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期帝國(780—1204年)
保羅·馬格達利諾(Paul Magdalino)
中古世界中的拜占庭帝國
780年的拜占庭帝國是其此前疆域的殘缺部分，局限於小亞細亞、巴爾幹半島沿海地帶和克裏米亞半島，以及希臘諸島、西西裏和意大利半島南端地區。從基督教地理學角度看，它隻占據古代基督教五大教區中的一角。耶路撒冷、安條克、亞曆山大裏亞三大東部教區，連同敘利亞、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富庶地區早已被阿拉伯人統治了一個多世紀。4—6世紀期間，那裏曾是帝國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拜占庭人曾經掌控的幾個基督教大社區因為皈依伊斯蘭教而迅速縮小，與君士坦丁堡的關係越來越疏遠；在統治管理和知識學問方麵，阿拉伯語取代希臘語成為正統語言。在西歐，帝國在歐洲的大片領土早就歸屬於羅馬教區管轄，西西裏和意大利、希臘大陸的其他部分仍處於帝國控製下，但是全都具有新環境的特征，教會的司法管轄已經隨著政治版圖的變化而擴張發展。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絕大部分也早已脫離拜占庭帝國的控製。自8世紀中期以後，羅馬本身及羅馬教會在意大利中部的土地實際上不再歸屬於君士坦丁堡帝國。由於教廷反對帝國的毀壞聖像政策，特別是因為帝國未能保護教廷抵抗好戰的倫巴德王國的入侵，教宗就請求法蘭克人的加洛林(Carolingian)王朝的新統治者幹涉意大利事務。教宗在理論上堅持認為，這是一個帝國取代另一個帝國——正是在這個時期，羅馬教會偽造了《君士坦丁的贈禮》(Donation of Constantine)，宣稱君士坦丁建立君士坦丁堡時，曾將帝國在意大利的職責委托轉交給教宗。然而，實際後果是查理曼掌控了意大利的倫巴德王國，同時也擔負起教會保護者的責任。
利奧四世去世後，其遺孀伊琳妮得到監護其子君士坦丁六世的攝政權力，試圖停止帝國對基督教世界其他部分的疏遠。她重開與加洛林王朝國王聯姻的談判，因為自768年丕平(Pepin)去世，談判中斷了一段時間，雙方為君士坦丁迎娶查理曼的女兒洛特魯德(Rotrud)進行準備。她還更為小心謹慎地終止了拜占庭教會毀壞聖像運動的官方政策，在784年牧首保羅去世後，確定選舉塔拉修斯為牧首繼任人，後者將與她配合召集大公會議，以便恢複對聖像的崇拜和教會的統一。在這次不成功的君士坦丁堡聚會後，會議最終於第二年在尼西亞就此事務做出決定。但是這個時候，查理曼取消了其女的婚約，逐漸與拜占庭帝國在意大利南部和亞得裏亞海沿海地區發生利益衝突。788年，法蘭克人擊敗拜占庭人派去扶植倫巴德王阿德切斯(Adelchis)的軍隊。在這種情況下，查理曼拒不承認尼西亞會議決議就毫不奇怪了，這份決議根本就沒有與他協商，在整個文件中根本就沒有提到他。
如果拜占庭政府還希望使查理曼與教宗分離，那麽情況令人絕望：他們的關係依然緊密如初，其**出現在公元800年聖誕節那個著名的場合，當時教宗利奧三世為查理曼加冕。至於是誰主動提議加冕和誰更為青睞誰這樣的問題自此一直聚訟不已，但毫無疑問的是拜占庭帝國遭到嚴重的冒犯，即便查理曼沒有這樣一個頭銜，他成為皇帝的種種情況也是與現任拜占庭皇帝的業績相對立和衝突的。794年，他竟然主持了自己的教會改革會議。他還通過一係列極為成功的戰爭大大增加了法蘭克王國龐大的領土遺產。他完全終止了兩個民族的政治存在，而這兩個民族曾給帝國帶來許多傷痛：774年他吞並倫巴德人的意大利王國，791年他入侵阿瓦爾人在多瑙河中遊地區的王國，並在795—796年消滅了這個王國，從而為法蘭克人奪取了神秘的阿瓦爾人寶藏，這是後者在長期入侵洗劫拜占庭帝國的過程中積累下的戰利品和貢品。他還與阿拔斯王朝的哈裏發哈倫·拉希德(Harūn al-Rashid)互派使節，後者承認他是耶路撒冷聖經教會的保護人：查理曼當時給予耶路撒冷教會相當多的好處，而拜占庭政府卻完全不能幫助他們。
加洛林王朝在資源和發展程度方麵，或者說它對拜占庭帝國造成的威脅不能與阿拔斯王朝同日而語。阿拔斯王朝的疆域從突尼斯到中亞，囊括中東地區所有古代文明中心，控製著地中海與遠東之間所有的主要商道。這是世界上最官僚化和城市化的國家。它與拜占庭帝國有著漫長的邊界線，從黑海到地中海，伊斯蘭教使東正教麵臨一神論的挑戰，而征服基督教世界和使其他民族皈依是其最基本的目標之一。它宣揚對非穆斯林進行聖戰，以使他們在精神上得到拯救。阿拔斯王朝以巴格達為都城，具有強烈的青睞伊朗的政治目的，它並沒有像其以前的倭馬亞王朝所做的那樣，把征服君士坦丁堡作為優先的目標，而是以極大的熱情推進聖戰，哈裏發或者親自率軍征戰，或者把聖戰委任給敘利亞和北非的埃米爾(emirs)。這意味著每年都對小亞細亞進行不間斷的洗劫入侵，這個地區有很大部分一直成為戰爭地帶。而在海上前線，地中海的大部分島嶼在9世紀初仍處於基督教控製下，此時遭到越來越頻繁的進攻。因此，阿佛拉比德王朝(Aghlabids of al-Ifriqqiya，突尼斯)於827年開始對西西裏進行長期占領，同時，從西班牙伊斯蘭世界被驅逐的一群政治犯成功對克裏特島發動入侵。這樣，拜占庭帝國就喪失了其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兩個主要島嶼領地，這對意大利、希臘和整個愛琴海及亞得裏亞海沿海地區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
來自加洛林王朝的威脅與此並不一樣。阿拔斯王朝和加洛林王朝覬覦拜占庭帝國的希臘-羅馬遺產的爭奪並沒有同時進行。兩者都想占有希臘-羅馬世界的核心地區，但是它們的政治基地都遠離地中海，其文化傳統也並不完全認同羅馬。兩者都非常欣賞古代文化，其宣傳家認為，古代的智者以及世界的主宰已經拋棄了希臘人，並找到了新的家園。這樣，哈倫和查理曼的相互認可對拜占庭帝國來說就顯得非常重要。這意味著君士坦丁堡羅馬帝國的繼續存在不再成為後羅馬世界其他強權唯一的目標，它正在迅速變成三大勢力中更小更弱的一個。觀察一下公元800年時的世界格局，我們就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世界末日不會馬上到來的話，那麽西方的未來在於拉丁歐洲和伊斯蘭地區。哈倫和查理曼在文學和民間傳說中的形象逐漸變得永恒不朽絕非偶然，因為同時代的拜占庭帝王沒有任何一個留下過偉大的名聲，隻有皇後伊琳妮因為恢複對聖像的崇拜而得到了共同認可。公元800年前後的幾十年，拜占庭帝國遭到多次恥辱的軍事失敗、政變篡位和短命皇帝的統治，他們中除伊琳妮外，都與教會有關係。到813年，形勢變得相當嚴峻，以至於君士坦丁堡和軍隊中的強力集團說服皇帝利奧五世，使他相信解決問題的辦法隻能是恢複毀壞聖像政策，因為利奧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似乎就是因為這樣做了，才得以維持其長時間的統治，也保證了王朝的順利繼承和軍事勝利——首先是戰勝了保加爾人。
拜占庭帝國窘迫的處境不僅來源於東方和西方最強大的勢力持續施加的壓力，而且還來源於北方比較強大的勢力施加的壓力，帝國與後者共同主宰巴爾幹半島。拜占庭帝國東山再起的最大障礙在於保加爾汗國越過多瑙河進入河南地區，他們以普利斯卡(Pliska)為都城，並以距離君士坦丁堡僅三天路程的希不魯/馬裏察河(Hebros/Maritza)流域為其南部邊界。780年，保加爾國家就已經在距離拜占庭帝國最近的地方存在了幾乎一個世紀，他們乘帝國內亂和抵抗阿拉伯人作戰之機不斷壯大，這種長期的發展使得汗國成為極其強悍的政治實體。突厥統治精英融合了草原民族的作戰風格，斯拉夫農民的農業資源，以及從希臘商人、戰俘和叛逃者那裏獲得的文明技巧。皇帝君士坦丁五世、伊琳妮和尼基弗魯斯一世都試圖通過強化邊防和移民定居的方法，擴大帝國在色雷斯前線地區的控製區域，他們確實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當尼基弗魯斯一世及其軍隊於811年在薩爾迪卡〔Sardica，今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Sofia)附近〕河穀被保加爾汗王科魯姆(Krum)摧毀後，所有成果都化為烏有。尼基弗魯斯一世因此成為自瓦林斯(378年)之後第一位在抵抗外敵戰爭中陣亡的皇帝；而科魯姆則在勝利後大舉洗劫色雷斯，並威脅君士坦丁堡。隻是由於他在814年突然死於中風，拜占庭帝國才得以幸免於滅亡，但是，816年訂立的“三十年和約”卻使邊界確定在8世紀中期的位置上，科魯姆的繼承者利用這個和約向北擴張到多瑙河，向南擴張到亞得裏亞海。
顯然，保加利亞皈依基督教順理成章：汗王鮑裏斯(Boris， 852—889，以及893年在位)於865年前後受洗，教名米哈伊爾，接受拜占庭形式的基督教，這被看作拜占庭外交的勝利。但是，如果不是法蘭克人教會和教廷勢力出現在這個汗國，拜占庭帝國能否完成保加利亞的皈依還是個問題。另外，這次皈依究竟對拜占庭帝國有利還是對保加利亞有利也是個問題。這位新皈依的國王盡量順從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牧首，他充分利用基督教來確定其王國的獨立身份，不僅通過發展斯拉夫宗教文學，而且通過建立保加利亞半自治大主教管轄下的新主教區從領土上實現其獨立。這個新主教區主要位於邊界地區，並因此確定了巴爾幹半島的分裂，這種分裂有利於保加利亞，正像後來人們看到的那樣，保加利亞這個名字下被增添了大片土地，從我們今天稱為阿爾巴尼亞的中部地區一直延伸到君士坦丁堡心腹地帶。當這個新近皈依基督教的國王的兒子繼位後，對於拜占庭帝國來說，事情沒有得到任何改善。他的這個兒子西蒙曾命裏注定要經受修道院生活的磨煉，並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可能就是因為他的這種經曆，西蒙似乎更願意標新立異，以便向其臣民中的一些人證明他對異教的懷念，表示他不是拜占庭帝國的傀儡。他有機會從內部觀察拜占庭帝國，這肯定使他更希望得到這個帝國，或者對他本人而言，想要得到某些非常類似於帝國的東西。盡管他還受到與拜占庭帝國和平並存原則的約束，但他還是用他33年統治時間的一多半來與帝國皇帝作戰，因為他認為他的合理期望受到了欺騙。自913年牧首尼古拉一世極力勸說他在君士坦丁堡城外舉行某種為其加冕的典禮以後，他就渴望被承認為沙皇(希臘語稱為basileus，斯拉夫語稱為tsar)，並確定他的女兒和年幼的君士坦丁七世之間的婚約。其多種抱負都沒有實現，但是在努力尋求目標的過程中，他與拜占庭帝國進行外交較量，並不斷贏得戰爭。他並不破壞占領的土地：顯然，他的兒子彼得(Peter)繼承了一個比10世紀任何歐洲軍事強國都穩定統一和運行良好的帝國。皇帝羅曼努斯一世在927年西蒙去世後與彼得達成和約，作為回報他準備將其孫女嫁給彼得，並承認彼得為沙皇，同時支付年貢，還同意保加利亞教會獲得大主教區地位。
927年達成的和約持續了四十年。在此期間，保加利亞在鮑裏斯·米哈伊爾受洗後一個世紀順利地發展成為歐洲各國中一個永久確立的國家，至少像那些從查理曼帝國遺留下來的法蘭克人國家一樣確立無疑。而拜占庭帝國完全反對與之並立共存。君士坦丁七世在944年羅曼努斯一世倒台後，反常地譴責彼得與瑪利亞·利卡潘妮(Maria Lekapene)的婚姻。在其有關外交的論著《帝國政府》(De administrando imperio)中，他對保加利亞人的看法，與他的父親利奧六世在50年前論及戰勝帝國敵人的軍事謀略時表達的看法幾乎完全相同：保加利亞非常明顯地被排除在地圖之外，以至於在帝國與東歐各種關係圖譜的中央地區留下了一個黑洞，既不將其看成是基督教聯盟也不將其視作野蠻的外族敵人，而是暗含著把它歸入帝國北方的野蠻民族之列，並確定其為帝國軍隊攻擊的目標的意思。10世紀的拜占庭帝國統治者對於煽動異教民族攻擊基督教的保加利亞確實並不感到內疚，他們曾利用馬紮爾人(Magyars)和帕臣涅格人(Pechenegs)攻擊西蒙。皇帝尼基弗魯斯二世於967年決心不再與彼得續約，因此挑動基輔的斯維亞托斯拉夫(Sviatoslav of Kiev)統領羅斯人(Rus)攻擊保加利亞。斯維亞托斯拉夫超額完成了任務，暫時占領了保加利亞，並將彼得之子鮑裏斯二世統治下的保加利亞變為其東歐帝國的保護國——他打算從多瑙河流域發號施令。但是，這次羅斯人的占領卻給尼基弗魯斯的繼任皇帝約翰一世·齊米斯基斯提供了機會，後者得以在971年大勝斯維亞托斯拉夫的戰爭中一同清算對保加利亞的新仇舊賬：齊米斯基斯班師回朝，在君士坦丁堡舉行凱旋慶典。作為慶典儀式的一部分，鮑裏斯二世被剝奪了沙皇標誌權杖。保加利亞首都普裏斯拉夫(Preslav)被改建為拜占庭軍事總督的司令部。然而，慘遭羞辱的保加利亞國家保留下了絕大部分的國家組織和社會機體，特別是在西部地區。在齊米斯基斯於976年去世後，帝國爆發內戰，保加利亞統治精英聚集在由一群亞美尼亞軍官之子組成的領導集團下，擁護塞繆爾(Samuel)登上保加利亞皇位。他使保加利亞先以普裏斯帕(Prespa)為中心，後以奧赫裏德(Ochrid)為中心，實現東山再起。該王國迫使巴西爾二世花費其統治時間的大半來摧毀。
對保加利亞的征服極大地拓展了帝國的領土範圍，消除了君士坦丁堡周邊地區的主要威脅，並恢複了愛琴海和亞得裏亞海之間跨越大陸的交通路線。約翰一世和巴西爾二世在戰爭中的勝利使得帝國稱霸達兩個世紀。當然，這些戰爭進行得相當艱苦，如果當時帝國沒有改善它在其他前線特別是東方前線的地位，那麽它很難取得這些勝利，正是在東方，931—968年間，拜占庭帝國對伊斯蘭世界的前線局麵變得非常有利。這既由於軍隊作戰能力大為提高，還由於拜占庭帝國周邊的幾個帝國勢力減弱，政治混亂。拜占庭帝國在公元1000年時可以被清晰地辨認出就是那個公元800年時的帝國，隻是更加強大，而哈倫的帝國和查理曼的帝國都多多少少發生了變化，衰落不堪，形勢惡化。阿拔斯王朝和加洛林王朝都四分五裂成許多小國和小王朝，而這兩大勢力實際上都喪失了強權。伊斯蘭世界因為遜尼派(Sunnites)與什葉派(Shiites)等多個教派團體間的宗教爭端而分崩離析，敘利亞、埃及、伊拉克和伊朗的地區分裂主義都以王朝的形式表明獨立要求，強大的非阿拉伯民族文化傳統異軍突起，特別突出的是伊朗人和突厥人，他們在哈裏發軍隊中的領導地位使他們越來越占據哈裏發國家的核心層。這樣，拜占庭帝國此時在其東方前線麵對的不是由整個伊斯蘭世界資助和招募的聖戰者軍隊，而是各地獨立的埃米爾小國，它們雖然好戰，就像薩伊夫·道拉(Sayf al-Dawla)統治下的阿勒頗(Aleppo)地方的哈姆達尼德(Hamdanid)埃米爾國一樣，但是卻難以抗衡強大的拜占庭帝國協調一致的資源力量。在帝國的西方，加洛林王朝已經被幾個繼承人爭奪繼承權的內訌壓得粉碎，壓力還來自維京人(Vikings)、馬紮爾人、薩拉森人的入侵，以及好戰的大貴族的自衛性暴力衝突。隻有在新王朝統治下的東法蘭克，法蘭克王室通過取得對斯拉夫人和馬紮爾人異教徒的戰爭勝利扭轉了局勢，並在意大利向拜占庭提出了新的帝國挑戰——奧托一世(Otto Ⅰ)於962年加冕為皇帝。然而，這次挑戰的目的是結成婚姻聯盟，972年，奧托二世(Otto Ⅱ)和約翰一世的女性親戚狄奧發諾(Theophano)的婚姻實現了這個目標。奧托三世(Otto Ⅲ)便是這次聯姻產生的具有一半希臘血統的兒子，他繼承了西方帝王的尊嚴，而保持著明顯的東方皇室的做派——就像他在東方的“同僚”，拜占庭皇帝巴西爾二世那樣。巴西爾二世曾準備將自己的侄女嫁給他，但恰在此時，奧托三世於1002年不幸早逝。982年奧托二世在卡拉布裏亞(Calabria)遭到薩拉森人軍隊的毀滅性打擊，這隻能證明自870年以來就已經明顯的事實：拜占庭帝國是該地區唯一一個能組織起資源去抵抗入侵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穆斯林的大國。
961年，克裏特島再度被拜占庭占領，這使得重新奪取西西裏成為可能。這樣，教宗、阿馬爾菲、那不勒斯、加埃塔(Gaeta)、威尼斯、貝內文托(Benevento)和卡普阿(Capua)的倫巴德王公，以及奧托王朝的皇帝都不得不承認拜占庭在意大利的(政治)存在的增強，以及與拜占庭帝國的良好關係，都是無法避免的必要。
10世紀的拜占庭帝國不斷從其並不完滿的實力中獲得好處，而這種實力是它在7—8世紀期間為生存而戰時建立起來的，相比於那些在公元800年時風頭蓋過它的大帝國，那個時期的建設把它塑造成擁有強大凝聚力的穩定堅固的國家的榜樣。它在領土疆域上比加洛林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更為緊湊，也不像它們都是王朝性國家；也就是說，它不是由王朝建立的國家，其國家認同或存在也不依賴於王朝的存續，或者說是王朝的替代物。它不像其他絕大多數的中世紀帝國是靠咄咄逼人的戰爭凝聚起來的，因為它們要滿足軍事貴族對土地和戰利品的需求。它具有哈裏發國家缺乏的宗教實體：毀壞聖像爭端最終以843年恢複崇拜聖像而結束，這場爭端將東正教和政治權力牢固地結合在一起。同一時期，拜占庭帝國擁有政府組織機構，即官僚體製、職業化軍隊和複雜的稅收製度，這些在加洛林王朝裏都是缺少的。其帝國都城和聖城是同一個城市，這一點無論在拉丁基督教世界還是在伊斯蘭世界都不存在。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巴格達可能在炫耀財富、學問和朝廷權勢方麵不輸甚至超過君士坦丁堡，但是君士坦丁堡比它古老四百年。那裏的建築物和老規矩仍然是君士坦丁大帝和羅馬帝國的有力見證，雖然規模有所縮小，但是在法蘭克人和阿拉伯人走上曆史舞台以前它就存在了，那個時候的巴格達隻不過是個空城，是早已滅亡的波斯帝國建在河邊的陪都遺址。就是在這個“君王之都”當時還完好無損的城牆內，拜占庭帝國已經積累了大量政治文化財富，除了遠東之外，真是無與倫比。它確實證明著，拜占庭帝國的實力來自它的曆史，而10世紀的擴張恰好與帝國當時的複興政策相一致，政府致力於恢複從古代到6世紀的成文傳統製度，並將它們編纂為典籍，同時收集整理的還有成文的和口頭的記載，最新的軍事、慶典和外交實踐文獻。
1025年巴西爾二世去世時，帝國的疆域自克裏特到克裏米亞，從墨西拿(Messina)海峽和多瑙河到阿拉塞斯河(Araxes)、幼發拉底河(Euphrates)和奧倫特斯河。真正能夠對這些邊境造成嚴重威脅的隻有奧托三世的繼承人亨利二世(Henry Ⅱ)和康拉德二世(Conrad Ⅱ)統治下的神聖羅馬帝國，他們進攻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領地，煽動地方叛亂，但是由於他們行動的基地遠離他們幹預的地區而難以發揮作用。拜占庭帝國與其北方的兩個近鄰馬紮爾人和羅斯人的關係整體上看得到改善，主要由於後兩者於10世紀末皈依了基督教。羅斯人是從拜占庭帝國接受的基督教，同時巴西爾二世的妹妹安娜(Anna)還成為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Vladimir)的新娘，而基輔遠離君士坦丁堡也避免了隨著保加利亞皈依基督教而出現的難解的惡性循環。也是由於距離遙遠，一定程度上使得拜占庭帝國得以與什葉派法蒂瑪(Fatimid)王朝和平共存，這個國家於969年在埃及奪取政權後迅速崛起成為伊斯蘭世界主要的強國。開羅的法蒂瑪王朝主要的對頭是巴格達的阿拔斯王朝。盡管拜占庭帝國與法蒂瑪王朝在敘利亞發生過衝突，瘋狂的哈裏發哈基姆(al-Hakim)由於迫害基督徒並摧毀包括耶路撒冷聖墓教堂在內的許多教堂而嚴重損害了兩國關係，但是巴西爾二世在穩定東部前線局勢後，一改其前任皇帝尼基弗魯斯二世和約翰一世的政策，停止收複近東地區的行動，而致力於清算保加利亞人，從而使得和平共處成為可能，在其統治的最後幾年，他收複了西西裏。
這樣，1025年時拜占庭帝國的局勢就非常明顯地預示出來。甚至25年以後，帝國除並吞埃德薩城(Edessa)和阿尼(Ani)與卡爾斯(Kars)統治下的亞美尼亞王國之外，其東部疆域幾乎沒有任何擴大。但是到1080年，帝國麵臨巨大的麻煩，它迅速喪失了對整個亞洲領土的控製，在巴爾幹半島的地位也搖搖欲墜，遭到嚴重侵蝕。從11世紀末記載這些事件的拜占庭作家開始，有關這次倒黴大難的解釋就汗牛充棟。拜占庭顯然存在著領導方麵的失誤和製度上的缺陷，而診斷症狀比確診病因更為容易：20世紀的學者試圖從封建主義發展、自由小農破產以及官僚貴族和軍事貴族衝突造成的經濟衰敗和軍事無能上解釋這次危機——這種解釋已經過時了，比11世紀關於那些君主不負責任且無能的統治的說法好不了多少。從結構上看，我們可以說此時輪到拜占庭帝國去經曆過度擴張帶來的難題：帝國生存的實力從地理學角度觀察已經消耗殆盡失去活力，疆域不再緊湊充實，文化上也更多元化，社會組織更為複雜，而帝國正是因為戰爭的勝利、領土的並吞和安全越來越有保證而發展了社會組織。此時，拜占庭帝國還是同一個帝國，可能比它原來的最佳狀態還要好很多，但是它的敵人卻突然變得不再是同樣的敵人了。拜占庭帝國一直麵對著周圍那些發展成國家的近鄰，它能以優勢地位居高臨下地成功應對和妥善處理與它們相關的事務。但它還沒有準備好對付那些在國家機構之外行動的敵人，例如11世紀中期突破邊界入侵帝國的那三個入侵者：帕臣涅格人、塞爾柱突厥人和諾曼人(Normans)。
對帝國心腹首都地區和巴西爾二世取得戰績地區的最急迫威脅來自帕臣涅格人，這個部落聯盟自9世紀末就一直主宰著西部的龐廷(Pontic)大草原。帕臣涅格人在其鄰近居民馬紮爾人、哈紮爾人、保加爾人中擁有可怕的名聲，與這些鄰居不同，他們頑固地堅持自己的異教信仰和遊牧生活。拜占庭帝國征服保加利亞使得帕臣涅格人與帝國發生直接接觸，他們遂成為帝國在多瑙河下遊主要的鄰居。起初，拜占庭帝國以重兵駐守邊疆，拒抗他們於境外。但是1033—1036年間他們發動一係列襲擊，造成巨大災難，其中一次甚至突進到塞薩洛尼基城下。此後，米海爾四世(1034—1041年[1]在位)政府製定了三項措施來穩定邊防：減少邊境巡邏部隊的數量；在多瑙河南部地區設立人煙稀少無人耕種的“荒蕪地帶”；扶植發展邊境要塞周圍的市場，以便為這些遊牧居民提供手工製品和農業產品，不然他們就將發動襲擊搶奪這些貨物。這些政策似乎發揮了作用，直到1046年帕臣涅格人遭到烏古斯突厥人(Oghuz Turks)的攻擊而向西遷徙再未生亂。皇帝君士坦丁九世(1042—1055年在位)試圖通過挑動不同酋長之間對立爭鬥的傳統分化辦法和治夷之術削弱他們，卻意外受挫未能奏效。拜占庭帝國在此後的對抗中更加處於不利地位，被迫於1053年[2]簽署“三十年和約”，允許遷徙的部落居民定居在多瑙河南部黑海內陸地區，這個地區非常靠近早年保加利亞的核心地區。拜占庭帝國依舊控製著多瑙河各城鎮，但是與7世紀初保加利亞人給君士坦丁堡人造成的災難類似的夢魘仍然揮之不去。皇帝伊薩克一世·科穆寧(Isaac Ⅰ Komnenos，1057—1059年在位)試圖進行更有利於帝國的強製性移民，但沒有取得明顯成效，到11世紀70年代，帕臣涅格人和當地烏拉赫斯人卷入的一次叛亂使得帝國徹底喪失了對多瑙河城鎮的控製權。宮廷政變的陰謀預示著不幸的降臨，當1083年“三十年和約”到期時雙方恢複相互敵對，帕臣涅格人勾結海姆斯山脈(Haemus)南麓那些怨氣衝天的基督教異端社區共同反對帝國政府。皇帝阿萊克修斯一世·科穆寧(Alexios Ⅰ Komnenos，1081—1118年在位)決定於1087年在海姆斯山脈北部發動戰爭，以圖重新取得約翰一世·齊米斯基斯於971年曾獲得的重大勝利，後者就是在德裏斯特拉(Dristra)這個地方贏得了他擊潰斯維亞托斯拉夫的最後勝利，但是就是在這個地方，此時拜占庭軍隊卻全軍覆滅，阿萊克修斯一世僥幸逃脫。雙方再度訂立和約，確定以海姆斯山脈為邊界，但該和約很快就遭到破壞，帕臣涅格人越來越深入色雷斯，1091年兵抵君士坦丁堡城郊。皇帝的部隊大量減員，形勢極端惡化，隻是由於尾隨帕臣涅格人的另一個草原民族庫曼人(Cumans)大批遷徙抵達這裏，局勢才稍稍緩和。在這個事件中，拜占庭人買通說服庫曼人在萊文農山(Levunion)戰役中摧毀帕臣涅格人，但是他們也可能會輕易倒戈，三年後果真成為當地的入侵者。他們取代帕臣涅格人成為帝國北方長期的威脅，1122年，無論是庫曼人還是帕臣涅格人的殘餘居民都大舉進入色雷斯地區。皇帝約翰二世·科穆寧(John Ⅱ Komnenos， 1118—1143年在位)在斯塔拉·紮格拉(Stara Zagora)精心設局徹底擊潰了他們。這次勝利使帝國加強了自1092年以後恢複的對多瑙河前線的控製。11世紀中期，帝國設想在多瑙河沿岸建設緊靠南部荒蕪地帶的商貿區的計劃似乎重新開始，並取得相當大的成功。直到1185年，多瑙河下遊流域一直是帝國最持久穩定的邊境區域。這大概還得益於俄國君主某種程度的合作，他們也在多瑙河各城鎮的商貿財富中分得一杯羹。然而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帕臣涅格人和庫曼人都是大體類似的敵人：他們都保持遊牧生活方式，都持有原始宗教信仰，采取同樣的作戰方法，保持同樣的草原生活習慣，生性就不安分，他們都符合希臘羅馬世界有史以來早就認定的同一種民族類型，有學問的拜占庭作家都一直確信所有北方的野蠻人都是斯基泰人(Scyths)，這樣的看法也並非沒有事實根據。
帕臣涅格人問題尚屬能夠解決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還在可控範圍內：帕臣涅格人並不具備從斯基泰世界其他部分繼承來的製度遺產。相反，這與伊斯蘭化的突厥人有關，而他們在11世紀中期從東方進攻拜占庭帝國。伊斯蘭化的突厥人也屬於尋求戰利品和永久性新牧場的遊牧民族，而小亞細亞恰好能夠提供大量的戰利品和草場。同時，他們還是具有宗教目的的進攻者，與11世紀中期接收並複興了阿拔斯王朝的政權具有種族聯係。塞爾柱人領袖托格魯爾(Togrul)的繼承人阿爾普·阿斯蘭(Alp Arslan)和馬利克·薩利克·沙阿(Malik Salik Shah)繼承其權力成為哈裏發之外的蘇丹。他們首先關心的是，將伊斯蘭世界重新統一在嚴格的遜尼派正統派旗幟下，他們最緊迫的任務不是征服拜占庭帝國，而是重新統一法蒂瑪王朝。他們樂於使遊牧的突厥人的掠奪活力轉移到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拜占庭的基督教領土，而不是放任他們生活在伊拉克、伊朗和敘利亞那些定居的穆斯林民眾中。正是遊牧民族無拘無束的擴張性和來自伊斯蘭最高權力的集權製度兩者的結合，使得這個時期的突厥人成為如此可怕的威脅，而拜占庭統治當局則忙於自己內部的穩定，無暇他顧。特別是各式各樣沒有固定匪巢的匪幫軍閥同時進行的入侵，也使得集中抵抗和資源調動變得異常困難，最終，當在位皇帝將首要精力集中到東部前線時，他采取的抵抗入侵行動就使他於1071年在曼濟科特(Mantzikert)戰役中與蘇丹阿斯蘭進行直接決戰。羅曼努斯四世·戴奧真尼斯(Romanos Ⅳ Diogenes)遭到慘敗，在戰爭中被俘，這是自尼基弗魯斯一世在二百六十年前陣亡以來拜占庭皇帝在戰場上遭遇的最為屈辱的失敗。根據雙方簽署的和約，蘇丹仁慈地釋放了羅曼努斯四世，而沒有提出過多的領土要求，但是皇帝被釋放卻引發了他和君士坦丁堡統治當局之間的內戰，因為朝廷拒不接受羅曼努斯四世而傾向於米海爾七世·杜卡斯(Michael Ⅶ Doukas)。盡管米海爾七世的政府試圖孤立羅曼努斯四世，但是卻沒能維係住整個軍隊的忠誠。當內戰再度爆發時，突厥人不僅未遭遇抵抗地大舉進軍，而且在拜占庭將領的引導下，深入小亞細亞內陸——這些將領千方百計招募突厥人來對抗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由於內陸各地城鄉有一個多世紀沒有遭受外敵侵襲，因此也都沒有做好自衛的準備，而地方大地主不是從捍衛他們自己的地產出發而是從朝廷中尋求各自的利益。這樣，曼濟科特戰役勝利後20年，突厥人便在小亞細亞西部沿海地區立足定居，他們的占領活動不斷推進，超越遊牧生活的階段：這個塞爾柱族群的一個分支，在君士坦丁堡的亞洲腹地尼西亞城高大的羅馬式城牆保護下，正在發展成為獨立的蘇丹國家的領導核心，同時在士麥那(Smyrna)港口城市，一位曾在拜占庭軍中服役過一段時間名叫查察斯(Tzachas)的埃米爾建立起自己的艦隊，他打算憑借這支艦隊奪取愛琴海各個島嶼。
自1092年以後，形勢發展對拜占庭帝國有利，馬裏克的去世使塞爾柱蘇丹國加速分裂為幾個公國。阿萊克修斯一世於1094年消除庫曼人對巴爾幹半島的威脅後，就能夠將其全部注意力轉向東方。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部隊於1096—1097年陸續到達，他們是應他對教宗烏爾班二世(Urban Ⅱ)的請求，來幫助他收複尼西亞的。為了激勵他們繼續向安條克推進，皇帝的軍隊完成了將突厥人驅逐出安納托利亞西部和南部沿海平原及河穀地區的任務。然而，阿萊克修斯一世卻沒有從十字軍最新取得的勝利中獲得任何好處，後者也確實使皇帝收複東方失地的計劃極大地複雜化了。除1137—1180年間經常脫離帝國控製的小亞細亞東南中心區奇裏乞亞被收複外，11世紀末形成的邊界都沒有向外進一步擴張。鑒於這個中古帝國在收複其他地區上的勝利，這次它收複內陸核心區域的計劃遭到失敗似乎可能令人震驚。在皇帝阿萊克修斯一世·科穆寧及其兒子約翰二世和孫子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Ⅰ)統治下，拜占庭帝國恢複了其作為巴爾幹半島、愛琴海和廣闊地中海區域強國的地位，他們不僅能建立人數眾多的軍隊、令人印象深刻的艦隊，而且擁有似乎無窮無盡的大筆黃金。
有兩個原因可以用來作為解釋。首先，帝國在對付遊牧民族持續不斷的洗劫及對平原地區的入侵時，開展了更頻繁的進攻而不是單純的防守；但是通過觀察一次浩大但災難性的遠征，可以看出阿萊克修斯一世、約翰二世和曼努埃爾一世發動的所有戰事被證明基本上都是報複性的打擊而不是係統的收複行動，但這些一時性的收複戰果還是產生了巨大的聲望。其次，拜占庭帝國極力挑起兩大突厥人國家之間的對立鬥爭，它們正在爭奪對各個突厥遊牧部落的最高統治權力：羅姆(Rum)的塞爾柱蘇丹國在第一次十字軍戰爭後重新入主小亞細亞南部中央地區，並以伊克牛(Ikonion， Konya)為其都城；而由名叫達尼什蒙德(Danishmend)酋長建立的酋長國則定居在這塊草原的北部和東部地區。盡管拜占庭人的利益在於維持兩大勢力之間的平衡，但是帝國還是更加傾向於支持塞爾柱蘇丹國反對達尼什蒙德人，因為後者更加尚武好戰，崇尚聖戰，正如他們大多數人采用的名字傑哈澤(Ghazi，為真理而戰)顯示的那樣。1161年，當塞爾柱蘇丹基利希·阿斯蘭二世(Kilic Arslan Ⅱ)前往君士坦丁堡尋求曼努埃爾一世援助時，這位皇帝在一份條約中正式接受蘇丹為義子，條約規定後者將歸還帝國所有他從達尼什蒙德人那裏奪取的土地，作為其慷慨補貼的回報。但是塞爾柱人並沒有履行他在這份協議中許下的諾言，而是將整個小亞細亞突厥人領土都納入其統治下，從而迫使曼努埃爾一世改變原有的政策。1175年，這位皇帝在多瑞萊昂(Dorylaion)和叟不萊昂(Soublaion)兩地建造和修繕邊防要塞，將邊境線推進到這裏的高原地區。次年，他親自率領龐大的遠征軍征服伊克牛，但是不幸在邁留克發隆(Myriokephalon)山口遭到經典式伏擊，慘遭敗績。這是唯一一次真正試圖通過直接軍事對抗收複突厥人占領的小亞細亞的努力，但是卻以恥辱的失敗結束。
這樣的正麵衝突以前從未發生過，這也可以通過下述事實加以說明，再度占領安納托利亞地區隻是從政治上收複東地中海地區之更大戰略的一部分。該戰略聚焦於塞爾柱蘇丹國東部各地，這些地區是拜占庭帝國於10世紀從阿拉伯人手中收複的，並重新在此安置了亞美尼亞人和敘利亞人。突厥人進入小亞細亞大多繞道避開這些地區，因此使得當地的亞美尼亞人貴族相對完好無損地掌握著該地區的軍事指揮係統。亞美尼亞貴族駐留該地非常有利於第一次十字軍向東進軍，也有利於他們在埃德薩和安條克等地建立十字軍國家。拜占庭帝國在當地殘留的軍事設施為帝國收複該地提供了有利的基礎，因此，拜占庭當局投入重金努力收複安條克就很好理解了。從更廣泛的角度看，十字軍首先在埃德薩和安條克，後來在耶路撒冷和的黎波裏(Tripoli)建立的國家能夠存在本身就是對拜占庭帝國作為東方基督教帝國的挑戰。由於帝國具有的可靠聲譽和安全保證，它就不得不行使對這些西方基督教世界前哨站的某種統治權，此時它們分布在拜占庭帝國的東西兩側。
11—12世紀對拜占庭帝國構成第三個重大威脅的外部挑戰來自講拉丁語的西方。這個挑戰不是來自神聖羅馬帝國的複興，而是來自9—10世紀西部法蘭克王國解體期間形成的富有攻擊性的新國家。11世紀初期出現在意大利南部拜占庭帝國領地邊界地區的諾曼人冒險者，是一些作為加洛林王朝臣屬而定居在塞納河(Seine)河口的維京人的後裔。他們對意大利曆史和拜占庭曆史的影響反映在他們既有維京人的血統又有法蘭克人的背景。他們一方麵是奴役他人的剝削者和既無長久忠心也無固定居住地的雇傭軍，抵抗任何雇傭他們作戰的勢力，不論是拜占庭帝國、教廷、卡普阿和貝內文托的倫巴德君主，還是反對拜占庭統治的阿普利亞人(Apulian)起義者——不僅僅是拜占庭作家把他們看作邪惡得難以言表的野蠻人；另一方麵，他們又深深地植根於重視騎士榮譽和宗教變革的後加洛林文化之中，具有強烈的領土意識，通過重新建立封主封臣的社會結構來強化其領地統治，這種關係是他們從“封建的”法國帶來的。當他們逐漸定居下來時，就獲得了當地宗教家族和宗教領袖勉強的認可，最終包括教宗也承認他們作為教會臣屬的潛在價值，因為他們能夠比德意誌人或者拜占庭帝國更好地捍衛教廷的利益。意大利南部諾曼人的崛起恰好與教廷和這兩大勢力關係的日益緊張同時發生：教廷因為與亨利四世(Henry Ⅳ)為首的少數派交惡並導致後者敵視教會改革而與德意誌人關係緊張；又因為爭奪意大利南部教區管轄權的長期爭端而與拜占庭帝國關係緊張——同時伴隨著關於教義信條、教宗至高地位和宗教禮儀方式的爭執，這最終導致雙方於1054年戲劇性地互相開除教籍，這個事件傳統上被看作東西兩大教會分裂的起點。1059年，教宗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承認諾曼人領袖羅貝爾·吉斯卡爾(Robert Guiscard)為阿普利亞公爵。後者與其弟弟羅傑(Roger)以犧牲拜占庭人、倫巴德人和穆斯林的利益為代價，發動了對意大利南部和西西裏的占領行動。
1071年4月，也就是在拜占庭軍隊慘敗於曼濟科特戰役的四個月以前，羅貝爾·吉斯卡爾奪取巴裏(Bari)——一座海港城市，完成了其對拜占庭(意大利)主要領地的征服。拜占庭帝國對此的反應是提議結成婚姻聯盟，吉斯卡爾最終於1074年同意聯姻，兩年後，他將自己的女兒奧林匹婭斯(Olympias)送往君士坦丁堡與米海爾七世的兒子成婚，當時這對年輕人都到了結婚的年齡。這個事件表明拜占庭帝國衰落到何等程度，也表明吉斯卡爾作為一個沒有領地的軍閥從一開始就強勢崛起，他竟然拒絕以未來可能的女婿關係來繼承拜占庭帝國皇位的機會。拜占庭人顯然擔心遭到入侵，但是他們確實希望吉斯卡爾幫助他們與突厥人作戰。這裏我們觀察到拜占庭帝國與西方關係中存在著一種深刻的而且可能是重大災難性的矛盾：拜占庭帝國堅持利用西方社會中的特有因素，而它卻根本無力對抗這個社會。帝國不顧其與吉斯卡爾和其他諾曼人交往中的糟糕經曆，繼續招募諾曼人和其他西方騎士，並篤信能夠靠自己的經濟能力控製住他們。史料自然沒有記錄下很多效忠於帝國的人，而那些製造麻煩者獲得的公眾聲譽卻表明，拜占庭帝國嚴重低估和忽視了西方人不打算參與拜占庭夢想的程度。
1078年，米海爾七世被推翻，這為吉斯卡爾提供了一個以支持其盟友為借口入侵巴爾幹半島的黃金機會，他在教宗格裏高利七世(Gregory Ⅶ)的支持下於1081年采取行動。在此後四年的戰爭中，阿萊克修斯一世總的來說處於吉斯卡爾和他的兒子伯厄蒙德(Bohemond)造成的嚴重不利局麵中，隻是由於吉斯卡爾死於瘟疫才使拜占庭帝國解除半島地區的主要威脅，其入侵的艦隊也因此遭到重創，巴爾幹半島的領土現在能夠向帝國提供大量資源。即便如此，阿萊克修斯還是毫不猶豫地向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騎士發出求援呼籲，其中包括伯厄蒙德和其他意大利南部的諾曼人，請求他們幫助他從突厥人手中收複小亞細亞。目前，人們普遍達成的共識是，教宗烏爾班二世於1095—1096年遊說號召發動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以響應拜占庭皇帝的求援。如果有關這一事件的基本史料沒有提及皇帝的請求，那隻是因為雙方都打算忘記它：拉丁人並不想承認這個“邪惡的皇帝”在他們英雄般的神聖偉業中有任何正麵的作用，他隻是扮演了負麵的角色，而拜占庭人則隻想把這個事業描述成是對帝國內政不請自來的幹涉行動，是設法降低對帝國損害的一個成就。如今有些事情變得特別清楚，伯厄蒙德違背諾言占據安條克是他與阿萊克修斯一世私下達成非正式協議的結果。他以前曾向皇帝發誓將所有十字軍收複的前拜占庭帝國領土都歸還皇帝，但後來阿萊克修斯一世沒能參加十字軍對安條克的聯合圍攻，因此允許他占據該城；而皇帝是聽信了包括一位十字軍領袖在內的臨陣逃脫者的說辭，認為當時的局麵毫無希望，無可挽回，所以才沒有參加圍攻。
無論十字軍應召而來的目的是什麽，對於拜占庭帝國而言，這次行動的結果是意大利南部諾曼人的征服範圍向東擴展，並極大地加深了兩大教會之間的分裂，因為拉丁主教將希臘教士全都趕出敘利亞主教區，以前這裏從來沒有被置於羅馬教區的管轄範圍內。阿萊克修斯一世確實在十字軍中尋找到其他盟友，他擁有向伯厄蒙德施加軍事壓力的實力，但是伯厄蒙德卻設法將自己的行為與整個拉丁基督教世界聯係在一起。1105年，他返回歐洲，在教宗的支持下重新招募軍隊，1107年他率領這支軍隊渡過亞得裏亞海，打算在返回敘利亞的途中征服拜占庭帝國。阿萊克修斯一世避免與這支入侵軍隊發生正麵衝突，而是誘使它困於阿爾巴尼亞(Albania)山區中。他迫使伯厄蒙德在1108年的“迪沃爾協議”(Treaty of Devol)中簽訂和約，如果它真的生效的話，那麽安條克將回歸帝國，同時所有在突厥人邊境地區立國的法蘭克人都將成為皇帝的封臣。然而，伯厄蒙德並沒有返回敘利亞，其繼承者也拒絕承認這個協議。
阿萊克修斯一世及其繼承者從來沒有真正放棄這樣的想法，即認為拉丁歐洲具有的擴張主義能夠用來為帝國的利益服務。然而，整體上看，12世紀拜占庭帝國對拉丁世界的政策是防禦性的，其關注的問題在於，接受他們曾經從諾曼人入侵和十字軍造成的破壞中得到的安全教訓。其中一個教訓是不能把法蘭克人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建立的殖民地與拉丁歐洲的其他部分分開處理。另一個教訓是需要采取先發製人的外交手段，以阻止意大利南部君主對敘利亞進行幹涉或對拜占庭帝國發動新的攻勢。為了實現這個目的，阿萊克修斯一世及其繼承人與德意誌皇帝建立友好關係，而後者自有其曆史理由拒絕承認諾曼人對意大利南部的占領，也拒絕承認吉斯卡爾的侄子羅傑二世(Roger Ⅱ)於1140年從教宗那裏接受的王室頭銜的合法性。諾曼人入侵還突顯出在帝國臣屬國塞爾維亞和匈牙利王宮中開展針對諾曼人的外交活動的必要性：1105年，阿萊克修斯一世安排其子約翰二世與匈牙利公主結婚，這是兩大王朝之間如果不是敵對的也是緊張關係的開端。最後一個教訓是，與諾曼人和十字軍的多次衝突已經表明帝國難以完全依靠自己的戰艦，必須要有能力召集其可靠盟友的海軍。因此，在與吉斯卡爾開戰期間，阿萊克修斯一世與威尼斯簽訂重要的協議，授予威尼斯人前所未有的特權，以換取後者的援助。在其他規定中，最重要的是允許他們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商貿特區和濱海特區，以及免於支付10%銷售稅的免稅權。威尼斯共和國和阿馬爾菲共和國正式臣屬於帝國，並在拜占庭帝國一直保有商貿特區達兩個多世紀之久。阿萊克修斯一世對威尼斯的授權將其商貿特區置於新的基礎上，亦為後人確立範例，也就是類似後來給予比薩(Pisa)和熱那亞(Genoa)的不那麽慷慨的特權，這樣就極大地增加了帝國境內意大利人的數量，並使拜占庭大量的商業貿易落入意大利人之手。
科穆寧王朝的內部實力和阿萊克修斯一世、約翰二世、曼努埃爾一世活躍的外交活動使帝國已經收縮的邊境地區更為穩固，並使帝國周邊地區形成一圈多多少少對其敬畏有加的鄰國，其中甚至包括羅姆蘇丹國。拜占庭帝國在1180年曼努埃爾一世去世時看起來令人印象深刻，因為他剛剛為其子阿萊克修斯二世和法蘭西國王的女兒舉行完訂婚典禮。但是這個兒子年紀尚幼，而攝政的政府當局很不得人心，從而在1182年的一次暴力政變中被推翻；三年後，篡位皇帝安德羅尼卡一世·科穆寧(Andronikos Ⅰ Komnenos)死於民眾騷亂，其繼承者伊薩克二世·安耶洛斯(Isaac Ⅱ Angelos)雖然幸免於多次叛亂，但是在1195年的宮廷陰謀中被其兄弟阿萊克修斯三世所取代。這次混亂的皇位繼承鬥爭削弱了王朝的延續性和穩固性，拜占庭國家當時的實力恰好越來越依賴於王朝的穩固性。好戰而具掠奪性的鄰國和野心勃勃的臣屬看到了他們的機會。1185年，西西裏人對帝國心腹地區的攻擊被擊敗，一些被占領的城市如地拉修(Dyrrachion)和塞薩洛尼基也先後被收複，但是拜占庭帝國的邊遠地區開始被侵蝕。匈牙利國王和突厥蘇丹奪取了一些邊境地區；塞爾維亞人和亞美尼亞君主擺脫了帝國的宗主權；被驅逐流亡的帝國奇裏乞亞總督伊薩克·科穆寧(Isaac Komnenos)在塞浦路斯建立起獨立政權。最糟糕的還是海姆斯山區的弗拉赫人(Vlachs)，他們在彼得·阿森(Peter Asen)和伊凡·阿森(Ivan Asan)兩兄弟領導下發動起義，在多瑙河北岸庫曼人的支持下，憑借其堅不可摧的山地要塞之利，擊潰了所有帝國軍隊的反擊，並向南部色雷斯地區擴張。君士坦丁堡腹地暴露在敵人的洗劫攻擊下，他們刻意重新建立西蒙和塞繆爾的保加利亞帝國，但是卻絲毫不考慮是否得到君士坦丁堡的承認。就像與他們同時代的塞爾維亞君主斯特凡一樣，彼得和伊凡的兄弟及繼承者，保加利亞的卡羅甘(Kalojan，或稱Johanitza)設法從教宗英諾森三世(Innocent Ⅲ)那裏獲得了王冠。
土地、海洋和人民
780—1204年間，拜占庭帝國的版圖變動劇烈。不僅帝國疆域的擴張和收縮非常大，而且其疆域的重心及中央地帶也完全從小亞細亞轉移到巴爾幹半島。與此同時，某些基本特征並沒有改變。其地理地貌仍然保持著地中海北部地區的典型特征，主要為農業經濟，重點生產麥類、酒和橄欖油，輔之以多種多樣的畜牧業和未開發的森林和濕地物產。拜占庭帝國自給自足，除了遠東的香料和俄羅斯的毛皮外，能生產滿足自身需要的所有物產。其經濟支撐著眾多人口，在此期間其人口增加了一倍，伴隨著持續不斷的移民運動，構成希臘人、亞美尼亞人、敘利亞人、猶太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民族融合。特別是，帝國主要疆域邊境的擴張和收縮由於其海岸、首都非常穩固而得到平衡，其領土資源的調度符合國家利益。
帝國邊緣地帶出現的這種城市繁華現象部分是由於中心地區強製稅收造成了困難，另一方麵也是當局格外關注邊境地區安定的結果。拜占庭帝國並沒有發達的政治理念，也沒有現代專製國家殘暴的國家機器，它隻在有限的範圍內推行國營經濟。但是，沒有任何人力或物質資源不是在國家宣稱的控製和剝削範圍之內，也幾乎沒有什麽經濟或社會製度不是來源於政府出於政治目的進行的資源調配。到12世紀，這種調配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世俗和教會權貴越來越多地控製其份額，他們或者享有免除日益增加的稅收和勞役負擔的權利，或者被授予越來越多收歸國有的大量地產。然而，目的都是相同的：最大限度地進行經濟剝削和軍事招募，確保君士坦丁堡的城市防護和物品供應，確保皇帝統治。拜占庭帝國如同所有其他中世紀的政府，始終關注防止農民棄耕農用土地，保持農耕地的生產。帝國可能比其他大多數中世紀國家更注意通過從一地向另一地大規模移民來解決勞動力、兵員和安全的問題。拜占庭帝國還非常有效地保持其貴族階層的穩定，他們依賴中央朝廷維持各自的富有和地位，在這個方麵帝國是無與倫比的。9—10世紀，幾個把控著主要軍隊司令職位的小亞細亞大家族看起來都在逐漸變為像中世紀西歐封建貴族一樣的土地權貴，他們擁有強大的領地權力基礎，擁有當地大地產和地方武裝。但是，在這些大貴族中的福卡斯和斯科萊羅(Skleros)兩大家族於976—989年幾乎就要奪取皇帝巴西爾二世的皇位後，巴西爾便千方百計設法削弱貴族和土地之間的聯係，沒收他們的產業，取消他們通過購買和饋贈得到土地的機會，讓他們接受短期的軍事調令離開各自的地方。許多重要的拜占庭大家族一直保持著強有力的地方根基，特別是在亞得裏亞堡和特拉布宗等地。但是11—12世紀的拜占庭上流社會整體上明顯缺乏地方主義和地方觀念，這可能造成了拜占庭在小亞細亞地區統治的瓦解；很明顯，這也對帝國能在如此眾多高級官員失去領地後仍然長期存在產生了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