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經濟總動員：金錢、軍需和機器
休·斯特羅恩
速戰速決的幻想
士兵在1914年8月開赴戰場，相信自己會在秋日落葉前回家，最糟糕也會在聖誕夜前回家。這隻不過是人性的一種反映。麵對逆境時的如意算盤，不過是人們應對逆境的一種機製，而並非對戰爭持續時間與其本質的戰前的洞察，更不應該將流行的概念誤認為是專家意見。
當小毛奇成功取代施裏芬成為德國總參謀長時，他告訴德皇下次戰爭不會以決戰方式解決，而是要和敵對國家進行長期鬥爭，直到該國的全部部隊被擊垮後，才能取勝。這樣說來，小毛奇僅僅是在重複利用其傑出的叔叔(指老毛奇)的智慧，而他自己並沒有單獨思考這個問題。1914年 8月，基奇納成為英國負責戰爭的國務大臣，他建議內閣要做好準備，應對這場將要持續三年的戰爭。
士兵有三個理由去參加這場漫長的戰爭。其一，就像其他人知道的那樣，士兵們知道這場變革可能造成的影響從1871年就開始了——傾向於防守並且戰爭有可能拖延，產生高昂費用。其二，廣泛地發動戰爭總動員，這不僅為長期戰爭提供了充足的儲備資金，而且在這個更加民主的時代，也保證了國家將會為之戰鬥，因為這項事業是正義的並且是受歡迎的。顯然這樣的戰爭一旦開始，將很難停止下來。其三，1914年成立的聯盟集團意味著，對某個國家取得決定性勝利，並不能夠解決戰爭。
正如施裏芬一樣，小毛奇的問題是德國軍隊不能接受這份分析的原因：英國、法國和沙俄三國的國家收入總和，比德國和奧匈帝國的收入總和多60%。甚至在和平時期，三個協約國的軍費開支也要遠遠超過同盟國的開支。在大規模軍隊時代，協約國的人口基數比同盟國多5倍。一場持久戰注定會使德國戰敗。唯一讓同盟國感到安慰的是對手尾大不掉。他們的殖民地有著廣闊但落後的領土(規模是同盟國的11倍)，這讓協約國有一些負擔，協約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僅是德國和其聯盟國的一半。
施裏芬正是因為認識到長期戰爭存在的危險，所以製訂了一項對抗法國的短期決定性戰役行動計劃。但由於他知道戰術和戰略上的邏輯影響了其解決方案，於是采用經濟和金融上的論據來支撐其立場。他認為戰爭持續時間不會太長，因為各個國家經受不起長期的戰爭。
戰爭資金
關於經濟，許多具有遠見卓識的觀點都十分相似。事實上，在1914年前，布洛赫——一位波蘭銀行家就對未來要發生的戰爭做出了一個最著名的分析。與那些想要讓我們相信的分析相比，他的分析並沒有和當時流行的觀念那麽格格不入。布洛赫認為一場曠日持久，無法迅速結束的戰爭即將來臨，即使是那些發達國家，想要為此投入大量財力，也是非常困難的。因此，他得出的結論盲目樂觀，正如1914年8月那時普遍流行的觀點一樣——他認為需要在戰爭上投入的花費會阻止各國參戰。
雖然布洛赫對軍事情況做了正確的分析，但是他在財政方麵的計算卻完全錯了。即使最貧窮的歐洲大國也不會因財務困窘而被迫退出戰爭。其實，奧斯曼帝國1912年就正式開始了戰爭，所以在整場戰爭中這裏的戰鬥持續時間最長。歐洲的各種資源並未被自己看作對戰爭的限製，相反是賦予了戰爭的能力。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卡爾·赫弗裏希。他於1915年 2月—1916年5月擔任德國財政部長，他拒絕厲行節儉，所以德國當時的口號就是“金錢無用”。英國財政大臣勞合·喬治認可凱恩斯的觀點，在大戰爆發之際，認為金錢毫無意義。總體上來看，那些交戰國都認為，戰後依然要為戰爭付出巨大的代價。
因此，在開戰期間，用於資助戰爭的款項中稅費隻占了一小部分。在1914年，大多數國家稅收係統的收入，大部分間接來源於關稅與消費稅；然而隨著國際貿易的削減，這些收入也隨之減少。同年，英國恰好單獨擁有一個有效的所得稅係統，但是全英國4600萬人裏也隻有113萬人繳了稅。戰爭期間，有2400萬人首次進入該係統繳稅，其中：工人階級中有收入的群體所繳稅款就翻了3.7倍。盡管如此，在英國的戰爭花費裏，稅收也隻占20%。征稅的首要功能就是抑製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是指貨幣的數量增加了，但在消費品的使用率上卻降低了)與維持國際借貸。
許多金融人士很早就認為會有一個短期戰爭，這是因為他們低估了國家的借貸能力。戰爭中，主要的經濟來源就是貸款，款項來源有三種，第一種，也是最重要的一種，就是發行短期國庫券。為保證國家紙幣的發行，這種國庫券也逐漸代替了黃金。因此，政府借貸的同時，紙幣也大量流通，這也更加刺激了通貨膨脹的發生。在1914—1918年，德國的紙幣流通增長了1141%，英國增長了1154%，奧匈帝國增長了1396%。通貨膨脹所帶來的影響意味著，流通貨幣的增長變成了一種強製國內借貸。
對比之下，第二種借款的形式是在市麵上發行戰時公債，購買公債屬於自願行為。購買債券在當時成為一種對最終勝利充滿信心的表現，因此，購買債券逐漸流行起來；同時，戰時公債是在擴大貨幣發行規模時產生的，可以穩定流動債務。隨著戰爭的進行，大多數戰時貸款，例如短期國庫券，是掌握在金融機構手中的。在交戰國中，法國最為成功地動員了私人投資者。
直到1915年11月，法國才第一次發行戰時公債，英國在戰爭期間也總共才發行過三次債券。英法借款方式與其他戰爭國借款方式的不同，主要是由於兩國更多依賴於海外負債，也就是第三種借款的形式。這並不是意味著同盟國不重視國外借款：德國曾借款給奧匈帝國來交換黃金；之後，德國又用黃金交換土耳其的短期國庫券。因此，德國公民手中持有的奧斯曼帝國貨幣增加，土耳其公民手持貨幣卻沒有增加。然而，德國並沒有成功進入世界上最重要的、位於紐約的第三方貨幣市場。由於協約國的封鎖，德國無法從美國進口商品，對美元的需求也因此受限。
相對而言，協約國各方，尤其是英國，用其在美國斂來的財富購買美國的貨物。最初，英國此舉多是為了滿足俄羅斯的需要。因俄羅斯缺乏國際金融信譽，而英國則擁有此種信譽，因此英國代俄國完成。到1917年 4月為止，70%以上由美國流入英法的資金都為俄所用。但1915年，英國也成為意大利戰事中的銀行，1916年，其逐漸成為法國人的銀行。到1917年 4月1日，英在美每周消費達7500萬美元，且為衝抵總數高達4.9億美元的證券缺口，英國已借款3.58億美元。
因此，人們對於一場短暫性戰爭的預測停留在這一假設上：和平時期融資的正統觀念將繼續在戰爭年代盛行。經濟分析學家雖然能夠想象出現金耗盡的情況，但他們發現軍需品用盡是更難以想象的。因為在戰事中，能夠主宰交戰各方經濟政策的，並非對於資金的管理，而是資源的最大化利用。
彈藥短缺
1914年，歐洲實際上被軍備競賽所裹挾，自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機以來，各國都在加強軍備，且在巴爾幹戰爭中軍心大振。加上隨之而來的軍界的高度調動，哪怕是和平年代，都可使這群期待一場長遠的而非短暫的戰爭的人們的信念更為堅定。況且，就戰爭中的第一次主要經濟危機而言，除由最初的資金調動所帶來的資金流動性問題，這次危機並非融資問題而是生產問題。
1914—1915年的冬天，各國軍隊都麵臨彈藥奇缺的窘境。大多數軍隊都增加了炮彈庫存，他們認為至少足以進行3個月的戰鬥，在某些情況下足以進行6個月的戰鬥。但是彈藥用完的速度遠比他們預想的快。法國軍隊1914年9月中旬就麵臨彈藥短缺的問題，德國、英國和俄羅斯軍隊在10月底也麵臨同樣問題。因此彈藥短缺的原因不在於戰爭的持續時間比預期長，而是因為其本質就是異樣的。
彈藥短缺的主要原因是塹壕戰。如果在運動戰中出現彈藥緊缺，它往往是暫時性的——因為馬拉動的供給，是跟不上戰場上快速移動的部隊的。一旦前線相對安定，工廠和炮台之間的運輸線就安全了。如果槍支在塹壕戰中缺少彈藥，這種情況並不是因為運輸問題，而是因為火力超過了生產率。並且固定位置使槍支可以確定更多目標。這不僅增加了彈藥的消耗，而且還產生了對1914年裝備的大多數野戰炮彈的不同類型的彈藥的需求。炮彈在向前發射時會在空氣中四散成碎片，它是對付在空地上分散行進的步兵時首選的軍需品，但是高爆彈藥更適合攻擊戰壕的士兵。許多人急於將1914年戰敗歸咎於缺乏高爆彈藥，這樣做隻會鼓勵他們一味地抱怨彈藥短缺的情況，而非去尋求戰術策略的解決方案，轉而支持經濟和工業解決方案。
經由和平時期到戰爭時期的轉變，戰時彈藥需求和生產優先性急劇上升。1914—1915年，各國均追求能增加彈藥產量的方法，這是工業重新定位的一個重大外部表現。比起落後的農業國家，更多的發達國家能夠更好地應對這一轉變，前者雖能召集大型軍隊，卻缺乏相應的工業基礎來武裝士兵。因此，英國經濟在戰爭期間增長了10%，而奧斯曼帝國的下降幅度高達40%。僅鑒於戰前彈藥的國內消費和國際貿易的需求，沒有強國能夠預料到從正常生產跨越到戰時生產之際的混亂。盡管政治層麵的變化因國而異，但從廣義上來說，各國經濟狀況還是具有可比性的。戰爭一開始，三個問題立馬顯現了出來，即保護彈藥原材料，勞動力需求和可用工廠供應。
造成原材料短缺的最直接原因是對手的入侵。法國於8月丟掉了其東北部領土，進而，其煤炭、鐵礦石和鋼鐵產量大幅削減；且其國內生產總值下跌，一直持續到1918年。法國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30%，其中約一半是領土流失造成的。俄羅斯侵占奧匈帝國的加利西亞油田至1915年5月，而後者的原油總產量在戰爭期間下降了65％。同年夏天，俄羅斯撤離波蘭之際，掠奪了其五分之一的煤炭產量和十分之一的鐵礦石產量。更多的滯後效應源自堵塞封鎖。俄羅斯的波羅的海和黑海出口關閉，西部邊境則成為戰場，剩下的海上聯絡點，符拉迪沃斯托克、阿爾漢格爾和摩爾曼斯克之間則距離太遠，而且俄羅斯鐵路交通太差，無法維持其所需的進口物資需求。因此，1913—1917年間，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三分之二。
早在1906年，因為害怕英國加入戰爭，德國海軍一直強調魯爾區是薄弱地帶，進口原材料若遭到封鎖將不堪一擊。直到1914年8月，德國迅速行動，設立了由普魯士戰爭部支持的原材料辦公室，在此之前並未采取任何措施。該辦公室實行集中配給製，其職能是對原材料進行中央調配。但大部分工作人員(包括總部和負責人)——德國家電品牌AEG的瓦爾特·拉特瑙，都是從一些大公司挖過來的。
因此，機構內資本主義思想盛行。事實上原材料的所有權也還是屬於私營企業。這種矛盾不僅發生在德國，所有工業較為發達且依賴商人服務戰爭經濟的交戰國都是如此。而俄國的問題更多在於工業化本身，並非戰時生產的轉變。俄國的工業有效地促進了自身的發展。1915年6月，俄貿易和工業聯合委員會號召全麵發展工業，設立了戰時工業中央委員會。到1916年，相比於1913年，俄國經濟增長了21.6%。奧匈帝國卻是與俄國完全相反的另一個極端。與其交戰國皆不相同，奧匈帝國在戰爭開始前就做足了集權主義製度的立法工作：1912年緊急戰爭法允許國家接管與戰爭相關的經營活動，並要求其員工遵守軍事法。一方麵，企業資質看似被取消，另一方麵，由於內閣的內部矛盾，匈牙利不認同他們眼中的奧地利協議，拒絕與奧地利合作，國家的主管部門也四分五裂開來。盡管如此，到1916年關鍵生產指數還是比1913年要高，1917年又再次下跌，1918年徹底崩潰。
直到1917年，英國的海上運輸一直非常強大。當時，令英國人擔憂的是，如何去管理勞動力而非怎樣獲取原材料。在1915年6月，勞合·喬治成了軍需大臣，他決定限製商業聯盟的權力，尤其要限製工人罷工的權利。軍火庫的工人們在為強製生產賣力，而且他們不能隨意更換工作，1915年中期，新軍隊招募軍人時已經占據了軍火行業勞動力的16%，以及化工和炸藥行業勞動力的23.8%。維克斯發起了一項“授予工人勳章”政策，這樣他們就不再背負這樣的汙名——沒有製服就代表缺乏愛國主義情懷。“衝淡法”——在自動化過程中使用一些沒有技術含量的勞動力——能夠補償所損失的技術工作人員，但是這種方法受到貿易協會的強烈質疑，而且最終隻是被看作戰爭時期的權宜之計。
在一些征兵的國家，這些問題就沒有那麽嚴重。在法國，與勞合·喬治同樣是激進派的艾伯特·托馬斯於1915年5月安排一名初級部長負責軍火庫。但是，跟其他國家一樣，法國各處都想通過得到資本主義的資助來促進生產，而不是通過得到集體主義的支持。工人的權利是次要的。1915年8月頒布的一條法律中提出並設立了“軍事工人”的概念。出於戰爭生產的需要，這些人不必參軍了，但是這些不再參軍的人由此不能隨意更換工作，實際上也喪失了罷工的權利。在1916年早期，英國終於采用了征兵製——這就像是一個分配國家勞動力的工具，也像是為軍隊招募的一種手段。
第三個問題——工廠問題使所有的大國都感到苦惱。戰前，大多數常規的軍火訂單是由政府軍火工廠處理的。在和平時期，私人企業的工作僅限於建設一些軍艦(在1914—1915年需求快速上升的背景下，軍艦生產能力過剩)或者滿足一些具體但通常是短期的需求。為了防止工廠無所事事，軍火公司會從事多元化經營或者尋求出口市場。他們力所不能及的是在和平時期讓工廠的訂單維持在戰時的水平。
因此，一旦交戰國向私人工廠求購大規模槍炮彈藥，軍火商則難以在短時期內大量供應。許多軍火商同樣擔心：建築新工廠、獲得新型機械會使各國在戰後生產過剩，因此會導致實質上的勞動力分流。許多軍火商——包括德國的克虜伯、法國的施耐德—克雷索、奧地利和匈牙利共屬的斯柯達、英國的威格士—都致力於市場最複雜的一端。這些軍火商研製重型火炮，而研製這些火炮又需要精密的策劃和專用的高端機械工具。研製其他武器則需要重新規劃，因此一些沒有背景的軍火商則會迅速投入其中。
塹壕戰促使了古老的技術及圍攻戰中所用的迫擊炮和手榴彈的改進，這二者都不是複雜的設備，且都是用新公司的方法進行武器生產的繪製。在俄羅斯，費伯奇就不再將寶石鑲嵌在手榴彈上。子彈供應商都遭到整減了。德國和法國的子彈都是用鑄鐵製造而成，而非使用複合鋼鐵材料，因此，工廠不配有車床和磨具，而是使用水壓機。正因如此，汽車製造商像路易·雷諾，就能夠進軍軍火行業。但是加工過程不能改變子彈頭的形狀，雷諾的子彈必須做成兩部分，故得名“雙頭集團”。
短期內提升產量的後果就是質量下降。人們降低了各種檢查標準，所以新型炮彈的表現不敵舊式炮彈。法國在1915年因為炮彈早爆而損失了600架野戰炮。1916年的索姆河戰役期間，英軍發射的炮彈有30%在轟炸伊始就變成了破銅爛鐵。直到1916年以後，產量快速提升所帶來的固有缺點——檢查水準下降、低質工廠並入、技術工人水平降低才被克服。在接下來的兩年中，各個交戰國特別是協約國陣營的國家，炮彈的質量上乘，且產量充足。
物資之戰
從1914—1916年，歐洲大陸的主要國家都在艱難維持著某種意義上的原地踏步。在開戰前，他們要保證能夠組建大量軍隊。因此他們國家的很多生產力都投入軍備建設中，不同的大型兵工廠已經差別很大。比如法國就致力於生產75毫米口徑的槍炮和彈藥，而幾乎無暇顧及其他大炮的生產。但是英國沒有投入大規模的兵力參戰，英軍的軍需供應風險較低，因為產量快速增加，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彈藥替換與補充的問題。用軍備術語來說就是受到現有技術的限製較少。此外，服務已經開始依賴於技術的主導地位——在海軍，技術是一種保持其至高地位的工具；在陸軍，技術可以彌補殖民地管理的人數劣勢：在1904年，英國是第一個將機械槍支分發標準化的國家；1905年，英國帶頭發起了戰艦革命；所以在1915年，英國一直探尋技術的邊界並且利用技術來補充甚至是替代勞動力，它的一個成果就是坦克的發展。而更為意義重大的變化是調整了生產次序，即生產重型炮而非野戰炮，且設立的目標超越了英國的勞動生產能力。英國希望在1917年把工業實力應用於戰場上，從而贏得戰爭。在這件事上，協約國考慮把時間表推進到1916年7月，但這對於兵工廠來說時間太緊，沒辦法完全達標，而且其運用過程中的特點尚待解決。再者，法國軍隊在凡爾登的戰鬥意味著英國在索姆河戰役中參與更多。所以，英國直到1917和1918年才獲得其大炮優勢所帶來的全部益處。
到1916年，英國以及程度相對較輕的法國在戰時經濟的控製與集中化方麵，達到了可觀的程度。但是德國首相貝特曼·霍爾維格依然反對任何類似社團主義的政策。這樣的觀點受到了凡爾登戰役和索姆河戰役影響的挑戰：在某些觀察者看來，英國的火炮擊垮了德國的軍隊，其傳統觀念即使沒有粉碎，也鬆懈了不少。德國人用了一個新詞——“物資大戰”來描述他們眼中的戰爭。
總參謀部新長官漢丁伯格首次在西方前線參戰，他的觀念絲毫沒有發生改變。1916年8月31日，漢丁伯格推出了他所謂的“一號項目”，即到1917年5月，軍需品供應翻倍，機關槍和火炮的產量翻三番。這一項目產生的影響巨大，其目的與戰爭部早先的目的大同小異，並且一定會產生重合。子彈火藥的產量決定了德國槍支的生產速度；1914年德國的化學工業依賴進口的棉花、樟腦、黃鐵礦以及硝石，因此，德國發展替代工藝彌補工業的不足，但是如果沒有這些東西來製造火藥，有再多的槍也沒有用。
再者，漢丁伯格的項目將軍事工業從整個經濟體係中孤立出來——盡管1916年的事實已經說明二者不可分割。這也是官僚主義困惑的反映，對總參謀部來說，軍用物資的需求無可非議；而利用並不坦誠的方式與工業供應商勾結，並缺少戰爭部的參與，這一做法並不可取。1916年10月，最高總部計劃創建一項新的經濟指令，使其受總部控製，並獨立於戰爭部。最後，新的職能部門“戰爭辦公室”成立，它包含在已有的戰爭部框架中，但重複了戰爭部的許多職能。
真正觸發工業與現有戰爭部之間衝突的，是對工人的管理問題。工業部門出於對自己的利益的考慮，希望能夠管理德國的勞動力。而戰爭部對於其他方麵的考慮則更為敏感——不僅考慮到戰爭需要人參軍，也需要考慮到確保工人權利的問題。漢丁伯格方案加劇了這一衝突，因為其成就依賴於從軍隊中釋放技術工人。工業化的戰爭需要一條能夠總體上滿足軍隊、工業以及勞動力需求的勞動力政策。因此，這種構想才是真正的社團主義，它推動了戰爭辦公室《附屬服務法》的頒布，這一法律由帝國國會於1916年通過。德國對所有17～60歲男性征兵；同時德國通過了強製征兵的死亡條約，也接受工會作為工人管理中的角色。
從狹隘的層麵來看，這兩項措施令人震驚的是德國法律是在奧匈帝國緊急戰爭法案之後出台的，同時也是在英國采取了相應的措施18個月之後出台的。即使是在當時，這些法律也沒有得到廣泛應用。
1915年3月，英國工會堅持認為兵工廠權利的喪失會對雇主及利潤形成限製。因此，戰爭軍火法對軍火公司的利潤設置了上限，並在1915年9月針對從事其他活動的企業出台了超額利潤稅。意大利、奧匈帝國及法國分別在11月、4月及7月出台了類似的政策。英國稅法還不夠完善，澳大利亞和法國企業將納稅時效推遲到戰後：1914—1917年間，雪鐵龍汽車公司的利潤達到了610萬法郎，但納稅金額隻有6萬法郎。而德國，盡管是在1915年底出台了戰爭利潤稅，但政府對逃稅做了嚴厲警告。所以在此以後，公司就通過轉移財產或者通過獲得政府戰爭貸款的行為來逃避繳稅。公司給運費定價，所以國家(作為主要的消費者)成了主要的納稅人，工會認為，稅務應得到加強，將其作為他們輔助服務的法定收入的一部分，但結果失敗了。陸軍部第一任部長——威廉·格勒納在1917年用了一條相似的措施，結果遭到撤職。1916年，戴姆勒汽車公司得到了35%的分紅，同時在戰爭的前三年，最成功的鋼鐵和礦業公司的利潤翻了三番。
當時有人認為——而且之後也有人認為，利潤動機是調動產業為戰爭做出努力的最佳方法。但是如果高利潤伴隨著生產力下降的話，這種觀點可能就不適用了。德國產業對工人的重視反映了其信仰，即工人是確定性生產的關鍵性投入。但是對人力的重視讓德國產業忽視了機械裝置。一戰期間，自動化程度出現下降而不是提高：1917年7月戴姆勒汽車公司每台機器平均雇用1.8人；而在1918年秋，每台機器工人的數量為2.4人。
這些數字表明，產業從人類大軍中挑選勞動力的能力正在喪失。同時這些數字也表明中歐這片土地上工人勞動力的衰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最健壯的人被帶去服兵役，工人發現自己生產率在下降而工作時間卻在增加。1916年，奧匈帝國每位鼓風爐工人的鋼鐵產量為365噸，而1917年為225噸。從1914—1916年，俄國頓涅茨盆地工人的年均生產量從146噸下降到122噸，鐵的人均生產量也從347噸下降到202噸。
機械與人力
因此，在戰爭的後半期，資源流動中最關鍵性的問題在於機械與人力的權衡。如果自動化武器——輕機槍、火焰噴射器、坦克，以及最重要的大炮可以讓軍械代替人力，那麽軍隊中就可以釋放更多的勞動力，以此可提高武器彈藥的產量。因此，前線的火力與人力的配比將會提高；與此同時，工業的發展也會不降反升。
在此，有理論方法來解決長期以來的工業化戰爭難題。在戰爭初期，每個營都會配備兩把機槍——這在所有軍隊中都是標準裝備。在1918年3月，德國每個師有9個營，每個師都配備54把機槍以及144把自動步槍；法國軍隊每個師則配備72把機槍以及216把自動步槍。英國軍隊每個師配備64把機槍以及192把輕機槍，並忍痛割愛，將每個師中原有的12個營壓縮到9個營，由此立即提高了英國武器與兵力的配比。至於8月英國對亞眠的襲擊，英國的每個營都配備30把輕機槍、8台迫擊炮以及16個槍榴彈——僅供500名士兵使用，並且在每個師之前還有6輛坦克。而對比1916年，英國每個營包含1000名士兵，一個師也僅配備4把輕機槍和一兩台迫擊炮。
在1917年末，駐法英國軍隊預測，到1918年3月，其軍隊士兵數量將少於25萬人；但是內閣人力委員會則表示，軍械衝模工人所需數量少於造船、造飛機以及造坦克工人的數量。在德國，僅興登堡計劃就減少了100萬士兵。1916年9月—1917年6月中旬，免服兵役的工人數量從120萬上升至190萬，而到1918年1月，這一數字則達到了230萬。
做出這些決定旨在讓協約國的軍隊更有利於管理。當1918年3月德國發動襲擊時，英國得到了法國的援助，軍力得以加強，並且英國也得到了美國的及時援助；此外，他們還從帝國中獲得了巨量人力方麵的收益。但是德國缺少這樣的資源。到1917年2月，德國軍械數量達到峰值，其炮的數量為7130；到1917年12月，炮的數量降至6353，而到1918年11月，炮的數量則降至5000。這種下降趨勢必然會發生——這反映出德國軍隊缺少人力(和車馬)。當1918年10月德國軍隊潰敗之時，讓德國最高司令部哀歎的不是槍支彈藥，而是人力。
在決定戰場表現和工業生產關係的因素中，人力並不是唯一的變量。最終，同盟國成員也無法逃避，因為原材料短缺的情況在戰爭爆發之時就已經占據了他們的全部精力。總體上來講，前線的人們沒有直接察覺到這些限製——主要是因為戰爭經濟優先考慮武裝部隊的需求。到1918年為止，最為明顯的現象出現在交通運輸領域。1917年，由於缺乏勞動力，德國的煤炭產量下降。在勞動力從軍隊中釋放出來之時，煤炭的可利用性加重了人們在軌道車輛和鐵路方麵持續投資不足的影響。拒絕海上運輸、拒絕通過征服來擴張領土的做法，加重了鐵路網所能承擔的負荷。1914年以前，作為煤炭淨進口國的奧匈帝國，在麵對這些壓力時甚至更加無力。到1918年為止，奧匈帝國的煤炭需求量遠遠超過了其供給量的27%。隨著戰爭結束，同盟國成員基本上停止了運輸：煤炭運輸取決於鐵路體係，而鐵路體係自身正在消耗生產著的煤。
美國參戰
封鎖效應在創造這些特定資源限製中充其量起間接作用。其重點不是狹義的禁運品——軍火和生產工具——而是糧食。落後的國家在用盡軍火之前就消耗完了。這一問題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的俄國以及奧匈帝國尤為突出，因為奧匈帝國搶占了烏克蘭的糧食儲備，而這些糧食本來是德國預留給本國人口的。但是，他們對同盟國為應對食物短缺所采取的行政安排感到困惑，他們至少確信，那些對於戰爭付出努力最多的人——前線士兵和國內重工業的工人有優先權。因此，封鎖效應的主要受害者是那些對於軍事工業最不重要的人。而且，在協約國金融家的眼中，經濟戰意外起了決定性作用。
1916年11月28日，美國聯邦儲備部給成員銀行提出這樣的建議：反對購買外國國債，提醒私人投資者審慎精選外國投資的對象。盟國股票因此價格暴跌，10億美元一個星期以後從股票交易所蒸發掉了。美國經濟對盟國所訂購的燃料的依賴性遠遠高於本土，所以必須寄希望於協約國的最終勝利。除此之外，協約國依賴美國的貨幣市場，以便它獲得產業潛力，這樣的依賴性，創造了一種杠杆。使用這個杠杆，美國可以充當和平會談時的中間人。
1916—1917年的冬天，英國運送3億美元的黃金支持紐約銀行的匯率，控製從美國出口的貨品成本；同時，英國也積累了紐約銀行近3.58億美元的債款。但是英國並不慌張。雙方經濟力量是相互影響的，美國目前也不希望協約國失敗。
這也是柏林的打算。從德國方麵來看，雖然美國保持中立，但是在經濟框架內成了隱蔽的“交戰國”。因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1917年2月決定采取自己的形式的經濟戰——無限製潛艇戰。但是實際上，英國無法知道它如何能夠繼續為4月以後的戰爭付出代價。德國知道英國的金融困境，但在戰爭努力中卻低估了金錢的重要性，以至於無法理解其潛在的決定性影響。
在最後兩年的戰爭中，最令英國擔心的資源限製是貨幣。協約國在倫敦所欠債務，抵消了英國對美國的債務。但俄羅斯看起來很可能違約，法國和意大利都沒有像英國那樣的財政上的嚴格性。當無限製U型潛艇使美國加入戰爭時，英國財政部集體鬆了一口氣。此外，美國參戰加強和鞏固了對德國的封鎖，因為美國現在已經擺脫了對中立觀點的擔憂。
與英國經濟一樣，美國經濟在戰爭期間也增長了10%。此外，俄國退出戰爭意味著協約國中的人均產出現在首次超過同盟國的產出。到1918年，協約國在所有關鍵指標——人口、領土和產出方麵，相對敵人都有領先優勢。盡管如此，任何對戰爭經濟的分析都不應該僅僅因為美國對盟國投了很大的一筆，就認為協約國注定會勝利。首先，1917年4月之後的美國財政援助雖然至關重要，但仍顯勉強，並最終放棄了援助。其次，美國大規模軍隊的建立將美國軍需品的生產目的從支持歐洲軍隊轉向生產自己的軍需品。再次，美國軍隊所需的大多數最先進的裝備都是由協約國提供的，特別是法國炮兵的武器。毫無疑問，第一次世界大戰有助於促進紐約發展，並最終使其超越倫敦成為金融中心，但美國力量的決定性作用主要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非第一次世界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