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大正民主與日本共產黨的誕生 第一章 大正浪漫
幸德秋水等人的死，代表著日本的社會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運動陷入了一個新低潮，在曆史上，被稱為共產主義的冬季。…..
樂觀主義者們本著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的心態繼續為信仰而奮鬥著，而悲觀主義者們則認為窮途末路已經來臨，於是紛紛改換門庭，加入其它合法黨派，試圖以曲線來救國。
明治四十五年（1912）七月三十日，一代聖君明治天皇駕崩，享年60歲。
繼位的是皇子嘉仁，也就是大正天皇。
大正天皇是個文藝青年，愛好寫詩作詞，一生中光是和歌漢詩就寫了一千三百多首，而且質量也很高，後世專家普遍認為這人的文學造詣在曆代所有天皇中都屬最上乘的那一溜。
不過要論政治方麵的手腕和魄力，他就不行了，至少不如他爹明治天皇。
因此在舊人去新人來的交替之季，日本政壇發生了一件大事。
話說當時日本的國家大權其實主要被集中在了六個人身上：山縣有朋，井上馨，鬆方正義，大山岩，西園寺公望以及桂太郎。
這六個人都是明治朝的重臣，合稱六元老，雖然憲法明文規定日本總理任命以及內閣各部大臣名單都由天皇決定，但實際上在大正天皇剛上位那會兒，這一份權力是被六元老緊緊握在自己手裏的。
當然，六個人並非是一個團結的集體，彼此之間互相勾心鬥角爭吵打架也是家常便飯的。
雖然這六位爺從來都沒覺得自己的這種做法有任何不妥，但這卻並非是具有正義感的廣大日本人民的看法。
大正二年（1913）二月，國會中突然有人發難，提交了對當時桂太郎內閣的不信任案——認為首相桂太郎的上台有問題。
不信任案的矛頭其實直指六元老——“這些人表麵上把忠君愛國當成小調常掛嘴邊，好像自己真的是忠愛之輩一般，可實際上如何呢？他們隻不過是一群將當今聖上當做自己的擋箭牌，明麵上口稱忠君愛國之言，背地裏卻大行男盜女娼之實，把持政權打擊異己的違憲之徒罷了。”
這話說的很重，自明治維新以來，哪怕是社會主義激進派如大杉榮幸德秋水等人，也都不敢用如此的口氣謾罵政府元老，可話得說回來，雖然講得是粗魯了些，但卻句句在理，根據憲法，無論是首相還是各部大臣的任命，都應該由天皇自行斟酌決定，而不是這些大臣們自己商量好了再把皇上當橡皮圖章用，現在六元老的做法，確實是違憲了。
當然了，畢竟是六大元老，縱然是國會，要針對他們發出不信任案，肯定是需要勇氣的。
這群勇氣十足的議員們中，為首帶頭的那個，叫犬養毅。
犬養毅，立憲國民黨黨員，也是當時日本民黨的中心人物。
早在明治十五年（1882）時，他就參加了大隈重信組建的立憲改進黨，明治二十三年（1890）當選為日本眾議院的第一批議員，明治三十一年（1898），出任文部大臣，應該講，是一個資曆與實力具備的家夥。
明治天皇駕崩之後，犬養毅率領立憲國民黨和另一個叫立憲政友會的政黨組成同盟，其實本來這夥人也沒想生事，但實在是那六位元老這種一手遮天的手段太過分，於是信奉民主自由的兩黨便當著全國會的麵對內閣發起了難。
再說這不信任案提交之後，確實是朝野震動，時任首相桂太郎不得不下令國會臨時休會，以作緩兵之計。可這招卻並不好使，在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之後，兩黨的黨員們立刻帶著支持他們的群眾勢力在上野公園等地展開大規模集會，大夥聲淚俱下痛訴桂內閣和六大元老的專政獨裁，表示隻有天皇才有權停開或是解散國會，他一個小小的內閣總理居然敢代天行權，簡直是造了反了。
說著說著就激動了起來，也不知是誰一聲令下，然後所有的人就都高呼著要民主反專權的口號直衝國會議事堂。
雖然在軍警的奮戰之下一幫活老百姓終結還是沒能踏入國會大樓一步，但在之後的數日裏，東京各地不斷爆發出各種聲討內閣的集會演講，甚至發展到最後還出現了針對親桂內閣議員的暴力行徑。
2月10日，迫於壓力的桂太郎再開國會，但由於此前他莫名停會，使得大多數內閣對桂內閣都抱有莫大的不爽，而且桂首相此前甚至還一度假傳聖旨要以天皇的名義解散國會，這更是讓廣大議員罵不絕口。不得已之下，議會重開的第二天，桂內閣總辭職。
史稱大正政變，也叫第一次護憲運動。
這場護憲讓全國人民都知道了立憲國民黨和立憲政友會這兩黨依靠憲法強逼內閣解散的事情，除了兩黨名聲和人氣大漲之外，也讓民主這個概念深入人心，大家終於明白，隻要團結起來，以民主為矛，那麽即便是再強的盾如內閣，也未必能夠抵擋得住。
大正三年（1914），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隨著世界局勢的混亂，日本也迎來了一個經濟發展的**。
這話聽起來有點給人趁亂大發財的感覺，實際上也差不多，因為西洋列強在各自的土地上彼此爭鬥，無暇東顧亞洲，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都利用了如此良機發展了自己的經濟——你如果上過高中曆史也該明白，這段時間被曆史教科書稱之為“民族資本產業的黃金期”。
經濟的發展，自然也就帶來了思想的開放，除了民主主義之外，民本主義論調也開始流行了起來，除了提倡人權要求政府注重下層平民生活之外，普選運動也被搞了起來。
當時日本選議員的規矩我們之前說過，需要每年達到一定的納稅額度才有資格投票，而這個普選運動，就是希望廢除這種因財產收入等身外之物所造成的門檻，他們提倡哪怕是一介黃包車夫，也應該具有投票的權利。
而繼普選之後，更加聳人聽聞的論調也被提了出來，那就是天皇機關說。
所謂天皇機關說，就是認為自古以來君臨日本列島的神之代言人天皇以及全體皇室，隻不過是一個管理國家的機構罷了，就類似於公司法人這樣的概念，而並不是憲法中所說的“大日本帝國萬世一係歸天皇統治”，如果真要問一句日本該歸誰所有，那麽毫無疑問，日本乃是全體日本國民的日本。
應該講這話說的真心叫一個大逆不道，等於是直接涉嫌在那裏否定憲法，但出人意料的是，在當時居然也被容忍了。
更出人意料的是，持天皇機關說的幾個領頭人物，居然還並非是社會主義者，而多為當時的日本權貴，比如樞密院議長，男爵一木喜德郎，陸軍大將渡邊錠太郎以及貴族院敕選議員兼樞密院顧問美濃部達吉等人。
因為言論如此地自由，空氣如此地寬鬆，所以這種現象也被後世稱為大正民主。
伴隨著民主概念不斷的深入人心，終於，社會主義的春天再度降臨了。
其實普選也好天皇機關說也罷，這都是當年社會主義者們隻限於偷偷臆想但卻壓根無法大張旗鼓宣傳的東西，現在既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如此正大光明地提了出來，那顯然表示，是時候東山再起了。
大正十一年（1922）七月十五日，日本共產黨在東京涉穀成立了。
為首的核心人物有三個：堺利彥，山川均和荒畑寒村。
同年11月，日本共產黨加入了共產國際，因此標準的稱呼就變成了共產國際日本支部?日本共產黨，簡稱日共。
接著，他們又發布了自己的綱領——《日本共產黨綱領草案》，該草案的主要內容是：廢除君主製，廢除貴族院，給予18歲以上任何男女青年予選舉權，公民擁有出版，結黨以及遊行的自由，廢止軍隊以及秘密警察，每天法定工作時間8小時，所有耕地統統沒收然後退還給農民，等等。
此外，在對外方麵，綱領中亦有提及：中止一切幹涉他國內政的行徑，撤出所有駐外國士兵。
雖然時值大正民主，可麵對這樣的一個政黨，政府還是堅決地給出了NO的答案。
所以，日本共產黨自成立伊始，就是一個非法組織。
不過，大正民主這民主二字倒也不是白給的，盡管日本共產黨是非法組織，但在當時的日本政府卻並沒有去圍剿他們，非但沒有圍剿，反而還給予了從共產黨中脫離出來但仍是無產階級組織的勞農派以合法的政治身份。
然而，好景不長。
話說在大正五年（1916）的時候，天皇立了年僅15歲的裕仁親王為皇太子，這也就是後來廣為中國人所知的昭和天皇。
然後在大正十年（1921），裕仁太子又被當上了攝政，顧名思義，即幫助天皇處理政務，以便將來接班。
大正十二年（1923）十二月二十七日，裕仁太子以攝政的身份出席了第四十八次國會的開幕式。因為從皇宮到國會大廈還是有一段距離，所以太子爺是乘著車過去的。
那個時候天皇是神，太子也是神，而且也沒有網絡電視之類的東西，因此當太子出行時，引來的無數圍觀的群眾。
當車隊來到東京南邊虎之門時，突然人群中爆發出了“砰”的一聲巨響。
據後來裕仁回憶說，當時他根本沒有任何反應，隻以為是有人在放禮炮。
其實大家的第一反應都是如此，畢竟誰敢在皇太子出行的地方行凶呢？這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兒啊。
但很快，太子就發現不對勁了，因為就在“砰”那一聲響起的同時，他坐的那輛車的窗玻璃也碎了，然後同車的侍從長入江為守亦捂住了自己的身體，鮮血順著指縫不斷地往外滲。
常人所不敢為不敢說甚至不敢想的驚天大事終於發生了。
隨著一聲“有人要殺太子殿下！”的淩冽叫聲劃破長空，周圍圍觀的老百姓頓時群情激奮，齊刷刷地就轉動起了脖子，用憤怒的眼神搜索器了凶手。
幾乎是瞬間，大家就發現了一個二十來歲，手裏拿著一杆還在冒著青煙的長槍的年輕男子，並且嘴裏喊著“革命萬歲”。
“就他！打！”
頃刻間，包含著萬分怒火的拳頭如雨點般地砸在了那名男子的身上。
再頃刻間，又是一聲急喊：“別打了！別再打了！”
喊這話的是周邊負責警戒的警察，因為怕犯人被打死了沒口供，所以他們還不得不以身護犯，抵擋群眾的怒拳。
最終那位男子在警察的拚死救護下被送進了警察局，也沒費什麽功夫，反正一進去就全撩了，他叫難波大助，當年24歲，老家山口縣，共產主義者。
其實這孩子的家庭出身還是挺不錯的，他爹叫難波作之進，是山口縣議員，從小也是一路順風地成長著，大正八年（1919）上京（東京）讀書，結果在京期間，接觸到了社會主義思想，然後又陰差陽錯地在貧民窟裏住了一段時間，跟勞苦大眾打成一片，便更加堅定地成為了一名共產主義者。
大正十一年（1922），難波大助考入早稻田第一高等學院，也就是類似於早稻田大學附屬高中這樣的概念，但讀了一年就退學了，找了一份臨時工的活兒一邊幹一邊搞革命。
不過他的革命理念比較極端，在難波大助看來，眼下的日本要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社會主義國家所麵臨的最大障礙就是皇權，隻有將皇權在民間的威望徹底拔除了，那麽社會主義之路也就暢通了。
於是他就想到了刺殺皇室成員。
本來目標是大正天皇的，但考慮到這位天皇比較宅不怎麽愛出門，於是大助便把目標轉移到了正值風光無限的攝政太子爺身上去了。
應該講這是一次極為失敗的暗殺行動——既沒有殺死想要殺的人，也沒有達到難波大助“以暗殺手段來動搖皇權威信”的目的，而且恰恰相反的是周圍群眾在事發之後，第一個想到的是痛打暗殺者。
好在警察叔叔救護及時，這才留了一個活口。
事發之後，舉國上下當然是朝野震驚，驚完之後，政府部門開始著手處理此事。
首先是凶手難波大助，在排除了哥們兒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的可能性後，大審院便認定他幹犯天條，依照憲法判了他大逆罪，並處以死刑。
這本沒什麽可二話的，大助本人也表示，自己既然敢做這事兒，就絕不怕上刑場。在大正十三年（1924）十一月死刑判決下達後，他還當場高呼口號，稱日本無產勞動者，日本共產黨萬歲，蘇維埃共和國萬歲，共產國際萬萬歲。
法官卻隻是冷笑，說你等事情全完了再喊也不遲啊親。
難波大助並不知道，在他被關押期間，外麵的世界也發生了一些事情。
雖然當時已經是朗朗乾坤的民主青天了，株連九族這種原始黑暗的勾當是肯定不會再存在於律法書麵之上了，但理論上沒有不見得實際上也沒有。
首當其衝的是難波大助他爹難波作之進，老頭當年都快六十了，結果突如其來地就成了罪大惡極之人，被取消了議員身份不說，還陷入了全日本人民的唾罵之中。
而老頭最後是因為兒子所犯下的大罪而把自己關在一間小黑屋裏，茶飯不進直到活活餓死。
然後是他的哥哥難波正太郎，雖然太子裕仁在事發後明確表示過，希望不要累及相關人士，包括犯人的親屬，但我估計這也就是一句說過算過的客套話，難波大助的哥哥還是被自己所在的工作單位給開除了一切職務，回家待業。
再然後，是山口縣縣令，所在轄區出了這麽一個亂臣賊子，當然難辭其咎，罰扣2個月的薪水。
接著是當時的警視廳警務部長正力鬆太郎，哥們兒也引咎辭職了。
不過最冤的當屬難波大助的小學校長，輿論認為，大助之所以會成為現在的叛賊，全都因為當年啟蒙有問題，於是乎，這位校長先生也就莫名其妙地丟了飯碗。
最後是難波大助的家鄉山口縣熊毛郡周防村，被取消了來年（1925）的新年慶典。
對此，大助本人也感到不安了。
“我堅信我的信仰是正確的，我擁有為自己是社會主義先驅者而驕傲的權力，但如果事先直到會如此殃及家人親朋的話，那也絕對不會幹那種事情了。我覺得自己非常對不住皇太子，其實皇室並非是共產主義之敵，之所以要針對皇室，這純粹是一種態度，一種無產階級向有產階級表明立場的態度。”
他是這麽說的。
此外，難波大助還表示，希望自己的這次行為不會造成社會對共產主義者的誤解，也希望共產主義事業也不要因此受牽連。
這怎麽可能嘛。
連親爹都被株連得餓死了，更何況主義乎。
難波大助是大正十三年（1924）十一月十五日被槍斃的，而在此之前的當年3月，日本共產黨就因為迫於各種壓力，尤其是刺殺事件之後那鋪天蓋地的唾棄譴責聲而宣布解散了。
不過正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僅僅過了兩年多（1926），在德田球一，佐野學，福本和夫等人的籌劃下，日本共產黨第三次黨大會在山形縣召開，標誌著日共重生。
一般在曆史上，把1922年的稱之為第一次日本共產黨，而1926年的，則叫做第二次日本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