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伊斯蘭教的興起

羅伯特·霍伊蘭(Robert Hoyland)

在描述阿拉伯人也就是阿拉伯半島和敘利亞沙漠的居民時，拜占庭作家使用如下一些表述：“貪婪的騙子”“惡狼”“不能依賴和反複無常的民族”，以及“一個野蠻成性的民族”。這部分反映出一個定居國家對其周邊未開化部族的偏見。阿拉伯人的家園大部分地區極為幹旱，這意味著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來維持複雜的社會和政治結構。當然也會有一些例外。季風帶來的降雨和當地出產的香料使阿拉伯半島南部興起多個王國，此外在敘利亞沙漠地區也出現過幾個獨立小國，有些是因為周邊文明能夠給它們帶來貿易收入〔如納巴泰(Nabataeans)和帕爾米拉(Palmyrenes)王國〕，還有一些是因為可以得到帝國的補助金〔如加薩尼德(Ghassanids)和萊赫米(Lakhmids)王國〕。但是對於大多數阿拉伯人來說，不隸屬於任何國家是一種常態，並且所有的阿拉伯人，無論定居還是遊牧，都以部落的形式組織起來，部落是以自助為基礎的血緣群體。在缺乏法律強製機構的時候，個人不得不努力來為自己和自己的親屬尋求公正，正如一首阿拉伯詩歌說的那樣——“我將用我的利劍洗刷自己的恥辱”。在拜占庭人眼中，除了粗魯，阿拉伯人還有另一個更嚴重的缺點，就是他們在《聖經》中的祖先：因為他們是女奴夏甲(Hagar)的後裔，所以淪為低等民族，也就是“世上最可鄙和無足輕重的人”。

然而，伊斯蘭教從阿拉伯半島偏遠的一隅、在一個阿拉伯人的手中興起。當波斯皇帝科斯洛埃斯二世的軍隊正在席卷拜占庭的敘利亞和巴勒斯坦諸省時，一個名叫穆罕默德、來自阿拉伯古萊西(Quraysh)部落的男人開始在其家鄉即阿拉伯半島西北沿岸的麥加傳教。他傳播的信息，即“古蘭”(Quran，其本意是“讀誦”)，包括即將到來的末日、法律法規、反對異教徒的論爭、猶太-基督教和阿拉伯先知曆史的概述等，他特別強調要信仰唯一的真神，不把其他任何人與其相提並論。對於那些樂於接受他忠告的人，穆罕默德擬訂行動計劃。他們在麥地那組織穆斯林公社(烏瑪，umma[1])，以“相信真神和末日”為口號聯合起來。為了離開那些不信仰伊斯蘭教的人，他們進行遷徙(徙誌，hijra)，並最終對那些人發動聖戰(jihād)，以此迫使他們皈依正確的信仰，或迫使他們屈服。這一計劃既簡單又十分有效，在20年的時間內，穆罕默德使阿拉伯半島北部絕大部分地區接受其傳播的信仰。他的繼任者阿布·伯克爾(Abu Bakr，632—634年在任)和歐麥爾(Umar， 634—644年在任)繼承其功業，首先征服阿拉伯半島其餘地區，而後發動一係列的閃電戰，占領整個中東。

我們該如何解釋這一顯赫的功績呢？穆斯林的答案很簡單：“這是因為神鍾愛我們，並為我們的信仰感到愉悅，於是他給予我們統治所有宗教和民族的權力。”事實上我們必須稱讚穆罕默德傳播的那些信息，既簡明，又具有很大的潛力，可以持續被伊斯蘭革命與改革者利用，時至今日一直如此。但是為什麽7世紀的阿拉伯人如此虔誠地接受這個信仰？是否有些東西改變了阿拉伯半島的現狀，讓那裏的居民特別傾心於穆罕默德的教誨，或者說穆罕默德給那裏長久存在的問題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我們不能排除後一種假設。如上文所述，阿拉伯部落缺乏強製機構，使得它們幾乎不可能組織大規模協調一致的活動。穆罕默德克服了這一難題，他給阿拉伯人指出的共同目標，極為適應部落氛圍，即通過征服來推進神的事業(jihād fī sabīl Allah)。

然而，更常見的是，有些人認為它的革新性更多源自環境而非信仰本身。當然，近東地區在伊斯蘭教興起之前約一個世紀期間的確經曆過一場大變局。鬆散的羅馬和帕提亞帝國被超級大國拜占庭和伊朗取代，政治局勢也逐漸向兩極化發展，每個大國都在努力爭取鄰邦的忠心與支持。阿拉伯人既是兩大帝國擴大影響力的受益者，同時也是犧牲者。他們可以得到資金和權力，但是卻犧牲了自己的獨立。此時出現許許多多的阿拉伯盟邦，最著名的是加薩尼德王國和萊赫米王國，他們分別與拜占庭和波斯結盟。我們對萊赫米王國知之甚少，但是知道加薩尼德人於6世紀在約旦和南敘利亞地區建立起頗具實力的政權。現今遺存的建築和帶有統治者姓名的銘文證實了這一點，當時的敘利亞文獻也記述了他們對宗教事務的資助和仲裁。希臘和敘利亞文獻都提及他們是站在拜占庭皇帝身旁“最虔誠和為基督鍾愛的國王”，甚至還談到他們的“王國”。而從其詩歌中，我們也能夠看到他們一度強大。一首獻給加薩尼德領袖的詩歌寫道：“您難道沒有看到嗎？上帝賦予您多大的力量。每個國王都在您的腳下顫抖；因為您是太陽，他們是星辰，當太陽升起時，所有的星星都失去了光芒。”這些部落聯盟權力的提升意味著，先前阿拉伯敵對部落之間的小矛盾，也就是“他們中間隻有一個或一小部分人會被處死”，現在演變為激烈的正麵對抗。我們可以看到，阿拉伯人的征服就是以這樣一種衝突開始的，半島西北部的阿拉伯人試圖奪走加薩尼德聯盟擁有的地位。

超級大國的衝突也產生了意識形態和政治兩方麵的影響。戰爭逐漸表現出更多的宗教特征，而宗教信仰的不同越來越頻繁地和政治上的異見等同起來。在阿拉伯半島的舞台上，這種趨勢在南部最為引人注目，當時拜占庭的盟友，埃塞俄比亞君主入侵也門，並扶植起基督教國王，因為他得到報告稱那裏的基督徒正在遭受迫害。此外，商人也扮演著傳教士的角色，將基督教、猶太教和摩尼教傳遍整個半島。這樣，到穆罕默德時期，一神信仰的觀念在阿拉伯半島已經深入人心。它和伊斯蘭教的興起有什麽關係還很難說，但是至少意味著穆罕默德的聽眾已經具備了這種概念。

最終，6世紀和7世紀早期暴發並一再發作的淋巴腺鼠疫導致“幾乎整個世界都被摧毀了”。瘟疫最初出現在542年，同時期拜占庭人和波斯人正進行著一係列戰爭，後者占領了前者的許多省份。一位拜占庭曆史學家在580年寫道：“國家完全毀滅了，人民遭到奴役，流離失所，全人類都被卷入這場動亂中。”這些事件導致帝國東部沿海許多大城市規模縮小，而內陸小城鎮則因人口密度較小和路途遠等原因很少受到瘟疫和戰火的波及。阿拉伯半島西北部地區利用拜占庭內陸城市欣欣向榮的有利時機，優先發展起和內蓋夫、拜勒加(Balqa)及哈弗蘭(Hawran)地區的貿易。

總之，穆罕默德之前的一個世紀中，阿拉伯半島在政治、宗教和經濟上逐漸與拜占庭和伊朗這兩個超級大國結合起來。然而，阿拉伯人依然保持著獨特的文化和身份認同意識。這部分是因為其家園與眾不同的生態環境和病態的國家結構。但是，這也要歸功於逐漸增多的資源，尤其是帝國給予他們的資助，使得他們此時可以表現出這種差異。那些王國的首領開始稱呼自己為“所有阿拉伯人的國王”，並且讓人們編寫詩歌以供他們娛樂，稱頌他們的光榮。正是出於記錄自己功業、撰寫文書和族譜的目的，他們推動了阿拉伯手寫字母的產生。因此很自然地，真神選擇賜予穆罕默德具有“清晰的阿拉伯語音”的“阿拉伯人的誦文”。

這種和近東地區開化民族之間涇渭分明的意識讓阿拉伯人在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時占盡先機。由於來自部落的民眾行動迅猛且全民皆兵，因此在發動對定居國家的戰爭時經常取得勝利，然而由於在文明程度上的落後，被征服者常常會在文化上迅速將其同化。但阿拉伯人能夠避免這一過程，因為他們有自己的宗教和文化遺產，使得他們與外族人區分開來。此外，他們在征服之初與外界隔絕，待在軍營裏，並沒有作為地主或農夫分散到當地被征服者中。用武力奪來的土地歸國家所有，國家則把地租分配給穆斯林戰士作為其薪餉。當然，阿拉伯人內部也有爭端。第三任哈裏發奧斯曼(644—656年在任)就是被一些老兵刺殺的，他們不滿新入教者損害自己的利益和裙帶關係統治，遂引發內戰，在戰爭中很多派別都爭相表達對政府的觀點。但是，阿拉伯人最終還是恢複團結，因為許多阿拉伯人認為，即使讓一位不公正的統治者在位，也比內部紛爭四起要好。

第一次阿拉伯內戰的勝利者建立起倭馬亞王朝(Umayyad Caliphate，661—750年)，他們立即著手建立帝國。他們建造行政設施、宮殿和清真寺；開墾沼澤地，修建灌溉設施，並開始進行土地普查。由於穆斯林統治者不在意非阿拉伯人的出身、信仰和階級，這為有才能者提供了大展才華的機會。巴沙爾·伊本·巴德(Bashshar ibn Burd)的祖父就是土著土哈利斯坦人(Tukharsitan)，被俘後被送往巴士拉(Basra)，在那裏他從事著泥瓦匠的工作。巴沙爾本人成為著名的宮廷詩人，他擁有顯赫的地位，以至於他能夠對其主人吹噓“我的血統比其他任何人的都要高貴”。皈依伊斯蘭教也不是必要的條件，例如阿塔納修斯·巴·古瑪葉(Athanasius bar Gumaye)是艾德薩人，他成為哈裏發阿卜杜勒·馬利克(‘Abd al-Malik， 685—705年在位)的兄弟、埃及總督阿卜杜勒·阿齊茲(‘Abd al-‘Aziz)的得力助手，但他依然是個虔誠的基督徒。而且，那些戰俘和流亡到伊斯蘭城市裏的人終日和穆斯林朝夕相處，他們皈依伊斯蘭教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正如他們先前的教友不無悲傷地寫道：“許多教會中人將要放棄正確的信仰……他們沒有受到任何強迫、鞭笞和毆打。”這樣一群麵貌各異的人進入伊斯蘭教圈子，他們來自不同的種族、信仰不同的宗教，還屬於不同的哲學派別。他們給發展初期的伊斯蘭世界帶來顯著的多樣性和活力，拜占庭人現在不得不麵對一個在自己原有領土上生根發芽但充滿敵意的新文明。

在此後幾個世紀中，這兩大文明勢力的衝突成為雙方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起初，雙方都想徹底地消滅對方。進而，阿卜杜勒·馬利克在耶路撒冷聖殿山上修建圓頂清真寺，鑄造帶有穆斯林信仰標記的貨幣，還規定阿拉伯語為這個新帝國的官方語言，這些行為清楚地表明，伊斯蘭帝國絕不會隻是曇花一現。同樣，穆斯林在8世紀早期試圖攻占君士坦丁堡時遭遇的慘痛失敗也讓他們意識到，拜占庭人不是那麽容易被取而代之的。於是，沙場上的廝殺變成例行公事般的儀式，而戰爭逐漸變為口舌之爭。然而，在雙方的互相謾罵中，偶然也會出現富有成效的交流和罕見的曙光，正如牧首尼古拉一世(Nicholas Ⅰ)致哈裏發穆克塔迪爾(Muqtadir，908—932年在位)的信中所言：“薩拉森帝國和羅馬帝國，淩駕於大地上所有的帝國之上，光芒四射，就像天空中兩座最閃亮的燈塔；因此，盡管有不同的習慣、風俗和宗教信仰，我們必須像兄弟那樣和平相處。”

[1]　烏瑪一詞源出蘇美爾語。在古代阿拉伯，它意為倫理和宗教的共同體，或指具有某種身份和特征的人的共同體。該詞在《古蘭經》中經常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