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1976—1977 維珍的轉折點：“渾球”帶來的機遇與衝突

1976年8月，維珍真的陷入困境了。我們試圖簽下一些大膽進取的新興朋克樂隊，但似乎總是錯過良機。例如，我們錯過了簽下“新城之鼠”的機會，因為我堅持要求一並簽下其音樂的圖書版權，而他們則希望能在其他地方出售版權。我們找不到一支新樂隊來讓我們擺脫慣例，或者消除我們的嬉皮士唱片公司形象。

我們還有其他煩惱，其中就包括跟銅鑼樂隊在一些錄音版權問題上的爭執。他們的一些樂迷跑進我們的弗農場辦公室舉行抗議。一群和藹且非常和平的激進分子留著胡須和長發，穿著土耳其式長衫和便鞋，吸著煙卷，侵入了我們的辦公室。他們的外表就像一群流浪的祭司和巫師。他們無精打采地躺在沙發上，聽銅鑼樂隊、亨利母牛樂隊和麥克·歐菲爾德的音樂，試圖說服我在一份請願書上簽字。他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然後才決定離開。我們站在前門，感謝他們的光臨。當他們離開時，我們彬彬有禮地拿走了他們的“戰利品”——主要是藏在飄逸的土耳其長衫下的唱片，但是有一個或兩個人試圖帶走招貼、磁帶、訂書機甚至一部電話。他們被當場抓住時全都滿臉微笑，然後鬥誌昂揚地離開了。我跟著他們走出去，來到波托貝洛路，望著他們穿過水果攤漫步而去，其中一個停下腳步，買了些棗椰。當攤主向他出售水果時，有個將頭發剃成莫希幹式樣並染成粉紅色和綠色的人走了過去。

那些穿土耳其長衫的樂迷們不解地望著這位朋克樂手，然後拿起自己的棗椰，慢慢地用力嚼著，離開了。

“我出去10分鍾。”我告訴助手彭尼。

我來到波托貝洛路，找到一個地方理發。

“剪掉多少？”理發師問。

“我想這次我要把錢花得物有所值了，”我說，“剪去大約一英尺半，然後看看我像什麽樣子。”

一係列新樂隊已經取代“哈特菲爾德與北方”以及橘夢樂隊，占領了海報上的位置。他們有著“該死的”“衝撞”“扼殺者”這樣的名字，其中最聲名狼藉的是“性手槍”。

11月的最後一周，我正在辦公室工作，突然聽見樓下西蒙的辦公室在放一支非常獨特的歌曲。我從沒聽過這樣的音樂，於是跑下樓去看個究竟。

“這是什麽音樂？”我問。

“是‘性手槍’的單曲，名叫《英國的無政府主義》。”

“唱得怎麽樣？”

“非常不錯，”西蒙承認，“真的非常不錯。”

“他們跟誰簽約了？”

“百代。幾個月前，我拒絕了他們，或許我犯了個錯誤。”

這首歌曲有一種如此原始、強大的力量感，我決心試試能否把他們要回來。幾天後，我打電話給百代的總經理萊斯利·希爾。他太忙了，太重要了，根本沒工夫接我的電話。於是，我給他的秘書留了個信息：如果他想擺脫自己的“困窘”，不妨聯係我。半個小時後，他的秘書給我回了個電話說：百代對性手槍樂隊很滿意，謝謝你！

就在那天傍晚，也就是12月1日下午5時30分，“性手槍”引起了全國性轟動。當時他們正在接受《今日》的采訪，一個由比爾·格倫迪主持的下午電視節目。格倫迪剛從《笨拙》雜誌社享受了一頓美味的午餐回來，發現演播室裏的4個孩子也跟自己一樣醉醺醺的。他開始挖苦他們，說起其他偉大的作曲家，如莫紮特、巴赫和貝多芬。這實在是非常愚蠢。然後，約翰·羅頓在一個角落裏弄灑了自己的飲料，輕輕罵了一聲：“狗屁！”

“你說什麽？”格倫迪問道，“你再說一遍，我該不會是聽見你說髒話吧？”

“這有啥。”羅頓說。

“沒事，你再說一遍。”

格倫迪聽見了他詢問的那個詞。

“我說‘狗屁’。”羅頓告訴他。

“真的嗎？”格倫迪說，“我的天哪，你把我嚇死了。”

然後，格倫迪轉向另一位嘉賓蘇克西·蘇克絲，問她能否稍後與他見麵。“性手槍”的成員史蒂夫·瓊斯哈哈大笑，說他是個肮髒的老家夥。於是，格倫迪便轉向他，刺激他說出更多髒話。瓊斯說他是個“肮髒的笨蛋”“狗娘養的無賴”，就這樣結束了這個節目。

第二天，全國的媒體再次對“性手槍”的行為表示憤怒，但卻無人批評比爾·格倫迪引誘他們說髒話。我一邊吃著早餐，一邊閱讀報上的一篇文章，裏麵描述有人在看這個節目時，忍不住厭惡地一腳踢爛了電視機。正在這時，電話響了，還不到早上7點。真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了，給我打電話的居然是百代的總經理。

“請馬上來跟我見個麵，”他說，“我猜你有興趣跟‘性手槍’簽約。”

我直接去了百代的辦公室。萊斯利·希爾和我達成協議：隻要“性手槍”的經紀人馬爾科姆·麥克拉倫同意，百代就將這支樂隊轉給維珍。我們握了握手，然後便從隔壁房間將馬爾科姆·麥克拉倫請了過來。

“維珍提出接管‘性手槍’。”希爾說，他想克製自己語氣中的如釋重負感卻沒有成功。

“很好，”麥克拉倫說著，向我伸出他的手，“我今天下午晚些時候去你辦公室。”

通常，我會在遇到一個陌生人30秒鍾內確定他是否值得信賴。我望著身穿黑色緊身褲和尖頭靴子的馬爾科姆·麥克拉倫，不知道和他做生意是否輕鬆。那天下午，他沒來弗農場，第二天也沒給我回電話。我給他打了4次電話後便放棄了。他知道怎麽聯係我，但他就是不回電話。

1977年3月9日，麥克拉倫讓“性手槍”跟A&M唱片公司簽了約。他們在白金漢宮外舉行了簽約儀式，4名朋克藝人排成一行，大聲辱罵王室。這支樂隊的成員不過是4個普通的孩子，但他們受到了馬爾科姆·麥克拉倫的煽動。

我坐在辦公桌旁，對馬爾科姆·麥克拉倫吃驚不小。我知道他手上有個暢銷的樂隊，一個能改變維珍形象的樂隊。如果維珍簽下“性手槍”，就能一下子擺脫我們揮之不去的嬉皮士形象。百代譏笑維珍是“伯爵的宮廷嬉皮士”。我們附近壓根兒沒有伯爵的宮廷，但這也無關緊要。這個名字仿佛具有黏性，我可不喜歡它。我們被粘上了“銅鑼”和麥克·歐菲爾德的形象。雖然他們給維珍帶來了數額可觀的版稅支票，可我卻憂心忡忡，如果我們隻有幾支嬉皮士樂隊，那就沒有一支朋克樂隊會認真對待我們。維珍唱片公司需要改變，越快越好，而“性手槍”就可以讓我們實現這個目標。

“每支樂隊都是冒險，”A&M公司的總經理德裏克·格林漫不經心地告訴媒體，“不過，在我看來，‘性手槍’比大多數樂隊的風險都要小。”

為慶祝跟“性手槍”簽約，A&M公司舉行了一次派對。由於A&M公司是通過“剝削”樂隊賺錢的“資本家”，因此“性手槍”就像痛恨所有唱片公司一樣痛恨他們——至少他們是這麽說的。當時的樂隊貝斯手席德·維瑟斯剛簽好約就有了出色表現，將德裏克·格林的辦公室砸了個稀爛，還對著他的桌子一陣嘔吐。我一聽說這事就拿起電話，決定最後一試。我愉快地得知，德裏克·格林打算放棄“性手槍”。

“我能跟他們簽約嗎？”我問道。

“如果你對付得了他們，”他說，“反正我們是沒轍了。”

A&M公司給了“性手槍”75,000英鎊的毀約賠償金，加上百代公司給的50,000英鎊賠償金，他們一共掙到125,000英鎊，而他們做的事情不過是咒罵、嘔吐以及出版一支單曲。“性手槍”開始再次尋找新唱片公司。

馬爾科姆·麥克拉倫真是辦事高明，我開始對他感到驚訝。“性手槍”如今已成為這個國家最駭人聽聞的樂隊。在當時迅速崛起的眾多朋克樂隊中，“性手槍”仍是最聲名狼藉的一支。我知道他們有支單曲名叫《天佑女王》，打算在1977年7月女王登基25周年紀念日上發行。

我靜觀其變，明白馬爾科姆·麥克拉倫不喜歡我。他嘲笑我由嬉皮士搖身一變成了商人。可是，一個又一個星期過去了，女王登基紀念日一天天逼近，卻再也沒人來跟“性手槍”簽約。我知道維珍或許是唯一能與他們簽約的唱片公司。我們沒有股東需要保護，也沒有母公司或老板會阻止我。1977年5月12日，馬爾科姆·麥克拉倫終於找上門來。這次局麵發生了扭轉，維珍用15,000英鎊獲得了“性手槍”第一張專輯的英國版權，另付50,000英鎊獲得了它在世界其餘地區的版權。

“你知道自己惹上什麽麻煩了嗎？”麥克拉倫問我。

“我知道，”我向他保證，“問題是，你知道嗎？”

從我們簽下“性手槍”那一刻起，麥克拉倫就想方設法地疏遠我們，這樣，我們在受夠了尷尬後，就會希望擺脫他們。但讓麥克拉倫痛恨又困惑的是，我們就是不發火。我們推出《天佑女王》，在BBC電台遭禁，不過卻飆升到排行榜第二名。它本來是第一名，但在編輯排行榜時，像維珍和HMV這樣很可能銷量非常大的唱片店，都被排除在取樣範圍外了。

在1977年女王登基紀念日上，馬爾科姆·麥克拉倫租了一艘遊艇，朝泰晤士河上遊的下議院駛去。警察知道會出事。我們剛從威斯敏斯特碼頭出發，警察局的兩艘摩托艇就跟了上來。樂隊等待著，直到遊艇在下議院旁停下。然後，他們拿起吉他和鼓槌，唱出自己的國歌版本：

天佑女王，

這個法西斯政權，

將你變成笨蛋，

一顆潛在的氫彈。

天佑女王。

她根本不是人，

英國夢沒有前途，

沒有前途！沒有前途！

警察在遊艇旁靠攏，堅持要樂隊停止演奏。這簡直是無理取鬧，因為遊艇擁有樂隊的演出許可證。這讓人想起披頭士樂隊在蘋果錄音棚屋頂上的最後一次現場演出，當時警察也跑去製造麻煩。如果待在船上的是弗蘭克·西納特拉[1]，就什麽問題都沒有。警察登上我們的船，掉轉船頭，把它開回碼頭，並在那裏逮捕了馬爾科姆·麥克拉倫，主要是因為他非常激烈地反抗，開始大喊：“你這法西斯豬玀！”

那一周我們售出10多萬張《天佑女王》。它顯然是名列第一的唱片，但“流行音樂排行榜”和BBC都宣布，羅德·斯圖爾特才是真正的第一名。電視和電台都禁播《天佑女王》。在我們看來，這未嚐不是好事：它越禁越流行，賣得也越好。

“性手槍”成了維珍的轉折點，它正是我們尋找的樂隊。他們讓維珍再次聲名鵲起，因為我們能發起大規模的宣傳，還能應對朋克搖滾。“性手槍”成為一次全國性事件。街頭巷尾的每一個購物者，每一個農夫，每輛公交車上的每一個乘客，每一個老奶奶，都聽說過“性手槍”。能引發公眾如此大的譴責倒也頗為有趣。正如奧斯卡·王爾德所言，唯一比受人非議更糟糕的是無人理睬。1977年，除了女王登基紀念日，“性手槍”製造的新聞是最多的。他們的聲名狼藉實際成了一種有形資產。大多數媒體報道是負麵的，不過，15年前滾石樂隊剛剛出道時，不也同樣如此嗎？

1977年11月，維珍推出了《別理那些渾球，“性手槍”在此》。唱片套上的文字是傑米·裏德設計的，非常巧妙。他直接從報紙標題上剪下那些字，就跟綁匪的紙條或攻擊性信件一樣。維珍唱片店在櫥窗裏貼上宣傳這張唱片的大幅黃色招貼。總有人看到它會感覺受到冒犯，這也難怪。有一天，我們諾丁漢分店的經理遭到逮捕，罪名是違反了《1889年有傷風化廣告法案》，恰恰跟差不多10年前我因學生谘詢中心做廣告幫助性病患者而被捕時的罪名一樣。我給約翰·摩爾蒂莫打了個電話，當初他是我的辯護律師。

“恐怕我們又跟《1889年有傷風化廣告法案》發生衝突了，”我告訴他，“警察說我們不能使用‘渾球’這個詞。”

“渾球？”他問道，“‘渾球’這個詞到底哪兒不對了，這可是我最愛的詞語之一。”

“他們要我們取下‘性手槍’的海報，上麵寫著‘別理那些渾球，“性手槍”在此’，還威脅說要查禁這張專輯。”

他跟我說，我們需要一位語言學顧問、一位英語教授，為我們解釋“渾球”一詞的準確含義。這個案子將在諾丁漢審理，於是我就給諾丁漢大學打電話。

“請問，我能跟你們的語言學教授通電話嗎？”我問道。

“你說的是詹姆斯·金斯利教授。”接待處的女士說。

她把我的電話轉了過去，我向教授解釋了當時的情況。

“於是，你們的一名員工就因為展示‘渾球’這個詞而被逮捕了？”金斯利教授說，“真是一幫渾球！事實上，在18世紀，‘渾球’一詞是牧師的綽號。接著，因為牧師在布道中總是廢話連篇，所以‘渾球’的含義就逐漸演變，表示‘廢話、垃圾’了。”

“所以，實際上‘渾球’的含義要麽是指‘牧師’，要麽是指‘廢話、垃圾’？”我把他的意思重複了一遍，以免我漏掉什麽。

“就是這樣。”他說。

“您願意在法庭上給我們當證人嗎？”

“非常樂意。”他說。

我愛死這次庭審了。這個案子顯然在全國備受矚目，警方公訴人勢在必得。我們的唱片店經理受到交叉詢問，承認他確實在櫥窗裏顯眼地展示了“性手槍”的招貼。警察陳述了經理是怎樣被捕的，因為當時後者正在展示這幅令人不快的海報。那個警察滿臉沾沾自喜，仿佛他正在好好為公眾服務，並期望因此受到讚揚。

當法官讓約翰·摩爾蒂莫交叉詢問那名警察時，約翰說：“沒有問題。”

那名警察相當失望，離開了證人席。

“我打算傳喚我的證人，”約翰·摩爾蒂莫站起來說，“他是詹姆斯·金斯利教授，諾丁漢大學的語言學教授。”

詹姆斯·金斯利教授解釋說，“渾球”一詞與睾丸毫無關係，其實它的含義是“牧師”，以及因牧師的布道充滿廢話而引申出來的“廢話”。這時，約翰·摩爾蒂莫眯著眼睛，如同近視眼一般盯著他，仿佛在奮力梳理自己的思路。

“那麽，金斯利教授，你的意思是說，這句話——也就是本案訴訟的基礎——更準確的理解應該是‘別理那些牧師，“性手槍”在此’了？”約翰·摩爾蒂莫問道。

“確實如此，或者也可理解為‘別理那些廢話，“性手槍”在此’。”

約翰·摩爾蒂莫停頓片刻，讓法庭籠罩在沉默之中。“‘別理那些牧師，“性手槍”在此’，”他若有所思地說，“原來那句話就是這個意思。好了，我沒什麽可補充的了。聽起來，這唱片標題很奇怪，不過我認為教會不會介意。”

“我也認為他們不會介意。”金斯利教授表示讚成。

然後，公訴人便抓住這一點，逼問金斯利教授怎麽能確信沒有神職人員受到冒犯。

於是，金斯利教授亮出王牌，解開他衣服上的圓高領，露出裏麵的教士領。原來，金斯利教授也被稱為“金斯利牧師”。

“這就夠了。”地方法官厲聲說道。他昂首挺胸，盡可能讓自己顯得威嚴莊重，然後宣布：

“本案不予受理。”

[1]　弗蘭克·西納特拉（Frank Sinatra， 1915—1998）：20世紀最重要的巨星之一。作為演員，曾3次獲得奧斯卡獎；作為歌手，被譽為“白人爵士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