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
回到卡提拿街的住處，我慢慢走上樓，在第一道樓梯口停下來休息了一會兒。那些老太婆還像以前那樣，坐在公共廁所門外的地板上閑聊，別人的命運是藏在掌紋上，而她們的命運則隱藏在臉上的皺紋裏。我經過的時候，她們安靜下來，我心裏想，如果我懂越南話的話，不知道她們會告訴我些什麽，大概會跟我說說，在我住在通往西寧公路旁的那家外籍兵團醫院裏這段時間裏，這裏都發生了什麽事情。我的鑰匙丟在哨崗或者稻田裏的什麽地方，但我已經托人帶消息給鳳，她一定已經收到了，如果她還在這裏的話。這個“如果”說明我並沒有十足的把握。我在醫院裏沒有收到過她的任何訊息，也可能是因為她寫法語太困難，而我又不懂越南話。我敲了敲門，門立即開了，一切似乎跟以前沒有兩樣。我親密地注視著她，她問我感覺如何，又摸了摸我上了夾板的腿，並把肩膀湊過來讓我依靠，我仿佛是靠在一棵年輕的植物上，感覺無比安全。我說：“終於回家了，我很高興。”
她對我說，她很想我，這自然是我想聽到的話：一直以來，她說的都是我想聽的話，像一個苦力回答你的問題那樣，除非有意外情況。現在我期待著這個意外。
“這段日子裏你都是怎麽過的？”我問道。
“噢，我經常去看我姐姐。她在美國人那裏找到了一份工作。”
“她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嗎？派爾幫忙了嗎？”
“不是派爾，是喬。”
“誰是喬？”
“你認識他的。那個經濟專員。”
“噢，那個喬啊，我當然認識。”
他是會讓你輕鬆忘卻的人。直到今天，我還沒法兒準確描述，除了他肥胖的身材，他那撲過粉的刮得很幹淨的臉頰，以及他的朗聲大笑。此外我就不記得了——對了，還有就是別人叫他“喬”。世上有些人的名字總是縮得很短。
在鳳的幫助下，我在**躺下來。“看什麽電影了嗎？”我問。
“有個很有趣的片子正在卡提拿劇院上映。”她馬上開始向我詳細地講述故事情節，我趁著這時環顧屋內，看看有沒有白色信封，那也許是一封電報呢。我既然還沒問，我相信她可能是忘記了。它也許就放在桌子上的打字機旁邊，也許在衣櫃裏，也許為了安全起見，會被放進抽屜裏，跟她那些收集起來的圍巾放在一起。
“郵政局長——我想他是郵政局長，但也可能是市長——跟著她們回家。他從麵包師那裏借來個梯子，蹬梯子爬進科琳家的窗子，但是，你瞧，科琳跟弗朗西斯已經到隔壁房間裏去了，但他沒有聽見邦皮埃爾太太上來了，她一進來，看見他在梯子頂上，以為……”
“邦皮埃爾太太是誰？”我問。說完，我轉過頭看看洗手盆，有時她把一些單據插在那些瓶瓶罐罐之間。
“我告訴過你。她是科琳的母親，是個寡婦，正想再找一個丈夫……”
她坐在**，將手伸進我的襯衫裏。“這個電影很有趣。”她說。
“吻我，鳳。”她沒有賣弄風情。立刻按照我要求的那樣做了，然後繼續為我講述電影的故事情節。與此相同，隻要我說想**，她也會毫不遲疑地脫掉褲子，結束之後，她又會接著描述邦皮埃爾太太與那位郵政局長的尷尬境地。
“有我的電報嗎？“
“有。”
“你為什麽不給我呢？”
“你不能這麽快就投入工作。你必須躺下來，好好休息。”
“這次也許不是工作。”
她把電報遞給我，我看見信封已經被拆開。電文如下：“需要四百字的背景資料，關於德·拉特爾將軍的離開對軍事、政治局麵的影響。”
“好吧，”我說，“這次是工作。你怎麽知道的呢？為什麽拆開它？”
“我以為是你妻子發來的。我希望是好消息。”
“誰替你翻譯出來的？”
“我把它拿給我姐姐看了。”
“如果是壞消息，你會離開我嗎，鳳？”
她的小手在我的胸前摩挲著，意思是讓我放心，她沒有意識到，這次我是要她的一句話，不管這話是真是假。“你來一袋煙嗎？還有一封信。我想也許是她寫的。”
“這封你也拆開了？”
“我沒拆你的信。電報是公開的。工作人員們早就看過了。”
這封信放在那些圍巾之中。她小心翼翼地將它取出來，並放在**。我認得那字跡。“如果這是壞消息的話，你會……？”我很清楚這隻能是壞消息，而沒有其他的可能。一封電報可能意味著忽然的慷慨行為：一封信就隻能是解釋，辯解……所以我沒有問下去，因為讓她作一個無法信守的承諾，那太不誠實了。
“你在怕什麽？”鳳問我，然後我想：“我害怕孤獨，害怕記者俱樂部和坐臥兩用的房間，我害怕派爾。”
“給我一杯白蘭地蘇打。”我說。我看了看信的開頭，“親愛的托馬斯，”結尾處則是，“摯愛的，海倫。”然後我就等著那杯白蘭地。
“是她寫來的嗎？”
“是的。”在我讀這封信之前，我就開始考慮，讀過信後，我是該向鳳撒謊呢，還是應該告訴她事實。
親愛的托馬斯：
你的信上說你在那邊並不是獨自一人，這點我並不驚訝。你並不是一個能長時間獨居的人，對嗎？你沾染女人，就像你的外套沾惹灰塵那樣。也許對於你的情況，我感到更多的是同情，如果不是每次你一回到倫敦便立即去尋求安慰的話。我想你是不會相信我的，不過之所以我猶豫再三，最終沒有簡單地發回一個“不”字，是因為我想到那個可憐的姑娘。我們所受到的影響要比你想象的還要複雜。
我喝了一口白蘭地。我沒有意識到我們之間的創傷經曆這麽多年後，仍**在外。我很粗心——沒有選擇合理的措辭——竟然使這個傷口再次流血。誰能責怪她去揭我的傷疤來作為反擊呢？當我們不高興的時候，我們總是要去傷害別人。
“是壞消息嗎？”鳳問。
“有點兒糟糕，”我說，“不過她有權利……”我繼續往下看。
我一直相信你比我們其他人都要更愛安妮，直到你打包行李，一去不返。現在，你似乎打算離開另一個女人了，因為我可以從你的信裏感覺得到，你並不真的期待著一個“滿意”的答複。“我已經盡我最大的力量了”——你不是這樣想的嗎？要是我的電報上寫一個“可以”，你又會怎麽樣呢？你真的會娶她嗎？（我隻能稱之為“她”——你沒告訴我她的名字）也許你會的。我想，像我們其他人一樣，你也會慢慢變老，不喜歡過孤獨的生活了。我有時覺得很孤獨。我想安妮已經找到了另一個伴侶了，你離開她還算及時。
她準確地找到了那已經幹掉的結痂。我又喝了一口。一個血淋淋的問題忽然出現在我的腦海裏。
“我給你燒袋煙吧。”鳳說。
“什麽都行，”我說，“什麽都行。”
這就是我說“不”的一個原因。（我們不需要去談論宗教的原因，因為你從來不理解，也沒有相信過。）婚姻不能阻止你離開一個女人，是嗎？它隻是在拖延這個進程，如果你跟這個女孩兒同居的時間跟我一樣久，那麽這樣對她就更不公平了。你把她帶來英國，她無親無故，會迷失在這裏，而她被你拋棄的時候，那感覺該是多麽恐怖。我猜她連吃飯的刀叉都不會用，是嗎？我這些話說得很刻薄，因為我主要考慮到她的利益，而不是我的。但是，親愛的托馬斯，我也在替你著想。
我覺得渾身不舒服。距離我上一次收到妻子的來信，已經過去很長時間了。我在強迫她回信，而在她回信裏的每一行裏，我都能感受到她的痛苦。她的痛苦擊中了我的痛苦：我們又回到了從前那種互相傷害的模式裏。如果隻有相愛而沒有傷害，那該多好——單單忠誠是不夠的：我一直忠誠於安妮，但我還是傷害了她。傷害是在進行的過程中產生的：我們的身心都太狹隘了，占有另一個人便誌得意滿，被人占有便感到羞恥。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很高興我的妻子又一次打擊了我——我已把她內心的痛苦遺忘得太久了，這是我能給她的唯一的一種補償。不幸的是，天真無辜的人總會被卷入到任何衝突裏。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總有哭喊聲從哨崗裏傳出來。
鳳點燃煙燈。“她會讓我和你結婚嗎？”
“我現在還不知道。”
“她沒說嗎？”
“如果她說了，也是慢慢道來。”
我想：“你是多麽自豪啊，如此超然，擔任記者，而不是評論員，你在幕後造成了多大一團混亂。另一種戰爭是比這更加天真，即便是迫擊炮，造成的傷害比起這個，也還是更小些。”
如果我違背我最深處的信念，說出“可以”這兩個字，那樣對你會有好處嗎？你說你被召回到英國來，我能意識到你是多麽厭惡回到這裏，會想方設法地進行拖延。我可以預見到，你喝了太多酒之後，又要結婚了。第一次的時候我們真的盡力嚐試——我和你都很盡力——可我們失敗了。第二次的時候，沒人會像第一次那樣盡力了。你說失去了這個女孩兒，你的生命也就走到盡頭了。但這同樣的話你曾經也對我說過——我可以把那封信拿給你看，我還留著它——我想同樣的話你也對安妮說過。你說，我們一直試圖對彼此坦誠相待，但，托馬斯，你的真話總是那麽短暫。跟你爭辯，或者試著讓你明白這些道理，這些又有什麽好處呢？按照我的信仰行事或許更容易些——你也許會認為這不合理——那麽我簡明地寫給你：我不相信離婚，我的宗教也禁止離婚，所以答案是，托馬斯，不可以——不可以離婚。
在“摯愛的，海倫”那句結尾之前，大概還有半頁內容，我沒有去讀。我想那半頁內容是關於天氣的消息，以及一位我敬愛的老姑媽的近況。
我沒有理由抱怨，這樣的答複也並不出我所料。裏麵所說的，很多都是事實。希望她寫這封信的時候，沒有思考很長時間，因為回憶這些往事，不僅傷害到我，對她也是一種傷害。
“她說‘不可以’嗎？”
我幾乎毫不猶豫地說：“她還沒有下定主意。還有希望的。”
鳳笑了起來。“可你說到‘希望’時，卻拉長了臉。”她躺在我的腳上，像一隻趴在十字軍戰士的墳墓上的狗，替我燒著鴉片，我在考慮，該對派爾說些什麽呢。等我抽完四袋鴉片後，我覺得自己對未來有了充分的準備，我告訴鳳，還是有一定的希望——我的妻子正在谘詢律師。從現在起，我隨時都可能收到重獲解放的電報。
“這件事無關緊要。你可以擬定一個協議。”她說，我能聽到她姐姐正在通過她的嘴對我說話。
“我沒有存款，”我說，“我比不上派爾。”
“別擔心。什麽事都會發生。總有辦法的，”她說，“我姐姐說，你可以取出一筆人壽保險。”我想，她是多麽現實啊，既不輕視金錢的重要性，也不對愛情作出任何偉大或者有約束力的宣言。我不知道派爾在未來的日子裏要怎麽忍受這副鐵石心腸，因為派爾是個浪漫的人，但就他的情況來說，似乎可以用金錢來解決問題，現實的冷硬會因生活的富足而被逐漸軟化，就像一塊強壯的肌肉會因不經常使用而逐漸鬆懈一樣。有錢人總是無往不利的。
那天晚上，在卡提拿街那些商鋪關門之前，鳳又買了三條真絲圍巾。她坐在**，將那些圍巾展示給我看，大聲地讚美著它們那明亮的色澤，她那歌聲般的嗓音填滿整個空間，然後仔細地把這些圍巾折好，跟另外的十幾條一並放進抽屜裏：仿佛她是在為一個折中的協議鋪墊基礎一般。我也為我的協議鋪下一個瘋狂的基礎，在鴉片賜予我的不可靠的清晰感與預感之下，我在那天晚上給派爾寫了一封信。我是這樣寫的——這封信我前幾天又發現了，被夾在約克·哈丁《西方的任務》那本書裏。我的信送到時，他一定是在翻讀這本書。也許他隻是用這封信來當作書簽，後來就沒有再讀下去。
“親愛的派爾。”我寫道，我隻有一次動過那樣的念頭，想寫成“親愛的奧爾登”，說到底，畢竟，這是一封很重要的、跟生計息息相關的信件，不同於其他撒幾個謊隻為謀生的信件：
“親愛的派爾，我在醫院時就一直想寫信給你，關於那個晚上發生的事情，真誠地向你道謝。你將我從一個糟糕的局麵裏拯救出來。現在，我已經可以拄著拐杖走路了——我的腿骨折之處顯然還不算難辦，衰老還未傷及我的骨頭，所以骨頭還沒那麽脆。有時間的話，我們一定要舉辦個聚會來慶祝這個事情。”（行文至此，我卡住了，接著，像一隻螞蟻遇到障礙物，我又從另外一條路線繞過去。）“還有另一件事也值得慶祝，我知道你聽到之後也一定會很高興，因為你一直在說，我們都很關心鳳的利益。我回來時，發現有一封我妻子的來信在等著我，她或多或少同意和我離婚。所以你無須再替鳳操心了。”——這句話說得很冷酷，但寫下時我並不覺得，直到我重讀時才發現，但那時已經太晚，來不及進行改動了。如果我要把這句話塗掉的話，還不如把整封信都撕掉。
“你最喜歡哪一條圍巾？”鳳問我，“我喜歡黃色的那條。”
“是的。黃色不錯。去大飯店時，幫我把這封信寄出去。”
她看了看上麵的地址。“我可以把它直接送到使館。這樣可以省掉一張郵票。”
“最好還是替我寄出去吧。”
然後，我躺回來，放鬆地抽著鴉片，我想：“現在，至少她不會在我回去之前離開我，也許，誰也說不清楚，明天，等我再抽幾袋煙後，可能還會想出繼續留在這裏的辦法。”
2
生活照常進行——這讓人省去許多心思。就像在一次空襲中，人們不可能一直處於被驚嚇的狀態裏，所以在日常工作的轟炸之下，在不斷的遭遇與焦慮狀態的圍攻之下，人們也會一連幾小時完全忘卻個人的恐懼。來年四月，我就要離開印度支那，奔赴不可知的未來，再也沒有鳳的陪伴，這些念頭被每天的電報、越南新聞社的公告，以及我的助手生病等事件給完全打亂。我的助手是印度人，叫多明戈斯（他的家族是從果阿出發，經由孟買來到這裏的），平時不太重要的新聞發布會，都是他替我去參加的，他對那些緋聞與謠言的語調十分敏感，他還負責把我的稿件送到電報局和新聞審查處。依靠印度商人的幫助，特別是北方的，他在海防、南定與河內那一帶，都有自己的私人情報網，這使我受益不少，我想，對於東京三角洲內越盟軍隊的位置情況，他比法軍最高司令部知道得要更加精確。
我們從不隨便使用這些消息，除非它已經成為新聞，也從不把任何消息傳遞給法國情報機構，所以他獲得了幾個藏在西貢堤岸這一帶的越盟特工的信任與友誼。他是亞洲人，雖然名字不像，但這一事實卻給他帶來許多便利。
我很喜歡多明戈斯。其他人的驕傲自負如同皮膚病一般暴露在外，十分敏感，不可觸碰；他的驕傲自負則是藏在深處的，並且作為人類來說，我認為，他的驕傲自負已經減少到了最小的比例。在日常跟他的接觸裏，感受到的隻是溫柔、謙遜和對真理的絕對熱愛：你隻有嫁給他，才會發現他的驕傲自負。也許真理與謙遜總是並存的；謊言總是源自我們的驕傲自負——在記者這份職業裏，驕傲自負體現在渴望寫出比其他人更為出色的故事。是多明戈斯幫助我不去在意這些事情——頂住那些國內發來的質詢電報，問我為什麽沒有采訪某人，為什麽沒有寫出其他記者那樣的報道文章，而事實上，我知道那篇文章是不真實的。
如今，多明戈斯病了，我才意識到我有多麽依賴他——嗯，他甚至連車裏的汽油都會替我加好，然後卻從未多說一句話，或者多流露出一種神色，來幹擾我的私生活。我相信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但是我卻沒有任何證據，除了他的姓名和出生地之外——從他所有的談話裏，我隻知道他可能信奉克利須那神[35]，也可能用鐵絲圈刺著身體，趕赴黑風洞[36]進行一年一度的朝聖。現在他病倒了，對我而言像是一種恩賜，暫時使我擺脫掉自我的焦慮情緒。現在，我要去參加那些乏味的新聞發布會，並蹣跚地走到大陸酒店我的桌子旁，跟同事們說些閑話，但是我辨別真偽的能力比不上多明戈斯，所以我習慣每天晚上去找他，來討論我所聽到的消息。他的一位印度朋友有時也在屋內，坐在那張促狹的鐵床旁邊；多明戈斯和別人同住在加利埃尼大道附近的一條狹窄的街道上。他總是端坐在**，挺直腰身，盤著雙腿，讓你覺得並不是去看望病人，而是受到一位王侯或者神父的接見。有時他發燒很厲害，滿臉都是汗水，但思維卻依舊十分清晰。那種情況就好像他的病是發生在另一個人身上似的。他的女房東總是放一壺新鮮的檸檬汁在他身邊，但我從來沒見他喝過一口——也許喝了就相當於承認他自己口渴，承認他的身體在遭受病痛的折磨吧。
我去看望他的那些日子裏，有一天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已經不再問他的身體情況，唯恐這樣的問題聽起來像是一種責備，反而我去了之後，他總是十分關切地詢問我的健康情況，並為我需要爬那麽多層樓梯而道歉。然後他說：“我想讓你去見我的一個朋友。他的故事，你應該聽一聽。”
“沒問題。”
“我將他的名字寫下來了，因為我知道你很難記住中國人的名字。當然，這個故事我們也可以不用。他在米托碼頭有一間倉庫，專門用來存放廢舊金屬。”
“情況嚴重嗎？”
“可能很嚴重。”
“能告訴我個大概嗎？”
“你還是先聽他說為好。有件事情很奇怪，但我不太理解。”汗水從他的臉上流下來，但他就任那些汗水流淌，就好像那一滴滴汗珠是活著的，並且神聖不可侵犯——他身上有許多印度教徒的特質，連一隻蒼蠅都不會去傷害。他說：“你對你的朋友派爾，了解多少？”
“並不算多。我們是偶然遇見的，僅此而已。自從西寧一別後，我還沒見過他呢。”
“他是做什麽工作的？”
“經濟代表團成員，不過這個團體掩蓋著眾多的罪惡行徑。我想他對本地的工業很有興趣——大概他跟某家美國大公司關係密切。我不喜歡他們的行事方式，一邊讓法國人繼續打仗，同時又不斷地削減他們的生意。”
“我在美國公使館裏聽見過派爾講話，那天他們是在接待一群從華盛頓來進行考察的國會議員。他向議員們介紹了一些概況。”
“上帝保佑美國國會，”我說，“他來這個國家還不到半年呢。”
“他說起兩股舊殖民勢力——英國和法國，又說並不能指望這兩個國家去贏取亞洲人的信心。所以現在正是美國加入進來的好機會，他們雙手幹淨，沒有沾染任何不潔之物。”
“夏威夷、波多黎各呢，”我說，“還有新墨西哥。”
“接著，有人問他一個老問題，現在這裏的政府有多大概率擊敗越盟，派爾說有一股第三勢力可以擊敗它。第三勢力隨時可以找到，除共產主義之外，總可以找到一股不帶殖民主義色彩的第三勢力——他稱之為國家民主主義。你隻須找到一個領袖，並保護他不受舊殖民勢力的影響，就可以了。”
“都是約克·哈丁說過的話，”我說，“他來這裏之前，讀過他的書。來這兒的第一個星期裏，他就開始談論那套理論。他在這裏什麽也沒學到。”
“他可能已經找到了領袖。”多明戈斯說。
“那有什麽關係嗎？”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些什麽。不過你還是去跟米托碼頭的那位朋友談談吧。”
我在卡提拿街的住處給鳳留了一張便條，然後在夕陽西下時，開車向港口駛去。桌子和椅子擺在碼頭的外麵，旁邊是靠岸停著的一些輪船和灰色海軍艦艇，那些便攜式小爐子已經生起火來，燒得很旺。在索姆大道上，樹下的理發師正在忙著工作，算命先生蹲在牆邊，手裏握著髒兮兮的紙牌。在此時的堤岸，仿佛身處另外一個城市，工作才剛剛開始，而並不是隨著逐漸消失的陽光慢慢結束。這就像開車進入一個啞劇劇場：那些長長的豎立起來的中文招牌、明亮的燈光和臨時演員將你帶入舞台兩側，之後周圍一切忽然黑了下來，也變得十分安靜。一條側麵通道又將我帶到碼頭和一堆舢板旁邊，暗處有許多倉庫，大敞四開，附近卻一個人都沒有。
那間倉庫很難找，我幾乎也是偶然間才發現的，倉庫的門敞開著，在一盞老式電燈的映照之下，可以看見許多奇怪的破銅爛鐵堆在一起，如同畢加索的抽象作品的形狀：床架、浴缸、垃圾箱、汽車的引擎蓋，在燈光照射下顯現出一道道陳舊的色澤。我沿著這些堆積起來的破銅爛鐵中的一條狹窄的縫隙走下去，大聲地喊著周先生，但是沒人答應。在倉庫的盡頭，有一道樓梯通向上方，我猜那是周先生的家——我聽多明戈斯的指引，顯然是帶到了後門口，不過我想他這麽做是有他的道理的。樓梯兩旁也都堆積著金屬垃圾，這些廢鐵在這間寒鴉巢一般的房子裏，說不定哪天就有用處。樓梯口上麵是一個大房間，全家人在裏麵或坐或臥，很像一座隨時都可能拆除的帳篷。到處都是小茶杯，還有許多紙板箱子，裏麵裝滿了無法辨認的物品，旁邊還有一些皮帶紮好的纖維行李箱。有一個老太太坐在一張大**，還有兩個男孩兒和兩個女孩兒，一個嬰兒在地板上爬著，三個穿著老式衫褲的中年婦女和兩個穿著藍色絲綢外套的老人正在一個角落裏打麻將。他們沒有注意到我的到來。他們出牌很快，一摸就知道每張牌是什麽，麻將牌撞擊發出的聲音，像浪潮退去之後鵝卵石在沙灘上滾動。除了幾個打牌的人之外，房間裏沒有別人注意到我，隻有一隻貓跳到一個紙板箱上，一條瘦狗過來嗅了嗅我，然後就走開了。
“周先生在嗎？”我問道，有兩個女人搖了搖頭，仍然沒人在意我，隻有一個女人將一隻茶杯衝洗幹淨，又拿起水壺給我倒上一杯熱茶，大概是為了保溫，水壺外麵還套了一層絲綢襯裏。我坐在床尾，挨著那個老太太，一個女孩兒將茶杯遞給我：那感覺我仿佛已經被接納進入這個團體裏，跟貓狗為伍——也許它們跟我一樣，也是偶然間第一次來到這裏。嬰兒從地板上爬起來，拉拽我的鞋帶，沒人過來責罵他。東方人是不會責罵孩子的。牆上掛著三份商業日曆，每一份上都有一個穿著豔麗的中式服裝、臉頰粉紅的女孩兒。還有一麵大鏡子，上麵莫名其妙地寫著“和平咖啡館”幾個字——也許是出於意外，它才陷入這些垃圾裏：我覺得自己也深陷其中了。
我慢慢地喝著味道微苦的綠茶，將那隻沒有手柄的茶杯從一隻手換到另一隻手裏，以免手指被燙到，我在想我應該在這裏等上多久。我試著用法語跟這家人交談，問他們周先生大概什麽時候回來，但是沒人回答：他們大概全都不懂法語。當我的杯子空了之後，他們又為我倒上一杯，然後又繼續做他們各自的事去了：一個女人繼續熨燙衣服；一個女孩兒在縫縫補補；兩個男孩兒在做功課；那個老太太盯著她的腳，那是一雙舊式的中國小腳；狗在望著貓，而那隻貓則伏在紙板箱上。
我這才意識到，多明戈斯為了勉強糊口，所做的工作是多麽不容易。
一位極瘦的中國人走進這個房間。他在這裏似乎不會占用任何空間：他的身體就像是餅幹罐子裏隔開餅幹的防油紙一般。他身上唯一厚實的東西，就是那套帶著條紋的絨布睡衣。“是周先生嗎？”我問道。
他看著我，那是一道吸鴉片的人才會有的冷漠目光：凹陷的雙頰，嬰兒一般的手腕，小女孩兒那樣粗細的胳膊——許多年的吸毒史再加上許多袋煙，才能使他幹癟到這個尺寸。我說：“我的朋友，多明戈斯先生，說您有些東西想給我看。您就是周先生吧？”
噢，是的，他說，他就是周先生，然後很有禮貌地揮手示意我坐下來。我看得出來，我找他的目的已經消失在他頭腦中的煙路之間了。我要不要喝杯茶呢？我的到訪，他不勝榮幸。他們在地上又倒了一杯，然後遞給我一杯像正燃燒的煤塊的熱茶——這是茶葉的磨難。我對他的家族子孫滿堂的盛況加以稱讚。
他微微驚訝地朝四周看了看，就像在此之前他從來沒有見過這些人似的。“我的媽媽，”他說，“我的妻子，我的姐姐，我的叔叔，我的兄弟，我的孩子，我姑姑的孩子。”那個嬰兒已經從我的腳邊爬走了，這會兒正躺在地上又踢又叫。我很想知道他是誰的孩子。這個屋子裏的人要麽太年輕，要麽太老，似乎都不太適合生出這麽個嬰兒來。
我說：“多明戈斯先生告訴我這件事情很重要。”
“啊，多明戈斯先生。他身體還好嗎？”
“有點兒發燒。”
“這個季節裏，身體很容易出問題。”我甚至不相信他還記得多明戈斯是誰。他開始咳嗽，睡衣下麵少了兩顆紐扣，咳嗽時他的皮膚像當地的鼓那樣繃得很緊。
“你自己也應該去看看醫生。”我說。一個新來的人加入了我們的談話——我沒有聽見他走進來。他很年輕，穿戴整齊，一身歐式打扮。他用英語說：“周先生隻有一個肺。”
“很抱歉……”
“他每天抽一百五十袋煙。”
“聽起來很多。”
“醫生說這樣對他的身體沒有好處，但周先生抽煙時比任何時候都要舒服得多。”
我回應了一聲，以示理解。
“請允許我作個自我介紹，我是周先生的管家。”
“我叫福勒。多明戈斯先生讓我來的。他說周先生有事情要告訴我。”
“周先生的記憶力很糟糕。來杯茶嗎？”
“謝謝，我已經喝了三杯了。”這樣的問答聽起來很像外語手冊上的句子。
周先生的管家將我手中的茶杯拿過去，遞給一個女孩兒，女孩兒將剩下的茶葉潑在地上，然後又倒滿一杯。
“這壺茶不夠濃。”我說，接過茶杯自己嚐了嚐，仔細地將杯子衝洗幹淨，然後又從另一把茶壺裏倒滿一杯。“這個要好點兒吧？”他問道。
“好多了。”
周先生清了清嗓子，不過那隻是為了將一大口痰吐在裝飾著粉紅色花朵的搪瓷痰盂裏。嬰兒在茶葉的殘渣之間滾來滾去，那隻貓從紙板箱上一躍而起，跳到一個衣箱上。
“也許您跟我談談會更好。”年輕人說，“可以叫我韓先生。”
“如果您能告訴我……”
“我們去下麵倉庫裏說吧，”韓先生說，“那邊比較安靜。”
我把手伸向周先生，他的手掌緊緊地握著我的手，一臉困惑，然後望向這擁擠的房間，仿佛是在試圖將我安頓妥當。我們下樓時，像石子滾動似的麻將牌聲音逐漸減輕了。韓先生說：“小心，最後一層沒有台階了。”說著，他用手電筒為我照亮道路。
我們回到那些床架和浴缸之間，韓先生領路，順著一個側道走過去。大約走了二十步時，他停下來，用手電筒照向一個小鐵桶。他說：“看見那個了嗎？”
“它怎麽了？”
他將小鐵桶翻過來，露出商標：黛奧拉克通。
“我還是沒明白這有什麽含義。”
他說：“以前我這裏有兩個這樣的鐵桶。是從範文茂先生的車庫跟其他廢品一起收過來的。你認識範文茂先生嗎？”
“不，我不認識。”
“他的妻子是泰將軍的親戚。”
“我還是不太明白……？”
“您知道這是什麽嗎？”韓先生問道。說著，他彎下腰來，拿起一長條凹形物體，很像是一截芹菜，在手電筒的光照下，閃著發光的鉻色。
“可能是浴室裏的設備吧。”
“這是個模子。”韓先生說。他顯然是那種令人生厭的，卻很樂意教導別人的人。他停下來，等我再次表達出自己的無知後，他繼續說道：“您明白我說的模子是什麽意思嗎？”
“噢，是的，當然明白，不過這到底是……”
“這個模子是美國製造的。黛奧拉克通是一個美國的商標名稱。你現在明白點兒了嗎？”
“坦白地說，還是不明白。”
“模具上有一個缺陷。這就是它被扔掉的原因。不過不該把它和廢品一起扔掉——那個小鐵桶也不該扔掉。這是個失誤。範先生的管家親自來過這裏。我當時找不到這個模子，就讓他把另一隻鐵桶拿回去了。我說我這裏隻有這一隻桶，他告訴他們需要這個來儲存化學用品。當然，他沒有問起模子的事情——那樣就未免泄露太多的情況了——不過他仔細將這裏搜查了一遍。範先生後來又親自去美國使館聯係派爾先生。”
“你的情報工作做得不賴。”我說。我仍然想不明白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情。
“是我請周先生去跟多明戈斯取得聯絡的。”
“你的意思是說你已經證明了派爾與泰將軍之間存在著某種聯係，”我說，“一種微弱的聯係。不管怎麽說，這也不算是新聞吧。這裏的每個人都能幹情報工作。”
韓先生用腳後跟去撞了撞那黑色的鐵桶，發出的聲音在床架之間回**著。他說：“福勒先生，您是英國人，是中立的。您對我們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您應該對我們有所同情，如果我們之中有些人傾向於任何一方。”
我說：“如果你是在暗示你是個共產黨員，或者是越盟成員，別擔心，我並不會震驚的。我不關心政治。”
“如果在西貢發生了什麽不愉快的事情，這要歸咎於我們。我的委員會希望你能保持公正的看法。這就是我帶你來這裏看這個東西的緣故。”
“黛奧拉克通是什麽？”我說，“聽起來像是一種煉乳。”
“它和牛奶有一些共同點。”韓先生將手電筒照向鐵桶的內部。鐵桶的底部殘留著一點兒白色粉末，像灰塵一樣。“這是一種美國的塑料。”他說。
“我聽到一個傳聞說派爾正在進口製造玩具所用的塑料。”我拿起模子看了看，試著在我的腦海描繪出它的形狀。這不是物體本來的樣子，而是它的鏡像，完全顛倒的。
“不是製造玩具。”韓先生說。
“像是拉杆的一部分。”
“這種形狀很不尋常。”
“我看不出它能做什麽用。”
韓先生轉身離開。“我隻想讓您記住您所看到的。”他說，這會兒，他已經走回到那堆破銅爛鐵的陰影裏，“也許有一天您覺得有理由把它寫出來，但您千萬不能說您在這裏看見過這隻鐵桶。”
“這個模子也不能說？”我問。
“特別是這個模子，千萬不要說。”
3
跟一個所謂的救過自己性命的人分別後初次相逢，並不是件輕鬆的事情。我住在外籍兵團醫院時，並沒有見過派爾。雖然他的缺席和沉默，都很容易理解（因為他比我更加敏感，更容易感到困窘），但有時卻毫無理由地令我不安起來，所以每天晚上，在我吞下的安眠藥發揮作用之前，我總幻想派爾會走上我的樓梯，敲開我的房門，睡在我的**。在這件事上，我對他很不公平，所以在正式的義務之外，我又增添了幾分愧疚感。以及，想到那封信，我也很內疚。（是遙遠的祖先給了我這顆愚蠢的良心嗎？在舊石器時代的世界裏，他們四處強奸殺戮，當然不會有這樣的良心。）
我有時會想，我是應該邀請我的救命恩人共進晚餐，還是應該請他到大陸酒店的酒吧間裏喝上一杯？這是個不好決斷的社交問題，也許要根據一個人的生活價值進行選擇。一頓飯和一瓶酒，還是雙份蘇格蘭威士忌？——這個問題使我煩惱了好幾天，直到後來派爾親自過來解決了。他來到我的家，隔著房門在外麵大聲喊我。那天下午很熱，我當時正在睡覺，早上那條傷腿的恢複訓練已經讓我筋疲力盡了，所以我沒有聽到他的敲門聲。
我低聲說：“走開，派爾。離我遠點兒。我不想被救。”
“托馬斯。”他用力地敲門，但我還躺在**裝死，就好像我還在水稻田裏，而他是我的敵人。忽然間，我意識到敲門聲停下來了，有人在外麵低聲說話，另外有個人在回答。耳語是危險的。我搞不清楚到底是誰在說話。我小心地從**爬下來，在手杖的幫助下，我挪到了另一間房的門口。也許是我移動得太快了，他們聽見了我的聲音，因為外麵忽然靜了下來。那一陣寂靜就像植物生出卷須：它似乎在房門底下生長，葉子伸進我所處於的房間裏。這種寂靜我並不喜歡，所以我猛地將門打開，將寂靜撕碎。鳳站在通道裏，派爾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從姿勢來看，也許剛剛他們是在接吻。
“嗯，進來吧。”我說，“進來。”
“我敲門，你沒有聽見。”派爾說。
“我剛開始時，是睡著了，後來則是不想被打擾。但我既然已經被打擾了，那麽就進來吧。”我用法語跟鳳說，“你從哪兒把他接過來的？”
“就在這裏。在通道上，”她說，“我聽到他敲門，所以我跑上樓讓他進來。”
“請坐吧，”我對派爾說，“你要喝點兒咖啡嗎？“
“不，我不想坐下來，托馬斯。”
“我需要坐一下。這條腿實在太累了。收到我的信了嗎？”
“收到了。我真希望你沒寫過那封信。”
“為什麽呢？”
“因為那是一大堆謊言。我以前很信任你的，托馬斯。”
“當這件事涉及女人的時候，你不應該相信任何人。”
“那麽，在這件事之後，你也不必再相信我了。在你出去的時候，我會偷偷溜到這裏，我會寫一些信，再裝進打印好的信封裏。也許我也該成熟起來了，托馬斯，”但他的聲音裏帶著哭聲，他看起來比從前更加年輕了，“不撒謊的話，你就贏不了我嗎？”
“不。這是歐洲人表裏不一的地方，派爾。我們缺乏供給品，所以必須去彌補。但我一定是做得太笨了。你是怎麽發現那些謊言的？”
“是她姐姐說的，”他說，“她現在為喬工作。我剛才見過她了。她知道你已經被調回國內了。”
“哦，那件事，”我鬆了一口氣，“鳳也知道。”
“還有你妻子的那封信呢？鳳知道嗎？她姐姐已經看過了。”
“怎麽會呢？”
“我明白了。”沒有理由去跟任何人發脾氣——很明顯，錯在於我。鳳可能隻是出於炫耀的目的向她姐姐展示了那封信——而並不是出於對我的不信任。
“你昨晚就知道這一切了？”我問鳳。
“是的。”
“我注意到你昨天很安靜，”我摸了摸她的胳膊，“你可能已經很生氣了。但你是鳳——你從不會生氣的。”
“我得想一想。”她說。然後我想起，半夜醒來時，我發現她的呼吸聲並不規律，當時她還沒睡著。我曾把手伸過去，然後問她“做噩夢了嗎”。她剛來卡提拿街的時候，經常受到噩夢的困擾，但是昨天對於我的問題，她則搖了搖頭：她翻過身背對著我，我將腿伸過去挨著她——這是我們親熱時的第一個規定動作。即便在那時，我也沒注意到有什麽不對的地方。
“不能再解釋一下嗎，托馬斯，為什麽……”
“顯然，事情已經很清楚了。我想留她在我身邊。”
“不惜任何代價？”
“當然。”
“那不是愛。”
“也許不是你說的那種愛，派爾。”
“我想保護她。”
“我不想。她不需要保護。我要她在我身邊，我要她睡在我的**。”
“即使違背她的意願？”
“有所違背的話，她就不會留下來了，派爾。”
“出了這件事之後，她不會再愛你了。”他的想法就是這樣簡單。我轉過身去尋找鳳。她已經走到臥室裏，將我剛睡過的床單拉平，然後從架子上取下一本畫冊，坐在**，仿佛對我們的談話漠不關心。我知道那是本什麽書——記錄英國女王生活的畫冊。即便是顛倒的，我也能看出禦用馬車正駛向威斯敏斯特教堂。
“愛是西方的詞匯，”我說，“我們用它是出於情感上的原因，或是為了掩蓋我們對一個女人的癡迷。這裏的人不受這種癡迷的困擾。你在感情上會受到傷害的，派爾，如果你不小心的話。”
“如果不是因為你那條腿，我會把你揍扁的。”
“你應該感激我——還有鳳的姐姐，當然。你可以毫無顧忌地去追求她了——在有些方麵，你還是有所顧忌的，是嗎，尤其當它跟塑料無關的時候。”
“塑料？”
“祈求上帝，希望你知道自己在這裏做些什麽。噢，我知道你的初始動機是好的，它們總是好的。”他看起來有些迷惑，充滿著懷疑，“我希望有時你心存一些不良動機，那麽你可能會對人性有更多的了解。這句話也適用於你的國家，派爾。”
“我想給她一種體麵的生活。這個地方——臭氣熏天。”
“我們燒香來祛除臭味。我猜想你會給她一台大冰箱，一輛她自己使用的汽車，以及最新款的電視機和……”
“聰明而年輕的美國公民，隨時可以作證。”
“你會給她什麽呢？你又不會帶她回家。”
“不，我沒有那麽殘忍。除非我能足夠有錢，能給她買一張往返票。”
“你隻不過當她是發泄工具而已。你一旦離開的話，便會將她扔下了事。”
“她是一個人，派爾。她有自己作出決定的能力。”
“根據偽造的證據吧。何況她還是個孩子。”
“她不是孩子了。她比你要更加堅強。你知道那種刮不出痕跡的光澤劑嗎？那就是鳳。她可能活得比我們都要長。她會變老，僅此而已。她也會遭受分娩的痛苦，也會遭受饑餓、寒冷與風濕病——但她不會被刮傷，隻會慢慢老去。”但就在我發表這番言論，看著鳳翻閱畫冊時（這是一張家族照片，上麵有安妮公主），我知道我跟派爾一樣，也是在編造出一個角色來。一個人永遠不會了解另一個人。盡管我說了那麽多，但她跟我們一樣恐懼：她隻是沒有表達的天賦，僅此而已。我還記得那備受煎熬的第一年，當時我十分熱情地想要去了解她，曾懇求她告訴我她的所思所想，也曾對她的沉默無語大發脾氣，把她嚇壞了。就連我的欲望也變成了一種武器，好像有人將刀劍刺入受害人的子宮，她就會失去控製，胡言亂語。
“你說得已經夠多了，”我告訴派爾說，“你已經知道所有你能知道的事情了。請走吧。”
“鳳。”他喊了一聲。
“派爾先生？”她抬起臉問，之前鳳正在仔細地欣賞溫莎城堡的照片。在那一刻，這如此正式的稱呼聽起來十分滑稽，卻能令我舒心。
“他騙了你。”
“我聽不懂。”
“噢，滾吧，”我說，“滾去搞你的第三勢力、約克·哈丁和什麽民主的作用那套說辭，滾去跟你的塑料一起玩吧。”
後來，我不得不承認，他確實按照我的那些指示去執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