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1983—1984 這次瘋狂的飛行簡直就是自殺
事後聰明總是很容易。人們常常指出，尼克選錯了時間出售他那40%的維珍股份。不過，當尼克和我各奔東西時，他和我一樣了解維珍的銷售額和預期利潤，而情況確實很糟糕。當時尼克和我都很高興，我們倆各得其所。尼克很高興離開一家似乎即將一頭栽入困境的公司；我也很高興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運，即使我知道維珍處境危險。尼克離開後，很快發生了兩件無法預料的事情。第一個變化，激光唱片逐漸普及，因此我們又可以把舊唱片製作成CD再次出售了。很多人都將自己收集的全部唱片複製到CD上，像麥克·歐菲爾德這樣的藝術家，他們的CD當然也賣得很好，“性手槍”則略顯遜色。
而第二個變化則是，維珍自己也成了無可置疑的一流獨立唱片公司。西蒙的音樂品位最終獲勝，在單曲和專輯排行榜前10名中，維珍唱片公司開始占據支配位置。維珍曾被視為僅擁有單支樂隊的小公司，旗下的藝人最初是麥克·歐菲爾德，後來又一下子簽下了風格迥異的性手槍樂隊；而現在，維珍已成為唱片業的翹楚。西蒙在最近幾年簽下的樂隊全都一下子獲得成功。我們擁有“人類聯盟”及其副產品“17號天堂”，以及“頭腦簡單”“喬治男孩”、菲爾·科林斯、“中國危機”和“日本”等。最棒的地方在於，這些藝人全都是我們自己一手打造成功的。我仍然決心跟一流的藝人簽約，希望擁有布賴恩·費裏[1]和滾石樂隊那樣有才華的藝人。不過，我們的唱片花名冊也自有其不同凡響之處：它們全都是本國產品，並且終於開始在海外暢銷起來。
看著錢源源不斷地流入銀行，我又開始考慮其他花錢的途徑。我大量參與樂隊的簽約工作，覺得自己在唱片合同的談判方麵已經駕輕就熟。我需要其他挑戰。我現在有機會用我們的現金創建更多維珍子公司，擴大集團的基礎了，這樣，如果我們再次遭遇經濟衰退的打擊，就不會因為經營單一而麵臨破產的威脅。我還希望擴大維珍品牌，讓它不僅代表一家唱片公司，而且廣泛進入所有媒體類型。從維珍差點破產到現在隻有3年，從尼克離開維珍到現在隻有兩年。過去3年我沒錢可花，如今我存在銀行裏的現金堆積如山，我想盡快地把這些錢再次投資出去。
當我著手尋找其他商機時，我也在考慮擴大我們微不足道的圖書出版業務。我知道，維珍唱片公司的圖書出版部門通過出版樂譜和收取版稅，過得很滋潤。我想知道一家管理有方的圖書出版分公司是否能同樣成功。我心裏想的是，如果一個搖滾明星出了名，那麽就應該有其他各種衍生產品可供開發，包括圖書、錄像、出演電影以及電影配樂。
羅伯特·德弗羅是我未來的妹夫，從他在劍橋上大學時起，我的小妹妹凡妮薩就開始跟他約會了。羅伯特已經成為這個家庭的一員。維珍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家族公司，因為它不是一個縱向代代相傳的企業；它隻是橫向層麵的家族公司，因為不管我做什麽，都總是希望家族成員能更廣泛地參與其中。我會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一如其他所有人。我知道許多商人不許家人參與他們的工作，他們幾乎從不讓自己的孩子去他們的辦公室，回家後也從不談論自己的工作。家裏吃飯時不談金錢問題是英國的特色。但是，如果過分拘泥於這個信條，從不跟家人討論生意，那麽我認為這意味著失去一個機會。經商是一種生活方式。既然商業已經從家族圈子裏排除出去，企業家如此罕見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正琢磨該怎樣管理維珍圖書公司，凡妮薩建議我去跟羅伯特談談，他已經在麥克米蘭出版公司[2]工作3年。羅伯特和他的老板羅布·施裏夫一起來到魅力號，我問他們是否願意到維珍圖書公司來工作。除了繼續開發利用維珍搖滾明星們接連不斷的成功，我並不知道維珍圖書公司應該如何運作。羅伯特建議圖書和錄像都利用同樣的銷售渠道，他認為，如果維珍在傳媒方麵開展更廣泛的業務，維珍圖書就能夠成為其中的一部分，除了圖書，這個集團還應包括電視、廣播、電影和錄像。維珍圖書公司實際隻是一家小企業，但羅伯特並未因此而氣餒，毅然辭職加入了維珍。羅布·施裏夫則決定暫時留在麥克米蘭。
來到維珍圖書公司後，羅伯特立即停掉了我們正在銷售的一連串小說。他重新定位維珍圖書公司，使之成為專門出版搖滾樂、體育類和非虛構類圖書的機構。幾年後，他決定收購W. H. 艾倫出版公司，把它跟維珍圖書公司合並。事後看來，這是一個錯誤。我們想做的事情太多，到1989年，維珍出版業務陷入困境，不得不大幅精簡公司規模。這是我們早期的收購行動之一，為了讓公司繼續運轉，不得不裁員，我們親身體會到這一過程中的所有痛苦。它也證明了從無到有創辦公司的優勢：你可以雇用自己真正需要的人才，真正確立你想要的工作氛圍。
一年後，羅布·施裏夫加入維珍圖書公司，擔任總經理，羅伯特則擔任董事長。他們一起重新推出了維珍的出版業務，專注於我們的核心優勢——音樂和娛樂。幾年之內，這家公司就成為娛樂圖書領域極為成功的出版商，或許也是流行音樂圖書方麵的全球一流出版商。
1984年2月，有位名叫倫道夫·菲爾茲的美國年輕律師聯係到我，問我是否有興趣經營航空公司。他正在尋找投資者，資助一家利用蓋特威克機場到紐約航線的新航空公司，在1982年弗雷迪·萊克爵士的航空公司倒閉後，這條航線就閑置下來。他給我發來一份計劃書，我把它拿到我們的米爾恩德別墅去讀。在找到我之前，他顯然還聯係了許多其他投資者，他不可能把一個唱片公司老板作為首選人物。因此，我一邊瀏覽計劃書，一邊不斷提醒自己：“千萬別受**，壓根兒就別考慮這事。”
我喜歡在遇到陌生人30秒鍾內對其做出判斷，同樣，我也會在看到一份商業計劃書30秒鍾內，斷定自己是否對它感興趣。我主要依靠的是直覺，而不是對大量統計數據的研究。這也許該歸結於我的閱讀障礙，我不信任數字，我覺得人們能夠扭曲數據來證明任何事情。經營維珍航空公司的念頭抓住了我的想象力，但我必須自己在腦子裏盤算潛在的風險。
整個周末，我都在考慮這份計劃書。倫道夫的想法是提供一條全商務艙航線，但這沒什麽吸引力。我擔心的是，在商人不出差的日子，如聖誕節、複活節、銀行休假日以及整周的感恩節假期，公司該怎麽辦？我認為，在那幾個星期，我們就必須讓度假旅客將飛機填滿。其他航空公司擁有頭等艙、商務艙和經濟艙，如果我們希望自己跟其他航空公司區別開來，或許我們可以隻提供兩種客艙等級：商務艙和經濟艙。我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麽。我們要將商人和旅遊者都吸引過來——我們還會漏掉誰？我將自己在飛機租賃方麵希望了解的事情列出一份清單。如果我們能夠租一年飛機，然後又有機會將飛機還回去，那麽，即便經營失敗，我們也會有一條顯而易見的退路了。這會非常難堪，但可以限製虧損額。到那個周末結束時，我已下定決心，如果我們能夠把所有事情，如勞動合同、飛機租賃、外匯風險以及開辟一條紐約航線涉及的方方麵麵，都限製在一年以內，那麽我認為嚐試一下倒也無妨。
在1984年，隻有人民捷運航空公司在跨大西洋航線上提供廉價機票。我拿起電話想跟他們聯係，但電話老是占線，整個早上都不可能打通他們的機票預訂電話。我推斷，人民捷運要麽管理極差，要麽機票供不應求。如果是前者，他們就很容易在新的競爭中成為靶子；如果是後者，那就說明新競爭對手有生存空間。整個周六，我的電話裏都不斷傳來忙音，這讓我確信，我們能夠建立和經營一家航空公司。
周日晚上，我給西蒙打電話。
“你覺得創辦一家航空公司如何？”我喜氣洋洋地問他，“我弄到一份計劃書——”
“看在上帝的分上！”他打斷我的話，“你瘋了，別胡思亂想了。”
“我是認真的。”
“你不是，”他說，“你瘋了。”
“好吧，”我說，“我現在不談這事。不過我想我們應該吃頓午飯。”
周一早上，我給國際查號台打電話，詢問波音公司的電話號碼。波音公司的總部位於西雅圖，由於時差的關係，我要到下午很晚才能夠和他們通電話。聽到一個英國人問他們有哪些大型飛機租賃業務，他們覺得很困惑。整個下午和整個傍晚，我都在給波音公司打電話，最後終於找到了能夠幫我的人。他們告訴我，波音公司確實出租飛機，他們有一架二手的大型噴氣式飛機，如果一年之後生意失敗，他們會認真考慮收回飛機。憑借著這一點點信息——連粗略信息都算不上，我就準備去見西蒙和肯了。
第二天的午餐並不成功。我跟他們說起人民捷運的訂票電話有多難打，而且波音公司有飛機出租，這時他們看起來嚇壞了。我想，他們意識到我已經做了自以為必要的市場調查，已經下定了決心。他們想對了：我確實已經做到這一步了。
“你是個自大狂，理查德。”西蒙說，“我們才十幾歲時就是好朋友了。但是，如果你這麽做，我就無法保證我們還能繼續合作。老實告訴你，等我死了你再打這個主意吧。”
肯沒那麽直言不諱，但他也認為，把唱片公司與航空公司合並，這主意頗為詭異。
“我看不出它們有何關聯，”他說，“而且，如果你想通過虧損來抵銷我們的盈利，那麽我們可以不斷投資新樂隊。”
“那麽，好吧，”我說，“我們不合並航空公司，而是讓兩家公司分別獨立運營。我們能夠安排資金，這樣維珍唱片公司差不多就沒有風險了。我已經聯係過波音，他們可以提供租賃，如果生意不成功，他們就把飛機收回去。維珍頂多損失200萬英鎊。”
西蒙和肯仍然堅決反對。
“好啦，”我繼續軟磨硬泡，“走到這一步，維珍承擔得起相關費用。它的風險還不到今年利潤的三分之一，‘文化俱樂部’在源源不斷地賺錢。而且這事兒很有趣。”
當我說“有趣”時，西蒙和肯都露出畏縮的神情，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特別意味深長的口頭禪，也是我的首要商業標準之一。既然我已經拿定主意，我知道自己就必須說服他們。我繼續爭論說，我們隻租一架飛機，可以稍做嚐試，如果太難，也能減少損失。我解釋說，相較於購買現成的航空公司，從無到有地創建新公司有一個優勢：如果行不通，我們就能輕鬆撤離。在我的想象中，事情就這麽簡單。西蒙最擔心我損害他擁有的維珍集團股票價值，我想肯一定也認為我這是驚人之舉。
有關“人類聯盟”的爭執成為西蒙和我兩人跟尼克關係的轉折點，同樣，那天午餐時的爭論也成為我跟西蒙關係的轉折點。多年來，我有好幾次都讓他感到緊張，但這一次，他覺得我準備拿這家公司以及我們積累的所有財產做賭注，押在一個在他看來愚蠢不堪的計劃上。西蒙對生活的興趣和熱愛都來自藝術，來自音樂、書籍，以及他收集的繪畫和靚車。而我對生活的興趣，則來自設立並戰勝那些表麵上顯然不可實現的巨大挑戰。純粹從商業角度看，西蒙絕對是正確的；然而，我總希望活得盡情盡興，從這個角度看，我覺得自己必須嚐試一下。從那天的午餐開始，我們倆的關係就變得逐漸緊張起來，而且這種緊張關係在以後也沒能完全消解。
倫道夫計劃把這家公司命名為“英國大西洋航空公司”，但如果我參與其中，我就想把“維珍”放進去。我們同意暫時擱置這個分歧，等公司有點眉目之後再說。我需要了解的事情還很多，於是我就向弗雷迪·萊克爵士請教，不管他是否能幫我，我一直都對他倍加尊崇。弗雷迪爵士到魅力號來吃午餐，跟我解釋了航空公司的運作機製。他很快證實了我的疑慮：啟動一個隻有商務艙的航班，確實有很多局限。
“你可不要把座位全部設為僅提供基本必需品的經濟艙，”他指出，“我犯的就是這個錯誤。如果這樣做，別人要攻擊你這樣做純粹是為了降低成本就很容易了，我就是這樣破產的。”
吃午餐時，我們開始討論商務艙服務的基本原則。我們談到以商務艙的價格提供頭等艙的服務，外加各種增值服務。我們在那次午餐時談到的想法中有兩個最好的：一是用豪華轎車接乘客，二是為任何購買過商務艙機票的人提供一張免費的經濟艙機票。
弗雷迪還警告我，當心英國航空公司[3]可能會帶來的殘酷競爭。
“要想方設法地阻止英航，”他說，“盡可能大聲地抱怨，可以利用民用航空管理局（CAA）來阻止他們，要毫不猶豫地把他們告上法院。他們無情至極。我錯就錯在從未發出足夠響亮的抱怨聲。他們破壞了我的融資計劃，現在我悔之晚矣。我起訴他們，雖然贏得了幾百萬美元的賠償，但失去了自己的航空公司。如果你遇到麻煩，一定要趁早起訴他們，以免太晚。還有一件事，理查德，就是壓力問題。我不是開玩笑的，你應該定期體檢。這項工作壓力很大。”
弗雷迪告訴我，他患了胰腺癌，剛剛康複。
“你得去看醫生，讓他把手指插到你的屁股裏，然後他就能告訴你真相了。”弗雷迪說。
盡管弗雷迪遇到那麽多問題，但他仍然熱情洋溢，這讓我大受鼓舞。他並未屈服於自己的經曆，把我視為他的繼承者，在他失敗的地方接過了他留下的大旗。我問弗雷迪，如果我用“弗雷迪爵士精神”命名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第一架飛機，他是否會反對。他笑著拒絕了。
“別這麽命名第一架飛機，”他說，“我的名字現在是個障礙，這會讓你傳遞出錯誤信息。不過，在你擁有更大的機群之後這麽做，我會感到非常榮幸的。”
他爆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然後便沿著拉船路走了。
我和倫道夫達成一致的第一個安排是：我們將建立平等的合作夥伴關係。我負責投資，他負責管理航空公司。倫道夫已經從萊克航空公司招募了兩位關鍵人物。一位是羅伊·加德納，他管理過萊克的機械部門；另一位是戴維·泰特，他管理過萊克在美國的運營。
“你對公司名有何看法？”我問戴維·泰特。
“英國大西洋？”他輕蔑地說，“正好是這個世界需要的，又一家‘英航’？”
利用戴維的反應，我設法說服了倫道夫，把公司名改為“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然後確立了我們的合作夥伴關係。
“你對這個新名字有何看法？”我問戴維·泰特。
“維珍大西洋？”他輕蔑地說，“沒有人會登上一架名叫‘處女’的飛機。太荒唐了。誰會搭乘一個沒有準備飛完全程的航班？”
不到兩周，情況變得明朗起來：倫道夫和我的安排無法運作。我們第一次到負責監督航空公司安全的民用航空管理局開會時，倫道夫開始講述他為這家新航空公司製訂的計劃。我那位來自哈勃特與劉易斯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科林·豪斯也參加了會議。望著倫道夫咆哮了幾分鍾後，科林溜出聽證會，給我打了個電話，建議我到霍爾伯恩的國王大道去一趟。
“有點不太妙，”科林說，“我認為倫道夫是在自掘墳墓。”
我來到聽證會現場，隻見英國蘇格蘭航空公司正在嚴厲地盤問倫道夫，它反對我們申請許可證。我們的航空公司還隻是個想法，是個紙上航班，因此，他們可以輕鬆地難倒我們，問我們打算怎樣做安全演習、保養飛機、保障乘客的安全。我看得出來，倫道夫沒有耐心，麵對反複不斷的詢問，他變得越來越憤怒和窘迫。同樣，對於倫道夫是否有能力讓航空公司順利啟動，CAA看起來也相當懷疑。當CAA問到資金問題時，英國蘇格蘭航空公司的律師遠遠地望著房間這頭的我，說道：“要維持這家航空公司的運轉，你們需要很多登上《流行音樂精品》的熱門歌曲。”
“事實上，”我尖刻地指出，“維珍去年賺了1100萬英鎊——是你的客戶英國蘇格蘭航空公司利潤的兩倍以上。”我決定不提我們不得不花一大筆錢繼續拍攝《1984》的事情。
CAA明確提出，新航空公司必須擁有300萬英鎊的流動資本，他們才從理論上允許我們飛行。這是正式批準。當然，如果我們無法滿足安全要求，CAA也可隨時收回批準。等我們租下飛機後，還得再次接受CAA的檢查。但眼下我們已經獲得建立航空公司的許可。我們在蓋特威克機場附近租了一個倉庫，作為羅伊·加德納及其機械師團隊的總部，然後就開始招收飛行員和乘務員。我們又在位於伍德斯托克大街——就在牛津街附近——的佛羅裏達航空公司辦公樓裏租下辦公的地方，順便使用他們的計算機訂票係統，為維珍大西洋公司的航班製作了一份模擬文件。戴維·泰特把家人從邁阿密遷回多倫多家中，自己則生活在紐約的維珍唱片公司辦公室裏。波音公司派出一群律師代表來到倫敦，開始跟我們談判飛機租賃事務。很快，他們每天的大部分時間都和我待在魅力號的甲板上，瓊和霍麗則住在下麵一層的房間裏。
家裏添了霍麗，航空公司的來往事務又十分繁忙，船屋變得越來越擁擠了。瓊和我決定在岸上找個新家，最終在拉德布羅克樹林的一所舒適的大房子裏安頓下來。
我與倫道夫·菲爾茲的關係惡化，這是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第一場嚴重意外。有兩件事情逐漸變得明朗起來。首先，由於維珍集團被要求為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全部資金提供擔保，顧資銀行就隻能在我們控製維珍大西洋公司的情況下，才同意給我們貸款；如果我們對新航空公司隻擁有一半的控製權，他們就不願意借錢給我們。既然倫道夫不投一分錢，他也明白這意味著什麽，於是便很不情願地答應讓維珍擁有控股權。
我和倫道夫之間還有一個更麻煩的問題，那就是他和新的維珍大西洋公司員工的關係。如果我們給自己的準備時間能多於4個月，情況或許會不同。但我們認為，如果要讓公司挺過第一年，那就得從6月開始飛行，利用夏天巨大的客流量，積累儲備金和現金流，以此度過冬天的淡季。這樣緊迫的時間表，其實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要求我們必須加班加點地工作。我們剛才還在選擇空姐製服的設計方案，或者製作飛機餐菜單；沒多會兒，又拿出我們跟波音公司那份長達96頁的飛機租賃文件，就上麵的某些法律條款展開爭論。
我首先從戴維·泰特那裏聽到一些風聲，好像是有嚴重的麻煩。戴維是倫道夫從美國雇用的，他關係到我們能否成功。
“我已經辭職了，”他告訴我，“我很遺憾，但跟倫道夫這種人就沒法合作。”
“怎麽回事？”我問他。我知道，如果沒有戴維在美國賣票，維珍大西洋公司就會胎死腹中。
“我沒法跟你細說，”戴維說，“就是沒法合作。我很遺憾，不過我祝你們所有人好運，希望公司成功。”
我聽得出來戴維馬上要掛電話了，於是我懇求他到倫敦來看我。他沒錢買機票，於是我給他買好票。他於兩天後到達倫敦，來到魅力號時，看見我抱著霍麗，她正在發高燒，哭個不停。瓊出去買更多的撲熱息痛了。我抱著哭鬧的孩子，跟戴維互相微笑致意。
“你也許認為這哭聲很吵，”戴維說，“但我可以告訴你，倫道夫叫喊起來比她還吵。我沒法為他工作。”
戴維的經曆讓我們愈加確信，如果我們打算啟動航空公司，就必須把倫道夫挪到一邊去。戴維冒著很大的風險加入維珍大西洋公司，他成家沒幾年，為了維珍，已經把家人從邁阿密送回多倫多，孤身一人來到肯·貝裏在格林尼治村買下的那棟房子，住在頂樓的房間裏。他隻有一張辦公桌、一部電話和一間小小的臥室。而他必須設法在美國為剛剛建立的航空公司賣票。由於公司還沒有美國的執照（我們到首飛的頭天才拿到手），不能做傳統廣告，戴維曾試圖在曼哈頓的空中為公司做宣傳，吸引紐約人的注意。在一個萬裏無雲的春日下午，他雇了一個包括5架小飛機的編隊，計劃用白色和紅色煙霧在空中噴出“等待英國維珍”幾個字。不幸的是，他們剛噴完，空中就飄過來一小片雲，塗掉了最後一個字母。於是，紐約人就伸長脖子望著天空，琢磨“等待英國維吉”的神秘信息是什麽意思。
戴維與倫道夫在售票係統的問題上產生分歧。倫道夫想避開所有旅行社，因為他們要收取10%的售票服務費。他想通過一家訂購戲票的代理機構“Ticketon”出售所有機票。戴維也考慮過“Ticketon”，他們每張票隻收5美元服務費，但他最終拒絕與他們交易。
伍德斯托克大街售票處的員工也對倫道夫的一些做法怨聲載道。他們跟我說，倫道夫老是不時闖進房間，把所有人都趕出去，這樣他就能夠私下裏打電話。我意識到，要管理一家新航空公司，倫道夫並非合適的人選。我向戴維·泰特許諾，如果他留下，來自倫道夫的麻煩很快就會消失。
“他不會在這裏待多久了，”我說，“你可以直接和我聯係。”
在整個4月和5月的工作中，航空公司越來越多的員工直接跟我聯係。倫道夫被排除在工作之外，他變得越來越難應付了。最後，我的律師建議我換掉售票處的鎖，不讓他進去。隨著預定在6月舉行的首航儀式一天天臨近，倫道夫和我的衝突一觸即發。
我們居然在最後幾天安排好了一切，我至今仍感到不可思議。空服人員剛剛培訓好，就來到伍德斯托克大街的辦公室，負責接電話。我們的電話差點被打爆了。與波音公司的飛機租賃終於談妥，其中包括各種煩瑣全麵的法律條款，簡直就是一個龐大的迷宮。不過，他們基本上同意了我們在一年後歸還飛機，並且至少把我們現在付出的原始成本退回。如果到時候飛機升值，就按上漲後的價格退給我們。經過兩個月的談判，我想波音公司一定對我們的堅韌感到吃驚。談判結束後，他們的談判者承認：“賣一個巨型飛機群給一家美國航空公司，也比賣一架給維珍容易。”之前參與過的音樂錄音合同談判對我大有幫助。我們還簽訂了一份貨幣協議作為租賃合同的附帶協議，如果英鎊兌美元的匯率下跌，我們就可借此保護自己的利益（我們的外匯敞口是美元）。
有一次，我帶“喬治男孩”來到伍德斯托克大街的辦公室，跟維珍大西洋公司的所有員工見麵。他穿著平日的那套怪異袍子，頭發編成辮子，再紮上緞帶，手套外戴著幾枚巨大的鑽戒。每個人都在忙著接電話、出票、把我們的時間表告訴乘客、邀請名流和記者參加首航、為飛行雜誌製作樣本文檔。他站在那裏望著這一團混亂，過了一會兒才說道：
“我很高興自己雙腳穩穩當當地踩在地上。”
1984年6月19日，離我們預定的首航日還有3天，我前往蓋特威克機場，通過一次試飛，爭取獲得CAA的最後批準。處女航行者號矗立在一個登機口旁邊，我再次對它的龐大感到驚訝，也對它尾翼上巨大的維珍徽標感到驚奇，它非常大——是我見過的最大的維珍徽標。我還記得20世紀70年代早期，西蒙和我請特雷弗·基提供新徽標設計方案的情形。特雷弗沒有成功，他後來求助於設計谘詢機構凱特公司，簡單地向平麵設計師雷·凱特介紹了情況。雷創造出一個簽名風格的徽標概念，並提供了視覺設計，這個徽標可以詮釋為我的個人風格，其中的字母“V”構成一個含義豐富的鉤。有些營銷專家分析過這個徽標，寫文章論述了它從左到右的上升趨勢。當然，雷在考慮最初的構思時，可能已經想到這一點了。看到尾翼上的徽標，我開始意識到我們開創了什麽事業。我們擁有巨型飛機，這即將變成事實。
為了這次飛行，全體空服人員都登上了飛機，100多名維珍員工也登上飛機，我和CAA官員一起坐在後麵。飛機頭天才從西雅圖飛抵倫敦，在我們獲得正式的CAA許可證之前，引擎還沒上保險。我們起飛了，全體人員爆發出掌聲和歡呼聲。我不禁流下一滴熱淚：我為每個人感到驕傲。
隨後外麵傳來“砰”的一聲巨響，飛機歪向左側，一個引擎裏冒出一團巨大的火焰，然後噴出一股長長的黑煙。
人們嚇壞了，頓時陷入可怕的沉默，這時那位CAA官員拍拍我的肩膀。
“別擔心，理查德，”他說，“發生這種事情很正常。”
我們剛剛飛進一個鳥群，其中一個引擎吸入了幾隻鳥兒，發生了爆炸。為了重做CAA試飛，我們需要廠家連夜送一個新引擎過來。我們飛往紐約的首航定在後天，機上將有250名記者和攝影師。
羅伊·加德納跟我在一起，他通過無線電與英國蘇格蘭航空公司的機械團隊取得聯係，他們負責維護我們的飛機。處女航行者號頭天到達時，出於財務原因，羅伊拒收了其中的兩個引擎，要求另外安裝兩個。現在，他召回了其中一個，本來它已經被送到希思羅機場，即將空運回西雅圖。
飛機降落後，我站在機身旁，試圖想出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這時，一位媒體攝影師笑容可掬地朝我走來。
“很遺憾，”我道歉說，“我現在還沒準備好呢。”
“我也很遺憾，”他說，“我看到你們的引擎裏噴射出火焰和煙霧。事實上，我拍了一張很棒的照片。”
他看著我那張目瞪口呆的臉，然後說道：“不過別擔心，我來自《金融時報》，我們不是那種類型的報紙。”他打開照相機，取出膠卷交給我。我簡直不知道該怎麽謝他才好。如果報紙上登出那張照片，維珍大西洋公司還沒開張就死定了。
不幸的是，由於維珍大西洋公司尚未獲得CAA的許可證，我們還沒為引擎上保險，這次隻得自己掏60萬英鎊購買新引擎。打了幾通令人絕望的電話後，我意識到我們別無選擇。於是我懷著沉重的心情，打電話告訴顧資銀行，我們必須支付一筆60萬英鎊的款子。
“你們已經很接近限額了。”我們在顧資銀行的客戶經理克裏斯托弗·拉斯布拉克說。
我們在顧資銀行為整個維珍集團確定的透支限額為300萬英鎊。
“這是一次奇怪的可怕事故，”我說，“有個引擎爆炸了，我們要先獲得許可證才能上保險。可沒有新引擎，我們又無法獲得許可證。這簡直就像第二十二條軍規[4]。”
“好吧，我隻是警告你一下，”拉斯布拉克告訴我，“你們花了一大筆錢拍攝《神通情人夢》，我們還在等米高梅的支票呢。”
所謂的米高梅支票，就是米高梅公司為獲得《神通情人夢》在美國的發行權而支付的600萬英鎊。
“能否請你們等我完成首航後再說？”我問道，“我一回家咱們就處理這件事情。我周五回來。我們隻超過透支額30萬英鎊，等米高梅的支票一到，我們就沒有透支了，而且還有大約300萬英鎊的存款。”
他說他會考慮這件事。
首航頭天，處女航行者號裝上了一個新引擎，準備再次試飛。CAA官員登上飛機，我們起飛了。這次沒發生爆炸，我們獲得了許可證。我趕緊回到倫敦，解決倫道夫·菲爾茲帶來的另一場災難。我們答應過要給倫道夫100萬英鎊，但他嫌不夠，已經到美國起訴我們，申請禁令阻止處女航行者號起飛。我們跟戴維·泰特、羅伊·加德納以及我的律師們開了整整一個晚上的會，試圖把損失控製在最小範圍，製訂出阻止倫道夫毀掉航空公司的計劃。法官最終駁回了倫道夫的請求，不過那是在我們經過一個晚上的鬥智鬥勇、挫敗其詭計之後的事情了。到天亮時，我們覺得自己會贏。早上6點，我給浴缸注滿水，躺在裏麵。我覺得筋疲力盡，想洗把臉，但感覺眼睛又痛又癢，仿佛有股沙子吹進了眼裏似的。戴維·泰特走進來，坐在抽水馬桶上，我們把已經最後確定的各項必須完成的事務又匆匆瀏覽了一遍。然後，戴維就趕去搭乘協和式飛機回紐約，以便為首航組織歡迎儀式。
我登上首航的飛機，四周都是我的親朋好友。在過去的10年中，不管對我還是對維珍而言，他們都是至關重要的人。我坐在瓊旁邊，霍麗坐在她膝上。在我們的後麵，整個維珍集團的員工幾乎全來了。飛機上坐滿了記者和攝影師，還有一群魔術師、藝人和尤裏·蓋勒[5]。當處女航行者號順著跑道滑行時，機艙前方的屏幕閃爍幾下打開了，裏麵出現飛行員和空勤機械師的背部，他們正坐在駕駛艙裏操縱控製杆。越過他們的肩膀，我們能透過風擋玻璃看見外麵的風景。喇叭裏傳來通知：
“這是本航班的首航，我們想，你們也許喜歡跟我們一起分享駕駛艙裏看見的風景，看看我們起飛時的詳細情形。”
我們看見跑道在前麵伸展，然後飛機開始加速。風擋玻璃下方，柏油跑道越來越快地閃過，直到那些白線變成模糊一團。但飛行員們似乎非常放鬆：他們沒有緊盯著前方駕駛飛機，卻開始左顧右盼，望著彼此微笑。其中一名飛行員的帽子下露出長發，另一名則是西印度人。我們現在順著跑道疾馳，但兩名飛行員什麽都不做，他們壓根兒就是心不在焉。每個望著屏幕的人都屏住了呼吸：這次瘋狂的飛行簡直就是自殺，全是布蘭森那個瘋子搞的。機艙裏死一般寂靜。接著，飛機抬起頭部，跑道開始從視野裏消失，這時那名西印度人卻從耳朵後麵取下一支煙卷，遞給另一名飛行員。人們還沒意識到這純粹是玩笑，飛機就起飛了。兩名飛行員摘下帽子，轉身對著攝像機。他們是伊恩·博瑟姆和韋夫·理查茲[6]，而那個長著絡腮胡子的空勤機械師是我。機艙裏頓時爆發出一陣大笑。這是我們頭天在一個飛行模擬器中錄下來的。
我們在飛機上裝了70箱香檳。飛行變成一次長達8小時的派對，這些酒剛好夠喝。伴著麥當娜的最新熱門歌曲《宛如處子》，還有“文化俱樂部”和菲爾·科林斯的音樂，人們在機艙過道裏翩然起舞。在安靜的休息間隔，我們放映了電影《空前絕後滿天飛》，電影放到一半時，空服人員給大家發巧克力冰激淩，維珍的這一傳統由此開始。
在紐約的紐瓦克機場，我突然想起自己在出發前太過興奮，連護照也忘帶了。在參加機場終端的歡迎招待會時，我差點連門都進不去。空服人員誤將所有餐具扔掉，所以他們隻得慌裏慌張地翻尋所有垃圾箱，把餐具找回來洗幹淨，然後再送到飛機上。當我跟紐瓦克的市長交談時，出於某種怪異的原因，我以為他是客機膳食的組織者，使得除他本人之外的所有人全都尷尬不已。登上返回蓋特威克的航班後，我很快睡著了，幾個星期以來，我第一次睡這麽久。我夢見飛機引擎爆炸，夢見空服人員直接從垃圾箱拿出盤子給乘客裝食物，還夢見飛行員吸煙卷。當我醒來時，我確信再不會出現別的差錯了。但這種想法大錯特錯。
我乘坐出租車回倫敦，快到家時，看見一個滿臉不快的人坐在台階上。起初我以為他是記者，但接著我就認出他是克裏斯托弗·拉斯布拉克，我們在顧資銀行的客戶經理。我邀他進屋，他在起居室裏坐下。我精疲力竭，他坐立不安。聽著他說話，我腦子反應很慢。突然我聽見他說，顧資銀行無法滿足維珍增加透支額的要求，因此，在我們的透支超過300萬英鎊後，銀行將退回維珍的所有支票，非常遺憾。我很少發脾氣——事實上，我掰著一隻手的指頭都能數出自己發脾氣的次數。可看著對麵這個身穿藍色細條紋西服、提著漂亮黑色小皮箱的人，我感到怒不可遏。他站在那裏，穿著一雙黑亮黑亮的牛津鏤花皮鞋，平靜地跟我說他即將迫使整個維珍集團破產。我想起3月以來，我和維珍大西洋公司的員工無數次為解決一個問題而徹夜工作；我想起新招聘的空服人員是多麽自豪自己能跟一家初創的航空公司一起飛行；我想起我們與波音公司之間那場曠日持久的談判。如果這位銀行經理退回我們的支票，維珍將在幾天內破產。如果支票被退回的消息傳開，就沒人為航空公司提供諸如油料、食物或維修之類的服務，也沒有乘客會坐我們的飛機。
“很抱歉，”我不願聽他繼續找借口，便對他說道，“我這裏不歡迎你，請你出去。”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帶到前門，推出門外。我對著他那張困惑的臉關上門，回到起居室，因為疲憊、沮喪和擔憂，我淚流滿麵地癱坐在沙發上。然後我到樓上衝了個澡，給肯打電話：“今天我們必須盡可能從國外多收一些錢回來。然後找一家新銀行。”
顧資銀行危機讓我意識到，我們需要一位強勢的理財專家填補尼克留下的空缺。我們需要一位特別的管理者，他能處理維珍大西洋公司和維珍唱片公司的財務，並且還能在它們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僅僅依靠現金流和借款生存的話，整個維珍集團都危機四伏。20世紀80年代中期，倫敦金融城處於繁榮期，似乎每家公司都能把自家股票賣給公眾，籌集數百萬英鎊用於投資。我開始考慮，這或許就是擺在維珍麵前的路。
維珍集團現在除了唱片公司、唱片店、影像公司和新的航空公司這四大主要業務，旗下還有一些新成立的小公司，包括在工業區一帶遞送食品的頂好食品公司、維珍服裝公司、若幹維珍酒吧以及萬順物業——這是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負責照料我們逐漸增多的房產，同時以買賣和開發房地產為副業，從中賺了很多錢。這些業務彼此毫無聯係，需要有人將它們管理得井井有條。
唐·克魯克香克是英國電影製片人戴維·帕特曼推薦給我們的。唐是注冊會計師，曾在管理谘詢機構麥肯錫工作5年，後來到《星期日泰晤士報》擔任總經理，接著又跳槽到培生公司，擔任《金融時報》的總經理。羅伯特·德弗羅已經和我妹妹凡妮薩結婚，他在與培生旗下的戴菊鶯電影公司做生意時，曾經偶遇唐。但西蒙對他一無所知。唐開始到拉德布羅克樹林那些逼仄的辦公室上班。他是維珍集團內第一個穿西服打領帶的人。人人都對他感到好奇。擔任總經理後，唐開始把維珍組織成一個能吸引外來投資者的公司。
不久，唐就引進特羅弗·阿博特擔任財務總監。特羅弗曾就職於MAM，即經營與代管音樂公司，這家娛樂公司曾經管理湯姆·瓊斯[7]和英格伯特·洪普丁克[8]的職業，並建立起自己的唱片公司，推出了吉爾伯特·奧沙利文[9]。後來MAM又展開多樣化投資，擁有音樂圖書出版公司和一個酒店連鎖店，經營一支公司商務飛機群，擁有夜總會，還出租吃角子老虎機和自動唱片點唱機。MAM與維珍有許多相似之處，不過，當特羅弗離開時，他已經著手MAM與蝶蛹唱片公司的合並工作了。
他們處理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決我們的透支限額問題。顧資銀行及其母公司國民西敏寺銀行一直想在維珍的透支超過300萬英鎊後關閉我們的賬戶。唐和特羅弗帶著同樣的資產負債表，來到另一家銀行集團，安排了3000萬英鎊的透支限額。然後，他們檢查了維珍集團的結構，決定關閉一些小型子公司，如頂好食品和那些酒吧。他們把維珍集團分成唱片、零售和影像三部分，然後將維珍大西洋公司分出來，跟維珍假日公司、“樂園”和“屋頂花園”夜總會以及內克島一起，組成一家獨立的私營公司。西蒙和我都已經33歲，特羅弗和肯也是一樣。唐比我們稍微年長，羅伯特則略小幾歲。我們覺得自己能夠跟任何人較量。現在我們決心讓維珍集團上市，打算從搖滾樂市場走向股票市場。
[1] 布賴恩·費裏（Bryan Ferry， 1945— ）：英國著名的洛克西樂團（Roxy Music）的主唱。
[2] 麥克米蘭出版公司（Macmillan Publishers）：全球知名的國際出版機構之一。
[3] 英國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英國曾經的國營航空公司。
[4] 第二十二條軍規（Catch-22）：出自美國作家約瑟夫·海勒1961年的同名小說，用來形容自相矛盾的條件所造成的無法擺脫的困境，或是一件事情陷入了死循環。
[5] 尤裏·蓋勒（Uri Geller， 1946— ）：以色列著名特異功能表演者。
[6] 伊恩·博瑟姆（Ian Botham， 1955— ）和韋夫·理查茲（Viv Richards， 1952— ），兩人均為板球明星。
[7] 湯姆·瓊斯（Tom Jones， 1940— ）：英國威爾士歌手、流行巨星。
[8] 英格伯特·洪普丁克（Engelbert Humperdinck， 1936— ）：英籍印度流行歌手。
[9] 吉爾伯特·奧沙利文（Gilbert O’Sullivan， 1946— ）：愛爾蘭創作歌手。上述3名歌手都曾在英國紅極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