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學術的複興

西裏爾·曼戈

學術界一直對我們說，8世紀之初，君士坦丁堡的文化教育陷入衰落，原因是帝國皇帝的統治不穩定。無論這種說法究竟意味著什麽，事實仍然是首都的文學創作確實中斷了。這一現象與毀壞聖像運動並無關係，雖然這樣的觀點是真實的，即毀壞聖像運動第一階段的時期(739—780年)對應的就是拜占庭曆史上最沒有文化的時期。

矛盾的是，希臘文學傳統與此同時卻在阿拉伯人統治下的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地區保持活躍。這個時期最偉大的學者和祈禱書詩人、綽號為“勝利者”(Mansūr)的大馬士革的約翰(John Damascene)是個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749年前後去世)。另一位著名的詩人科斯馬斯(Cosmas)是邁烏馬(Maiuma，加沙的港口城市)的主教，據說他們是同時代人。更年長一些的有克裏特主教安德烈(Andrew，之所以這樣稱呼他是因為他在這個島上以都主教身份結束職業生涯)，他是大馬士革當地人，也是祈禱書詩人和許多布道詞的作家。稍晚一些，還有曆史學家喬治·辛斯勒(George Syncellus， 811年前後去世)；神學家迪奧多魯斯·阿布·庫拉(Theodore Abu Qurra)，他是埃德薩人；“刺青文身”的哥倆狄奧發尼斯和聖狄奧多爾是摩押人(Moab)；還有語法學家和聖徒傳記作家米沙勒·辛斯勒(Michael Syncellus)，他是來自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我們確實不了解這個時期文學活動的背景，但是可以推測，阿拉伯人對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迅速征服並沒有破壞當地知識分子的生活，而倭馬亞王朝的統治為基督教知識精英提供了相對寬鬆的環境。這種局麵並沒有延續很久：9—10世紀期間，事實上正是在哈裏發統治時期，希臘語已停止使用。

我們已經提到的一些近東地區的知識分子逐漸遷居到君士坦丁堡，並對文化複興做出很大貢獻，這一複興的開端可以上溯到780年前後。拜占庭文化複興與西歐發生的同樣事件即我們所謂“加洛林文藝複興”大體同期，還有哈倫(786—809年在位)和馬蒙(al-Mamun， 813—833年在位)統治下的巴格達，阿拔斯王朝的宮廷也出現了文化活動的**，這種時間上的巧合絕非偶然。當我們觀察歐洲這兩次複興運動，就會發現非常相似的情況：兩者都是為複興羅馬國家的夢想而激發起來，不是指異教的羅馬國家而是指君士坦丁皇帝及其繼承者的基督教帝國；兩者都促進了對正確的、古老的語言習語的培育，這一方麵需要用於模仿學習目的的“古典”文學作品的積累，另一方麵需要手抄本、概要和其他有助於學術的文獻的編纂整理；兩者都采用更為簡潔的字體，即用於書籍製作的文字；兩者都見證了宮廷學校的建立；兩者也都擴展到視覺藝術領域，特別突出的是珍貴材料藝術品加工。當然也有不同點：加洛林文藝複興特別強**士的改革和教育，而這並沒有成為拜占庭帝國主要的考慮。即便如此，相似之處非常明顯，以至於它們本身就提出某些相互影響的可能性。然而，這個課題尚未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

當我們更為仔細地考察那些可以確定在8世紀君士坦丁堡能夠看到的少量圖書時，可能會看到，這裏的學術複興不是源於教會或修道院學校——事實上我們也不了解當時這類學校的情況，而是源於朝廷秘書部。在這次複興中表現特別突出的人物中，許多人都有這個背景，即使他們後來有些擔任主教或當了修道士。塔拉修斯(Tarasius)被說成是極有學問的人，諳熟古代詩詞格律，他在50歲時被任命為君士坦丁堡牧首(784—806年在任)，在此之前他就曾擔任首席秘書(該部門總管)。尼基弗魯斯也是一位宮廷秘書的兒子，他後來還繼承了這一職位，最後於806—815年間擔任君士坦丁堡牧首。當他還年輕時就試圖複興古希臘的曆史編纂傳統，自7世紀初以後這個傳統就中斷了。佛提烏是他所在時代最偉大的學者，與塔拉修斯有親戚關係，他在858年被委任為君士坦丁堡牧首之前擔任首席秘書。聖狄奧多爾(759—826年)是富有的國庫長官的兒子，他的學問不是從修道院學來的。他的叔叔聖柏拉圖(St Plato，約735—814年)屬於同樣富有的社會階層：他受訓成為皇帝幕僚中的公證員，投身修道後，又成為抄書員。我們實在找不到教會學校的案例。

有三位首席秘書相繼被任命為牧首，他們都是普通的基督教信徒，這種提拔多少有些不合常理，顯然，這說明中央政府非常清楚，這個職位需要受過良好教育、才能過人的人選，而這樣的人選很難在教士中找到。但是，這也表明國家在真正推行促進教育的政策之前，耽擱了數十年時間。從傳說中我們了解到，政府采取第一個措施是在830年，涉及數學家利奧。據說這位傑出人物是在安德羅斯島(Andros)上通過研究修道院圖書館裏的古書獲得了廣博的學問，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他後來在其君士坦丁堡簡陋的住宅裏建立了一所學校，教授哲學、數學、天文學和音樂，他的私塾學生人數眾多。其中一位學生後來被阿拉伯人俘虜，並被送到哈裏發馬蒙麵前，這位哈裏發對其超群的幾何學學問大為折服。馬蒙盛情邀請利奧到他的宮中講學，並許以重金，但是皇帝狄奧菲魯斯(829—842年在位)拒絕放他離開，並任命他為那所“四十殉道者”教堂的公立教師，享有俸祿。這個傳奇故事並不是杜撰出來的，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在毀壞聖像運動結束前，隻設一個公立世俗學者席位。

此後采取的第二個措施是由愷撒·巴爾達斯(Caesar Bardas)施行的，他在855—866年間擔任攝政王，又是佛提烏的讚助人和親戚。據說世俗科學早在前幾任粗魯無知的皇帝統治期間(他們是毀壞聖像派分子)就已經長期衰落，巴爾達斯對此深感憂慮，故而在被稱為馬格瑙拉(Magnaura)的宮殿裏建立宮廷學校。該學校的校長就是上述大學者利奧，他在此講授哲學，還設有幾何學、天文學、修辭學等其他教席，都分別設立首席教授。被任命的這四大首席教授中隻有利奧和語法學家哥麥塔斯(Kometas)多少得到確證。盡管我們得知這個學校播下的種子要在此後上百年才能結出果實，但是我們確實很不了解該學校的活動，也不知道它繼續開辦了多長時間。此後，學校的信息全無，直到君士坦丁七世統治時，他再度發現各種科學都被忽視，因此恢複了設有四個相同首席教席的學校。他任命的教授中，有三位是宮廷官員(其他的信息我們不了解)，一位是尼西亞主教亞曆山大(Alexander of Nicaea)，他教授修辭學，據記載他是盧西恩(Lucian)著作的注釋者，但他不是吸引教士注意力的最合適的作者。亞曆山大似乎並沒有在這個席位上待很久：他後來遭到流放，該事件的背景一直不太清楚。然而，我們了解到，這個皇帝很可能對該校的學生很感興趣，他從這些學生中招募法官、管理者和都主教。

我們對皇帝涉足教育改革的事情所知不多，僅限於敘述史料中的記載。如果“巴爾達斯大學”(就像它被人們極為誇張地稱呼的那樣)真的開辦了一個多世紀的話，那我們怎麽對其後來的活動、教授、畢業生和對於學術界的影響一無所知呢？可以肯定地說，在9—10世紀，希臘文學的水平大為提升，或者說變得更為精致講究。存在過大約兩個世紀的文風得到恢複。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這種情況在曆史寫作中表現得十分突出，我們還必須說直到950年前後都沒有人繼續尼基弗魯斯(在8世紀80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盡管它極為平庸。古代晚期的寫信技巧和規範格式在9世紀20年代重新流行，並得到忠實的模仿和推廣。韻律警句短詩也再度流行，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甚至聖徒傳記這種傳統上以通俗語言寫作以便贏得廣大讀者喜愛的文體也采取古老文雅的寫作方式，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布道詞的寫作中。所有這些都恰好開始於“巴爾達斯大學”建立之前，也沒有得到太多政府的鼓勵。

然而，拜占庭學術複興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於“促進”當代文學，而在於保護拯救了相當大範圍的古希臘古典文學作品，附帶也保護了早期基督教文學作品。從西方文化的觀點看，甚至應該說這種拯救行動是我們得益於拜占庭帝國最多的地方。除埃及破爛文獻中個別零散的殘片外(有時候它們相當珍貴)，我們所知道的古希臘古典作品大部分是通過拜占庭手抄本傳下來的。假如沒有9—10世紀這些默默無聞辛勤耕耘的人，我們就根本不會知道柏拉圖(Plato)或者亞裏士多德(Aristotle，除翻譯文本外)，也不會知道希羅多德(Herodotus)或者修昔底德，更不會知道埃斯庫羅斯(Aeschylus)或者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更不用提其他那些著名的和不太著名的作家。更進一步說，所有現存有爭議的文獻都是因為當時在手抄本中重複抄寫造成的。凡是沒有重新抄寫的文獻都已經遺失了。但在這裏我們必須要做一下說明。

在古代，書籍都寫在卷軸紙草上。通常，作品都隻寫在一麵，詞與詞之間沒有斷句，用大寫字母抄寫，不標注重音(這在希臘語中非常容易導致混亂)。為了便利的緣故，每個紙草卷軸都不可能太長，例如《伊利亞特》(Iliad)這部作品，沒有一本“書”超過900詩節，相應地約有30個“書頁”，這樣整個史詩就需要24個卷軸。紙草文書隻在埃及生產，相對便宜和保存久遠，但是，這種古代的形式也有一些缺點：它所占的保存空間太多，單個卷軸“書”所包含的文獻內容太少，而且要想找到某個段落也非常困難。

1—4世紀，裝訂成冊的書籍，也就是我們所知道的成本書逐漸取代了卷軸紙草書，這是整個文獻發展史上最偉大的進步之一。裝訂成冊的書籍能夠比卷軸書容納多得多的內容，特別是它的書頁都是由可以進行兩麵抄寫的羊皮紙構成，這樣一來，全部《伊利亞特》作品都能夠適當地寫入一本書中。它節省了書架的空間，還非常容易對某些段落進行標注，這也可能就是為什麽基督徒非常喜歡把他們的《聖經》裝訂成冊的原因。為找到當天閱讀的內容，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書中插入標記。此外，《聖經》是本超長的書：僅僅《舊約》就有可能長達十幾個卷軸書。而裝訂成冊的《聖經》是由羊皮紙做成的書，價格非常昂貴，其原因是它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埃及地區先後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所占領，紙草的供給雖然並沒有完全中斷，卻大為減少，此後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直到書籍的生產問題得到解決，才又發生新的進步。人們開始使用草寫小字抄寫書籍，其年代尚不能準確確定，但是可以肯定是在8世紀末之前：現存最早的能夠確定年代的書籍是斯塔迪烏斯(Studius)修道院抄寫的書，其年代在835年。小寫體不能被說成是一項發明，因為草書形式早就被用來書寫文件了，但是這種形式一直是特殊的字體，隻有受過訓練的文書人員才會使用。這種形式需要被接受用於生產書籍，也需要讀者逐漸習慣閱讀它。這就是說小寫體具有明顯的好處：書寫更加緊密，因此需要的羊皮紙更少；而且書寫起來更快，因為書寫中不必每寫一個字母就抬起筆來。書寫形式逐漸轉變為小寫體的過程也稱為文字書寫轉型，也不是純粹機械化的，而更像是一種新排版形式的變化。所有的詞語都被分開書寫，並標注了重音。標點符號的運用也逐漸頻繁。此外，原有的章法被打破了。換言之，排版編輯都不得不符合文獻本身的要求。直到10世紀中期前後，小寫和大寫(安色爾字體)混用。此後，安色爾字體除用於標題外幾乎很少見了。後來再度發生字體變革，這種安色爾字體無論是在裝訂成冊的書籍還是在卷軸書籍中就都逐漸廢棄不用了。

書寫字體轉變的過程持續了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這一點都不令人驚奇。有證據表明，這個過程從學術領域看首先開始於科學和哲學論文，而後擴展到演說家和曆史學家，最後結束於詩人。如果我們試著想象一下從最早時代直到古代晚期的全部希臘成文文獻，那麽毫無疑問，它經曆過逐漸簡化精煉的過程：5—6世紀的簡化變動遠比9世紀的變化大得多，而9世紀所發生的變化的相當大部分已經消失。我們還說不出來這種簡化的大概形式，但還是可以提供一些例證。在埃及一些並非主要的學術中心地區，人們發現了一些埃及紙草文書，使我們了解了許多以前不為人知的文學文獻，其中最有名的是劇作家美南德爾(Menander)，他也是新戲劇最著名的倡導者，但是在拜占庭時期逐漸默默無聞。約翰·斯托比烏斯(John Stobaeus， 5世紀人)在其名言集萃中引用385位作者的話，其中大部分我們隻知其名。(現在人們最為了解的)佛提烏擁有斯托比烏斯這本書的全文本，我們現在僅存其中一部分。(6世紀)拜占庭帝國的斯蒂發努斯(Stephanus)完成的名為《引得》(Ethnica)的地理學地名詞典也大體類似於這種情況。

像斯托比烏斯和斯蒂發努斯這樣的作家在其參考書目中抄襲了更古老文獻匯編中那些不太有名的作家，就算我們承認存在著這種可能性，也情不自禁地要捫心自問，查士丁尼時代哪來的這麽多仍舊可以查閱的書籍？在君士坦丁堡，由君士坦丁二世於公元357年以前建造的教堂裏有一個世俗作家公共圖書館，476年被大火燒毀，損失了12萬卷書籍(是這樣宣稱的)——如果這些書都是卷軸書的話，這個數字並非不可能。我們尚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這個圖書館後來是否重新修建，我們也不清楚像呂底亞的約翰(John Lydus，他也是查士丁尼時代的人)這樣冥頑不化的研究古董的老學究是從哪裏找到所有他引用的那些書籍，盡管有一次他告訴人們，他在塞浦路斯找到了一本《女先知西比爾》的手抄本。牧首圖書館確實是存在的，但是其藏書可能隻限於宗教文學(正如我們恰巧了解到8世紀的情況那樣)，而且保存得並不太好。9世紀宮廷圖書館的情況我們簡要地提到過，收藏有先知書。後來君士坦丁七世把它擴大了，但也是就塞滿一所小樓的閣樓。當814年利奧五世下令編纂支持毀壞聖像運動的教會文獻書目時，他安排這個活動刻意追求的目的就是建立宮廷圖書館(可能是出於保密的緣故)，但是書籍必須從各個修道院和教堂收羅來。人們得到的印象就是，古老的手抄本源源不斷地匯集到許多地方，各個圖書館開展孜孜不倦的搜尋工作後，才能進行抄寫謄清工作。其中有些文本甚至可能是在阿拉伯人控製的地區找到的。侯奈因·伊本-伊沙克(Hunain ibn-Ishaq， 9世紀人)是將科學和哲學文獻從希臘語翻譯為阿拉伯語的著名翻譯家，他遊曆過亞曆山大裏亞、大馬士革和哈蘭(Harran)等地，就是為找尋希臘手抄本。

兩度擔任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佛提烏(858—867年和877—886年在任)是我們下一位觀察對象。他一直在有爭議的背景下完成其閱讀筆記，包括290卷書，對應為380種作品(由於有些卷可能包括幾部不同的作品)。這些筆記通常被稱為《書目》(Bibliotheca)，涉及的每本書都有幾行甚至十幾頁的相關內容，大多包括該書的內容摘要和讀者評價。這些作品大部分是基督教的(233種)，還有147種是屬於異教或世俗的。不包括學校的教科書、詩歌和戲劇。另外，藏書具有極大的多樣性。這些書的絕大部分非常突出地顯示出它們屬於古代晚期，更往後時代的書則很少出現。

佛提烏閱讀的書中有一半多一點現在已經完全佚失或者僅存殘篇，這表明他參考的是這些書古老的抄本，而其中有疑問的(或者大部分)的作品都不被看好，以至於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興趣進行抄寫。使我們感到莫大遺憾的是，他沒有告訴我們他是從哪裏找到這些書的。如果他的私人收藏就包括這些書，那麽他一定擁有一個遠比目前人們記錄下來的任何其他拜占庭圖書館都更為豐富的收藏。除了這個謎團之外，他那個圖書館收藏的書沒有一本完整保存下來，而我們在其弟子愷撒裏亞的阿瑞薩斯(Arethas of Caesarea，約860—約939年)的藏書中，還能找到6本手抄本，這也成為別人抄寫的對象，我們還能多多少少確定其他25本手抄本來自佛提烏的圖書館。

拜占庭學術複興的下一個階段正好是君士坦丁七世(912—959年在位)統治時期，這個時期被稱為“博學的時代”，盡管更準確的叫法應該是“編纂的時代”。君士坦丁七世像他的父親一樣天性好學，他被篡位皇帝羅曼努斯·拉斯卡利斯(“一個無知的皇帝”)排擠在權力核心之外，因此有大量閑暇時間投身於他的研究。一旦他回到皇帝寶座(也許在那之前)，便立即開始實施一係列圖書整理編纂計劃——一批合作者推進了這些計劃。曆史學家們因此應該心存感激之情：如果沒有《禮儀書》《帝國政府》(關於帝國外交關係的論文)和《論軍區》(De thematibus，關於帝國省區的研究)，我們對於拜占庭帝國的了解就要少得多。上述三部作品主要是為實用目的編寫，但是其內容大部分都涉及古代研究，都關注帝國官職如何運轉。其他作品則具有多種多樣的特點：《農誌》(Geoponica)是本關於古代晚期農業的論文集；《獸誌》(Hippiatrica)是本關於獸醫科學的論文集。君士坦丁七世似乎還下令編纂一本醫學百科全書和另一本動物學百科全書。但是其多項計劃中最浩大的一項是通常被人們稱為《通誌》(Excerpta historica)的編纂計劃。這是部從曆史學家的作品中廣泛挑選出來的摘錄文集，涉及從希羅多德時代一直到9世紀“僧侶”喬治(George the Monk)時期的作家。全書是按照主題排列的，每個部分分別標注諸如“皇帝的敕令”“勝利”“公開演講”“狩獵”“婚姻”和“發明”之類的題目。在53個標注題目的部分中，隻有三十六分之一部分地保存了下來，構成6卷本的印刷書籍，因此整部書應該相當於200多卷印刷書籍。唯一可能從規模如此浩大的藏書中獲得好處的大概就是皇帝本人，我們可以想象一下，這位皇帝不時地為這個或那個目的從書中尋找著前人事例，也可能是宮廷陰謀，或者是派遣的使節，或者是英勇作戰的事跡。

君士坦丁七世對係統知識的癡迷也擴展到宗教領域。我們確實了解到，他曾下令編纂一部被稱為《曆書》(Synaxarion)的曆法，包括眾多整理出來的聖徒傳記，按照每天紀念某人某事的方式排列，該曆法可能成為此後內容更廣泛的聖徒傳記(共148部)文集的藍本(這一點我們把握還不大)，據說“大官人”西蒙(Symeon the Logothete)以通用而典雅的希臘語對該曆法進行修飾，也就是人們通常所知的易於背誦的改寫本曆法。最後，還有一部相當於拜占庭百科全書的作品，人們神秘地稱之為《詞海》(Souda，字麵意思是“渠道”)，包括大約3萬個詞條，按照字母排列：難解的詞匯、曆史注釋、文學詮釋、諺語格言等，大部分涉及古代知識。該作品完成的時間可以確定在10世紀末以前，明顯受君士坦丁七世的思想影響，盡管尚無證據表明它與他有直接的聯係。

我們重構的君士坦丁七世思想影響下的文化活動究竟是什麽呢？缺少法律科學的原因在於，對查士丁尼法典這類法律典籍進行希臘語的翻譯“清理”活動早就進行了，從巴西爾一世時期開始並在利奧六世時期完成：其成果就是60卷本的“皇帝立法”(Basilica)，其大部分內容是恢複古代立法而非側重於實用目的。軍事科學則早由利奧六世做過整理。至於其他方麵，人們得到的印象是，君士坦丁七世一直致力於搜集整理和歸納消化所有有用的知識，其中大部分都可以追溯到古代晚期階段。其聖徒傳記計劃造成普遍的混亂，但是其世俗知識計劃也意味著其影響很難擴展到宮廷以外很廣泛的地方。它隻為未來的皇帝及其同時代人提供大量參考藏書。

拜占庭帝國在君士坦丁七世之後再也沒有經曆另一次文化黑暗時期。並不是所有他能夠看到的那些文獻都保存了下來，但是人們仍然繼續抄寫9—10世紀抄寫和摘錄的大量浩繁的書籍(可能還不僅僅是偶然進行的)，而且繼續閱讀它們。拜占庭學術複興不僅挽救了許多古代古典作品，而且還決定著幸存典籍的內容，這一點需要加以強調，因為這是拜占庭人選擇的結果。古籍文獻並非隨意進行抄寫，它們被抄寫是因為人們認為它們或者是適用於實踐的目的(如醫藥、農業、軍事科學、天文)，或者可以作為珍藏珍奇知識的手段，或者可以作為文學風格的典範。此外，還有一個財政因素。阿瑞薩斯有時就記錄下他在這些方麵的支出金額，使我們了解到，他抄寫歐幾裏得(現藏牛津)花費了14個金幣(nomismata)；抄寫柏拉圖(對開471頁)花了13個金幣，使用的羊皮紙則花了8個金幣；抄寫基督教使徒文集(現藏巴黎)花了20個金幣，還花了6個金幣來購買羊皮紙。這是一筆相當大的花銷，超過了最富有的個人能夠承擔的極限。我們對比一下就清楚了，一個中級朝廷大臣的年俸總額為72個金幣。按照今天的物價水平換算(在可比的範圍內)，阿瑞薩斯的柏拉圖文集大約花費了5000英鎊。在文獻中尚無學術機構讚助的記載。

考慮到多種局限性，保存下來大量古籍就是相當突出的功績了，我們幾乎沒有任何抱怨，我們還能做出什麽其他不同的選擇嗎？拜占庭人與我們的趣味不同，他們對戲劇幾乎沒有興趣，喜歡散文更甚於詩歌，他們最講究修辭：因此埃柳斯·亞裏斯泰迪德(Aelius Aristides)大量的作品(現存有超過200個手抄本)隻有幾個讀者，還有盧西恩、希美留斯、裏巴尼烏斯、塞米斯提烏斯、赫裏修斯等其他許多類似作家也是如此。對辭藻華麗的追求流行一時，甚至超過宗教狂熱，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至今隻有“背教者”尤裏安的演講和書信，當然還有他的《駁加利留斯》(Contra Galilaeos)。令人驚訝的是，早期的基督教作家很少受到關注，可能是因為人們認為他們過於陳舊，有些人在思想上還是值得懷疑的。殉教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雅典那格拉斯(Athenagoras)、泰坦(Tatian)、亞曆山大裏亞的克萊蒙特等作家的文本傳統隻能從阿瑞薩斯於914年製作的唯一的手抄本中找到。摘引自《致狄阿格內圖書信》(Epistle to Diognetus)的文本隻保存在此後出現的一個手抄本中，而該手抄本現在也被損毀。至於《赫馬牧人書》(Shepherd of Hermas)這個最古老的基督教文本文獻，在古代晚期廣為流傳閱讀，出現在4世紀著名的聖徒古籍文獻大典中，但是後來人們隻能在另一本晚至15世紀的希臘手抄本中找到它。

我們可以通過某些異乎尋常的事例看出通行的標準。我們稱之為希臘文集的那種書就是一本包含有4000行警句格言的語錄，涉及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10世紀的作家。最初，警句格言就是用來刻寫在石碑上的，但是後來它逐漸發展出獻詞的功能，包括愛情、醉酒和笑話等主題。它在希臘化時期特別流行，第一部警句格言文集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編纂的。類似的成果直到6世紀仍然繼續出現：黑暗時代前最後一部文集是公元565年以後不久問世的《阿佳塞阿斯格言》(the Cycle of Agathias)，其中使用了大約25位同時代作家的作品，他們大多是律師和行政官員。皮西迪亞的喬治(George of Pisidia)是著名的詩人，他在希拉克略統治時期撰寫過幾本警句格言文集，後來這種文體就消失了。它再度出現是在9世紀初，當時有一組毀壞聖像派的警句被鐫刻在皇帝宮殿入口處，當作一種宣言。聖狄奧多爾逐句駁斥這些警句，他自己還撰寫過一本超過100句的宗教題材的警句語錄，從而惹上麻煩。此後，拜占庭文人繼續寫作警句語錄，但很少有悲歌哀調(這就反映出警句格言文集的適用標準)，它們通常是十二音節抑揚格詩，這種形式更符合中世紀希臘語的發音。

希臘警句格言產生在宮廷學校的氛圍中，最早是由一位名叫君士坦丁·基發拉斯的教士完成的，時間在917年。他的手抄本沒有保存下來，但是我們非常幸運地從一本問世不是太晚的“帕拉丁二十三書”(Palatinus 23，現存於海德堡)中得到一部，這本書通常被確定為930—950年成書。它按照不同命題分為15卷，開章的標題為“基督教警句格言”，可能是為恢複民心振奮士氣，但是後麵的內容變為情人間的戀愛(卷五)，甚至同性戀情(卷十二)，這些傾向顯然屬於異教。

從拜占庭人的觀點看，警句格言非常難得，雖然認為拜占庭人創造了這種文體的意見還是引發出許多有趣的問題。基發拉斯及其一小群合作者如何能夠找到這麽多古代的警句格言加以使用？我們聽說，這群人中有個名叫格裏高利的成員，就是從希臘和小亞細亞地區的石碑上臨摹碑刻，而且君士坦丁堡還有多種基督教警句格言文集就是直接從紀念碑上臨摹下來的。而大量的詩歌肯定是來自多種手抄本。這就意味著基發拉斯不僅能夠接觸到《阿佳塞阿斯格言》，而且能接觸到許多更早的警句格言集，它們甚至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世紀加達拉的梅利埃格(Meleager of Gadara)編纂的《加蘭格言》(Garland)。另外，他為什麽這麽不嫌麻煩？唯一合理的答案就在於，他這樣做是為找到學習榜樣。但是我們還要問，為什麽其中包括性趣方麵的格言？可能善良的基發拉斯非常欣賞它們，或者不願意遺漏掉任何他在途中恰巧得到的古代殘句。無論如何，他值得我們感激萬分，即便最終淒婉哀歌式格言在拜占庭世界隻有有限的未來。

古典學家在看待拜占庭學術複興時主要對保存古希臘文獻感興趣，而拜占庭帝國史家可能希望問一些有關但不同的問題：這些文獻對於那些在9世紀及以後幾個世紀閱讀它們的人究竟產生過什麽影響？讀者是否接受這些古代作品的信息和價值呢？幾乎沒有發現什麽跡象顯示跨越基督教和異教之間鴻溝的思想苗頭。以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Mediations)這部最著名的古代書籍為例。佛提烏完全不了解這本書，而阿瑞薩斯卻擁有一個更古老的版本，正如他對此所說的那樣，“還不算太破”。他又抄寫了一本，而將原有的舊本送給他的主教朋友，並推薦說它具有“很大的教益”。阿瑞薩斯手抄本《阿拉斯》(Alas)現在佚失，現存的版本是14世紀的一個手抄本。還沒有記載表明任何拜占庭讀者特別為《沉思錄》所感動，但是當它們首次在歐洲出版(1559年)時，確實引起一陣轟動。

拜占庭學術複興的目的應是修複黑暗時代留下的裂痕，並恢複古代晚期考究典雅的文學文化，以及它的語法、規範、韻律，及其多種多樣知識廣博的補充讀物。在這方麵，複興運動是成功的，除了這個被重新塑造的文化之社會基礎非常薄弱外，在一個特定時期，所有教育機構和整個帝國各地包括帝國政府職位和更高級教會職位的候選者，可能不會超過幾百人。此時隻在君士坦丁堡能夠進行必要的學校教育。我們也不能指望在這樣的環境下出現任何“人文主義”的跡象。隻有某些類似於“市民”的公眾階層形成以後，民心才可能開始發生變化，而這種情況直到11世紀中期都沒有出現，爾後則出現在非常有限的範圍內。

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這場複興運動也對藝術家產生了某些影響。以巴西爾一世創立的王朝名字命名的“馬其頓文藝複興”多少有些誤導人，這種現象更多地是受少數學者意見的影響，而缺乏相應的文獻證據。而其影響範圍也極其有限。眾所周知，君士坦丁堡幾乎沒有保留下來幾件9—10世紀的藝術作品：聖索菲亞教堂有一些鑲嵌畫，其本身令人歎為觀止，但是卻沒有表現出任何與古代明顯的聯係。還有幾座破敗的教堂，其中一個是907年建立的君士坦丁·利普斯修道院，其中保存著許多建築裝飾雕刻的殘片。事實上，皇宮沒有保留下什麽藝術品，除了一塊鑲嵌地板。我們依舊隻能靠我們僅有的那點基礎材料形成我們的結論，我們了解較多的唯一器物是貨幣。貨幣的質量有些許改善，但是仍然屬於純粹的中世紀貨幣，貨幣上印的是皇帝和神祇正麵的形象，沒有出現要恢複古代側麵頭像的意向，如同查理曼所做的那樣。我們也沒有發現任何圓形雕刻的跡象。即使在建築雕刻中，諸如科林斯柱頭這樣的古典元素也消失了。“文藝複興”隻是出現在微型藝術中，大部分用來裝飾手抄本和象牙雕刻。我們討論的手抄本數量不會超過十幾部，大部分是基督教的內容。這些文本中最古老的是現存於巴黎的納西盎的格裏高利抄本，能被確定為是880年前後的皇室用品。另一本現存於梵蒂岡的《聖經》屬於10世紀前半期，是由叫作利奧的國庫官員完成的。這一類作品中最晚完成的是(約980年)後來被現代學術界重新確定為幾個版本的《聖經》(現在分別收藏於都靈、佛羅倫薩、哥本哈根)，是為一個叫作尼基塔斯(Niketas)的帝國皇帝閣僚抄寫的，其最初的原本屬於535年。剩下要討論的手抄本還都不清楚它們的所有者，但都是從皇帝宮廷流傳出來的。世俗內容的手抄本中唯一突出的例證是尼坎德(Nicander)有關有害動物的詩集抄本《解毒秘方》(Theriaca)，現存於巴黎。

上述手抄本中的微型繪畫或多或少都表現出古代的特征，例如籠罩在藍色和粉紅色的背景中；城市、河流、山川和其他抽象品格的擬人化表現；具有龐培(Pompeian)繪畫建築風格的虛構因素；裝飾著彩帶和頂端帶有花瓶裝飾的奉獻柱廊。這些很可能是從5—6世紀的藍本中臨摹下來的，帶有強烈的虛幻色彩。

同一時期的象牙雕刻數量相當多，但是沒有幾件可以確定其年代。有一件象牙板描繪羅曼努斯二世(Romanos Ⅱ)於945年迎娶貝爾莎/尤多西亞(Bertha/Eudokia)的場景(現存於巴黎)，還有一件可能是為君士坦丁七世製作的象牙三折板(現存於羅馬威尼斯宮)，它們都表明，最好的作品多完成於10世紀中期。它們的古典特征大多表現在身著皺褶長衫的基督教顯貴人物形象上。而許多象牙盒匣卻與此相反，雕飾著異教神話的場景，展現出的人物矮胖，並不優美，還飾有飛翔的丘比特。

古代時尚到公元1000年前後就已經衰落了。它隻局限於珍奇異物，確實很少麵向公眾，對於當時藝術生產的主流也發揮不了太大的影響，直到13世紀末帕列奧列格王朝時期，才再度複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