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經濟戰

B. J. C. 麥克切爾

經濟戰戰略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現代的第一次全麵戰爭，同盟國和協約國的經濟活力與他們的軍事實力在追求勝利的過程中變得同等重要。因此，1914—1918年間，經濟戰的戰略目標是破壞敵人的經濟，削弱敵人的經濟實力和軍事行動能力。同盟國和協約國利用過去的經驗，建立創新的官僚機構以滿足新的條件，使用現代武器如潛艇造成地方糧食短缺，削弱他們的工業生產和商業，努力擾亂敵國的經濟生活。因此，削弱敵人武裝部隊的物資供應成為每一個聯盟大戰略的組成部分。物質匱乏還有另一方麵的作用：它可能助長敵對政府的國內壓力，使其精力偏離戰場，削弱其內部凝聚力。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場鬥爭中經濟因素的重要性後來可能被過分強調了，例如，英國海軍對德國的封鎖。然而，毫無疑問的是，經濟戰對於協約國的勝利和同盟國的失敗，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不出意料的是，英德兩大國打經濟戰的總體戰略取決於各自的主導性經濟力量：即英國依靠其盟國，德國依靠中央集權。這意味著，這兩種相反的經濟戰方式，基於國家發展狀況、地理位置、軍事力量和外交地位的不同，從而限製了對方的工業、金融和貿易。英國是一個島國，國家生存依賴進口食物和原材料與出口工業化產品，對其而言，經濟戰在1914年已經不陌生了。1792—1815年與法國的戰爭期間，英國就已反抗了拿破侖為削弱其經濟實行的大陸封鎖體係——法國企圖通過阻斷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的貿易往來這樣的戰爭手段，此舉迫使英國在全球其他地方尋求替代市場和必需品供應。倫敦皇家海軍也促使了英國實行對法國與其他國家的軍事封鎖。盡管英國的封鎖激起了一些中立國的反感(例如1812年爆發過的英美戰爭)，但是這打破了拿破侖的歐洲封鎖體係，加速其戰敗。

隨後一個世紀裏，例如在1853—1856年的克裏米亞戰爭期間，英國還未放棄封鎖，到參與國際會議製定戰爭法時，尤其是1856年巴黎會議和1909年倫敦會議時，其國內反對限製皇家海軍自由的呼聲，導致繼任政府正式放棄了對皇家海軍的限製。倡導自由貿易的英國當然反對威脅到其海上貿易的挑釁，美國內戰時北方封鎖南方也是因為同樣的問題。在1909年倫敦會議上，英國代表幫助擬定了嚴禁在公海走私軍火彈藥的宣言。困難之處在於，是否幹涉“非直接貿易”這個通過中立國進出口軍火和其他貨物的方式。會議最終決定，如果能證明貨物運往敵國，則啟動對中立國港口的完全禁運，議會拒絕了修改《倫敦宣言》。到1914年，英國海軍部和皇家國防委員會計劃利用皇家海軍的水上軍艦實行戰爭計劃，通過攔截所有載有走私品來往德國的商人，哪怕是經過中立國港口——以此來破壞德國經濟。然後，重要的是，1909年後發布了《海軍部手冊》，要求皇家海軍軍官在用戰艦攔截中立國運載商用貨物(而不是嚴禁物品的商船)時要遵守《倫敦宣言》。其戰爭計劃的另一方麵，則是要在皇家海軍的保護下，確保出入境英國的供給和貿易品得到最大收益。

德國在1914年以前便形成了“戰爭經濟”的概念，這是由其位於歐洲中心的地理位置、自給自足的意識以及敵對勢力的威脅所共同決定的。自19世紀80年代早期，德國的軍事策劃人員就開始考慮進行一場雙邊戰爭的可能性，這一問題隨著1894年法俄聯盟的形成而變得尤為關鍵。盡管人們料到敵軍可能會封鎖德國海岸線，德軍總參謀部認為即便在那樣的交戰時期，德國仍然能夠實現諸如糧食、肉類及工業原材料在內的基本物資的國內供給。總參謀部繼而製訂了旨在9個月(德軍供給開始消耗殆盡的最長時限)內快速全麵製勝法俄兩國的作戰方案。對於短期作戰準備最詳盡的描述體現在1905年的施裏芬計劃中。但在這一關鍵時期，由於德國決心挑戰英國皇家海軍的威名，英德關係極度受損。

從1905年開始，柏林陷入了英國可能會加入對德陣營的擔憂。鑒於此，德政府在海陸兩個參謀部之間又成立了一個新部門。時任海軍部長的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認為：要讓快速取勝成為可能，就有必要對德國可能麵臨的經濟困難進行評估。總參謀部長官小毛奇對於德軍取勝躊躇滿誌，他認定德國的擴張型經濟是國力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國力正是作戰毅力的巨大源泉。在德軍贏得勝利的時候，戰時供給的想法開始令德國的實業家們受到鼓舞。1912年，迫於來自實業家們以及海軍方麵的壓力，德國部長們建立了一個臨時委員會來收集農業生產的實時數據，確定工業原材料需求，並製定食品和原材料的存儲與分配方法。德國還認為它可以同像荷蘭、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各個政權以及美國這樣的中立國開展直接或間接貿易，以此來削弱封鎖。然而，由於德國誌在短期內結束接下來的這場戰役，他們並沒有考慮具體要怎樣做才能破除可能形成的軍事封鎖。正如一項對戰前德國計劃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樣：沒有什麽提議是關於“怎樣攻破圍困”這一重大問題的。

說實話，每個歐洲強國的軍事參謀都希望下一場大戰能取得迅速而決定性的勝利。這些軍事參謀計劃利用輪船和鐵路來部署軍隊、大炮和其他物資；快速將最大數量的軍隊部署到前線；製訂作戰計劃以擊敗戰場上的敵軍。農業生產和工業能力是擴大戰爭所必需的，因此也是不容置疑的。1914年7月末8月初，當戰爭在歐洲爆發時，當然，每個聯盟都迅速采取行動試圖擾亂敵方經濟。同年8月4日，德國在英格蘭東海岸布下了水雷。作為回擊，英國在德國北海航線布下水雷，此外，英國對此次戰爭中的中立國，尤其是荷蘭發出警告，因為鹿特丹港處理來往於德國西部的貨物。麵對美國要求英國認可《倫敦宣言》的壓力，也不管最初法國和俄國表示如果德國及其盟國也認可該宣言，他們願意遵守《倫敦宣言》的意願——英國拒絕向美國屈服。

同盟國的封鎖政策

在外交部部長愛德華·格雷爵士的領導下，很快建立了對外海事辦公委員會，該委員會旨在調查英國在此次封鎖中的法律立場。經過這些審議，以及在德國布水雷的推動下，英國於8月20日發布了一項議會決議。該決議稱英國將遵守《倫敦宣言》，而有條件的戰時違禁品(作戰所需的糧食和像鐵絲網以及航海儀器這樣的工業品)是其履約的附加條件，這些產品如果是要幫助同盟國作戰，那麽它們將會被禁止並截獲。根據拿破侖戰爭的先例，英國還設立了軍事法庭，由獨立的陪審團審理被俘船隻案件，根據國際公認的違禁品法律來決定這些船隻和貨物是該由英國政府征用還是自由放行。在第一次馬恩河戰役之前，麵對德國對法國東北部的猛攻，法國支持了這些提議。

到1914年12月，東西兩條戰線的動員和準備工作已經完成，壕溝戰拉開了序幕，傷亡人員不斷攀升。這標誌著全麵戰爭的開始。由於領導層和普通士兵要為長期戰爭做好準備，經濟戰就顯得尤為重要。協約國為了削弱同盟國而共同努力，采取新的形式聯合摧毀同盟國的經濟，包括限製郵件往來、嚴格管製出口、法律上禁止與敵國進行貿易往來以及擴大違禁品名單。

在戰爭初期，英國落實了封鎖政策。由於國際商貿的重要性，它不僅可以提高戰後英國的地位，而且有利於英國在戰爭期間履行為協約國提供經濟支持的職能。而另一方麵，法國的政策則是出於阻止德國戰後經濟恢複的考慮來製定的。因此，法國堅持提倡建立協約國之間更廣泛的協調機製，這不僅可以作為一種加強戰時封鎖的手段，同時也可以為戰後經濟封鎖打下基礎。盡管1916年6月在巴黎舉行了協約國之間的經濟會議，但這些目標遠沒有實現；相反，隨著法國對瑞士貿易的控製(瑞士是同盟國最南端的中立邊界)，一個實際上的勞動分工產生了。自從意大利1915年5月加入戰爭，協約國之間關係的維護就變得更加簡單，意大利不僅可以安排瑞士進入地中海，也能封鎖巴爾幹半島的亞得裏亞海岸。

英國的封鎖是由外交部協調完成的。此次責任分配反映出一個事實，與海軍力量相比，許多其他因素對封鎖效果更為重要。最重要的是，在管理德國周邊中立邊境上，需要使用外交手段，以防止這些邊境成為德國進口貨物的渠道。其次，對邊界中立地帶的管理，大量依賴於商業情報。在高級官員艾爾·克羅的領導下，成立了一個違禁品部門，由於戰爭的持續，外交部控製了封鎖的戰略方向。在這個過程中，在中立地帶，無論是和英國海軍部、貿易委員會以及情報接收人打交道，還是與英國使領館合作，艾爾·克羅在建立機製上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個機製將聯合抵製向同盟國出口食品，重要的工業原材料以及各種機械。聯合封鎖政策源自倫敦。在倫敦，通過修改封鎖政策的有關法律(製定了新的樞密院令和邊境走私物品列表)，加強了對同盟國的經濟限製並且確保了封鎖禁運的全麵性(皇家海軍的操作能力)。自從國際法律規定，隻要封鎖有效它就是合法的，這些經濟戰的因素就結合到一起了。

在歐洲，相對較弱的政府往往會在交戰雙方中保持中立，來確保自己國家的社會經濟穩定有序，政治不會受到威脅。這其中，最有創意的做法當數荷蘭了。荷蘭政府發現本國陷入一個境地：一方麵，如果德國發現自己太偏向他們的敵對方，德國政府就會對荷蘭發起進攻；而英國一方如果發現自己同德國中央政權走得太近，就會對荷蘭實施最嚴厲的封鎖處理。1914年晚秋，海牙官方清楚地了解到戰爭短時間內不會停止，於是政府決定將荷蘭的經濟控製大權發放給本國的龍頭企業和船業集團，成立“荷蘭海外信托”公司。信托規定，對於英國封鎖的禁品以及禁止間接交易的法令，應由私企，而非政府來遵守。此外，私企也竭盡所能地同德方保持盡可能多的貿易往來。同樣原因，瑞士政府也發現，法國和意大利政府先後對瑞士實施的地域封鎖政策也阻礙了本國同德國的貿易往來，而這一貿易往來關係到本國經濟的生死存亡。因此，瑞士效仿荷蘭的做法，用建立良好信用等一係列的方式來維護本國經濟發展。

1916年2月，針對外交部和海關部關於封鎖政策引起的官僚糾紛，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創立了“封鎖部”，隸屬外交部。這一舉措不僅表明了外交部在封鎖政策上享有優先決定權，也重申了戰爭經濟在同盟策略中至關重要的地位。而這一同盟策略，在隨後發生在凡爾登、索姆河和東歐地區的幾次慘敗之後也變得越發重要。新部長由原外交部副部長羅伯特·塞席爾伯爵擔任，克羅將繼續擔任高級顧問一職。接下來的三年同往年一樣，協約國經濟體加緊了對同盟國的包圍，一係列原本不屬於絕對違禁品的商品也漸漸停止了向同盟國的供應，這其中就包括肉製品、金屬以及礦物質、動植物油、煤油、棉花和羊毛。隨著戰爭的升級和協約國作戰區域的損失劇增，任何可以加強同盟國武裝力量，維護該國工業發展或養育該國人口的產品都成了封鎖對象。

協約國的勝利是大勢所趨。舉例而言，在一戰前德國城鎮人均每周消費3.2磅(1磅約為454克)肉類製品，而到1917—1918年，該數值跌至0.3磅。無獨有偶，由於德國在1915年被封鎖，造成88235名德國平民死亡(該數值比1913年平民死亡人數總和還高出9.5%)。到1918年，死亡人數飆升至29.3萬人(該數值比1913年的死亡人口總數還高出37%)。關於戰爭期間，尤其是在1917—1918年的嚴冬，德國人民是否真正挨餓受苦這一問題還尚未有定論。有人稱，人們的體重變輕，所以對食物的需求會變少，如果調理好身體，人們便可以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總而言之，我們必須承認，在1914—1918年期間，封鎖行動幾乎沒有影響到德國軍人的戰鬥力，卻對社會和人們內心產生了影響。因此也就給德國的政治帶來了影響。高爾將軍是一位高級官員，他稱：“德國人民失敗了，究其原因有許多……而我認為封鎖行為在這些事情中最為關鍵，它使全國人民意誌消沉。”在1915年後，經濟低迷，導致許多德國人開始埋怨政府。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分配不均，比如，鄉村地區的食品供給量充足，城市地區則不然。在城區內也存在著不均，階級內部和階級之間的分配並不平等，有錢人或是有權人可以在黑市上買到東西。在工人階層中，製造武器的工人生活較好，優於非技術工種、白領工人，甚至比一小部分政府官員還要寬裕。因為像針織毯和皮鞋等一係列的日常消費品供不應求，所以在德國發生了通貨膨脹，大眾的負麵情緒與日俱增。在1916年，德國發生了五十餘起因食物引起的暴亂，在1917—1918年，這一數字還有所上漲。除了食物定量供給——在1917—1918年德國的冬天十分寒冷，而且國內動**不安——還有封鎖行動也造成一定影響，這直接導致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爆發，進而導致德皇威廉二世的退位和魏瑪共和國(指1918—1933年期間采用共和憲政政體的德國)的建立。

轉向無限潛艇戰

同盟國對於經濟戰采取的辦法並沒有協約國那麽複雜。戰爭前幾個月，除了在北海布置水雷，德國和奧匈帝國還禁止與敵國進行貿易，禁止向大英帝國支付資金付款，並審查郵件和電報(保加利亞和土耳其隨後也采取了相同辦法)。1915年1月，戰況日益明朗，戰爭並不會速戰速決，取得勝利需要持續不斷的士兵和財富作為支撐，所以同盟國采取的經濟措施表現為兩個策略。第一個策略就是確保充足的食品和原材料供給。鑒於1914年戰前計劃采取自給自足的模式，德國的資源必須得到充分利用。從已占領領土所獲得的農作物和原材料能供應這些資源。同時，俄羅斯帝國的西部疆域表明，須采取措施克服由於協約國的封鎖而引起的供應問題，而占領這些疆域正是德國的一個作戰目的。至於比利時，由於德國的征戰部隊凶殘地掠奪其食物和草料，人民正麵臨著餓死的危險。更遠的柏林努力與中立國保持貿易關係，尤其是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荷蘭以及美國。這就涉及利用德國以及中立國航線的商人，通常要虛假地處理貨物倉單以騙過那些攔截其貨船的同盟國海軍官員。

同盟國麵對經濟戰的第二個策略就是竭力瓦解敵國經濟，尤其是領軍者英國。貨運、貿易和保險都容易受到巡洋艦行動的影響，但德國的戰前海軍軍費集中投放在了北海戰艦上，削弱了其國際力量，無法發起一場種族戰爭。戰爭初期，英國貿易麵臨的最大威脅，即在中國的斯佩東亞艦隊於1914年12月在福克蘭島戰役中被毀。德國公海艦隊未能以合理的理由與英國皇家海軍開戰。對此，德國的一些海軍部官員、新聞界以及因潛艇攻擊協約國海上貿易而利益受損的企業感到挫敗，備感壓力。德國海軍部副部長阿爾弗德雷·巴林極好地總結道：德國不得不采取最殘酷的潛艇封鎖。1915年2月1日，德皇威廉二世與他的重臣以及軍事顧問做出決定，即德國的潛艇而非海上戰艦，將對協約國實行貿易封鎖。

在戰爭前幾個月內，德國隻有39艘潛水艇。隨著柏林海軍政策開始全麵強調這些戰艦的重要性，與海上航船相比，潛水艇的建造變得更快速、更經濟。德皇威廉二世為發展潛水艇撥出更多的資金與豐厚的資源。1914年秋天與1915年春天之間，德國造船廠收到了103份潛水艇訂單。到了1915年初，德國海軍在鄰近英國與法國、遠離佛蘭德斯的大西洋和北海執行任務。這些攻擊對協約國聯軍港口造成的影響不大。例如，在1915年3月進出英國港口的5000名商人，隻有21名遭遇了沉船。但是在1915年 3月7日，英國遠洋客輪“盧西塔尼亞”號駛出紐約後，在愛爾蘭被擊沉。雖然德國情報人員認為“盧西塔尼亞”號載有戰爭武器，並且，德國駐美國大使館在美國報紙上刊登警告說這樣的船隻易受到潛水艇的攻擊，但這次攻擊造成超過1000名乘客遇難，其中美國人有120人。伍德羅·威爾遜領導下的美國政府發表強烈抗議，並提議美國應該參加反德戰爭。

在8月，另一艘船又被擊沉導致更多的美國人遇難之後，經過複雜的外交交涉，華盛頓的抗議與美國資源全麵資助協約國的可能性迫使德國政府采取了潛水艇攻擊限製政策：中立的商人與所有客輪不受攻擊。在很大程度上，直到1917年1月，德國潛水艇的攻擊行為才不再活躍。但是在日德蘭海戰中，沒能突破英國皇家海軍的防線使德國海軍雪上加霜。德國海軍部部長聲稱，潛艇每月可擊沉60萬噸位的航船，如果采取無限製的潛艇戰，就可以在6個月內擊敗英國。但是由軍隊支持的海軍在1916年“物資”之戰中被擊潰，這使他們認識到了美國的經濟與工業力量。1916年 12月的和平協商失敗，減少了那些更傾向於保持美國中立者的爭論。德國人估計，戰爭的最終成敗會在美國軍力生效前見分曉。

1917年2月初，德國展開了兩年前由巴林和其他人共同提出的潛艇行動。1917年上半年，德國的軍事行動導致英國及其盟國的商船沉沒數量不斷增加，6個月內的沉船數量高達1505艘，總重277406噸。但隨後在美國海軍的幫助下，英國皇家海軍有效的應對措施：嚴密保護船隊，改良深水炸彈和水雷，空中掩護以及設立更高效的情報機構。1917年末，雖然英國隻能限量供應食物，一些基本商品也處於短缺狀態，但德國利用潛艇擾亂協約國經濟生活這一行動的效果卻不如以往(後5個月船隻沉沒數量僅為617艘)。德國針對協約國船隻的軍事行動持續到1918年，但後期成效有限。等到1918年德國迫使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的俄國簽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並開始其重要的但最終失敗的進攻時，同盟國已經失去了經濟戰中的優勢地位。

對中立國的影響

兩個聯盟都未曾預料到這場戰爭會成為持久戰，它們對中立國的外交策略是讓其處於一種平衡狀態，沒有哪一方能真正地操控這場經濟戰。其原因很簡單，全麵戰爭一旦開始，同盟國和協約國都需要農產品、工業原材料、專業器械，以及隻有中立國才能提供的財政援助。雖然交戰的各國都思考了一係列的小舉措，希望以此來觸動中立國，比如西班牙想要與德國進行貿易往來，倫敦和柏林都希望能與瑞典以及美國建立同盟關係。但1917年中，沙皇俄國的覆滅以及美國參戰，對抗同盟國使事情發生了轉折。最終，協約國取得了外交勝利，增強了與同盟國對抗的能力。

1917年上半年，對同盟國與協約國而言，瑞典是歐洲最重要的中立國。這一局麵是由若幹因素造成的：瑞典政府於1914年8月之後對外宣布保持中立；瑞典議會、武裝部隊、政客和知識精英的親德反俄傾向；以及瑞典重要的地理位置——它可以同時保持對德國和俄國的貿易路線。1914年8月，瑞典政府宣布中立，並繼續保持同德國的商貿往來，正因如此，瑞典在1917年4月之後一直得到美國的支持。在這一時期，同樣至關重要的是，斯德哥爾摩已經擁有自身明顯的外交優勢。對沙皇俄國來說，唯一有效的貿易路線是從像哥德堡這樣的瑞典港口到俄屬芬蘭大公國這樣的陸上路線。不僅如此，土耳其還封鎖了達達尼爾海峽；同時，從尼克拉夫到摩爾曼斯克南海岸的鐵路線尚未完成。在1915年的艱難談判中，盡管有來自英國方麵更具約束性的樞密令(1915年3月)，但是瑞典政府迫使協約國接受轉運條例：即對等於瑞典國內生產的貨物以及運向俄羅斯的貨物，瑞典人可以向德國出口相同數量的貨物。

盡管倫敦海軍和其他大臣感到不快，但這一安排得到了英國駐斯德哥爾摩大臣埃斯米·霍華德以及俄國的支持。轉運確保了俄國得到充足的補給，這使得沙皇政權能夠在東部戰線維持其軍事力量抗衡德國和奧匈帝國。一旦俄軍瓦解或者和平條約破裂，德國將會空出80～100個師，而這些軍事力量一旦西移，將會促使德國打破其在法國的軍事僵局。令霍華德再度擔憂的是瑞典的隱藏威脅，如果對瑞典封鎖得太緊，瑞典將會加入同盟國參戰。這種情況很可能將俄國驅離戰場。這並不意味著霍華德同意轉運。但是協約國的政策必須受到現實政治命令的指引，並且克羅和“封鎖部”也勉強同意霍華德遞交的北方封鎖政策的申請。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對協約國和同盟國來說，美國都是最為重要的中立國。1914年8月之後，美國有關交戰雙方經濟戰的政策是基於對“公海自由”的需求——或者更直白地說，對中立貿易權的需求。抱著想要得到美國物資以及資金支持的想法，交戰雙方都謹慎地與美方進行接洽。威爾遜政府在“盧西塔尼亞”號沉船事件之後，抵禦德國潛艇的攻擊已經引起了熱議。然而，美國在抵製英國樞密令，捕獲法院以及其他協約國封鎖手段時卻不那麽積極：從1914年末到1916年末，威爾遜對抗這些舉措的方法是通過一係列正式抗議書將其驅逐回英國和他們的盟國。美國國內，包括威爾遜以及在美國開設公司，為英國銀行家服務的金融家傑克·摩根在內的許多地位顯赫的美國人有著強烈的親協約國和親英派情感。

但是，英美關係在戰爭開始的前兩年受到了嚴重破壞，並且有了皇家海軍的支持，英方拒絕緩和封鎖以迎合美方表示出的不滿。1916年底，正值美國總統大選，看起來英美關係極有破裂的可能性。威爾遜在12月贏得連任並承諾不參戰以及保證“公海自由”。美國明顯表現出對於協約國封鎖的敏感性，隨後國會在12月份通過了一項議案，授權建立一支名叫“首屈一指”的艦隊。一場重大危機即將來臨。

然而，德國隨後便發動了無限製潛艇戰。1917年2月3日，德國潛艇攻擊中立國船隻，嚴重損害了中立國貿易權，致使美國與其交惡。此後兩月，美國人的反德情緒日漸高漲，再加上齊默爾曼電報事件的催化，終於導致美國於1917年4月6日向德國宣戰。對同盟國來講，美國參戰如同雪中送炭。就在此前一個月，俄國中間派為建立憲製推翻了沙皇統治，俄國局勢因此混亂不堪。為緩解國內局勢，俄國發動夏季攻勢卻致慘敗。布爾什維克黨11月(俄曆十月)上台，沙皇俄國就此退出一戰戰場。德國等到了打破西線僵局的良機，並於1918年3月在西線戰場發動攻勢。1917年4月後發生的一係列事件，代表著協約國的經濟戰進入新的階段。這一階段，同盟國國家經濟壓力增大，因而削弱了潛艇戰的威力，加劇了物質資源的短缺，刺激了德國及奧匈帝國國內民主勢力的抬頭。此外，美國的參戰也意味著，以瑞典為主的中立國家失去了經濟封鎖中最強大的緩衝帶。

經濟戰與最後的勝利

事實上，美國海軍與英國皇家海軍聯手，對同盟國及中立國供應商們實施戰時經濟封鎖，並以預想不到的活力贏得了最終勝利。俄國戰爭失敗後，瑞典介入戰爭時施加給德國的威脅也隨之消失。霍華德、克羅與“封鎖部”向瑞典與德國施加經濟壓力，步步緊逼。最終，美國的物資供給與貸款更容易越過大西洋，以援助在西方前線與再度得勢的德軍交戰的協約國聯軍。

隨著美國宣戰這一個月以來，亞瑟·貝爾福作為外交部部長、格雷爵士的繼任者，前往美國申請了新的貸款，並爭取到對於協約國戰爭的物資援助，這樣的做法都在預料之中。1918年11月，美國遠征軍在最終擊敗德國及其盟國的戰爭中發揮的作用並不大。然而，因為有美國海軍的支持以及充足的財政資源的幫助，在衝突爆發的最後18個月裏，協約國經濟戰加速了同盟國的瓦解。從1914年8月—1917年4月，協約國實施的封鎖政策擾亂了德國經濟，日趨嚴重的食物短缺以及不斷產生的國內動**使得人心惶惶，引發內亂，例如糧食暴動。1917年後半年，更多有效的聯合經濟戰加劇了這些問題在德國及盟國間的發酵。到1918年夏末，德國的反攻態勢始終無法達到預期，突破封鎖，並且它的三個盟國也紛紛提出休戰。這時，威廉二世政府意識到自身缺乏持續這場爭鬥的軍事與經濟能力，帝國缺少時間和財力去開發因《布列斯特和約》條款而從俄國獲得的資源。這樣下去的結果便是帝國政權的分裂、共和政體繼任人的出現以及1918年 11月德意誌帝國的投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經濟戰至關重要。一般來說，各個聯盟在戰爭中能否具備破壞敵方經濟並削弱其健康財政的能力，與最終勝利的取得同等重要。當速戰速決的想法被證明是虛幻的，雙方的經濟戰爭策略變得愈加精確和殘酷。協約國最終證明了他們更擅長實踐全麵戰爭藝術這一要素，從其就封鎖製定的法律條文，英國違禁品部門和“封鎖部”的建立，反潛技能的應用以及他們在1917年中前後對中立國家的務實外交中可以看出這一點。相反，德國與其盟國的經濟戰爭行為過於簡單：從中立國家和被占領地區尋求物資供應，同時利用潛艇攻擊盟軍和中立國船隻。當德國領導人采取無限製的潛艇戰爭時，他們便將美國推向了協約國的陣營，並疏離了像瑞典這樣的友好國家；同時，由於基本商品更加短缺，德國和奧匈帝國的政治實力和凝聚力受到打擊，從而加劇了其民眾的生活困境。盡管這並不是導致德國與其盟國最終戰敗的唯一因素，但協約國在這場戰爭中采取的經濟策略使同盟國喪失信心，從而削弱了他們發動全麵戰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