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1972—1976 毀滅性的成功：石破天驚的《管鍾》
麥克·歐菲爾德是第一位跟我們簽約的藝人，該向他提供什麽樣的合同，我們心裏毫無主意。幸虧我有個朋友桑迪·丹尼最近在莊園錄音。桑迪原來在公平港口大會樂隊唱歌，現在成了獨立藝人。於是，我讓她給我一份她跟島嶼唱片公司簽訂的合同。顯然這是島嶼唱片公司的一份標準合同，我們把它逐字逐句地重新打印出來，僅僅把“島嶼唱片公司”換成“維珍唱片公司”，把“桑迪·丹尼”換成“麥克·歐菲爾德”。按照合同，麥克將為維珍唱片公司製作10張專輯，並按照90%的唱片批發價（另外10%被唱片公司留作包裝費和破損費）計算，從中獲得5%的版稅。麥克沒有錢，我們就給他發維珍每周20英鎊的標準薪水，每個人都是這麽多。如果版稅能夠實現，我們會從裏麵扣除這筆薪水。西蒙和我都喜愛麥克的音樂，但我們從沒想過它會賺錢。
如此一來，麥克就能安安心心地錄製他的唱片——也就是後來所說的《管鍾》——直到1973年。這個錄音過程極其複雜，他和湯姆·紐曼待在錄音棚裏，一遍遍地將所有不同的音樂層合成、混錄、微調。麥克演奏了20多種不同的樂器，製作了2300盤不同的錄音帶，直到滿意為止。與此同時，我們仍試圖把莊園出租給我們能找到的任何樂隊，因此，麥克的工作常常被打斷，為了給滾石樂隊或者亞當·費思騰出地方，不得不把他的全套設備從錄音棚中悉數搬出。
弗蘭克·紮帕是搖滾音樂界最有獨創性、創新性和最喜歡挖苦的藝人之一，也因此而聞名。他的專輯，如《一切隻為錢》和《黃鼠狼撕下我的肉》，都充滿尖銳的諷刺。當弗蘭克來到莊園，調查在此錄音的可能性時，我確信跟他開個玩笑他會喜歡。
我親自到倫敦去接弗蘭克，熱情地描繪錄音棚所在的漂亮莊園。但我沒有駛上通往查韋爾河畔希普頓的路，卻繞了個彎兒，來到附近的伍德斯托克。在一座莊嚴的拱門下，我驅車離開大路，沿著一條長長的砂礫路，朝一座豪華宅院的大門駛去。
“我去停車，”我告訴弗蘭克，“你去敲門吧，跟他們說你是誰就行。”
一名身穿製服的宮廷男仆打開門。好笑的是，他沒能認出弗蘭克·紮帕，當這位滿頭長發的音樂家說自己要在這裏住下時，他可一點都不覺得逗。那個男仆問紮帕是否知道，他敲的是布萊尼姆宮的大門，這是馬爾伯羅公爵祖傳的府邸。
弗蘭克回到車裏，他肯定地說，自己看得出這件事有那麽點蹊蹺，但畢竟他以前從未在莊園錄過音。
1972年7月22日，克裏斯滕和我在查韋爾河畔希普頓的小教堂舉行婚禮。那時我剛滿22歲，克裏斯滕也才20歲。我們去年5月才剛剛認識。我現在仍保存著一份我們的結婚請柬，邀請人們參加婚禮前的派對。上麵寫著：“克裏斯滕和我決定結婚，正好我們可借機舉行派對。我們會烤上一頭豬，所以請一定要來，否則很快它就會被吃光了。斷頭台樂隊將為我們演出。”莊園是舉行派對的好地方，這是它最大的優點之一。這裏有很多樂隊，他們很高興在派對上演出；屋外有條河，可在裏麵遊泳；屋裏則有裝著古老壁爐的大房間，以及一個帶回廊的院子，可在裏麵曬太陽。
我們的婚禮烤肉野餐會是一場熱鬧盛宴，查韋爾河畔希普頓的所有村民都參加了，跟維珍員工以及當時待在莊園的搖滾樂隊混在一起狂歡作樂。婚禮那一整天都很棒。當我們在教堂等待克裏斯滕時，一輛大型鉸接式貨車順著那條狹窄的鄉間小道，小心翼翼地朝我們駛來。誰都不知道這是怎麽回事，直到從貨車上跳下來一個小老太太。她身穿藍色套裝，頭上緊緊箍著一頂藍色的帽子。
“我還不算太遲，是吧？”外婆大聲叫道。
她的汽車在經過牛津時被這輛貨車撞了一下，於是她堅持要求司機把她送到我們的婚禮上來。
父母送給我們一輛漂亮的賓利老爺車做結婚禮物，帶有紅色真皮座椅和胡桃木儀表盤。盡管它像我的摩利士小型轎車一樣經常拋錨，不過，如果有別的車拖著它，我們坐在裏麵會超級舒服。
克裏斯滕的伴娘之一是她的妹妹梅裏爾，而我的伴郎是尼克。在隨後的招待會上，他們倆顯然情投意合。那天深夜，他們離開人群，直奔莊園的一個房間。等克裏斯滕和我度完蜜月回來時，尼克和梅裏爾宣布，他們也要結婚。
尼克和梅裏爾結婚的效率比克裏斯滕和我還高。他們的婚禮在1972年冬舉行，那時他們相逢才5個月。克裏斯滕和我發現，這樁婚姻有引發幽閉恐懼症之嫌。我跟尼克白天待在碼頭南路工作，晚上還會去看望她和梅裏爾。克裏斯滕來英國，原因之一就是逃避家人。不幸的是，現在她們姐妹倆嫁給了兩個打小一起長大，如今又在事業中互相依賴的男人。這樣的親密關係，甚至用“**”來形容都還不夠。除此之外，尼克和我經營的維珍就像個單身漢公司，現在我們倆突然都結婚了，這簡直就跟文化衝擊差不多。
1972年冬和1973年春，麥克·歐菲爾德都住在莊園，錄製《管鍾》。我想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他和癡迷於錄音技術的湯姆·紐曼一起待在那裏，無休止地反複改進那一盤盤磁帶。芒迪仍然住在莊園。周五的晚上，當克裏斯滕和我驅車來到莊園時，就會發現麥克、湯姆和芒迪坐在地上的一堆墊子上，一邊把壁爐燒得旺旺的，一邊聽剛錄好的最新磁帶，他們沉浸在音樂中，完全忘卻了外麵的世界。1973年5月，《管鍾》終於一切就緒，準備發行了。
我們剛一開始銷售《管鍾》，就知道這張唱片非同尋常。島嶼唱片公司負責它的分銷，西蒙把唱片帶到那裏的一次銷售會議上。在伯明翰附近一家酒店的大會議室裏，那些銷售人員已經被迫聽了幾個小時的音樂。這些人聽過市麵上幾乎所有的唱片——真的是這樣。西蒙把《管鍾》放到留聲機上，他們完整地聽完它的第一麵。當音樂結束時，一陣熱烈的掌聲突然響起。這是西蒙第一次參加銷售會議，因此，他根本沒意識到，這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場麵。此後，他再也沒聽到過滿屋子厭世的推銷員為一張新唱片鼓掌。
1973年5月25日，維珍唱片公司發行了創建後的頭四張唱片，包括麥克·歐菲爾德的《管鍾》、銅鑼樂隊的《飛翔的茶壺》《莊園生活》——這是以埃爾基·布魯克斯為首的藝人在莊園舉行的一次即興演奏會——還有德國浮士德樂隊的《浮士德錄音帶》。
對搖滾樂和流行樂來說，1973年是個非同凡響的年份。那年夏天人們目睹單曲排行榜被各華麗搖滾樂藝人占領，如蘇茲·奎特羅、韋紮德樂隊、加裏·格利特和甜蜜樂隊。但是，也有一支來自汽車城底特律的大型代表團，包括史提夫·汪達、格拉蒂絲·奈特與種子合唱團、傑克遜五兄弟樂隊以及貝瑞·懷特。在與上述歌手相對立的另一端，則是盧·裏德的《漫步荒野》和10cc樂隊的《橡皮子彈》。
在專輯排行榜上，排在第一位的是大衛·鮑伊的《阿拉丁精神》，它首次證明鮑伊能夠改頭換麵，且依舊穩居榜首。緊接其後的是披頭士樂隊的《1962—1966》和《1967—1970》雙唱片，以及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之暗麵》、盧·裏德的《變壓器》和洛克西音樂的《如你所願》。
麵對如此激烈的競爭，我們必須努力奮鬥，吸引人們注意維珍唱片公司出版的頭四張唱片。其中真正抓住了人們注意力的是《管鍾》。它是如此新穎獨特，具有魔咒一般的魅力。人們發現它會讓人上癮，一遍一遍地播放，一邊聽音樂，一邊對麥克是怎樣將它編織而成的感到好奇。我記得《新音樂快訊》上有篇評論，我不得不翻來覆去讀上好幾遍才意識到，盡管我永遠也弄不明白這位樂評家到底是在說什麽，但他顯然對《管鍾》讚不絕口。《新音樂快訊》是最具影響力的音樂報紙。在它讚揚過《管鍾》之後，每個人都會注意到這張專輯。
且別說這些評論，我自己也知道，隻要能想辦法讓人們聽一次《管鍾》，它就會流行起來。正如一位樂評家所說：“要證明它的魅力，聽一遍足矣。”但問題是怎樣讓人們聽到它。我給我能聯係到的所有電台主持人打電話，勸說他們播放《管鍾》。但當時霸占電台音樂節目的都是些3分鍾長的單曲，一首長達45分鍾的無詞樂曲根本沒有容身之地。第三電台拒絕播放它，因為它不是莫紮特的作品。第一電台也拒絕播放它，因為它不是加裏·格利特的作品。
在發行後的頭兩周，《管鍾》完全賣不動。於是，我邀請約翰·皮爾[1]到阿爾貝塔號上吃午飯。我曾為《學子》采訪過他，從那以後我們就認識了。他也創建了一家自己的唱片公司，名叫“蒲公英”。隻有約翰在電台播放嚴肅搖滾樂，他的節目是《管鍾》獲得播放時間的唯一機會。我們在阿爾貝塔號上吃了午餐，然後坐到沙發上。我播放《管鍾》，而他驚呆了。
“這樣的音樂我從沒聽過。”約翰終於說道。
在那周晚些時候，我和麥克·歐菲爾德以及所有維珍員工坐在船屋的甲板上，收音機裏傳來約翰·皮爾的聲音，他的話語簡潔明了。
“今晚我不打算播很多唱片，隻打算播一張專輯，是一位年輕的作曲家演奏的，他叫麥克·歐菲爾德。這是他的第一張唱片，名叫《管鍾》。我以前從沒聽過這樣的音樂。該唱片由新創立的維珍唱片公司出版，而且是在維珍公司位於牛津郡的自有錄音棚錄製的。這音樂將令你們永難忘懷。”
說完，他就開始放《管鍾》了。我躺在沙發上。每個人都閑散地躺著，在鬆軟的扶手椅或在小地毯上。大家邊聽邊傳遞著啤酒、葡萄酒、香煙……我試圖放鬆身心。我看得出來，音樂如咒語一般，已經將其他每個躺著的人完全迷住了。但我仍感到擔憂。不管什麽時候，我的大腦總是轉個不停，考慮各種點子和自己可能麵臨的結果。我真想知道，有多少人在聽約翰·皮爾的節目？其中又有多少人第二天會出去買《管鍾》？他們會等到周六再出去嗎？或者到那時就把這事忘得精光。他們會從維珍還是史密斯訂購？我們會多快獲得版稅，能再版多少？我們該怎樣在美國宣傳它？從一定程度上說，我被音樂吸引了，但我感覺像個局外人。別人都完全沉浸在音樂中了，例如西蒙、尼克，或者我那位新來的可愛助手彭尼——她是個真正的美人，有一頭飄逸的黑色長發和一副慷慨的笑容。但我卻做不到他們那樣，我非常明白，為了賺錢支付下個月的稅收罰款，維珍需要銷售大量唱片。我知道《飛翔的茶壺》和《浮士德錄音帶》不可能將滾石樂隊或者鮑勃·迪倫擠出排行榜。但《管鍾》就不一樣了，今晚的廣播必須引發反響。維珍再也無法投入一大筆錢，購買這麽長的廣播時間為它做廣告了。
麥克·歐菲爾德靜靜地坐著，靠在彭尼身上，盯著收音機。我不知道他腦子裏閃過什麽念頭。我將《管鍾》的唱片封麵放進一個畫框裏，上麵是一個巨大的管鍾，懸浮在大海之上，前景中是一片崩裂的海浪。麥克望著它，仿佛正在眺望大海。一個貪婪的想法漂浮在我模糊的腦海深處：難道麥克已經構想出另一張專輯？
第二天，電話鈴聲響了一整天，各大唱片店購買《管鍾》的訂單如雪片般飛來。約翰·皮爾不僅破例在廣播中完整地播放這張唱片，而且還為《管鍾》寫了篇評論，發表在《聽眾》雜誌上：
總有人向我推薦某位當代搖滾樂手的唱片，說它會“流芳百世”。這種事情太常見了，而我每次都想抓起帽子，奪路而逃，到外麵的開闊空間去透透氣。現在的行家會向你們誇誇其談，對是樂隊以及“愛默生、萊克與帕爾默”（ELP）之類的音樂組合讚不絕口，說什麽20年後他們的唱片仍會受到收藏者狂熱追捧。我敢跟你們賭上幾先令，除了最頑固不化的家夥，大多數人會把是樂隊和“ELP”忘得一幹二淨，而加裏·格利特和甜蜜樂隊的唱片雖被專家們視為曇花一現，將來倒有可能被當作20世紀70年代音樂的真正代表。
廢話少說，現在就讓我向你們介紹一張能夠流芳百世的新唱片，它力量威猛，活力四射，真的是妙不可言。我個人認為，在搖滾音樂史上，這張唱片是一部石破天驚之作。麥克·歐菲爾德……
約翰·皮爾粉絲如雲，全國有成千上萬的人看到他的這番話。
我們為銅鑼樂隊和浮士德樂隊都安排了全國性的巡回演出。但我真正寄予厚望的是《管鍾》的音樂會，它將於6月25日隆重上演，屆時希望全國的媒體都能出席這場音樂盛典，見證那個激動人心的片刻。經過我們的策劃，《管鍾》音樂會成為不容錯過的重要活動，我們設法邀請到時任滾石樂隊吉他手的米克·泰勒，史蒂夫·希拉吉、哈菲爾德和北方樂隊也答應前來捧場，演奏那些形形色色的樂器。而傻瓜狗狗樂隊的韋夫·斯坦肖爾則同意登台介紹那些樂器的名稱，就跟《管鍾》唱片中一樣。
舉行音樂會那天，麥克到船屋上找我。
“理查德，”他平靜地對我說，“今晚我沒法參加音樂會的演出。”
“可是已經全部安排妥當了。”我說。
“我真的沒法參加。”他用死一般的語氣低聲重複道。
我感到絕望。我知道，麥克的牛脾氣一發，會跟我一樣頑固。我知道音樂會已全部安排就緒，票已售出，甚至電視台報道也協商好了。我試圖忘掉這一切，決不能用它們做說服手段，因為這隻會讓麥克的決心更加堅定，我必須巧用妙計。
“我們去兜兜風吧。”我若無其事地說，然後便順著拉船路，帶他朝我停在外麵的賓利老爺車走去。我知道，麥克一直很欣賞這輛藍灰色的汽車，以及它褪色的真皮座椅。我想跟他一起途經伊麗莎白女王音樂廳舒舒服服地兜兜風，希望這會讓麥克換個心境。麥克係上安全帶，直直地坐在椅子上，然後我們出發了。一踩油門我們就到了伊麗莎白女王音樂廳，接著我放慢車速。這裏到處都是麥克·歐菲爾德的招貼，已經有一群觀眾開始朝音樂廳走去了。
“我沒辦法登台演出。”麥克重複道。
我不知道該怎麽跟他說才好，雖然這次音樂會對他最為有利，能讓他一鳴驚人，說不定還能讓他躋身平克·弗洛伊德之列。我停下車來。
“你想開一會兒嗎？”
“好吧。”麥克謹慎地說。
我們繼續向前行駛，經過威斯敏斯特橋，經過維多利亞紀念碑。我望著海德公園從副駕駛座旁的車窗外閃過。麥克拐上貝斯沃特路，來到我編輯《學子》時的那座教堂附近。
“麥克，”我說，“你想要這輛車嗎？當作一件禮物？”
“一件禮物？”
“是的，我就從這裏下車，步行回家。你往前開就行，這輛車就歸你了。”
“別騙人了，這是你的結婚禮物。”
“你隻需把車開到伊麗莎白女王音樂廳，今晚登台演出，它就歸你。”
沉默籠罩著我們倆。我望著麥克，他抓著方向盤，想象自己駕駛這輛車的情形。我知道他心動了，希望他會同意。
“就這麽定了。”麥克說。
我不得不告訴克裏斯滕和我父母，我把賓利怎麽處理了。不過，我知道他們不會太在意。盡管賓利迷人且對我們具有特殊的情感價值，它畢竟隻是一輛車。最重要的是，要讓麥克登台表演，讓《管鍾》變得暢銷。如果他獲得成功，我就能隨意挑選自己喜歡的汽車了。媽媽會同意的。
隨著《管鍾》的最後幾小節在伊麗莎白女王音樂廳消失，舞台上下一片寂靜，人們仍沉浸在剛才的樂曲中，仿佛被催眠了一般，沒人想打破這咒語。然後，他們一下子站起身來，熱情地鼓掌。我坐在克裏斯滕和西蒙中間，我們也站起來喝彩、鼓掌。我潸然淚下。麥克從管風琴前站起來，這個矮小的家夥隻是向觀眾鞠躬，說了聲“謝謝”。就連樂隊的人也為他鼓掌。他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
那天晚上，我們售出了數百張《管鍾》。麥克太驚訝了，麵對媒體不知該說什麽。他望著人們在自己周圍歡呼，爭相購買他的唱片，隻說了一句：“我感覺自己就像被強暴了似的。”隨後便鑽進他的新寵賓利車消失了。此後很多年，麥克都拒絕回到舞台上。克裏斯滕和我步行回了家。從那天晚上起，麥克·歐菲爾德的《管鍾》名氣越來越大，最終成為本年度最著名的專輯。維珍唱片公司也出了名，收入劇增。
憑借口口相傳的聲譽，7月14日，《管鍾》進入專輯排行榜，名列第23位。8月，它登上排行榜榜首。在接下來的15年中，麥克·歐菲爾德的每一張新專輯都會進入前10名。《管鍾》最終售出1300萬張，在英國發行的最暢銷專輯中，名列第11位。我的賓利沒有白白犧牲，我也沒再購買另一輛賓利。
盡管維珍唱片公司一夜之間獲得公認，卻仍是一家小公司，隻有7名員工，根本沒能力向全國所有唱片店配銷產品。我們隻有兩種選擇。第一種選擇是把我們的唱片授權給另一家更大的唱片公司，但這種方法僅適用於特別成功的樂隊。為了獲得宣傳、分銷唱片的權利並賺取大部分利潤，那家公司會給我們一筆預付款。如果唱片能讓該公司收回支付預付款的成本，他們還會給我們版稅，通常是16%左右。對於維珍這樣的新唱片公司，這是傳統的安排。
第二種選擇更冒險。維珍放棄預付款和版稅，在接到全國唱片店的訂貨時，隻需付錢讓另一家唱片公司生產和分銷唱片即可。而維珍則負責唱片的所有宣傳，如果唱片表現欠佳，也要承擔所有風險。相應地，如果唱片銷售得好，我們也會獲得所有好處。
大多數小唱片公司會把唱片授權給別人，因為這樣賺錢容易。他們從另一家公司獲得16%的版稅，再按照協議向藝人支付報酬，比如說5%或10%的版稅。但是，西蒙和我決定選擇生產和分銷協議，即所謂的“唱片壓製與分銷協議”，簡稱“P&D”。這是一個大膽的行動，不過，甚至在那時，我就已經明白了大膽才會有成就的道理。如果你是個敢冒險的人，那麽你隻需排除不利因素即可。我們覺得《管鍾》非常精彩，我們能自己為它做宣傳。我確信，我們能賣出足夠的唱片來收回投資。於是，我們拿定主意，要求簽訂“P&D”協議而非直接授權協議，然後去跟島嶼唱片公司談判。
我第一次與島嶼唱片公司打交道是在經營《學子》的時候。這家公司由克裏斯·布萊克威爾創辦，克裏斯成長於牙買加，幾乎是單槍匹馬地把雷鬼樂引入了英國。島嶼公司出版了鮑勃·馬利的作品，讓他成為第一位雷鬼樂超級明星。此外，他們還製作了卡特·史蒂文斯和自由樂隊的唱片。
可想而知，島嶼公司一開始拒絕簽訂“P&D”協議。他們已獲得蝶蛹唱片公司和超凡魅力唱片公司——他們擁有創世紀樂隊——的授權，希望維珍也照樣行事。因此，島嶼公司向我們提供了極度誘人的授權協議，版稅高達18%。我們要向麥克支付5%的版稅，因此，接受島嶼公司的條件，我們就能從《管鍾》的銷售中獲得13%的利潤。按照2.19英鎊的定價算，也就是每張唱片大約賺28.5便士。如果《管鍾》賣得特別好，比如，能售出60萬張，達到“雙白金”唱片的水平，那麽我們將獲得大約171,000英鎊的總利潤。一張唱片的銷售量達到20萬張即為“金唱片”；達到30萬張即為“白金唱片”。如果達到100萬張，那麽維珍無須支付任何宣傳和推銷該唱片的成本，就能穩賺285,000英鎊。在經驗豐富的人看來，要把唱片推銷到全國所有唱片店，島嶼公司比維珍公司的條件有利得多。大多數跟我們境況相似的小唱片公司會接受這個協議，當然，島嶼公司和我們的律師也極力主張我們這麽做。
但是，西蒙和我可不是這麽想的。我們在全國擁有14家維珍唱片店，他們都可推銷《管鍾》。我擁有銷售10萬冊《學子》的經驗，這讓我充滿信心，相信我們能夠大量銷售這張唱片。當然，《管鍾》如此優秀，讓人一聽就想買，這就讓我們的工作輕鬆多了。
在外人看來，這似乎是一場大賭博。如果《管鍾》的銷售衰退，維珍唱片公司就會一敗塗地，關門大吉。但如果我們設法售出60萬張，價值約130萬英鎊，那麽，除了商店的零售利潤，維珍還能賺到920,000英鎊的毛利潤，再除掉支付給麥克·歐菲爾德的65,700英鎊版稅，以及支付給島嶼唱片公司的197,100英鎊壓製和分銷唱片的費用，我們還會剩下大約658,000英鎊，部分作為宣傳唱片的費用，部分作為利潤，再用來投資其他藝人。這就是有利的一麵。
《管鍾》的知識產權是維珍唱片公司創立後獲得的第一項成果，我們決心依靠它來發展公司。於是，我們拒絕了島嶼公司的提議，堅持要求簽訂“P&D”協議。他們負責壓製和分銷唱片，我們付給他們10%~15%的銷售所得。他們拒不讓步，直到我們威脅要轉向其競爭對手哥倫比亞唱片公司。就這樣，我們簽訂了一份“P&D”協議，犧牲了一筆唾手可得的現金收入——它會受到顧資銀行的歡迎，因為莊園仍然負債。我們依靠自己的資源，專心致誌地銷售《管鍾》。
島嶼公司無意中培養了一個敵人：維珍唱片公司。隨著《管鍾》的銷售飛快闖過銀唱片、金唱片、白金唱片、雙白金唱片的標準，然後一下子達到100多萬張，我們獲得了做夢都想不到的財富。我們很快成長為唱片業中的主力，最終成為島嶼唱片公司的對手。盡管我們支付給麥克·歐菲爾德和島嶼公司的版稅率與日俱增，唱片的價格也同樣水漲船高，但《管鍾》繼續暢銷，又賣出了幾百萬張，而且至今在全球仍有銷路。我們相信自己有能力推銷這張唱片，這次賭博讓我們掘到了第一桶金。
在伊麗莎白女王音樂廳的演出結束後，麥克·歐菲爾德開著我的賓利老爺車揚長而去，當時他已經偏離了自己的軌道。他曾和湯姆·紐曼在莊園裏閉門工作幾個月，兩耳不聞窗外事，終於成就了這張完美的專輯，那時候，他一直夢想人人都買《管鍾》。但是，在伊麗莎白女王音樂廳裏，當他站起來，看見觀眾站立為他鼓掌時，他心裏有些東西失控了。他發現，盡管他渴望這種奉承，可一旦得到，他卻無法應付。
音樂行業能在幾個月裏讓人獲得超乎夢想的財富。不管麥克是否願意，他現在都卷入了那個旋渦，成為英國最富有的人之一。對他來說，成功具有毀滅性，而我則必須學會承擔那種責任。是否應該勉強他舉辦那場音樂會，我發現這個問題難以回答。麥克與女朋友一起，跑到威爾士一個偏遠地區生活，除我之外，他拒絕跟任何人交談。
第一次開車去拜訪他，我差點沒找到他的房子。那是一座用石頭砌成的小農舍，位於一座名叫“赫吉斯特山脊”的山脈上麵。房子背對盛行風方向，但它如此荒僻，就跟呼嘯山莊差不多。整個前廳都被一架大鋼琴占據了。麥克帶我登上赫吉斯特山脊，拿著他做的一架6英尺大的輕木滑翔機。我望著他小心翼翼地跑下山，然後輕輕放飛那龐然大物。起初它似乎難以移動，看起來就像懸浮在麥克頭上一般。但接著一陣風向它刮來，它內傾拐彎，逐漸升高，從我們這裏飛走，順著山脊朝下麵的田野飛去。麥克望著它，風把他眼睛上方的頭發向後吹去，我頭一次看到他露出微笑。
我開車回到倫敦，留下麥克，讓他繼續在赫吉斯特山脊上生活。然後，我讓人將克裏斯滕的衣服帶到阿爾貝塔號上，迫使她搬來和我一起生活。和我的做法相反的是，有天晚上，麥克來到當地一家酒吧，叫一個朋友收拾好他女朋友的衣服，把她送到了車站。此後10年，麥克·歐菲爾德一直過著隱居生活，拒絕為自己的任何作品做宣傳。幸好我們曾讓人拍了一部麥克演奏《管鍾》的電影，在裏麵插入威廉·派伊的抽象雕塑畫麵鏡頭，把它加工成紀錄片。BBC播過這部紀錄片3次，每次都讓《管鍾》和麥克的其他唱片銷量大升。如果麥克像平克·弗洛伊德那樣，將此後10年花在巡回演出上，我敢肯定，他會成為全球最重要的搖滾巨星之一，約翰·皮爾的預言也會變成現實。事實上，《管鍾》的名氣比麥克·歐菲爾德更大。盡管他也錄製了其他許多唱片，例如我最愛的《歐瑪晨光》，但沒有一張像《管鍾》那麽成功。
麥克不願登台演出，這讓其他唱片公司深感迷惑。阿邁特·厄蒂岡經過多次談判磋商，最終還是同意了在美國發行《管鍾》，他對此就無法理解。
“你是說，你用一部雕塑電影來做宣傳？”他對我怒吼道，“我真不明白，我敢肯定這裏沒人明白你什麽意思。如果想看雕塑，我們可以全都去大都會美術館。”
一如往常，阿邁特總能想出解決辦法。他把《管鍾》作為配樂賣給電影《驅魔人》，隨著影片在美國成為熱門，唱片也搭上順風車。在《管鍾》登上英國排行榜首位一年後，它終於在美國獲得同樣的佳績。
西蒙和我在跟樂隊談判過程中逐漸形成三個關鍵目標。我們彼此從未正式表述出來，但是跟麥克·歐菲爾德的談判讓我們學到了這些普遍原則。
首先，我們提出盡可能長時間地持有版權。我們付出最艱辛的努力，決不簽訂一份將版權歸還給藝人的協議，因為版權是唱片公司唯一的資產。我們還設法盡可能將藝人以前的唱片版權多多收入合同中，即使它們往往跟其他唱片公司有密切關係。誠然和搖滾明星合作，這件事本身充滿魅力，但其實這種合作唯一的價值就是其歌曲的知識產權。因此，我們一開始會提出一個很高的數目，但會試著跟藝人簽下8張專輯。在維珍唱片公司的整個生命曆程中，我們以從未失去一支樂隊而自豪，因為我們總是在出版幾張專輯後重新談判。不過，諷刺的是，在跟麥克·歐菲爾德重新談判時，我反應太慢，差點失去他。如果對一支新樂隊好好加以培養，通常他們的第三張或第四張專輯是最有價值的，這一點至關重要。人類聯盟樂隊是最好的例子之一，他們已經在維珍做了兩張專輯，一張比一張賣得好，隨後他們的第三張專輯《挑戰》終於獲得突破，成就非凡，賣了200多萬張。我們最不希望在出了兩張專輯後失去他們，看著他們跟其他唱片公司獲得成功。我們在簽下藝人之後，會很快設法擴充合同。雖然我們會為此犧牲掉兩三個百分點的版稅，但跟合同末尾增加兩張專輯帶來的潛在收益相比，這不過是微不足道的讓步。
從一開始，西蒙和我就試圖把維珍定位為國際公司。因此，我們一直堅持的第二個原則就是：將藝人作品的全球版權融入我們的合同。我們會提出，如果他們利用在維珍獲得的成功，跟其他公司簽約並暢銷海外，那麽，我們就沒多大的動力在英國為他們宣傳。
我們的最後一個談判要點是：確保維珍不僅擁有樂隊本身的版權，而且擁有樂隊單個成員的版權。有時候很難定義一支樂隊，例如，滾石樂隊顯然包括米克·賈格爾、基思·理查茲、比爾·懷曼、查理·沃茨，但另外一些成員卻來來去去。最終，唱片業把滾石樂隊定義為“米克·賈格爾及其他三人”。有些樂隊解散後，成員各自取得了成功。創世紀樂隊或許是這方麵最典型的例子，彼得·加布裏埃爾和菲爾·科林斯離開樂隊之後，名氣都比以前待在樂隊中更大。我們必須確保維珍不會在簽下一支樂隊後隻獲得一個空殼，而其首席吉他手卻作為獨奏藝人在其他唱片公司獲得成功。
此外，我們還發現另一個重要事實：如果我們確實想要一支樂隊，就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簽下他們。一位藝人若是屬於其他唱片公司，其成功就跟我們毫無關係。經營唱片公司的部分秘密就在於積累勢頭，要不斷簽下新樂隊，不斷讓他們獲得成功。一支惹人注目的樂隊即使會讓我們遭受虧損，也會帶來其他無形的好處，如吸引別人跟我們簽約，或者為我們的新樂隊提供在電台播放的機會。
抱著這些原則，維珍開始以麥克·歐菲爾德的成功為基礎，簽下新的樂隊。他們中絕大多數必然會失敗。我們仍然隻給自己發一點點工資，我們所有人仍然互相依賴，我們把《管鍾》賺來的錢全都投資到新藝人身上，擴大我們的公司。
克裏斯滕和我已經結婚兩年，但我們卻很難相處，最終我們決定離婚。1974年，雖然沒有正式離婚，但我們分開了，同時維珍唱片公司也開始碰到問題。1974年8月，麥克·歐菲爾德的第二張專輯《赫吉斯特山脊》剛發行便飆升至排行榜首位。由於《管鍾》仍然名列第二，因此公司財源滾滾。但是，維珍麵臨一個危險——有可能被當作麥克·歐菲爾德的唱片公司。盡管麥克拒絕親自做任何宣傳，但他的唱片銷售量如此之大，讓其他所有人都黯然失色。
從1974年到1976年，麥克·歐菲爾德是我們唯一的超級明星。在這個相當尷尬的時期，維珍試圖跟“10cc”“誰人”等樂隊以及平克·弗洛伊德簽約，但都失敗了。我們似乎注定要永遠成為次要選擇，而在音樂和其他許多方麵，“第二名就等於什麽也不是”就是金科玉律。在1975年年底，我竭力想簽下滾石樂隊。我們準備為10cc樂隊付出35萬英鎊的消息傳開了，這讓我們的對手如島嶼公司等驚訝不已。當我打電話給滾石樂隊的經紀人普林斯·魯珀特·洛文斯坦時，他已經聽說了我們給“10cc”的報價，準備認真聽我說話了。
“你打算要多少？”我問他。
“你們永遠無法拿出這麽多錢，”普林斯·魯珀特·洛文斯坦同情地對我說，“至少是300萬美元。而且，維珍還是太小了。”
我知道，要引起他的注意，唯一的辦法就是提出遠遠高於要價的數目。
“我出400萬美元，”我說，“隻要還有舊唱片的版權給我們。”
買下舊唱片的版權，維珍就能出版最熱門的老專輯，如果新唱片失敗，這就是很好的保險策略。
“我會把還有版權的舊唱片名單給你，”普林斯·魯珀特·洛文斯坦說，“如果下周一之前你能送一張400萬美元的銀行擔保到我辦公室來，那麽我會非常認真地考慮這件事。祝你好運。”
那天是星期五，普林斯·魯珀特·洛文斯坦以為他給了我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那個周末，我挨個拜訪維珍在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瑞典和挪威等國設立的一連串歐洲發行商。途中，我不斷給世界其餘地區的銷售商打電話，期望從每個發行商那裏籌到25萬英鎊的款子。到周末快結束時，我已經聯係上他們所有人，要求他們給倫敦的顧資銀行拍電報，確認他們會提供那筆錢。到周一早上，我回到了倫敦。但跟我許諾給普林斯·魯珀特·洛文斯坦的400萬美元相比，還稍微差一點。顧資銀行合計了來自所有發行商的承付款項後，答應湊足差額部分。我揣著400萬美元的銀行擔保，驅車前往普林斯·魯珀特·洛文斯坦位於彼得沙姆的住宅，恰好在11點之前到達。
普林斯·魯珀特·洛文斯坦啞口無言，我的到來讓他完全措手不及。他用手指撚著那張400萬美元的支票，然後把它還給我。
“你們將獲得競爭最高報價的機會，”他允諾道，“但是你們啟動了一場競價。”
最終，百代公司出價500萬美元贏得競買，簽下了滾石樂隊。除了那400萬美元，我無法籌到更多的錢。盡管這次失敗讓我沮喪，但我也知道，通過增加普林斯·魯珀特·洛文斯坦原本樂意接受的300萬美元要價，我幫了滾石樂隊一個大忙。
到1976年，維珍真的迫切需要簽下真正的大明星樂隊了。維珍有兩張進入排行榜前10名的專輯：一張是銅鑼樂隊的，另一張是麥克·歐菲爾德的《歐瑪晨光》。當時，最熱門的唱片是創世紀樂隊的《小徑的錯覺》以及鮑勃·迪倫的《欲望》。我們的麻煩在於，我們將麥克·歐菲爾德的大部分版稅用來簽新樂隊了，但除了橘夢樂隊，其他樂隊都沒有重大突破。橘夢樂隊的《菲德拉》已躋身於歐洲最暢銷的專輯之列，大大增加了維珍的知名度。我們的目錄中充滿精彩而可靠的音樂，但真正的暢銷唱片仍不夠多。更迫切的問題是，我們的現金用完了。
“我可不想給你錢去砸到一堆垃圾上，”他說，“我回去找律師。”
最終，我們同意另簽一份合同，把麥克留在了維珍。但這隻是險勝而已。
1976年夏天，我跟西蒙、尼克和肯·貝裏一起，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肯最初是諾丁山唱片店的店員，工作是核對店裏的營業收入。但他很快承擔了一係列其他任務。我們發現，每當我們需要了解任何信息——本周平克·弗洛伊德唱片的銷量、應付的員工工資、那輛薩伯牌老爺車的折舊費，等等——肯都知道所有答案。肯成為公司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安靜，從不裝腔作勢，除了善於應付數字，他在跟人打交道方麵也很有技巧。就算跟頂尖的搖滾樂明星及其律師談判，他也不會方寸大亂。很快，他就參與了合同談判的整個工作。西蒙和我對他進行觀察，我們意識到，他揮灑自如，總能勝過對方一籌，從未失去一份合同。於是，我們交給他越來越多的任務。我們在最初由我、尼克和西蒙構成的三人組之外，為肯留出空間。在許多方麵，他都成為一條紐帶，將我們所有人聯係起來。
在那次緊急會議上，我們仔細檢查各唱片店的銷售數字。它們都生意興隆，但利潤不是很高。我們知道尼克在努力奮鬥，不願意批評他做的任何事情。然後，我們開始檢查維珍的藝人名簿，對他們挨個討論，看能否承擔得起保留“哈特菲爾德與北方”或戴夫·貝德福德這樣的音樂人的代價，我們花錢宣傳他們，但他們似乎不可能獲得成功。
“我看一切都很清楚，”肯·貝裏又補充了一欄數字，說道，“我們必須認真考慮放棄除麥克·歐菲爾德之外的其他所有樂隊。”
我們驚愕地望著他。
“我們的其他所有樂隊都在虧損，”他繼續說道，“如果我們解雇至少一半員工，那麽還能應付過來。但現在是麥克·歐菲爾德為整個公司提供資金。”
我一直認為，應付現金危機隻有一個辦法：不是節約開支，而是擴大企業的規模。
“我們再找10個麥克·歐菲爾德如何？”我跟他開玩笑，“那會怎樣？”
最終，我們隻有兩個選擇：要麽不再冒險，攢點小錢竭力維持生存；要麽利用最後的幾英鎊，簽下一支能讓我們再次飛黃騰達的樂隊。如果選擇前者，我們就能勉強混過去。我們將經營一家小公司，但要生存下來也不會有什麽風險。如果選擇後者，維珍可能會在幾個月內破產，但至少會有機會最後一搏。
與此同時，我們也盡可能削減開支。我們賣掉幾輛汽車，關掉莊園的遊泳池，降低唱片店的庫存量，不給自己發工資，我們放棄了唱片公司的幾位藝人，解雇了9名冗員——這一項最難辦，我從那種情緒對抗中逃離出來，讓尼克處理這件事。
戴夫·貝德福德是我們最不願放棄的藝人之一，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古典音樂作曲家。戴夫對這個壞消息反應良好，他給我寫了封長信說理解這個決定，他說他知道自己的唱片不好賣，換作是他，也會跟我一樣行事；他對維珍毫無怨恨，祝我們前途似錦。與此同時，他又給麥克·歐菲爾德寫了封信，把我描述成一個徹徹底底的蠢貨，一個純粹的雜種，是音樂天才身上一條可恥的、五音不全的、吝嗇的寄生蟲。不幸的是，戴夫把兩封信放錯了信封。
[1] 約翰·皮爾（John Peel， 1939—2004）：英國廣播公司（BBC）電台資深音樂節目主持人（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