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嘩變與軍隊士氣

亞曆山大·華生

士氣與戰前的軍隊

1914年之前，領導西方軍隊的職業軍官認為，士氣是現代戰場上的決定性因素。斐迪南·福煦是一戰後期協約國軍隊的最高統帥。1903年，他曾用最簡練的語言表達了自己的理念“戰爭是士氣的戰爭，勝利是勝者士氣的獲勝，是敗者士氣低迷的失敗”。他十分重視培養軍隊英勇的精神。因為第二次布爾戰爭(1899—1902年)以及日俄戰爭表明，軍隊需要巨大的勇氣、堅強的意誌，最重要的是鐵一般的紀律才能穿越戰火之地。而由於新型裝匣步槍、機關槍、疾射火炮的引入，現在的戰場要比過去更加危險。軍事專家們主張將士氣擺在首要位置，高於作戰技術之上。提出這一主張的部分原因，是他們害怕新發明可能會導致軍隊無法出擊，進而給他們帶來政治影響並威脅到他們的社會地位。這也是對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所謂的社會和政治體製“退化”的焦慮反應。他們還認為，工業化、社會主義以及正在興起的民主意識正在阻礙人民的成長、毒害人民的思想、弱化差異、削弱士兵的忠誠和堅定。軍隊最不滿意的就是1914年他們所處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他們的物資準備不足以迎戰他們潛在的敵人，也就是熱烈信仰士氣的法國和奧匈帝國。一戰前幾十年的和平歲月裏，法、奧兩國軍隊皆“尚武”，與其他好勇鬥狠的軍隊相比，其攻擊性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一次世界大戰首次戰役就揭露了一個血淋淋的事實：在戰場上盲目堅信“士氣至上”是十分危險的。起初流動作戰階段，所有陸軍部隊都因盲目堅信士氣而遭受了大量人員傷亡，法國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陸軍更是傷亡慘重。這兩國的步兵依然勇敢，且服從指令對敵軍發起進攻，但是由於沒有詳盡縝密的作戰計劃，還缺少炮兵的支援，他們在敵人的火力攻擊之下潰不成軍。在8月末，有25萬法國士兵或死亡，或受傷，或被俘。奧匈帝國自夏天對塞爾維亞發動戰爭以後，一直處於損耗狀態。在東部戰線，奧匈帝國共損失了37.5萬人，超過了流動作戰部隊總人數的五分之一。然而即使最初就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但戰爭仍以人們始料不及的方式證明和平時期堅信“士氣至上”這一信念的正確性。首先，陸軍沒能像預測中那樣速戰速決，戰爭變成了膠著的持久戰。1914年秋天以後，西線軍一直寸步難行。而別處的戰爭仍十分激烈，卻無法決定勝負。士兵們麵臨著各種問題：長期病痛困擾、思鄉以及意識到結束戰爭遙遙無期。在這種僵局之下，士兵們的勇氣、決心以及部隊培養和保持這些品質的能力，成為決定勝利與否的關鍵。其次，分散的小隊戰術在戰爭中逐漸成熟起來，其目的是打破過於依賴高昂的士氣而造成的僵局，但這與戰前軍隊所崇尚的士氣有所不同。不同於早期對紀律和服從的強調，這種戰術更注重個人意願、主動性和團隊合作，並與可以裝載士兵的新型武器相結合，來打破敵人的防禦。

訓練和紀律

1914年，全麵訓練普遍被認為是提升士氣的基礎。歐洲陸戰部隊素來保持著和平時期至少兩年一次征兵的傳統，英、美兩國則雇用長期服役的士兵。訓練能夠向軍人傳授武器的使用技巧和野外作戰技術，但其首要目的是培養他們的軍人精神，使軍隊組織嚴密有序。通過安排緊湊的訓練，新兵立即被要求統一遵守紀律。軍人的著裝和行為都有嚴格規定，逾規者將會立即受到處罰。在基礎訓練中的軍規是最嚴厲的，教員不斷向士兵灌輸服從的思維慣性，士兵們絕不許忘記淩駕於他們之上的絕對權力。軍隊權威立足一係列可怕至極的懲罰措施：英、德(至1917年)和奧匈帝國經常采取的一項措施是將罪責很輕的違規者捆綁於車輪或大樹上數小時。哈布斯堡王朝軍隊還會使用手銬腳鐐，俄國和奧斯曼部隊會抽打或鞭打反抗的士兵。情節更嚴重的則會麵臨著監禁或苦役。戰爭的第二階段，德國軍方懷疑有些軍人寧願被關在監獄以求安全，也不願參與危險的戰鬥，於是建立了督戰隊。接受種種懲罰的受害者們都被送往前線執行最艱難且危險的任務。軍隊處置中針對最嚴重的違規行為有著最嚴厲的懲罰，那就是死刑。

表2　死刑1914—1918年

訓練與紀律，盡管這是兩項確保軍隊服從命令的重要手段，但也受到戰爭條件的影響。為了保持前線兵力，新兵隻能訓練兩三個月。即使是在和平時期，這麽短的時間也不足以讓新兵完全內化軍隊的嚴格紀律。甚至以德軍為首的一些側重戰術創新的軍隊，在戰爭進入後半段前，已經將重心從訓練轉移到提高軍隊的主動性以及使用武器的熟練度。而一些依靠懲罰製度激勵士兵的軍隊依舊保持一貫作風。如意大利軍隊——紀律最殘暴的軍隊之一，每17個士兵中就有一人因違紀而受到紀律處分，然而即使這樣嚴苛的軍隊，也慎用死刑。一戰時意軍共槍斃了729名士兵，隻占服役士兵的萬分之一。其他軍隊相應地更少動用死刑，這表明，盡管那些已執行的處決被廣泛宣傳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威懾作用，但是擔心自己被軍隊處決並不能增強戰鬥的士氣。此外，在戰爭期間，大多數軍隊的紀律都會變鬆而非變嚴。此間，英軍和法軍死刑的定罪率逐年降低。奧匈帝國同樣如此，戰爭第一年，奧匈帝國共處決了268名士兵，但在最後一年，除了地方性出現的逃兵，隻有143名士兵被處死，隻比之前的一半略多一點。1917年，奧匈帝國和德軍都減輕了部分刑罰。與此同時，俄國明顯走了另外一條道路：脫胎於沙俄軍隊的紅軍，在1917—1922年的內戰中迅速因鐵律如山而家喻戶曉。

軍事忠誠

軍隊不僅是為了壓迫士兵，更重要的是培養他們的忍耐力，培養他們作為軍人的自豪感和身份認同感。一位值得信賴的指揮官會激發士兵們的鬥誌。1914年，陸軍元帥保羅·馮·興登堡在坦能堡戰勝俄國後，成為德國民族英雄，這提供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最好的例證。以獎勵和晉升激勵士兵奮勇殺敵；哈布斯堡王朝軍隊尤為慷慨，截至1917年發放了300多萬枚獎牌。在凝聚和激勵士兵方麵，更重要的是培養軍隊忠誠。軍團不僅是軍隊的戰術或行政分隊，他們是具有曆史血統、傳奇和特定風俗的軍事社區。軍人穿著整齊，在代表他們的方陣裏麵行進，並且被告誡要維護由先輩以勇氣為軍團贏得的榮譽。在戰前，英國正規軍不遺餘力地發揚這種團隊精神，將軍隊忠誠轉變為長期服役士兵的一種“宗教信仰”。戰時士兵也很認同他們的軍團，盡管通常來說，這並非因為軍團對過去軍旅生涯的美化，更多的是因為士兵出身之間的聯係。除了奧斯曼帝國的所有大國都按地區劃分招募新兵。大陸地區的軍團通常具有地區上的聯係，而英國的軍隊則以他們所征新兵的郡名命名，至少在名義上是這樣的。一些英國軍隊確實非常本地化：戰時“夥伴營”的成員來自同一街道、協會或者企業。區域同質性有助於提升士氣，因為它將士兵聚集在一起。他們不僅說同一種方言，共享當地文化，而且還在捍衛同樣狹義意義上的“家園”，它將當地社區變成了戰場上的戰鬥部隊。

軍事一體化也嚴重依賴於人際關係。士兵與他的小隊或部門人員之間的關係，10～15人不等，他們一起吃飯、睡覺、工作、訓練和戰鬥，他們關係的好壞對士氣影響極大。這些小分隊為他們的成員提供情感支持和安全感，使他們保持緊張狀態，並強製服從。害怕令“好朋友”或“同誌”失望的情感往往比懲罰更有效。這種整合方法在一種情況下效果不佳，就是當士兵和互相排斥的少數民族聚集在一起時，同伴的壓力會向另一個方向發展，引發違紀。德國軍隊在戰爭的第一年發現，波蘭人經常被孤立——特別是集中在同一軍隊時。奧匈帝國人擔心他們的捷克士兵也會出現類似的情況，特別是在1915年春兩個軍團向俄國集體投降之後。對羅馬尼亞、魯塞尼亞和一些南斯拉夫人軍隊，這樣的疑慮也越來越多。因此，哈布斯堡王朝的軍隊在1917年進行了重組，以便打亂士兵的國籍。這破壞了凝聚力，阻礙了基於小團體基礎和團隊合作的新戰術的引入，因為士兵經常需要與他們幾乎無法溝通的同誌一起完成任務。不過，這也減少了叛亂，幫助部隊在一年半的戰爭中幸存下來。這些由不同國籍軍人組成的部隊的另一個問題是他們易受傷亡。雖然可以整合替補隊員並且待傷病員在恢複後返回，但是非常激烈的戰鬥可能會使整個小隊或軍團覆滅。例如，在1916年7—11月的短短4個月內，英國在索姆河戰役中作戰的部隊，平均失去了70％～85％的步兵。因此，在最需要他們的時候，連接緊密的前線小組卻很快就被摧毀了。

另一個對軍隊士氣具有重大影響的就是，士兵之間以及士兵與其長官之間的關係。年輕的軍官帶領戰士們戰場殺敵，士兵們期望他們有戰術技巧和過人的勇氣。然而，在1914—1918年戰爭期間，軍隊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休息、勞動和訓練，或者是在進行低強度的塹壕戰。因此，軍官們的工作內容更多涉及了關心下屬。試嚐他們的夥食，關心他們的身體，並組織士兵保持營舍衛生，這些都是排長或連長的職責。他們的認真負責與否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士兵們的士氣、紀律和健康。一個集體的領導者如果做事高效，並且關心下屬，那麽這個集體的士兵們甚至連患精神疾病的概率都會變小。戰前的軍官們一般是上層階級的新入伍者，一部分原因來自勢利的思想，但另一部分原因是這種候選人所受到的家長式管理和愛國式的教育。隻有法國的軍隊，一個中產階級占主導的團體，為很大一部分現役軍人出身中產階級。1914年，極其嚴重並且快速增長的軍官傷亡迫使所有的軍隊降低了對戰時任命軍官的社會階級標準，並且嚴重依賴將後備軍官輸送至前線。英國軍隊，以上層階級的習慣訓練戰時工人階級以及中產階層下層的新入伍者，成功地保留了上層階級的家長式管理。法國的初級軍官也表現得盡職盡責。德國軍隊則更嚴格地堅持社會排他性，設法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良好的前線同級間的關係。而在後方，口糧嚴重短缺，士兵對上級有更好的口糧和工資怨聲載道。相比其他國家的同級別職業軍官而言，奧匈帝國的儲備軍官通常語言技能不精，使得他們與多國籍士兵組成的部隊疏遠了。俄國軍官名聲最差。在和平時期，俄國曾是在歐洲社會上最排他的軍隊，家長式管理方麵也聲名狼藉。隨著學生、富農以及有一技之長的工人參軍打仗，軍隊的構成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是階級間的關係仍然很緊張，這也是軍隊疲弱的主要原因。

組織性保障

由年輕軍官領導的戰鬥部隊的適應能力，主要取決於後勤保障是否到位，以及軍事集團的人事管理能力。士兵不僅依靠軍隊提供武器和彈藥，還有他們的基本生存需求：比如食物、衣物、休息場地等。位於歐洲西側的協約國，因其財富積累和世界市場的便利，在這方麵優勢巨大。戰爭後期，由於受到了封鎖，同盟國士兵缺乏物資，士氣低迷。食物對他們來說至關重要。等到1917年，德國士兵擔憂，在食不果腹的情況下，他們如何打贏這場戰爭。奧匈帝國的軍隊在戰爭末期時饑腸轆轆，這使士兵軟弱無力，精神萎靡，毫無鬥誌。服裝是另一個剛需，也十分匱乏。衣物不僅可以保護士兵免受環境的影響，還能顯示士兵們的軍人身份。軍服越來越破爛，士兵們的健康每況愈下，作為軍人的榮耀感也漸漸消耗殆盡。1918年10月，一位衣衫襤褸的哈布斯堡王朝士兵抱怨道：“比起英雄，我們更像是乞丐。”為了增強士兵的耐力以及減少前線傷亡，規律的休息也十分重要。德軍很晚才認識到經常輪換部隊的好處。1916年凡爾登戰役，德軍隻有當潰敗到無法控製戰線時才撤出軍隊。而法軍則經常輪換部隊，保護有生力量，以便隨時可以重建軍團。不光是休整的頻率，休整的質量也十分重要。英國軍隊在大洋一角駐軍數十年，其技能得到了磨煉，尤其擅長為士兵舉行娛樂活動。運動會、球賽、馬術表演、看電影、海邊遠足以及無處不在的音樂會都有助於避免部隊無聊或陷入陰鬱情緒。

公民士兵

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都是公民士兵，他們仍最忠誠於平民百姓。服兵役向來是一種民眾責任，整個歐洲也覺得這種觀念理所當然，即便是在專製的俄國也一樣。士兵對軍隊權威的服從是暫時的和有條件的，盡管比較模糊，但它最終來自他們對社會、國家和他們所奮鬥的事業的承諾。1914年，戰爭雙方的公眾輿論都認為這場戰爭是一場正義的保衛戰。但超出戰爭目標的慘重損失、傷亡以及爭議漸漸動搖了這種共識。腐朽的政權漸漸開始喪失民心。自從1905—1906年爆發的革命失敗之後，本身就風雨飄搖的專製沙皇，尤其容易受到由資源掠奪和軍事失敗引發的憤怒和幻滅情緒的影響。家庭在保持士兵和戰爭事業的聯係方麵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許多在前線衝鋒的戰士們來說，他們的親人就是自己要保護的整個社會。這種家庭與前線戰士的緊密聯係，使得士兵時刻保持鬥誌。例如，法國士兵在戰爭期間收發信件的數量高達100億封。戰士們也渴望離開戰場與心愛之人相聚。家人們往往會向戰場上寄一些自家烘焙的食物、衣服以及值錢物件，表達他們對士兵的關愛和感激。1917年，每周都有超過100萬個這樣的包裹抵達西部前線的英國軍隊。這些信件和禮物有力地提醒士兵他們負有捍衛國家的使命；相反，在戰爭後期，德國以及奧匈帝國的士兵不斷收到家人寄來的表達絕望或者擔憂的信件——這些信件逐漸動搖了他們對領導者的信心，並開始質疑繼續戰鬥的意義。

軍隊最初的準備不足以塑造軍隊的意識形態動機，在和平時期，歐洲的武裝部隊自詡為“民族學院”，專門教導軍人服從命令，熱愛祖國。然而，獨立於民間社團和政治政黨之外的職業官員並不適合這項工作。戰爭時期，早期的軍事宣傳更傾向於依賴軍隊牧師的布道活動開展。然而，1917年的俄國二月革命是個轉折點，這場革命揭示了忽視群眾會有多麽可怕的後果，並引發了戰爭中的另一個危機：意識形態危機。革命政權之所以迅速在部隊中引進了一套現代化的政治教育運動，是因為他們意識到，士兵是軍隊的關鍵組成部分，可借此作為影響俄羅斯人民的渠道。早在1917年夏天，一個“中央社會政治啟蒙委員會”就在培訓講師，給部隊安排會談，並編製關於軍隊士氣的日常報告。作為俄國的政治對頭，德國也悄然效仿，並於1917年7月公布了“愛國主義教育”計劃。各級指揮官也大肆宣傳，旨在教導士兵“不可受敵方**而妥協求和”。他們的方法也成熟老到，不惜代價也要查明並解決軍人們所傷心憂慮之事。很快，他們就意識到，寓談於樂最容易引人共鳴。電影也成了化解逆反心理的新媒介。很快就有了效仿者，其他軍隊也開始關注自己士兵的疲憊，並越來越多地使用進攻性宣傳來激發部隊的士氣。1918年1月，意大利軍隊因上一年秋天在卡波雷托的失敗而很清醒，於1918年1月建立了宣傳辦公室。 3月，奧匈帝國與英國軍隊也成立了自己的宣傳機構。就連美國也成立了自己的士氣部門，開始在每年秋季進行露營訓練。雖然這種種舉措大都太過有限且為時已晚，並無太大作用了，然而，它們的存在，就像適度的懲罰一樣，表明了軍隊對士氣的重視程度的提高。大部分軍隊最終意識到，想讓公民士兵配合，不是隻下達一條命令就能解決的，關鍵是要建立一種新的可解釋的，甚至是可以協商的紀律條文，這樣才能有效地讓士兵信服並遵守，提高軍隊的戰鬥力。

違紀

在戰場上，軍紀實際上不隻是長官下達命令，其執行結果還要看士兵接受的程度和意願。甚至在1914年，長官下令戰鬥到最後，幾乎都沒人聽從。士兵的所作所為，通常位於絕對服從和完全叛變之間的一大片灰色區域——部分服從。個體可能會推卸令人不快的任務，裝病告假，或在戰鬥中迅速尋求掩護，“互放彼此一條生路”。休戰期間，戰火仍在繼續，但雙方都盡量不殺害任何人，也不故意得罪別人。敵對雙方甚至偶爾如兄弟般友善，最為著名的是在1914年聖誕節。盡管協約國是嚴格禁止這種做法的，但在1917年春，懷著加速瓦解俄國革命軍的企圖，德國指揮官在東部戰線卻鼓勵這種做法。然而，很少有士兵公然蔑視軍隊權威。幾乎沒有人能從前線退下來，這也不被看作是明智之舉。自殘不僅意味著終身殘疾，還會受到軍隊的嚴懲。例如，在奧匈帝國，曾有129名士兵因自殘而被處決。無論是臨時的還是永久的逃跑，在戰區通常都並不誘人。由於其所涉及的距離遙遠，以及有部署在鐵路線後和火車站的憲兵，逃跑的概率是極小的。懲罰極其嚴厲，不僅包括軍隊的處罰，還有其他士兵的排斥以及社會對其家庭的指責。在西部，幾乎沒有士兵試圖逃跑。隻有31 405名英國士兵和5萬名德國士兵曾擅離職守或逃跑——占每個軍隊士兵總數的不到0.5%。即使是意大利軍隊，其在戰爭最後一年，依靠少而嚴厲的紀律來激勵士兵，也因此造成糟糕的戰績而付出了沉重代價，但它也維持了這一最低限度的服從。該軍隊記錄有162 563名逃兵，小於其士兵總數的3%。

盡管如此，即便大多數戰爭逃兵率並不高，但它的確反映出士氣的波動。1917年軍隊狀況很差(當時人員傷亡達1700萬，仍然看不到和平的希望)，逃亡率在歐洲軍隊激增。德軍逃兵率翻了3倍，在比利時軍隊中翻了不止4倍。二月革命後，俄軍逃亡率增加了5倍。隻有英國遠征軍未受此影響。個體違紀行為人數上升，隨之而來的是集體違紀現象的出現。衝突引起的最驚天動地的嘩變發生在俄國首都彼得格勒，彼得格勒衛戍隊倒戈加入示威群眾當中，是二月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紀律約束一旦遭到破壞，就再也無法在沙皇的軍隊中得到複原了。彼得格勒蘇維埃一號法令成立了民主士兵委員會，與其說這是明確協商在指令與執行關係中地位的嚐試，不如說這是賦予士兵反抗軍官的權利。此舉有助首都恢複安定，使前線不再發生暴亂。但是它削弱了權威，必定也摧毀了軍隊的戰鬥力。

在其他軍隊，1917年的反抗更加溫和，而且也隻發生在戰區。1917年3月與7月，兩支意大利軍隊發生叛變。9月，英國軍隊斯台普斯的訓練營發生暴亂。德國戰鬥部隊在整個夏末和秋季都受到小規模的恐慌和起義的困擾。這些騷亂規模有限，而且是因為士兵疲勞以及對惡劣條件的不滿，並不是為了更加野心勃勃的政治目標。然而，士兵們士氣低迷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後果。在秋季的卡波雷托戰役中，在德國與奧匈帝國的雙重襲擊下，意大利軍隊潰不成軍。有28萬意大利士兵選擇投降，35萬落荒而逃，還有1萬人犧牲。法國軍隊經曆了大戰中最嚴重的前線士兵的叛變。1917年4—6月，共有近一半師的4萬名士兵嘩變。一些士兵拒絕上前線作戰，其他人同意趕往前線但不再準備進攻。高級指揮官試圖將士兵的違紀歸咎於後方顛覆，但是真實原因卻是對休假不足、口糧劣質，以及對家庭的擔憂。除此之外，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對軍隊領導層的進攻策略感到失望，這一不滿則在“貴婦小徑”的大潰敗中達到**。最終，與俄國農民士兵與其國家疏遠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些叛變體現了源於法國共和體製的強大韌性。法國士兵想要和平，但當務之急仍然是將德國軍隊驅逐出他們的國土。軍隊進行了血腥鎮壓來重塑權威，以儆效尤——554名逃兵被判死刑。但實際上，隻有49名被殺，其他人則通過私下商議服役條件後重新編製入伍。一旦自毀性進攻停止，軍人生活條件得到改善，法國軍人就做好了進一步犧牲的準備。

海軍嘩變

海軍的違紀行為從1917年開始增加，這些表現比陸軍違紀更有組織性，也更為激進。在和平時代，戰艦和巡洋艦一直是艦隊的驕傲，但這些軍艦卻更易受兵變之害。原因是：第一，這些士兵中的大多數來自城市工人階級，這使得他們自身帶有工業文化下的階級凝聚力及集體行動特性。而相較而言，大多數陸軍成員多為貧農。第二，大型戰船很少投入實戰中，這些戰船長時間停在港口，這使得水兵們感到自己參軍並無意義，也給了他們機會聚在一起互訴不滿並策劃反抗。第三，階級之間通常是相互有敵意的，這在中歐和東歐艦隊中更為明顯。海軍軍官很少使用類似陸軍中的“家長式管理”。海軍的夥食比陸軍士兵的還要差，這導致他們更加埋怨長官有更加優厚的休假津貼，抱怨上級因陸上糧食短缺而拒絕為海軍改善夥食。因此當反抗爆發時，才如此暴烈。在俄國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1917年2月的革命中，士兵因不滿紀律的嚴苛，憤怒和政治上的矛盾被激化，士兵用刺刀殺死了指揮官並以私刑處死了其他軍官。一年後，奧匈帝國的海軍士兵們控製了停在卡塔羅港口的裝甲巡洋艦。他們殺死了一名軍官，威脅如果哪艘船隻沒有懸掛紅旗，他們就會立即發起攻擊，他們要求立即無條件實現和平，要求政治民主化和民族自決。因其不能將反抗勢力擴散到港口之外，他們與岸上的軍隊展開了緊張的48小時的僵持戰，並最終被製伏，4名反叛者隨後被處決。

海軍嘩變可能對戰爭結果造成極大威脅，這在著名的戰爭中得到了有力的證明：1918年10月底德國公海艦隊起義，德國水手和俄羅斯、奧匈帝國的士兵一樣，缺乏士氣，厭倦戰爭並痛恨他們的指揮官。他們對1917年夏天的早期罷工和對主力艦上的抗議活動受到了鎮壓、兩個水兵被處決而耿耿於懷。叛變的導火索是德國最高海軍指揮決定攻擊英國。對水手而言，這是毫無意義的自殺；德國和美國政府自當月初就一直在進行協商，人們滿心期待著即將到來的和平。起初，人們的抵抗隻是為了阻止戰爭行動。然而，在叛亂船隻被轉移到基爾且當局打算實施處罰時，抗議者製定了更激進的目標。其他軍團的平民工人和軍人與頑抗的水手一起煽動革命，革命迅速席卷德國。1918年11月9日，革命之火燒到柏林並推翻了德皇政權。

崩潰

在國內，正如俄國和德國政變證明的那樣，陸軍和海軍叛亂可以在政權更迭中發揮關鍵作用。然而，在前線，軍隊在整合和強製士兵方麵的作用也很顯著，違紀行為基本不會給軍隊帶來致命的打擊。例如，在1918年底，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軍隊都衣衫襤褸，饑腸轆轆，意誌消沉。兩個國家都有大量的逃兵：在戰爭結束時，有25萬人從哈布斯堡王朝軍隊中潛逃，近50萬人從奧斯曼帝國盟國軍隊逃跑。可是，大部分士兵是在休假時逃亡或者是在鐵路運輸中和前往前線的行軍營中逃亡。戰區的監督更加有效，部隊依靠軍隊獲得供給，成千上萬的人仍然處於備戰狀態。兵變大部分隻限於大後方。1918年夏天，奧匈帝國國家衛戍部隊遭遇了一連串暴動，這些反抗通常是由俄國激進的前戰俘發起的。然而在前線，直到10月底，哈布斯堡王朝完全瓦解的時候，才出現了嚴重的集體違紀行為。盡管如此，低落的士氣影響還是很大：製度約束可能會使軍隊堅守各自崗位，但無力在軍隊中阻止疲憊和絕望導致的士氣低落的蔓延。所有同盟國軍隊在最後幾個月的敵對行動中，軍隊作戰表現都非常糟糕。

造成全軍潰敗的原因不是嘩變而是低落的士氣。德國軍隊在西部前線的慘敗，為這一點提供了最戲劇化也最有力的例證。1918年，德國軍隊和其盟國軍隊一樣，交通線路上出現了嚴重的士兵逃跑現象。被德軍視為勝利最後機會的春季進攻失利，征兵的運輸部隊頻繁抵達法國，但他們的補給被削減了20%。在前線，疲憊、消沉、渴望和平的情緒日益增長，尤其是從7月中旬開始，法國和英國得到了美國大量新增兵力的支援，發動了最後一場壓倒性的反擊。直到戰鬥的最後幾周，德軍才出現大規模的士兵叛逃，但戰鬥熱情之前已經急劇下降。士氣低落的士兵不是反叛，而多是在他們疲憊不堪的年輕長官的帶領之下集體投降。在戰爭的最後4個月，共有38.5萬人投降，比之前4年被俘的人數總和還要多。史無前例的投降浪潮，使得協約國的進攻迅速向前推進，這又反過來加速了投降。當德國的軍隊退回他們自己的邊境的時候，低落的士氣在前線士兵和軍官中層層蔓延。9月底，最高指揮部也亂了陣腳。軍隊指揮官抱怨再也不能鼓舞士氣，宣布戰爭失敗，並說服德意誌帝國政府立即開展停戰談判。德國軍隊對勝利的渴望被徹底粉碎，隻想趕快迎接和平的到來。

結論

士氣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持久度和最終結果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盡管在和平時期軍事專家預測出來士氣的決定性影響，但他們對於戰爭到底需要多高的士氣仍然不甚了解。正如早期作戰的血淚教訓表明，他們絕對服從的信念不足以抵抗現代武器。部隊需要韌性、決心、主動性以及團隊協作才能在1914—1918年這場殘酷的持久戰中有效作戰。為滿足這些需求，最成功的部隊把嚴格的無條件服從折中成為更靈活的紀律，妥協使得原則不那麽容易被打破。軍隊通過審查士兵的包裹來探知本國士兵心係何物，探索在保持權威的同時滿足士兵需求的辦法。在戰爭的決勝期，軍隊甚至會對進一步犧牲做出解釋，來增強戰爭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是有條件的，並且植根於戰爭時期軍隊對社會、國家和事業的貢獻。結果證明，他們確實是適合作戰的、相當強勁的軍隊。

盡管如此，自1917年開始的分裂跡象表明，士氣並不能決定一切，尤其對歐洲東部和中部來說。國家物資的短缺和戰爭正義的幻滅使不滿和逃跑現象加劇。俄國革命表明，國內兵變和國內反抗勢力一旦聯合起來，可能會對政權造成致命威脅。惡劣的服役環境和腐朽的軍隊內部等級關係，使海軍處於最有可能集體叛變的危險地帶。在前線，軍規比士氣更加容易維持。在戰爭的最後幾天，更嚴密的監督和整合遏製了大部分嚴重的集體違紀趨向，但是同盟國卻不能消除士兵中的冷漠、疲憊和絕望。按照福煦的說法，低迷的士氣摧毀了軍隊作戰的熱情，消磨了軍隊的戰鬥力，也因此注定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