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從君士坦丁到希拉克略的東羅馬帝國(306—641年)2

希拉克略深知，與強大的波斯軍隊在開闊地交戰幾乎毫無勝算。他意識到最好的辦法是一路北上，進入外高加索高原。在那裏，他能夠得到當地基督徒的支持，同時高度機動化的小分隊有可能以少勝多，戰勝數量龐大的敵軍。624年3月25日，希拉克略離開君士坦丁堡。羅馬人向幼發拉底河方向進軍，進入波斯人控製的亞美尼亞地區，並沿途洗劫了許多城市。皇帝接下來向南襲擊波斯人控製下的高加索地區阿特洛帕特涅(Atropatene)，從而將科斯洛埃斯二世及其軍隊與甘紮克(Ganzak)隔開，他還摧毀了位於塔赫迪-蘇萊曼(Takht-i-Sulaiman)的瑣羅亞斯德教首屈一指的拜火神殿。而後希拉克略再度向北進發，並在阿爾巴尼亞公國建立自己的冬季司令部。在這裏，皇帝簽署命令，召集該地區基督教領主，為數眾多的領主帶著全副武裝的戰士響應皇帝的號召，蜂擁而至。同時，他還派出使節前往高加索以北的突厥人處，以圖和這個恐怖的草原部族結成同盟。

625年春天，波斯軍隊分頭追逐希拉克略。皇帝運用超乎尋常的謀略將他們一一擊破，進而向黑海沿岸和拉齊卡王國進軍(Kingdom of Lazica)。此後傳來的消息可能會擾亂其意誌，迫使他撤軍：波斯人再度調兵遣將，不是向安納托利亞而是向君士坦丁堡發動進攻，同時，其攻勢還得到阿瓦爾人的配合，後者從歐洲一側包圍這座城市。希拉克略以自己的希望下了賭注，他相信君士坦丁堡能夠抵擋住敵人的進攻。因此他沒有率兵回援，相反卻向安納托利亞進攻，他能在那裏不斷襲擊過往的波斯軍隊。這一戰略看上去取得了成功。波斯人現在既無法聚集強大的海軍襲擊君士坦丁堡，也無法將其軍隊運送到歐洲一側發動進攻。同時，8萬強悍的阿瓦爾戰士無法攻破君士坦丁堡堅固的城防，很快就作鳥獸散了。

在返回君士坦丁堡小住片刻之後，希拉克略快馬加鞭返回拉齊卡。此時通過使節談判，希拉克略成功和突厥人結成同盟。627年，規模龐大的突厥軍隊橫掃了波斯人從高加索到裏海的防線，並且深入波斯人控製的伊比利亞王國(Kingdom of Iberia)。在該國的首都第比利斯(Tiflis)城外，突厥軍隊與希拉克略率領的羅馬人勝利會師。這支羅馬-突厥聯軍展示出令人震驚的軍力，揮師南進，穿過阿特洛帕特涅後，抵達紮格羅斯山脈。突厥人而後向北返鄉，而希拉克略卻繼續向南翻越紮格羅斯山，並於627年12月12日擊敗尼尼微(Nineveh)附近的波斯軍隊。希拉克略沿著底格裏斯河左岸行軍，逼近波斯陪都泰西封。此時此刻，希拉克略充分顯示了自己的軍事天才。他沒有重蹈尤裏安的覆轍，也沒有冒險正麵強攻這座堅城，而是向北洗劫許多城市和鄉村，從而加重對波斯決策層的壓力。

恐慌情緒開始在泰西封軍隊和宮廷中蔓延，波斯人派出代表團麵見希拉克略。他們提出發動叛亂廢黜科斯洛埃斯二世，並用其子小卡瓦德(Kavad Shiroe)取而代之的建議，希望借此與羅馬人和談。628年3月24日消息傳來，科斯洛埃斯二世被殺，求和的代表團也隨之而來。前往君士坦丁堡報捷的使者宣稱：“傲慢自大的科斯洛埃斯二世已死去，他是上帝的敵人。他被殺死並丟進地獄深處，關於他的記憶也被徹底抹去。”

泰西封的政治局勢依然十分動**。628年10月，小卡瓦德被殺，其子阿爾達希爾(Ardashir)即位。阿爾達希爾隨即又被波斯西部軍隊司令官廢黜，後者不久又被罷黜，並被一個軟弱的攝政會議取代。在政權迅速更替期間，希拉克略借機提出更為有利的條款。最終，雙方同意重新以科斯洛埃斯二世和莫裏斯於591年締結的條約來確定羅馬與波斯的邊境線。630年3月21日，希拉克略將“真十字架”送還耶路撒冷。

帝國東部領土就這樣被全部收複，或者至少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被收複。皇帝集中精力忙於東方戰事導致帝國在巴爾幹半島的勢力被進一步削弱。盡管在626年慘敗後，阿瓦爾人建立的聯盟土崩瓦解，但是很多獨立自治的斯拉夫部落逐漸擴大了占領區，不僅包括高原地區，而且包括半島低地。安納托利亞和小亞細亞地區的很多城市已經被戰爭破壞得財源枯竭，其中有些城市已經因為波斯人的侵略而變為廢墟。在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埃及，帝國隻是在名義上恢複對它們的控製，長久以來存在的地方政府也已混亂不堪，亟待重建。而在重建工作還沒有開始時，帝國就發現它將在廣袤的不設防的阿拉伯邊境遇到新的挑戰者。

6世紀和7世紀初期，羅馬與波斯的爭霸戰爭使得交戰雙方都與南麵的阿拉伯部落進行了一係列軍事和外交交易。大國勢力的幹預使得阿拉伯社會出現一些學者所稱的“本土化運動”。到7世紀20年代時，阿拉伯半島各部落已經開始團結在一位來自麥加的宗教領袖名下，他就是眾所周知的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穆罕默德傳播嚴格的一神教信仰，這種信仰受到當時基督教末世論和當地猶太教徒彌賽亞情結的強烈影響。神的審判即將來臨，所有人都將在唯一的真神麵前領受他的裁決。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將拋棄他們原有的多神崇拜，轉而擁抱新信仰。進而，穆罕默德宣布他們是亞伯拉罕的長子以實瑪利的後裔，後者曾經被亞伯拉罕丟棄在沙漠中。因此，阿拉伯人擁有對聖地的管轄權，因為神已經將此地永遠許給了亞伯拉罕及其後裔。也許是受到希拉克略對抗科斯洛埃斯二世時所做的宣傳的影響，阿拉伯人回到聖地的行動將通過聖戰的形式來完成。

據說穆罕默德於632年辭世，然而他傳播的信仰卻一直長存。從633—634年開始，羅馬人控製的巴勒斯坦地區遭受阿拉伯人的入侵，這種入侵表現為對領土的占領以及對城市和鄉村居民的屠殺。盡管阿拉伯軍隊看起來數量很少，帝國統治當局還是無力進行有效的防禦。他們對阿拉伯人入侵的性質了解甚少，同時阿拉伯人快速推進的閃擊戰使帝國軍隊沒有任何時間重整旗鼓。

在這種形勢下，外約旦、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許多城市都停止了抵抗。635年，阿拉伯人攻占大馬士革，次年，數目龐大的羅馬軍隊在約旦北部的亞穆克河(Yarmuk)一敗塗地。其後阿拉伯人的占領行動更加迅速。638年，他們攻占耶路撒冷。轉年他們跟隨羅馬敗軍一路進入埃及。如同科斯洛埃斯二世在603年發動戰爭時一樣，麵對阿拉伯人的進攻，羅馬人的抵抗十分微弱，以至於入侵者深入更遠的鄉野地區。同樣，隻有當阿拉伯人深入小亞細亞時，羅馬統帥才有能力阻止敵人的攻勢。很明顯，7世紀初期國內的動**和與波斯人進行的多年戰爭給帝國造成了持久的傷害。當641年希拉克略去世時，帝國再度崩潰。拜占庭的東羅馬帝國現在麵臨著第二次生存大危機，這場危機構成其早期中世紀曆史的主要內容。

身份及其標誌

拜占庭藝術通過美學和物質的手段——莊嚴的聖像、令人印象深刻的官服和威嚴的背景等來展現帝國的強權。皇帝的形象被用於雕塑和其他宏偉的藝術，出現在鑄幣、紀念章、周年紀念盤、象牙徽章、銀質郵票和圓璽之上。拜占庭帝王的服飾是禁止他人使用的，然而有時會被賜予蠻族盟邦，廣受後者歡迎。那些蠻族的統治者常常會模仿這些服裝和配飾。

我們可以從文字史料與肖像畫中了解帝王的服飾。克裏普斯(Corippus)描繪了在查士丁二世的登基大典(565年)上，隨從人員是如何捧著皇帝的長袍、鑲滿寶石的腰帶、皇冠以及胸針的。皇帝的飾品是如此重要，以至於查士丁尼再次頒布了先前的一條法律：“從此以後，任何人(除了皇帝以外)不可在他的馬匹的籠頭和馬鞍，以及自己的腰帶上使用珍珠、綠寶石和紅寶石作為裝飾。”如果有人違反這項法律，那麽他將被課以100磅黃金的罰款，並被判處死刑。此外還有關於紫色絲綢的類似立法。皇帝使用的飾針，按照普羅柯比的描述是一個帶有三顆下垂寶石的圓形襟針，狄奧多西一世和查士丁尼都留下了佩戴它的圖畫。查士丁尼曾經允許外國統治者，如五位亞美尼亞的專製君主使用這種胸針和紅色的靴子，這被認為是一種不同尋常的特惠權。在此之後的拜占庭皇帝也曾經將皇冠“作為宣稱宗主權的象征”送給哈紮爾人、匈牙利的突厥人、羅斯人和其他蠻族國王。

在處理特別重要的文件時，皇帝使用一種金質封印(chrysobull)，將名字附著在文件之上。皇帝對境外勢力使用的金質圓璽封印的重量與後者的重要程度有關。在10世紀中期，最重的封印有4索裏德(一種金幣)重，用於巴格達的哈裏發和埃及蘇丹，最輕的1索裏德圓璽封印則是給羅馬教宗的。那些帶有金封的文件，包括大量的與地產和特權的賞賜有關的內容，至今依然保存在阿索斯聖山和帕特摩斯(Patmos)，以及其他地區修道院的檔案之中。這些文件上通常都有皇帝用紅墨水所署的簽名。

縱觀其整個曆史，拜占庭國家被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所統治著。一些文件記錄了它的人事編製，如早期的《百官誌》(Notitia Dignitatum)和中晚期的《戰術準則》(taktika)。晚期羅馬帝國的精英階層不因血統產生，而是來自國家的行政部門，並且所有的部門，無論民政或軍事，都以等級服役製度(militia)為標誌。不過，在那些長期服役的官職和更高級的、擁有榮譽頭銜的職位之間還是存在著細微的差別。大約編寫於400—429年的《百官誌》是一份羅馬帝國民政和軍事官職的名單，它現存的副本展示了宮廷官員(comitatus)和大區長官之下的行政官員的徽標與官服。編於9世紀晚期到10世紀的《戰術準則》列舉了官職和榮譽頭銜的等級。899年菲洛塞烏斯(Philotheos)的《宴會箴言》(Kletorologion)提到了7個等級和18個榮譽頭銜的72個官職，以及8個宦官的職位。榮譽頭銜的持續貶值導致新的頭銜不斷產生，例如10世紀的“重臣”(proedros)和11世紀晚期的“可敬者”(sebastos)就是如此。到了12世紀晚期的時候，“可敬者”已經被“最可敬者”(panhypersebastos)和“首席可敬者”(protosebastohypertatos)取代。

在《百官誌》的眾多官職中有一個叫作檔案官(Magister scriniorum)的職位，它是一個宮廷官職。《百官誌》描繪該部門的那頁上繪有一些法典和卷軸，對應那些擔負法律和行政職責的官員(memoriae，epistolarum， libellorum)，以及希臘語文書官(magister epistolarum graecarum)。後者負責用希臘語撰寫信件，或將那些拉丁語信件翻譯為希臘語。

埃及保存了許多這一時期的紙草文件。盡管到了古代晚期，文學作品和其他一些文本是寫在羊皮紙的手抄本上，但是紙草依然被用來撰寫文件。我們使用的“議定書”(protocol)一詞便來自紙草卷軸，它的意思是粘在其他紙張上的第一頁文件(kollema)。查士丁尼一世《新律》(537年)的第44條規定，所有在君士坦丁堡簽署的公證書必須在議定書上保有時任聖庫伯爵(Comes rei privatae)的簽名、日期以及其他細節，這份議定書要和其餘文件粘在一起，以此避免詐騙行為。此外，為了進一步確保文件的真實性，議定書經常使用一種特殊格式，並用非常難以辨認的手寫體書寫。

當“神聖的內閣”(sacra scrinia)給公職人員發放委任狀的時候，皇帝則給那些新獲得榮譽頭銜的顯貴親筆簽發一份詔書(codicil[2])或任命書。狄奧多西的米索裏姆盤上表現了這一隆重的場景。在象牙折疊畫板上，斯提裏克的幼子尤克利烏斯手持他的任命書，很可能正在宣讀他的任命決定。某些官員(如大區長官、軍隊司令官或其他一些軍官)的任命書是刻在鍍金的象牙板上的。在使用目的上，尤克利烏斯的象牙折疊畫板很明顯與那些在元旦就職的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執政官不同。他們的象牙折疊畫板上繪有官服和他們從事的活動，常在朋友和元老院的同僚中流通。

與皇帝一樣，拜占庭官員也有他們獨特的官服。公職人員呂底亞的約翰大約於550年在其作品中細致地描繪了東方大區長官是如何穿著一件紫色的長袍、一條帶有金腰帶扣的緋紅色皮帶，以及一件用飾針或襟針固定在右肩上、帶有彩色貼片(tablia)的鬥篷(chlamys)的。同時期的一位律師阿加賽阿斯(Agathias Scholastikos)在他的一首短詩中刻畫了執事長官(Master of Offices)狄奧多爾的形象，他正在從一個大天使手中接過他官服上的腰帶。有一句俗語叫作“放下他的腰帶”，意思是從現崗位上離職。非皇帝使用的飾針是十字弓形狀的，與腰帶扣一樣，它的材質通常是黃金、白銀、銅質鍍金和青銅。按照普羅柯比所言，人們不得不佩戴銅質鍍金的胸針和其他贗品首飾，以防被盜。4—6世紀人們佩戴的不同樣式飾針能夠在同時代的肖像和那些軍事聖徒的聖像上得到反映。

贈予達官顯貴特殊服飾的傳統從古代晚期一直延續到了中世紀早期。最高等級的貴族可以得到一件紫色、紅色或白色的長袍，一件鬥篷和一條腰帶；其餘的則被賜予象牙手牌、一個金領子、一條金質馬鞭或一個飾針。這一習慣可能終結於科穆寧時代。

在拜占庭時代，從6世紀開始，帶圖案和(或)使用者頭銜的鉛封被廣泛應用在文件和通信中，在上麵事先塗上一層蠟會更加方便使用。鉛封是由一種類似鉗子的厚重工具(boulloterion)製成的。在羅馬時代，人們經常用鉛來給大捆貨物打上封印，這一傳統被拜占庭的商業代理人(kommerkiarioi)繼承下來。迄今為止，在伊斯坦布爾已經發現了多達5萬枚的拜占庭鉛封，這對我們研究拜占庭的行政機構與人物傳記(prosopography)大有裨益。

瑪利亞·芒德爾·曼戈(Marlia Mumdell Mango)

君士坦丁堡

盡管被冠以新羅馬之名，但是君士坦丁堡其實和台伯河(Tiber)畔的那座城市沒有什麽相似之處。君士坦丁的首都隻包括六座，而非七座山丘(第七座是狄奧多西二世時期增加的)，它的基本城市特征是筆直的柱廊街道，間雜著廣場和裝飾性的紀念碑，這是羅馬帝國東部大都市的典型特征，如帕爾米拉、安條克和阿帕米亞等。隻有到了狄奧多西一世統治時期，他才明顯地精心模仿羅馬的外觀。他是一個西班牙人，自稱是圖拉真皇帝的後裔。如今已為斷壁殘垣的狄奧多西廣場當初是羅馬著名的圖拉真廣場的縮小複製品，它是一個橫向的巴西利卡式建築，並且有一根模仿圖拉真廣場的“記功柱”(historiated column)。狄奧多西一世之子阿卡狄烏斯皇帝後來又在這裏豎立了一根較小的記功柱。比鄰而居的皇宮和賽車場明顯帶有羅馬帕拉丁山丘(Palatine)和大競技場(Circus Maximus)的影子，這甚至在君士坦丁之前就是“四帝共治”期間各位皇帝都城的典型特征。

為什麽君士坦丁選擇了將他的新都建在拜占庭城的舊址上呢？僅僅是為了紀念他在324年於克裏索波利斯對李錫尼取得的勝利嗎？還是因為他傾心於這裏得天獨厚的，至今依然吸引眾多遊客的自然條件？海峽地區(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海峽)確實在3世紀開始變得更為重要，因為皇帝不得不同時麵對在敘利亞邊境再度複興的波斯人和多瑙河北岸的蠻族部落。作為通向黑海的大門，拜占庭是一個對抗北方蠻族，也就是當時帝國主要的敵人哥特人絕佳的大本營，君士坦丁沒有預料到，但卻成為事實的是，在378年亞得裏亞堡慘敗之後，蠻族軍隊迅速渡過多瑙河，此時已經沒有什麽天然屏障能夠阻止他們向君士坦丁堡進軍了。君士坦丁堡在應對來自歐洲內陸方向的入侵時的脆弱性成了拜占庭曆史的典型特征，無論敵人是哥特人、匈人、阿瓦爾人、保加爾人還是帕臣涅格人都是如此。當奧斯曼帝國於18—19世紀衰落的時候，相似的一幕再度上演。

為了防止君士坦丁堡遭到入侵，人們不得不修建了工程浩大的防衛設施。縱深三層的狄奧多西城牆(內牆、外牆和壕溝)建於404—413年，並且一直保衛城市到1453年——這雄辯地證明了羅馬人高超的工程技術，隻是這些技術一直沒有什麽發展，最終在大炮發明之後一敗塗地。但是即使這樣仍顯不夠：拜占庭人還有一條更靠前的防線——也就是所謂“長城”或阿納斯塔修斯城牆——這條城牆從黑海一直修建到普羅龐提斯(Propontis)，全長45千米，位於君士坦丁堡以西65千米處。該城牆的一些殘跡至今依然屹立著，但是它事實上沒有發揮什麽長期作用，因為很難為其配置足夠的人員。

和防衛相伴的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缺乏飲用和洗浴用水，這從君士坦丁時代起直到今日一直困擾著這座城市。為了彌補用水不足，4世紀時人們完成了一項巨大的引水工程，將水從城市以西200千米處引入城中，但是由於這條供水線一直容易遭到敵人的攻擊，因此必須在城內大規模地儲水。在現今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為數不多的遺跡中，沒有哪個比發達的儲水庫更讓人驚歎了——三座大型的露天儲水庫可以儲藏將近100萬立方米的水源，此外還有一些封閉的水庫，如查士丁尼的地下水宮，也就是土耳其人所說的一千零一柱水宮(Thousand and One Columns)。

羅馬政府的巡遊時代始於“四帝共治”時期，終於380年，當時狄奧多西一世進入了君士坦丁堡。從此之後，皇帝和他的中央政府及政府官員在絕大多數時間都一起定居於此。城防、供水、港口建設和食物儲存等大規模基建項目完成於公元500年，由於缺乏人口數字統計，我們無法推測城市規模到底有多大。據說，在4世紀晚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經超過了安條克，後者有大約20萬人口。在查士丁尼統治初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可能已經超過了50萬，但是在542年瘟疫暴發之後，這一數目至少縮減了四分之一。之後就是一段下坡路，在8世紀中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數跌至一個低點，可能隻有4萬。大約在公元800年之後出現了一個緩慢的複興階段，一直延續到12世紀。科穆寧時期，君士坦丁堡是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城市，但是我們無法推測它的居民人數：維拉哈杜因(Villehardouin)所言的40萬人毫無疑問是一個嚴重誇大的數字。經過拉丁人的統治和帕列奧列格王朝悲慘的經曆之後，這裏的人口再次縮減到5萬多人。

查士丁尼一世鋪張和過於野心勃勃的建設計劃代表了所謂“君士坦丁堡羅馬階段”的尾聲，他所修建的聖索菲亞教堂是一項無與倫比的工程。城建活動在公元600年左右就已基本停止，隻局限於鞏固城防、修複地震導致的破壞和部分修補供水係統等小修小補。君士坦丁堡在黑暗時代是一片廢墟——它的城區被果園和公墓占據，古代的公共建築則或被遺棄，或被工匠用於從事製造工作。

在公元800年之後，城市建設恢複，這一時期的建設與古代晚期涇渭分明，忽視了所有的市政設施，如廣場、市場、浴室和噴泉等——事實上就是一切可以被稱為標誌性建築的東西。這一時期隻有兩項大規模的工程：一項是9世紀30年代狄奧菲魯斯皇帝大量修繕海防設施；另一項是巴西爾一世重建了30座因年久失修而倒塌的社區教堂。9世紀及之後的皇帝在自己的皇宮建設上花費了大量金錢，此外還對收容所等福利設施小有投入。如果說這一時期直到土耳其人征服之時有一項最重要的建設活動的話，那就非建立家族修道院莫屬了——它在實質上是用私人建築將城市分割為許多帶有牆壁的小空間，每一個家族修道院都有商業產業和位於省區的大地產。

與此同時，隨著10世紀之後意大利貿易殖民地的興建與發展，君士坦丁堡變成了一座更加國際化的大都市。那些商人——主要是威尼斯人、阿瑪爾非人(Amalfitans)、比薩人和最後到來的熱那亞人——在科穆寧時代有數千之眾，他們被孤立地限製居住於金角灣沿岸的幾個相鄰地區，很自然地在商業活動中和當地居民產生了密切的接觸。熱那亞人的殖民地加拉塔(Galata或稱為Pera)興建於1303年，是一個獨立的自治城鎮。直到1864年之前，它都保留著自己的城牆，至今那座宏偉的熱那亞塔依然聳立在那裏。

西裏爾·曼戈

[1] 英文原版作“伯伯”，據前後文文意，此處當為“堂兄”，即君士坦提烏斯二世。——編者注(本書注釋如無特別說明，均為編者注)

[2]　意為遺囑，但卡日丹《牛津拜占庭詞典》中有一個詞條“Codicils in Adiministrative Terminology”，是皇帝授予高級官員的詔書。——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