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1971—1972 避免牢獄之災成為我的最大動力
1971年的整個春季，維珍郵購公司吸引的顧客越來越多。然而，公司雖然在成長，我們卻在虧損。我們為所有唱片提供很大的折扣，再加上訂貨電話費、郵寄費、員工工資和店鋪租金，我們幾乎無法維持經營。有時，顧客會撒謊說自己沒有收到唱片，於是我們隻好重新寄一次，而且還常常會寄第三次、第四次，等等。總之，我們在逐漸虧損，很快就透支了15,000英鎊。
這年春天，我們獲得了一份比利時的大訂單。我到相應的唱片公司進了貨，免去了在英國銷售時必須繳納的購物稅。然後我借了輛廂式貨車，駛往多佛，乘渡船來到法國，再繼續開車，前往比利時。在多佛，我要給一些文件蓋上章，確認這麽多唱片出口。可當我到達加來時，法國人又要我出示一張過境通行證，以證明我不會在途經法國時出售唱片。對於唱片，英、法兩國都征收購物稅，比利時卻不收任何稅，因此我貨車裏的唱片實際上都是免稅商品。我沒辦過境通行證，隻好帶著唱片，乘渡船回到多佛。
當我驅車返回倫敦時，我忽然想到，自己這一大車的唱片實際已經出口。我甚至還有海關蓋的章做證。法國海關不讓我過境的事無人知曉，我也沒繳購物稅，因此可通過郵購或維珍唱片店銷售它們，這比按合法途徑銷售要多賺5000英鎊左右。再這樣跑個兩三趟，我們就能把債還清。
除了維珍唱片店的15,000英鎊債務，我購買莊園還欠下20,000英鎊的抵押貸款，將外屋改建成錄音棚的費用也需要付。上述辦法似乎是擺脫債務的理想手段。這是一個犯罪計劃，我正在違法亂紀。但因為我以前違反規則總能僥幸逃脫，所以當時覺得自己絕對錯不了；即使錯了，也不會被抓住。我還沒過21歲生日，不知何故，在我身上，普通的日常生活規則似乎都不管用。而在這些肆無忌憚的事情之外，我還將不可救藥地愛上一個漂亮的美國姑娘——克裏斯滕·托馬西。
有一天，我正在莊園裏到處找我們那條名叫“私貨”的愛爾蘭獵狼犬。哪裏都沒有它的蹤影，於是來到樓上，順著其中一條走廊，打開所有臥室的房門，大叫：“私貨！私貨！”我猛地推開一間小臥室的房門，發現一位身材高挑的漂亮姑娘正在裏麵換衣服。她有一張好奇而頑皮的臉，可比“私貨”迷人多了，而且她獨自待在這裏，身上隻穿著舊緊身牛仔褲和黑色文胸。
“你這樣看起來真棒，”我說，“就穿這點衣服我也不會在乎的。”
“你到處亂叫‘私貨’做什麽？”她問。
“‘私貨’是我的狗，一條愛爾蘭獵狼犬。”
遺憾的是，克裏斯滕還是穿上了襯衣，但我設法纏著她聊了近一個小時，直到聽見有人在大聲叫我。克裏斯滕來英國過暑假，遇到一位莊園的伴奏樂手，就和他一道坐車來兜風。
回倫敦時，我們沒坐同一輛車。克裏斯滕跟她的音樂家男友開一輛車，我獨自一人，一路跟在她後麵，我不知道我和她能否再次見麵。我就這樣一直跟著他們前往倫敦，最後打定主意，給她寫張紙條。我一邊開車，一邊在便條紙上潦草地寫了幾句話，讓她7點鍾給我打電話。我等待機會，直到在阿克頓遇到紅燈，我才跳下車子，跑到他們的車旁邊，敲敲克裏斯滕的車窗，她搖下車窗。
“我隻是想跟你說聲再見，”說著，我把頭伸進車裏，在她臉上吻了一下，“祝你回美國一路順風。”
我一邊說，一邊偷偷把手伸進車去，將那張紙條塞進她的左手。當克裏斯滕的手指碰到我的手時，我趁機把紙條遞給她，然後朝她男朋友笑了笑。
“希望你們錄音一切順利。”我對他說。
我趕緊回到自己車上，開車回到阿爾貝塔號。
我坐在電話旁，一個電話都不打，這可完全不像我平常的樣子。到7點鍾，電話響了，是克裏斯滕。
“我用投幣電話打的，”她說，“我不想讓約翰聽到。”
“你能從電話亭出來叫輛出租車嗎？”我問她，“過來看看我吧。我住在一條船上，它叫‘阿爾貝塔號’。讓司機把你送到‘小威尼斯’的布洛姆菲爾德路。柵欄上有道小木門，通往拉船路。”
“這簡直就像《愛麗絲夢遊仙境》，”克裏斯滕說，“10分鍾後再見。”
克裏斯滕就這樣過來了，我開始了自己在阿爾貝塔號上的第二輪浪漫旋風。
第二天，我預定開車去多佛，假裝出口唱片，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此前，我已有3次多佛之旅，獲利12,000英鎊。幹完這一次，我就有足夠的錢還清透支款了。然後我就金盆洗手，老老實實做生意。我不知道我們是否真的會收手，因為這麽輕鬆的賺錢方法，很容易讓人上癮，但我們就是這麽打算的。那天早上，我又一次裝上滿滿一車唱片，出發前往多佛。這回，我比往常更漫不經心，在文件上蓋好章後，我都懶得上渡船，直接繞過碼頭，就掉轉車頭回倫敦了。我想趕緊回到阿爾貝塔號，要看到克裏斯滕仍在船上我才放心。回到“小威尼斯”，我沿著拉船路朝船屋走去。那是1971年5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拉船路邊的蘋果樹全都開花了，一片花團錦簇。
與此同時，海關正計劃突襲維珍。我從未想到，發現這個逃稅詭計的人並非隻有我一個。許多更大的唱片店也這麽幹，但他們比我老練得多。我隻把那些本該出口的唱片放進牛津街的維珍唱片店裏，以及下周即將在利物浦開張的新店中。而那些大唱片店則直接把他們非法的“出口”唱片分發到全國各地。
大約午夜時分，電話鈴響了。打電話的人拒絕說出姓名，但他透露了一個可怕的消息。他警告我，已經有人注意到我假裝前往歐陸的旅行，海關即將搜查我們公司。他建議我從藥房買盞紫外線日光燈，把它照在那些本該出口到比利時的百代唱片上，就會在所有聚乙烯包裝膜上看到一個發出熒光的字母“E”。他告訴我，明天一大早我就會受到突襲。當我對他表示感謝時，他跟我說，之所以幫我，是因為他曾有一個想自殺的朋友給學生谘詢中心打過電話，而我熬夜跟他談心。我懷疑他是一名海關工作人員。
我給尼克和托尼打了電話，然後便衝出去，來到韋斯特波恩樹林的一家夜間藥店，買了兩盞日光燈。我們在碼頭南路碰麵後，便急匆匆地從貨架上取下唱片。一個可怕的事實顯露出來，我們用於出口的所有百代唱片上，都有一個閃閃發光的“E”。我們從倉庫跑進跑出，把一堆堆唱片裝進貨車。接下來，我們卻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我們以為海關隻搜查碼頭南路的倉庫，所以把所有唱片都運到牛津街的店鋪，將它們放到貨架上準備出售。我們哪裏知道，海關的緊急搜查權比警察還大。我仍抱著當初在阿爾比恩大街應付教會委員的態度，以為這隻是個好玩的遊戲，我發現，要讓自己認真對待這種事情很難。到第二天清晨，我們已經把所有印著“E”的唱片轉移到牛津街的店鋪，而將一些能在國內銷售的唱片存進倉庫。
第二天一大早，克裏斯滕和我從阿爾貝塔號出發，順著大聯合運河，步行前往碼頭南路。我不知道搜查何時開始。
我們來到碼頭南路的倉庫，打開門，走上樓。還沒走到辦公室，就聽見一陣敲門聲。我打開門，看見七八個穿著棕色防水膠布雨衣的人。
“你是理查德·布蘭森嗎？”他們問，“我們是海關的，要檢查一下你的庫存，這是搜查證。”
在我的想象中，海關人員就像邋遢的小會計員。可他們全都身材高大魁梧，威風凜凜，跟我預想的完全不同。當我帶他們去倉庫時，我那種胸有成竹的感覺突然一下子消失了。
“你昨天不是要去比利時嗎？”其中一個人說道，“怎麽這麽快就回來了？”
我望著他們用紫外線燈檢查所有唱片，心中暗暗發笑。他們沒發現帶有那種記號的唱片，變得越來越焦躁不安。我欣賞著他們的困惑，試圖掩飾自己希望逃脫懲罰的心思。我們開始給他們幫忙，從貨架上取下唱片，遞給他們，然後又把唱片重新放回貨架上。
我哪裏料到，他們同時搜查了我們位於牛津街和利物浦的商店，發現數百張帶標記的唱片。等我明白過來時，已經太遲了。
“好的。”有個海關官員放下電話，“他們已經找到了。你最好跟我走一趟，我這就逮捕你。跟我們到多佛去，把事情說清楚。”
我簡直無法相信。我一直以為，隻有罪犯才會遭到逮捕，從沒想到自己也會落到這一步。我一直在從海關和稅收裏偷錢。這可不是兒戲，別指望從海關撈了一把還能全身而退。我犯罪了。
在多佛，我因違反《1952年海關法案》第301款而受到指控：“1971年5月28日，在多佛東碼頭，你依法將一份裝貨詳單交給一名官員，該海關文件的目的是證明你出口了1萬張留聲機唱片，但這並非事實……”
那晚，我被關押在一間單人牢房，躺在光禿禿的黑色塑料床墊上，隻有一條舊毯子。斯托中學校長的前半部分預言變成了現實：我蹲監獄了。
那是我最珍貴的夜晚之一。我躺在牢房裏，望著天花板，感覺自己得了幽閉恐懼症。我從來都討厭受人左右，討厭無法控製自己的命運。我一直喜歡打破規則，不管是校規還是得到公認的傳統，例如17歲的孩子無法編輯全國性刊物這種看法。作為一個21歲的年輕人，我按直覺行事，完全獨立謀生。但是，一旦入獄，也就意味著我失去所有自由。
我被鎖在一間單人囚室裏，完全要靠別人打開這扇門。我暗暗發誓，決不再做任何違法亂紀的事情，甚至也決不卷入任何讓我處境尷尬的商業交易。
此後，我在自己涉足的諸多商業領域中，有好幾次都險些接受某種形式的賄賂，或通過行賄打通關節。但是，自從多佛的獄中之夜後，我就再也沒在**麵前違背自己的誓言。父母一直向我灌輸：名譽就是你的生命，你也許會很有錢，可一旦失去自己的好名聲，你就永遠不會幸福。你腦子裏會一直潛藏著無法得到別人信任的想法。以前，我從沒好好想想名聲到底意味著什麽，但是，那個獄中之夜讓我明白了一切。
第二天早上，媽媽來到多佛，在法庭上與我見麵。我沒錢找律師，打算申請法律援助。地方法官跟我說，如果申請法律援助，我就必須入獄服刑，因為我顯然也沒錢保釋自己。如果我希望獲釋，就必須支付30,000英鎊的保釋金。維珍壓根兒就沒錢，我們無法靠它提供保證金。莊園倒是價值30,000英鎊，但我主要是靠抵押貸款買下它的，因此也不能把它用做擔保。我隻有一大堆債務，根本就一文不名。
媽媽告訴法官，她會用自己的家——坦亞茲農場——做擔保。她的信任讓我感到不安。我們在法庭上遠遠地望著對方，都不禁潸然淚下。我必須報答家人的信任。
“你不用道歉，裏奇，”在我們坐火車回倫敦的路上，媽媽對我說，“我知道你已經學到一個教訓。事已至此，哭也沒用。我們必須挺過這一關，好好處理這件事。”
那個夏天，父母沒向我施加壓力，所以我也沒有羞愧得無地自容，而是坦然地麵對了這件事。我保持著清醒的頭腦，為自己所做的一切心懷歉意，也下定決心決不再犯。而且，我與海關也達成了庭外和解。英國的稅務當局感興趣的是獲取金錢，而不是打一場費用高昂的官司。
1971年8月18日，我同意立即向海關支付15,000英鎊的罰款，另外45,000英鎊在3年內分3次付清。罰款總數是維珍通過逃避購物稅所獲的非法收入的3倍。付清這筆錢，我就不會留下犯罪記錄；如果無法付清，我就會再度被捕受審。
在那個獄中之夜以及跟海關達成庭外和解之後，我需要付出雙倍的努力來讓維珍獲得成功。為了讓我擺脫牢獄之災，尼克、托尼·梅勒以及克裏斯·斯蒂裏安諾和我的南非表兄弟西蒙·德雷珀——他們倆剛剛加入維珍——都決定幫助我。他們知道，獲罪入獄的本來可能是他們，因此感謝我承擔罪責，現在，我們全都卷了進來，這件事讓我們的關係更加密切了。為了努力賺錢支付那筆款子，尼克孤注一擲，開始在全國各地開設維珍唱片店，西蒙開始提議成立唱片公司，而克裏斯則當真開始出口唱片。我們得到各種鼓勵——從拍拍肩膀到購買期權都有——不過，對我來說，避免牢獄之災就是最大的動力。
郵購業務進一步增長的空間十分有限，因此我們就專注於唱片店的擴張。隨後的兩年對我們而言簡直就是一個管理現金速成班。以前，我們管理公司的方式毫無章法，有點錢就存在餅幹盒裏，沒錢就到處打欠條借款；但從那件事情以後，我們變得特別專注。我們將唱片店賺來的每個便士都用來開設新分店，一鎊一鎊地攢錢，支付欠海關的債務。
最後，我終於還清了所有欠款，解除了母親的擔保。3年後，我也還清了喬伊絲姑姑的7500英鎊本金，以及1000英鎊的利息。如果我還不清海關的債務，我的下輩子就完了。一旦留下犯罪記錄，要想獲準創建航空公司，或者作為一名強勢的競爭者去爭取國家彩票業務的經營權，就算不是完全不可能，但也沒有多大希望了。
我們知道，必須通過各地的分店以及出口和郵購業務，出售更多唱片；必須吸引一些重要的藝術家，如凱特·史蒂文斯或保羅·麥克特尼，到莊園錄製唱片；並且必須建立一家唱片公司。我們不知道，當我們著手做這些事情時，我們的第一桶金正裝在另一輛廂式貨車裏，順著莊園的石子路緩緩駛來。這一次，它送來的不是非法唱片，而是一位來自倫敦的青年作曲家，還有他那位唱民謠的姐姐，他們是來給一支樂隊伴奏的樂手。弟弟在音樂劇《長發》中擔任第三後備吉他手，姐姐則是在酒吧演出的民謠歌手。來到莊園，他們心裏還懷著另一個想法，希望在其他樂隊不使用錄音棚時，錄一些深奧難懂的器樂。他們倆就是麥克和薩莉·歐菲爾德。
在那場郵政罷工差點於1971年1月毀掉我們之前，有個說話帶南非口音的人來到碼頭南路，走進我的辦公室。他跟我年紀差不多，自稱是我的表兄弟。西蒙·德雷珀畢業於納塔爾大學，兜裏僅揣著100英鎊，就隻身來到倫敦，他本來打算隻待一段時間，考慮讀個研究生學位，也許是效仿他的哥哥，後者曾獲得牛津大學的羅德獎學金。不過，西蒙同時也在找工作。
在一次聖誕節家庭晚宴上，西蒙就坐在我媽媽旁邊，媽媽讓他跟我聯係。在聖誕節和新年期間，他盡情享受父母雙方親戚的盛情款待，然後就搬到倫敦的一個公寓，找到位於牛津大街的維珍唱片店。經理桑迪·奧康納讓他到碼頭南路來找我。他恰好在午餐前到達。
我們去附近普裏德大街的希臘餐館吃飯。我們吃的是溫熱的肉丸、炸土豆條和豌豆片，西蒙邊吃邊解釋他想做什麽工作。他在納塔爾大學求學時，曾為南非的《星期日泰晤士報》工作。他給我講述在報社時的故事：周六晚上熬夜，直到第一批報紙印刷出來；然後，他胳膊下夾著新出的報紙下班，到一家爵士樂俱樂部去。我們談論著新聞界的事情，然後話題一轉，談到了音樂。
西蒙癡迷於音樂。由於我年紀輕輕就離開了學校，也沒上過大學，因此錯過了悠閑欣賞音樂的漫長夜晚。盡管《學子》的地下室裏一直放著音樂，我卻隻顧忙著打電話給廣告客戶，同印刷商討價還價，很少專心致誌地聽。聽到一張唱片時，我知道自己是否喜歡它，卻無法把它跟別的樂隊做比較，也聽不出它受到地下絲絨樂隊的影響。在我看來，西蒙似乎聽過每支樂隊發行的每張唱片。他可不是膚淺地欣賞大門樂隊的最新專輯，他還非常了解他們想表達些什麽，是怎樣從前一張唱片中發展而來的，以及這張唱片跟同類型的音樂相比如何。他曾在納塔爾大學廣播電台主持過一個節目，有半小時長。我很快意識到，他比我碰到過的任何人都更了解音樂。
我們還談到政治。盡管我參加過各種政治示威，如前往格羅夫納廣場的反越戰遊行，但跟南非政治的殘酷性相比，這些根本不值一提。西蒙沉溺於音樂和政治，把音樂當作政治抗議的一種方式。西蒙在納塔爾大學有個同學，叫史蒂夫·柏柯，那時正在領導著全部由黑人組成的南非學生組織。西蒙的導師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被政府支持的警戒會成員開槍殺死——就在自己的孩子們麵前。那時的南非政府決不容忍任何形式的不同政見。學校不準西蒙在電台播放任何帶有政治或性暗示的音樂，如吉米·亨德裏克斯和鮑勃·迪倫的作品。
等我們開始喝咖啡時，我已經說服西蒙來維珍工作，請他擔任維珍唱片店和維珍郵購業務的唱片采購員。我們之間沒有令人尷尬的工資談判，因為在維珍工作的所有人薪水都是每周20英鎊。
托尼·梅勒的工作已經從《學子》轉到郵購業務，負責編輯郵購唱片目錄。那時我們仍試圖把《學子》出售給其他雜誌公司。盡管它出版還不到一年，但為了給潛在買家留下深刻印象，托尼不斷製作著下一期的樣本。因此，他很願意將唱片采購的工作交給西蒙，自己轉而處理更具政治性的問題——《學子》的未來。托尼簡單地向西蒙交代了維珍那條不可違背的黃金規則：“維珍決不采購安迪·威廉姆斯[1]的唱片！”然後，就把工作交給了他。
“放心吧，”西蒙說，“就算別人都打破那條規則，也輪不到我。”
從此，西蒙就開始獨立工作了。在頭幾個月，我寧願讓他自己做主。我正跟克裏斯滕熱戀，千方百計想阻止她回美國去完成她的建築學課程。我向她提供了進一步翻修莊園的工作。
“行啦！”我說，“要做個合格的建築師，你用不著非去念完6年大學不可。現在就開始做吧！”
我沒費多少唇舌就說服了她，克裏斯滕最終答應了我，並開始工作。她是個天生的建築師，擁有絕佳的品位。不久，披著金色長發、如小精靈般小巧玲瓏的克裏斯滕就成了倫敦周圍所有拍賣會的常客，為莊園競買了上等的大件家具。
尼克負責管理郵購業務和維珍唱片店的成本，而西蒙則通過選擇庫存唱片，開始確定郵購目錄以及維珍唱片店本身的風格。在維珍的精神氣質中，西蒙的音樂品位很快成為最重要的單個因素。唱片店不僅僅是賣唱片的商店，它還是品位的裁判。我不知道應該宣傳什麽音樂，但西蒙卻滿腦子精彩的計劃，他引進了一些不為人知的外國專輯，在其他唱片店都難覓蹤跡。在“嬉皮”與“非嬉皮”之間有一道窄窄的界限，而西蒙將維珍變成了最嬉皮的地方。他開始通過空運直接從美國進口唱片，從而在競爭中獲勝。我們以前隻賣專輯，因為大部分單曲要麽粗製濫造，要麽隻是宣傳專輯的廉價特銷商品。在20世紀70年代，諸如平克·弗洛伊德、“是”或“創世紀”之類的嚴肅樂隊都很少出單曲。通常認為，專輯將政治宣言、藝術和生活方式融為一體。嚴肅樂隊也不作舞曲，他們的音樂需要聽者躺下來細細欣賞。對於同一首歌的不同錄音版本，樂迷們爭論不休，當美國專輯帶著不同於英國版的封麵，有時甚至是不同版本的歌曲被引入英國時，這種爭論變得尤其有趣。而現在，為了在全球範圍內批量銷售，CD（激光唱片）已經成為標準化產品，不再有差異了。
除了出售主要來自德國、法國和美國的進口唱片，以及偷錄的實況演出唱片，我們還通過經營絕版唱片——它們已經被唱片公司出清，不再有存貨——賺了很多錢。自從經營郵購業務以來，我們每天都會收到數百封尋購特殊唱片的信。因此，我們知道哪些絕版唱片仍有少量需求，而我們隻需挑出比較受歡迎的那些以低價采購，再銷售出去即可。
大多數人以為，唱片店是通過賣唱片來獲得成功的，但維珍在郵購業務和唱片商店上獲得的成功，其實都來自西蒙采購唱片的技巧。他能夠挑選出唱片在主流唱片店賣不動而在維珍卻銷售量很大的樂隊。他對音樂如此了解，甚至能在樂隊走紅之前，就知道他們的作品會暢銷。我們能夠在兩年後創建唱片公司，憑借的正是他這種直覺。沒有西蒙，這樣冒險的超前行動將前途未卜。我們的另一位天才是約翰·瓦納姆，他負責所有唱片的宣傳，為商店撰寫廣告詞。維珍的名聲開始越傳越遠。
店鋪和倉庫裏整天播放著最美妙的音樂，店裏的工作人員和顧客都很悠閑，談論怎樣弄到範·德·格拉夫發電機樂隊那張備受稱讚的美國版《灰色噴霧器》。對於充滿叛逆的21歲年輕人來說，再沒有比這裏更好的去處了。
但除此之外，我們還有自己的業務要管理。莊園的建築工作拖拖拉拉。每次接到湯姆·紐曼打來的電話，我都害怕，他打算安裝所有設備，總是要我掏點錢，購買某種錄音設備。與此同時，我還要支付海關罰款、抵押貸款，蹲監獄的陰影在我心頭揮之不去。
郵購業務做得很好，但吸引的似乎主要是尋找罕見唱片的嚴肅音樂樂迷，要進一步擴大好像很難。我們意識到，要想賺錢，就得開更多的維珍唱片店。
尼克和我開始一項認真的擴張計劃，打算在1971年年底以及整個1972年，每月開一家新店。到1972年聖誕節時，我們已經擁有14家唱片商店。倫敦有好幾家，全國的各大城市也都有一家分店。除了各店的庫存唱片安排、為商店所做的廣告、店員的挑選和培訓，以及建立控製資金的會計體係，我們發現，店鋪開張的時機非常關鍵。我們會把租金砍到房東能夠接受的最低價，之後還會盡量爭取頭3個月免付租金。這是最重要的因素。不達成這樣的協議我們就決不開張，結果放棄了很多重要機會。不過，新店一開張，我們就知道，頭3個月賣唱片的收入可幫助我們支付上一家新店的租金。無須承擔大筆管理費用，僅憑銷售額，我們就能弄清這個店址能否從大街上吸引足夠維持商店生存的顧客。
開設分店讓我們學到各種經驗教訓，為將來的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我們總是選擇主要街道上房租比較便宜的那一端開店，這樣，不用付太高的房租，就能吸引顧客多走幾步，到我們的店裏來。我們也會選擇青少年經常光顧的地區，如布賴頓靠近鍾樓的地方，或利物浦的博爾德大街。我們總是向當地青少年詢問哪裏開唱片店最好。每一座城市都有許多看不見的界限，人們通常不願跨越它們。僅僅相隔20碼那麽遠，一條大街都會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唱片零售的另一個獨特之處就是唱片的流動速度。在推出一張重要唱片——如大衛·鮑伊的最新專輯——之後幾個小時，你就能估算出其銷售額。因此，你需要一直對商店的情況了如指掌，弄清那天最好賣的是什麽。然後你就能利用這個信息，重新安排其他分店的唱片擺放位置。如果你賣光了那天最暢銷的唱片，顧客自然會到下一家商店去買。出售一張《一切都好》的機會隻有一次，絕不容錯過。你不可能重複銷售同一張唱片。盡管你的庫存中一直有《一切都好》，但它有70%是在發行後的頭兩周售出的。
最初，我們塑造的維珍形象，是一個能讓人們花時間來聽音樂並選擇唱片的地方，強調其獨特的精英、嬉皮趣味。除了比較主流的唱片，我們還希望向青少年推薦更有趣的唱片。我們的唱片店決不出售少女流行音樂樂迷喜歡的暢銷唱片，例如“奧斯蒙家族”和甜蜜樂隊那些如暴風雨般席卷排行榜的作品。西蒙有關風格的主張固然令人信服，但是，當我們拒絕采購加裏·格利特[2]和所有華麗搖滾明星的唱片時，我總是感到些許擔憂，因為我眼睜睜地看見我們失去了一些短期收益。然而，西蒙讓我確信，如果我們堅守自己的形象，那麽就能保持統一性，獲得更多顧客。“這是安迪·威廉姆斯規則，”他告訴我，“我們決不進入那部分市場。”
位於諾丁山門130號的分店是維珍最好的唱片店之一。西蒙開始打理這家分店時，在地板上放了一些墊子，這樣人們就能整天躺在這裏。我們知道，當顧客開始為了維珍唱片商店而專程跑一趟倫敦時，我們就大功告成了。出售唱片，跟顧客聊天，推薦音樂，從櫃台下麵摸出最新的私製唱片，然後前往酒吧和俱樂部，去聽更多的樂隊演唱——這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1972年3月，當我們位於利物浦博爾德大街的維珍唱片店開張時，我自豪地發現它第一周的收入就達10,000英鎊。一周後，這個數字變成7000英鎊。第三周，它降到3000英鎊。到那年的仲夏，這家分店的收入下降到每周2000英鎊。於是，我去那裏看看到底出了什麽差錯。店裏人山人海，搖滾樂迷全都擠在一個角落裏，新潮派占據了另一個角落，而嬉皮士們則在收銀台附近懶洋洋地躺了一地。店裏播放著各種音樂，卻沒人買唱片。每個人都處於幸福的恍惚狀態中，快樂無比。誰也無法走到收銀台跟前去。他們把其他顧客擋在了門外。將商店當作俱樂部的策略失控了。接下來這個月，我們派人站在門口，彬彬有禮地提醒顧客，他們即將踏入一家商店，而非夜總會。我們將店裏的燈光布置得更明亮，又把櫃台和收銀台搬到窗戶附近。在維持店裏的氣氛與保持利潤之間，有一條細細的界限。最後，店裏的收入終於恢複了。
在這次擴張過程中，我們麵臨的主要困難之一是唱片的進貨。由於出售打折唱片，我們冒犯了那些主要零售商，因此，包括寶麗金在內的一些唱片公司拒絕向我們供貨。另一些唱片公司則因為懷疑我們的支付能力而拒絕供貨。尼克跟克裏斯·斯蒂裏安諾——“希臘人克裏斯”，他是維珍的銷售部經理——給所有潛在供貨商打電話，最終找到一個絕妙的解決方法。在南伍德福德，有家名叫“請進”的小唱片店，老板叫雷蒙德·拉倫。雷蒙德準備用自己的賬號幫我們購買唱片。這對他來說是個不錯的買賣，因為在他自己的訂單外再訂購我們需要的所有唱片，就可收取5%的費用，然後再把唱片轉交給我們。
最初與雷蒙德做這個買賣時，我們會把需要的唱片名單給他，加到他的訂貨單上。托尼或西蒙會開車去把它們運回來，分發給我們的三四家維珍唱片店。“請進”是家小店，粗糙的黑色牆壁上掛著《佩珀軍士》和尼爾·揚的招貼。扛著一箱箱唱片從他的店裏擠進擠出還真不容易。不過我們還能想辦法應付。第二年，隨著我們的新店逐漸增多，通過雷蒙德訂購的唱片也大大增加了。不久，雷蒙德從各唱片公司訂購的唱片就開始達到幾千張，我們得派大卡車去拉貨了。
我們不斷嚐試直接聯係唱片公司，但他們繼續對我們不屑一顧。維珍很快成為英國最大的唱片連鎖店之一，而雷蒙德那家店門口也出現了一幕幕滑稽的景象。一排貨車在他的前門卸下幾百箱唱片；人們跌跌撞撞地穿過商店，來到後門，把剛卸下的唱片裝進另一排貨車裏，拉到維珍的各家分店去。通過雷蒙德訂貨有一定的代價，我們得多付5%的費用。最終，尼克和我再次找到那些唱片公司，向他們說出真相，他們終於答應把唱片直接賣給我們。雷蒙德·拉倫失去了那筆頗具喜劇意味的收入。他的唱片店恢複了每周隻能出售幾十張唱片的狀態。他的會計師則感到困惑，不明白這家神秘的店鋪到底是怎麽回事。
1972年，西蒙愛上一個南美洲姑娘。他跟我說，他打算離開維珍，到智利去跟她一起生活。莊園的錄音棚終於開張，可以讓藝人們錄音了。這時，我們擁有20家維珍唱片店，郵購業務也經營得紅紅火火。西蒙已經跟我合作了一年，起初我們倆都以為他在這裏頂多待幾個月，現在，我突然意識到他對維珍有多重要。正是他選擇的音樂，確立了維珍唱片店的風格，使這裏成為人們爭相購買唱片的地方。花一個下午到維珍唱片店閑逛是一件很“嬉皮”的事，但卻沒有一個有自尊的青少年願意到伍利斯[3]閑逛一個下午。
西蒙一直很重視信譽，在他的指導下，我們放棄銷售“奧斯蒙家族”的唱片，終於有了回報。現在，音樂媒體開始關注維珍宣傳的是哪些藝術家。當我們將折中主義的德國橘夢樂隊的唱片放進櫥窗時，它就成了人們談論的熱點。唱片公司開始聯係我們，問維珍唱片店能否為他們的樂隊做特別宣傳。
我試圖挽留西蒙，但他堅持要走。他的女朋友先去了智利，西蒙準備一個月後跟她會合。就在那個月裏，他突然收到她寄給“親愛的西蒙”的信，取消了他們之間的一切約定。西蒙灰心喪氣，但與此同時，他也漸漸明白過來，自己的未來不在南美，甚至也不在南非，而是在倫敦。既然維珍現在已經擁有唱片店和錄音棚，我們就開始討論輝煌夢想的第三部分：維珍唱片公司。我倆第一次在希臘餐館共進午餐時就談到過它。
如果維珍建立唱片公司，我們就能為藝術家提供錄音的場所並向他們收費；就能出版和發行他們的唱片並從中盈利；而且我們還有不斷發展的大型連鎖店，可以宣傳和出售他們的唱片從而再賺取零售利潤。這三種業務彼此兼容，對我們簽下的樂隊也有利，因為在生產端，我們能夠降低莊園錄音棚的價格，而在銷售端，又能加大商店的宣傳力度；同時，我們自己仍然能賺錢。
西蒙和我簽訂協議，約定由他創建並管理我們新建的維珍唱片公司，他將擁有該公司20%的股份。今後，維珍唱片公司也就和維珍唱片店分開了。而西蒙和我希望簽下的第一位藝人就是《長發》的那位第三後備吉他手：麥克·歐菲爾德。
由於母親酗酒，麥克·歐菲爾德的童年時代異常艱辛。他常常獨自待在自己位於閣樓的房間裏，自學演奏各種樂器。14歲時，他和自己唱民謠的姐姐薩莉錄製了他們的第一張唱片。他們姐弟倆組成一個民謠二重唱樂隊，名叫“薩莉昂吉”，與跨大西洋唱片公司簽約。到15歲時，他就離開了家，跟戴夫·貝德福德一道，成為凱文·艾爾斯的整個世界樂隊的吉他手。
1971年10月，麥克與一個在莊園錄音的歌手阿瑟·路易斯簽約，給他當了兩個星期的短期吉他手。不久，麥克便開始和湯姆·紐曼聊天。有一天，他終於鼓起勇氣，將自己的一盒音樂錄音帶給了紐曼。這盒磁帶是麥克自己錄製的，他費勁地把用各種不同樂器演奏的音樂錄到同一盤原帶上。磁帶有18分鍾長，沒有標題，也沒有歌唱部分。湯姆聽了這盒磁帶後，把它描述為“超級浪漫、感傷、犀利、美妙”的作品。西蒙到莊園去時，湯姆就把磁帶放給他聽。西蒙感到驚訝不已，他試著幫麥克聯係一些唱片公司，但他們全都不願跟麥克簽約。
一年後，西蒙和我坐在船屋裏，終於決定創建唱片公司。我們給麥克打電話，讓我們高興的是，他仍然沒和別人簽約。他覺得自己受到唱片業的排斥，當我們真打算發行他的音樂時，他感到不知所措，直接來船屋看我們。我建議麥克回到莊園住下來，等錄音棚空閑下來，他就可以和湯姆·紐曼一起做他的唱片。
“不過，我需要租一些樂器。”麥克提醒我。
“什麽樂器？”我掏出筆記本，準備記下他要的樂器名單。
“一把上等原音吉他，一把西班牙吉他，一台法菲薩牌管風琴，一把芬達牌精準貝斯，一個好點的芬達牌放大器，鍾琴，一把曼陀鈴，一架電子琴——”
“這是什麽？”我把最後那個詞圈起來。
“它可有可無，”麥克承認，“一個三角鐵，一把吉布森吉他……哦，當然了，還要一些排鍾。”
“排鍾是什麽？”我問道。
我寫下“管鍾”，然後開始在音樂雜誌上翻尋所有這些樂器。吉他35英鎊；西班牙吉他25英鎊；芬達放大器45英鎊；曼陀鈴15英鎊；三角鐵很便宜，隻要1英鎊；管鍾20英鎊。
“管鍾要20英鎊？”我說道，“它最好值這個價。”
[1] 安迪·威廉姆斯（Andy Williams， 1927—2012）：美國流行樂手，情歌王子，演唱過很多電影主題曲，代表作《月亮河》（Moon River）。
[2] 加裏·格利特（Gary Glitter， 1944— ）：20世紀70年代華麗搖滾歌手，以厚重的粉底、全身亮閃閃的裝備及高筒靴子聞名，因模仿大衛·鮑伊的著裝而在華麗搖滾的全盛期賣出了不少唱片。
[3] 伍利斯（Woolies）：英國連鎖超市伍爾沃斯（Woolworths）的昵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