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女性在戰爭中的角色

蘇珊·R. 格雷澤爾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專家蓋爾·布雷本曾經寫過：如果將女性視為一種“團結緊密的群體，有自己的宗旨，抱負和經驗。那麽女性可能是非常可怕的”。雖然有不少的戰時觀察家和戰爭之後的研究者已總結了女性在戰爭中的狀況，但按照不同的因素，女性的經驗也會有所不同，按年齡、社會地位、領域、婚姻狀況、就業、種族、個性特征等。但也不能責備曆史學家和今人想要做出關於女性的整體描述的願望。要將她們作為群體來關注，就要始終關注她們在戰時的某時某地角色，如此看來，如果要了解這次戰爭，就得了解當時在女性身上發生的故事。

所以，除了要記住以下討論的女性是單獨的個體，我們也應該將她們看作一個挑選出來的群體。因為除了個別特殊的，女性一般不參與前線戰爭。在很多戰時宣言中，都強調帶有性別色彩的戰時行為——即男性屬於前線戰場，而女性應該待在家中。也就是說，一些因素對女性為戰爭出力的方式起了決定性的塑造作用。由於女性對國家的貢獻不同於征召入伍的男性那樣帶有強製性；相比之下，她們在各行各業的工作更多是自願的。當數百萬女性還在努力地做著家務和新的帶薪社會工作時，國家逐漸將其影響滲入日常生活中更私密的地方。

盡管戰時女性的公私角色不斷切換，但理想型的女性形象和描述，作為國家的一種象征，幾乎出現在各種宣傳中。1914年夏天，德軍攻入中立國比利時，**及各種暴行以圖片的形式展現了出來——不僅表現在女性和兒童難民的照片中，也可以從倒在軍靴下的婦女形象中體現出來。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一張號召美國人民“摧毀瘋狂暴行”的海報中，一名德國士兵以猩猩的形象出現，一隻手揮舞著帶有軍國主義字樣的棒子，另一隻胳膊摟著一個不幸的女子。這樣帶有性別特征的形象，將戰爭複雜的起源和行為，變成了簡單的文明與野蠻的對抗，通過對妻子、母親和懷中孩子褻瀆的展現，來揭露戰爭的野蠻。還有一些刺激性較弱的形象，把女性比作國家、自由和正義的象征。例如，法國士兵為了“瑪麗安”的榮譽而戰，而其他國家也有日耳曼妮婭和不列顛女神等象征。

戰爭時期，當局還曾以女性作為誘餌和笑料來吸引男性入伍。英國在戰爭開始時依靠的是誌願者而不是應征入伍兵，所以，未來的新兵似乎聽到了所有女性的詢問。一位小女孩坐在父親的腿上問道：“你們在大戰中做了什麽？”妻子和母親們都在不斷地說：“去吧!”祖母也會鼓勵大家參軍。戰爭後期，在美國藝術家霍華德·錢德勒·克裏斯蒂的一幅畫中，一個穿著製服的年輕女子宣稱“哎，真希望我是一個男人，可以加入海軍”。雖然這在戰爭結束時變得可以接受，但在整個戰爭期間，大家都認為，女性的意見可以影響男人的行為。媒體在口頭和視覺上大肆呼籲女性要宣傳戰爭，這表明政府將其視為一個特定的群體。與各自國家的男子一樣，大多數女性在戰爭中努力做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

性別與地理

因此，要是女性未能正式參軍，和她們的丈夫一起上前線的話，她們也會快速響應號召，支援戰爭。她們的經曆有共同之處。但是，戰爭中，女性真正會經曆的，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她們所在的地理位置。不僅國家動亂會對女性造成深刻的負麵影響，她們身處國內怎樣的城市地區也是影響因素。戰爭會給城市生活帶來許多的困難，在缺乏男性勞動力的鄉村地區，情況又不盡相同。盡管對於新軍事化武器的使用率越來越高，無論離得多遠，都可以利用空軍來破壞掉房屋與前線之間的障礙，但是，戰爭中，首當其衝的還是那些毗鄰戰場前線的地區。敵軍占領的區域內，想要繼續在這片區域生活的女性又麵臨著其他一些困難挑戰。

舉例說明，1914年，德軍攻打比利時，占領土地，當地女性被迫卷入戰火中。隨著德軍的“掃**”，眾多女性遭受性侵等暴力行為，流離失所。這些女性難民如果想要帶著她們的孩子逃走，所需要的支出又是戰爭損耗的一大尖銳象征。有些仍舊留在被占領地區的女性，要在當地駐軍的需求壓力下，依靠外界網絡的幫助，解決食品與燃料短缺的問題。還有一些女性選擇加入勞動力隊伍，這些人裏，有人選擇了護士職業，負責照顧受傷友軍。她們還為這些軍人提供藏身之處，幫助軍人逃往中立國比如荷蘭，同時她們還是英國情報局的一員。這些女性是在拿自己的生命來冒險，一個顯著的例子是，1915年，英國護士伊迪斯·卡芙被處以死刑，因為她曾幫助比利時的友軍逃走。

比利時絕不是唯一在敵人統治下改變了女**的國家。在成功征服比利時之後，為了在1914年秋季結束戰鬥，德國軍隊橫掃法國。法國在西部前線嚴防死守，但北部的10個地區仍被占領。隨著戰爭持續時間超出了最初的預期，法國擔心戰爭中留守女性的命運。鑒於德軍的野蠻聲譽，一位法國參議員竟然提議修改法律，允許生活在被占領土上的女性墮胎——這些女性被德國士兵強奸和**。這項措施從未成為法律，但大家對這些所謂的“敵人的孩子”的命運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孩子不僅與這些女性的安危息息相關，也可能意味著法國的未來由擁有一半德裔血統的孩子掌握。

在法國，差異性體現在農村地區和城鎮中心。農村地區在無男性勞動力的情況下，婦女們為維持農產品產出量而苦苦掙紮。而城鎮中心，尤其是巴黎，多數婦女則與戰爭緊密關聯。瑪麗·皮蕾奧，一名法國西南部的年輕女子，寫信給她的丈夫保羅，說她麵臨著艱辛的農業耕種環境以及糟糕的農村生活。顯而易見，婦女、男孩、老人作為勞動力是不足以維持戰前產量水平的。相應地，物資短缺可能在巴黎這樣的城市引發配給問題，而這些城市中包括女性在內的城鎮居民也麵臨著其他接連不斷的問題，比如住房問題。風餐露宿考驗著丈夫不在、自己負責維持家庭生活的女性們的心，她們對維持其家庭戰前生活標準深感無力。

而這種情況在權力集中的城市可能最為嚴重。戰爭期間，柏林或維也納的女性們是堅強的——但並不總是成功——隨著糧食漸漸限量供給，她們要堅強地支撐家人的存活。柏林政府在戰爭期間號召女性們組成一支戰爭後方誌願軍，以此來支持上陣殺敵的士兵們。但女性們覺得此角色漸漸難以勝任。自1915年，家庭廚房所做的救濟主食比如說麵包日益減少。各階層的柏林婦女們知道，領取供給她們自己及家人的食物意味著排長隊，而且這些食物常常不夠。在戰爭期間，作為一家之主的維也納婦女覺得很難獲取基本必需品，因為她們要與靠近戰區的奧地利—匈牙利地區城市難民進行競爭。受政府在戰爭伊始施行的堅壁清野策略的影響，處於戰爭旋渦的維也納婦女們開始意識到，她們的犧牲幾乎與士兵們的不相上下。1917年3月，一名妻子寫信給她被俘的丈夫，她慟哭道：“我和你唯一的孩兒想再看你一眼是沒希望了，因為我們娘兒倆就要餓死了。”那些生活在更為偏遠的農村地區的人更容易獲取食物，而排隊領食物的、實實在在挨餓的婦女們漸漸樂意采取行動——反抗、暴亂、搶奪食物。

數百萬的俄羅斯農村女性淪為難民並蜂擁至市區以尋找新的工作機會。與德國和奧匈帝國的抗議者們一樣，抗議呼聲最高的群體之一便是士兵的妻子和女仆，她們要求國家能照顧到其基本的生活需求。這些女性認為，國家應給予她們充足的食物和燃料，因為她們家裏的頂梁柱都已奔赴前線。若是這些必需品無法得到滿足，她們就會首先在經濟領域，其次在政治領域中公開反對戰爭。

在歐洲其他的一些地方，生活在奧匈帝國和德國部隊占領區的女性們，曾遭受過嚴重的糧食短缺和資源匱乏的困擾。在不同時期，想要在白俄羅斯、意大利、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以及塞爾維亞的部分地區中生存下去，就要取決於婦女們與占領軍交易的意願是否強烈。這種交易還包括以肉體之軀換取物質所需。帝國主義軍隊向占區婦女所施加的隱晦性暴力已席卷包括比利時和法國在內的各大占領區。這種情況部分源自淪陷區婦女焦慮而又絕望的心境，尤其在1916年春天前後，年輕女子被國家強製征調時，情勢更為嚴峻。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女性既住在家裏，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住在“前線”。英國發動的空襲和海軍轟炸，同樣給生活在農村沿海地區和倫敦市中心的人們帶來了戰爭。在1916年撰寫的關於齊柏林硬式飛艇襲擊事件的文章中，居住在馬蓋特附近的一名女性描述道，“那是非常大的爆炸聲，離我們很近，緊接著就是另一個……我們都不知道下一個會不會出現在房子裏”。雖然房子幸免於難，但炸彈卻炸死了一名嬰兒。這種可恨的狀況同樣也將發生在其他地方，這種新技術可以使戰爭在除了前線的其他地方照行不誤。

遠離歐洲主戰場的國家——例如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以及美國等國的女性，承擔起戰爭的後援工作。她們為資助士兵和水手的各種慈善組織貢獻力量，並且帶動國內消費以確保軍用物資的供應。遠在非洲和印度殖民地的女性群體也為這場全球戰爭貢獻了力量。一些頗具影響力的印度婦女，例如既是作家又是政壇活躍分子的薩若吉尼·奈度，她就鼓勵印度男子響應軍方的號召，同時也呼籲更多地關注印度的人權。包括德國和法國在內的一些殖民地國家迫使來自亞洲地區的婦女進行勞作來滿足戰時需要。同樣地，生活在這些地區的婦女食不果腹，無法享受到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戰爭年代的婦女所做出的犧牲和承受的苦難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有所不同。然而無論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情況如何相異，女性群體的參與不僅成為戰事的重要組成部分，更關鍵的是得到了全世界的認可。

工作中的性別

盡管在戰爭初始之際，女性對世界上的無薪水勞動再了解不過了，但是戰爭危機以重要的方式改變了她們帶薪勞動的性質。一些女性在此之前就轉移到了那些僅限男性的工作上來，其中大多數女性從一種工廠工作轉移到了另一種，或者對絕大多數女性而言，她們的工作從家政服務轉移到了工業或服務業領域。

整個西歐為了1914年的大戰全都動員了起來，其中女性農業工作者仍然僅占勞動力的一小部分。而在戰爭期間，她們在農業方麵的地位顯著提升。其中意大利尤為明顯，在工業方麵，女性並沒有實質性地取代男性，而在農業方麵則是相反的情況。與並沒有正式女性組織的意大利相比，英國既需要提高其國內的食物供給量，又需要補充勞動力。結果，像女性陸軍和女性森林軍團等特殊組織招募城市女性來彌補這一缺失。作為食品的主要生產者和消費者，女性在戰爭期間所提供的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當時的戰時海報上，一位麵帶微笑的女性宣稱“廚房是取勝基石”。或許這可能有些誇張，卻很好地體現了女性在連接國內任務與為戰爭勝利所做出的努力上起到的紐帶作用。

然而，對許多由男性在戰後可以勝任的工業領域或其他職業而言，女性並非第一選擇。包括工業家及政府官員在內的雇主，他們會首選在軍工服務方麵很年輕或很年老的男性，其次是那些海外或殖民地勞動力，最後才會選擇女性。直到1915年，女性才以絕對的數量轉移到工業勞動上來。女性參加工作(尤其是在與戰爭相關的工廠)、女性在現代戰爭中扮演重要角色——這已經成了最明顯的標誌之一，因此很可能打破傳統的性別角色位置。而且，與此同時，女性加入許多戰時工業中，而且這些工業正在向規模化生產過渡，這種生產將工作量分解成了更小的單位，然後重新分配到大量沒有技能或有一點技能的工人身上，這些工人既有男性又有女性。因此，許多女性完成的工業任務大都無須專業技能並且是不斷重複的，不過戰時條件也為女性創造了一些機會，她們可以接受訓練並且可以完成更加複雜的任務。事實上，盡管相比那些與她們職業相同的男性，女性要掙得少，但她們的薪水卻要比那些被定義為傳統的女性職業——比如紡織業和服裝生產或者是家政服務，高兩到三倍。除此之外，鑒於女性工人作為勞動力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些國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讓工廠工作與家庭勞動更加相容，這些措施中更包括一些創新，例如將托兒所建到法國的工廠中。

1917年，俄羅斯婦女勞工已達到全國勞工總人數的40%以上。至1918年，法國軍工企業中有三分之一的從業者是女性。大戰伊始，德國克虜伯公司雇用了2000～3000名女性從事軍火生產，1918年1月後則飆升至2.8萬人。同年，英國勞工婦女人數幾乎有500萬，但戰前僅有100萬。可供婦女們選擇的崗位層出不窮，金屬加工及軍火製造領域尤其如此，整個氣象為之一變。因為12小時工作下的繁重勞動，常年與TNT一類可產生毒性黃疸(致英國女性皮膚變黃的一種病症)的化學物質打交道，加上潛在的爆炸危險，可以說女性工作的危險係數和勞作強度，與男性不分上下。

動員勞動及家庭責任帶來的雙重壓力，讓女性工作者苦不堪言。戰時奧匈帝國、德國和俄羅斯等國家的女性更是深陷其中。1917—1918年間，女性勞工的社會角色日益政治化，德國、法國、意大利及俄羅斯等國女性在罷工和抗議中占據主導地位突出體現了這一點。女性投身工廠工作，也重塑了其他領域女性的社會分工。例如美國國內的白人女傭進入工廠工作後，非裔女性便離開南方的廣闊田園，填補了這一市場空白。

女性們從事新的工作，極大改變了戰時社會形態。倫敦時事評論員指出，越來越多的女性成為有軌電車司機、警察，走上那些從前男性專屬的崗位，成為上班族。今天女性從事的秘書等工作，在戰時初具規模。彼時，間諜工作方興未艾，女性也在這一領域中嶄露頭角。一戰時最臭名昭著的女間諜瑪塔·哈麗於1917年執行任務敗露後，被法國政府處決。而其他女性間諜則為贏得這場戰爭做出巨大貢獻。這其中，淪陷區女性尤其功不可沒。

大多數國家開始依賴醫學領域中的女性勞動力，尤其是護士。戰爭初期，醫院任職的專業護士包括紅十字會國家分支機構招募的婦女，或者在英國為其他服務團體如急救護理組和誌願救援支隊服務的婦女。她們也會開救護車和建立戰地醫院。相比其他職業，護理行業讓女性有機會在戰爭期間做些不可或缺的工作，從而為國家效力。這些工作又正和她們的性別相匹配。雖然護士理應躲避前線的風險，但事實上，她們經常駐紮在戰地或者附近，冒著生命危險救治傷員。

雖然女性醫生數量少，並且經常遭人質疑，但她們也提供了幫助。麵對政府經常性的打壓，這些勇敢的女性仍主動設立醫院。埃爾西·英格利斯醫生通過英國主要的女權組織即英國全國女權聯盟募集資金，在法國、塞爾維亞和俄羅斯建立了蘇格蘭婦女醫院。1915年，英國陸軍部放鬆了對女性醫生的打壓政策，並允許醫生路易莎·加雷特·安德森和弗洛拉·莫裏在倫敦建立了恩德爾街軍事醫院。一些甘於奉獻的美國女醫生也想方設法地到法國提供醫療服務。戰爭結束時，她們不僅在歐洲治療傷員，殖民戰地印度和東非也有她們的身影。還有些婦女負責運送傷員，這讓她們像醫生和護士那樣直接接觸到戰爭中的殘殺。

最令當代人疑惑和震驚的是，戰爭時期女性被納入國家武裝部隊。戰爭早期，英國的幾個婦女團體設立了婦女自願預備隊等準軍事組織。她們下定決心證明女性也可以為保家衛國做出貢獻。盡管在當時，人們譴責她們穿卡其布做的衣服來假裝士兵是在侮辱戰士；但到1917年，英國政府設立了第一個正式的女子輔助部隊。該組織準許其成員在部隊中提供輔助性的服務。法國女性在部隊裏也履行類似的協助和支持職責。正如一個文章標題所言，她們負責“打掃房間、洗衣做飯”這樣的工作。但她們沒有軍銜，也不能像英國女性那樣穿軍裝。德國也開始招收婦女來負責基本的軍隊輔助任務。這樣一來，女性有力地幫助了男性在戰場上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女性在參戰中備受排擠。有兩位傳奇人物打破了這一現象，成了獨立女性中的代表。她們其中一位是英國女性弗洛拉·桑迪斯，服役於塞爾維亞軍隊；另一位是羅馬尼亞的埃卡特琳娜·特奧多羅尤，她曾是一名護士，最終於1917年在戰爭中被殺害。顯而易見的是，1917年，當臨時政府允許她們這個創舉的時候，俄羅斯女子“死亡之營”的成員們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緊跟著俄國革命的是大規模的叛亂，那年夏天有5500～6500名女性參軍。她們特地剪掉長發，穿上製服，打算繼續在軍中服役，以此來讓男人們感到羞愧。這些女性軍隊中最著名的，也是見證這場戰爭的一支軍隊是由瑪麗亞·波卡列娃領導的。她之前是一名護士，後來是一位農民。在俄羅斯軍隊最後的戰爭中，她的參戰軍隊有200～300位女性。雖然這些軍隊在戰爭中的貢獻並不是特別突出，但是她們成了這場戰爭潛在的強有力的符號，在很大程度上轉變了人們對於性別標準的期待。

盡管很多女性加入了軍隊，戰時政府也給她們的家屬提供了專項資金，但是他們仍然認為女性的首要任務就是待在家裏。一方麵，這些資金意在保持士氣，這與女性家屬生活的好壞一致。法國設立了一項津貼體係，采用均值測試。這樣，隻有那些完全依賴於士兵工資的人才能獲得國家補助。德國和意大利對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的救濟有許多限製。到1915年底，超過400萬的德國家庭有資格獲得政府補助，由當地發放資金，這些家庭大多由女性主導。奧匈帝國給在軍隊服役軍人的妻子們提供了直接的財政資助。然而，在這兩個例子中，逐漸惡化的戰爭形勢使這些資助變得更加困難。除此之外，政府控製這些資金的發放，以實現其他的戰爭目的。例如，奧匈帝國決定要擴大勞動力，於是停止了對那些不需要照顧孩子的妻子的資助。在一些比較富裕的國家中，美國有著極為慷慨的國家資助。盡管美國參戰的時間相對較短，但仍然將士兵工資的一部分直接提供給他們的妻子——不管他們的財政狀況如何，而且沒有種族之分，平等對待。軍人妻子的津貼如此豐厚，有時甚至超過了戰前軍人的收入。

在大多數情況下，盡管資金分配數量有所不同，國家仍然承擔著額外的角色，監督那些忍受著分離或是得到士兵津貼的女性。盡管資金有時被用在了某些情況下不合法的妻子和孩子身上。但是，在一些地方，如果妻子被發現品行不端，相應的資助也會被取消。除此之外，女性相對較高的戰時補助也引發了鋪天蓋地的報道，據稱在法國和英國，戰時女性工人行為不檢點，引起了公眾的呼聲，督促政府約束她們的不端行為。伴隨著這些擔憂的是將一些女性視為潛在的“內部敵人”，威脅著社會和軍隊的士氣、道德和繁榮。

士氣、道德和記憶

從很多戰時媒體報道中很明顯可以看出，女性對她們男性親人和家庭的情感支持是女性對戰爭的貢獻的關鍵部分。戰爭打響時，國家和民間團體組織呼籲女**國和做好隨時為國奉獻的準備。不出意料，女性的情感寄托有助於士兵們堅守在陣地上。女性的日常家庭生活和女性誌願組織工作的核心內容就是寄出裝滿親手織好的舒適衣物、特別準備的美食以及其他的她們兒子、兄弟、丈夫、情人和朋友要求送去的物品，還有信件。除了監管，親密關係，比如母子、夫妻關係，不用多說就會激發士氣，不斷地提醒著士兵們，自己在為誰而戰。許多婦女組織自願支持那些缺乏家庭和團體關懷的士兵。

在法國，這種親密關係通過“戰爭教母”的形式準規範化。“教母”收養一名在前線的“教子”，並會像母親一樣為他們送去溫暖。意大利參戰後，一個同樣的組織“士兵教母”出現了，並且成效卓著。意大利參戰後的前10個月的時間裏，熱那亞的一個當地組織為士兵們寄去了2.9萬封信。然而，這樣匿名的關係紐帶導致“教母”這一角色的性別意味，在法國尤其如此，《巴黎周刊》上登載的廣告中一位士兵在1917年說：“我不需要襪子，但是很樂意與一位年輕、漂亮又深情款款的教母保持聯係。”

女性支持前線士兵，從另一方麵來說也會因為某些婦女過於熱情而反倒成了一件危險的事情。由於據宣稱婦女將獲得新自由，公眾評論迅速聚焦於戰爭暴露出來的道德標準可能存在的不足。舉一個極端案例，1917年英國報紙譴責某些婦女為殘暴貪婪的“鷹身女妖”，對無辜男性下手。1918年美國的《婦女家庭雜誌》的編輯，將英國的街道描述為美國大兵被**的女人“釘上道德的十字架”的地方——這些女人利用了他們的寂寞和背井離鄉的心理。道德廢弛產生了巨大威脅，性病會損害服役士兵的健康。

戰時，國家對性行為尤其對賣**行為的規定，讓女人們明白了戰爭的傳統。有些國家，例如德國和法國，實行賣**合法化；但英國和美國與之相反。國家盡力確保戰士不會因性接觸而感染性病，盡管性接觸對年輕男子來說是必要的，這些男人被剝奪了正常的戰前的社會生活，而女人們戰前會因傳染給士兵性病被判有罪並遭嚴懲。英國的防禦條例第40條中指出，嚴懲任何將性病傳染給帝國軍隊的女人。一些國家，例如，英國和法國，也試圖阻止殖民地非白人的士兵和歐洲白人女性發生性關係，無論這些女人是護士還是普通民眾。

戰時生活對女人們另外一個方麵的影響就是悲痛。服喪的儀式慢慢適應了大規模的死亡，女人們繼續作為家庭和秘密回憶的承擔者存在著。在戰爭快結束時，女人們開始在重要的公眾場合舉行追悼會。例如，1920年，在威斯敏斯特，一個不知名戰士的葬禮開始了，女人們可能更多以哀悼者的打扮出現在戰爭紀念儀式前，尤其是打扮成悲傷的母親，而不是戰時的工人。

結論

怎樣確切報答女人在戰爭中的犧牲和提供的服務，引起了人們對女性公民權利和戰後選舉權的討論。戰爭以前，幾乎沒有女性選舉權。少數女人(男人)曾在戰前積極參與到女權主義運動中，她們卻頗有爭議地在戰時抗議反對戰爭的人。其他積極分子認為，戰爭給予女人為國家服務的機會。這些爭論形成了一種思潮，在這種思潮中，女性的選舉權在戰爭的最後幾年裏極大擴大，並且從那之後快速擴展。俄國和德國的革命政體可以毫無爭議地保證女性的選舉權。公民權利中死亡的擴張伴隨著女人更多發言權的要求。戰爭之後，一些國家授予女人投票權，這些國家包括澳大利亞、比利時、英國(盡管在平等條款上女人不如男人，但在1918年人民代表法案中，有權投票的女人不得超過30歲)、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丹麥、愛沙尼亞、德國、匈牙利、拉脫維亞、北愛爾蘭、波蘭和美國。隻有法國作為主要戰爭參與國卻堅決反對授予女人投票權，甚至立法機構也在討論的措施，隻給失去一家之主的女人“家屬票”或“為逝者投票”，這些女人因此承擔投票的角色。戰前女權主義者的目的是獲得選舉權，現在由新的女投票人承擔了責任，並保持質疑權。

盡管社會政治和文化潮流都在瓦解性別規範和兩性關係，然而德國的本傑明·喬曼發現了一種模式，這種模式或許在絕大多數參與國中都是正確的：“家庭作為中產階級社交的重要團體，為資產階級的男男女女們帶來了穩定，而這些人正在應付由戰爭帶來的改變。資產階級思想中的核心價值觀和文化習慣等，雖然不是毫無損傷，卻在戰爭中極大地保存了下來。”衡量家庭生活是否穩定的兩個核心指標——結婚率和出生率也確實在戰後得以恢複。公眾鑒於戰爭造成的慘重傷亡，開始抱怨不願嫁人的女性們。然而，一種社會文化期待，即女性應通過婚姻和母親的身份來獲得主要的滿足，給各個階級的女性帶來了勝利。女工們發現自己和男工們一起被解雇；隨著戰爭的結束，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不再擁有戰時的職位和薪水。然而，對數以百萬在戰爭中幫助維持國家穩定的女性來說，這段經曆給她們留下了無法磨滅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