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1970—1971 郵政工人大罷工：無法控製的變故差點毀了我們
於是，我們就成了“維珍”。回顧我們定下“維珍”品牌名稱後所涉足的各個領域，我認為我們選對了。“滑行航空公司”“滑行新娘”或“滑行安全套”能像“維珍”（處女）那樣吸引人嗎？我可拿不準。
我們稍微做了點市場調查，事實證明，我對唱片發行的直覺是正確的。學生們花很多錢買唱片，當他們發現花35先令就能從維珍買到唱片時，就不願意花39先令從W. H. 史密斯公司購買了。我們開始在牛津街沿線和各種音樂會外散發有關維珍唱片郵購公司的傳單，之後，我們每天收到的信就從一捆變成了一大包。對我們而言，顧客預先匯款是郵購業務最大的好處之一，這就為我們提供了購買唱片的資金。我們在顧資銀行的賬戶上，開始積累起大量現金餘額。
隨著維珍郵購業務的增長，我打算把《學子》出售給其他雜誌集團。IPC雜誌[1]作為唯一有興趣的買家出現了。我們經曆了漫長的談判，在一次會議上，他們邀請我留下當編輯，這是談判的**。我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但接著卻錯誤地將我未來的計劃一股腦兒告訴了他們。夢想未來是我最愛的娛樂之一，我在會上跟他們說，我還為《學子》構想了其他各種計劃。我覺得學生們受到銀行的不公平對待，我想建立一個低息學生銀行；我還想建立一連串專為學生服務的大型夜總會和旅館；甚至可能向他們提供優質的旅行服務，例如學生列車，誰知道呢，說不定還會建一家學生航空公司呢。我談興正濃，卻看到他們的目光逐漸暗淡下來。他們認為我是個瘋子。他們決定，不能留下這樣一個瘋子給《學子》當編輯。最終，他們甚至決定不收購這份雜誌。《學子》無疾而終，我為未來設計的各種計劃也不得不暫時擱在一邊。
我們把全部注意力都轉向了維珍郵購服務。大量訂單不斷湧入，從哪裏購買唱片、怎樣寄給顧客，全都需要安排。這繁忙的景象讓我相信自己需要幫手。我們全都在阿爾比恩大街過著愉快的生活，但我卻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為支付薪水而操心的隻有我一個人。薪水並不多，可要賺到足夠的利潤來支付這筆費用也並非易事。我隻能求助於一個人：尼克。我希望老朋友能回來。
尼克曾計劃把我趕走，我忘掉那段不快，跟他商量：如果他來跟我合作，那我就向他提供維珍郵購公司40%的股份。他立刻答應了。我們從沒就四六分成的事展開談判。我想，我們倆都覺得這公平地反映了各自在這樁生意中的投入。
盡管尼克並非受過專業訓練的會計，他卻謹小慎微，錙銖必較。他還以身作則，從不亂花一分錢，既然如此，其他人怎麽好隨便花錢呢？他從不洗衣服，那其他人怎麽好意思洗衣服呢？他精打細算，恨不得把每個便士都掰成兩半花；他離開房間時總不忘隨手關燈；他打電話三言兩句就完；還總能非常巧妙地處理我們的賬單。
“晚點付賬也沒事，”他說，“隻要你定期付清就行。”
於是我們會按時付賬，不過總要拖到最後一刻。除了尼克和我，教堂地窖沒有其他長期雇員。總有臨時工來來去去，不斷循環，在離開維珍繼續漂泊之前，他們會獲得每周20英鎊的薪水。整個1970年，維珍唱片郵購公司都在蓬勃發展。
接著，到了1971年1月，一場完全無法控製的變故差點毀了我們，那就是郵政工人大罷工。在郵政工會秘書長湯姆·傑克遜的領導下，郵遞員全都回了家，郵局用膠帶封上了信箱。我們的郵購業務眼看就要完蛋了，客戶沒法給我們寄支票，我們也沒法寄唱片。我們必須采取措施。
尼克和我決定開一家店鋪，繼續出售唱片。我們必須在一周之內，在資金耗盡之前找到店址。當時，我們根本不知道怎樣管理店鋪。我們隻知道自己不得不想辦法出售唱片，否則公司就會倒閉。我們開始尋找店址。
1971年，在唱片零售業中占支配地位的是W. H. 史密斯公司和約翰·孟席斯[2]。它們都很沒勁，而且拘謹刻板。它們的唱片部通常設在樓下，工作人員都穿土褐色或藍色工作服，一副對音樂毫無興趣的樣子。顧客們從貨架上挑選唱片，付錢購買，不到10分鍾便會離開。這些商店不受歡迎，它們的服務很難引起顧客的共鳴，而且唱片價格昂貴。盡管搖滾樂令人興奮，出售唱片的商店卻沒有絲毫興奮感，對音樂也沒有絲毫興趣。如果你購買了大門樂隊新出的專輯，懶洋洋的工作人員不會表現出讚許或興趣。他們隻會在錢櫃上的收銀機裏記錄下款項，不管你購買的是大門樂隊的音樂，還是曼托凡尼樂隊或佩裏·科莫的音樂，對他們來說都沒有區別。如果有人閱讀了《旋律製造者》本周有關範·德·格拉夫發電機樂隊或非凡弦樂隊的樂評後，要求專門訂購其唱片，他們也不會表現得特別熱情。我們的朋友去唱片店時，都覺得很拘束，它們隻是功能性場所，人們不得不從那裏購買自己喜愛的唱片。這也正是廉價郵購業務的魅力所在。
我們希望維珍唱片商店成為《學子》的延伸，讓顧客能在這裏聚會，一起聽唱片，而不是簡單地衝進來買了唱片就走。我們希望顧客能待更長時間，跟工作人員聊一聊，對他們要買的唱片真正產生興趣。人們對音樂的重視遠遠超過生活中其他許多東西。如同人們駕駛的汽車、看的電影和穿的衣服，音樂是一種自我表達的方式。青少年花大量時間聽音樂、談論自己最愛的樂隊和挑選唱片，幾乎比做其他所有事情的時間加起來還多。
開設維珍的第一家唱片店時，必須綜合考慮音樂融入生活的所有這些方麵。我認為，我們通過探索達到這個目的的過程，就為維珍以後的麵貌創立了概念性框架。當時，唱片店向顧客提供的是臨終懺悔式的服務，而我們希望維珍唱片店是一個有趣的地方。我們希望跟顧客產生共鳴，而不是在他們麵前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我們還希望維珍的唱片比其他商店更便宜。一蹴而就實現所有目標是一樁離譜的事情，但我們希望通過營造氣氛來獲得額外收入，以薄利多銷的方式獲得利潤。
尼克和我用了一個上午，點數牛津街的行人流量，再跟肯辛頓大街的行人流量做比較。最終，我們認定，牛津街租金較低的那頭最適合開唱片店。我們知道，維珍唱片店沒有名氣，沒法靠聲譽吸引顧客專門來購買唱片，因此我們必須想辦法吸引行人一時衝動走進店鋪。我們開始在人流量最多的地方尋找待租的房屋。我們看到一家鞋店有樓梯通往似乎閑置的二樓，於是便上樓去看個究竟。
“你們幹嗎呢？”有人衝著上麵問我們。
“我們想找個地方開店。”我們回答。
“開什麽店？”
尼克和我回到下麵的樓梯上，發現鞋店店主擋在路上。
“唱片店。”我們說。
店主是個身形魁偉的希臘人，叫阿拉丘佐斯先生。
“你們付不起房租的。”
“是的，你說得對，”我說道，“我們確實付不起房租。但是，我們會吸引很多人從你窗前經過，他們全都要買鞋子。”
“買哪種鞋子？”阿拉丘佐斯先生的眼睛眯成一條縫。
“耶穌式便鞋已經過時了，”尼克說道，“你賣馬丁靴嗎？”
我們達成一致，在有其他人想租房之前，我們免費占用這裏，開唱片店。這裏反正也是閑置房屋。5天之內，我們就做好了貨架，在地上放了一堆堆墊子，又把兩張舊沙發抬上樓，並擺放好錢櫃。一切就緒，第一家維珍唱片店準備開門營業了。
在開業的前一天，我們順著牛津街，散發了數百張銷售打折唱片的傳單。第一天營業是周一，顧客在店門外排成一字長龍，有一百多碼長。顧客開始進來買唱片時，我恰好在錢櫃旁。第一位顧客買的是一張德國橘夢樂隊的唱片，通過郵購業務，我們已經注意到這支樂隊的唱片賣得非常好。
“你們樓下那家夥真搞笑，”他說，“我排隊等候時，他一直試圖把一雙馬丁靴賣給我。”
那天工作結束時，我帶著錢去銀行，發現阿拉丘佐斯先生正在店外徘徊。
“生意如何？”我拎著沉甸甸的現金問他，同時努力想讓這包錢顯得輕飄飄的。
他看著我，又回頭看看自己的櫥窗，裏麵仍堆著高高的馬丁靴。
“很好，”他生硬地回答，“再好不過了。”
1971年，尼克經營著牛津街的唱片店，戴比管理著皮卡迪利的學生谘詢中心，我則主要負責想方設法地擴大經營。我們正從《學子》的各種計劃向維珍過渡，在此過程中，學生谘詢中心更名，成為一家新的慈善機構“救命！”（HELP！）。它至今仍在運作，在維珍聯盟旗下開展著一係列非常廣泛的慈善活動。
我對唱片業一竅不通，但從唱片店的情況來看，我認為它是個非常隨意的行業，沒有什麽嚴格的規則。它有無限的發展潛能。一支新樂隊會突然席卷全國，獲得巨大的成功，例如“海灣搖滾客”“文化俱樂部”“辣妹”和“霸子”等樂隊組合都是這樣。音樂行業是實物資產與無形資產構成的奇怪混合體，流行音樂組合本身就是品牌，在某個特定階段，實際上單憑他們的名字就能保證唱片成為大熱門。但這也是一個貧富分化嚴重的行業，少數成功的樂隊富得流油，而大多數樂隊沒有名氣，窮困潦倒。搖滾樂行業非常典型地體現了資本主義最殘酷無情的一麵。
作為唱片零售商，隻要有顧客追捧的樂隊唱片，維珍就可免受單支樂隊成敗的影響。但我們也僅限於靠微薄的零售利潤勉強糊口。我看得出來，在唱片業，真正具有賺錢潛力的隻有唱片公司。
尼克和我暫時潛心於塑造店鋪形象。我們繼續嚐試各式各樣的想法，竭盡全力讓顧客感到滿意。我們向他們提供頭戴式耳機、沙發和懶人沙發，讓他們能免費閱讀《新音樂快訊》和《旋律製造者》，還提供免費咖啡。我們允許他們在這裏想待多久就待多久，讓他們感覺舒適自在。
我們的口碑開始四處傳播，很快人們就開始選擇我們而非大型連鎖店作為購買唱片的地方。他們似乎認為，瘦李奇樂隊或鮑勃·迪倫的同一張專輯，從維珍買的比從博姿公司[3]買的更有價值。每次在牛津大街上看到有人提著維珍的紙袋，我都引以為豪。我們的員工開始報告說，同樣的顧客每兩周就會來這裏一次。就這樣，以忠誠顧客為基礎，維珍的名氣越來越大了。
音樂界的一端是唱片銷售，相反地，另一端則是錄音棚。我聽說錄音棚的環境極度拘謹刻板。樂隊必須按照預約的時間進去，自帶所有設備並負責裝配，然後又按照預定的時間表，帶上自己的所有設備離開。錄音棚全都嚴重超額預訂，以至於樂隊經常被迫在早餐後立即錄音。一想到滾石樂隊剛剛咽下幾碗玉米片，就必須立即投入唱片《紅糖》的錄音，我就覺得荒唐可笑。在我的想象中，一所舒適的鄉村大宅院才是製作唱片的最佳環境，樂隊可以隨心所欲地一待就是幾周，在自己喜歡的任何時間——甚至晚上——錄音。因此，到1971年，我就開始到鄉下尋找一處可改建成錄音棚的宅院。
我在一本《鄉村生活》雜誌中，看到威爾士正在出售一座美如童話的城堡，售價僅2000英鎊。這似乎是個便宜買賣。我跟湯姆·紐曼一起駕車去看房。湯姆是維珍郵購公司的早期成員之一，本來是歌手，已經發行了幾張唱片，但他對興建錄音棚更感興趣。我們到了那裏才發現，推銷廣告莫名其妙地忘記了一個細節，這座城堡其實位於一個居民區中間。
湯姆和我疲憊不堪，又很失望，便掉轉車頭，踏上5個小時的漫長車程，返回倫敦。在回家途中，我隨手翻閱《鄉村生活》，又看到一處房產廣告，那是一座老莊園，位於牛津以北約5英裏處的查韋爾河畔希普頓。我們駛上一條岔路，順著指示牌前往“查韋爾河畔希普頓”，穿過那個村子後一拐彎，再沿著一條以莊園為終點的道路行駛。莊園大門緊閉，湯姆和我翻過圍牆，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座17世紀的漂亮莊園裏，它用黃色的科茨沃爾德石頭砌成，夕陽的餘暉給這些石頭鍍上一層淡淡的光亮。在房子外麵環繞一圈後，我們倆都意識到這正是我們要找的完美場地。
第二天，當我們給房地產經紀人打電話時，才發現這座莊園已推出市場很久。它擁有15間臥室，用作家庭住宅太大，改建成賓館又太小。經紀人索價35,000英鎊，但他同意以30,000英鎊成交，好將它趕快賣掉。我穿上西裝和黑皮鞋，到顧資銀行去貸款。我把維珍郵購公司和位於牛津大街的維珍唱片店的銷售數據拿給他們看。我不知道這些數字給他們留下了什麽印象，他們隻向我提供一筆20,000英鎊的抵押貸款。若幹年後，顧資銀行的人告訴我，如果我穿著過於漂亮的衣服去銀行，他們就知道我一定是陷入困境了。
對我而言，顧資銀行的貸款是一大突破。銀行肯借一大筆錢給我，這還是頭一遭。我明白自己快要實現買下莊園的夢想了。盡管我自己沒錢，但父母為我、林迪和凡妮薩分別存了2500英鎊，等我們一滿30歲就給我們。我問父母，能否提前支取那筆錢給我拿去買下莊園。他們倆都同意了，雖然有風險——如果錄音棚倒閉，銀行就會以最低價格強行出售莊園，根本不跟我商量，父母給我的錢也就沒了。現在，我還差7500英鎊就夠了。
星期天，我們一家在夏姆裏格林共進午餐，席間說起莊園的事情，爸爸提議我去看看喬伊絲姑姑。喬伊絲姑姑自己沒孩子，總是寵著我們。她的未婚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犧牲，之後她再沒愛上別人。她住在漢普郡，當天下午，我就開車去看她。她一如既往，坦率又慷慨。她已經把事情都安排好了。
“裏奇，我聽說了莊園的事，”她跟我說，“我猜顧資已經借了些錢給你。”
“對。”
“但還不夠。”
“確實。”
“那好，我會幫你渡過難關的。我要的利息跟顧資相同，”她說，“但你可以延期還款，什麽時候有錢就還我。”
我知道喬伊絲姑姑一直對我很好，她很可能已經認定這筆錢就要打水漂了。我哪裏想到，為了給我湊夠7500英鎊，她已經抵押了自己的房子，而且不得不自己付利息。我連連道謝，但她毫不在意。
“你看，”她說，“如果我不願意，我就不會把錢借給你。可錢是拿來做什麽的？不就是拿來做事情的嘛。我相信你用這個錄音棚會大有作為的——就跟你當初學遊泳時贏了我10先令一樣。”
我對自己發誓，無論如何我都要把錢連本帶利地還她。
我隻通過電話跟房地產經紀人聯係。在完成轉賬、買下莊園後，我去拿鑰匙。我悠閑地走進他的辦公室。
“需要我為您效勞嗎？”他說，看到我一副邋遢的樣子，無疑十分困惑，我這種人到一個精明的房地產經紀人辦公室來做什麽？
“我來取莊園的鑰匙，”我說，“我叫理查德·布蘭森。”
他滿臉詫異。
“好的，布蘭森先生。”他掏出一把巨大的鐵鑰匙，“請收好，這是莊園的鑰匙。請在這裏簽個字。”
我在他的文件上留下一個花哨的簽名，然後就拿起鑰匙，開車去將莊園據為己有。
湯姆·紐曼和他的朋友菲爾·紐厄爾一起，立刻著手將莊園的外屋改建成錄音棚。他打算安裝一套頂級的安派克斯16聲道錄音設備，他能想到的其他所有設備也都要最好的：一個擁有20條通道的調音台，一套4聲道的監聽、相位調整和回聲設備，外加一台大鋼琴。我們倆都希望確保這裏的一切不輸於倫敦最好的錄音棚。莊園逐漸發展成形。每個周末，我都跟尼克驅車到莊園做些雜活兒。我們暫時睡在地板上，工作則是拆除壁爐上的隔板，剝去地上鋪的漆布，露出原來的石板地麵，並把牆壁刷好。林迪不時過來幫忙，維珍唱片店的大多數人也來過。有一天，媽媽也過來了，還帶著一台飛利浦牌的落地式大擺鍾。
“你們會用得著它的。”她說。
我們把它放在門廳，將鍾罩當作存錢罐。現在，這個鍾放在維珍航空公司位於希思羅機場的貴賓候機廳裏，但裏麵沒有塞錢。
阿爾比恩大街那所房子的租約到期後，我搬到諾丁山附近一些朋友家住了一段時間，因為我們仍在教堂地窖裏工作。很快，我們的地窖就人滿為患，於是我們另找了一個舊倉庫，就在帕丁頓車站附近的碼頭南路，這裏成了維珍郵購公司的基地。
有一天，我駕車從西路到梅達穀去。經過一座圓拱橋時，我看到運河沿岸有一排船屋。這裏湖光山色，綠樹成蔭，船屋被漆成豔麗的紅色和藍色，屋頂放著花盆，還有各種野鴨和天鵝在周圍的水裏嬉戲。恍惚間，我感覺自己仿佛突然來到了鄉村。
我從小在鄉下長大，喜歡到處瘋跑，其實並不喜歡在倫敦生活，老是感覺這裏終年不見陽光，也呼吸不到新鮮空氣。以前我們曾去索爾科姆[4]過暑假，從那以後，我就一直喜歡水，也喜歡船上的各種氣味：汽油味、瀝青味和繩子的氣味。我驅車來到地方自治會辦公室。他們讓我去找負責船屋分配的水務處，並警告我說，已經有一長串的人在等候批準了。如果我現在申請，也許最終要等到大約5年後才能分到一條。我懶得去申請，卻開車回到“小威尼斯”，希望船屋上的人能告訴我怎樣去租一艘。我相信肯定有辦法繞過這個審批程序。
我駕車順著運河邊的布洛姆菲爾德大街行駛，這時車子突然拋錨。這種事並不罕見。我下了車，無奈地望著引擎罩。
“你需要幫忙嗎？”一個帶愛爾蘭口音的人叫道。
我轉身看，隻見一艘船屋頂上，有個老人正在擺弄煙囪。
“沒事，會修好的，”我一邊說，一邊朝他走去，“我想知道怎樣才能到這種船上生活，這才是我真正需要幫忙的地方。”
布倫丹·福理直起身子。
“就這事啊，”他說，“有辦法呀。”
他拿出煙鬥點燃，顯然很高興能借機歇一會兒。
“你不妨到那邊那條船上去問問，”他說，“我剛把它賣掉，有位年輕女士已經搬上去了。現在不知道情況如何，不過船上有兩個臥室，她說不定想找房客呢。你得過一道小木門，順著拉船路走。前麵的最後一條船就是它了，它叫阿爾貝塔。”
我一路走去，推開那扇傾斜的木門，順著狹窄的拉船路一直往前走。來到最後一條船上，我透過圓形舷窗朝裏麵張望，看見廚房裏有個金發姑娘正俯身幹活兒。
“你好，”我說，“你肯定就是阿爾貝塔了。”
“別犯傻了，”她轉過身來說道，“那是這條船的名字。我叫芒迪。”
“我能進來嗎？”我問，“我的車剛剛拋錨，我想找個地方住。”
芒迪很漂亮。她不但漂亮，而且剛把一張床搬到船上來。我們坐下來吃了午餐，然後，我們還沒回過神來，就已經躺在**了。她的全名是芒迪·埃利斯，那天晚上我就在那裏跟她一起過夜，第二天一早，我就提著手提箱搬到了船上。
芒迪和我共同生活了近一年。她曾先後到學生谘詢中心和莊園幫忙。不久，芒迪便離開阿爾貝塔號，來到莊園，跟湯姆·紐曼走到了一起。
[1] IPC雜誌（IPC Media）：英國著名消費類雜誌和電子出版商。
[2] 約翰·孟席斯（John Menzies）：蘇格蘭商業集團。
[3] 博姿公司（Boots）：全球著名零售商和批發商。
[4] 索爾科姆（Salcombe）：英國南部海岸小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