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民主的死刑

既然話趕話地已經說到了小林多喜二,那就幹脆順著繼續往下說吧。

昭和六年(1931)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了著名的九一八事變,強占了中國的東三省,拉開了對華侵略戰爭的序幕。

一般認為,這同時也是大正民主終結的象征。

不管怎麽說,戰爭都是災難,無論對被害國還是加害國而言都是如此。

所以當時湧現出了很多反戰人士,而他們基本上清一色都是共產主義者,或者直接就是日本共產黨員。

那麽,有沒有其他政壇人士站出來反戰的呢?

有,但相當少,接近於沒有。

為什麽沒有?

因為都被殺怕了。

就在九一八爆發後第二年(1932)的5月15日,時任日本首相犬養毅被一群軍人刺殺於自家府邸。

話說憲政之神犬養毅就在九一八爆發後的第三個月當上了日本第二十九任總理大臣,他上任的時候,正逢世界金融危機,再加上關東軍一言不發地這麽突然就強占了東北,引得國際輿論嘩然,可謂是危機重重。

因此犬養毅等於說就是一個力挽狂瀾的角色,在他上台後,先是任命了經濟高手,第七屆日本銀行行長高橋是清出任主管財政的大藏大臣,重新翻新國家經濟政策,以應對金融風暴;而對於日本出兵中國,也持極大的反對態度,竭力主張避免戰爭擴大化,以免引發英美等西方列強的幹涉。

同時,犬養毅還削減了當年日本的軍費,甚至做出了裁軍的決定。

這當然就引起了軍方的諸多不滿,尤其是年輕的少壯派軍官們,本來這些人以為九一八之後能大張旗鼓進軍中原了,結果迎來的卻是減軍費和裁軍,於是頓時就怒聲載道,然後就起了殺心。

再說事發當天,11名20歲出頭的海軍軍官殺進總理官邸,拿槍指住了犬養毅,後者一看這架勢就知道發生了什麽,但仍是很淡定,說你們有什麽事就好好說吧,總能說明白的。

但刺殺者們卻並不打算給他這個機會,而是回了四個字:“問答無用。”

接著,又大喊一聲:“開槍!”

犬養毅,享年77歲。

這是一次在日本曆史上具有分水嶺或者說裏程碑意義的刺殺,因為參與刺殺的那幾個軍人,雖在後來確實都被送上了軍事法庭,可也隻是以相對輕微的刑罰被處理了事。數年以後,又大多蒙恩赦獲釋,轉眼間就分別在滿洲和華北任要職。

當時海軍方麵的軍法會議的判決長明確表示:“給予死刑,似乎是當作殉教者處理,這不太好”。

現役軍官組團槍殺現任首相結果卻安然無恙,這讓當時的日本政壇人人自危,生怕自己平素說了什麽做了什麽不小心得罪了軍方而遭同一下場,而對於軍人而言,則無疑是一劑振奮人心的強心劑。

這主要是因為在大正時代和昭和初期,日本軍人地位過於低下的緣故。

眾所周知,日本曾經是武士的國度,而在明治維新後,雖然取消了武士這個階層,但概念還是存在的,那就是軍人,再加上明治年間對外戰爭不斷,對內有西南戰爭,對外有甲午日俄,因此軍人地位很高,並且也一直以武士自居,可到了大正年,隨著國家經濟發展內外形勢趨於穩定,軍人漸漸也就沒了用武之地,在很多政客和文化人眼裏,屬於被國家養著蹭白飯的累贅,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個軍人穿著軍裝坐火車外出辦私事,被一群大學生撞上了,於是學生們紛紛批評他不應該穿著公家的衣服來做自己的事情,這屬於腐敗,在一片指責聲中,那位倒黴的兵哥哥灰溜溜地走下了火車,也不知道後來有沒有找個沒人的角落獨自抽泣一番。

盡管此事真偽莫辨,但當時日本軍人地位並不崇高這卻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五一五事件發生之後,輿論導向和民間認知開始發生了變化,雖然確實有很多人對於軍人的暴行政府的不良庇護進行了抨擊,但更多的輿論機構卻選擇了沉默,因為他們很明顯地被這種恐怖行徑給震懾到了,當時報紙上甚至還有大量親軍方的報導,認為那幾個軍人做出這種事情情有可原,至於諸政客們,則紛紛開始購買私宅,以避免像犬養毅那樣被刺殺於官邸之中。

五一五事件的發生,其實就意味著日本已經進入了軍國主義時代,軍人開始主導起了一切,沒有人敢對軍方的意見說三道四,在這樣的情況下,對中國的戰爭開始被擴大了。

但是,就是在這種人人自危的局麵下,仍是有那麽一撥人勇敢地站了出來,不畏任何威脅,大聲地對戰爭說起了“NO”,他們就是日本共產黨。

雖然在事件剛開始那會兒日共一度支持過軍方,甚至還公開宣稱建立人民和軍隊的統一戰線,打倒萬惡的資產階級,但很快他們就琢磨過味兒來了,知道軍人專權絕非是為了跟人民群眾打成一片消滅資產階級,而是為了對外戰爭。

發動戰爭就意味著要榨取大量民脂民膏充作軍費,小老百姓的日子會更加淒苦,這絕對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所希望出現的局麵,所以,隨著戰爭形勢的推進,廣大日本共產黨的黨員們毅然決然地站在了反戰的陣線上。

對此,日本政府的做法是抓無赦。

昭和八年(1933),他們抓住了之前我們提到過的那位小林多喜二。

此人生於明治三十六年(1903),秋田縣人,家中係貧困小農,不過好在有個經商成功且很重情義的大伯,因此多喜二得以接受資助完成學業,還進入了北海道的小樽高等商業學校(現小樽商科大學)。

畢業後,他進入了拓殖銀行小樽分行當職員,不管在哪個時代,在銀行當班總是一份相對體麵的活兒,本來大家都以為這下可好了,窮孩子一躍枝頭變成了鳳凰,可沒想到的是,多喜二的那顆心,卻並沒有就此安分下來。

早在當年讀商科學校的時候,他就在教授大熊信行以及後輩伊藤整等人的帶領下接觸到了共產主義理論,而且聯想到自己以前貧窮的家世,使得多喜二對為勞苦大眾奮鬥的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共鳴,很快就成為了一名堅定的社會主義論者。

不過在最開始的時候,他的主要工作還並非是反戰,而是搞工運。

在摻乎各種工人運動的過程中,組織上發現小林多喜二似乎自帶個人天賦,那就是雖為商科出身的他,卻寫的一手好文章,於是大家便讓他專門搖筆杆子,就這樣,作家小林多喜二誕生了,哥們兒隔三差五地就寫了各種長短不一的文章,發表在各種大小不一的報刊雜誌上,或支持無產階級鬧革命,或影射反動政府沒人性。

然後在昭和三年(1928),哥們兒火了。

這主要是因為在這一年發生了一起名為三一五事件的事兒。且說當年的3月15日,時任首相田中義一在全國範圍內搞起了共產主義者大搜捕,受牽連進監獄的一度超過了1600人。

為此,小林多喜二專門寫下了一篇題為《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文章,並在報上發表。

這篇文章最大的特色其實還並非揭露政府慘無人道地追捕共產主義者,而是詳細描繪了負責抓捕審問那些被捕者們的特高人員的殘暴無道,尤其是對於他們拷打共產主義小青年的橋段,做了非常詳細的描述,讓人身臨其境仿佛就在拷打現場一般。

昭和四年(1929),多喜二又發表新作《蟹工船》,從此名聲大振,一躍成為日本無產階級文學的旗手,以及政府眼中的通緝要犯。

不過他毫無畏懼,不僅繼續執筆為勞苦大眾呐喊疾呼,而且還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加入了反戰陣營。

於是,就被特高給盯上了。

雖然關於特高的簡單介紹之前已經做過了,但想來想去果然還是覺得有必要詳細來掰扯一番。

特高的成立,說起來還和幸德秋水有關。

話說當年秋水犯了大逆事件被送上刑場之後,也引發了日本政府內部的一場討論,為了避免今後再度出現類似的“皇國前所未有之罪犯(首相桂太郎語)”,在當年(1911)的8月,國會投票通過了成立秘密警察組織的提案,這便是特別高等警察的由來。

特高成立之初,下設隻有兩個係,一個叫特高係,負責直接鎮壓各種他們所認為的反政府運動,例如遊行,罷工或者是安放炸彈等;另一個叫檢閱係,職責是新聞出版審查,看看出版發行的圖書報刊裏頭有沒有反政府言論。

然而,隨著日本共產黨的成立以及日益活躍,特高也開始與時俱進地變得更為龐大了起來,到了昭和三年(1928),光是撥給全日本特高組織的預算,就已經超過了200萬日元。

從公元1912年到1945年這三十多年裏,1日元等於現在大概5000日元。

錢多了自然人也就多了,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每個縣的縣警裏,擁有特高身份的警察一般占總警員人數的百分之十左右,這些都是正規編製,如果要算上特高們自己花錢雇傭著的各種線人以及政府請來的各類臨時工,那這個數字則遠要再翻上幾番了。

同時,特高人員所擁有的權力,也是一般警察權限所不能比擬的,比方說,特高擁有直接抓捕自己認為是可疑對象的權力,再比方說,地方縣警的特高課課長在大多數行動前都無需提前請示地方警察長官和行政長官,直接動手即可。

不過,若隻是係統龐大了一點,預算多了一些,權力大了幾級,那特高終究不過是在當時大多數國家都存在過的普通秘密警察罷了,事實上這個組織之所以被後世不吝以臭名昭著遺臭萬年禽獸不如等貶義詞來形容,主要還是因為其恐怖的工作方法。

特高的行事手段,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不惜一切方法消滅自己所認為的敵人。

具體說來,包括了嚴刑逼供,安插臥底,釣魚執法,栽贓誣陷等等。

第一個和第二個我們就不說了,按照字麵意思理解就行。

所謂釣魚執法,打比方而言就是某共產主義小青年太郎某天走在家門口,突然碰到了老鄰居左衛門,於是兩人很自然地就各自站住了腳步聊起了大天,而對於日本的現狀,比如鎮壓社會主義運動,發動罪惡的戰爭等等,左衛門都表現出了一個愛國日本人應有的憤怒。

而太郎畢竟是受過共產主義教育洗禮的進步青年,看問題又深又遠,因此直接把話說到了點子上,抨擊起了內閣甚至天皇,說得興起,還告訴了老鄰居一個小秘密: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日本。

於是第二天剛吃過早飯,一群人就衝進了太郎的家裏,把他給抓走了。

其實左衛門的真實身份,是特高收買來的線人,他根據上頭的指示,整天找那些被劃上“社會主義者”標簽的人套近乎然後聊天,**他們說出一些不和諧言論,然後告密。而這種釣魚執法,也是戰時特高抓社會主義或者民主人士屢試不爽的妙法。

而栽贓誣陷,倒不是把普通老百姓硬說成是社會主義者而打入監牢,說句公道話,以特高那無孔不入的情報搜索能力,一般情況下還遠不至於要去抓活老百姓來湊數。

事實上栽贓誣陷這檔子事兒是這麽操作的:假設在東京某地有一群潛藏著的社會主義分子,我們姑且稱他們為共產一家,為首的叫共產太郎,這夥人雖然確實都係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者,但同時也是安分守己的良民,平素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壞事,至於社會主義言論和宣傳雖然確實一直在做,但隱蔽工作做得很好,從來都沒有露出破綻過。對於這樣一群人,即便是特高,卻也是不能隨隨便便把他們抓進大牢的。

但特高畢竟是特高,有證據要上,沒證據,創造證據也要上。

某年某月某日,在共產一家聚集地附近,發生了一起銀行劫案,遭搶金額一萬日元,所幸無人傷亡,據目擊者稱,搶劫犯雖然蒙麵無法看清臉,但卻清楚地說過一句話:“老子是共產太郎,為了社會主義,把錢交出來!”

就這樣,共產一家以銀行搶劫犯的名義,全數被擒獲了。

相信你早就猜了出來,沒錯,本次劫案的真正罪魁禍首,正是特高。

這種在狗咬刺蝟無處下口的情況下冒充社會主義分子幹一票驚天大案然後賊喊捉賊,也算是特高比較常用的手段。

此外,特高搜集情報的能力也堪稱是當時天下一絕。

車站廣場書店這種地方自不必說,總之在那個年頭的日本,有人的地方就必然會有特高的存在,就算是沒人的地方,也會留有一雙特高的眼睛在那裏監視著一切。

這並非是誇張的修辭,據說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有幾個並非共產黨黨員但卻傾向於社會主義的青年在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公共浴室裏泡澡,一邊泡,一邊大家就開始談起了當下時勢,然後理所當然地對日本發動戰爭一事表達了種種不滿情緒,並且各自都說了一些不怎麽特別和諧的言論。

不和諧歸不和諧,但任誰都能看出,這真心就是朋友相聚發發牢騷罷了。

結果第二天那一池子的人就全被特高請去喝茶了,在審訊室裏,他們昨天泡澡時說的每一句話,甚至是說話時的語氣神態和肢體動作,都被特高人員原原本本地複述了出來。

複述完之後很心平氣和地問他們,知不知道這是犯罪?

那幾個倒黴孩子當時就嚇得腿都在打顫了,而秘密警察們其實也並不想真對這幫隻會耍嘴皮子實際上人畜無害的左翼小青年幹什麽,所以一頓口頭教訓之後,便放他們回去了。

而這幫人一直到老死,都沒琢磨明白自己當年泡澡堂子時侃大山的內容究竟是怎麽泄露出去的。

說了那麽多,除了讓你知道特高是個怎樣的組織之外,還為了告訴你,一旦被他們盯上,那就幾乎沒有脫逃升天的可能,而且除非人家對你那條破命不感興趣,不然你基本上連活路都沒有。

事實上小林多喜二自從發表了那篇著名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之後,就在特高那裏掛上了號,而且還是重點對象,這主要原因倒還不光是他旗幟鮮明地站在了共產主義這一方,最主要的是文中對於特高拷打共產黨的具體流程和細節描寫得惟妙惟肖很有即視感,讓讀者身曆其境仿佛就在挨打者身旁一般。

這讓特高上下感到了一絲寒意。

要知道,他們所做的一切,包括調查,跟蹤,線人,釣魚,逮捕,審問等等,都應該是秘密進行的,現在不光讓人曝光於天下,而且還讓一個共產黨員曝光,這說明了什麽?

這說明,特高身邊也有對方的臥底。

無所不在窺探著他人秘密的秘密警察如今也被人無所不在地秘密窺探著,這顯然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再加上自昭和六年(1931)十月他加入共產黨後,就一直在從事著各種工運和反戰活動,危險係數十足,所以特高上頭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小林多喜二捉拿歸案,然後撬開他的嘴巴,問出臥底到底是誰。

當時特高部長叫安倍源基,人稱狩赤獵人,就是專抓共產主義者的意思。

說來也巧,這位安倍大人中學是在山口縣德山中學念的,跟之前那位要殺天皇的難波大助居然還是校友。

可多喜二也不是等閑之輩,哥們兒不光會寫文章,還會玩躲貓貓,自加入日共那天起這人就開始跟特高玩起了遊擊戰,神出鬼沒地來無影去無蹤,時不時地還拋出一兩篇匕首文,給共產黨的各類雜誌寫寫稿什麽的,讓追捕者們大為頭痛。

昭和八年(1933),一個叫三船留吉的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向小林多喜二提議說,想和他一起共同拜訪著名的詩人今村橫夫。

因為三船留吉是那年頭圈中有名的進步青年,故而多喜二沒有多想便同意了他的提議,然後兩人約定當年的2月20日在東京赤阪福吉町的藝妓屋街接頭。

然而,到了那天,在那個約定的地方,小林多喜二遇見的卻是以三船留吉為首的特高搜查隊員。

其實那位三船君的真實身份是特高所打入日共的臥底,本來上頭看這家夥混的風生水起,準備讓他長期潛伏下去的,但為了抓捕小林多喜二這條大魚,也就隻能忍痛暴露了。

當天下午5點半,小林被抓進了東京築地警署。

抓進去之後,特高對多喜二進行了例行拷打訊問,打算從他口中問出自己身邊的臥底是誰,以及長期以來一直和他共同從事反戰反政府活動的其他日共同誌的聯係方式。

但小林多喜二堅持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原則,在刑訊過程中沒有透露隻字片語,甚至都不承認自己就是小林多喜二。

這本來也是常態,很少有共產黨員在挨第一頓打時就全招了的,故而當時關押多喜二的築地警察署特高主任水穀下令,再打一頓。

第二頓打完後小林多喜二終於扛不住了,招了,說我就是你們要找的那個小林多喜二。

說完之後,又緊閉上了嘴,從此再也沒有說過話。

於是特高又打了他第三頓,這頓打完後,已經是晚上7點多了。

因為仍是一無所獲,故而想接著打第四頓,但主打手築地警署特高課課長毛利基發現,挨打的那個貌似不行了。

毛利課長覺得大事不妙,於是連忙帶手下將人送進了醫院,而醫生問起傷勢情況以及為何受傷時,陪同一起的特高人員卻全都推說不知。

一問三不知自然就很難展開治療,因此在當天晚上八點不到的時候,小林多喜二終因傷勢過重而去世了。

雖說當時流行一旦被抓進特高就不可能再活著出來了這麽一句話,但從被捕到死掉不過三個多小時也的確是創下了新紀錄,更何況死的那個又是相當出名的人,所以即便是特高,也不得不對小林多喜二的死因開始加以掩飾。

21日,特高發布了一條公告:著名共產黨人小林多喜二先生,在特高辦公室裏接受常規問話時,心髒病突然發作,雖經多方全力搶救,但終因技術有限而回天乏力過早地離開了我們,卒年30歲。據醫院方麵說,小林先生的死因是心髒麻痹。

22日,小林家的家屬前來領取了多喜二的遺體。

然後他們就憤怒了。

小林多喜二的遺體全身到處是傷並且腫大異常,尤其是下半身,又黑又腫,一看就知道是挨打後的內出血,所以當時家屬就提出質疑,要求解剖屍體,查明真正死因。然而特高卻一口拒絕,不僅如此,甚至還通知了東京都內所有擁有解剖驗屍能力的醫院,勒令他們不許為小林多喜二的屍體解剖檢驗。

迫於**威,還真是沒有一家醫院敢接手這活兒。

這下,全日本都憤怒了。

其實本來特高做事毒辣手段下作這都是有目共睹的,說句難聽點的話,小林多喜二這麽個角色被抓進去任誰都知道是凶多吉少,你就算把他活活打死再吊電線杆上,大家也隻會覺得這才是特高風格。

可現在你卻侮辱了大眾的智商,這就不可饒恕了。

麵對著滿身大小的傷痕和淤血,居然還指鹿為馬地說死因是心髒麻痹,麻痹你妹。

再加上原本以治病救人為己任兩耳不聞窗外事的醫院也遭到了特高的威脅,被迫不為小林多喜二解剖屍體,這更讓全社會人人自危,覺得以後要有什麽事發生在自己身上,那估計也是一般的下場。

所以,反應也就出奇之大了。

23日,堪稱日本共產黨機關報的《赤旗報》率先發難,頭版頭條大幅度刊載了小林多喜二的遺容照以及他遺體的各處傷痕,接著,其他報紙也紛紛效仿,大家有照片貼照片,沒照片畫油畫,反正是在瞬間就把多喜二那悲催的死訊和死狀傳遍了整個日本。

同時展開互動的還有中國方麵的眾多左翼文化人,比如魯迅就專門派了唁電去日本,稱“我們將堅定地沿著小林同誌的血路攜手前進。”

可是沒用。

小林多喜二之死以及之後社會的巨大反響並沒有對當時的時局產生任何動搖性影響,戰爭依然按照軍方的意思被擴大了,而且整個政局也逐漸為他們所掌控。

昭和十一年(1936)二月二十六日,1483名陸軍青年官兵在首都東京發動了一起未遂的政變,他們打著“昭和維新,尊皇討奸”的口號,端槍扛炮地殺進了各路高官的宅邸。

動機是要求改革,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一君萬民”體係,同時“清君側”。

當時日本確實是貧富差距比較大,政客豪商以及軍隊高官們過著一擲千金的豪放生活,而底層的升鬥小民們則要為每一分錢的花銷而打足算盤,因此就有士兵覺得這世道不好,要改正。

於是他們就想到了要將那些身居高官的大政治家大將軍們全部弄死,改天換地打造一個新世界。

這件史稱二二六事件的兵變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一大批國家棟梁被亂軍殺害,比如前麵提到過的日本著名經濟家高橋是清,再比如陸軍省軍務局長,人稱皇軍之腦的永田鐵山。

同時,造成的影響也是極為巨大的——二二六事件意味著日本基本上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軍國主義國家,雖然直接參與殺人放火的犯罪分子都遭到了程度不等的懲罰,但從此往後在這個國家軍人的話就是一切,連昭和天皇都不敢刺激軍部,而反對戰爭擴大的呼聲清一色地被無視,整個日本乃至整個亞洲,都被拖入了黑暗的深淵。

至於民主,則已經昏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