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1976—1982 陷入絕境：刀刃上的生活
1976年年初的一個周末，我在莊園遇見我未來的妻子瓊·坦普爾曼。我能在碰到陌生人30秒鍾內斷定對方是怎樣一個人，而我對瓊差不多是一見傾心。問題在於她已經結婚，丈夫龍尼是一位唱片製作人和鍵盤樂手，當時正給維珍的棚屋樂隊製作唱片。
我們的戀愛持續了近一年。我們急不可耐地想待在一起，每當有5分鍾的空閑，都會給對方打電話。瓊會從“渡渡鳥”溜走，我也會離開弗農場，然後我們倆在登比台屋見麵，那裏恰好位於我們倆上班地點的中間位置。我們經常約會的幾個地方距離很近，弗農場、韋斯特波恩樹林和登比台屋，全都分布在波托貝洛路兩側，彼此不到20碼遠。於是，瓊和我就在一個緊湊的小三角內談情說愛。
當我們在午餐時一起偷偷待上寶貴的20分鍾，或者在開會前一起待上15分鍾，或者在“渡渡鳥”關門下班後待上一會兒，我們都會努力忘掉外麵的世界。但除了**，我們也非常清楚瓊已經結婚（其實從理論上說，我也一樣），我們有可能給龍尼帶來痛苦。從某些方麵說，瓊和龍尼的關係類似於克裏斯滕和我的關係。龍尼想體驗跟其他女人睡覺的滋味，還跟瓊說她也需要拓展自己的視野。瓊一直很失落，因為她無法應付接二連三的露水情緣，因此她逐漸愛上了我。
克裏斯滕聽說我在跟瓊戀愛，便回到倫敦，這讓我們的關係更加複雜化。我曾經買過一艘更大的船屋魅力號，後來賣給了凱文·艾爾斯。這時候，我又設法把它買了回來。而克裏斯滕也在差不多同一時間離開了凱文。現在，她跟我說想和我破鏡重圓，畢竟我們仍然是夫妻。我的家庭一直主張，不管發生什麽，都要好好維持婚姻，因此，我感覺自己有很大的責任答應克裏斯滕的要求。但我愛的是瓊。這對我們每個人而言都近乎是噩夢。瓊一直感覺自己在我和龍尼之間被撕裂了，如今我也感覺到自己在克裏斯滕和瓊之間被撕裂了。我和瓊的夢幻愛情始於登比台屋那間小臥室，而今它開始破壞4個人的生活。
在一次我、瓊和克裏斯滕都參加的派對上，我們之間的四重混亂關係終於得到解決。瓊最好的朋友琳達逼問我。
“那麽你到底愛的是誰呢？”她問道，“這樣下去也不是個辦法。你們無疑是在毀掉自己，得把事情理清楚。”
我看到瓊在和別人說話。
“我愛著一個女人，”說著，我把目光投向那邊的瓊，“但她不愛我。”
“我現在跟你說，她愛你。”琳達順著我的眼光望過去，說道。
我們點到為止。
第二天晚上，我一個人待在魅力號上，那是2月的一個夜晚，外麵大雨傾盆，漆黑一片。我正打電話，沒聽見有人敲門。然後門開了，我一下子轉過身。是瓊來了。
“我稍後給你打過去。”我在電話裏說，然後走過去擁抱她。
“嗯，我想我要搬進來了。”瓊說道。
“我們又收到一份尼日利亞訂單，”克裏斯·斯蒂裏安諾跟我說，“他們愛死尤-羅伊這家夥了。”
克裏斯·斯蒂裏安諾現在是維珍出口部的經理。1977年的最後幾個月，他偶然得到價值數千英鎊的訂單，來自一個相當出人意料的地方——尼日利亞。尼日利亞人喜歡雷鬼樂。當時，英國唯一出售雷鬼樂的唱片公司就是克裏斯·布萊克威爾的島嶼公司。
1976年，我曾經追隨克裏斯·布萊克威爾的足跡，來到牙買加，希望跟一些雷鬼樂藝人簽約。我在彼得·托什的走廊上一連坐了幾天，最後終於設法跟他簽了約。彼得曾經跟鮑勃·馬利以及一位名叫尤-羅伊的藝人一起唱歌。他在維珍公司出的第一張專輯是《讓法律認可它》，在1977年銷量很好。但現在又出現了不同的聲音，牙買加的音樂節目主持人和音樂脫口秀節目主持人正在自己錄製唱片，在作為背景音樂的節拍下，吟唱押韻的俚語和政治口號。這就是說唱樂的早期形式。他們被稱為“念詞人”。而在尼日利亞如此受人歡迎的尤-羅伊，渾身珠光寶氣，就是這方麵的行家。我知道牙買加肯定還有很多念詞人，於是決定前去壟斷這個市場。
我一直喜歡在隆冬季節逃離倫敦。我發現，陽光和長途旅行總能讓我更透徹地看清倫敦的生活。這次我離開這座城市，還有另外兩個原因。我想讓約翰·羅頓和我一起去，因為他跟“性手槍”的其他成員以及馬爾科姆·麥克拉倫之間產生了爭執。我還希望能跟瓊不期而遇，她計劃和龍尼去洛杉磯一趟，給他們的婚姻最後一次機會。約翰·羅頓喜歡雷鬼樂，因此樂意同去；而瓊和我達成一致，在她想出辦法解決她的婚姻問題之前，我們不再說話。
西蒙本來也打算去，但在臨出發前卻脫不開身了，隻好讓我和肯一起去。就這樣，在1978年年初，一名朋克樂手、一名會計師和一名改過自新的“伯爵的宮廷嬉皮士”一起，飛到牙買加的金斯頓，準備簽下一些雷鬼樂樂隊，尋找念詞人。我們知道牙買加人不信任書麵合同，便隨身帶了一個手提箱，裏麵裝著30,000美元現金，然後就在金斯頓的喜來登酒店招兵買馬。不久，三個老外在城裏麵試音樂家的消息便傳開了，川流不息的樂隊開始來到我們在酒店的房間。肯拿著手提箱坐在**，約翰和我聽樂隊的磁帶，和他們談判。約翰決定我們跟哪些藝人簽約，然後肯就打開手提箱拿錢。美元在牙買加是硬通貨，這裏全麵取締進口，什麽都得去黑市買。有些樂隊如此渴望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甚至把鼓和吉他也帶來了。我們的房間很快就擠滿了高高的拉斯特法裏教[1]的追隨者，他們戴著巨大的絨球帽，上麵飾有紅黃綠條紋。一位高個兒歌手居高臨下地站在我們麵前，熱情地歌唱他的精神家園埃塞俄比亞。
我望著沙發上的約翰，他正和著音樂節奏輕輕點頭。他瘦得像根避雷針，而就是這同一個人，曾經對每個人都破口大罵，朝女王畫像吐唾沫，並且讓一代人興奮不已，這真是難以置信。想起埃塞俄比亞的海爾·塞拉西皇帝贏得了那麽多拉斯特法裏信徒的尊崇，我懷疑英國王室錯失了一次良機。
在一周的時間裏，我們簽下差不多20支雷鬼樂樂隊，並且出乎意料地又找到兩位念詞人：一位叫遠方王子一世，另一位叫塔帕·祖基。我試圖說服約翰·羅頓留在性手槍樂隊，但根本無用。他告訴我，樂隊內部以及樂隊與馬爾科姆·麥克拉倫都鬧翻了。希德已經失控，他吸食各種毒品，對女友南希越來越暴力。約翰想單幹，還打算跟另外幾位音樂家組成一支名叫“PiL”的新樂隊，即“公共形象有限公司”。我感到遺憾，因為我本打算好好培養“性手槍”，讓他們成為繼滾石樂隊之後的另一支經典搖滾樂隊。畢竟，滾石樂隊當初也是世界上最令人震驚的樂隊，米克·賈格爾還因私藏毒品和引起輿論憤慨而被捕。到1978年，滾石樂隊持續走紅15年以上，已經成為搖滾樂權威的一部分。而他們的發展勢頭沒有絲毫減弱的跡象。
對一支搖滾樂隊來說，如何應付成功顯然也會帶來一些難題，但是，要讓人們記住你的名字才是最難實現的。“性手槍”肯定已經進入世界詞匯——哪怕隻是作為一個讓大多數人感到厭惡的典型——他們居然打算拋棄這個優勢，我覺得這簡直就是瘋了。我試圖勸說約翰，“性手槍”可以略微變換一下手法來利用他們的名聲，或許可以擺脫他們自我塑造的極端朋克形象。我還想把他們推向海外，《別理那些渾球，“性手槍”在此》在海外隻售出30萬張唱片，跟在英國的銷售量大致持平。我確信他們可以在隨後出版的專輯中做得更好。在麥克·歐菲爾德一鳴驚人並退出公共生活後，我決心不讓“性手槍”同樣陷於崩潰。他們是維珍的頂級樂隊，要讓維珍唱片公司獲得更大成功，要掀起全新的搖滾樂浪潮，他們都是重要的催化劑。但約翰壓根兒沒心思聽我說。
在牙買加的最後一夜，我們順著金斯頓的海岸漫步，找到一家拉斯特法裏酒吧，裏麵出售的魚加了很多的牙買加香辣醬。我們坐在酒吧外，望著大海。一群鵜鶘列隊潛入水中，我們望著它們井然有序地穿梭於魚群之間，每一隻都接連離開隊伍，潛到水下。在紮進海水之前，它們總是先收攏翅膀。我們一邊喝“紅帶”啤酒，一邊聽鮑勃·馬利的音樂。盡管我不斷轉移話題，討論“性手槍”能夠成就怎樣一番事業，但約翰隻是心不在焉地聽著。
麥克·歐菲爾德跟“性手槍”截然不同，但他們都發現自己難以應付來自名氣的壓力。作為他們唱片公司的主管，在我看來，他們之間還有更多差異。麥克·歐菲爾德為維珍唱片公司賺了很多錢，讓我們得以發展壯大並簽下新的藝人。沒有麥克，我們就無法進入唱片業。而“性手槍”雖然憑借《天佑女王》登上排行榜首位，他們的專輯《別理那些渾球，“性手槍”在此》也名列榜首，但維珍並沒有從這個樂隊中賺到多少錢。
跟約翰一道坐在牙買加海灘上，我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維珍永遠無法從“性手槍”那裏賺到多少錢。馬爾科姆·麥克拉倫安排“性手槍”出演電影《偉大的搖滾騙術》，我不知道它能否提供電影配樂給我們發行。不過，西蒙、肯和我將不得不承認，從此以後，“性手槍”解散了。
雖然看著他們走向分裂令人灰心喪氣——而且他們比麥克·歐菲爾德的狀況差得多，至少歐菲爾德仍在繼續製作暢銷唱片——不過我們也有聊以**之處：在簽下“性手槍”之後，維珍在朋克和新浪潮樂隊中就變得很吃香了，他們都爭相與我們簽約。音樂界看到了我們為“性手槍”所做的宣傳，整個新一代有實力的樂隊都找到我們。西蒙從中挑選了“發動機”“XTC”“打滑”“雜誌”“滲透”和“成員”等樂隊，他們的唱片全都賣得很好，而另一支名叫“人類聯盟”的樂隊已經在培養自己的樂迷了。維珍音樂出版公司與一位來自紐卡斯爾的教師戈登·薩姆納簽約，他的藝名叫“斯汀”[2]，在一支比較被看好的名叫“最後出路”的樂隊裏唱歌。
我回到金斯頓喜來登酒店，思索著維珍沒有了“性手槍”之後的前景。這時，有人送來瓊給我的口信，讓我給她打電話。
“我們在紐約碰頭好嗎？”她問。
第二天早上，我就離開了牙買加。
我在紐約見到了瓊。她試圖修補自己與龍尼的婚姻，但失敗了。我們就像難民一樣在曼哈頓待了一周。我和克裏斯滕的離婚手續尚未辦理，而瓊幾天前剛剛與龍尼分手。我們正考慮逃離紐約，一起單獨相處一段時間，避免電話的騷擾，這時，恰好有人問我，維珍唱片公司的名字是否來自維爾京群島（Virgin Islands）。答案是否定的——但那個群島似乎正是瓊和我需要的浪漫庇護所。
瓊和我在衝動之下，決定飛往維爾京群島。我們無處可去，也沒什麽錢。不過，我聽說，如果你對購買一座島嶼表現出真正的興趣，那裏的房地產經紀人就會安排你在一家豪華別墅裏免費吃住，並用直升機帶著你周遊維爾京群島。聽起來這很有意思。我厚著臉皮打了幾通電話，經過自我介紹，我提到了“性手槍”和麥克·歐菲爾德，還說維珍唱片公司在不斷擴大，我們想買一座島嶼供自己的搖滾明星休閑，說不定還會在此設立一個錄音棚，然後，房地產經紀人便開始變得興奮起來。
瓊和我乘坐飛機，向南飛到維爾京群島，在這裏受到了王室般的接待，並被送到一座華麗的別墅。第二天，房地產經紀人便帶我們乘坐直升機，飛遍整個維爾京群島，看那些等待出售的島嶼。我們裝作喜歡最先看到的兩座小島，又問他還有沒有別的。
“還有一個島嶼，簡直就是一顆真正的小寶石，”他說，“有位從未光臨此地的英國貴族正在出售它。那就是內克島。不過我認為購買該島並不明智，因為它到哪兒都很遙遠。”
太棒了。
“很好，”我說，“請問我們能看看它嗎？”
在飛往內克島的途中，我透過直升機窗戶往下看，那淡藍色的海水讓我歎為觀止。我們降落到一片白色的沙灘上。
“島上沒有淡水，”房地產經紀人說，“據說，這裏的最後兩位居民是到此做野外生存訓練的記者。一個星期還沒結束，他們就通過無線電求助了。它是整個群島中最美麗的島嶼，但也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加以開發。”
沙灘上麵有座小山，為了居高臨下俯瞰整座島嶼，瓊和我朝山頂走去。這裏沒有路，等我們到達山頂時，腿已經被仙人掌擦傷，鮮血直流，但山頂上的風景值得這點犧牲。我們看見島嶼周圍暗礁環繞，大部分海岸線上有沙灘。房地產經紀人跟我說過，棱皮龜會爬到內克島的沙灘上產卵。海水如此清澈，我們甚至還發現一隻巨大的鰩魚平靜地拍打雙翼，劃過暗礁中的砂質海底。有數千隻正在築巢的海鷗和燕鷗，還有一小群鵜鶘在列隊捕魚。在更高的空中，一隻軍艦鳥伸展開巨大的翅膀，乘著上升的暖氣流滑翔。朝島嶼內陸望去，我們看見兩個鹹水湖和一小片熱帶森林，一群非洲黑鸚鵡從樹冠層上方飛過。我們眺望其他島嶼，隻能看見它們碧綠的海岸線，一座房子都看不見。我們回到小山腳下，去找那位房地產經紀人。
“他要價多少？”我問。
“300萬英鎊。”
我們從山頂上觀看日落的夢想破滅了。“真不錯。”瓊說，然後我們就吃力地朝直升機走去。
房地產經紀人突然感覺不妙，問道：“你們打算花多少錢？”
“我們能夠出15萬英鎊，”我歡快地說，“20萬美元。”我補充了一句，想讓錢顯得更多一點。
“我知道了。”
飛回別墅，我們顯然已不再受歡迎。出價20萬美元，我們還沒資格在別墅裏住一晚。我們的行李已經被放到門外，瓊和我拖著它們，穿過村子，去找一個可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小旅館。顯然，不會再有直升機載著我們從這些島嶼上方飛過了。但瓊和我決心買下內克島。我們覺得它可以成為我們避開塵世的秘密島嶼，讓我們可隨時隱退到此。於是，盡管我們像偷牛賊一樣被驅趕出維爾京群島，但我們發誓要重返舊地。
後來我回到倫敦才得知，內克島的主人急於將它出手。他打算在蘇格蘭修建一座房子，需花費大約20萬英鎊。我把自己的報價提高到17.5萬英鎊，堅持了3個月。最後，我接到一個電話。
“如果你給18萬英鎊，它就歸你了。”
他連提都沒提，18萬英鎊隻是300萬英鎊要價的小零頭。我當場答應下來，於是內克島就歸我們了。雖然價格這麽低，但仍然存在一個障礙。維爾京群島的政府曾宣布：不管誰買下內克島，都必須在5年內開發它，否則就必須將所有權轉交給政府。要在那裏建一所房子，再從鄰近島嶼將淡水跨海輸送過去，這可要花一大筆錢。但我想和瓊回到那裏，我決心要賺足夠的錢來支付這筆費用。
瓊和我在比夫島度過了那個假期剩餘的時間，這裏正是我建立維珍航空公司的地方。我們試圖搭乘一個飛往波多黎各的航班，可波多黎各當地的定期航班都取消了。機場航站樓裏擠滿了進退維穀的乘客。我給包機公司打了幾個電話，同意花2000美元包一架飛機飛往波多黎各。我把這筆錢除以座位數，然後借來一塊黑板，在上麵寫下這樣一行字：“維珍航空公司：飛往波多黎各單程39美元。”我拿著它在候機樓裏走了一圈，不久便找到了足夠的乘客填滿那架包機的座位。當我們在波多黎各著陸時，一位乘客轉身對我說：“維珍航空公司還不算太糟——把服務質量提高一點，你們就能開張營業了。”
“我真有可能那麽做呢。”我笑著說道。
1977年，維珍作為一個整體，稅前收入達到40萬英鎊，到1978年，這個數字增加到50萬英鎊。“性手槍”散夥後，我們就隻剩下原來的少量藝人了，其中最重要的是麥克·歐菲爾德，在朋克和新浪潮音樂到來期間，他的專輯一直賣得很好。我們還簽了兩支新樂隊，分別名為“夜半行軍”和“人類聯盟”，他們似乎很神秘，都演奏電子合成器音樂。盡管這兩支樂隊的唱片當時還沒到暢銷的時候，但“XTC”“滑行”和“雜誌”等樂隊的唱片都賣得很好。在法國和德國，維珍唱片的銷售業績也很好，尤其是橘夢樂隊的作品。
到1979年，外人或許會看著維珍得出結論說，它隻是由一些雜七雜八的公司組成的。在位於弗農場的那些用馬廄改建的小辦公室裏，我們經營著尼克管理的維珍唱片店，經營著西蒙和肯管理的唱片公司，經營著卡羅爾·威爾遜管理的音樂出版公司。莊園錄音棚生意興隆，於是我們又買下倫敦的一家錄音棚，擴大了錄音業務。我們最初計劃向搖滾樂明星提供需要的一切服務，包括錄音、出版、配銷和零售等。現在這個計劃開始初具雛形了。此外，我們還成立了維珍圖書公司，主要出版音樂方麵的書籍，以及搖滾樂明星的自傳。
為“性手槍”出版新專輯的計劃已落空，但我們獲得了馬爾科姆·麥克拉倫正在製作的電影《偉大的搖滾騙術》的版權，這就讓該樂隊的最後一張專輯即電影配樂有了保證。為了完成這部電影，我們又建立了維珍電影公司，由尼克管理。
尼克的另一個商業投資項目是“立場”夜總會，可供我們的樂隊演出，並讓人們在觀看演出的同時吃喝交流。隨著搖滾樂世界變得日益複雜，很明顯，樂隊們希望的已經不僅僅是錄下自己的歌曲然後發行，流行音樂錄影帶成為宣傳歌曲最有效的途徑，一些憤世嫉俗的人評論說，流行音樂錄影帶就跟音樂本身一樣重要。為了滿足這種需求，尼克又建立了一個電影剪輯工作室，我們的樂隊可以在這裏製作和剪輯他們自己的錄像。
維珍還應該給藝人提供一項服務：把他們的唱片銷售到海外。盡管我們隻是一個從諾丁山的簡陋房屋裏起家的小公司，但我卻知道，如果沒有海外公司，那我們就沒有機會跟全球性樂隊簽約。搖滾樂的優點之一就在於，在其市場頂端，它是一個純粹的國際化商品。衡量一支樂隊是否成功，最好的標準就是看其唱片的海外銷量有多大。相較於維珍或島嶼公司，那些大型跨國公司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就是在跟樂隊談判簽約時，他們能夠突出自己在法國和德國的銷售力量。
維珍可以選擇不參與海外跨國公司的競爭，完全專注於英國國內市場，采用我們剛建立時對麥克·歐菲爾德唱片的做法，將我們的樂隊授權給海外公司。這個選擇很誘人，因為它能節省管理費用，但我並不滿足於此。島嶼和蝶蛹兩家公司就采用了這種方法，我認為這限製了他們的發展，因為他們完全受海外受權人的支配。一旦你將一支樂隊授權給別的唱片公司，你對他們的宣傳就徹底失去了控製。我們不僅想控製自己旗下這些英國樂隊在國外的前途，而且希望能把國外樂隊吸引到維珍公司來。我們希望，法國、德國和美國的樂隊能與我們而非大型的國際唱片公司簽訂全球版權。
我們在弗農場的人手捉襟見肘，依靠他們，很難想象我們能平起平坐地跟跨國公司競爭。但我們決定嚐試一下。1978年，肯前往紐約，建立維珍唱片美國分公司。維珍是從倫敦諾丁山的那些小房子裏起家並發展壯大的，因此，我想象維珍在美國也采用同樣的發展模式，從格林尼治村的一所房子起步，然後通過在芝加哥、洛杉磯、舊金山和其他地區中心城市購房，慢慢向全國各地擴展，這樣我們就無須建立一個龐大的總公司了。
1979年，我前往法國，去跟寶麗金法國分公司總經理雅克·科納會麵。我在法國音樂界沒有一個熟人，表麵上，我去見他是為了請寶麗金配銷維珍唱片，其實真正的目的是物色一個能在法國建立維珍分公司的人選。雅克·科納把我介紹給帕特裏克·澤尼克，他是一個頗有魅力的人，負責管理寶麗金的錄音部門。帕特裏克一副茫然的心不在焉模樣，跟伍迪·艾倫很像，長著一頭濃密的蓬蓬亂發，就像金屬絲一樣又細又直，戴著一副沉沉的黑邊眼鏡。帕特裏克不僅外表酷肖伍迪·艾倫，行為舉止也很像。我們第一次外出吃午餐時，花了4個小時才弄清帕特裏克把車停哪兒了。帕特裏克跟我說，他一直興趣盎然地關注著維珍的發展；1974年，我們在戛納音樂節上設了個攤位，那是他第一次試圖跟我們會麵。可他在攤子上隻看到一個牌子，上麵寫著“滑雪去了”。從那以後，帕特裏克就開始一路迢迢地趕到牛津大街的維珍唱片店買唱片，他喜愛麥克·歐菲爾德和橘夢樂隊的音樂。
雅克·科納出價30萬英鎊，購買維珍全部唱片在法國的授權，外加一定比例的版稅。當時維珍沒什麽錢，而我們又剛剛貸了一筆款購買內克島，因此接受這個條件是一個方便的選擇。但我沒在筆記本上老老實實記錄這些細節，相反，卻寫下了“帕特裏克·澤尼克：維珍法國公司”幾個字。我要求給我時間考慮雅克·科納的條件，這讓他吃了一驚。
結束會麵後，我向他們表示感謝，邀請他們下次來倫敦時順便到船屋來看看。接下來這個月，帕特裏克來到倫敦，給我打了個電話。我們在魅力號上吃午餐。我問他願不願意離開寶麗金，在法國建立獨立的維珍分公司。我可以讓他完全獨立地決定跟他喜歡的法國樂隊簽約。我們在一張紙上大致算出一些數字，帕特裏克答應了。他和一個朋友菲利普·康斯坦丁一起創建了維珍法國公司。帕特裏克負責生意，而菲利普則把時間花在跟各種樂隊打交道上。
帕特裏克辭職時，雅克·科納打了個電話指責我：“當邀請你去吃晚餐時，你不該順手牽羊把餐具拿走。”
我為挖走帕特裏克而道歉，但也告訴他，帕特裏克過來建立維珍分公司是他自己的主意。一直等到帕特裏克離開寶麗金後，我們再次查看那些數字，才發現自己算錯了，我們忘記在估算時加上增值稅，零售利潤也不對，而且無可救藥地高估了巴黎的唱片銷售量。但發現這些錯誤時已經太晚，帕特裏克和菲利普已經開始維珍的工作。他們簽下的首批樂隊裏有一個叫“電話”，它成為那一年的法國暢銷樂隊。後來那些年裏，帕特裏克回想起來總會搖頭歎息，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放棄寶麗金那份有保障的工作，加入一家實際已經破產的英國唱片公司。
當我正和帕特裏克談判時，我又回到法國，去跟阿利斯塔唱片公司的總經理見麵。我們無法在配銷合同上達成一致，不過，當他開始誇耀阿利斯塔就要簽下法國最重要的流行樂明星朱利安·克雷時，我卻豎著耳朵仔細聽起來。我不知道朱利安·克雷是誰，但我借故走開，溜到洗手間，在手腕上草草寫下“朱利安·克雷”，然後小心翼翼地放下毛線衫衣袖，將它掩蓋住。結束會麵後，我衝到一個公共電話亭，給帕特裏克打電話。
“你聽說過一個叫朱利安·克雷的歌手嗎？”我問。
“當然聽說過，”帕特裏克說，“他是法國最重要的明星。”
“哦，他現在還沒簽約。我們何不試試能否把他簽下來。我們能在明天午餐時跟他見麵嗎？”
在第二天的午餐上，帕特裏克和我設法說服朱利安·克雷和維珍簽約，在阿利斯塔的眼皮底下偷走了他。在兩個星期內，我就成功地從兩家唱片公司的午餐受邀者名單上除去了我的名字。不過，帕特裏克和朱利安·克雷都將繼續為維珍法國公司和他們自己創造財富。
如今，肯在紐約，帕特裏克在巴黎，烏多在德國，再加上我們自己在倫敦的業務，我們完全有理由把維珍作為國際唱片公司進行宣傳。但我們的麻煩是沒有現金儲蓄，因此任何挫折都可能致命。現在，當我前往位於斯特蘭德的顧資銀行時，我穿上了鞋子，長發也修剪過，絕不會被旋轉門纏住，可他們仍像對待天才學生而非商人那樣對待我。甚至看到維珍1000萬英鎊的銷售額後，他們仍搖搖頭笑笑。
“都是很好的流行音樂，對吧？”顧資銀行的經理親切地說，“我兒子酷愛麥克·歐菲爾德。我隻希望另一個兒子別放這麽嘈雜的朋克樂。偶爾我不得不衝著他大吼，讓他把音量調小。”
我試圖向他們指出，維珍即將成長為一家大公司。我們的銷售很好，就像任何正規企業一樣穩穩當當地賺大錢。但銀行家們從不這樣看問題。“你們做得非常好，”銀行經理說，“不過，你們的盈餘品質很差。我們無法預知維珍未來的走勢。”
盡管這種分析令人不快，但在1978年年底，我們感覺非常自信。在英國，我們這一年發展得很好，擁有一連串名列排行榜前10位的熱門唱片，唱片店的銷售業績也不錯。然而，到1979年瑪格麗特·撒切爾當選首相後，利率升高，我們遭到一次嚴重經濟衰退的打擊。英國的唱片銷量20年來首度下降，我們的連鎖店虧損嚴重。肯在紐約的運氣也不好，維珍在那裏製作出第一支單曲後，花了50,000美元做宣傳，結果卻一敗塗地。我們不太情願地決定叫停紐約的生意，讓肯回國。
似乎一切都不對勁，就連家裏也是如此。1979年11月，瓊給我打電話說，船屋有沉沒的危險。我讓水泵一直開著，可它非但沒把水抽出去，反倒像虹吸管一樣把水吸了進來。我們在魅力號上碰頭，試圖蹚水搶救出家具和一盒盒檔案。在我們將能夠挽救出來的都搶救出來之後，我們站在拉船路上，跟鄰居討論怎樣把船拖上來。有位鄰居移動了一個盒子，一隻巨大的振動器掉了出來，讓我們尷尬不已。當它撞到地麵時，開關被撞開了，然後它就開始振動。我們全都望著它，它“嗡嗡”地轉來轉去，最後掉進運河裏，像魚雷一般在水裏飛快地移動，終於從我們視野中消失。
“它跟你有關嗎，理查德？”瓊挖苦地問。
“不。你呢？”
“當然無關。”
那隻盒子已經放在魅力號上好多年（當然）。振動器沉沒處留下一圈圈波紋，似乎給20世紀70年代畫上一個恰如其分的句號。
1980年，我前往洛杉磯，試圖引起美國唱片公司對英國藝人的興趣。這次旅行就是一場災難。我帶去一堆樣帶，但沒人對任何新東西感興趣。麥克·歐菲爾德仍然流行，一如從前——有人甚至把他的名字誤拚為“Oilfield”，意為“油田”，當然，對維珍來說，這更接近於事實。然而，對於我試圖授權的其他樂隊，如“滑行”“發動機”“XTC”“日本”“夜半行軍”（“等等，理查德，”來自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的買主說道，“我們不能一整天弄這個，為什麽不把他們簡稱為‘OMD’呢？”）以及“飛行蜥蜴”，人們禮節性地表示興趣，但幾乎無人報價。
眼看著維珍的收入逐漸枯竭，我不斷列出一連串我們能夠節省的開支。我賣掉了登比台屋，把錢投入維珍，我們賣掉了自己在弗農場的兩套公寓，想方設法削減開支。最近，我在筆記本上看到一長串當時需要立即優先處理的事情。它又讓人回憶起那種陷入絕境的感覺。
1. 再次將莊園抵押出去；
2. 關掉遊泳池的加熱器；
3. 簽下日本樂隊；
4. 賣掉弗農場的房子；
5. 問問麥克·歐菲爾德能否允許我們暫時不給他付錢；
6. 賣掉船屋；
7. 賣掉我的汽車；
8. 出租所有錄音設備；
9. 尼克可以把他的股份出售給一家商業銀行或華納兄弟公司；
10. 賣掉“立場”夜總會。
我寫信給維珍的工作人員說，我們不得不趕快勒緊褲腰帶：
好消息是伊恩·吉蘭的新唱片直接登上排行榜第3名。但壞消息是它隻售出了70,000張，僅相當於去年一張第3名的唱片一半的銷量。我們的管理費用沒變，因此我們的利潤就減少了一半以上。
根據尼克的計算，維珍在1980年的損失將達到100萬英鎊。
“我不能把我的股份賣給商業銀行，”他告訴我，“維珍今年即將損失100萬英鎊。這些股票沒有價值。”
“可是我們的品牌如何？”我問道。
“‘維珍’？它的價值還不足100萬英鎊，”他說，“他們才不會承認品牌的價值呢。作為一個品牌，英國利蘭[3]能有多少價值？”
維珍突然陷入絕境。1980年的經濟衰退如同一場突然襲來的海上風暴，出人意料地抓住了我們。我們不得不二度裁員：共有9人被解雇，占維珍唱片公司全球員工的六分之一。跟當時的其他唱片公司相比，我們的裁員比例要低得多。對我們而言，這是一次令人肝腸寸斷的打擊。尼克、西蒙、肯和我花了一個又一個小時爭論我們該怎麽辦。在我們的花名冊中，沒有能一炮走紅的搖滾明星，因此維珍也就沒有可預測的未來收益。我們發現自己正在拚命掙紮，試圖證明顧資銀行錯了。我們再次仔細檢查我們的樂隊目錄，裁掉幾支樂隊。我們不得不放棄在牙買加簽下的大多數雷鬼樂樂隊，因為尼日利亞發生了一場軍事政變，一切進口都被取締，我們的銷售毀於一旦。
當尼克和西蒙爭論維珍該保留哪些樂隊時，他們倆的關係變得緊張起來。尼克提出，維珍應當放棄“人類聯盟”——這支年輕樂隊來自謝菲爾德，演奏電子合成器。
“除非我死了。”西蒙告訴他。
“可他們無利可圖，”尼克爭論道，“我們沒法一直養著他們。”
“我就是為了‘人類聯盟’才幹這一行的。”西蒙說，他努力控製自己的脾氣。
“你就會把我在店裏省下的錢花個精光。”尼克說道，他的手在西蒙麵前揮舞。
“你聽好了，”西蒙突然站起來，厲聲說道，“永遠、永遠別再對著我的臉，揮舞那根該死的手指頭。而且‘人類聯盟’也必須保留下來。”
我望著爭論不休的西蒙和尼克，意識到我們必須有所行動。尼克是我的主要合夥人，是我最親密的發小，我們從《學子》時代就開始合作了，那時我們年僅16歲。可他沉迷於削減開支，省吃儉用——盡管在我們深陷困境時的確值得稱讚。可我卻再次感到，除非我們有點大動作——這意味著花錢——否則就永遠無法擺脫困境。
尼克和西蒙都怒氣衝衝，陷入僵局。他們轉而要求我在他們之間做出公斷。讓尼克大為光火的是，我居然支持西蒙。這是我們仨關係的轉折點，在此之前，我們一直合作得那麽好。我覺得，隻有西蒙的音樂品位能讓維珍擺脫困境。沒有西蒙的新一代樂隊，我們將依舊裹足不前。雖然尼克認為我們把錢花錯了地方，但他還是回到唱片店，決心從牙縫裏再擠出點錢來。
在另一次會議上，我們爭論是否跟一位來自創世紀樂隊的鼓手簽約。1980年9月，西蒙想花65,000英鎊簽下作為獨立歌手的菲爾·科林斯。西蒙再次超級自信地認為，這是正確的行動，他勇敢地抵擋住了尼克的懷疑和批評。我們之所以能找到機會跟菲爾·科林斯簽約，是因為我們擴大了錄音棚業務。除了莊園，我們還收購了西倫敦的一家錄音棚，把它稱為“都市華宅”，在它的後麵，我們又建起第二間錄音棚，以較低的價格租出去。我們沒采用能隔除所有噪聲的普通隔音牆，而是砌了一個石牆。當菲爾·科林斯想錄點音樂時，他覺得自己用不起一流錄音棚，於是便租下了“石牆”。他發現，自己在那裏錄製的《今夜在空中》音帶最棒，聽起來奇異怪誕。菲爾跟錄音師相處融洽，不久便和西蒙談笑風生。我們還沒明白過來，他已經準備好與我們簽約了。
尼克讓西蒙做各種銷售分析，試圖計算出我們能賣掉多少菲爾的獨奏專輯。尼克擔心“創世紀”的樂迷不買他的賬，但西蒙證明，在已知的“創世紀”樂迷中，即使有10%的人購買菲爾的首張個人專輯，我們也會賺錢。我們沮喪地望著自己的透支額，以及維珍旗下其他樂隊慘不忍睹的銷售數字，這時，我們知道自己在拿什麽賭博。值得稱讚的是，尼克同意我們跟菲爾·科林斯簽約，甚至還動用唱片店的備用金，湊夠了預付金。菲爾證實了自己是一位才華橫溢的音樂家和歌手。他的嗓音有餘音繞梁之感，他的歌詞感人至深——他注定要比作為整體的創世紀樂隊獲得更大成功。
就在這時，《新音樂快訊》提到維珍唱片公司陷入財務困境的事情。如果顧資銀行閱讀這份雜誌——我相信他們不會去讀——或許會在我提出增加貸款的要求後三思而行。我立即給編輯寫信，試圖消除這種猜想：“在貴刊的上一期雜誌中，你們猜測本人陷入深深的財務困境，本人需要對貴刊提起訴訟，目的是獲得一些沒有利息的錢，而不是向銀行申請有息貸款，想必你們會欣賞這種做法……”盡管《新音樂快訊》的影響力遠不如《金融時報》，但我也意識到，如果不迎頭痛擊此類謠言，它們就會越傳越廣，難以收拾。更糟糕的是，它恰恰說對了。
我知道尼克會反對我收購這些夜總會，因此沒跟他商量就簽訂了合同。他怒不可遏，認為我是浪費錢財。望著由此帶來的100萬英鎊額外債務，他認為我即將毀掉維珍。
“它會讓我們完蛋的。”他爭論說。
“但我們不用支付任何利息，”我說，“這可是無本買賣。如果有人以迷你汽車的價格賣給你一輛勞斯萊斯，你必須接受。”
“這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沒什麽無本買賣。”尼克跟我說，“不管怎麽說，它終究是債務，我們不可能把它還清。實際上我們就要破產了。”
“這錢又沒利息，”我說，“我相信世界上有免費午餐。好好經營，我們就能擺脫困境。”
尼克跟我的看法完全針鋒相對，顯然我們不得不分道揚鑣了。他認為我即將帶著維珍一頭栽倒。他擁有維珍40%的股份，趁現在還不算太晚，他希望保護它們剩餘的價值。在我這方麵，除了那些陳年舊事，我對我們倆的職業關係感到不滿已有兩三年了。尼克和我一直是最親密的朋友，但隨著維珍不斷做大，從唱片零售商變成唱片公司，我感覺他已經變得力不從心。尼克認為我們全都力不從心，也許確實如此。唱片公司中沒有他的位置，在和藝人們一起參加社交活動時，他不管怎樣都渾身別扭，而西蒙、肯和我卻不會這樣。尼克有一種清教徒似的觀念，我非常懷疑，每當我們多點一瓶香檳，他都會因為額外花掉的每一個便士而耿耿於懷，即便這樣適度的慷慨能討好並贏得樂隊，可讓維珍賺得大筆利潤。我總感覺尼克老想阻止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盡管其中大多數確實是拿著錢在新樂隊上打水漂。我記得，大概在1977年之後，尼克就不再參加員工的滑雪度假了，要檢驗我們的關係，這或許是一張有趣的試紙。我總是希望維珍員工開開心心，隻要我認為有助於活躍派對的熱鬧氣氛，我就會率先以某種方式自我愚弄一番，以博得大家的歡笑。尼克發現自己對這樣的娛樂提不起勁來。我們都非常了解對方，關於彼此的優缺點，甚至都能列出好幾頁來。最終，我們倆都意識到，最好在我們沒傷和氣之前分手。這樣一來，我們就能保持友誼，而不是等到我們變成不共戴天的仇敵。
在我們的分手問題塵埃落定之後，尼克和我互相擁抱，言歸於好。我們倆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為了慶祝我們“分手”，我們在“屋頂花園”夜總會舉行了一場分手派對。在許多方麵，我們都取得了雙贏。我們仍是好朋友，經常去看望對方，並且在失去對方後都設法獨自把業務做得風生水起。盡管我購買了尼克那40%的維珍股份，但我非常清楚，對於一家倒閉的公司，持有100%的股份跟60%的股份沒有區別。關於維珍1980年的交易損失，尼克算得很準：我們虧損了90萬英鎊。
1980年，我不僅跟尼克分了手，而且差點跟瓊各奔東西。為了讓維珍維持下去，我發了瘋似的工作。我知道瓊變得越來越心灰意冷。不管我多晚回家，都會有人打電話找我。每個周六早上，我們剛剛醒來，又會有人打電話。有天晚上，我回到船屋，發現裏麵人去船空。瓊走了，給我留下一張紙條：“我懷孕了，我不敢跟你說。我已經離家出走，如果你想我，就給羅絲家打電話找我。”
看著這張紙條，我意識到自己的生活已發生改變。我坐下來，考慮該怎麽辦。克裏斯滕離開後，我有過很多緋聞，我喜歡這種多樣化和自由。自從瓊搬來和我同居之後，我擔心我對她的存在太習以為常了。我與克裏斯滕的婚姻失敗，讓我對感情能否天長地久產生懷疑，因此到那時我還沒給瓊做出同樣的承諾。父母也給我施加壓力，要我跟克裏斯滕重歸於好，否則就在薩裏郡娶個受過高等教育、會打網球的姑娘——瓊顯然不在此列。
我記得跟父母說過瓊搬來和我同居的事情。那時爸爸正在湖岸邊釣魚，媽媽正指著一條就要釣上來的鱒魚。
在隨後的沉默中，爸爸沒有把漁線拋好，它們全都纏在了一起。
“它會斷掉的。”他說。
然而，當我手握瓊那張匆忙寫好的紙條坐在船屋裏，想到我們還沒出生的寶寶時，我意識到自己是真的愛她。在此之前，我為一直妄想魚和熊掌兼得而感到內疚：既要享受愛情，又不願為此做出承諾。我享受過各式各樣的兩性關係，從不考慮後果。我想很多男性都樂意一輩子過著沒有孩子的**生活，直到伴侶逼他們考慮這個問題。我給瓊的妹妹羅絲打電話，然後便趕緊跑去找瓊。
瓊懷孕6個月後，去蘇格蘭度假，而我正在法國。她在威廉堡突然闌尾疼痛難忍，我飛到蘇格蘭陪她做手術。實際上，她的病不是闌尾炎，而是卵巢囊腫破裂，但醫生決定繼續手術，摘除她的闌尾——即使在患者身體最好的時候，這種手術也很危險，更何況一位孕婦呢。手術導致瓊開始分娩。醫生給她打點滴，試圖緩解子宮收縮，然後我們立即坐救護車前往因弗內斯，去找一家更現代化的醫院。在下雪時開車穿過蘇格蘭如同噩夢。途中的每次搖晃都會加劇瓊的子宮收縮。當我們到達醫院時，她已經被手術和子宮收縮造成的雙重疼痛弄得苦不堪言，但仍拚命地想保住胎兒。
雖然克萊爾睜開了她那雙漂亮的深藍色眼睛，可她還是在4天後夭折了。現在，我隻記得她小小的身體。醫院不許我們倆抱她或碰她，早產嬰兒保育箱成了她暫時的家。她那麽小，幾乎就我的手掌大。我們望著她的臉，對她那雙小手以及她睡著時一臉堅定的神情感到吃驚。但如今那些記憶都已褪色。當我試圖回憶克萊爾時，我腦海中一團混亂，充斥著醫院消毒水的氣味、病房裏金屬椅子擦過亞麻油地氈的聲音，以及告訴我們克萊爾已經死去時那名護士臉上的表情。
克萊爾占據了一個屬於她自己的世界，她進入我們的生活又離開，隻留下絕望、空虛和愛。她的身體那麽小，生命那麽短暫，就跟從未來過差不多。然而，在那段令人心碎的時間，她將瓊和我緊緊聯係起來。我從沒想過要孩子，直到看見克萊爾纖小脆弱的身體——就連最小號的尿布對她來說都太大——看見她那麽漂亮，意識到她是我們倆的孩子。
克萊爾夭折後，瓊和我決心再要一個孩子。讓我們高興的是，過了不到一年，瓊又懷孕了。
瓊再次早產，這回提前了6周。我們倆都被嚇了一跳。那天晚上，我去“立場”夜總會參加一個派對，淩晨3點才醉醺醺地回家。我一覺酣睡過去，直到瓊在我的臉旁拍手大叫，說她出現了子宮收縮，我才很不情願地醒來。我從**滾下來，開車把她送到醫院。醫生給瓊做了檢查，把她送進產房。“看起來你沒事。”他們安慰她。
然後，他們望著我。
“看起來你很糟。最好吃掉這些阿司匹林，上床睡覺。”
那天早上晚些時候，我突然驚醒，發現4個戴著口罩的醫生正盯著我看。我以為自己遇到什麽可怕的事故，正躺在哪家醫院的急診室裏。
“瓊已經開始分娩，”他們說，“你最好跟我們一起來。”
霍麗出生了，體重還不到6磅。這是我生命中最不可思議的經曆。到最後（我認為）我甚至比瓊還疲憊。我暗暗發誓，以後決不會在我們的孩子出生時離開。不過，有了克萊爾的遭遇之後，我們迫切關心的是讓霍麗活下來。
1981年11月，一個寒冷刺骨的清晨，我們駕車回到船屋，瓊將霍麗和自己包裹在一起，躺在**。整個冬天，她們倆幾乎一直待在臥室，而我則在隔壁的房間工作。彭尼的辦公桌放在船底排水泵和樓梯之間的逼仄空間裏，她往往要穿過臥室才能走到那裏去。
西蒙對“人類聯盟”的預言終於得到證實，這是1981年最好的消息。他們的頭兩張專輯頗具實驗性，為他們培養了一批忠實的樂迷。我們注意到它們的銷售額在穩步上升，知道我們擁有了最大的突破機會。他們的第三張專輯《挑釁》底氣充足，一舉闖入排行榜前10名，然後上升到榜首。《挑釁》在英國的銷量超過了100萬張，全球銷量達到300萬張。他們的單曲《難道你不想要我，寶貝？》十分熱門，人們翻來覆去地聽，將它牢牢記在心裏。
維珍曾經飛快地用完自己的現金餘額，現在又以同樣快的速度重新積累。維珍一有點錢，我就會再次尋找新機會。我一直在努力擴大這個集團，以免可供依賴的收入來源過於狹窄，但我懷疑這主要是因為我好奇又好動，而不是因為我有可靠的金融意識。這一次，我以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完美的機會。既然維珍是一家娛樂公司，我想我們何不出版一份自己的娛樂指南雜誌，就叫《社交活動》。不幸的是，我們跟那份非常成功的《休閑》同時推出，《社交活動》失敗了。
承認失敗總是很難的，不過，《社交活動》的失敗也有其積極的一麵。它讓我意識到將維珍各公司分開有多重要，這樣一來，我們就不會將所有雞蛋放進同一個籃子裏，即使一家公司破產，也不會對維珍集團的其他公司造成威脅。《社交活動》是一場災難，但它是可控範圍內的災難。每個成功的商人都會有失敗的商業投機，大多數管理自己公司的企業家至少會破產一次。我們沒有拖欠債務，而是在償清欠債後關閉了雜誌。
《社交活動》給維珍造成的虧損很快得到彌補，這要歸功於“人類聯盟”、頭腦簡單樂隊、菲爾·科林斯那張大獲成功的個人專輯處女作《麵值》，以及一位自稱“喬治男孩”的年輕歌手——他是其中最轟動的。
我頭一回聽說“喬治男孩”和文化俱樂部樂隊，是在1981年西蒙到斯托克紐因頓的一個錄音棚去觀看他們表演之後。維珍已經簽下他們的音樂出版權，西蒙尤其感興趣的是他們那位主唱——他是一位男扮女裝的年輕漂亮歌手——以及他們演奏的悅耳、隨和的白人雷鬼樂。西蒙邀請樂隊回到弗農場，在這裏，他們答應簽訂一份錄音合同。
我們知道“文化俱樂部”是一個非比尋常的傑作，但他們的第一支單曲《白人男孩》失敗了。維珍於1982年4月30日出版這張唱片，但沒激起什麽動靜，它隻賣掉大約8000張，在排行榜上是第144名。我們不以為意。我們真的覺得，一旦為“喬治男孩”好好拍一張照片，或者，如果我們能夠讓他登上《流行音樂精品》，那麽他的唱片銷量就會上升。隻需看到“喬治男孩”的模樣，人們就會購買他的音樂。青少年們會為他癲狂。喬治不僅有一副令人驚豔的外表，而且有副不可思議的好嗓子，詼諧而又迷人。他是一個叛逆者，雖然跟“性手槍”或詹姆斯·迪安都截然不同，但仍是叛逆者。6月，維珍發行了“文化俱樂部”的第二支單曲《我害怕我》，盡管它賣得比《白人男孩》好點，但在排行榜上也仍然僅僅是第100名。“文化俱樂部”繼續錄製他們的專輯《巧吻》，其中的大部分作品是在他們與維珍簽約前創作的。
1982年9月3日，維珍發行了“文化俱樂部”的第三支單曲《你真想傷害我嗎？》，這是我們為這支樂隊做的最後一次嚐試。好笑的是，無線電二台比一台更早播放這首歌曲，而對這支單曲的普遍評價都很差：“摻水的四等雷鬼樂，恐怖。”《勁爆熱曲》評論說。然而，在二台播放該曲後，它在排行榜上逐漸上升，在發行後的第一周升到第85位，第二周升到第38位。我們竭盡全力宣傳“喬治男孩”，但BBC拒絕采訪他，說他有“易裝癖”。接著，我們聽說《流行音樂精品》撤了一篇稿子，便想方設法讓“喬治男孩”填補這個空隙，《流行音樂精品》終於答應了，我們感覺自己即將造成轟動。
“喬治男孩”憑借他白白的臉、搖擺的袍子、毛氈帽子和彎得不可思議的眉毛，以其他成熟的浪漫樂隊——如“斯潘道芭蕾”——擅長的方式，將他們一一擊敗。所有青少年，不分男女，都喜歡他，甚至八九歲的小孩子和他們的老奶奶也同樣如此。根本無法解釋他為何如此流行，母親們想嗬護他，女孩們希望自己跟他一樣漂亮，男孩們希望自己的女朋友跟他一樣漂亮，諸如此類的原因真是不勝枚舉。第二天，維珍的電話鈴便響個不停，單曲訂單源源不斷。《你真想傷害我嗎？》升至排行榜第3名。然後，喬治在諾埃爾·埃德蒙茲主持的《晚晚早餐秀》中出現了。埃德蒙茲問他是否癡迷於利伯雷斯[6]。“再也不是了。”喬治說，暗示他們的地位現在已經顛倒。那支單曲升至榜首。當喬治聲稱自己喜歡茶甚於性時，他就成了國際偶像。
維珍的財務一下子翻了身。1980年，我們虧損90萬英鎊，到1982年，我們的銷售額為5000萬英鎊，利潤為200萬英鎊；1983年，我們的銷售額飆升至9400萬英鎊，利潤也升到1100萬英鎊。我們剛創立“喬治男孩”俱樂部，就無法控製它了。1983年，我們有40%的利潤來自“喬治男孩”。在最初的兩年裏，“文化俱樂部”的故事堪稱完美典範。唱片業最棒的一點是：成功會毫無征兆地從天而降。在上一分鍾，“喬治男孩”還不為人所知；到了下一分鍾，從愛爾蘭到韓國，從日本到加納，整個世界的人都在哼唱《羯磨變色龍》。“喬治男孩”的成功速度就跟音速差不多。許多人發現這樣的垂直上升非常可怕，認為它會在公司裏造成混亂。這種想法是正確的，但我一直很高興在混亂與刺激中興旺發達。因此，當我們為“文化俱樂部”的成功煽風點火時，我感覺非常自在。
[1] 拉斯特法裏教（Rastafari Movement）：20世紀30年代自牙買加興起的一個黑人基督教宗教運動。該宗教運動信徒相信後文提到的海爾·塞拉西一世是上帝在現代的轉世。雷鬼音樂深受其影響。
[2] 斯汀（Sting， 1951— ）：著名藝人，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曾多次獲得格萊美獎，是全球最有影響的音樂人之一。
[3] 英國利蘭集團（Leyland）已破產。
[4] 1磅=0.4536千克。
[5] 喬治·奧多德（George O’Dowd）：“喬治男孩”（Boy George）的本名。
[6] 利伯雷斯（Liberace， 1919—1987）：美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著名鋼琴歌手，曾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藝人，被譽為“閃耀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