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本共產黨的鬥爭之工運篇
話說在日本共產黨成立之後，無論第一次第二次，主要做的都隻有兩件事情，第一是搞政治運動，說白了就是造反，整天琢磨著怎麽推翻天皇建立新社會，這個我們上一章說過了，而第二件事，則是組織和領導工人運動。
共產黨是為窮人打天下的政黨。
我相信沒有人會對這句話陌生。事實上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共產黨組織裏，它都是通用的信條，同時對於任何一個國家的共產黨而言，搞工人運動為窮人伸張正義爭取權利順便吸收廣大勞苦大眾的加入那都是自己的本分甚至常態。
可日本卻不同。
在日本，共產黨搞工人運動的最大目的不是為了幫助窮人，而是幫助自己。
還記得難波大助是怎麽被抓的麽？沒錯，他是被周圍憤怒的群眾一舉拿下，要不是警察保護及時，幾乎就要被活活打死。
為什麽？因為他企圖暗殺天皇。
日本這個國家，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存在，那便是天皇。不是說他位高權重能搞特殊，而是廣大老百姓發自內心地認為天皇是神而不是人，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這種觀念深入人心，幾乎很少有人懷疑，現在冷不丁地冒出個日本共產黨，又冷不丁地說要推翻天皇，不管天皇該不該被推翻，至少這種說法是絕對沒市場的，再加上自之前虎之門事件後，日共基本上被徹底定性為了恐怖組織，在這節骨眼上如果要是再不做一些能夠拉攏或者說贏得群眾的事情，那很可能就要在日本無立錐之地了。
而要說起在日共領導下的工人運動，那麽有一個關鍵詞就不能不提了，叫做“煙囪男”。
簡而言之，就是在煙囪上麵的男人。之所以會成為工會的象征，自然是有典故的。
故事發生的時間是昭和五年（1930）的十一月六日，地點在日本的神奈川縣。
一年前（1929）的10月24日，也就是傳說中的那個黑色星期五，紐約股市那突如其來的大爆跌宣告了金融危機的到來，全世界都被拖進了一個暗無天日的深淵之中，每個人都開始變得貧窮，而那無盡頭的貧窮又讓大家感到了無限的恐怖。
這場危機無論是對經營者還是勞動者而言，都可以說是一場滅頂之災，但人類畢竟是人類，一旦出了狀況，隻要生命尚有一線存在，總會想著各種各樣的辦法來渡過難關，盡管有時候這辦法很不是辦法。
經營者為了提高利潤，最好的辦法就是壓低成本，將成本壓到無法再壓為止，尤其是人力成本——反正金融危機找工作難，一天工作14個小時一個月隻給你20日元甚至是15日元，當時的日元已經貶值了很多，住帝國飯店是肯定想都別想了，15日元一個月也就夠混個糊口，但資本家們卻全然不怕，大有一副反正你若是不做的話有的是人做，怎麽樣，做還是不做？
工人們當然不想做，可怎奈何這年頭工作實在難找，你要不去受人壓榨的話那就隻能呆在家裏餓肚子，而大家夥基本上都是拖兒帶女有家有伴的人，所以也就隻能忍耐忍耐再忍耐了。
而經營者們也正是看穿了這一點，故而不但絲毫不考慮工人們的死活，反而還屢屢變本加厲地剝削他們，工作環境惡劣到了無法再惡劣的地步，工資也一減再減，至於工作時間，那是真的恨不得讓這些勞動者們24小時地圍著機器運轉。
正所謂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會有反抗，雖說大夥都是為了一口吃的在那裏忍氣吞聲，可你真的幹得太過分了，總會有人反抗的。
金融危機之後，日本各地工潮不斷，有直接上門砍廠長的，也有幾十個一百個人拿起棍棒武器將廠子占領當成據點要求廠方提高待遇的，當然也有罷工的，隻不過無論選擇哪種鬥爭方式，都會遭到生產經營者和統治當局勾結起來的鎮壓，成功的例子，幾乎一個也沒有。
然而即便如此，工人們為了能夠過上稍許好一點或者說活得稍微更像一個人一點，依然在不懈地鬥爭著。
昭和五年（1930）九月，位於神奈川的富士紡川崎工廠內，兩千多名女工以集體罷工的形式要求廠方答應她們改善待遇，增加工資等條件。
但是經營方因考慮到畢竟這幫工人家裏上有老下有小，不可能過久地堅持下去，隻要耗著，時間一長自然也就散了，所以不管女工們怎麽鬧，他們都是采取無為而治的對策，即放著不管，等其自散。
根據以往的經驗，一般這樣的罷工事件最長不會超過倆禮拜，理由也正如廠方所想的那樣，大夥家裏頭都有要養活的人，就算自己能硬撐，可老人孩子怎麽辦？
然而，讓人沒想到的是，這次的罷工，卻意外堅持了很久，從9月初開始一直到10月末，整整兩個月時間裏，罷工人數不但沒有減少，反而還增加了些許，有愈發壯大的趨勢。
廠方很困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他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有人在背後給這幫女人暗地裏發錢了，以至於她們可以做到可著勁兒地鬧卻不用顧忌家裏。
至於發錢的是哪位好漢，他們也大致能猜到，那就是一旦碰到工潮學潮就會特別活分的日本共產黨。
隻不過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此事和日共有關，所以就算想通知警察來清剿赤匪也是毫無用處的。
麵對這種情況，經營方中有人提出了一個對策，那就是以不變應萬變，繼續這麽跟他們耗下去，雖說誰也不知道究竟是自己錢多還是日本共產黨錢多，但若是一旦答應這兩千女工的要求，那肯定會造成很大一筆開銷，與其這樣，還不如再耗著看看，等到真的無法支撐的時候再答應也不遲啊。
於是罷工就這麽繼續了下去，漸漸的，形勢似乎又發生了微妙的轉變，工人那邊原本相當高漲的士氣開始變得低落了下去。
這其實也不是什麽特別不可思議的事情，盡管你日本共產黨在背後支援工人，發放補貼，可當時的工人對於共產組織並不是特別了解，他們甚至不知道這共產黨究竟是幹什麽的，究竟為何要幫助自己，同時，對於眾工人而言，這樣的補貼能夠持續多久，是否可以一直發放到罷工宣告勝利，同樣也是個問題。
如此一來，大夥的信心被動搖也就不足為奇了。
鑒於這種嚴峻形勢，日本共產黨決定出絕招，實行絕地大反擊。
11月12日，在富士紗廠那40米高的大煙囪上，突然出現了一個青年男子，隻見他一手扯著一麵紅旗，一邊大聲叫道：“不許開除工人！要求改善待遇！”
此人名叫田邊潔，北海道出身，那一年25歲，住在神奈川縣的鐮倉，算起來也是個工人運動的老手了，盡管並非日本共產黨的直接黨員，但卻是日共一係的日全協（日本勞動組合全國協會）成員，而事發當時，他的公開身份則是富士紗廠中的一名普通的辦公室人員。
麵對這突如其來，都不知道他怎麽爬上去的宛如從天而降的田邊潔，工廠方麵是大吃一驚，驚完之後趕忙上前談判，但他們爬不上煙囪，隻能拿著個大喇叭在下麵喊話，說哥們兒你有什麽事情好好說，別激動，不管你想幹什麽，想說什麽，總之先從煙囪上下來吧。
但田邊潔的態度卻出奇地強硬，他從煙囪上丟下了寫滿了字的幾張紙，紙上列滿了一條一條的條件，在條件的最後，用偌大的紅字寫著：如若不答應，這輩子都不下來。
而他提出的這些個條件，要遠比罷工初期女工們提出的條件苛刻許多，如果說在2個月前，女工的條件若隻是把工資從20日元漲到30日元的話，那在田邊潔的這張紙上，則寫的至少是50日元。
這讓經營者們非常難以接受，但眼瞅著這哥們兒又不肯下來，無奈之下，隻得把警察給請了過來。但警察來了也沒用，情況依然沒好轉，田邊潔還是不依不饒地要求他們答應了條件才肯下，於是警察也沒了辦法，隻得把更強硬的人給叫了過來，那就是特高科。
特高科，全稱特別高等警察，隸屬於日本內務省，主要職責有兩個：對外打探情報，即間諜，比如那位著名的土肥原賢二，就是特高中的戰鬥機；對內他們監控民眾，也就是類似於錦衣衛一般的特務，需要指出的是，在昭和時代前期，也就是昭和二十年（1945）之前，特高在日本國內主要的監控鎮壓對象是日本共產黨，因為共產黨要搞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勢必就是得推翻三座大山，在日本，位於三座大山最頂上的山頂尖兒，是天皇。
同時日本共產黨還反戰，這和當年一片歡呼的大東亞聖戰氣氛顯得相當格格不入。
所以不管怎麽說，他們都是需要被鎮壓的對象。
然而，即便是特高科前來，卻也沒有一絲一毫的解決辦法，田邊潔依然呆在煙囪上寸步不移，時不時地還揮一揮紅旗喊兩聲口號啥的，十分囂張。
不僅如此，那些以為了口供從不怕見血，殺人不眨眼弄死人如弄死螞蟻而聞名於世的特高警察，在看到了煙囪上的田邊潔後，非但沒有了往常的那種霸氣，反而還相當客氣地請求表示，哥們兒您要不先下來，下來了我們慢慢商量？
田邊潔的態度自然還是和之前一樣，這會兒他手裏不知何時又多出了一個飯團，身邊還放著一個水壺，看樣子似乎是打算長期作戰了。
站在特高身邊的工廠老板及各股東非常焦急，連聲說特高大人你們有槍麽，把他給射下來吧。
特高說我們平日裏也就欺負欺負老百姓，這煙囪高40米，現在又是11月秋風正大，子彈根本打不準，別做夢了。更何況這爬煙囪的小子現如今正是最拉風最出名的時候，全國各大媒體都在爭相報導他的事兒，要是真把他給射下來，那輿論壓力可就太大了。
聽了這話之後，廠方便提議說，幹脆就別管這個爬煙囪的了，我們該幹嘛還幹嘛，到時候他上麵的水喝完了飯團吃光了，豈不是還得乖乖下來?若真是不肯下，那愛死不死，反正他的命也不值錢。
但是這一提議卻被特高的人以極為堅定的態度給否決了，於此同時，特高還表示，此人不宜在煙囪上久留，必須要在三天之內讓他下來，不然，拿你工廠長是問。
這應該說算是一個驚天的消息了。因為自打日本有工潮的那天起，特高也好警察也好基本上都是站在經營方那一邊欺壓窮苦的工人們，但這一回卻發生了一個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實在是讓人覺得匪夷所思。
其實，這裏麵存在著一個不怎麽能讓外人知道的原因。
話說在富士紗廠邊上的不遠處，便是一條叫做東海道線的鐵路，這條鐵道是連接關西到首都東京的重要線路。
且說就在這一年秋天，昭和天皇坐著專列從東京出發，走東海道線去關係巡幸，幸完一圈之後沿路返回，預計在11月16日的時候，專列會經過工廠這個位置。
試想一下，在那個把天皇捧得比耶穌如來更高的大日本帝國時代，若是讓皇上湊巧看到這煙囪上居然站著一名揮動著要革天皇命，象征著共產主義的紅旗的哥們兒，同時嘴裏還在喊著一些盡管聽不到可看也知道多半不是好內容的口號，天皇會怎麽想？
一旦天皇對此有了不好的聯想，真的生氣了，要徹查了，當然，他田邊潔是肯定逃不掉拖出去亂棍打死的下場，可其他人呢？
首先，那家提供反革命宣傳場所的工廠是肯定保不住了，頃刻間灰飛煙滅夷為平地，同時，作為田邊潔單位領導的廠長也很難逃其咎，很有可能也跟著一塊兒人頭落地；其次，地方警察治安不力，在自己的轄區裏居然發生了這種娃娃鬧的事兒，至少也得判他個飯碗不保；第三，名滿天下的特高科當然也要跟著一塊兒沾包。
總之一句話，田邊潔要真鬧將起來，誰都沒好處。
事實上日本共產黨也正是早就考慮到了這事兒，才讓這家夥放心大膽地爬煙囪的，正所謂有恃無恐，就是這麽回事兒。
而另一方麵，作為很有可能被連坐進大牢的特高警察們自然也就顧不上自己的階級立場了，開始以最為強硬的態度和手段逼迫富士紗廠的經營者們答應工人的條件，而對方說到底也就是普通的奸商，除了會變著法兒地榨錢之外什麽也不會，且為人相當欺軟怕硬，現在被特高這麽一喝二嚇的，也就隻得乖乖答應了他們。
11月16日，僵持了4天的局麵急轉直下，最終以經營方無條件接受工人全部條件，簽署了新的勞動合同這一全麵勝利的結局而告終，至於那位鬥爭英雄田邊潔，也就自然從已經呆了4天100多小時的煙囪上爬了下來。
在他兩腳落地那一瞬間的10分鍾之後，天皇的專列從工廠邊上的軌道呼嘯而過。
這是日本曆史上第一次以勞動者方麵取得勝利的工人運動。
同時，一個嶄新的詞匯也就此誕生——煙囪男。特指那些在工潮中能夠舍生忘死嶄露頭角的工人英雄們。
田邊潔，作為史上第一位煙囪男，卻並非是最後一個，事實上，在他的事跡被媒體披露之後，很多工廠企業的工人們紛紛效仿了起來，以此為方式和經營方開展起鬥。
昭和六年（1931），和富士紗廠隻有一牆之隔的東洋紡紗廠的煙囪上，出現了一名揮舞著紅旗的身份不明男子，要求工廠減少工作時間。
昭和七年（1933），尼崎日本電梯廠的工人們展開罷工運動，一位工人代表爬上了大阪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煙囪上搖旗呐喊，大聲示威。
這樣的例子在當時的日本還有很多。
盡管時過境遷，不會再有第二次天皇專列在附近開過的機會，但工人們卻依然在為改善自身生活而拚命努力著。
不過，那位天字第一號的煙囪男下場卻是極為悲慘，昭和八年（1933）二月十四日清晨，他的遺體突然就出現在了橫浜市內一條河的岸邊，根據官方媒體的報導，說是死於事故，但發行於當月28日的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旗報》卻聲稱，田邊潔是被警察逮捕後，嚴刑拷打致死的，在文中，他們用了“虐殺”這兩個字。
順便一說，在關於田邊潔那篇報導文章的邊上，還刊登著一位日本共產黨相關人士被警察給幹掉的死訊，他的名字叫小林多喜二，就是寫《蟹工船》的那位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