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拜占庭(Byzantion)這個名詞的拉丁語形式為Byzantium，是一個位於色雷斯地區博斯普魯斯海峽入海口的希臘殖民地的名字——這是一個自然風光極其秀麗，同時兼具重要戰略價值的地方。大約在建城一千年之後，拜占庭被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選為皇帝的駐地(324年)，並將其改名為君士坦丁堡新羅馬(Constantinopolis nova/altera Roma)。這種行為在當時並非沒有先例：君士坦丁偉大的先輩戴克裏先皇帝(Diocletian， 284—305年在位)就曾經把自己的寶座安置在附近的尼科米底亞城(Nicomedia，今伊茲米特)，並且致力於“使它與羅馬難分伯仲”。但是，與尼科米底亞和其他幾個臨時的首都很快失去其地位不同，君士坦丁堡取得了長久的成功，這座“統治之城”延續了11個世紀，這還不包括之後奧斯曼蘇丹5個世紀的統治史。

從曆史的長期發展來說，君士坦丁這一充滿靈感的舉動表麵上看起來是一次統治權的遷移(translatio imperii)，即在一個新宗教的護佑下，在一個新地方開啟了一個新進程，也就是一次革新。然而，實際上並非如此，這樣做並不一定是要與過去的傳統一刀兩斷。新羅馬包含了舊羅馬的元素。甚至有傳言說，君士坦丁秘密地將特洛伊的守護神從羅馬移出，並將其埋於他在君士坦丁堡豎立的那根巨大的斑岩石柱之下。順便提一句，這根石柱曆盡滄桑，至今依然屹立不倒。安淑撒(Anthusa)其實就是羅馬弗羅拉神(Flora)的複製品，君士坦丁堡就是獻給這位神秘的命運女神的。

君士坦丁的繼任者繼續自視為合乎法統的羅馬皇帝，正如他們的臣民自稱羅馬人(Romaioi)一樣，盡管許久以後，他們已經忘記了這個詞的拉丁語讀音。他們沒有為自己尋找其他的祖先。我們任舉一例，當11世紀的博學家米海爾·普塞羅斯(Michael Psellos)為了指導他的學生——皇帝米海爾七世(Michael Ⅶ)而編纂一部入門的史書時，是從羅慕路斯(Romulus)和雷穆斯(Remus)開始記述的。他寥寥數筆就帶過了王政時代的諸王和共和國時期的執政官，接下來詳細地記錄了皇帝的世係傳承。這一譜係開始於君主政體的創立者尤裏烏斯·愷撒(Julius Caesar)，直到巴西爾二世(Basil Ⅱ)和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Ⅷ)為止。奧古斯都(Augustus)，而非君士坦丁，是其曆史中的關鍵人物，因為他的統治時期恰好與我主上帝道成肉身的時間相吻合，這是當時普世曆史中的核心事件。基督教和羅馬的君主政體，實際上是同時產生的。

直到十字軍時代，古羅馬的外衣才漸漸被脫去。那個時候，東部帝國和西歐逐漸被迫擁抱在一起，而雙方卻都不懷有任何愛意。在西歐人看來，君士坦丁堡的王國毫無疑問是個希臘人的國家，而且還是個分裂出去的政權。作為回應，一些希臘的知識分子則將他們自己與古希臘的榮光聯係在了一起(見第十一章)。然而，“種族認同”在那個時代廣受關注的說法是不正確的。當時，導致裂痕產生的重大爭議在於宗教，即是否順從羅馬教宗、聖靈如何臨在、煉獄、教士的獨身生活、在聖餐儀式中使用發酵麵餅還是無酵麵餅等問題。正是它們導致希臘人和拉丁人彼此分隔。隻有解決了這些問題，基督教世界才能在教宗的領導下，重新以羅馬之名聯合在一起。

約翰·曼德維爾(John Mandeville)爵士在14世紀中葉依然可以使用“希臘皇帝”這一稱呼，但是，這在文藝複興時期更富學者氣息的環境中卻不那麽恰當了。“希臘”此時特指古希臘或者地理上正被土耳其人占領著的希臘地區。已經於1453年滅亡的君士坦丁堡的王國需要一個獨有的稱謂，這就是“拜占庭的”(byzantinus)這個形容詞產生的背景。這個詞比“君士坦丁堡的”(Constantinopolitanus)更為簡便，同時帶有讓人愉快的“古典”光環。現在，人們可以使用“拜占庭文獻”(scriptores byzantini)、“拜占庭曆史”(historia byzantina)和“拜占庭帝國”(imperium byzantinum)這些概念了，盡管由曆史學家路易·庫讚(Louis Cousin)撰寫的最早的關於拜占庭的大部頭史書(1672—1674年完成)依然被冠以《君士坦丁堡史》(Histoire de Constantinople)之名。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最早一部在書名中使用“拜占庭”這一名稱的英語作品是喬治·芬利(George Finlay)於1853年撰寫的《從716年到1057年的拜占庭帝國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from 716 to 1057)。在英語世界中，“拜占庭”(Byzantium)這個詞用來形容一個帝國而非那座城市的現象要到20世紀時才變得普遍，而在法國、德國和俄國則要更早一些。

這樣，當“拜占庭”這個概念不再帶來不便的時候，它就成了一個方便的術語。在合理的界定下，拜占庭必須被視為羅馬帝國在地中海世界東部的直接延續者，即羅馬帝國在語言和文化上受到希臘影響的那個部分。作為一個延續的概念，它沒有起始，盡管一些有象征意義的日期已經被用來當作其曆史的開端：如戴克裏先登基(284年)、君士坦丁堡奠基(324年)、君士坦丁堡落成典禮(330年)、將基督教作為帝國唯一排他性的宗教(380年)、帝國被劃分為東西兩個部分(395年)、西部帝國的滅亡(476年)，乃至利奧三世(Leo Ⅲ)自立為王(716年)等，其中最後一個時間點目前依然被《劍橋中世紀史》(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采用。對於這些日期，或多或少都會產生一些有說服力的反對意見。然而，這並不能解決問題，很可能更應該歸因於感覺，而非一種“客觀的”、被假定當作曆史分期基礎的標準。對於我們來說，羅馬是我們的文明之源，根據我們的定義，它屬於古典世界的範疇。當我們凝視著和平祭壇(Ara Pacis)、圖拉真圓柱(Trajans column)上的浮雕，抑或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騎馬的雕像時，我們是在和羅馬的精神進行交流。但是，當我們在拉韋納(Ravenna)聖維塔利教堂(San Vitale)著名的描繪有查士丁尼(Justinian)的鑲嵌畫前沉思時，我們會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它所描繪的不再是一個自然主義風格的宗教儀式畫像(敬奉一個聖杯)，而是一個聖像。查士丁尼頭頂光環，他和他的隨員們正麵對我們，身後則是金光燦燦的背景。我們沒有即刻理解藝術家的意圖，他表現的是一個向右側行進的隊列，這就是為什麽這些人物雖以正麵示人，卻都踩在彼此的腳尖之上。在我們的眼中，聖維塔利教堂的查士丁尼看起來是一個純正的拜占庭人；然而真正的查士丁尼，這個操著拉丁語、征服了意大利和北非的羅馬法最偉大的編纂者，卻將自己看作一個純粹的羅馬皇帝，他的後人也是如此。

那麽，我們要把分期線劃在何處呢？如果能夠不再徒勞地尋求一個從羅馬到拜占庭轉型的精確時間，而去尋找一個或幾個更寬泛的、見證了深刻變革的時間段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存在著兩個這樣的分期帶。第一個可以被定位在4世紀，第二個則大約在575—650年。這兩個時間段的性質並不相同。第一次轉變更多地發生在文化領域，而非政治領域，它與基督教被當作國家官方信仰聯係在一起。這一說法並非排斥在這一時期發生的其他更有形的變化，如國家機器在行政、軍事以及財政方麵發生了徹底的變革(財政方麵的變革在戴克裏先時期就已出現)，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得到發展，皇帝的主要駐地東移到君士坦丁堡，以皇帝身邊機構為基礎的一個新精英階層開始出現等等。然而，如果從一個長時段予以審視，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增加省區數量，不是引入稅收普查，也不是改革貨幣，而是將一種嶄新的意識形態強加於帝國所有臣民，並壓製那些異見者。

第二個切口(coupure)則更為明顯和令人傷痛。它的標誌不僅是在巴爾幹和近東地區丟失了廣闊的國土，還包括城市生活的衰落。城市曾經是古代的一個主要特征(見第二章)，此時許多城市從地圖上被抹去；另一些城市規模顯著縮小，淪為防衛要塞，或者被遷移到附近的山頂。曾經是省區政府支柱的城市精英和那些文雅的文學一起消失了。生活變得鄉村化和軍事化了。

在我們提到的這兩個時間段之間的時期，我們把它稱作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這一概念的獨特性僅僅在最近五十年方才得到承認，並且變成學術上的一個熱點問題。的確，古代晚期的時間界限有些模糊不清：一些學者將它的起點定在公元200年，另一些學者則將其終點延長至公元1000年。然而，比較常見的是284—602年的說法，這是瓊斯(A. H. M. Jones)在其不朽的著作《晚期羅馬帝國》(Later Roman Empire)中的觀點。另一種得到承認的時間定位是284—641年，這種說法見於同樣重要的名著《晚期羅馬帝國列傳》(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這樣的界定很符合拜占庭研究的視角。

古代晚期涵蓋了羅馬人的整個世界，無論是拉丁的還是希臘的部分。它所囊括的羅馬、米蘭(Milan)、特裏爾(Trier)、拉韋納、迦太基(Carthage)與君士坦丁堡、安條克(Antioch)、亞曆山大裏亞(Alexandria)、以弗所(Ephesus)一樣重要。無論是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還是納西盎的格裏高利(Gregory Nazianzen)；無論是安布羅斯(Ambrose)，還是“金口”約翰(John Chrysostom)；抑或阿米安(Ammianus)，以及普羅柯比(Procopius)，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除了語言有所不同，古代晚期的文化氛圍是相當一致的。確實，精英群體之間存在的語言溝壑比之西塞羅(Cicero)時代更深了一些(如奧古斯丁就不太懂希臘語，也沒有幾個東方學者去學習拉丁語)，但是有一種文化交流的方法始終存在著，精英教育以相同的準則為基礎，翻譯工作也在雙向進行。阿米安是一個希臘人，卻選擇用拉丁語進行寫作。在東方，直到6世紀下半葉，學習法律或在政府某些部門服務，都需要掌握拉丁語。最權威的拉丁語語法手冊，即普利西安(Priscian)的《語法慣例》(Institutiones)，是在君士坦丁堡編纂的。狄奧多西(Theodosius)和查士丁尼的法典也是如此。

古代晚期提供了一種文化土壤，在這裏同時孕育出了中世紀的西歐與中世紀的東方。一個需要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麽它們的發展如此不同？或者換句話說，為什麽作為歐洲毋庸置疑的一個部分，拜占庭偏離了我們認為的(我們的認識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歐洲前進的陽關大道？本書不會直接回答這一問題，但是富有思想的讀者可能會在心中深思一番。

拜占庭滅亡的日期沒有什麽爭議，人們一致認為是1453年5月29日，星期二。當奧斯曼蘇丹的近衛軍(Janissaries)從已有千年曆史的狄奧多西城牆的缺口攀過時，當一縷神奇之光從聖索菲亞教堂(St Sophia/Hagia Sophia)的穹頂直射蒼穹時，拜占庭的大幕落下了。如果我們將拜占庭首先視為一個國家概念，即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的話，那麽1453年毫無疑問是它恰當並動人心魄的末日。然而，如果我們遵循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的觀點，將拜占庭看作一個文明而非國家的話，故事在此時卻並沒有結束。從地理上看，拜占庭延展並包括了所有信奉東正教的國家——俄羅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以及被征服的希臘。從時間上看，它即使沒有延存至今，也至少延存至公元1800年前後，歐洲啟蒙運動和受到鼓舞的民族主義浪潮最終破壞了當時還被承認的拜占庭生活方式。尼古拉·約爾加(Nicolae Iorga)撰寫的名作《拜占庭之後的拜占庭》(Byzance après Byzance， 1935年)中的故事，依然體現了它所處地區的錯綜複雜。

如果說，時至今日我們還能講述拜占庭往事的話，那麽這是因為，大體看來拜占庭有持續修史的傳統，盡管有些時代的曆史記載粗略一些，而有些時代則更為完整。那些史料的性質和存佚與否很自然地決定了我們的知識範圍。就其性質來說，主要有三種形式：古典化的曆史作品——基本上源於古代的典範，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波利比烏斯(Polybius)的作品、編年史和教會史。古典化的曆史作品致力於對重大事件進行詳盡和優美的記述，理想上來說是作者記載親身經曆的事情，因此這些著作的時間跨度都比較短。讀者群體更為廣泛的編年史作品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它們是用日常用語寫成的，意在概述自創世之日起，直到編史者所處時代萬事萬物的全貌。按照時間順序編成的條目都很簡略，並且沒有呈現出事件之間的因果聯係。編年史更多起到的是曆史教育的作用，而不被視作文學著作，這就意味著，一旦有新的或修訂後的編年史作品出爐，老版本常常會被束之高閣。愷撒裏亞的尤西比烏斯(Eusebius of Caesarea)於公元300年左右始創教會史，這種形式的曆史作品關注主教之位的傳承，尤其詳於記載教義爭端，同時也涵蓋了一些世俗的內容。該類作品的一個獨有特點是引用原始文獻，這使其成為現存史料中最具學術氣息的一類。不幸的是，用希臘語編寫教會史的傳統在公元600年左右中斷了。拜占庭世界沒有怎麽出現地方性或修道院的編年史，而在西歐這恰恰是十分普遍的。

現存的史料在拜占庭千年的曆史中分布極不均勻。一些時代，如尤裏安(Julian， 361—363年在位)短暫的在位時期和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長久的統治時期，史學成就輝煌燦爛，而其他一些時期則極為暗淡無光。非常奇怪的是，4—5世紀，甚至包括君士坦丁的時代，除了教會史之外，很少有重要的長時間跨度的原始文獻存留至今。7—8世紀，甚至9世紀都是眾所周知的史學黑暗時代。這一時期帝國正開始從內憂外患中複蘇，但記錄該時期曆史事件的文本都是一百年之後編纂的，這就讓這些記載受到了質疑。從10世紀中葉開始，曆史記錄變得豐富起來，直到帕列奧列格時代(Palaiologan period)達到全盛，然而這卻是拜占庭曆史上最不重要的一個時段。

除了分布不均勻之外，我們還可以發現，大量史料會因宗教或王朝更迭等原因被故意歪曲。支持異端教義的皇帝無一不遭到例行公事般的詆毀，如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Ⅱ， 641—668年在位)和那些支持毀壞聖像的皇帝，他們實際上一直殫精竭慮地為生存而奮鬥，並成功地保護了帝國。而遠沒有那麽美好的伊琳妮(Irene， 797—802年在位)統治時期則被粉飾得光彩亮麗，隻是因為她恢複了“正統的”信仰。尼基弗魯斯一世(Nikephoros Ⅰ， 802—811年在位)是一個機敏的改革家，卻遭到了抹黑，因為他顛覆了伊琳妮的統治。米海爾三世(Michael Ⅲ， 842—867年在位)被塑造成了另一個尼祿(Nero)，他的形象是一個酒鬼和浪**子，這是為了襯托謀殺他的巴西爾一世(Basil Ⅰ)的正麵形象，後者建立了延續時間長久的馬其頓王朝(‘Macedonian dynasty)。這些篡改是如此徹底，以至於我們幾乎很難了解到曆史的真相。

大部分拜占庭曆史著作關注的都是皇帝的言行、叛亂、戰爭、宮廷秘聞以及主教之間的分歧這樣的事情。這導致我們今天撰寫的拜占庭史依然不可避免地涉及這些內容。當然，也存在一些能夠偶爾提供其他信息的史料，如皇帝敕令、聖徒傳記(這類史料數量很多，內容高度程式化，並且其風格往往流於虛幻)、書信集、會議法案、辯論文章、華麗的演說詞、詩歌，以及其他一些非希臘語的，如拉丁語、阿拉伯語、敘利亞語和亞美尼亞語的文獻。然而，即使這些五花八門的材料可以作為補充，其中心內容依然是皇帝逸事、密謀詭計和戰爭。這些故事至今還吸引著大量的讀者。但是大多數專業的曆史學家，不管自己的興趣是什麽，他們都更願意談論一些不同的話題，即研究隱藏在故事背後的經濟、社會或人口統計等機製性問題。這是有形的事件史(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之下的基石。解釋是什麽原因讓帝國在9世紀中興，顯然比探討米海爾三世到底是不是個酒鬼更有意義。

如果在這個方麵，拜占庭史學看起來是中世紀研究中最落後的領域的話，那麽這一缺陷與其從業者並無幹係。我們對西歐社會和經濟詳盡的了解，是建立在數以千計保存至今的憲章、教區記錄、稅收登記簿、遺囑和合同等文件基礎之上的。而關於拜占庭，我們隻有很少的文件資料，並且置為數眾多卻晦澀難解的、由埃及紙草文書提供的阿拉伯征服之前的佐證於一旁。到了中世紀的時候，我們僅僅擁有一些涉及土地占有的修道院檔案〔主要在阿索斯聖山(Mount Athos)、南意大利、希俄斯島(Chios)、帕特摩斯島(Patmos)，此外還有一小部分來自小亞細亞地區〕、少量修道院創立者製定的章程、涉及黎凡特(Levant)貿易的意大利文件、一份1315—1402年牧首法庭的登記簿，以及其他一些零碎的殘篇。我們不能指望這些貧乏雜亂的材料會突然增多，我們也無法依靠石碑上的銘文加以彌補，盡管後者為我們提供了如此之多的古代社會、製度和宗教方麵的信息。

雖然幾乎沒有文件留存至今，但是我們能夠看到數量相當可觀的鉛封(大約有5萬件之多)。這本來是文件的附著之物，卻逐漸被刊印出來，當作史料利用。其中包含的主要是人名和頭銜，但是偶爾也能瞥見其他的內容，如貿易信息，因為攜帶這些商業(commerciarii)印章的人可能是海關官員。錢幣也已經成為極為有用的史料。錢幣的金屬純度、在黑暗時代幾近消失的小麵值硬幣、錢幣貯藏的地理分布、拜占庭錢幣在帝國境外的影響範圍等都是研究拜占庭史的曆史學家正在發掘的資料。

最後，考古學也許是能夠擴充我們知識範圍的最有效途徑。多虧了考古發現，我們已經對古代晚期東部帝國許多城市的城市生活有了一個所謂視覺印象。這些城市中有一些是大都市，如以弗所；還有一些是中型城市，如馬其頓的斯托比(Stobi)或巴勒斯坦的錫索波利斯(Scythopolis)；另外一些則是相對較小的城市，如伊蘇裏亞(Isauria)的阿奈姆裏烏姆(Anemurium)。發掘這些城市的最初目的是發現古代的遺跡，無論是古希臘的、希臘化的，或是羅馬帝國時期的。然而，很多時候人們會發現，當羅馬帝國時代的城市延續到古代晚期後，神廟和運動場或被遺棄，或被挪為他用；許多教堂與主教宅邸正在被修建；而浴室和劇院則依然保持了原來的功用。今日遊客們所見的以弗所城遺址其實是屬於查士丁尼時代的。我們對村莊的情況了解很少，盡管北敘利亞地區的那些村莊被建得和城鎮一樣堅固，並一直保存至今。這些村莊已經吸引了相當多考古學家的注意。

相反，針對中世紀拜占庭的考古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片空白。以我們上麵提到的四個城市為例，斯托比和阿奈姆裏烏姆沒有延續到中世紀，而中世紀的錫索波利斯則理所當然地被阿拉伯人所統治。隻有以弗所作為拜占庭的城鎮存留下來，但是除了向內收縮的城牆和規模縮小的大教堂，我們幾乎不能看出其他什麽東西。城市裏有許多依然挺立的廢墟，房屋看起來建得既簡陋又小氣。我們希望能夠發現一些分散的小教堂或修道院，但是最終隻能識別出兩座而已。我們甚至不知道在城防範圍內城市被建築覆蓋的麵積有多少。為了找到一幅更完整的拜占庭城市圖景，我們不得不前往科林斯(Corinth)和雅典(Athens)，甚至克裏米亞(Crimea)的赫爾鬆(Cherson)，但要說對其全貌有廣博認識的話，我們依然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巨大建築的缺失，以及磚石建築的貧乏並不代表當時的經濟活動毫無生氣，但是毫無疑問對考古學家缺乏吸引力。我們隻能期望，有一天能從鏟子下發現考古實物，而非僅僅依靠文字記錄來更全麵地了解中世紀的拜占庭。

葉芝(Yeats)這樣寫道：“偉大的拜占庭……一切都沒有改變。”這正是專業曆史學家長久以來試圖批駁的一種錯覺。毋庸置疑，無論在社會、經濟還是軍事方麵，拜占庭的確在變化著，這些變化既源於內部的動力，也受不斷變化的境外因素影響。然而，正確描述和理解那些變化的性質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例如，我們過去被告知，帝國在9—10世紀的“健康”發展應該被歸因於小自耕農經濟的繁榮，在不耕種土地的時候，自耕農組成的農兵還要擔負保家衛國的職責，之後，這一完美的製度被那些貪婪的大地產者顛覆，導致國家在11世紀人心渙散，走向了全麵的衰落。的確，10世紀的皇帝試圖通過立法限製“權貴”對農村公社的侵蝕，但是小自耕農經濟究竟有多普遍，又是如何在經濟上具有重要性的呢？為何據說寡婦達尼愛莉絲(Danielis)在860年的時候，能夠占有“伯羅奔尼撒大部分的土地”，同時擁有數百名奴隸呢？為何較之先前時代，帝國在11—12世紀的經濟活動顯著地達到了新的高度，同時擁有了更多的財富呢？在經濟上，將海上的國際貿易拱手讓給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國，拜占庭人是在自毀前程，還是從中獲得了利益呢？考慮到我們所掌握文件的局限，這些問題尚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對它們的爭論無疑還要持續很長時間。我們隻能希望有一天，在兼顧文字資料和考古證據的基礎上，可以書寫一部內容恰當的拜占庭帝國經濟史。

然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葉芝是正確的。無論其內部如何變化，帝國都呈現出一個永恒不變的外觀，這正是其具有神秘性的重要原因之一。科穆寧(Komnenoi)時代的曆史學家仲納拉斯(Zonaras)說過，“延續國家古代的傳統習俗”是皇帝的職責。假定一個人生活在9世紀或10世紀，即使他不是學者，也會認為往昔比今朝更加輝煌，這個往昔不是指久遠的多神教時代，而是指古代晚期的基督教時期。他隻需看看聖索菲亞教堂就會認為，這樣一個驚人的建築奇觀是無法複製的，如果說是查士丁尼建造了它的話，那也是因為他獲得了天力之助。曆史驗證了現實，並且一再通過複原、複興和回春的進程重現，曆久彌新，這些進程不同於革新(kainotomia, neoterismos)，後者往往具有破壞性和危險性。這就是為什麽在國家舉行慶典時，皇帝會在一座據稱是君士坦丁大帝修建的大廳中大排筵宴，他斜靠在一張長椅上，仿佛自古代以來，一切都沒有發生變化，他還會在羅馬古曆的正月初一(Kalends of January)觀看“哥特人”的舞蹈表演，雖然隻要有人尚存記憶就能看出，這已經明顯與哥特人沒有什麽關係了；這就是為什麽中世紀宮廷中的達官顯貴依然保有羅馬時代的頭銜，如執政官(consul)、大貴族(patrician)、執事官(magister)或財務官(quaestor)，並且欣然接受那些過時的東西，如飾針、象牙簡或者古代晚期時軍官佩戴的金質項圈，以作為自己身份的象征；這也是為什麽在錢幣上會有幾乎看不懂的拉丁文銘文——在很久之前，帝國就已經不再使用這種語言了。

帝國這種虛假的不變性與它超乎尋常的壽數十分匹配。事實上，拜占庭是唯一一個能與中國相提並論的組織有序的國家，從古代開始，後者就沒有受到什麽幹擾，直到近代的曙光出現。的確，拜占庭的長壽是它最明顯的特征。其實，它也曾多次命懸一線——最危險的一次是在626年，當時君士坦丁堡在阿瓦爾人(Avars)和波斯人(Persians)的圍攻下險些陷落；在717—718年，阿拉伯遠征大軍兵臨首都城下，最後看起來因為一場極其罕見的嚴冬和保加爾人(Bulgars)的援助才讓他們敗走；1090—1091年，遊牧民族庫曼人(Cumans)仿佛從天而降，化解了帕臣涅格人(Pechenegs)與突厥人的致命威脅。甚至在更早的5世紀時，東部帝國險些和西部帝國一樣，被左右朝政的日耳曼將領顛覆，這將會帶來不可估量的後果。當然，有一種傳統說法認為，拜占庭帝國於1453年的滅亡掩蓋了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即帝國實際在1204年，甚至在這場災難發生之前的二十年就已然壽終正寢。但是，即使帝國僅僅存在了9個世紀，而非11個世紀，也依然是一個顯著的成就，這表明它獲得了臣民的忠心或臣服，他們甘於繳納賦稅、在軍隊服役(至少直到11世紀時)，並且尊重皇帝的權威。

一個更為顯著的成就也許是，帝國直到12世紀末期都沒有遭遇分裂，而不像它的鄰居，例如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當然，帝國也經曆了許多次叛亂，但是這些叛亂的目的都是奪取皇位，而非裂土為王。沒有哪個雄心勃勃的將軍(strategos)嚐試宣布卡帕多西亞(Cappadocia)獨立。直到科穆寧時代，才出現了第一次分離運動，將帝國的土地分配給大家族的成員和外國雇傭軍首領的做法逐漸侵蝕了帝國的統一。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極大地加速了分裂的進程，然而這種分裂其實在此之前就已經出現了。

鑒於其種族的多樣性，我們越發難以解釋12世紀之前帝國的凝聚力從何而來。關於拜占庭人口的構成及其地理分布，我們隻能給出大致的描述。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僅次於古老原住民的是人數眾多的斯拉夫人(遍布巴爾幹半島)、高加索人〔亞美尼亞人、格魯吉亞人和拉茲人(Laz)〕和各種各樣的東方人——主要是敘利亞人、突厥人和那些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此外，還有一些規模更小的群體，包括猶太人、吉卜賽人、遊牧的烏拉赫斯人和那些來自西歐的商人與冒險家。為了彌補某一地區(如公元800年的伯羅奔尼撒半島)人口的不足，帝國長期以來實行的大規模移民政策讓該問題進一步複雜化。在這些種族之中，斯拉夫人很可能是人數最多的，但卻對精英階層貢獻最小。高加索人則非常引人注目，因為他們幾乎掌控了整個帝國。他們中湧現出了中世紀那些偉大的皇帝和皇後〔利奧五世、狄奧菲魯斯(Theophilos)的妻子狄奧多拉(Theodora)及其親族、巴西爾一世和他的後任羅曼努斯一世(Romanos Ⅰ)及約翰一世·齊米斯基斯(John Ⅰ Tzimiskes)〕，利奧六世時期的斯蒂利亞努斯·紮烏采斯(Stylianos Zaoutzes)這樣有影響力的重臣，一大批軍事將領和福卡斯(Phokas，至少這個家族有部分高加索人血統)、斯科萊羅(Skleros)、庫庫阿斯(Kourkouas)、科裏尼特斯(Krinites)、莫塞萊(Mousele)、布爾采斯(Bourtzes)、塔羅尼泰斯(Taronites)及托爾尼基奧斯(Tornikios)等擁有廣袤土地的大家族。

宏觀上的思考無助於我們理解為何這些民族都將自己與帝國聯係在一起。有兩個具體的例子可能更具啟發性。第一個事例來自卡考麥努斯(Kekaumenos)，他是一個有著亞美尼亞-格魯吉亞血統的退伍軍人，卻擁有典型的希臘姓氏(意為燃燒者)。他往上至少四輩祖先都為帝國服務，盡管並不總是那麽忠心耿耿。他受過中等教育，於11世紀70年代寫出了那部著名的《訓誡書》(Admonitions)，這是拜占庭時代最真情流露的文獻之一。卡考麥努斯在書中講了很多效忠皇帝的話，他建議：“沒有任何人在膽敢參與反抗皇帝和羅馬人國家的叛亂、破壞和平之後不身敗名裂的。因此，我親愛的孩子們，我懇求你們永遠站在皇帝一邊並做他忠實的奴仆，因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陛下永遠是勝利者。”換句話說，他在深思熟慮之後命令後人保持忠誠：叛亂是一種過於冒險的行為。然而，卡考麥努斯也並非忠君的完美典範，他並不希望帝國的擴張以損害他人利益為代價。對那些“小邦首領”(帝國周邊獨立領地上的統治者們)，他極力勸誡他們與皇帝保持距離，否則後者就會不帶一絲感謝地奪走他們的土地。

在卡考麥努斯之後數年，另一位忠心為帝國服務的格魯吉亞裔雇傭軍頭目格裏高利·帕庫裏阿努斯(Gregory Pakourianos)，在今日的保加利亞建立了巴奇科沃修道院(Bakovo， 1083年)。他曾經被任命為地位崇高的“帝國西部陸軍總司令”之職，並獲贈大片的土地。盡管他堅定地信仰著希臘人的宗教，但是卻明令禁止任何希臘修道士或教士進入他的修道院，因為他覺得希臘人都是貪婪且不可靠的。帕庫裏阿努斯最後在戰鬥中為國捐軀，但是終其一生，他也沒有學會用希臘文寫自己的名字(他習慣用亞美尼亞文寫自己的名字)。

也許人們會覺得，我們給出的這兩個例子一點都不具有普遍性。卡考麥努斯已經基本被同化了，盡管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出身，而帕庫裏阿努斯則沒有被同化，他自始至終都是他一點也不信任的那群希臘人之中的異邦人。如果說這兩個人都被證明是忠心耿耿的話，那麽很明顯，很多亞美尼亞的貴族，在他們的王國被帝國吞並(1045年)，被迫移居到卡帕多西亞地區以後，對拜占庭深懷怨恨之情。例如被罷黜的國王蓋吉克二世(Gagik Ⅱ)，就曾下令處死愷撒裏亞城的希臘大主教，因為後者膽敢稱他的狗為“亞美尼”(Armen)。很可能正是因為亞美尼亞人的離心離德，塞爾柱突厥人(Seljuk Turks)才會如此迅速地僅用10年時間就占領了小亞細亞，這是之前阿拉伯人用了兩個世紀都沒能做到的事情。1071年，蘇萊曼·伊本-庫特魯米什(Süleyman ibn-Kutlumush)定都尼西亞(Nicaea)，並且縱兵劫掠博斯普魯斯海峽沿岸。阿萊克修斯一世(Alexios Ⅰ)派遣一位叫作塔提基烏斯(Tatikios)的將領帶領軍隊予以反擊，而這位將軍也是一個突厥人。

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11世紀後期對於拜占庭來說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點。如果我們看看西歐的話，就會發現這一時期引領他們走向了所謂12世紀“複興”，如第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立、大學的產生、經院哲學的出現、法學研究的恢複、方言詩歌的興盛等。很明顯，在拜占庭也出現了類似的趨勢：商人進入了統治階層(這被含糊地稱為元老院)；法學研究暫時興起；方言詩歌含苞待放；在君士坦丁堡一個意大利人〔約翰·伊達魯斯(John Italos)〕在教授亞裏士多德的哲學；一種新的精神正在被像米海爾·普塞羅斯和帝國高官、詩人米提裏尼的克裏斯托弗(Christopher of Mitylene，他曾經熱衷於收集那些可疑的聖徒遺物)這樣的知識分子所彰顯。這是一個看上去前途無量的開始，但是最終卻收獲甚微。為什麽會這樣？是因為政府無能，讓中央權威喪失殆盡的緣故嗎？還是因為軍事上的災難讓聰慧的阿萊克修斯一世·科穆寧不得不耗盡心力，卻隻能勉力支撐？抑或因為〔如保羅·勒梅爾(Paul Lemerle)後來所言〕阿萊克修斯一世本身就是個罪人，是一個“虛假的救世主”——他貶抑了新生的中產階級，將帝國最好的土地分給了親戚與密友，將帝國的遠途貿易與航海運輸拱手交給威尼斯人，終止了亞裏士多德哲學的傳授，將教育交給蒙昧的教會，並且燒死異端信仰者？無論人們作何解釋，此時的拜占庭都沒能像西歐一樣實現文化上的繁榮，而是在前進的道路上越落越遠。

就在五十年之前，人們還習慣於把保衛歐洲(或者基督教世界)和對抗來自亞洲的持續入侵看作拜占庭的政治成就，但是這種意見現在已經不為人所接受了。今日，我們不再因其迎擊亞洲人而讚賞它，而是為其擁有多種族和多元性的文化而稱頌它。多種族如我們所見，是非常明顯的；多元文化的出現則更多緣於實際需要，而非主觀目的。甚至如猶太教，這個羅馬帝國治下的合法教派，也不斷遭受壓製，被強迫皈依基督教。僅僅是因為這些努力最後都沒有收到成效，而猶太人在經濟上又很有利用價值，他們才被蔑視地允許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穆斯林商人和戰俘也被允許保持自己的信仰，因為不這樣做的話將會招致報複。拜占庭的寬容性遜於伊斯蘭世界，而比西歐基督教世界則稍勝一籌。

拜占庭的文化遺產無法通過列舉那些偉大的思想家、詩人和藝術家的名字來加以概括總結。拜占庭沒有阿貝拉爾(Abelard)或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沒有克雷蒂安·德·特洛亞(Chrétien de Troyes)，也沒有尼古拉·皮薩諾(Nicola Pisano)或喬托(Giotto)。拜占庭屈指可數的幾位出類拔萃的知識分子，如9世紀的佛提烏(Photios)、11世紀的普塞羅斯，以及13—14世紀的普拉努德斯(Planudes)或格裏高拉斯(Gregoras)，他們並不以獨創性著稱，而是因博學與鴻篇巨製聞名。拜占庭的藝術多出自匿名者之手。在文學領域，作家的傳記，哪怕隻是摘要的形式，從6世紀之後就不再多見了，我們隻能憑借他們可能擁有的世俗或宗教頭銜分辨他們，如助祭、聖器管理人(skevophylax, sacrsitan)、重臣(logothete)、高官(magister)等。但是在很多時候，我們依然無法把那些同名的喬治(Georges)、格裏高利(Gregorys)和西蒙(Symeons)等弄清楚，甚至隻能大致估計他們所處的時代。

由於缺乏個人主義，拜占庭文化大致應被視為與政府機構、教會和修道生活所體現的觀念緊密結合之物，並反映在文學藝術領域。按照19世紀的俄國思想家列昂節夫(K. Leontev)的定義，拜占庭主義(Byzantinism)是指君主政治、獨特形式的基督教、對一切世俗事物的蔑視，以及對可能存在普世福祉(universal well-being)的否定。這一說法相當接近其特點，但是還需要細微的調整和細節的補充。基督教應該被放在首位，其明顯的特征是一個由教父詳細論述，並由7次基督教大公會議明確規定的靜態教義體係。它被認為是盡善盡美的，不允許有任何進一步的革新出現。在所有的基督教派別中，拜占庭的基督教大概可以說是最正宗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它最接近使徒時代的教義。但是，自從787年之後，它就沒有任何新的發展，從而將自身置於一個不合邏輯的境地，除此之外，關於聖靈的理論也沒有什麽變化。

由於君主政治的必要性源於宗教，因此應該把它置於第二位來考察。地上的統治是天堂的映象，其他的體製都無法使上帝愉悅，甚至不值一提。拜占庭最後一篇關於政治哲學的論文寫於6世紀早期，至今依然少有人問津。與此相反，同時期的助祭阿加佩托斯(the deacon Agapetos)的“王子之鏡”(Mirror of Princes)則大為成功，他用簡短的措辭定義了理想皇帝的標準，同時承認上帝賦予皇帝的地位。理所當然，皇帝由上帝挑選，並且隻對上帝負責。皇帝的職責是實現臣民精神和物質上的福祉，而前者顯然更為重要。

拜占庭君主政治的原理中包含著一些自相矛盾之處，這些問題還沒有被給予充分的討論。首先，皇帝在理論上應該是全體人民，至少是全體基督徒的統治者。這很明顯與事實不符。考慮到還有其他獨立的基督教國家存在，一個虛幻的“君主之家”的理論傳播開來：皇帝就像一個家長，而其他的統治者都是他的子侄。其次，如果說皇帝是由上帝選擇的話，那麽為什麽偶爾會出現邪惡的皇帝(如福卡斯等)、異教徒皇帝(如尤裏安等)、信仰異端的皇帝〔如君士坦提烏斯二世(Constantius Ⅱ)和瓦林斯(Valens)等〕，抑或在奧斯曼蘇丹統治時期出現穆斯林皇帝呢？一個簡單的答案是：為了懲罰基督徒犯下的罪惡。那麽要服從這些皇帝的統治嗎？答案是肯定的(參見《羅馬書》13章，1~4，“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等)，盡管在毀壞聖像運動時期，極端分子考慮過要顛覆皇帝的統治。

關於基督教會地位的另一個複雜的問題是教俗關係(sacerdotium versus imperium)。無論一個人如何在拜占庭“至尊權”(caesaropapism)問題上糾纏不清，事實依然是，從君士坦丁開始，皇帝就已經有效地控製了教會。他可以獨自召集全體主教參加的大公會議，並主導會議走向；他能夠簽署在教義方麵具有約束力的宣言〔如澤諾(Zeno)的《聯合詔令》(Henotikon)，或是希拉克略(Heraclius)的《信仰模式》(Ekthesis)〕；他有權力任命牧首和都主教，並被允許優先進入教堂內殿，隻要他願意，他甚至可以親自講經布道(如利奧六世所做的布道)，盡管他不能主持聖餐禮；皇帝還例行公事地頒布法令來指導教會那些獨有的問題(如神職人員結婚、私人神甫和進入修道院的最小年齡等)，正如教會法在日常生活中影響平信徒一樣，二者在各自的領域之間並沒有明顯的差別。當然，我們也能引用一些相反的例子，教會中人也會在某些教義或道德問題上反對皇帝(如果這些教士不屈服的話，就會立即被皇帝驅逐)，並且，在帕列奧列格時期，那些無能的繼任皇帝試圖強行與羅馬教會聯合，也招致了公眾的反抗。這裏甚至還有一個絕無僅有的例子(很可能是這樣的)，牧首佛提烏在一部法律著作中插進了一個類似於西歐“兩種權力”學說的表述，但是這部被稱作《序言》(Eisagoge)的法律，並沒有付諸實施。這些特例不能被用來否定通例，拜占庭教會和國家不可分割地緊密結合在一起，因此，拜占庭不像西歐那樣在精神和世俗領域之間存在著如此緊張的關係。近代以來，東正教會依然遵循著相同的從屬之路，無論是在奧斯曼蘇丹、俄國沙皇，還是蘇聯共產主義的統治下都是如此。

如果我們要找出一條原則，以用作拜占庭道德生活觀念的基石的話，那麽答案就是“規範”(taxis)。它最清楚地彰顯於天國之中，並彌散在世界各個角落。而“失範”(ataxia)，也就是無序和混亂，則是蠻族與魔鬼具有的特征。在世事中，規範的存在使人們必須遵守那些業已確立的法則。我們稱為《禮儀書》(Book of Ceremonies)的作品是由君士坦丁七世撰寫的，它被形容成一部“展示帝國規範”的著作，並且在它隻有一頁的前言中，“規範”及其衍生詞竟出現了8次之多。我們確信，假如不顧及傳統，那麽帝國的製度就會變得不那麽賞心悅目，並且絕對和那些凡夫俗子建立的未開化政權沒有什麽區別。如果說“規範”的實質更多地被用來指導皇帝的言行的話，那麽平民百姓也會受到它的約束，尤其是在他們進入教堂時更是如此。教會禮儀年(liturgical year)的循環往複以及隨之而來的那些固定與變動的節日和齋戒，日常生活中為聖徒舉行的那些慶典，那些經文、聖歌和宗教遊行對於每個基督徒來說，都最清楚地彰顯了人與神之間和諧有序的關係。

西裏爾·曼戈

君士坦丁的麵孔

“四帝共治”(Tetrarchy)時代的皇帝留下的是那種看上去深思熟慮、冷酷無情，酷似墨索裏尼(Mussolini)的肖像，標誌性的特征是粗壯的脖子、下巴上的胡子茬，還有嚴厲的神情——用以彰顯軍旅生涯中的艱辛與決斷。君士坦丁則更喜歡被表現為“和平的創立者”，他的形象永遠年輕，胡子刮得幹幹淨淨，做出像奧古斯都一樣的樣子。出自羅馬新皇宮(Basilica Nova， 315年)的君士坦丁巨型大理石頭像有真人頭顱的8倍之大。它有一個鷹鉤鼻、凸出的下巴和大大的眼睛，這也許是、也許不是其真實的特征，但是不管怎麽樣，它的確展現了這座被崇拜的雕像的平靜與威嚴。君士坦丁與神之間的關係最初是與阿波羅-赫利俄斯(Apollo-Helios)聯係在一起的，這種關係表現在了他的鑄幣上，他的胸像與“無敵的太陽神”(Sol Invictus)部分地重合在了一起。公元324年之後，出現了另一種不太明顯的表現方式，一個凝視天空的頭像會讓我們聯想到亞曆山大大帝。

君士坦丁後來成了基督教的聖徒，他事實上獲得了“等同於使徒們”〔‘the equal of the Apostles(isapostolos)〕的地位，這是古往今來唯一獲此殊榮的皇帝。同時還出現了幾本關於他的聖徒傳記，這些作品和實際情況幾乎沒有什麽關聯。然而，他殺死了自己的妻子和長子，由一個異端教士洗禮，並在去世後被按照多神教的傳統神化。在君士坦丁堡以他名字命名的廣場中，他的雕像也再一次被裝扮成赫利俄斯的模樣。這座雕像矗立在他建立的斑岩石柱之上，成為公眾崇拜的對象。無怪乎他的個性會被解讀得如此多種多樣。他究竟是個惡棍和投機分子，還是一個“真誠的人，在一個黑暗世紀的開端，他看到了真理”〔A. 皮加尼奧爾(A. Piganiol)〕？

作為一名聖徒，君士坦丁的形象常見於拜占庭的教堂裝飾之中。在君士坦丁堡聖索菲亞教堂10世紀的鑲嵌畫上，表現了他正在向聖母敬獻他所建立城市的模型。他的形象依然是沒有胡須的，也許這是為了遵從古代文物的精神，但是他披著長發，被光環環繞，身披拜占庭皇帝出席重大儀式的盛裝。然而，在中世紀，他通常被描繪為有須的形象，就如同每個成年人那樣。他和他的母親聖海倫娜(St Helena)在一起，兩個人一起緊握著後者發現的“真十字架”(True Cr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