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自由主義遭遇挑戰：戰爭大後方的政治
約翰·特納
政治背景
戰前的歐洲由四大工業國家——英國、德國、意大利、法國和兩大幅員遼闊的農業帝國——奧匈帝國和沙皇俄國主導。1914年8月爆發的戰爭，給這些政體帶來了三大問題：第一，內部矛盾亟待解決，然後才能對外作戰；第二，政治家和士兵需要在幾年的和平共處之後，重新處理他們的關係；第三，國家需要擴張政權以調動人力物力對外作戰。不同的國家在不同時間以不同方式應對這些挑戰，結果也不盡相同。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逃離戰爭風暴。大多數國家都能發現，1914年建立的體製事實上非常脆弱。
19世紀末的歐洲社會，依賴自身所擁有的巨大財富和權力、專注於特定領域、擁有教育程度越來越優良的產業工人。不能指望他們接受從屬關係——有序社會和有序工業需要的從屬關係。脅迫是無效的，社會的快速變化和個人流動性打破了自然關係。各國政府不得不麵對來自混亂政治和工人階級的挑戰。
戰後的政治體製也各不相同，各種形式的政體讓人眼花繚亂。作為當時主要歐洲國家的英國，已經持續開展了一個多世紀的工業化運動；而美、法、德等國也早已從19世紀中期迅速崛起，並在20世紀的最初10年間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相比之下，意大利和日本則是從19世紀90年代異軍突起；同期的沙俄則因為沙皇的不作為，工業化進程一波三折。工農業間的社會和政治平衡也隨之發生變化。同樣發生變化的還有中產階級的規模和人員結構，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享有等量的工業產品和財富。
此外，這幾個大國的管理體係也大相徑庭。盡管所有國家(除美、法)都實行君主製的政體，盡管所有國家(除沙俄)都廣泛開展民選，組建了國民代表大會，但實際上國與國之間的管理體係完全不是一回事。在中歐和東歐，集體政治在過去對政府各部門的影響相對較小。德國政府則是由德皇及皇室掌控。德國首相和各部長無須經由德意誌帝國議會任命通過，隻需要在德皇、皇室和軍隊的輔助下統領國家。各政黨的影響力也微乎其微。奧匈帝國實行貴族部長負責的外交和軍事政策，這些部長大人大多無視奧地利和匈牙利選出的議員——而正是這些議員組成了帝國的代表大會。奧地利議會推行廣泛民主，各政黨積極參政議政，因而很好地代表了奧地利人民的利益；而匈牙利議會則是由馬紮爾人統治，匈牙利政府也是殘暴無道、壓迫人民的。在俄國，沙皇及其幕僚大權獨攬，情況比匈牙利更惡劣；至於1906年一次小型革命後匆忙設立的杜馬，則從未“輕易”啟用過。
在西方，國家的治理結構更凸顯了社會的複雜本質。意大利是一個君主立憲製國家，國家大權掌握在一個政黨手中，它們主導國會和執行政府，但是各種政黨權力薄弱，雜亂無章。也是由於這種政黨間的雜亂無章，這個國家本身對意大利社會影響不大。在英國——另一個君主立憲製國家，各類政治黨派井然有序，能夠創建強有力的政權。但是同樣地，國家對社會影響很少。在法國，其下議院權力很大，能夠組織政府或推翻政府(在1871—1914年間，就有60個政府的更替)；其執行政府本身製度不健全；政黨無組織紀律可言；然而相較英國和意大利來說，其國家大權更依賴法國社會本身。
自由主義陷入困境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政治危害在於，它帶來了一種政府的新模式和對政治的新態度，這在19世紀後期和大戰爆發前的10年表現最為明顯。不論在何種歐洲的政治體係中，總有一些人認為，國家大權應掌握在立憲政府的手中，認為這些政府應當對它們統治的大部分人群有求必應。這些人認為，社會和政治上的變革就是無法改變的事實。政府存在的意義就是撥亂反正，在總體上使世界上的國家、民族同時存在，共圖繁榮發展。這些看法都是自由主義的態度。自由主義的想法，可以看成是對曆史學家阿諾·邁耶曾提出的“秩序的力量”和“運動的力量”的一種平衡——粗略地可以區分為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向往自由貿易、言論自由，提倡保護人權。同時自由主義也給很多人以希望——如果反動保守派的行為被嚴加控製，工人階層的起義力量也會因為革命難以實現的要求而受到抑製。很多歐洲社會有一個或多個政黨，其行事原則彰顯了一些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對立法的執著，靈活性的變通和響應能力共同組成了一種政府的模式，能夠被政黨或政權接受，然而這些政黨對自由主義的其他價值觀卻不感興趣。自由主義的存在顯示出能夠接受多種政權形式的社會，並且希望社會的不同不會意味著破壞性的衝突。
在一些國家，自由觀念在大戰前深入人心，甚至影響到了右翼政黨，尤其是在英國。在德國和奧地利，沒有執政希望的政黨才會推崇自由主義。而在俄國更是如此。開放的、積極的憲政思想，隻不過是首相、大臣有時討論解決棘手問題的方法。在意大利，自由主義不僅被視為是阻礙社會主義發展的屏障，也是天主教獨裁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反對者，還是對立憲和世俗價值觀的擁護者。盡管這些自由主義的形式是多樣化的，但它的確加速了歐洲19世紀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變革進程，它也使自由主義在與保守主義、社會主義的競爭中占據顯而易見的優勢地位。戰爭將這種優勢付之一炬。在歐洲，隨處可見的是社會和政治團體的瓦解，而這是戰爭帶來的直接的不良政治後果。在英國，主要政治爭論在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後銷聲匿跡，這種局麵至少持續了一段時間。在沒有征兵製度的情況下，男人們蜂擁誌願加入到愛國戰爭中來，工業中的動**局勢明顯減少，愛爾蘭避免了內戰的爆發。另外，保守黨和自由黨這兩大政黨向小政黨、工黨和愛爾蘭民主主義人士宣告政治休戰，而這些黨派大部分都遵從了兩大政黨。英國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僅用了一句反語就概括了自己的感受：大戰的爆發是他政治生涯中幸運的一筆。
法國下議院各政黨的休戰這一背景同樣為全民擁護一戰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要知道，聯盟在法國政治中並不罕見。其中1914年8月的法國下議院的“神聖聯盟”內閣格外引人注目。主要是因為除了總理，該內閣還包括勒內·維維亞尼(曾是社會主義者)、亞曆山大·米勒蘭(社會主義者)、阿裏斯蒂德·白裏安(與維維安尼同為前社會主義者)和保守共和黨人亞曆山大·裏博特。這一政府持續至1915年10月，後由白裏安組建的內閣繼任。白裏安內閣既包括代表天主教利益的人士，又包括極端的反教權主義者。盡管這一“神聖聯盟”內閣與其他的民族聯合政府一樣不堪一擊，民族聯合的思想也還是持續到了1917年。
法國和英國國家內部的政黨間休戰，均未堅持到一戰結束，這與意大利、德國、奧地利和俄國的經曆大為不同。意大利參戰的決定僅僅由幾個內閣部長就做出了，甚至未尋求軍事部門的意見，更別提國民大會了。漸漸地，戰爭本身就成了一種政治圖謀。喬瓦尼·喬利蒂在1903—1914年的大多數時間裏，都是自由黨首相。1914年3月安東尼奧·薩蘭德拉接替其位置，後者更右傾。當意大利因薩蘭德拉卷入戰爭後，喬利蒂就贏得了反對戰爭的代表們可觀的支持，直至喬利蒂敗北。自1912年反對利比亞的戰爭後，喬利蒂的支持者們就被指責為不愛國，與社會主義勾結。對此次戰爭，意大利民眾大多不支持，不管是戰爭伊始，還是在1917年卡波雷托戰役達到極點，奧地利對意大利造成重創的那幾年。此外，薩蘭德拉政府是戰後唯一垮台了的戰勝國國家政府。
德國就更不同了，更加激進，主要是因為德皇威廉治下的德國不能像其他類似的地方一樣追逐權力。在德意誌帝國國會占主要地位的是社會民主黨，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將傳統的“反對侵略”這一政策拋在腦後，不過帝國政府在戰時也不需要他們支撐。實際情況就是社會民主黨加入了“國內和平”的陣營，政黨間達成了一致協議，左翼分子支持戰爭以換取對改革的空頭支票。戰爭第一階段，右翼派的野心持續膨脹，既想要攻克外部的東西戰場，又想強化獨裁政權。同時，為動員戰時經濟，國家自然進行了更深的幹預，這些幹預大部分由德國納粹黨的領袖完成，比如右翼政治的突出代表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而他在戰前一直不能過分插手政權。
在奧地利和俄國，君主政體對戰爭的爆發的反應是，試圖忽略戰前政治問題並依法令管製國家。結果，政治問題太嚴重，不容忽視。遍及奧地利帝國的少數族群，對代表遙遠王朝的利益憤恨不已，而訴諸武力。斯拉夫人的領地，尤其是由匈牙利議會管理的領地，傳出了自決的呼聲。帝國政府實行的戰時政策過於集權，負責帝國外交政策的切爾寧伯爵在1917年4月已警告，如戰爭繼續，帝國注定會解體，而奧地利和匈牙利的政治領袖在1918年12月才得知此事。在俄國，不滿情緒已經很普遍，由對政體的反對所引發。此政體對軍隊和公民的要求十分無情，而組織工業戰的低效卻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這種不滿情緒以及最終推翻兩個帝國的運動進展緩慢，不是一開始就達到了充分的效果。
左派的構成
戰前的歐洲，“左派”由多種社會組織構成，通常有中產階級的領導，還有一些主要關注工業問題的貿易工會。這些工會領導者通常是社會主義者，或者屬於與工會利益相關的社會主義團體。但是他們的關係並不簡單。許多工會領導者拒絕了社會主義性質的政治目的，例如由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擴大福利、追求經濟平等，而是支持在集權下實現成員的直接利益。在英國，尤其可以作為例證的就是1900年形成的工黨，它不是社會主義團體，而是作為向議會施壓的組織來維護貿易的合法權益以及各工會在市場地位的政黨。工人階級運動從而變得支離破碎，此運動曾嚐試組織並代表一大群人——其中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階級鬥爭的存在或者試圖改變工業所有權的分布和財富的分配。盡管如此，社會主義言論成為歐洲社會主義團體和工會的通用語。其中很多人在社會主義國際(第二國際)找到了認同感。社會主義國際組織國際集會、傳播工人階級團結的力量比貴族更強大的思想。
戰爭使整個歐洲把目光聚焦到階級矛盾身上。工會與社會主義政黨會將愛國主義情懷置於階級意識之前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麽絕大多數的工業化人口是會選擇追隨他們，抑或是轉向那些中產階級和貴族的政府呢？這些政府已經陷入戰爭泥潭。放眼歐洲，社會主義政黨已然分裂，他們中間的大部分支持自己的國家政府，隻有一小部分還在堅持國際主義。在法國，工人運動很快展現出了對於這場戰爭的支持態度，毫不含糊。法國總工會秘書長茹奧·喬豪斯信誓旦旦——法國的工人們一定會為奧地利和德國的皇權統治敲響喪鍾。在英國，工人運動的熱情雖然不敵法國，但英國工黨和工會聯盟也表示這是一場民主與專製的較量，在這場戰爭中，工人應當站在協約國的一邊。拉姆塞·麥克唐納作為獨立工黨的創始成員想要信守住獨立工黨的國際主義，也因此辭去了議會工黨大臣的職務，由亞瑟·亨德森接任。獨立工黨不斷遭受質疑，是英國異常強烈的反戰運動的核心。但在這場運動中反戰隻是少數人的觀點，官方打出的標語是“德國勝利之日即歐洲民主衰敗之時”。在德國，人們則相應地認為自己的國家正在遭受未開化斯拉夫人的威脅，並且還不止於此，威脅還來自法國和俄羅斯政府被別有用心的人操控，欲借巴爾幹半島衝突來滿足帝國主義私欲。
然而表麵浮華的1914年8月和9月，並不能掩蓋同時期全部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當政府要根據戰需分配那些少得可憐的人力與資源時，工人階級的參與問題就變得更加尖銳。壕溝戰的所需，迫使政府去擠壓那些依舊留守在家生產彈藥、耕種田地的勞動力。他們受到不同程度的壓迫，罷工活動受挫、被禁，工資受到管製，工人隻能在規定的領域做工，那些能夠給予工人一些市場控製權的、讓工人自己決定生產過程的傳統活動全部都被迫停止。女工以及沒有學徒經驗的不熟練男工進入工廠，去取代那些參戰的熟練工；而那些在不同程度熟悉自己生產領域的熟練工則按照命令去到國家需要的領域。無論這是軍方的要求(在德國日益如此)還是民選政府權力擴張的結果(在英國、法國、意大利一向如此)，它都具有引發破壞性社會倒退的隱患，特別是當改變的直接推動力是雇主的時候。
英國和法國政府從而與工會做了具體的交易，工會會員要參加當地委員會，當地委員會須設定薪酬，分配勞動力，用於補貼征兵、薪酬控製、雇用女性及殘疾人。5名工人代表在聯合政府獲得席位：亞瑟·亨德森於1915年4月參加了首個英國聯合組織。艾伯特·托馬斯作為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成員，主要負責從1914年10月—1917年9月的法國軍火工作。但是這一辦法並沒能讓階級矛盾或工業動**得以消除。車間工人認為，他們的領導正在與他們的階級敵人勾結——因此，誰能為他們爭取更大的利益，他們就聽誰的。1915年夏末，英國製定了征兵政策，因此爆發了一場重大罷工行動。在1916年春，工程行業出現了大範圍罷工，1917年再次出現，這些運動都是由工廠的工人代表領導的，他們既要挑戰工會和政黨領袖的私自勾結，也要反抗傳統工會組織對信教教徒的排擠。
工人代表參與國家事務，使得工人運動更加分裂，左翼態度更加強硬，這一矛盾更是無法解決。沒過多久便麵臨戰爭持續打下去的威脅。1915年9月，來自交戰頻繁國家的許多少數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在瑞士的齊美爾瓦爾德會麵，並在會議上譴責了戰爭的爆發，更大程度上針對的是由列寧提出的革命失敗主義策略。厭戰情緒最終還是占了上風。1916年和1917年發生的罷工事件，關係到的不僅是工人的利益。雖然在所有發達國家，工人階級的實際收入在總體上有所提高，但缺乏成熟的經濟管理會導致物價先於工資上漲：這會導致當地滋生極端厭惡情緒。在1915年和1916年，征兵和住房條件差是罷工的主要因素。直到1917年，英國的工人代表一直在呼籲和平談判，進一步緩解公民的艱苦條件。
為反對臨時政府，俄國爆發了第一場革命，並出現了蘇維埃士兵和工人，這使得西方的工人運動備受激勵和震驚。亞瑟·亨德森於1917年7月從俄羅斯訪問回國。他向剛加入新成立的勞合·喬治聯合政府的同伴們警告說，必須盡快考慮以談判來結束戰爭，以防工人階級崛起並停止戰爭。他的內閣同僚將其驅逐出局，之後他便回到了工人運動的懷抱。到年底的時候，無論是工黨的左派還是右派都強烈批判政府拒絕對談判進行深入思考。這導致工黨對立的兩派之間出現一定程度的調和，甚至在工廠工人代表和官方工會的各個層次結構之間都產生了一致的意見。
歐洲也出現了類似的發展苗頭。放棄工人階級提出的增加薪水、改善工作環境，並享有更大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力的要求，隻能是暫時性和權宜性的。關於放棄來之不易的成果，總會有一些質疑的聲音存在。政府沒能夠予以回應，這使得人們確信，當進程變得舉步維艱，正如1917年各交戰國之間陷入激烈的鬥爭旋渦，如本書第十七章中討論到的，熱血沸騰的社會主義反對黨將會成為真正的威脅。在法國，少數派代表艾·瑪黑姆是冶金工會的秘書，他將少數派和多數派的社會主義之間的衝突人格化。他於1916年12月堅持認為，隻要是國防建設開始的地方，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就不再反對茹奧提出的多數派要求，即國家的利益乃勞動者的利益。同樣，俄國的工人和社會主義當時也分為多數社會民主主義者(當時由弗裏德裏希領導)；獨立社會主義者(當時由雨果·哈斯領導)，他們曾公開批判戰爭；斯巴達克黨(由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領導)以及左派代表，他們對俄國革命釋放出的信息，表示積極支持。
左派與工人階級參與政治進程，對工人階級運動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也使得戰後歐洲出現社會主義政府成為可能。另一方麵，在戰爭後幾年，他們的參與使得階級衝突司空見慣，這也許是戰爭所產生的更重要的影響。
右翼的複活
戰前歐洲的右翼政治與左翼政治同樣花樣繁多，支離破碎。在社會層麵、政治層麵和經濟層麵都存在分歧。在除法國的所有國家，擁有土地且與軍隊有密切聯係的保守貴族，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即使在法國某種程度上也是這樣。總的來說，工業資本主義的代表都是右翼。行業協會和雇主聯盟不斷要求自由貿易或關稅保護，各種團體要求保護財產權。代表這些右翼立場的政黨往往一片混亂，這不難理解，因為他們的組成人員存在矛盾。例如，在德國，封建官僚主義法庭和軍隊大都由普魯士貴族組成，他們在國會占有的議席數量也很可觀，原因是選舉體係嚴重傾向於農業地區代表，而且萊茵—威斯特伐利亞(Rhine-Westphalia)的商人被邊緣化了。在英國，雖然持續下滑的經濟使得擁有大量土地的貴族日漸衰落，但他們在保守黨中仍然具有影響力，該黨在亞瑟·貝爾福時代的領導人於1911年被安德魯·博納·勞(一位格拉斯哥商人)驅逐。英國自由黨對許多商人來說仍頗具吸引力。
貴族因為有眾所周知的物質財富需要去保護，所以無論何地何種情況下他們更傾向於保守主義。然而，貴族卻完全不是工業資本家最可爭取的盟友。德國、法國、意大利和一些英國商人發現自己因其貴族身份影響受到了他們認為自己應得的政治權力的排斥。於是他們決定采用不同的策略，正如大眾政治中挑戰左派一樣引起焦慮。工人階級的愛國主義訴求很堅定，這十分常見。盡管在大多數國家這一策略通常不厭其煩地被用於吸引下等中產階級和農民而非產業工人。另一方麵，與政治立場息息相關的是社會帝國主義，這一主義意味著全部就業的承諾，采取一定的社會福利措施，並且向可提供市場和原材料的殖民地擴張。這些情況並不完全與事實相符。軍備和軍事擴張通常意味著稅收，稅收大部分又由富人們支付。福利意味著國家幹預社會。對此，戰前歐洲的工業巨頭和貴族精英為了抵擋左派而做出妥協，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為了普魯士土地所有者和普爾·俾斯麥領導下的德國工業者的利益而服務的稅收政策。所以這種妥協十分脆弱。
這場戰役是右翼重獲主動權的機會。在德國，“泛德運動”日益聲勢浩大，與重工業以及武器製造商所援助的軍國主義集團相關的運動尤其如此。泛德運動者們不久就抱怨說，支持戰爭貸款的社會民主黨議員們已經宣稱站在愛國立場上有諸多好處，而這可能也會在某種情況下強加到他們頭上。右派則讓風險有所增加，因為他們定下了一係列擴張主義的戰爭目標，而這些目標與社會主義者進行保衛祖國戰爭的觀點絲毫都不相容。政治衝突持續加劇直到1914年塹壕戰停止，東部前線運動戰越來越缺少人力，戰局也更加難以預測。到1916年中期，右派與陸軍高級指揮部加緊發動全麵戰爭以控製歐洲與殖民地區(指揮部由某些主要黨派援助，包括民族自由主義者，目前，他們已完全忘記了他們戰前尋求國際和平的願望)。右派的政治主動權落入了高級指揮部手中，以東部前線的勝者保羅·馮·興登堡元帥和埃裏希·魯登道夫上將為代表。社會民主主義者意識到德國的工業與工人正遭受苦難，看不到成功的曙光，所以他們開始不再支持戰爭貸款，甚至建議在與協約國在合理妥協的基礎上進行和平協商。這場鬥爭在並不確定的國家首腦——也就是德國總理貝特曼·霍爾維格與德皇之間激烈展開，二者都認識到泛德和平不可能實現，不能容忍社會民主黨人“謝德曼式和平”明顯的失敗主義，不能滿足與之相關聯的憲法改革的需求。
很快就出現了憲政政治的完全崩潰。高級指揮部要求無限製潛艇戰，這不可避免地使美國投入戰爭。在未能使協約國陷入困境之後，國會大廈的左翼政黨提出了“和平解決方案”。魯登道夫威脅要辭去軍事職務，因為他無法再與貝特曼·霍爾維格合作。由於德國國會黨拒絕支持總理，甚至反對軍隊，霍爾維格被解雇並被軍隊傀儡邁克爾斯取代。邁克爾斯在社會民主黨、左翼自由黨和天主教中心黨之間，在國會大廈中試圖達成有效的親和平聯盟。和平解決方案被勉強通過和真正忽視了。邁克爾斯的背後是軍隊，他在三個月內取代了赫爾丁伯爵，他不像貝特曼·霍爾維格或米卡艾麗絲一樣能夠回應國會大廈的要求或阻止它表達不同意見。1917年9月建立的德意誌祖國黨，開始更加強硬地控製德國政府，代表泛德的一切，而興登堡和魯登道夫開始更加強硬地控製德國政府。
1917年秋，對大多數歐洲國家的自由主義運動而言，實際上恰處於其最為不振的時刻。盡管每次自由主義運動都以不同形式麵對其強敵。在法國，繼任的聯合內閣遇到了軍事失敗以及群眾暴亂。到1917年春止，法國發動了尼維爾攻勢，這一舉動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各個群體都緊跟著參與了暴動。在尼維爾攻勢前，也就是在1917年3月，白裏安政府垮台；接著，裏伯特政府首先以左翼姿態亮相，以期迎來和平，收複權力，並對戰爭進行強有力的抵抗。裏伯特在8月末垮台，而潘勒維堅持抗爭到1917年11月。那時，他的職務由喬治·克列孟梭繼任，克列孟梭最終借由社會主義者取得了聯合內閣的控製權而結束暴動。克列孟梭作為一個強勢的勞工壓迫者和自由主義的敵人，重振了其名聲。這樣說可能有些過分了，不過他確實殘忍地對待其政敵，其政敵經曆過逃亡，現在躺在牢房裏，時日無多。克列孟梭的影響力，讓他在戰後的餘生裏仍然握有權力。這一影響力便是他有大眾擁護，可以樹立自己的言論權威，而這些支持也讓他不可撼動。法國政治淪為支持抑或反對戰爭的一場爭論，在這樣的局勢下，取勝的可能性極大地受到了影響。
勞合·喬治在英國的境遇與克列孟梭的情況十分相似。自1915年4月阿斯奎斯聯盟建立以來，勞合·喬治擔任軍火部部長一職。雖然阿斯奎斯所主持的內閣由自由黨掌控，但是政府讚同了擴大征兵與民間經濟的必要性，這一舉動使他們失去了自由黨派和下議院中工黨的支持，同時也失去了保守黨派的青睞。因為他們並不認為阿斯奎斯或是他的自由黨黨員(除勞合·喬治)會真的投入戰爭中。最終，阿斯奎斯於1916年12月下台，被勞合·喬治所領導的以保守黨為主的聯盟取代。勞合·喬治聯盟擴展了對於經濟以及社會的國家控製。勞合·喬治認為，他之所以能上台隻是因為民意支持他反對下議院；1917年5月，他一直在為首相選舉準備，這次他將會帶領一支右翼親戰的自由黨人士，與溫和的保守黨人士組成的聯盟，反對反戰分子的隊伍，也就是阿斯奎斯——左翼自由黨派以及工黨。最終，勞合·喬治通過將反戰主義與失敗主義聯係起來，成功地分裂了自由黨。1918年1月，政府的戰爭目標發生了表麵變化，變為旨在承認美國總統威爾遜敦促的“民主和平”，於是反戰運動也就被此計謀消解了。雖然這使戰爭政策變得有些不同，但它還是承認反戰運動是政治危險的。可與此同時，一份聲明表示強勁的政策會克服“和平主義”。
勞合·喬治政府還麵臨來自右翼分子的另一種挑戰，大多數參戰國於1917年和1918年被占領。它們原以為穩操勝券的國家通過他們在戰前所努力培養出的軍力會在戰後的經濟大戰中實現經濟上的獨裁，可是最後，這場“軍事勝利”卻令人不太滿意。在英國，這意味著保守黨中關稅改革派的勝利，自由黨自由貿易信條的逆轉。在德國，這也是泛德意誌主義的勝利，在法國，這代表著又一次地對大型企業的民族主義利益的鼓勵。從與1916年巴黎經濟會議的協定來看，這已成了嚴肅的政治問題，其在英國與法國得到自由黨和社會主義政治家的一致接受，又對戰前自由主義造成另一次衝擊。
政治鬥士們
我們已經見證了德國軍事幹涉對政壇產生的深遠影響。英國是傳統意義上實行憲政製度的國家，其軍事等級製度也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英國軍事等級製度體現為保守黨的政治宣傳，飽含同情的新聞報道以及阿斯奎斯采取的軍事政策。為了證實先前彈劾他的同僚是錯的，十分重視對軍隊的控製，阿斯奎斯以殼牌公司醜聞事件為導火索，強烈譴責國內政客造成的軍事失敗。阿斯奎斯對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的達達尼爾海峽慘敗負有重要責任。海軍上將費舍爾因達達尼爾海峽軍事進攻計劃而辭職。1915年底，國內政客威逼阿斯奎斯政府強製征兵並采用西部戰線的策略。
勞合·喬治與大部分政治同僚意見不同，他堅持認為應該實行征兵製。他一直以來質疑英國軍方的決策，索姆河戰役後，最終失去了耐心。勞合·喬治當首相的首要目的就是阻止英國帝國總參謀長羅伯遜和法國指揮官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對無用的防線部署軍隊。1917年3月，曾經選舉勞合·喬治上台的保守黨政治聯盟否決了其想解雇黑格的提議。勞合·喬治不得不接受黑格的佛蘭德斯防線，這最終導致了帕斯尚爾戰役。1918年2月羅伯遜由於最高軍事委員會的身份遭到撤職，而黑格則僥幸留到一戰結束。
勞合·喬治作為英國首相卻迫於形勢，不得已容忍違抗命令的將軍，然而這種情況並不隻發生在英國。在意大利，卡多爾納將軍拒絕與政客討論軍事戰略，並在1916年8月廢除了戰爭區的政治官員。在1917年他還試圖強迫時任內政部長的奧蘭多下台，當然最終沒得逞。在意大利輸掉卡波雷托戰役後，奧蘭多成了首相，罷免了卡多爾納並任命迪亞斯為新將軍。在此期間法國經曆了四次主要的軍事領導人更替，約瑟夫·霞飛將軍領導了1914年和1915年法國的大規模進攻，盡管當時的白裏安政府強製他用相同的精力保衛凡爾登，他還是在1917年主張再次發動進攻，並因而被免職。隨後，白裏安政府被羅伯特·尼維爾上將所控製，但在1917年他所發動的春季會戰使法軍士氣大傷。上將亨利·菲利浦·貝當重新集結了軍隊，但由於人心渙散，戰略失誤，很快就在1918年3月被斐迪南·福煦所取代。福煦任協約國軍隊總司令期間，指揮英、法、美、比軍隊挫敗德國的五次進攻，捍衛了自己的聲譽。像英國的上將一樣，法國上將展現出了非凡的能力：奪取政治領導人的權力、操控社會媒體和輿論、形成自己的議會體係，並在人民懷疑的目光中捍衛了自己軍事洞察力的權威性。
國家和民間社會
在其他章節中我們已經見識到了戰爭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工業遭到大規模破壞、女性角色發生迅速而巨大的轉變、社會漸趨動**、階層關係的重新排列組合。這些變化的一個重要的政治方麵的表現就是，國家以各種形式擴張，這些擴張以犧牲公民的隱私和獨立為代價。正如我們所提到的，在不同國家，這個擴張過程的起點各不相同但方向卻一致，主要的受害者是戰前的自由秩序。
戰爭的必然結果是反對國家力量的人權的中斷，在英國，首次提出的強製征兵引起軒然大波，而在歐洲即便在和平時期，也有義務兵役的存在，此種現象令人費解。長期而言，也許更重要的是國家政治監督機器的發展。沙皇俄國的政治警察作為俄國政治係統中的一部分被人熟知。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法國軍事情報工作者往往不為人知，他們通過戰爭發現像羅曼·羅蘭一樣傑出的反戰知識分子，還有英國特勤局的警察們，他們的關注點從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到商場的服務員再後來到內心不滿的退役軍人。從這些人到左翼組織和工人運動機器隻是一小步，這是戰爭之間的特點。
在國家與社會之間一個不同且依然重要的部分是稅收。戰爭增加了公共支出，這些支出多為軍需品和軍隊支出，他們受到稅收資助，稅收在每個地方都使人不悅。而且稅收的必要支出比大多數公民所認為的要少得多。通過提高戰爭貸款，或通過印鈔和引發通貨膨脹這些手段幾乎是普遍現象。但戰爭中幸存下來的公共支出形式，對戰後整個歐洲高消費政府的維持做出的最大貢獻是支付形式的轉變：針對特定社會群體的社會福利支出要麽是因為他們的需求很大，要麽是因為他們構成政治威脅。失業津貼和公共住房計劃就是典型的例子。自由主義者不喜歡這種隱晦的額外稅收以及它在勞動力自由市場中造成的扭曲。
歐洲國家從戰爭中學習到怎樣幹涉私人行為，至少幹涉了工人階級的私人行為。英國政府確保士兵的妻子得到一份異地津貼，條件是必須忠於她們的丈夫，並細心照顧撫養他們的孩子。在戰爭結束後不久，法國收緊了已經很苛刻的重大國策，方法是禁止控製生育。
總體來說，這些轉變使國家向更加注重道德轉變，而在戰爭之前這些隻是由中產階級的慈善誌願組織來完成，例如英國的慈善組織和法國的天主教堂。
最終，國家和社會的邊界被永久地模糊掉了，但界限也可能因為戰爭工業關係的改變而更加清晰，除了德國，戰前的福利係統主要基於工會組織的興起，這種組織是自發的，在英國和法國，他們在戰爭前就采取了許多措施來使這一整體融入國家福利係統。例如英國1911年就通過了國家保險法案，以及其他許多力圖阻止工會的運動，因為這些運動產生了許多政治風波。與此同時，工會與工廠主就福利也難達成一致，工業的買賣雙方最想做的就是不讓國家幹預，盡管有些工廠主想拉攏國家來承受彈性成本，而工會領袖意識到他們雙方的社會成員無法提供足夠的幫助。國家、工會和工廠主可以被看作是三個獨立的實體，國家起著控製工會和工廠主之間的矛盾的作用，此外國家還可以維護公共秩序，這就是戰爭前自由國家的特點。
而在戰爭期間，正如我們所見，各國政府都迫使工會和工廠主加入了戰爭。政府不僅依靠工會的官方合作，還得到了工廠主們的個人支持，其中不乏商業巨頭，比如掌握德國軍工生產的沃爾特·拉茲諾以及曾在英國政府大有作為的鐵路大亨埃裏克·格迪。除此之外，各個工廠主協會也大大幫助了政府處理複雜的平民爭鬥。此時在英國，一些大型組織也在悄然興起，其中就包括英國工業聯合會(FBI)，其規模可比肩德國中央工業協會以及其他在法國和意大利類似的大型商業團體。無論是工廠主協會還是大型商業組織，都對政府幹預經濟的做法不認可。它們的立場與貿易協會相同——認為與政府合作是有利的，同時還擔心背叛政府會失去成員的支持。貿易協會十分希望進行經濟戰爭，並試圖影響政府的政策。總的來說，各國政府都聽取了貿易協會的意見，並嚐試在一些政策問題上與貿易協會談判以擴大雙方合作的好處。出人意料的是，這種合作最終使得私人利益與國家行為相互交織和滲透。
將政府、工廠主和工會聯合在一個共同框架中的努力，在德國工會和工廠主之間曾相當短暫地達成了一個協議，即所謂的《斯廷內斯—列金協議》。這些協議預示著戰後的德國政府將接受經濟政策通過三方協議來製定；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23—1924年的大通貨膨脹。在英國，同樣的努力是：1919年的全國工業會議，由總理提出了工會大會和聯邦調查局接受的一些建議。但在英國，聯邦調查局主要是關注貿易政策和關稅；全國工廠主聯合會主要關注工資談判，最終並沒有長期合作。盡管如此，工會和貿易以及與政府單獨談判的雇主和協會的做法，在法國和英國比戰前更加安全，這代表了一種在戰前自由國家中隱蔽的、鮮為人知的新形式的政治行動。
自由主義的失敗
從最簡單的意義上說，我們可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歐洲政治製度忽左忽右的極端化，這對世界各地的戰前自由派和中左派都是一個打擊。在大多數情況下，左翼會在戰敗的國家中占上風。暴力革命推翻了德國和俄羅斯的君主政權，奧斯曼蘇丹國屈服於凱末爾·阿塔蒂爾克的民族主義和世俗化起義。因此，戰爭的集體記憶經常反映在俄羅斯布爾什維克的格言中，即戰爭是“革命之母”，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然而，對於戰勝國來說，就沒有這樣的必然性了。英、法兩國的政權一直保持到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右翼政治力量大大加強。而意大利則對殘破的和平做出了反應——完全清除了左翼勢力，轉變為右翼權威政體。甚至連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打算堅持其有些搖搖欲墜的君主製，但這種君主製也同樣伴隨著猛烈的右翼運動。盡管所有這些國家都在政治文化方麵發生了巨大變化，有時還會有更多群眾參與進來，但不能簡單將第一次世界大戰與“進步”、左派運動或民主運動混為一談。
但在大戰中消失的自由主義，不僅是20世紀初期政治的溫和中心。不論戰後地區是選擇了左派還是右派，他們對社會都產生了進一步影響，成了不同的政治實體。即使是左派也擱置了國際主義。因為政府在戰爭期間對經濟與社會采取的責任方式與1914年之前大有不同，所以政治衝突更明顯地直接集中於階級利益和經濟政策方麵。在戰爭的重重壓力之下，國家權力變得活躍起來，這不僅是為了公民的利益，也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存。“革命之母”同樣孕育了作用，使戰前自由主義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被社會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