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二戰及戰後的民主改造
第一章 東條英機
昭和十六年（1941），日本偷襲了美國的珍珠港，拉開了太平洋戰爭的序幕。
雖然在剛開始的時候形勢一片大好，大日本帝國皇軍幾乎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地拿下了整個南太平洋，但其實明白的人都明白，這真心隻是最後的瘋狂。
和歐美列強開戰的日本，很快就陷入了一個四麵楚歌的境地，而國內形勢也是萬馬齊喑，一億來人的國家基本隻有一種聲音，那就是滅私奉公消滅英米鬼畜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如果有誰膽敢發出反對之聲，那麽其下場毫無例外地將會是可悲的，淒慘的。
造成這種局麵的罪魁禍首，那當然是日本軍部的軍國主義者們，正是由於這些人發動了戰爭，不僅禍害荼毒了亞洲的其他國家，連日本本國的人民也被大大地害了一把。
而若是要找出一個具體一點的責任人來，那麽我想能夠擔此榮耀的唯有一個，他的名字叫做東條英機。
自打有人類社會，便就有了法律，上古時代盡管沒有刻在石板上的條條框框，卻也至少有了代代口傳的法則。
對於觸犯了法律法規的人，我們稱之為罪人，對於那些觸犯了太多法律或是嚴重違背法則的人，我們則冠以罪大惡極的形容詞。
如果要論起日本曆史上最為罪大惡極的人，那答案似乎有且隻有一個，那便是東條英機。
首先要說明一點的是雖然這家夥給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中國人留下的印象基本上就和變態殺人狂沒兩樣，但從個人角度出發來看的話其實他和我本人以及我家直係至親之間並未有什麽直接的深仇大恨。我隻是本著一顆非常實事求是的心態，從彰往考來的態度看曆史，然後得出了這一結論。
這不是沒有根據的。
話說在當年遠東國際法庭審判，全部指控罪名是55條，這廝一人就占54條，當仁不讓地成為了二戰中罪名最多的戰犯，同時也是日本曆史上獲得罪名最多的罪犯，沒有之一。
我估計在世界史上這哥們兒的獲罪條數即便不能拔得頭籌，但至少也能混個八強之內。
所以他當之無愧地成為了日本史上最為罪大惡極之人。
有人說過，即便不把東條英機送上國際法庭，由著日本人自己來審判，按照當時的《刑法》，《陸軍刑法》，《戰時刑事特別法》以及《陸軍懲罰令》來審，判下來的結果不會發生變化，這家夥還是得送絞刑架。
真的要做評價的話，那隻能這麽說：這家夥是集貪欲，邪惡等各種不良品質於一身的人。
其實曆史的醍醐之處在於在某個特殊的時間段裏，往往總會出現兩個看似相似實則相對的角色，比如諸葛亮與司馬懿，上杉謙信與武田信玄等等。
和東條英機相對的，也有那麽一人，他就是九一八的策劃者石原莞爾。
若是撇開石原莞爾當年對中國發動的那場戰爭暫且不談的話，其實這家夥從本質上而言，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變態。
當年在仙台陸軍幼年學校曾經出過這麽一件事兒，這仙台陸軍幼年校雖說是軍校，但總體來講跟一般的學校沒甚區別，照樣也有數學課語文課，還有美術課。
美術課的作業通常是寫生，一個禮拜交兩張作品，用意是為了培養這群孩子們以後能在打仗的時候進行作戰繪圖。
結果有一次，一個三年級的學生交上來一張圖，老師一看當下就傻眼了，因為上麵畫了一根非常可愛的男性某特有器官，同時邊上還給配了文：我的寶貝，繪於廁所，十月一日。
署名石原莞爾。
老師被氣得直打哆嗦，衝到校長室說這這這這這學生太太太過過過分了，不不不不不開開開除除除他他他我我我我不幹幹幹幹了！
最後校長慧眼識才，覺得這學生雖然喜歡折騰，但真要趕出校門似乎也有些可惜，最終經過眾教員討論，取了一個折中的辦法，不開除，但暫且留著，以觀後效。
這一留，便把整個亞洲的曆史都給改變了。
大正四年（1915），石原莞爾報考陸軍大學，這是日本陸軍的最高學府，入學考試之難天下聞名，尤其是麵試部分，通常由考官即興問你幾個相當刁鑽的問題，要求當場給出回答，這些問題一般都有三個以上的答案，所以是不是算對全憑那幾位考官自己個兒的心情。
所以陸軍大的麵試，從來都是被冠以變態之評的。
隻是這變態碰上了更加變態的，也就隻能兩手一攤沒轍了。
石原莞爾碰上的考題是“機槍應該怎麽使用”。
通常的回答不外乎是架起來打之類的，可石原莞爾想都沒多想，就給出了個震驚全場的答案：“把機槍裝在飛機上，對著地麵掃射。”
考官一驚，因為當時距離飛機第一次上天不過才過了十來年，機槍裝飛機，根本就是想都還沒想到的領域。
但還是問了一句：“怎麽掃射？”
這話不問還好，一問那幫考官差點沒昏厥過去。
因為答案隻有六個字：“啪啪啪，啪啪啪。”
一看底下的人慧根不足似乎無法理解，石原莞爾便順手抄起一根粉筆，在黑板上邊畫邊解釋了起來：“就跟你喝醉了酒小便那樣，到處射，啪啪啪，啪啪啪。”
結果這家夥還真混進了陸軍大。
二戰結束後，日本軍方的一幹人等皆受到了同盟國的審訊乃至審判。其中主要目標是東條英機，這哥們兒比較罪大惡極，我們後麵會說到，而作為軍方的重要人物，石原莞爾雖沒有被列為戰犯，但同樣也受到了美國人的審問。
隻不過每次問到石原莞爾，哥們兒總會在大庭廣眾之下，當著各種記者法官的麵給其他日本戰犯進行辯護，美國人說又說不過打也打不得，隻能幹瞪著眼看他表演。
但唯一的例外是東條英機，但凡話題涉及到了這家夥，那麽石原莞爾沒有一次是不落井下石的。
比如曾經有法官問他：“你和東條的觀點是對立的，可有這回事？”
作為在這場審判中最重要的犯人，東條英機完全可以說是一枚災星——誰要是被認為當年跟他的觀點一致穿一條褲子，那麽他就倒黴了，本來罪不至死的，現在直接給你槍斃了，本來無罪釋放的，現在就得蹲大牢了。
現在這位法官問石原莞爾是不是和東條對立，那等於是在給他開脫，其用意也是很明顯的：老子都給你在說好話了，你就服個軟吧，該交代的就交代了，別再當刺兒頭了。
可石原老爺偏偏就不領情：“東條是個根本就沒自己觀點的人，我跟一個沒觀點的人怎麽觀點對立？”
不等美國人回過神來，石原又說道：“東條這種人，其實隻能當個上等兵，管管十來挺機槍，超過這個數目，估計就該出狀況了。而且，他肯定會在法庭上認真做筆記，隻不過這些筆記記下來之後到底該怎麽用，那腦殘肯定不知道。”
美國人算是碰上了一貼爛膏藥，軟硬不吃偏偏還不是戰犯，連拖出去打板子槍斃都做不到，於是隻能悻悻而退，能不惹他盡量就不惹。
有時候不得不感歎時代弄人，如果石原莞爾生在今天的日本，斷然不會再是什麽戰爭的發動者了，估計多半就是混在人群裏上班下班，閑著沒事兒的時候跟上司鬧騰一番，弄得整個公司雞飛狗跳，算是一個集二逼和文藝於一身的普通青年罷了。
言歸正傳，即便撇開侵略戰爭不談，和之前提過的那位石原莞爾相比，他東條英機其實也是個變態，隻不過是個相當無趣相當惡俗的變態罷了。
他在明治十七年（1884）的時候出生於東京，原籍岩手縣，其父東條英教，也是個當兵的，一直做到中將，當年乃陸軍大學第一屆的畢業生，跟日本騎兵之父秋山好古等人是同期，此人在圈內一般被評價為大器晚成，本來據說還能當上大將的，結果因為受到長州藩閥的打壓，在中將的任期內便退役了。
明治三十八年（1905），東條英機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成為了陸軍少尉，之後，又晉升為中尉，並同時開始報考日本軍事最高學府——陸軍大學。
跟石原莞爾風風火火一次通過所不同的是，東條英機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報考的時候落了榜，第二年複考，再度被刷了下去，估計是考官問他機關槍怎麽用的時候他實在是沒有石原莞爾的那份豪放連說數個啪啪啪。
雖說已經是出現了一而再的落榜，可為了避免再而三的悲劇，東條英機的幾個朋友湊在了一起，組成了一個學習會，就是大家共住一處，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學習，為的是能夠在來年的陸大考試中不至於名落孫山。
陪讀的好哥們兒總共有三人，一個叫小畑敏四郎，一個叫永田鐵山，還有一個叫岡村寧次。
這三人日後都成為了日本軍隊裏響當當的人物，並且還有一個合稱，叫陸軍三巨頭。
其中除了小畑敏四郎之外，另外兩個應該是我們中國人比較熟悉的人物，尤其是最後的那位岡村寧次，教科書裏的出鏡率並不比東條英機要少太多。
而他們學習的場所是在小畑敏四郎家的二樓。
正所謂兄弟齊心其利斷金，經過一年刻苦學習，東條英機終於在大正元年（1912）的時候，考進了陸軍大學。
三年後，他順利畢業，從此青雲直上一帆風順，到了昭和十二年（1937），已經是陸軍中將的東條英機，來到了中國，出任了關東軍參謀長。
能夠如此官場得意，倒也不是沒有緣由的。
雖說哥們兒是個罪惡滔天之人，但不管怎麽說，無論是怎樣的人，他隻要是人，那麽身上多多少少地便會有那麽各式各樣的閃光點。
而東條英機的閃光點，其實前麵說石原莞爾的時候都已經說過了——他是一個循規蹈矩，沒有格外主張且非常注重細節的人。
從聯隊長一直當到師團長，不管手底下有多少人，東條英機對於過目一遍的士兵名字便能長期不忘，甚至連大夥家裏幾口人人均幾畝地地裏幾頭牛這種相對隱私且繁瑣的信息都能牢牢記住，即便是後來當上了日本的總理大臣，他也會經常在自己的府邸內招待士兵，甚至會親自組織他們參加運動會茶話會等活動。
此外，不管是跟哪個部下見麵，東條英機都會記筆記，記完了之後再按照時間，事項以及重要程度分類妥善保存，筆記之全讓人咋舌，有時候甚至連他的貼身秘書都要問他借筆記，以補足自己的記錄不全。
但這點也曾經被石原莞爾大大地吐槽過：“東條君記筆記那是肯定的，但至於怎麽用這些筆記，他就不會了。”
這話說得其實並不錯，像東條英機這種已經死板地到了一個極端境界的人，盡管已經擁有了一定的軍銜和地位，但是他的思維模式卻依然停留在剛剛入伍的新兵階段。除了機械式地執行上級下達的命令或是照本宣讀之外，絲毫沒有自己主觀的判斷。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些他已經不再是人類了，而是一種機械，一種戰爭機械，同時也是領導們的機械。
東條英機此人的個人修為，平心而論其實還算太不壞，他吸煙，但不好酒，同時也絕不近女色，不光自己不近，連部下和親戚也看得很緊，曾經發生過這樣一個故事，東條英機的外甥山田玉哉中佐，有一次在開玩笑的時候，拉了一把自己妹妹的閨蜜的小手，被東條舅舅知道後，立刻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他特地把外甥給叫到了自己的家，抄起一根棍子就一邊罵一邊抽，據說還一邊抽一邊哭，以示愛之深痛之切。
這人其實是一個典型的因為太規矩，規矩得過了頭而變成偏執狂的病例。
昭和十六年（1941），東條英機當上了內閣總理。
因為筆記記得好而且非常忠誠聽話，又不似石原莞爾整天冒變態的出個想法，所以他很受天皇的信任，在當上總理之後，又給他兼了內務大臣，陸軍大臣，軍需大臣，外務大臣以及數日的文部大臣。總而言之一句話，當時日本的內閣幾乎是被東條英機給包園了。
成為了全日本的獨裁者之後，東條英機便開始大展起了他的宏圖。
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放的第一把火是每天清晨去總理衙門上班的途中翻看附近居民區的垃圾箱。
這麽做的原因有兩點，第一是他想借著垃圾桶裏的垃圾來判斷群眾的生活是不是有改善；第二則是源於當時由東條自己親口提出的一個相當賤的口號：奢侈是犯罪。
那會兒的日本因長年戰爭，原本就資源匱乏的國度變得更加捉襟見肘，就在這種時候，東條首相表示，大家誰也不許吃好的不許穿好的，有好東西都得送前線去。
為此，他還專門派出特務四處調查，看看有沒有人違背這條命令，一旦有人涉禁，便一律按非國民罪名處理，所謂非國民，放在中國就是漢奸的意思。
為了能夠更好的了解到群眾們有木有偷偷吃了不該吃的肉，東條英機幹脆親自上陣翻垃圾桶，以便將暗地裏奢侈的漢（日）奸給扼殺在搖籃裏。
這招關東軍在東三省經常用，主要是看中國老百姓是不是私藏大米，曾經當過關東軍憲兵司令的東條，做起來自然是熟門熟路了。
第二把火，叫精神原子彈。
雖說經過明治維新，在接連打敗了大清帝國和沙俄帝國之後，日本一躍成為了世界前列的強國，但這個國家本質上還是很窮的。至於軍備，那更是談不上先進。
比如像坦克，日本最出名的是九五式，這東西雖然名字叫坦克，但本質就是一輛普通的汽車下麵裝個履帶外麵包一層爛鐵皮，然後再弄一根短鼻子一樣的小鋼管就自稱是炮了。同時，那外麵的鐵皮據說平均隻有12毫米，最厚的地方也不過17毫米。在那個年代（1930年代），關於坦克裝甲的厚度，一般共識是至少25毫米，美國是30毫米，所以即便是在中國戰場，也經常會發生日本的坦克被捷克機槍給打穿的事情。
這種堪稱紙糊的產品拿去欺負欺負張學良什麽的也就算了，真要弄到南方戰場跟美國人對著幹，那顯然是隻有挨打的份兒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東條英機便大肆鼓吹精神原子彈，當日軍的高射炮打不到美軍飛機的時候，他提出，隻要有一顆竭誠守護天皇的心，那麽即便是用竹槍，也能打敗英美鬼畜；當日本空軍因飛機性能不如美軍從而在戰場頻頻失利的時候，他又提出，所謂飛機，並不是靠人開動的，而是靠精神，才會上天的。
在這種叫囂下，東條英機親自帶領全日本向美國宣戰，並且開始侵占歐洲諸國在南洋的殖民地，將戰線大大拉長，並提出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這種口胡亂來的結果就是日本一次又一次地挨了美國的轟炸，日本的飛機一架接著一架地從天上被打下來。
但東條英機並沒有吸取教訓，依然對精神勝利法情有獨鍾，玩得樂此不疲，他甚至還把那套玩意兒給宣傳到了日本之外，他以國家元首的名義讓人跑到美國，在出生於美國本土的日本二代移民中間宣傳愛國主義精神，稱你們雖然國籍是美國，但你們的精神其實是日本精神，現如今正值日美開戰，你們要把體內的日本精神給挖掘出來，大家拿著槍跟美國政府抗衡，保護天皇，發揚武士道。
我一直覺得今天中國有一批一直把某個出生於美國舊金山拿著美國國籍隻是在香港拍過幾部電影的哥們兒當中國人精神象征的家夥們其實絕對能跟東條英機合得來。
隻不過日裔二代顯然不吃那一套，在美國，東條的精神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不是白眼就是吐槽，甚至還時常會伴隨著口水和中指。
總之，精神原子彈這招兒，是失敗了。
不過憑良心講這事兒其實也不能全怪東條英機，日本陸軍高層的那種思想僵化不接受新事物的作風可謂是由來已久，自日俄戰爭那會兒起，那幫人便開始信奉並提倡精神萬能，幾十年來就沒怎麽好好更新武器裝備，到了二戰時期都還拿著三八大蓋，那玩意兒可是明治三十八年（1905）的古董貨啊。
至於衝鋒槍，那是直到二戰後期才開始量產的高級貨，所謂理由，是因為“這東西過於浪費子彈，命中率遠不如步槍。”
但是話又得說回來，之所以那麽迷信精神原子彈，其原因從客觀上來看，主要還是因為日本太窮。
因為要啥沒啥，所以不得不搞一些精神方麵的自我安慰，像衝鋒槍，要是子彈夠多的話，浪費就浪費唄，裝飛機上啪啪啪地打，多爽。
一定要舉例對比的話，可以參照現在日本的宅男。
這幫矮挫醜的廢宅們之所以會瘋狂追捧一個又一個動漫裏的女角色，其最大原因絕不是動漫角色真的有那麽完美無缺，而是由於那幫家夥們在現實生活中根本就找不到女朋友。
說白了，聊以**。
在幹了以上兩件事之後，東條首相很理所當然地便被一堆反對聲給包圍了，畢竟再怎麽狂熱的時代，也總是會有明白人的。
麵對如大海波濤般襲來的質疑聲，東條英機也立刻見招拆招第放了第三把火：加強對言論的控製，並清理反對者。
具體的操作手法總結起來為八個字：誰敢罵我，我就整他。
而東條首相整人的最常見方法就是把對方送前線去。
當時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日本很快就落了下風並且被美軍糾纏上了，所以戰場的局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士兵打仗，早已不是當年在中國的那種提了槍就能去搶老百姓家的老母雞和花姑娘這種輕鬆生活了，在美國人強有力的打擊下，日軍傷亡日益增大，到了後來，上戰場這三個字基本就跟送死劃等號了。
東條英機要人上戰場，等於就是變相把人往死裏整。
比如有個記者叫新名丈夫，因為針對東條英機“用竹槍也能打敗英美鬼畜”的腦殘口號而發表了署名文章稱趕英超美需要飛機大炮，於是一下子就算是倒了大黴，年近37歲的他被東條送往硫磺島趕死，好在最後靠了關係才得以活著回來。
陸軍中將前田利為，是戰國武將前田利家的後人，當時為日本侯爵並出任駐文萊後備司令長官，在一次作戰中被美軍飛機給打中專機而落地身亡。因為他和東條素來不和，所以後者居然不算他戰死，隻算其“戰傷病死”。主要意圖是扣他們家的撫恤金，好讓人孤兒寡母喝西北風去。
還有一個是陸軍大將西尾壽造，哥們兒有一次在關西視察，然後碰上記者采訪，本來以為會問一些比較宏觀空虛的問題，比如你覺得關西人民忠不忠於天皇啊或者是關西的市政建設好不好啊之類，可沒想到那些記者也不是省油的燈，專門挑一些又細節又繁瑣的東西來提問，一時間西尾壽造答不上來，答不上來就急眼了，一急眼就亂說了起來：“這種雞零狗碎的玩意兒，老子怎麽知道？你們應該去問每天早上刨垃圾堆的哥們兒！”
這話傳到總理府，東條當場就上火了，他知道西尾壽造雖然未必是故意說的，但絕對是在影射自己，不爽之下，便把西尾大將給弄退役了。
因為這種被人踩一腳就要砍人三刀的狹隘性格和處事作風，幾乎貫穿了東條英機的整個獨裁生涯。
他治理國家的主要口號就是和諧維穩，因為隻有國內和諧了，穩定了，才能在國外好好打仗。
而和諧維穩的主要靠的則是憲兵和特務。
在東條時代，這兩種人幾乎是無孔不入的，既對付日本共產黨等一係列反東條內閣的政治性組織，同時也會閑著沒事兒去欺負一下老百姓。而且他們的所作所為，很大程度上根本就談不上什麽維穩，隻是純粹地在幫東條英機鏟除異己罷了。
如此一來，當然就會被人民大眾給恨上了。
昭和十九年（1944）年初，日本柔道家牛島辰雄和其弟子木村政彥合謀，打算暗殺東條英機。
因為後者實在太有名了，人稱史上最強格鬥家，因此我決定特地插入一段作為紀念。
木村政彥，日本柔道家，最終段位為七段。曾經有過獨霸江湖十五年來未有一敗的戰績，圈內絕讚其為“木村之前無木村，木村之後木村無”，而坊間的評價則是“鬼木村”以及“史上最強格鬥家”。
木村政彥生於大正六年（1917），家鄉是熊本，自幼便跟著他爹在加勢川的激流河道裏用簸箕運石塊，以此來鍛煉腰部肌肉和手臂力量。
10歲時，木村正式開始學習柔道，流派的名字叫竹內三統流，是一個非常古老的門派，每天的訓練時間超過5小時，而且運動量極大，這種生活雖然相當艱辛，卻也讓年幼的木村受益匪淺。
在中學四年級（相當於現在高一）的時候，木村政彥取得了講道館的柔道四段，這一年他隻有16歲，兩年後取得晉升，成為了日本曆史上最年輕的柔道五段得主，一時間木村名聲鵲起，人送外號熊本怪童，九州怪物。
當年，木村考入拓殖大學預科，在那裏，他結識了自己後來跟了一輩子的師傅——被譽為當時最強格鬥家的牛島辰雄。
而後者一眼就看中了木村的天賦，有意決心栽培他。
牛島收下了木村做弟子，並且帶他住到了自己的家裏，每天都給予近乎殘酷的訓練。
殘酷的程度已經到了無法用文字來表達的地步，而且當時也沒有能夠隨時拍攝的工具，所以今天的我們，隻能從訓練的一些數據裏，略微了解一下木村政彥所受到的磨練。
他每天訓練時間在10個小時以上，訓練的對象一般都是牛島辰雄專門找來的警視廳警察，甚至是皇宮警察。
10個小時結束之後，吃過晚飯，便是開小灶時間——牛島辰雄的院子裏有一棵幾十年的參天大樹，他讓木村政彥每天對著這棵樹擊打1000下，後來那棵樹被打死了。
樹這種東西跟豬牛馬羊不一樣，就算是被砍了，隻要根不壞，那興許還能有老樹開新花的那天，可木村政彥愣是赤手空拳地打死了一棵樹，可見其力量之大。
至於在睡覺的時候，牛島教練還是比較人性化的，並沒有做出隻有動畫片裏才會出現的趁人睡著給人一棍子之類訓練反應敏捷的行為，而隻是讓木村在躺下之後高度集中神經，進行冥想，同時，他的睡眠時間一般不超過3個小時。
這種近乎嚴刑拷打式的地獄訓練，最終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果：木村政彥幾乎被鍛煉成了一個超人式的武林大俠，他能一口氣拎著100公斤的啞鈴隨便捯飭，玩上個把小時連口氣兒都不帶喘；小酒杯口粗的鋼鐵管，不怎麽費力地就能折彎了；據說有一年盛夏，師傅牛島辰雄覺得熱，叫徒弟給拿一把扇子來扇扇風，沒曾想木村政彥直接就跑到屋子裏，把鋪在地上的一大塊榻榻米給掀了起來，跑到院裏拿它當扇子，對著師傅就是一陣猛扇，吹著猛風的牛島辰雄被徒兒的那種近乎無窮的力量給震撼地目瞪口呆。
昭和十五年（1940），日本舉辦了一次天覽武道試合。所謂天覽武道試合，就是指天皇親臨觀摩的武道比賽，有相撲，柔道，射箭等等，因為天皇未必每時每刻都有空，也不是每隔一段時間都能抽出時間來，所以這種比賽沒有固定的舉行規律，像上一次舉辦，是在昭和九年（1934），再上一次，則是在昭和四年（1929）。
因為比賽沒有固定時間，而且又是天皇禦駕親臨，所以這場比賽的冠軍無論是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莫大的殊榮，甚至被譽為是日本當時武術界最大的榮耀。
木村政彥的師傅牛島辰雄，是昭和四年（1929）天覽試合的亞軍，昭和九年（1934）那會兒他也有參加，並且放出豪言，如果沒有取得冠軍，就一死以謝天下，但結果卻因突染肝病，無法使出全力，連前三都沒拿著，雖說後來曆經眾人苦勸終究沒有尋死，但哥們兒也自覺再沒有臉麵在這個圈子裏混下去了，於是便再30歲這個黃金年齡的時候早早地退了役，在碰到弟子木村政彥之後，便把自己的夢想全都寄托了在他的身上，發誓要把這天資超棒的家夥培育成新一代天覽武道試合的冠軍。
而木村政彥倒也非常給力，在報名參加昭和十五年（1940）的天覽武道試合之後，學著他師傅當年那樣，放出豪言，聲稱如果拿不到冠軍，就切腹。
為此，木村政彥還專門在晚上的業餘時間弄了一把沒開過封的刀在肚子上反複比劃，算是練習。
那一年的天覽武道試合最終以木村政彥技壓群雄一舉奪得冠軍而告終，此次，他當之無愧地成為了日本柔道界中的最強者。
但這種光輝非常短暫，兩年後（1942），木村政彥被拉了壯丁，被迫當了幾年大頭兵，等到複員回國，都已經是戰爭結束的那會兒了。
不過當時誰也不能預見這倒黴的戰爭何時結束，所以無論是木村還是牛島都覺得不光是自己前途暗淡，就連整個日本，也正處於萬劫不複的地獄中。
而之所以將日本置於地獄的，正是戰爭。
所以這兩位決定讓戰爭的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具體的手法是他們從軍隊裏偷個炸彈出來，然後由木村抱著去找東條自爆。
據說這師徒倆人還曾經將這個計劃透露給石原莞爾過，並且問他可行不可行，結果那個巴不得東條英機趕緊去死死越難看越好的變態奇葩幾乎沒作任何考慮就連連點頭，笑而稱善。
幸而當年七月的時候，東條英機辭職了，於是也就沒了暗殺他的理由，此事便算作了罷了。
這裏的“幸而”並非指的是東條英機，而是在說木村政彥。
如果這位天才格鬥家因東條英機這種人而白白送了自己的性命，那就真的太可惜了。
東條英機辭職的原因是他幹不下去了，這個實屬正常，從大方向來看，當時日本已經瀕臨戰敗，除了一幫被忽悠成腦瘸的哥們兒還在那裏叫囂大東亞共榮斬英屠美地自己哄自己高興之外，幾乎任誰都能看明白，這個國家已經快要完蛋了，而且國內的經濟也是一地雞毛，老百姓已經混到了連肚子都吃不飽的可悲田地了，在這種情況下，罵名滿門，已然被全世界人民都深惡痛絕的東條英機要是再賴在首相位子上，那就有些太自尋死路了，事實上除了之前說到的木村政彥以外，同時在想著要暗殺東條的人，還有好幾撥。
所以他辭職了，趁著自己還沒被砍死的當兒，趕緊走人。
7月18日，東條英機辭去首相之職，接著，又將身上所有的兼職也一並辭去，隻保留了陸軍大將的軍銜。
東條英機的辭職，往好聽了說叫形勢所逼，往直白講其實就是臨陣脫逃。
這話不是我說的，他自己都這麽覺得。7月22日，首相官邸舉行了一個大型的歡送派對——歡送東條英機光榮退休。
在宴會上，他拿著酒杯說道：“雖然想方設法改組內閣，可到頭來，卻幾乎遭到了所有重臣的反對，不得已，隻能退陣了。”
這裏用的“退陣”二字，足以說明了問題。
但逃得了初一，卻終究是逃不過十五。
昭和二十年（1945）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戰敗投降，接著大批美軍進入本土，開始處理戰後事宜，比如追究這場戰爭的責任者。
首當其衝的當然是東條英機。
在接受日本投降之後，占領軍最高長官麥克阿瑟命令部下索普準將去把東條英機抓來，然後這個索普準將玩了一手二道販子，沒有親自動手，而是又將這個命令丟給了自己的手下，中校庫勞斯。
庫勞斯判斷，東條英機應該已經逃走了，但應該還沒走遠，基本上能鎖定在東京以及周邊這一圈的範圍裏。於是他下令手下，對日本首都及其周邊地區進行了大範圍的搜索，但奇怪的是，壓根就沒找到東條英機的影子。
因為東條英機壓根就沒逃，而是一直呆在家裏，而庫勞斯壓根就沒想到那哥們兒沒逃。
等到大老美反應過來並派人上門的時候，已經是當年的9月了。
在那段被人尋找的日子裏，東條英機每天除了吃飯睡覺之外，其實隻做了一件事，那就是糾結。
糾結到底要不要去死。
其實自日本投降以來，東條英機就明白，自己這回是少不了要被追究責任了，而且這責任一定重大，基本上就是要拖出去槍斃的罪名。
為了避免這種丟人又丟命的事情發生，所以他想先行一步自我了斷。
當時日本的很多軍政要員都在帝國崩潰之時選擇了自殺，有名的比方說阿南惟幾，田中靜壹等人，故而東條英機也想步他們後塵趕一套時髦。
但同時他又不想死，畢竟生命隻有一條，誰也都想活下去。
萬一到時候隻判一個死刑緩期兩年或者無期徒刑呢？
盡管自知罪大惡極，但隻要沒看到那明晃晃的鬼頭大刀或是黑洞洞的槍口，那麽總會抱有一絲僥幸的，這是人性。
到底是死還是不死，本來這事兒就已經夠讓人糾結了，但更要命的還不止這些。
話說在昭和十六年（1941）一月的時候，東條英機曾經親手製定並出台過一部叫《戰陣訓》的訓令，這玩意兒主要就是用來規範當時日本軍人行為的條例，其中，有一句話和一個詞最為有名，那句話叫“軍人應將被俘視為恥辱”，那個詞則是“玉碎”。
總之，就是全麵徹底地否定了投降苟活這一行為。
作為訓令的原創作者，東條英機如果在這種關口上選擇了與之背道而馳的做法，那顯然是不合適的。
可他是真的真的不想死。
萬般糾結之下，東條英機想到了找人商量商量。
於是他把同為陸軍大將的下村定給叫到了自己的家，跟對方說自己這幾天一直有一種想跳樓的欲望，怎麽辦？
下村定一聽這話連忙擺手，說東條君這可使不得，你千萬不能死，全日本都可以死，唯獨你要活著。
至於理由，那位下村大將倒也說得很清楚：“這雖說是投降，可卻是整個國家的投降，絕非是你東條君個人的投降，所以，即便活下來，也絕非是什麽恥辱。”
而且，下村定還略談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比如說雖然會追究責任人，但你東條英機也未必就真的會被當成罪犯，即便退一步講真的成罪人了，那也不見得就必然會槍斃，畢竟你又沒幹什麽天大的壞事。
這番話一說，東條英機放心了，寒暄了幾句之後，便客客氣氣地送走了下村定。
而下村定那邊，也是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他是真怕東條英機萬一想不開來個三長兩短的。
不過倒不是心疼東條，而是另有所想。
下村定其實是個明白人，他知道東條英機這種人其實說白了必然要被抓起來受審，而且十有八九是要挨槍子兒，對於他而言，死不過是個時間問題。
但東條英機是受審了之後死，還是受審前自殺死，這卻是個大有講究的事情。
受審之後拖出去一槍，那他便是以一個罪人的身份死的，以一個把所有罪名都承擔在自己身上的罪人的身份去死，那麽東條至少還是有點作用的——因為他擔走了這些罪名之後，別人就不用擔了。
若是東條提前自殺，盡管仍然可以把他認作罪人，但這終究不過是嘴巴上說說而已，從法律的角度來看，一個已經死掉的人，是不能被當成罪人的。
那麽這個罪該由誰來擔呢？
答案是天皇。
美國人無所謂九一八事變是誰發動的，也不關心盧溝橋事變中那個小便的日本士兵到底是真的尿急還是另有隱情，他們隻想知道，昭和十六年（1941）十二月的那場拉開日美大戰序幕的珍珠港事變到底誰才是幕後策劃，以及在南方戰場上對美國戰俘進行虐待殺害到底是誰的意思。
提出要跟美國開戰的人是東條英機。
縱容屬下虐待戰俘的人也是他。
但如果他要提前死了，那麽根據追究責任的一般法則，這事兒就會落在當時的最高統治者，被全日本視為神靈的天皇頭上。
這是下村定以及其他日本人所不願看到的。
或許他東條英機都不願意看到。
昭和天皇就是其中的一個。
在天皇眼裏，東條英機雖說未必聰明過人機智勇敢，但至少是個相當忠心的臣下，不管是不是能用來堪大任，但好歹可以信任。
在東條英機等於是眾叛親離之下黯然下台之後，昭和天皇還專門寫了一份安慰信，弄成聖旨跑去東條家宣讀，弄的他大受感動。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所以不管東條英機到底是為了天皇還是真心想活下去，總之他確實是放棄了自殺的念頭，開始靜靜地等待著自己接下來的命運。
隻是不料不久之後，自殺這事端，居然又再度興起了一回。
當年9月11日下午，確定了東條英機行蹤的麥克阿瑟正式下達了逮捕令，於是一群美軍士兵和各國記者便一窩蜂地往東條府邸奔了過去，才三點剛過，門口便已然人山人海，被圍了個水泄不通。
4點左右，負責此次逮捕行動的總指揮庫勞斯中校抵達現場，小手一揮，下令敲門。
東條英機親自給美國人開了門，看了這架勢，他便明白是怎麽一回事了，於是便表示，你們在門口稍後，我進去換一套衣服。
說著，也不管人答應不答應，便又關上了門，徑直走回了屋裏。
於是大夥就這麽戳在門口靜靜等待，一直等到4點17分，裏麵響起了一聲清脆的槍聲。
當時大夥的第一反應是東條開槍拒捕，所以記者立刻退後，而美軍則亮出了隨身攜帶的長短家夥，破門而入。
當衝到東條所在的那間房裏之時，映入眼簾的，則是一個渾身是血躺倒在椅子上的家夥。
不用說也知道那人正是東條英機，在椅子下麵，還掉落著一把小手槍。
他自殺了，但未遂。
其實自殺這事兒東條英機早就在謀劃中了，雖說一度是被下村定給勸過去了，可不知怎麽搞的想著想著又想到去死了。
但到底該怎麽死法，卻又成了一個大問題。
按照武士道，應該是切腹的，但東條怕疼，於是作罷；若是按照近代軍人的慣例，則應開槍打太陽穴，但東條英機生怕一槍爆頭之後什麽白的紅的酸的辣的都噴了出來不雅觀，於是又不幹了，思前想後，他決定用手槍打心髒，一槍斃命，既美觀又爽快。
但作為一個對醫學知識幾乎不怎麽懂的外行人，東條英機雖說大致是知道心髒位於左胸，但具體究竟在哪個位置，他不知道。所以在自殺前數日，還特地去請教了一個醫生，讓他用黑色墨筆在胸前圈了一個圓，再點了個小黑點，算是心髒示意圖，等到真要自殺了，直接用槍口堵著小黑點再扣動扳機就行。
所以他當場沒死，然後被美軍送去了醫院，經過全力搶救以及一場手術之後，給弄康複了。
同時這事兒也成了當時一個全世界範圍的大樂子。
這是肯定的。你說人活一世，但凡四肢還在健全，雖然未必能活得隨心所欲，可要真想死，那卻是絕對沒問題的，你開煤氣上吊放一把火跳樓跳河的都能結果自己，又何必去玩這一套呢，原本是想秀一把自己鐵骨硬漢不怕死，結果卻活生生地把這場悲壯劇目給演成了狗血搞笑劇。
事實上早在事發當時，當那群圍在東條英機身邊手忙腳亂地給他搶救的美國兵看到了那把用於“自裁”的小手槍的時候，都不約而同地失聲笑了出來。
因為那是一把口徑22毫米殺傷力幾乎可以被評為最弱的小手槍克魯特22，用那把槍打胸部，即便是真的給打準了，估計都能救活。
更為諷刺的是，東條英機雖然隻是秀一把自戕於人民，可卻還居然非常煞有其事地給準備了一張遺書。在他自殺的第二天，這份玩意兒便被各大媒體紛紛登載。大致內容就是說他東條英機是想著用一發子彈來解決自己生命的。因為所謂的那場大東亞戰爭，本是非常英明的聖戰，其出發點是考慮到東亞諸國的國民非常可憐，想要解放他們，並且希望“十分鄭重地不出現失誤地來處理全局”，隻不過突然就變成了現如今的那一地雞毛的局麵，自己確實應該承擔全部責任。隻不過，那個軍事法庭，估計多半是由戰勝者給組建的，自己作為戰敗方，並不願意接受敵人的審判，所以，打算一死了之。
在信的最後，東條英機表示，天皇陛下萬歲，自己就算死了，也要化作護國厲鬼，守護著皇上。
然後在最後的最後，他又稱，自己隻是不想接受那不公正的胡亂審判這才選擇自盡，絕不是害怕受到正義的裁決所采取的逃避之舉，我東條英機是不害怕的，比如這屍體，你們美國人就能拿去發泄，怎麽樣都無所謂。
此文一經刊登幾乎是罵聲一片，日本上下對此的普遍反映是“令人感到極為不快”。就來今天一直被論為右翼的那個石原慎太郎也曾表示：“阿南惟幾自刃，就連公家出身的近衛文磨都服毒自盡了。”
公家就是貴族，在日本雖然是華貴的象征，卻同時也是軟弱的代表，石原慎太郎拿近衛文磨來比東條英機，其用意很明白：你這天天叫囂武士道，而且還是正經武士家族出身的家夥，連一個公卿老爺都不如。
昭和二十三年（1948）十一月十二日，遠東國際法庭以策劃攻擊珍珠港以及殺害戰俘和一般百姓等一係列罪名，判處東條英機絞刑。
12月22日，東條英機等一幹同被宣為死刑的戰犯來到了絞刑架前，其中有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等15人，因為這些戰犯罪孽最大等級最高，所以史稱甲級戰犯。
行刑的準確時間是23日零點，雖然已經一隻腳踏在了棺材裏，但東條英機卻依然沒有反省，在臨刑遺書中，他這樣寫道：盡管對日本國內而言，我自認是犯下了不可饒恕也不可挽救的彌天大錯，但關於在國際方麵所被指控的罪行，我卻始終無法承認，今天我之所以能坦然地走向刑場，純粹隻因為我想向天皇和日本國內的民眾謝罪罷了（下略）。
他似乎到死都不明白這個一個理兒，那就是不光日本人是人，其他國家的人，也是人。
其實就算是在今天也總有那麽一群傻帽兒不明白這個道理，總覺得隻有自己國家的人是人，其他的那就是非吾族類其心必異了。
這種人死不絕的，就算把全世界的繩子都給扯斷了都絞不完他們。
被執行死刑之後，東條他們的遺體並沒有歸還給家屬，而是在當天晚上就被拉倒了橫浜的久保山火葬場給火化了，接著骨灰被送上了飛機，並被撒在了太平洋上空。
本來人死了事兒也就該完了，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
昭和五十三年（1978），以東條英機為首的，曾被遠東國際法庭判為甲級的眾日本戰犯們的名字，被供奉在了靖國神社。
這也就是至今依然未決折騰得整個東亞都吵吵嚷嚷的靖國神社問題的開端。
如果要就事論事地話，個人覺得這其實是很不合理的。
即便是無所謂中國人民和其他亞洲國家人民的感情，東條英機那些人的骨灰也好牌位也罷，都是不應該放到靖國神社裏頭去的。
所謂靖國神社，名出《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中的“我以靖國也”，意思就是安定，守護國家。
這座神社建立的初衷，是為了祭奠那些為了國家而獻出生命的人，當然這裏的國家指的是日本。
所謂“獻出生命”，粗俗地講就是死，不過這死也有講究，他一定要為國而死且不得好死，比如戰死，戰傷醫治無效死，戰爭期間得了傳染病死，再或是救火的時候被燒死等等。
總之就是非常清高壯麗地橫死，類似於烈士的死法。
而東條英機他們顯然既不是戰死也不是救火燒死，而是被審判了之後送上絞架的死囚，是罪人，單從這點上來講，他們其實是沒有資格進入靖國神社被眾人祭拜的。
但最終他們還是被放入了靖國神社，理由是那些人覺得他們雖然是經過審判後的死刑犯，但怎麽著也是為國而刑，為國而死，所以，勉強就算他們一份吧。
大有一副把加害人洗白成受害人的腔調。
這事兒如果要我來評價的話，那我隻能說做的很不漂亮，太小家子氣了。
其實這麽做的用意很明顯，無非是對那場遠東國際法庭的審判結果不滿罷了，覺得東條英機他們雖說是戰犯，但絕非是真正意義上的罪人，即便是，那也是為了國家而獲罪的。
其實人各有誌，你要真這麽覺得那也不能拿著棍子敲你腦袋讓你放棄這樣的觀點，那你幹脆就光明正大地提出異議唄，沒必要偷偷摸摸地秋後算小賬，直接表態不接受遠東法庭的審判結果，直接說他們是不平等條約，不平等宣判，那不就得了，又何必當麵一套接受審判，背後一套直接把罪人當神靈供奉咧。
這話似乎是扯遠說過了，罪過，罪過。
其實東條英機這個人吧，他犯下的大多數罪行，其實都是立足於當時日本人本身的一種非常純樸的狂熱情感之上的，比如用“愛國”“衛國”為口號，號召幾乎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幹一些近乎是拿起家裏晾衣服的竹竿捅飛機的勾當。
誰要不捅，誰就是不愛國。
誰要是不去送死，誰就是不愛國。
所以，以愛國的名義，都去死吧。
前幾年NHK還是什麽電視台做了一檔反省戰爭的節目，在街頭學校采訪取材，想問問現在的日本年輕人對戰爭的看法。
結果當一個男孩被問起如果國家要你以身殉國你會不會去的時候，他笑著回答：“如果是一個要人民為它而死的國家，那就幹脆讓他滅亡好了。”
當時我就覺得東條英機的牌位是不是還留在靖國神社裏或者打算被挪出來放在其他的什麽地方實際上都已然無所謂了，因為這個人的所謂的“精神”也好“理念”也罷，都已經是**然無存了，說得不客氣一點，東條英機對於現在的我們而言，根本就已經完全失去了曆史意義和價值，他不過是印在黃紙文獻上的一個普通的曆史名詞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