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從君士坦丁到希拉克略的東羅馬帝國(306—641年)
彼得·薩裏斯(Peter Sarris)
“李錫尼(Licinius)被君士坦丁包圍在了尼科米底亞，隨後，他放棄了希望，意識到自己沒有足夠的戰士來進行一場戰鬥。因此，他走出了城市，匍匐在君士坦丁身前苦苦哀求。他為後者披上紫袍，承認他是皇帝和主人……君士坦丁將李錫尼送到了塞薩洛尼基，仿佛能讓他就此安度餘生，但是不久他就一如既往地背棄了自己的誓言，將李錫尼送上了絞刑台。現在，整個帝國都掌握在君士坦丁一人手中了。”這就是多神教曆史學家左西莫斯(Zosimus)在公元500年前後的一段記載，他描述了羅馬皇帝君士坦丁於324年對皇位的最後一位競爭者所取得的決定性勝利。這場勝利讓君士坦丁成為羅馬帝國東部行省無可爭議的主人，這也是整個羅馬世界最為富庶和人口最密集的地區。
君士坦丁將這些新占領的領土與西部省區合而為一，後者是他在公元306年之後那段動**衝突的漫長歲月中逐漸掌控的。盡管有時在一些基督徒留下的史料中，這會被看作某種神示天命的結果，但是如左西莫斯所說，君士坦丁霸業的背景，應被理解為一群雄心勃勃的男人殘忍血腥而又鬥智鬥勇的較量，這也正是晚期羅馬帝國的政治特征。
盡管還能勾勒出它的大致脈絡，但我們已經很難準確無誤地重現這一權力鬥爭的細枝末節。從293年到305年，在皇帝戴克裏先的安排下，也就是曆史學家所謂“四帝共治”製度下，羅馬帝國被兩個頭銜為“奧古斯都”的皇帝統治著。二者中地位稍高者統治東部，而另一位則駐紮在西部。每位奧古斯都下設一“愷撒”，這是奧古斯都的副職，並有權繼承他的權位。305年，已明顯年老體衰的東部帝國奧古斯都戴克裏先和西部帝國的共治者馬克西米安(Maximian)宣布退位。相應地，他們各自的愷撒繼承了他們的位置：伽勒裏烏斯(Galerius)得到了東部帝國，而君士坦提烏斯則得到了西部帝國。在東部，伽勒裏烏斯任命他最年長的外甥馬克西明(Maximin)為愷撒。而在西部，他把屬下一位叫作塞維魯(Severus)的軍官強加給了君士坦提烏斯，讓其成為後者的愷撒。
306年，君士坦提烏斯在征伐皮克特人(the Picts)的途中，於約克去世。盡管他的“太上皇”宣布塞維魯為繼任者，但君士坦提烏斯在不列顛的軍隊卻擁立了他的兒子——君士坦丁為帝。這一篡位行為引發其他人的效仿，羅馬軍隊支持西部帝國先帝馬克西米安之子馬克辛提烏斯(Maxentius)登上皇位，後者隨後有效地控製了意大利和阿非利加。
作為地位更高的奧古斯都，伽勒裏烏斯徒勞地嚐試重新控製局麵。他沒有顧及馬克辛提烏斯在中地中海地區的實力，在放棄了對塞維魯的支持之後，任命一位先前在軍隊中的同袍為新的西部皇帝，這個人叫作李錫尼。帝國此時就有了5位君主：東部的伽勒裏烏斯和馬克西明，以及西部的李錫尼、君士坦丁和篡位者馬克辛提烏斯。戴克裏先皇帝在法律和政治上引入的這一製度隻存在了不到二十年即告瓦解作廢。
310年，伽勒裏烏斯做了最後的試圖挽救危局的努力，他發動了一場戰爭，期望能夠將羅馬從馬克辛提烏斯的手中奪回，但是卻遭受了可恥的失敗。311年，伽勒裏烏斯去世，他在小亞細亞和東部地區的權力被全部移交給馬克西明，而李錫尼控製著先前隸屬於東部奧古斯都管轄的歐洲行省。伽勒裏烏斯之死開啟了一個新的進程，自此之後，剩餘的統治者彼此攻伐，直至消滅所有對手為止。
君士坦丁於312年取得了伽勒裏烏斯沒能企及的成功，於米爾萬橋(Milvian bridge)之戰擊敗了他在帝國西部的主要對手、篡位者馬克辛提烏斯。這一令人震驚的勝利讓君士坦丁控製了羅馬城。君士坦丁稍後將他的勝利歸因於在這場戰爭之前他放棄祖先的宗教而皈依基督教這件事。確實，從312年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君士坦丁公開表達對基督教會的支持，並且給予它最為慷慨的饋贈。313年，李錫尼也取得了相應的勝利，他在色雷斯擊敗了馬克西明，並使自己成為東部帝國的統治者。接下來，這兩個堅持到最後的奧古斯都之間產生了一係列的軍事摩擦。然而，直到323年，君士坦丁和李錫尼才不約而同地發動了戰爭，君士坦丁先於亞得裏亞堡，之後又在尼科米底亞附近的克裏索波利斯(Chrysopolis)擊敗了李錫尼。
為了褒獎這場勝利，君士坦丁命令將位於尼科米底亞鄰近地區，也就是博斯普魯斯海峽歐洲一側的希臘古城拜占庭重新敬獻給自己，並將其命名為君士坦丁堡。此後他更頒布敕令，要求將這座城市建設得富麗堂皇，以符合帝都的身份。大約過了五年，這項工作初始階段的大部分工程勝利竣工，而“君士坦丁之城”於330年5月11日正式祝聖。君士坦丁在這裏新建了一個元老院，並在這座城市度過了他餘生絕大部分時光，直到337年去世。
我們所謂拜占庭文明的曆史，不可避免地和君士坦丁皇帝聯係在一起。正是君士坦丁的城市成為中世紀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和防禦堡壘。正是君士坦丁選擇皈依基督教，將他的新信仰作為羅馬人國家中受到優待的宗教，並將他的統治擴展到希臘文化居於主導地位的羅馬世界的東半部，才使得基督教、羅馬帝國的傳統以及希臘的知識文化融合到一起，締造了之後特征明顯的拜占庭理念世界。
然而，我們必須稍作停頓，以便在最開始就牢記，君士坦丁並沒有認為自己建立了一個新的帝國，遑論締造了一個新的文明。君士坦丁是一個講拉丁語的人，他是以外來者的身份來到東部地區的。他恢複而非破壞了那種統一，即由一個被視作“世界之主”(dominus orbis terrarum)的人來統治羅馬帝國的傳統。皈依基督教之後，君士坦丁似乎隻對信仰的本質問題做出過很模糊的表述。至少在最初，在他公開的形象和宣傳中，君士坦丁繼續使用的那些表現形式、措辭和主題，即使不能完全歸於多神教範疇，也足以吸引一個多神教的聽眾。至少直到323年，君士坦丁的官員依然在鑄造敬獻給多神教崇拜偶像——“無敵的太陽神”的貨幣。君士坦丁小心謹慎地避免冒犯帝國統治階層中那些擁有強大勢力的多神教分子，這些人的合作與支持是他迫切需求的。
盡管如此，我們將拜占庭曆史的開端定於君士坦丁戰勝李錫尼之時是合乎情理的。因為不僅是君士坦丁的軍事天才為拜占庭世界的誕生提供了文化和思想意識上的先決條件，同時他在東部的統治進一步催生了一係列的社會進程，這導致了一個嶄新的社會形態的產生。
從324年開始，君士坦丁統治著一個龐大的帝國，疆域包括從東方的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埃及到西方的不列顛行省，從南方的北非地區到北方的多瑙河與萊茵河沿岸的廣大地區。在北部和南部的邊境上，帝國麵臨的對手主要是相當原始的部族，如萊茵河外的諸日耳曼部落，以及北非和阿拉伯地區的柏柏爾人和阿拉伯人等。在東方，帝國遇到的是一股更令人畏懼的力量，即擁有古老文明的波斯人。大體看來，4世紀和2世紀的情形的確非常相似。然而，在基本結構上，君士坦丁的帝國和他2世紀的先輩所統治的大相徑庭。更確切地說，羅馬世界在最近經曆了一個顯著的轉型階段。
1—2世紀的羅馬帝國是以城市為基礎的。也就是說，帝國地方上的精英居住在那些重要的城市中心，這些地區在拉丁語中被稱為civitates，在希臘語中則被寫為poleis。這些精英被納入城市議會，後者被稱為curiae或bulai。皇帝主要通過城市議會來進行統治——他的意願通過其任命的總督傳達給城市議會的成員，而總督則將省區的情況反饋給皇帝和元老院。這種相對意義上的委任統治體係有利於治理一片如此廣大的區域。如果從省區層麵來說，地方社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國家的最高機構則旨在維護一種植根於意大利地區並以羅馬為中心的、服從於元老院且相當保守的秩序。
這一延續下來的統治係統在3世紀中晚期遭遇到極大的壓力。羅馬與多瑙河、萊茵河之外諸多蠻族在經濟和文化方麵的交流已經損害到了這些人原有的傳統，像平等主義、社會習俗等，進而促使某些規模更為龐大的部落與部落聯盟形成。相對而言，北部諸部落在此之前給羅馬造成的軍事威脅是零碎分散的，而到了3世紀時，一些更加難以對付的群體開始出現。
同時在2世紀晚期，羅馬帝國用入侵波斯人領土的方式，將自己的邊境繼續向東推進。帕提亞王朝敗於羅馬人之手，其統治因此覆滅，貴族之間爆發爭權奪利的鬥爭。在205—206年，一位叫作帕帕克(Papak)的貴族領導發動了一場大叛亂。帕帕克在208年左右的某個時間去世，但是他的兒子阿爾達希爾(Ardashir)於224年將波斯世界歸於一統，並確立了自己的領袖地位。226年9月，阿爾達希爾在泰西封(Ctesiphon)的皇宮裏加冕為薩珊王朝(Sasanian dynasty)的第一位國王(shah)。很快，阿爾達希爾通過對羅馬人發動的一係列進攻獲取了聲望，並以此尋求將波斯貴族團結起來支持自己。這一侵略政策被他的兒子，也是他的繼任者沙普爾一世(Shapur Ⅰ)延續，後者在260年發動了一場深入敘利亞北部的冒險戰役，洗劫了安條克，並俘虜、羞辱了羅馬皇帝瓦勒良(Valerian)。
對於羅馬人來說，極大的不幸在於這一時期波斯人的入侵與北部蠻族的襲擊相伴而來。這樣一種局麵，無論是羅馬的軍隊、皇帝還是元老院都始料未及，根本沒有任何準備，自然也就無力應對。連續幾位皇帝在軍事危機時的無能表現都引發了政治上的不穩定，一位接一位的皇帝被自己的士兵廢黜或殺害；地方社會也逐漸開始依靠自己的資源，這導致一係列分離(盡管未必是分離主義者)政權的出現——258—274年，高盧人在西部建立了政權，而在東部的帕爾米拉，一個分離政權也存在多年，直到272年為止。
為了應對這場危機，羅馬爆發了一場社會革命。此前，皇帝都是由元老院任命的，現在卻逐漸由軍隊指定，並且軍隊通常從自己的同袍中推舉候選人。結果是，一批出身卑微並從軍隊中產生的皇帝為了帝國的理想而竭盡全力，但卻難以承受任何失敗。這一過程在284年達到了頂峰，戴克裏先戰勝了他的競爭者，當上了皇帝，並對國內外的對手發動了一係列成功的戰爭。
戴克裏先使帝國恢複了和平，這使得他有機會推動一係列強有力的行政改革。“四帝共治”製度——這個我們前麵提及的多統治者體係——使帝國將權力更多地下放給那些地處容易產生麻煩地區的領袖。奧古斯都及其愷撒一般都將自己的首都設在帝國的邊境地區，如西部的特裏爾或東部的安條克。與此同時，重建國家的財政和行政係統，這讓皇帝得以更好地掌控省區的日常事務。省區的軍事和民事管理權被一分為二，軍隊的規模也有所擴大。省區的麵積減小了，總的數量相應增加，以便中央政權加強對城市議會的控製。軍隊數量的增加與掌控一切的帝國官僚係統的膨脹造成的結果是，直接隸屬於中央管轄的軍事與民政高官的數量達到了原來的兩倍以上。這些職位起先由省區城市議會中的那些高層人士占據。同時，這些官員進入元老階層的大門也逐漸被打開。一個嶄新的帝國官僚貴族階層就這樣形成了。
君士坦丁渴望取得進一步的成果。這位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個新的元老院，這尤其加速了東地中海世界精英階層形成的進程。對於君士坦丁來說，為了鞏固他在東部省區的政治地位，至關重要的是要與東部地區官僚係統中的高層官員及城市議會中的顯赫人士建立起私人聯係，並讓他們成為自己的追隨者。為此，他極盡吹捧示好之能事，並盡力提高他們的聲望。君士坦丁充分認識到，不僅應該而且必須依靠收買來結交朋友，給予他們進入新元老院的資格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途徑。
為了吸引有影響力的人物來到君士坦丁堡，皇帝頒授土地給那些打算在城中修建私宅的人。332年，君士坦丁建立了常規的麵包配給機製，糧食來源是盛產穀物的埃及地區。君士坦丁建立君士坦丁堡及其元老院，不僅僅是為了讓自己揚名四海，同時也是基於實權政治(Realpolitik)的仔細考量。這些政策的長久影響是將東地中海世界的官僚貴族聚集到一個政治群體中，並給東部省區的統治階層帶來共同利益與共同身份的觀念。這種以君士坦丁堡為核心的共同身份，在早期拜占庭世界發展出彼此緊密聯係的元老精英階層。
君士坦丁還十分敏感地意識到，物質上的刺激能夠推動他的新宗教向前發展。他於312年宣布，基督教士可以免於向其所居城市的城市議會履行義務——這一政策導致人們不斷湧向教會。國家向教會提供了大量資助。在戰勝李錫尼之後，君士坦丁特許教會領袖任意向國庫索取他們需要的財富，無論是為了擴建、裝飾還是建造供宗教崇拜使用的場所。與此同時，“聖地”也被隆重地重新交還新的上帝選民——他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聖墓教堂(Holy Sepulchre)，並在伯利恒(Bethlehem)修建了聖誕教堂(Holy Nativity)。
如果說君士坦丁對基督教的理解表現出一定局限性的話，我們不能因此對其過於苛責。基督教的許多基本教義在這一時期尚未闡明，甚至連《聖經》的文本也沒有最終定型。然而，君士坦丁接納基督教的行為的確是該信仰向前發展，直至最終確立的標誌和關鍵轉折點，因為皇帝的皈依意味著羅馬人國家的強權現在可以被用於支持任何一個皇帝所知的神學或教會派別。基督徒剛剛還在多神教宗帝的迫害中哀歎，現在卻更想用同樣殘忍的威權去對待基督教的敵人。325年，皇帝在尼西亞(Nicaea)主持了一個基督教主教的會議，這個會議最初是為了解決聖子與聖父之間的關係問題。君士坦丁在尼西亞會議上支持劃定的那個標準後來被其他皇帝和大公會議當作確定異端的尺度，但這比起會議本身，就顯得不那麽重要了。這些“基督教大公會議”的決議成為帝國法律的組成部分。否定這些教規不僅意味著違背上帝，同時也意味著違背皇帝的意誌。
這些政策毫無疑問推進了基督教事業的發展。然而，基督教與皇帝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更決定性地促進了其權益。正是這位皇帝，到他於337年去世時，恢複了羅馬世界的和平與統一，並在東地中海地區著手建立一個統治穩固且具有影響力的政治實體，其臣民們有足夠的理由為皇帝的功業大肆慶祝。在擁戴君士坦丁的問題上，他的政策和王朝在軍事方麵的勝利與慷慨大度的捐獻遠比信仰上的缺陷更為重要。
這種對君士坦丁時代美好記憶的眷戀，在他去世之後不久就引發了暴力的後果。君士坦丁似乎打算將他身後的帝國分給他的三個兒子〔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提烏斯二世、君士坦斯(Constans)〕及其繼母狄奧多拉的孫子們。君士坦丁去世後的三個月出現了一段動**的空位期，直到337年9月，君士坦丁的兒子們自立為奧古斯都。在此之前，君士坦丁堡爆發過一場軍隊騷亂。士兵宣稱他們不接受“君士坦丁兒子們之外的”統治者，狄奧多拉的孫子們以及他們的一大群親戚和支持者都慘遭屠殺。僅有的兩名幸存者是伽盧斯(Gallus)和尤裏安，他們是君士坦丁被殘殺的同父異母兄弟尤裏烏斯·君士坦提烏斯的兩個幼子。尤裏安當時非常年幼，得以幸免於難，而他同父異母的哥哥伽盧斯則因為體弱多病而被認為沒有殺害的必要。
君士坦丁的三個兒子於337年秋天在巴爾幹半島的潘諾尼亞會麵，他們瓜分了帝國。老二君士坦提烏斯掌控著色雷斯以東的省區；君士坦斯得到了巴爾幹半島的其餘部分，以及意大利和阿非利加；而長兄，同時也最可能是私生子的君士坦丁二世分得了不列顛、高盧和西班牙。君士坦丁二世很明顯對分配結果不滿，他於340年在意大利發動了不成功的戰爭，並最終在阿奎拉(Aquilea)附近被殺，他的幼弟奪取了他先前分得的領地。在東方，借由權力交接之時頻繁出現的政治動**局麵，波斯國王沙普爾二世(Shapur Ⅱ)嚐試發動了數次對羅馬人邊境城市尼西比斯(Nisibis)的入侵。第一次大約發生在337年夏天，隨後波斯人又於346年和350年兩次入侵。君士坦提烏斯以安條克作為基地，進行頑強抵抗，取得了成功。
君士坦提烏斯是個多疑的人，作為基督徒，他還不像其父那樣是個實用主義者。然而，他在軍事方麵的才能以及他作為統治者的盡職盡責，還是贏得了很多東部臣民的崇敬。甚至連信奉多神教的曆史學家阿米安·馬塞利努斯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他的作品記載了君士坦提烏斯統治後期的事跡。君士坦提烏斯成功的關鍵可被再度歸結為超凡的軍事能力和精心計劃的慷慨捐助。在君士坦提烏斯統治時期，君士坦丁堡得到進一步裝飾，富麗堂皇，其元老院規模也顯著擴大。君士坦丁堡的元老被賜予和他們的羅馬同僚同等榮耀的地位。
如果說君士坦提烏斯在其父的基業之上有所建樹的話，那麽他的弟弟君士坦斯處事則不那麽明智。人們認為他總是持續不斷地製定錯誤決策，並且其宮廷也因為花費無度而備受責難。盡管君士坦斯以其立法反對同性戀行為而聞名，但是稍晚的史料記載，他一直和一些蠻族戰俘保持著同性伴侶關係。350年爆發的宮廷政變推翻了他的統治，有著日耳曼血統的軍官馬格恩提烏斯(Magnentius)取而代之。這一行為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君士坦提烏斯的憤怒，他於351年首先將篡位者的軍隊驅逐出巴爾幹半島，而後揮師意大利，最終抵達高盧，馬格恩提烏斯的軍隊於353年在此被徹底擊敗。
君士坦提烏斯在西部的逗留無疑會給其在東部的統治帶來問題，波斯人一直在那裏製造威脅。君士坦提烏斯因為沒有子嗣，不得不從337年大屠殺的幸存皇室成員中挑選繼任者，他於351年任命伽盧斯為愷撒。伽盧斯在東部統治的最顯著特點看起來就是他無謂地濫用暴力。正如阿米安記載的那樣，“他已經超越了被賦予的權力界限……由於過分嚴厲，他給整個世界帶來了傷害”。君士坦提烏斯不能容忍東部地區的離心傾向，他於354年以他特有的直率作風將伽盧斯召喚來，並處決了他。此時，君士坦提烏斯忙於與叛亂的蠻族部落在萊茵河沿岸進行一係列的戰爭。他於355年任命伽盧斯同父異母的兄弟尤裏安為愷撒，並委派後者主持高盧戰事，而他自己則移師多瑙河邊境作戰。
君士坦提烏斯肯定知道尤裏安沒有任何理由敬愛他。畢竟在尤裏安家族被屠殺殆盡的問題上，皇帝是牽扯其中的。尤裏安和伽盧斯在342—348年期間實際上被軟禁在卡帕多西亞的一座宮殿之中。直到348年，尤裏安才得到了一些寬恕，允許他走出那個狹小的世界，並且被批準第一次來到君士坦丁堡。之後他又去了尼科米底亞、以弗所，並在雅典短暫停留，他在這些地方忙於接受自由的教育。這位年僅24歲，頗有些書呆子氣的年輕人看起來不可能威脅到君士坦提烏斯這樣剛強冷酷的戰士，後者的地位堅如磐石，因為他的軍隊熱愛著他。
波斯人於359年攻占了羅馬人的邊境重鎮阿米達(Amida)，次年他們又攻陷了另外兩座羅馬的邊境要塞。君士坦提烏斯不得不回到安條克做戰爭的準備。從357年君士坦提烏斯移師多瑙河起，尤裏安實際上就已經成為西部諸行省唯一的統治者，為此，他充滿活力地使自己適應這一職責。在一係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戰役後，尤裏安將那些入侵的蠻族趕出高盧北部地區，並在萊茵河邊境之外展現羅馬軍隊的威力。與此同時，他已經意識到在高盧征稅對國庫及其臣屬同樣有益。尤裏安證明了自己不但是位英勇的將軍，同時還是個公正且富有效率的行政管理者。
尤裏安在高盧取得的成功看起來讓君士坦提烏斯感到恐慌。於是，皇帝於360年初命令尤裏安將屬下軍隊的很大一部分派往東部，以應對波斯戰爭。對尤裏安來說，這看上去必定是個刻意采取的舉動，以削弱他的地位。尤裏安的部隊很快向東進發，而他們的數量恐怕並非如君士坦提烏斯當初所願。因為尤裏安的軍隊於360年2月擁戴他成為奧古斯都。君士坦提烏斯拒絕任何削弱自身權力的行動，尤裏安及其軍隊於361年開始向東方遠征，打算以武力解決皇位之爭。君士坦提烏斯因此從安條克撤軍，如阿米安記錄的那樣，“他一如既往地渴望進行內戰”。然而，當他和他的軍隊穿越奇裏乞亞(Cilicia)地區時，他患病發燒並被奪去性命。已故皇帝的幕僚同意承認尤裏安為羅馬世界最高的統治者，並且派兩位軍官出發去邀請他“不要有任何猶豫地去控製東部，那裏已經準備好臣服於他”。尤裏安迅速進入君士坦丁堡。
尤裏安的統治隻持續了不到18個月。然而，對於他同時代的人和現代學者來說，其統治時期具有持久的魅力。他在其堂兄[1]去世時，選擇向公眾公開了一件長久以來隻有其親信至交才知道的秘密，即在351年他首次來到尼科米底亞和以弗所學習時，就拋棄了君士坦丁的上帝，轉而擁抱帶有神秘色彩的新柏拉圖主義的多神教。尤裏安一進入君士坦丁堡，立即宣布宗教寬容政策，取消基督教會和教士享有的特權，並且命令在帝國各城市的神殿中恢複多神教崇拜。
尤裏安試圖通過這一聲明公然恢複羅馬世界對傳統諸神的崇拜，他認為正是眾神賜予了羅馬過往的榮光。然而需要意識到的很重要的一點是，即使對於許多非基督徒來說，尤裏安的多神教信仰看起來也是一個奇怪的、甚至很可能是令人陌生的混合物。尤裏安從小就被培養成基督徒，他的多神教信仰就像一種語言中帶有某些異邦的腔調，仿佛一個人急切地希望獲得認同，但在那些操母語的人聽來卻相當陌生一樣。尤裏安信奉的是具有很高知識水平的多神教，它通過一種隱喻性的解釋接近古希臘羅馬傳統的神話傳說。當對眾神中的單獨個體進行崇拜時，這些崇拜活動的最終目的就指向了更為清晰的獨一的神聖準則，即尤裏安所描述的“造物主……所有人共同的父親和國王”。
這一摻雜了一神論傾向的理論在晚期多神教信仰中就已存在，也許對於帝國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階層更具有吸引力。然而尤裏安這一高度思辨的理念卻和另一種品位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即信仰奇跡、獻祭和相信魔法，這些東西恰恰被那些精英認為是相當粗鄙愚昧的。因此阿米安評價尤裏安道：“他更為迷信，而非真正地尊奉宗教儀式，並且他獻祭了無數犧牲而不考慮花費。”不僅僅是因為基督教宗帝的登基促使各行省多神教信徒廢棄他們在城市中的神廟，並放棄相關的崇拜儀式，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一趨勢也是公眾和那些出身良好的多神教徒對花費甚高的宗教活動缺乏興趣所致。
如果說尤裏安的宗教傾向與當時的時代精神多有衝突的話，他在世俗領域的某些想法也是如此。從本質上來說，尤裏安的政策體現出他決定顛覆戴克裏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其宮廷在規模和壯麗程度上都有所縮減。皇帝回到羅馬世界首要行政長官的角色，而非萬事萬物的主宰。中央政府的功用被逐漸削減，帝國行政管理的運行再度變為更主要依靠城市議會的自治。這一傳統抱負也許會贏得一些人的讚揚，但是逃離城市職責義務的束縛，通過參軍或進入中央政府而功成名就，去體驗宮廷生活的奢華等機會的大門早已向那些帝國新貴敞開了，他們自然不願就此認輸。
因此，當尤裏安於362年離開君士坦丁堡前往安條克時，發現自己的宗教和世俗政策明顯沒有引起沿途城市公眾的熱情和興趣，也許就一點也不奇怪了。而這一傾向在尤裏安與安條克市民發生激烈衝突時達到了頂點。在那裏，尤裏安為阿多尼斯(Adonis)的節日舉行奢侈的獻祭，而這座城市當時正麵臨食品短缺問題。再加上皇帝笨拙地試圖減輕城市饑餓的努力，更是激起了基督徒和多神教徒共同的憤怒。公眾的嘲諷給這位敏感的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回到這一地區時，尤裏安就宣布他要選擇塔爾蘇斯(Tarsus)而非安條克作為他的駐地。
然而，尤裏安於362年在東方的遠行讓他認識到實現自己抱負的艱難。為了實現其目標，他選擇了羅馬皇帝長久以來團結東方操希臘語城市的辦法：發動一場對希臘世界傳統敵人——波斯帝國的戰爭。363年，尤裏安率領6.5萬名戰士進入波斯人領土。阿米安·馬塞利努斯為我們留下了第一手的證據，他記錄了尤裏安一係列輝煌的勝利，直至逼近波斯國王的首都泰西封。在城市守軍的注目下，尤裏安主持了一係列的競技慶典和比賽。一場輝煌的勝利似乎盡在他的掌握之中，這一勝利能夠顯示出他所信奉的宗教的優越性。然而，尤裏安及其幕僚很快就意識到，即使竭盡他們所能，這座城市也是堅不可摧的。正如基督徒納西盎的格裏高利所言：“從這時起，就像沙子從腳下滑脫，抑或如大風暴突然爆發摧毀了艦船，他的前景開始變得灰暗了。”
在此關頭，尤裏安犯下了致命的錯誤。他沒有選擇沿著來時的道路撤退，而是燒毀了軍隊用來渡過幼發拉底河及其支流的船隻，並進一步深入攻擊波斯人腹地。當他這樣做之後，其軍隊士氣逐漸低落、給養供給不力，並飽受搶劫和伏兵之苦。在6月26日的一場戰鬥中，皇帝被一支長矛刺中，那支長矛刺穿了他的肋骨。尤裏安被抬到他的帳篷裏，並於當晚去世。根據阿米安記載，他公開宣稱自己心滿意足，至少他是死於戰場而非倒在“一場密謀”中。其餘的細節就不太能夠確定：有傳言說皇帝實際上是被自己陣營中的基督徒士兵刺殺的。
曆史學家會很輕易地將尤裏安當作無望的理想主義者，其政策注定要遭到失敗。當然，我們很難想象皇帝的世俗政策如何能夠取得成功。然而，尤裏安異乎尋常的多神教政策卻有可能把帝國的政策目標定為：基督教是眾多信仰中的一種，可以容忍它的存在，卻不給予特權。這當然是可以實現的，尤其是如果這位多神教宗帝能夠在波斯戰場贏得他在高盧所取得的勝利時更是如此。如君士坦丁的統治所顯示的那樣，在現世贏得臣民忠誠的最重要因素，是皇帝在軍事上的成功而非其宗教傾向。我們可以從尤裏安去世後的事態發展看到這一點。
他的軍官先將皇冠轉交給上了年紀的多神教同袍薩魯提烏斯(Salutius)。隻是在薩魯提烏斯謝絕後，他們才將基督徒軍官約維安(Jovian)擁上皇位。後者主持了與波斯人的談判，作為撤退的條件，他將邊境城市尼西比斯和一片羅馬人的領土割讓給波斯人。從此再沒有一位多神教徒成為羅馬人世界的主宰。基督教會即將確認這一點。4世紀後半期，尤裏安之前的基督教宗帝對多神教殘餘勢力奉行相對中立的政策，之後則逐漸變得冷酷無情，或使其自動皈依基督教，或用高壓政策使其屈服，以求建立完全基督教化的社會和國家。
約維安帶領士氣低落的羅馬軍隊返鄉，在離開安條克前往君士坦丁堡途中，他於364年2月17日病逝在首都附近。皇位接下來傳給將軍瓦倫提尼安(Valentinian)，他將帝國分給自己的弟弟瓦林斯，後者獲得東部地區，瓦倫提尼安則獲得西部地區，並且居於領導地位。在西部，由於尤裏安率軍遠征，蠻族再次越過多瑙河和萊茵河入侵。瓦倫提尼安在接下來的十一年中花費大部分時間與他們作戰，並在軍事上取得成功。在東部，瓦林斯被迫同時麵對複興的波斯帝國和普羅柯比的叛亂，後者是先皇尤裏安的親戚和支持者。在擊敗普羅柯比後，瓦林斯越過多瑙河與那位篡位者的蠻族盟友作戰，並於369年擊敗了他們。
375年，瓦倫提尼安在多瑙河沿岸作戰期間不幸去世。他已經決定讓其長子、16歲的格拉提安(Gratian)繼承其皇位，並且把這個孩子留在北高盧的特裏爾。事實上，格拉提安以一種不合常規的方式於367年獲得了奧古斯都的頭銜。然而，瓦倫提尼安在多瑙河的軍隊沒有遵從他的遺願，而是擁立其4歲的兒子瓦倫提尼安二世為帝，他的皇宮被設在意大利北部，而格拉提安的支持者依然十分活躍，並控製了高盧地區。
然而，格拉提安的政權於383年受到直接的挑戰，不列顛爆發叛亂，其領導者是來自西班牙的將軍馬格努斯·馬克西姆斯(Magnus Maximus)，在其策動下，格拉提安的軍隊迅速變節。這導致篡位者有效地控製了不列顛、高盧和西班牙地區，而瓦倫提尼安二世的宮廷則被孤立在意大利。馬克西姆斯尋求獲得東部新皇帝狄奧多西一世的承認，後者在379年繼承瓦林斯的皇位。但狄奧多西一世沒有承認他的地位。387年，馬克西姆斯翻越阿爾卑斯山，以求控製意大利和阿非利加，這一行為導致388年狄奧多西一世以支持瓦倫提尼安二世為名入侵帝國西部。馬克西姆斯戰敗被俘後被處決。瓦倫提尼安二世被送到高盧，並在維也納建立其皇宮。在這裏他成為其東部同僚的傀儡，正是後者給予了他皇位。
顯然瓦倫提尼安二世對自己喪失實權感到沮喪，於是他在392年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由此引發了另一場內戰。西部軍隊司令官阿爾伯加斯特(Arbogast)試圖把叫作尤根尼烏斯(Eugenius)的盟友推上皇位。狄奧多西一世為此率領軍隊，於394年對西部發動了新的戰爭。皇帝成功地擊敗篡位者，但是他自己卻在395年去世，並將其帝國分給兩個兒子，西部的霍諾留(Honorius)和東部的阿卡狄烏斯(Arcadius)。
在羅馬帝國東、西部省區關係問題上，從瓦倫提尼安一世去世直到狄奧多西一世去世的這段時間，從各個角度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在西部，能力不足的格拉提安和瓦倫提尼安二世繼承瓦倫提尼安一世的皇位，意味著西部省區，尤其是不列顛和高盧的統治階層缺乏有足夠個人權威或名望的人物來有效地負責軍事事務。首先得到擁護的是馬克西姆斯，之後則是尤根尼烏斯，這體現出如果這些篡位者能夠具備必要的領導力的話，西部社會的上層人士已經逐漸準備好服從他們。西部帝國中央政府的弱化將在395年帝國一分為二之後表現得更為明顯，有兩個現象使這種情況進一步加劇。
正如我們所看見的那樣，羅馬世界的軍事安全在萊茵河與多瑙河以北眾多蠻族部落的壓力下顯得岌岌可危。而那些蠻族部落自身在來自歐亞大草原的任何威脅麵前也十分脆弱。歐亞大草原包括平原和草地，從潘諾尼亞平原，經過黑海北部地區，一直到達遙遠的中國邊疆，其不穩定會導致那些具有高度機動能力的遊牧部落向西遷徙，這也許會促使它們接著進入多瑙河世界，抑或會迫使已經定居在那裏的蠻族部落進入羅馬人的領土。在4世紀時，我們知道被稱作匈人的遊牧部落進行了這種向西方的遷徙，其中的一支將會在北方給羅馬帝國造成極大的混亂。
4世紀70年代中期前的某個時間，匈人看上去已經在黑海北岸和喀爾巴阡山以東自行建立政權，他們首先征服了阿蘭人，接下來與到目前為止統治了這片區域的日耳曼哥特部落發生衝突。376年，一大批哥特難民來到多瑙河北岸。在那裏，他們懇求瓦林斯皇帝能夠讓他們定居在羅馬帝國，他們將為其服軍役以作為獲得土地的回報。瓦林斯答應了他們的請求。然而，這些哥特人卻受到該地區羅馬司令官的惡劣對待，這導致西哥特人於378年發起大規模暴動，他們的領袖叫作非列迪根(Fritigern)。8月9日，哥特人在亞得裏亞堡(Adrianople)以北的大規模會戰中，擊敗一支由4萬人組成的強大羅馬軍團。三分之二的羅馬將士慘遭屠殺，皇帝瓦林斯也在戰鬥中喪命。盡管狄奧多西一世接下來恢複了和平局麵，將西哥特人安置在巴爾幹半島西部，但他們之間疏遠的關係依然是一個不安定因素。
395—410年，局勢再度惡化。狄奧多西一世之死在兩個關鍵方麵損害了雙方關係。其一，狄奧多西一世在西部任命的繼承人霍諾留即位時年僅10歲，其宮廷的實際控製者是西部軍隊司令、有著蠻族血統的將軍斯提裏克(Stilicho)，他是個以對西哥特人抱有敵意而聞名的人物。其二，狄奧多西一世之死使西哥特人有機會在其新領袖阿拉裏克(Alaric)的領導下從羅馬人那裏獲得更為優厚的待遇。為此，他們定期攻擊羅馬人在巴爾幹的據點，並逐漸擴張到意大利地區。在君士坦丁堡，這種行為激起反抗哥特人的起義，在這一年共有400名哥特士兵在城中被殺。
在西部地區，斯提裏克發動一係列戰爭來應對這些進攻，但都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戰果，最終他不得不於407年與西哥特人達成協議，為他們提供津貼、賠款和榮譽頭銜。然而，在西部也爆發了反對蠻族的運動。408年，斯提裏克及其追隨者被處決，這使得西部帝國的宮廷與西哥特人的條約出現變數。為了對西部政府施壓，阿拉裏克率領他的軍隊進入意大利。因為談判陷入僵局，他於410年率領軍隊洗劫羅馬城。起先這是東部帝國所麵臨的困境，但由於狄奧多西一世將西哥特人安置在巴爾幹半島西部，因此它逐漸成為西部帝國的全麵大危機。
這場危機中最引人注目的也許是羅馬野戰部隊在麵對蠻族進攻時的無能為力。哥特人在5世紀頭十年出現在意大利必然意味著帝國統治者需要將注意力過度集中於半島地區，以至於無法有效地集中力量以應付高盧地區的形勢變化。從395年起，宮廷遷移到米蘭，之後又於402年遷到拉韋納，借此更好地應對西哥特人的挑戰。相應地，西部殘存省區的軍隊司令官和帝國官員也不得不僅僅依靠自己的資源。但是406年之後，帝國西部地區在軍事問題上應對乏力已不僅僅是因為遠離皇帝的控製，更直接的原因是帝國在西部地區的軍隊沒有足夠的資源來維持基本的防衛。
這是由4世紀新貴族階層的出現而導致社會經濟“發展”引發的結果。這一新精英集團的成員極力確保自身的社會和政治特權，他們為了擴大自己莊園領地的麵積而去侵犯小土地所有者和省區下層民眾的利益。這一過程在4世紀的“莊園繁榮”(villa boom)時期可以得到體現，考古學家在西部地區確認了這一現象，同時，一位學者曾經描述道，這一時期貴族的財富像“滾雪球”一般激增，這一點可以在史料中得到證實。東部地區也是如此，那裏現存的大量4—5世紀的法令都顯示皇帝曾試圖限製這種現象。這些法令可以讓我們產生很多聯想，因為那些帝國的統治者聲稱，富有的大地主正在大範圍地運用其影響力和特權來逃避稅收。
稅收的減少無疑會削弱羅馬國家的財政基礎，尤其會切斷軍事命脈，這是帝國最為主要的一項開銷。因此，在5世紀初期西部帝國的統治者已經逐漸無法通過增加收入來維持一支常備軍了。
由於蠻族的入侵，加上自身應對乏力，西部帝國的宮廷陷於癱瘓境地，隨著5世紀後時間的流逝，它已經變得越來越無足輕重。帝國官員發現，自己不得不與蠻族進行一些交易，這樣至少還能有權使用部分軍事力量。例如418年，西哥特人被安置在阿基坦(Aquitaine)，他們在圖盧茲(Toulouse)建立王國。作為回報，他們答應保護這一地區免遭其他蠻族的破壞。這樣，西部地區各省的社會上層人士出於政治目的開始匯聚到蠻族領袖的王宮中，而拉韋納皇宮的勢力則逐漸退出視線。到5世紀中期，皇帝有效掌握的地區隻剩意大利了。
如果說5世紀對羅馬帝國西部省區的政府結構來說是個關鍵性時期的話，東部的形勢則沒有發生那麽翻天覆地的變化。西哥特人的遷徙加上匈人逐漸向西進行的軍事活動意味著，對於君士坦丁堡來說，蠻族問題沒有拉韋納那麽緊急。即使如此，東部當局也沒有什麽辦法來阻止匈人入侵巴爾幹半島。阿提拉於453年去世，匈人政權隨之土崩瓦解，但他們又不得不允許一大群有潛在危險的東哥特人定居在巴爾幹北部，這些人之前是匈人的屬民。最終，大批東哥特人於489年被皇帝說服，在其首領狄奧多裏克(Theoderic)的率領下揮師西進，從奧多亞克手中奪回意大利。狄奧多爾克在那裏建立了新的政權，他在口頭上虛情假意地承認帝國的宗主權，但僅此而已。
至關重要的是，5世紀是羅馬與波斯關係的緩和時期。這兩大帝國都充分意識到它們麵臨著由歐亞大草原的混亂局麵造成的巨大威脅。在這一背景下，合作就成為一種必要的選擇。然而，我們也不應過分誇大東部帝國在5、6世紀之交時的實力。東部帝國統治當局無法為西部的防衛做出任何實質性的貢獻。從東部帝國現存的法律文獻以及埃及的檔案文書中可以看出，和西部一樣，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也在戰爭中遭受失敗，他們無力阻止貴族莊園的擴張，以及那些莊園主人的逃稅行為。君士坦丁堡政治局勢時有不穩定，特別是在澤諾皇帝統治時期(474—491年)出現了一係列宮廷陰謀和起義活動。
另有兩個因素進一步削弱了帝國的統治權力。首先，從451年的卡爾西頓基督教大公會議(the Ecumenical Council of Chalcedon)起，東部教會就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場基督身份中神人兩性關係問題的痛苦爭論之中。在該次會議上達成的關於這一關係的定論遭到埃及和敘利亞地區教會領袖的激烈反對。大部分埃及教會人士拒絕接受卡爾西頓神學理論的行為對皇帝權力構成了直接的挑戰，為此皇帝想盡各種應對方式，包括有限度地迫害、哄騙以及妥協，但是一切都是徒勞無功的。皇帝阿納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Ⅰ)比較同情反卡爾西頓派的傾向激發了親卡爾西頓派的敵對情緒。這場爭論令人非常頭疼，同時讓所有人精疲力竭。
查士丁尼一世統治早期，對上述每一項威脅帝國統治的挑戰都做出有力的回應。他的即位標誌著自戴克裏先以來羅馬統治者最強有力的時代的到來。527—541年，其主要目標集中在徹底重建羅馬國家上。查士丁尼一世於527年繼承其年邁的舅父查士丁的皇位，成為帝國唯一的奧古斯都。查士丁尼一世和他的舅父一樣是位軍人，他奪得皇位的首要基礎是軍隊的支持，這就在君士坦丁堡的貴族圈內引發一些猜疑。因此，對於新皇帝來說，他必須要盡快地樹立自己的權威。
查士丁尼一世在527—541年間實行的改革應該被看作一個整體。正如他在君士坦丁堡建造的那座穹頂奇觀，即聖智教堂(Holy Wisdom)或聖索菲亞教堂一樣，重新樹立皇權具有主宰萬物的權威的觀念需要依靠一係列涉及眾多領域的政策作為支撐，這其中包括了宗教、法律、行省管理、財政政策和皇權觀念等。
首先，查士丁尼一世再次重申皇帝對其臣屬的宗教生活的控製權。新皇帝於528—529年發布的第一批法令就推出迫害上層社會中的多神教徒殘餘分子、異端分子和同性戀者的政策。523年，查士丁尼一世第一次千方百計地努力調和教會中卡爾西頓會議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的矛盾，試圖確立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神學信仰，並且斷然無情地懲戒和放逐那些違抗皇命的主教。與此同時，皇帝希望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試圖成為臣民宗教生活中的神學仲裁者。查士丁尼一世比他之前的曆代皇帝更為明確地宣稱，皇帝和教士的權威都來自同一個神聖的源泉，因此皇帝有責任獨自控製教士和基督教會的活動。皇帝的典禮儀式也逐漸變得更具宗教氣息，強調皇帝處於神權與世俗權力交匯點這一獨一無二的地位。
除了堅定不移地重新在自己臣民的宗教生活中樹立皇帝的核心地位之外，皇帝試圖再次明確他對世俗政府的控製。528—534年，查士丁尼一世的顧問團隊更新並編纂帝國的民法，重塑原有的法律結構，以為現實需要服務。皇帝在羅馬傳統中有史以來第一次被確立為法律唯一的源泉。正如查士丁尼一世所言，是皇帝“賦予法律以生命”。
在帝國新法律架構出台的同時，查士丁尼一世試圖使該法律更為有效地為其臣民服務。535—539年，他向至少17個行省的政府和管理機構頒布法令，以阻止這些總督因接受貴族大地產者的賄賂而貪贓枉法，並確保至關重要的稅收收入。正如查士丁尼一世於539年在埃及發布的敕令所言，城市議會議員、大地產者和帝國官員的逃稅行為“嚴重危害了我們國家自身的凝聚力”。
然而，查士丁尼一世及其大臣事實上是在試圖恢複舊有的氛圍。立法計劃雖然是對現實的革新，但這些法律和行省管理上的改革表麵上卻表現為複古和恢複傳統。法律得以恢複往日的榮光，行省管理方麵的改變也力圖與古代皇帝的規定相吻合。除此之外，查士丁尼一世對帝國東方、北方和西方的入侵之敵采取富有攻擊性的策略。在與波斯的關係方麵，他遵循先輩皇帝查士丁和阿納斯塔修斯一世的政策，重修帝國與波斯邊境上的許多防禦工事。同時，他還在具有至關重要戰略地位的外高加索地區擴張帝國的勢力，並且積極扶植羅馬帝國在波斯側翼阿拉伯地區的代理人，即加薩尼德(Ghassan)部族的首領。
同時，查士丁尼一世在其統治早期鞏固了帝國在巴爾幹半島的勢力。他對多瑙河地區的蠻族部落奉行狡猾的種族政策，挑動它們彼此爭鬥不休。在羅馬帝國疆域內，他在巴爾幹內地建立了許多城堡、城牆和防禦工事，以減少蠻族入侵帶來的損失。
在軍事方麵，東方和北方邊境是查士丁尼一世重點關注的地區，幾乎在任何時候都不掉以輕心。6世紀30年代，皇帝利用北方汪達爾王國和意大利哥特政權的政治動**，試圖恢複羅馬人對這些地區的直接統治。從很多方麵來看，這是一場投入不大的戰爭：進攻北非的大約隻有1.5萬名將士，而在曠日持久的意大利戰場，也隻投入3萬多軍隊。然而，這些在西部的突襲行動卻取得成功。533—534年他奪取北非；在535—553年的戰爭之後，意大利也被收複。6世紀60年代早期，查士丁尼一世的軍隊甚至能夠在西班牙南部取得立足之地。這些勝利對於恢複帝國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世界的政治、意識形態和軍事領域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
然而，從6世紀40年代開始，查士丁尼一世統治的前十四年間那種典型的雄心勃勃、充滿自信的情緒開始讓位於相對更為悲觀的態度。這有幾點原因。一些思想守舊的人士，如曆史學家普羅柯比和另一位當時的作家呂底亞的約翰(John the Lydian)覺得恢複羅馬帝國往日榮光的代價太大。這兩位作家都旗幟鮮明地否定查士丁尼一世內政和財務首席大臣卡帕多西亞的約翰(John the Cappadocian)的政策。約翰後來失去皇帝的寵幸，並於541年被放逐，也許就不會令人感到驚奇了。此外，盡管查士丁尼一世對波斯采取更有攻擊性的立場，薩珊王朝依然有能力突破帝國的東部防線。540年，波斯國王科斯洛埃斯一世(Khusroes Ⅰ)從美索不達米亞入侵羅馬帝國邊界，並洗劫了安條克城——這一事件給普羅柯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作品中記載，當打算通報這場大災難時，他為此“感到頭暈目眩”。
也許最為關鍵的在於，查士丁尼一世的內政、財政和宗教政策自身也開始麵臨困境。關於卡爾西頓會議的爭端很明顯越來越趨於糾結難解。在553年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上，查士丁尼一世的神學家認真製定神學規範，試圖滿足各派的需要。
然而此時此刻，在卡爾西頓問題上的衝突已經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這些衝突的參與者根本沒有興趣達成教會內部的和解，因為他們認為和解對於他們各自尊崇的前輩英雄是一種不敬之舉。
在財政方麵，帝國於6世紀40年代遭遇嚴重的淋巴腺鼠疫的衝擊，這場瘟疫始於中非地區，於541年經紅海首次傳入帝國境內。這場瘟疫很快從埃及傳播到君士坦丁堡、巴勒斯坦、敘利亞、小亞細亞、巴爾幹半島、北非和意大利各地。瘟疫的第一波傳染及之後的反複肆虐重創了帝國的城市和鄉村腹地，許多不同地區的同時代作家都記錄了這一事實。普羅柯比就曾記載，當瘟疫傳到君士坦丁堡時，每天都奪去上萬人的性命。以弗所主教約翰親眼見到“許多村莊的居民都在瘟疫中全部喪生”。帝國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這一數字不僅意味著許多人遭受悲慘了的命運，還意味著帝國失去了許多納稅人，而他們正是國家依賴的對象。這場瘟疫暴發之後多年，帝國的金幣一再貶值，這是因為統治者試圖將有限的資源應用於更廣的範圍。
與此同時，皇帝努力阻止行省貴族進一步擴張地產，但他遏製大地主庇護與逃稅行為的努力均告失敗，這進一步減少了對國家至關重要的收入。查士丁尼一世關於行省的一些改革逐漸被顛覆，皇帝及其顧問的某些立法權也慢慢失去效用。
565年，查士丁尼一世去世了。宮廷詩人考利普斯(Corripus)寫道：“這個令人敬畏的男人去世了，他很明顯地曾經征服過這個世界。在舉國哀傷之中，唯有他虔誠的麵容看起來喜樂歡欣。”關於查士丁尼一世的記憶，在之後數代皇帝的腦海之中若隱若現，正如他在君士坦丁堡修造的那些偉大建築一樣，長久地統治著這座中世紀的城市。然而，盡管查士丁尼一世的這些建築是如此宏偉，但是其統治受到瘟疫以及社會、宗教動**的影響，最終是在令人失望的氣氛中結束的。查士丁尼一世交給其繼任者查士丁二世的是一個疆域更為廣闊的國家，然而它卻是那麽脆弱，並且陷入財政危機之中。
阿瓦爾人在多瑙河以北坐大，使查士丁尼一世“分而治之”的政策越來越趨於無效。為了逃離阿瓦爾人的控製，斯拉夫人和倫巴德人(Lombards)同時進入帝國疆域，他們分別進入巴爾幹半島和意大利。568—572年，意大利半島大部分地區淪陷了。6世紀80年代，從塞薩洛尼基到雅典的眾多巴爾幹城市都遭到阿瓦爾人和斯拉夫人的反複洗劫，阿瓦爾人主攻北部平原地區，而斯拉夫人則趁機向南入侵山區、高原和森林地帶，並在那裏定居。6世紀90年代，莫裏斯(Maurice)皇帝在多瑙河沿線及其北方發動一係列成功的戰役，盡管這些突襲令人印象深刻，卻對拯救該地區別處的形勢收效甚微。經濟是該時期最主要的問題。588年，軍費被縮減25%，這導致帝國東部邊境爆發大規模的兵變。
6世紀晚期，與波斯人的戰爭時斷時續。盡管羅馬人在阿拉伯地區的勢力遭到削弱，帝國在外高加索地區卻取得重要的進展，當時莫裏斯皇帝利用了針對波斯國王霍爾米茲四世(Hormizd Ⅳ)的政變。他於591年協助薩珊國王之子科斯洛埃斯二世登上皇位，作為回報，他取得大片波斯領土。科斯洛埃斯二世一直希望廢除這個條約。十二年後，他終於得到機會。
602年，帝國軍隊正在多瑙河以北與斯拉夫人作戰。莫裏斯命令軍隊在冬天繼續戰鬥。由於他過度節儉，這位皇帝在軍隊中已經不受歡迎，於是多瑙河地區的部隊在一位叫作福卡斯(Phokas)的軍官的帶領下發動叛亂。大軍朝君士坦丁堡進發。602年8月23日，福卡斯被擁立為奧古斯都。幾天後，莫裏斯及其5個兒子中的至少4個一起遇害。
莫裏斯之死和福卡斯的即位將帝國拖入長時間的內戰中。一本7世紀的亞美尼亞曆史書很好地記錄了帝國的重大事件，它描繪出羅馬世界各行省的血腥場麵。科斯洛埃斯二世打算借此良機奪回他於591年被迫割讓的領地。羅馬人無力抵抗，這進一步刺激了波斯國王不斷膨脹的野心。603年，當羅馬軍隊已明顯陷入混亂時，科斯洛埃斯二世攻破羅馬邊防，占領多個城市與要塞。到609—610年時，波斯人已經抵達幼發拉底河。接下來雙方在敘利亞激戰。611年，波斯人已推進到安納托利亞。
波斯人的這些重大勝利使帝國的政治形勢更加趨於動**。608年，迦太基總督發動叛亂。609年，他的侄子尼塞塔斯(Nicetas)進軍埃及並占領亞曆山大裏亞。610年10月3日，總督之子希拉克略率領一支艦隊兵臨首都城下。福卡斯的支持者拋棄了他。兩天後，福卡斯死於非命，希拉克略則代替他成為皇帝。
到615年時，膽戰心驚的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希望求得和平。他們派出級別很高的使團去麵見科斯洛埃斯二世。這位國王被稱為“至高無上的皇帝”，而希拉克略則被形容為波斯國王“真正的兒子，他一直渴望能夠盡其所能為閣下服務”。元老院願意承認波斯帝國為羅馬的宗主，羅馬帝國則稱臣納貢。科斯洛埃斯二世的回應是直截了當的：他囚禁了這些使節，沒有絲毫的憐憫。波斯人打算徹底消滅這個自古以來的宿敵。
此時，波斯人已經準備好占領埃及。619年，亞曆山大裏亞陷落，同年，波斯人似乎已經完全控製這個行省。波斯軍隊還繼續向安納托利亞推進，兵鋒直指君士坦丁堡。622年，波斯人襲擊安納托利亞高原西北部，在那裏他們遭遇羅馬皇帝領導的抵抗。然而，羅馬人在安納托利亞做出的種種努力因巴爾幹半島出現危機而半途而廢，皇帝被迫返回首都。623年，安卡拉城(Ancyra)陷落，波斯海軍也多次發動戰役並取得成功，進而占領了羅德島和其他一些島嶼。
波斯人以冷酷無情的態度持續向帝國殘存領土施壓。希拉克略此時麵臨生死攸關的抉擇。他可以選擇坐以待斃，等待波斯人前來進攻，並做些希望甚微的抵抗，最終幾乎無望贏得勝利；或者他可以把“謹慎”二字拋到九霄雲外，主動與敵人戰鬥。他選擇了後者。615—622年，希拉克略製定一係列危機應對政策，以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實施其計劃。他將官員的工資和軍費減半，並徹底變革政府結構。他沒收教堂的黃金飾品和銀盤，盡取城市的財富。這些錢被用來在巴爾幹半島向阿瓦爾人納貢求和，並且對外高加索和被占領地區的基督徒提供支持。他還充分運用宗教宣傳，利用人們當時普遍存在的相信天啟的情緒，將耶路撒冷的陷落與恐怖的災難緊密相連。並且同時，皇帝組織“新模範軍”——這是一支訓練有素的步兵，他們精通遊擊戰術，且為宗教狂熱所鼓舞。他清晰地闡明，這是一場對波斯異教徒的聖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