對布爾什維克的挑戰，以及意識到美國在戰爭中的地位提升，威爾遜最終打破了對戰爭目標的沉默。1918年1月8日，他在國會上發表了“十四點原則”，這是一項未與協約國協商的單方麵聲明。於同年2月、7月和9月也分別發表了類似的聲明，所以最終的美國計劃包含了27項具體要求。到目前為止，這是在戰時對戰後政治目標做出的最詳盡的公開闡釋。主要目標依舊不變，那就是威爾遜製定了一個基於自決權的公平的領土協議和一個基於集體安全的國際組織係統。威爾遜這麽做是因為他意識到協約國現在依靠美國並且沒有資格進行抗議。當時，他並沒有試圖獲得盟國對其和平計劃的認同，因為他意識到自己的談判籌碼有待繼續提高。通過這種方式，美國向兩個交戰國聯盟公開表明了其廣泛意圖，而又不損害其與盟國的關係。威爾遜希望能夠以他溫和而富於創造力的方式激發國際社會對戰後“十四點原則”以及相關聲明的支持。

1918年初，德國兩位首腦魯登道夫和興登堡意識到無限製潛艇戰已經失敗，他們也認識到在美國增援部隊改變法國的力量平衡之前必須迫使他們做出決定。其結果是決定在西部戰線上取得突破，意圖粉碎法國和英國軍隊，從而在美國軍隊大量湧現之前結束戰爭。

駐法美軍

1918年3月21日，當德國軍隊發動第一次強力進攻時，隻有30萬美軍抵達歐洲。新的德國戰略迫使盟軍和聯合的大國在法國將軍斐迪南·福煦的領導下建立一個統一指揮部，以改善法國幾支軍隊之間的協調，包括比利時軍隊和新生的美國軍隊，得到了美國強烈的支持。德國的攻勢也迫使美國改變其打算以自己的軍隊作戰的努力。

法國對人力資源的明確需求，使臨時將美國作戰部隊合並到盟軍的熱潮再一次產生，至少對訓練和有限的實戰而言是這樣。它將允許美國遠征軍在繼續建立一個獨立的軍隊的同時，阻撓德國的攻勢。潘興不願允許它以任何形式進行合並，擔心這會阻礙美國軍隊的發展。結果是，雖然美國的軍隊越來越多地抵達法國(1918年5—7月期間有80萬人)，但大多數人被分配到訓練部門。這項措施使經驗豐富的盟軍軍隊可以加強防禦。雖然一些經驗豐富的美國軍隊提供了有用的援助，特別是在6月份的德國第四次進攻和7月中旬的短暫的第五次進攻中，但盟軍還是首當其衝地受到了德國人的攻擊。

潘興將軍抵製進行聯合，這讓其受到了大眾的反對。對於聯合，他僅僅允許在短期內從協約國額外獲取物資，以此作為報答。不像西姆斯那樣主張在不損害自己國家利益的前提下，與盟國保持友好關係，潘興將軍頗自以為是又極其傲慢，主張在軍事與政治領導上與協約國保持各自獨立的立場。尤其要與法國的喬治·克列孟梭總理保持疏離的關係，具體做法是對其所在任期采取極為嚴苛的要求，以創建獨立的軍隊。

和解的結果是，允許短期內與美國部分士兵聯合，尤其是一起進行訓練，這一和解加快了為美國進行分散演習做準備的進程，盡管潘興將軍堅信，這樣的讓步擾亂了他開展計劃。潘興將軍擔心盟國的將領會讓美國的遠征軍消耗嚴重，讓其士兵無法進行獨立武裝行動。布利斯將軍在最高軍事會議上傾向於讚成盟國的意見，縱然他忠誠地擁護潘興將軍。這一緊張情勢於暑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緩解，在那時，來自德國的進攻得到了最終的遏製，而彼時布裏斯將軍更大程度上扮演著同盟國間軍事調停者的角色。此外，潘興將軍手握大權，組建了美國第1軍，並於當年9月初期開展了獨立的演習活動。這一軍隊無法自給自足，缺少防身武器、盔甲、戰機以及後勤供應，而這些都是盟國理應提供的必需品，也是進行大規模的美國戰事演習所要付出的代價。

斐迪南·福煦計劃於7月初進行具有侵略性的演習活動，這一演習在1918年餘下的時間裏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會有一係列的有所局限的進攻活動展開，旨在削弱西部前線沿路的各種地處凸角位置的部隊的力量，以作為確保迅速移動的工具。這樣的事業能增加法國全軍的士氣，法國軍隊那時尚未完全從1917年的慘敗與叛亂中恢複過來。這樣做也可以幫助英美兩軍為1918年第二階段的作戰做好準備。第二階段作戰是一次具有普遍性的進攻戰，其旨在將德國人從比利時與法國境內的戰場上驅逐出去，從而確保1919年能夠達成協定。

福煦將軍所采取的一係列小範圍進攻大獲成功。英國軍隊8月在法國的亞眠贏得了一場轉折性的戰役。這場戰爭迫使德國不得不考慮盡早脫離這裏的泥潭。同時，在美國軍隊的幫助下，法軍在瓦茲河—馬恩河地區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9月，美國第1軍在洛林發起了最後的有限攻勢，占領了聖米耶勒突出部，這也是潘興部隊一直計劃的行動。

美軍第一軍在9月12—16日對聖米耶勒進行了攻擊，德軍在1915年後就開始占據這個地方，但是考慮到自身的弱點，德軍計劃撤兵，放棄聖米耶勒據點，把兵力集中到沿線的防禦據點。美軍的進攻加快並打亂了德軍的撤退，美軍隻能在突出部回味與德軍對戰的笑柄。雖然潘興在這場戰役中取得了勝利，但勝利也掩蓋了一些殘酷的現實，尤其是指揮官和士兵缺乏經驗的事實。可以肯定的是，聖米耶勒戰役的勝利，證明了美軍第一軍能夠擊敗強大的敵人。

美軍的勝利給福煦的戰略反擊準備提供了大力的支持，福煦最終在9月底開展了戰略反擊。和克列孟梭不同的是，福煦花費了很大的精力來說服潘興提供美國的軍事援助。潘興在法國進行軍事行動的初期，麵對防禦工事完備的梅斯，他起初的計劃就是先進攻洛林。

他的參謀認為占領梅斯可以封鎖德國的通信，讓獨立的美軍采取行動。他創建了供給服務和訓練設施來支持這一具有野心的行動。占領梅斯並不會堵住另一條離東邊有一定距離的路線，潘興當時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另一方麵，福煦打算攻破興登堡防線，這條防線是用來保護供給德國前線的鐵路的。他的目標是北方莫伯日到歐努瓦艾姆裏之間的鐵路，和南方梅濟耶爾到色當之間的鐵路。如果成功了，協約國就能夠封鎖裏爾到斯特拉斯堡之間的通信，使德國不得不撤退到安特衛普—默茲河戰線。因此福煦命令美軍向北發動攻擊，作為向歐努瓦艾姆裏—梅濟耶爾區域協同作戰的一部分。第一軍將做出卓越貢獻，但會與同盟軍共享勝利。

福煦的同步強攻立馬就成功了。英國在皮卡迪向東發起了攻擊，向聖康坦市坎布雷進軍。在另一邊突破興登堡防線，使歐努瓦艾姆裏—莫伯日地區暴露。幾個美國師與英國第四軍的合作很有效率，因此可見短暫的聯合是行得通的。這場勝利最終結束了德國的優勢。

美國第1軍的收獲根本無法與英國相提並論，甚至連法國都比不上。潘興於9月26日對從阿貢森林到默茲河之間進行大規模襲擊，共有15個師，相當於歐洲軍隊30個師的兵力，美軍與法國第四軍團22個師合作，向北進軍至阿貢森林以西，戰爭在44英裏的前線爆發。在阿貢和默茲之間，德軍最強大的陣地最初配備了5個師，大概是他們正常人數的三分之一；默茲西部和東部的海拔高度為炮兵和機槍提供了絕佳的位置。潘興在前線險峻的地形上的行動必須迅速突破幾條堅守的防線並開辟通往梅濟耶爾—色當地區的道路。第一軍依靠出其不意達到目標，突破了葛朗伯萊—默茲河畔丹線，這是補償其經驗不足的方法。

起初9月26日的攻擊進展順利。但是，在達到敵人防禦工事的第二線後，第一軍陷入了困境。它沒有出奇製勝，德國的增援部隊很快就到來了。隻有兩條不太好走的路通往前線，導致交通堵塞。步兵行進，炮兵重新安置和後勤支援變得非常困難。10月期間，第一軍沒有取得什麽進展，但損失慘重。停戰時120萬的軍隊約12萬人傷殘，其中2.5萬人犧牲。

潘興聲稱，他的行動壓製了德國部隊，否則這些部隊本可以在其他地方支援陷入困境的德國軍隊，但這一成就遠沒成為早先設想的決定性勝利。正如黑格和其他人所擔心的那樣，缺乏經驗的指揮官和士兵效率低下，潘興堅持認為野戰的策略在受攻擊的地區是不合適的。

大量的德軍向大規模步兵的洶湧浪潮擲來猛烈的火力。如果盟軍是在其取得勝利的時候偶有失利，那還尚可原諒，否則這就是一次嚴重的失敗。

10月10日，潘興任命少將亨特·利格特為美國第1軍的指揮官，並組建了美國第二軍，由少將羅伯特·布拉德指揮。第二軍被指派準備東襲，這表明美國仍然希望能夠奪下梅斯。潘興作為美軍總司令，和利格特花費了幾周的時間重新對渙散的軍隊進行訓練。最後，在西部戰線的其他戰役中證明，利格特的訓練及作戰策略是十分有效的。這些作戰技巧在後來北上攻打色當的戰役中，使美國第1軍大受裨益。

默茲—阿貢戰役中遭遇的滑鐵盧並未使威爾遜總統改變主意，他仍然希望點燃德國對和平的渴望。德國新任總理馬克斯·巴登親王認識到，美國的和平計劃遠沒有協約國盟軍的計劃破壞性那麽強。相應地，他給威爾遜寫了一封信。威爾遜在10月6日收到信件，並基於“十四點原則”及相關聲明提出了和平協商的建議。威爾遜10月8日的回應促使美德交換了雙邊意見，10月27日，馬克斯親王接受了威爾遜的提議，雙邊交流達到頂峰。整個過程中，威爾遜沒有詢問盟友的意見，盟友表現出強烈的不滿。還差最後一步，即在巴黎舉辦盟軍會議，來驗證各懷鬼胎的協約集團各國是否會接受這一提議。

11月1日，福煦又發起了一次全麵攻擊，旨在完成9月26日就開始的行動。被襲的德軍別無選擇，隻能撤退。最後，美國第1軍攻破了默茲和阿貢之間的堡壘，並加入突襲中，突襲很快阻斷了敵人的鐵路交通線，順利完成了福煦的作戰計劃。潘興仍夢想著攻擊梅斯，但一直沒有機會。截至11月11日的停戰，美國軍隊前進了34英裏，占領了580平方英裏的領土，和盟軍的戰果相比，美軍的成果真實但有限。

與此同時，豪斯上校代表威爾遜參加了盟軍討論美德條約的會議。盡管許多代表都反對美國要求公海自由權和法國的賠償要求，威爾遜還是強行要求盟友接受了他宏偉計劃的絕大部分。在那之後，德國被要求簽署停戰協議，保證不會再發起襲擊。

盡管美軍從未獲得過預想中的決定性勝利，但美國的全麵參戰仍為戰爭的勝利增加了勝算。大多數情況下，美國遠征軍英勇奮戰，但它從未成長為一支高效獨立的軍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軍表現最好的一些戰役發生在臨時與盟軍軍隊合作的時候，尤其是1918年7—8月，在艾恩—馬恩戰役上，與法國第六、第十部隊合作時，在9—11月那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皮卡第行動中與英國第四部隊並肩作戰時。在美軍指揮官員完全掌握指揮技術，調整訓練方式和作戰技巧來應對西部戰線需要之前，戰爭早已結束。潘興作為一名指揮官的缺點也映射出許多歐洲指揮官曾有的缺點，這些指揮官在進行早期現代戰爭時，從失敗的經曆中學會了現代戰爭的最佳可行方案。10月份他安排手下最有能力的少將指揮美國第1軍和第二軍，是明智之舉。

威爾遜總統主導了戰後和平協商。盡管被迫在諸多事宜上做出讓步，協約國還是同意了關於領土分割的安排。領土安排通常尊重自決，協約國還通過了建立國際聯盟的主張，以確保和平並幫助恢複國際關係。戰時威爾遜和平主義的夭折，緣於美國拒絕接受國際領導。沒有美國的支持，和平方案就無法生效，威爾遜主義最終獲得了勝利，但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之後的事了。這些阻止德國和蘇聯在歐亞大陸上霸權主義的努力，是1914年就存在的世界失衡的延伸，而在之後1918—1939年的努力，也以失敗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