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1984—1986 趕緊！趕緊！我們就要下沉了，快點！
經常有人問我，為何要乘坐汽艇或熱氣球參加各種打破紀錄的挑戰。他們說，我是有錢的成功人士，還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應該停止此類對自己和家庭、事業都構成威脅的活動，享受幸運帶給我的一切。這種觀點顯然很有道理，我的部分想法也跟它完全一致。我熱愛生活，也熱愛家庭。想到自己會在冒險中死於非命，留下瓊以及霍麗和山姆，我也感到恐懼。但是，我的另一部分想法又驅使我嚐試新的冒險，我發現自己仍然希望不斷拓展自身的極限。
如果更仔細地思索這個問題，我得說自己喜歡盡情感受生活。我參加過的冒險活動賦予我的生活一個特殊的維度，增強了我在商業中獲得的愉悅感。如果我當初對跳傘、駕駛熱氣球或汽船橫跨大西洋的活動不予考慮，我想我的生活會因此而更加枯燥。我從未想過自己會在事故中死於非命，不過，如果我真的死了，我隻能說自己錯了，而那些麻木而務實的實用主義者才是對的。但我至少嚐試過。
除了實際活動給我帶來的興奮，我還喜歡活動前的準備工作。在為挑戰做準備時，我們的團隊會建立起深厚的友情。如果我們想打破一項紀錄，要麵對的就不僅是技術挑戰，還有公眾的歡呼帶給我們的強烈愛國之情。在英國曆史上，出現過許多偉大的探險家，全都屬於“南極斯科特”[1]留下的那個優良傳統，我為自己追隨他們的足跡而自豪。
我參與的首次挑戰是設法為英國重新奪回藍帶獎。在維多利亞女王的汽船時代，藍帶獎被用來獎勵速度最快的跨大西洋輪船。1893年，藍帶獎由英國冠達海運公司獲得，然後被3艘德國輪船奪走，到1906年，冠達公司憑借皇家郵輪盧西塔尼亞號贏回該獎。1915年，盧西塔尼亞號被德國潛艇擊沉。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人再度贏得藍帶獎；接著，意大利輪船雷克斯號以29節的平均速度，於1933年獲得該獎。為了慶祝這一成就，也為了慶祝整個藍帶獎比賽，一位名叫哈羅德·黑爾斯的英國船主兼國會議員創立了一個紀念獎。從那以後，黑爾斯獎就和藍帶獎一起授予獲勝者。
在獲獎條件的限製性附屬細則中，黑爾斯把它獎勵給以最快速度橫渡大西洋的船隻，他將大西洋定義為美洲海岸上的安布羅斯燈塔與英國錫利群島附近的主教岩燈塔之間的水域。黑爾斯沒有提到船隻的大小，隻要它能載人即可。實際上，在那些年代，從安全性上考慮，沒人認為小船能有任何機會與大船競爭。
接下來贏得黑爾斯獎的是法國輪船諾曼底號，它在其處女航中以30節的平均速度跨越了大西洋。1952年，就在大型客輪時代走向終結之前，美國船合眾國號僅僅花了3天10小時40分鍾，就跨越了那段水域，贏得黑爾斯獎。隨後，黑爾斯獎便被放進了美國商業航海博物館。不幸的是，哈羅德·黑爾斯沒能活著見證合眾國號獲獎，他在泰晤士河上的一次船難中溺死，這實在是一次頗具諷刺意味的可怕事故。隨著人們開始使用作為新型交通工具的飛機，客輪的輝煌時代漸漸式微，沒有人還記得黑爾斯獎。
1980年，有位名叫特德·托勒曼的汽艇製造商決定恢複藍帶獎比賽，並試圖為英國贏回黑爾斯獎。為此，他必須建造出一艘能在少於3天10小時40分鍾的時間裏穿越大西洋的船隻。合眾國號是一艘真正的輝煌巨輪，它重達5.2萬噸，需要24萬馬力才能驅動。它創下的速度紀錄也同樣輝煌，平均速度為35.6節（約等於每小時40英裏）。這艘巨型客輪還帶有遊泳池和大鋼琴。與之相比，特德僅打算建造一艘輕型雙體船。
駕駛小型快艇跨越大洋極其危險。首先，你經不起海浪的衝擊。在這方麵，大型輪船更容易對付波濤洶湧的大海，它隻需劃開海浪即可。船上舞廳裏的乘客，還可以輪船輕微的搖擺為借口，突然倒入對方懷裏，但船的速度不會因海浪受到影響。而一艘小船如果以30節的速度航行，一個判斷失誤的駕駛動作就會讓船頭紮入海浪，導致整艘船沉沒或破裂。
特德·托勒曼設計了一艘65英尺長的雙體船，於1984年下水。他沒有使用合眾國號那種24萬馬力的引擎——它們跟一座小教堂大小相當——而是采用了兩個2000馬力的引擎，在平靜的水麵上，它們差不多能以50節的速度驅動他的雙體船。當然，以50節的速度穿越平靜的湖麵是一回事，而以這個速度在大西洋波浪滔天的海麵上航行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為大西洋的海浪可能會高達20英尺，甚至更高。特德知道，自己的船能達到35節的速度就算走運了。這仍然需要三四天才能穿越大西洋，問題在於，這個時間會是3天零9小時還是3天零11小時。
1984年，特德建造這艘船的費用超過了預算，於是找我資助這次航行，作為回報，我能給這艘船命名，並跟他一起參加挑戰。他已經邀請環球遊艇賽運動員布萊斯幫忙。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剛剛起飛，為英國贏回大獎——這類獎項在英國不多——的想法立刻吸引了我，而且我也很高興利用這次機會，宣傳我們的新航空公司。一次成功的跨大西洋航行會吸引紐約和倫敦的公眾，它們恰好位於維珍航線的兩端。
“你的身體狀況如何？”布萊斯問我。
“不算太糟。”我比較樂觀。
“那還不夠。”布萊斯說，“這艘船上可沒有乘客的空間，你得好好鍛煉身體。”
於是，我開始了自己一生中最嚴酷的健身計劃。
“你要連續苦幹整整3天。”當我們在體育館裏拚命鍛煉時，特德說道，“你必須擁有能夠承受這趟旅行的體魄。”
我們邀請埃索公司提供燃油，讚助這次旅行，他們慷慨地答應了。然後，我們仨就跟他們的全體董事共進午餐以示慶祝。
“我非常希望對你們所有人表示感謝。”我真誠地說，“這將是一次偉大的航行，我們會竭盡全力為BP公司[2]廣告的。”我想我聽到了大家不約而同地倒吸了一口冷氣，但我依然繼續費力地說道：“我們會在燃料補給船上貼滿BP的廣告，把你們的徽標打在我們船上，一定要讓BP出名。以後再也沒人會把你們同你們的老對手搞混了……”
就在這時，我抬頭望了一眼對麵的牆壁，看到一個巨大的埃索徽標。我意識到自己口誤。埃索的管理人員驚恐萬狀地看著我，就像看著一個鬼似的。我倒在地上，趴到桌子下麵去了。
“我很抱歉。”我說，然後開始嘔吐，將他們的鞋子搞得油光鋥亮。
難能可貴的是，埃索信守諾言，仍然資助了這次航行。
我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跟這艘船磨合，才最終準備停當。
瓊懷上我們的第二個孩子差不多8個月了，我急不可耐地希望早點完成跨洋航行，及時趕回來迎接孩子的出生。但是，為了避開風暴天氣，我們在紐約滯留了3周。在那3周裏，我不斷飛回倫敦去陪著瓊，然後，當他們告訴我即將出發時，再飛回紐約。到我飛越大西洋8次之後，我感覺自己對3萬英尺的高空已經了解夠了。
風暴結束，我們可以起程了。瓊告訴我，她感覺很好，我該走了。她離預產期還有兩周。我們從曼哈頓呼嘯而出，朝北方駛去。
維珍大西洋挑戰者號不同於大型客輪的另一個地方在於舒適度：在20世紀30年代的客輪上，乘客們可以在爵士樂隊的伴奏下跳舞，在甲板上玩擲環套樁；而我們卻把自己綁在座椅上，被無情的海浪衝得上下顛簸。聽著震耳欲聾的引擎聲和海浪不斷撞擊的聲音，感覺自己就像被綁在巨型風鑽的鑽頭上一樣。我們幾乎無法說話，更別提移動了，隻能忍受沒完沒了的巨響、顛簸和撞擊。
到第一天結束時，我收到一條無線電信息。
“理查德，”是彭尼發過來的，她在控製中心，“瓊在醫院裏，她剛剛生下一個男孩。羅絲在陪著她，一切都很好。”
我沒能遵守諾言，但最重要的是，我和瓊有了一個健康的孩子。我們都快樂地歡呼起來，另一名船員史蒂夫·裏奇韋費力地找來一瓶香檳，要為瓊和新生的兒子幹杯。我拿著酒瓶，並沒怎麽搖晃，酒就噴射而出，四處飛濺。根本不可能把酒喝下去，香檳在我們的牙齒之間冒著泡泡，在我們的喉嚨裏上下翻騰。我緊緊抓住救生索，跌跌撞撞地來到船舷上，把瓶子扔出船去，它在後麵上下漂動。現在我必須加大馬力，趕回去看瓊、霍麗和我們的小嬰兒。
這次跨越本來可以輕鬆創造紀錄。我們在3000英裏的海上度過了3天地獄般的日子，劇烈的顛簸弄得我們頭痛。我們有3個燃料補給站，每個相隔800英裏。這些油輪都是些龐然大物，就像摩天大樓一般，高聳於我們上方。在靠近它時，即使碰到一個小海浪也很可怕。我們在距離它30碼的地方停下，他們就朝我們射來一個漁叉，線的末端有個浮筒。我們把這個拖上甲板，然後從油輪上拉出巨大的輸油軟管。夾好軟管後，我們就讓他們繼續，於是，油就被輸送到我們船上來了。汽油味和翻滾的波浪讓我們全都感到惡心。當我們趔趔趄趄地走到船邊嘔吐時，我們似乎差點就要撞上油輪的側麵了，它巨大的黑色船體上布滿鏽跡，就像一道峭壁。
我們即將到達愛爾蘭，隻剩下幾百英裏的航程了，這時卻碰上一場強風暴。我們已經結結實實地顛簸了3天，但這場風暴才是最可怕的。巨浪接連不斷地撞擊著小船，我們緊緊抓住座椅，什麽都看不見。我們就要到達錫利群島，隻剩下60英裏了，黑爾斯獎幾乎已成我們的囊中之物，就在這時，我們撞上一個巨浪。一秒鍾後，我們聽見機械師皮特·唐尼的叫喊聲。
“我們即將下沉，船體已經開裂。趕快出去。”
“救命！救命！救命！”布萊斯立刻用無線電發出求救信號。“維珍挑戰者號正在下沉。我們即將棄船。重複一遍：我們即將棄船。嗨，特德？”布萊斯突然轉過身來，“你是船長，你必須最後一個離開！”
幾秒鍾之內，船就開始下沉了。我們給第一隻救生筏充上氣，但它掛上了什麽東西，被撕破了。我們抓起備用救生筏，把它扔下船去，打開放氣索，開始充氣。
“誰都別慌張！”布萊斯大喊，“不要著急！每個人都要從容不迫！”
當我們順著欄杆慢慢朝救生筏上挪動時，布萊斯又叫喊起來：“趕緊！趕緊！我們就要下沉了，快點！”
救生筏就像一隻可充氣的小圓舟，上麵罩著帳篷。我們擠成一團，在海裏上下翻滾，就像在遊樂場上瘋狂地騎著木馬奔騰。我坐在無線電旁，拿起麥克風。一架英國皇家空軍的“獵迷”飛機收到了我們的求救信號。我把我們的方位告訴了飛行員，他很快通過無線電聯係到該海域的所有船隻。
“好了，附近有3艘船或飛機正朝你們駛去，”飛行員回答我說，“不分先後順序，分別是前往紐約的QE2號輪船、一架從錫利群島出動的英國皇家空軍的直升機，吉斯特公司一艘前往牙買加的船也在朝你們駛去。請登上最先到達的救援工具。”
“跟他說，我不會登上該死的香蕉船去牙買加，”布萊斯說，“我也不回紐約。我要那該死的直升機。”
“很好。”我對著無線電說，決定不轉述布萊斯的話，因為我認為這一次我們沒機會討價還價。
特德極度失望，默不作聲地坐著，他的夢想破滅了。
透過救生艇小小的艙門，我們看見維珍挑戰者號的船尾露出水麵，而船體其餘部分已沉到水下。就剩下“維珍”兩個字還能看見。
“好了，理查德，”布萊斯指著維珍徽標說道，“就跟往常一樣，你的那幾個字是最後沉下去的[3]。”
等待救援時，我開始唱一首歌：“我們全都要放暑假……”每個人都跟著唱起來，就連特德也唱了。
最終，我們被吉斯特公司開往加勒比的香蕉船救起。絞盤把我們挨個拉上船去，留下救生筏在海上孤零零地旋轉。
“萬一別人翻船，上去就很方便了。”布萊斯說。
現在是正餐時間，客人們聚攏在船長的船艙裏。就像遠洋輪船的黃金時代一樣，他們全都穿著無尾禮服和晚禮服。我們則穿著濕漉漉的尼龍救生衣，狼狽不堪。
“我可憐的孩子，”一位老夫人對我說，“你還沒見過自己新生的兒子呢，是吧？”
“是啊，”我說，“我們正朝牙買加前進，恐怕我暫時見不到他了。”
“嗯，我有一張他的照片給你。”
她掏出倫敦當天的《旗幟晚報》，讓我驚訝不已。報紙頭版上有一張我小小的兒子裹在披肩裏的照片。我得承認，看著照片時，我不禁淚眼婆娑了。
一支海上打撈隊給我們發來無線電，問是否需要打撈那艘沉船。
“當然要。”我透過舷窗望著遠處說道。從這裏，我們仍能看見如同墓碑一般露出水麵的船尾。
“你這個大白癡！”布萊斯嗬斥我說，“你別想看見那艘船了。它不過是泡在水裏的一堆電子儀器，再也無法使用了。如果撈上來，你從保險公司那裏就得不到一分錢。”
“我又考慮了一下，”我說，“我能稍後給你們答複嗎？”
“好吧。”他們說。
我放下耳機，布萊斯和我望著遠處海麵上的維珍挑戰者號。就在我們的注視下，它無聲無息地沉入水裏。
我的耳鳴過了一個月才好，久到我都開始認為自己的大腦受到永久性損傷了。然而，贏得藍帶獎和黑爾斯獎的任務尚未完成。我們決定不獲成功決不罷休。布萊斯和我認為，在維珍挑戰者號遭遇沉船之後，我們應該造一艘比雙體船更結實的單體船。特德·托勒曼專攻雙體船，他拒絕改變設計，便退出了競賽。我們組成一支新團隊，其中包括托勒曼原來那幾位船員中的3個關鍵人物：克裏斯·威蒂、史蒂夫·裏奇韋和克裏斯·莫斯。莫斯問我，他們能否來維珍工作。布萊斯是首席航海專家，他也繼續留在這個項目中，然後我們一起設計了一艘新船。
1986年5月15日，在肯特郡的麥克爾親王夫人主持下，維珍大西洋挑戰者Ⅱ號舉行了下水儀式。這是一艘75英尺長的單體船。我們相信它比上一艘船更善於應付波濤洶湧的大海。維珍大西洋挑戰者Ⅱ號首航沿著南部海岸駛向索爾科姆，不料在途中撞上一股巨大的海浪，船差點被掀翻。所有人都被拋到甲板的另一側，其中一名船員皮特·唐尼摔斷了腿。他臉上露出痛苦的表情，與其說是因為傷腿的疼痛，不如說是因為他明白自己無法跟我們一起航行了。布萊斯摔折了一個腳指頭，史蒂夫差點被卷下船去。我們到達索爾科姆時，就像一艘醫療船一樣滿船的傷員。
我們把船運到紐約，再次等待好天氣降臨。1986年6月一個晴朗的清晨，當我們離開紐約港向新斯科舍進發時，我們硬著頭皮再度經受海浪撞擊的折磨。這次不像第一次那麽糟，沿美洲東海岸北上，速度比我們預想的快得多。我們一路飛馳，18個小時後，就在紐芬蘭附近海岸遇到第一艘加油船。
我們補充了燃料，然後便朝著暮色四合的大海繼續進發。夏夜很短，再加上我們的前進方向是東北方，夜晚更加短促，因此我們隻有5個小時的黑夜需要應付。我們戴上夜視鏡，眯著眼睛，依靠雷達拚命往前趕。但是，我們仍然前途未卜。以那樣的速度在黑夜中穿行，就跟蒙上眼睛駕駛差不多，我們險些就撞上一頭浮出水麵的鯨。
到第二天，那種支撐我們前進的腎上腺素已經消退。現在隻剩下無情而可怕的撞擊。每個浪頭都打得我們上下顛簸，直到我們再也無法咧嘴笑著忍受下去——我們隻能咬緊牙關忍受。
當我們在加拿大海岸附近靠近加油船RV2號時，還必須小心提防冰山。從雷達上可以看到巨型冰山，這些都能夠避開；最危險的是那些“小”冰山，在雷達上隻能看見它們露出海麵部分的小光點，但實際上它們重達100噸，能將船體撞得粉碎，非常危險。當然，即使冰山隻有懶人沙發那麽大，也會嚴重損壞船體。我們的麻煩在於，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被引擎的轟鳴聲震聾了耳朵，無法一直集中注意力。我們前麵還有2000多英裏的航程，每一分鍾都是一次痛苦的撞擊。正是在這種時候，我們的團隊力量表現出來了。我們齊心協力，互相幫助，渡過難關。
我們揮手告別第二艘加油船，加快引擎飛速離開。這時，引擎突然發出咳嗽般的“噗噗”聲，仿佛窒息了一般。我們的新機械師埃基·拉斯提格到甲板下麵去查看情況，然後驚恐地回到甲板上來，濾油器裏裝滿了水。這簡直就是災難。根據量油計測得的樣本，他計算出我們每抽12噸油到船上，就同時抽上來4噸水。水是怎樣和油一起抽上來的，還不得而知，但我們沒時間擔心這個。也許這是埃索的董事們報複我把他們誤說成BP公司！柴油和海水已經乳化，這意味著我們無法從柴油裏把水分離出來，我們不得不抽幹整整4隻燃料箱，重新開始。埃索的油輪駛回我們的船邊，再次加油，這又花去了寶貴的3個小時。
我們再次發動引擎，但它們仍有故障。現在已是夜裏11點，我們已經花了7個小時，在天寒地凍的大海中靠著油輪上下顛簸。比賽獲勝的機會正在悄悄溜走，滔天的巨浪越來越惡劣了。
“風暴就要追上我們了，”布萊斯說，“這可不是好玩的。”
在我們享受了第一天的晴朗天氣後，風暴接踵而至。這並不是一次來去突然的強風暴，而是長時間的惡劣天氣，對我們來說，是最可怕的噩夢。很快，船便駛入了升至50英尺高的海浪。我們簡直都不敢站在甲板上，因為我們一會兒跌入巨大的埃索油輪下的浪穀，感覺油輪似乎就要翻倒在我們頭上似的；一會兒又被拋上浪峰，以為自己一定會順著海浪邊緣滑到油輪上摔得粉碎。到現在，令人窒息的汽油濃煙弄得我們全都惡心起來。每個人都翻腸倒肚地嘔吐，痛苦地蜷縮成一團。我們的救生衣已經被海水浸透，上麵沾滿了嘔吐物。我們的臉一會兒發白，一會兒發青。頭發也結了冰。
“沒必要繼續了，”布萊斯衝著我的耳朵大喊，“我們全都商量過了，我們都吐得一塌糊塗。結束了。我很遺憾，理查德。”
我知道，如果這次努力失敗，我們就不會有第三次了。我們必須奮力爭取。我不得不勸說他們。
“讓我們發動引擎，看看能走多遠，”我說，“來吧，再試一次。”
埃索油輪上有一位引擎專家，名叫史蒂夫·勞斯。我認識他，於是就請他過來幫忙。他們架起絞盤，順著船舷把他送下來。兩條船在巨浪中上下搖擺，他需要驚人的勇氣才敢這麽做。他們把握好時機，將他放到我們甲板上。在又一個浪頭把我們擲下浪穀並將油輪拋上浪峰之前，他猛地掙脫皮帶，以免被重新卷回到空中。史蒂夫走到下麵，和埃基一起待在引擎艙裏。引擎旁邊有一個狹窄的空間，他們倆一起排幹燃料箱，加入更多燃料。我下去看他們，但那裏根本沒有容納其他人的地方。
不用我請求，史蒂夫就答應和我們在一起了。
“我留下隻是為了享受駕船前進的快樂。”他說。而油汙已經把他的臉弄髒了。
我突然覺得我們還有獲勝的機會。
“燃料中仍然有水，”埃基說，“不過我們可以一邊前進一邊把水過濾掉。我們必須每隔幾小時就過濾一次。”
我費力地爬上樓梯，發現偏偏隻有布萊斯在船邊嘔吐。我拉著他的肩膀。
“史蒂夫會留下，”我對著他的耳朵大叫，“我們可以繼續前進了。”
“已經結束了，理查德，”布萊斯對著我大叫，“都結束了。這條船已經廢掉了。”
“我們必須繼續。”我大吼道。
我們倆就那樣站了一會兒，就像兩個老醉鬼似的，揪著對方，相持不下。我們的胡須上都粘著斑斑點點的嘔吐物，眼睛被海水裏的鹽分和汽油的濃煙刺激得充血發紅。我們都麵無血色，雙手皮膚粗糙，還在流血。又一個浪頭撲來，船向一側傾斜，我們一個趔趄，撞到一起，兩個人都完全沒有了力氣。我們痛恨這艘船，痛恨這次旅行，痛恨這片大海，痛恨這種天氣，而且現在——我們肯定也痛恨對方。
“我們必須繼續，完成航行，”我像個瘋子一樣重複著，“我們必須完成。隻能這樣。你還有什麽建議？找人把我們拖回家？”
“我的上帝啊，你比我還頑固，”布萊斯說，“好吧。我們最後再試一次。”
我擁抱著他，兩個人都摔到欄杆上。
“好了！”布萊斯對船員大叫道，“解開纜繩，繼續航行。”
我們全都振作精神，行動起來，從油輪上解開纜繩。在埃基和史蒂夫的調整下，引擎組呼嘯著再次運轉起來。它們仍然像咳嗽一樣，發出“啪啪啪啪”的聲音，很有可能會再次熄火。不過，至少它們還能工作，我們不必拿出槳來劃船了。我們向埃索油輪揮手道別，朝著一片灰蒙蒙的黎明之光駛去。現在遠離了油煙，我們感覺舒服些了，但我們全都疲憊不堪。我感覺自己的胃如同被一名職業拳擊手一次次擊中似的。所有人現在都隻能自己照顧自己，掙紮著挨過每個小時。我不斷對自己重複說，我們必須繼續。我們不僅要跟天氣和燃料鬥爭，而且還要跟自己的意誌搏鬥，不讓自己崩潰。
濾油器堵得很厲害，每過4個小時就需要更換一次。我們停下引擎，等史蒂夫和埃基換好濾油器，再繼續前進。一個又一個小時過去了，我們沒有足夠的濾油器支撐到最後一個燃料補給站，這已經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等到濾油器用光，引擎熄火，我們將被困在海上，孤立無援。我正在與一架經過這裏的“獵迷”飛機（它來得可真是時候）聯係，它一直在保護我們。這些飛機在大西洋上不停地飛行，搜尋潛艇，飛行員很高興我們能暫時打破他單調的工作。他提議讓另一架“獵迷”飛過來給我們空投一堆過濾器。但他們需要從上麵獲得許可。我通過無線電和蒂姆·鮑威爾取得聯係，他在牛津街的大賣場，負責管理控製中心。
“蒂姆，我們需要幫助。我們需要空投一些濾油器。‘獵迷’提出幫忙，但他們需要獲得許可——直接從上麵獲得許可。”
不到一個小時，蒂姆就聯係上了唐寧街的相關人士，一架英國皇家空軍的“獵迷”飛機從南安普敦帶上一些濾油器，飛來接應我們。
我們沒有聽見飛機到來的聲音，它直接從我們後麵的灰色雲層裏鑽出來，一下子飛到我們頭頂上。飛機很大，雖然沒有太陽，但飛機好像吸走了所有光線一樣，將我們籠罩在陰影中。“獵迷”在我們上方轟鳴，發出“隆隆”的巨響，把我們的船也震動了，隨後飛機在我們後麵的航線上投下一個拴著浮筒的鼓形小圓桶。我們全都高興地歡呼雀躍起來。布萊斯掉轉船頭，朝那個小小的紅色標記駛去。史蒂夫用一根長長的鉤子把它鉤住，我們一起把它拖上船來，鼓形的金屬桶裏裝滿濾油器。濾油器上麵還放著一些巧克力棒和一張手寫的小紙條，上麵寫著：“祝你們好運！”
我們通過無線電聯係上飛行員，向他表示感謝。
“我的飛機上有一群電視台的工作人員，”他說，“整個國家都在焦急地等待你們。上帝保佑你們一路順風。”
我們到達第三艘埃索油輪，把油箱加滿，又吃了一頓愛爾蘭燜肉，這是我們兩天來第一次吃上熱乎乎的飯菜。然後，我們就毅然決然地踏上最後一段航程。根據計算，如果我們想打破紀錄，在最後12個小時裏，就必須以39節或40節的平均速度航行。引擎狀況欠佳，要達到這個速度非常困難。天氣變得更加惡劣，我們繼續拚搏著，有3個小時速度都無法超過30節。接著，太陽出來了，海麵平靜下來。史蒂夫和埃基最後一次更換濾油器，我們打開節流閥，呼嘯著滑過大海，在海浪上飛馳，衝向錫利群島。
當我們經過上次跨大西洋航行途中的沉船地點時，我們全都歡呼起來，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成功在握。在距離錫利群島5英裏遠的地方，我們遇到一隊直升機和數百條形形色色的船，全都是來迎接我們回家的。我們在傍晚7時30分駛過主教岩燈塔。埃基和史蒂夫跌跌撞撞地爬出引擎艙。他們都是英雄，在悶熱而擁擠的引擎艙裏，忍受了3天的波浪衝擊，一直站在深及腳踝的油裏麵，拚命讓引擎保持轉動。戴格·派克關掉導航係統，我們全都擁抱在一起。我們成功了。我們的整個旅程持續了3天8小時31分鍾，在3000多英裏的航程中，我們僅以2小時9分鍾的優勢打破藍帶獎紀錄。
[1] 南極斯科特（Scott of the Antarctic）：這裏指的是羅伯特·福爾肯·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 1868—1912），英國海軍上校和極地探險家，曾率領他的探險隊於1912年第二個到達了南極極點，卻在回程中不幸過世。
[2] BP公司，即英國石油公司，是埃索公司的主要競爭對手。
[3] 原文為“have the last word in”，引申義是“擁有決定權”，此為雙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