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1986—1988 即將墜毀：從世界上最大的熱氣球上一躍而下
在金融大改革之後，來點流行樂如何？1986年，人人都向往倫敦金融城。隻要購買英國電信公司股票，就會獲得比其他投資多一倍的收益。
我永遠忘不了在金融城看到人們排隊購買維珍股票的情景。我們已經收到7萬多封維珍股票申購信，但這些排隊的人直到最後一天——1986年11月13日——才離開。我順著一排排長隊來回走動，感謝人們對維珍的信任，他們中許多人的回答讓我永遠難忘。
“我們今年不去度假了，把積蓄都給維珍。”
“加油，理查德，你要證明我們選對了。”
“我們信賴你，理查德。”
我突然發現媒體攝影師的鏡頭正對準我的腳。我不明就裏，低頭一看，大吃一驚。原來，我匆忙中穿了兩隻不成對的鞋子。
除了政府的大規模私有化企業，跟其他所有新上市的公司相比，維珍股票吸引的公眾申請是最多的。我們的股票一共有超過10萬的個人申購者，為了處理那些郵包，郵局增加了20名工作人員。那一天，我們得知了“人類聯盟”登上美國排行榜榜首的消息。盡管我們歡呼雀躍，但是聽說隻有寥寥可數的金融機構申購維珍股票後，我們仍然憂心忡忡。這是我們與倫敦金融城的交易陷入困境的第一個標誌。
到1986年，維珍已成為英國最大的私營公司之一，擁有大約4000名員工。截至1986年7月，維珍的年銷售額達到1.89億英鎊，與前一年度1.19億英鎊的銷售額相比，增加了60%左右。我們的稅前利潤也從1500萬英鎊增加到1900萬英鎊。盡管我們是一家大公司，但如果要擴大發展，卻仍缺乏彈性。我們隻能要麽花光自己賺來的現金，要麽要求銀行提高透支額。我看見其他許多私營公司都在股票市場上出售自己的股份，包括美體小鋪、信托儲蓄銀行（TSB）、“襪子商店”“我們的價格”唱片店、路透社、大西洋電腦公司……實際上每周都會出現一家新公司，因此股票交易所不得不建立一個排隊係統，這樣一來，在英國電信公司、英國航空公司和英國石油公司（BP）的大規模私有化過程之中，其他私營公司也能秩序井然地上市。
我們結束跨大西洋航行之旅歸來後，整個國家似乎都很欣賞這次挑戰。撒切爾夫人表示想看看大西洋挑戰者Ⅱ號，我提出用這艘船載著她沿泰晤士河溯流而上。泰晤士河上的船時速都不得超過5英裏，我們獲準突破這一限製。當大西洋挑戰者Ⅱ號從泰晤士河上呼嘯而過時，塔橋打開了大門。我們把撒切爾夫人接上船，然後跟歌手鮑勃·格爾多夫和斯汀一起，駛往議會大廈，環遊一圈以示敬意，再返回。這時，泰晤士河上的其他船隻都拉響汽笛，消防隊也向空中噴射巨大的水柱，表示致敬。“鐵娘子”撒切爾夫人迎著撲麵而來的大風，站在我身旁的甲板上。
“我必須承認，”當我們加速逆流而上時，她說道，“我確實喜歡飛馳而過的感覺，我喜歡馬力大的船。”
我遠遠地望著她。她真的玩得很愉快。她的側影宛如船首斜桅一般從風中掠過，而她的頭發絲毫沒被吹亂。
通過在股票交易市場發行股票，維珍籌集了3000萬英鎊，但我很快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決定是一個錯誤。我們在摩根建富銀行的投資銀行家名叫羅傑·西利格，他曾在這一年的1月參與了健力士酒廠兼並聯合釀酒集團的協調工作，就在我們於11月上市幾個星期之後，貿易與工業部開始調查他在這次兼並中扮演的角色。羅傑從摩根建富銀行辭職，盡管針對他的訴訟最終撤除，但他的職業生涯已經毀於一旦。羅傑未能成為我們的“試金石”，我開始對倫敦金融城及其對我們提出的苛刻要求失去信任。
首先，金融城堅持要求維珍任命一些非執行董事。菲爾·哈裏斯爵士被推薦給我們。哈裏斯爵士白手起家，靠銷售地毯賺了錢。我們還任命了科柏·斯坦漢姆，他曾擔任聯合利華公司的財務總監，也是一位備受尊敬的金融家。金融城堅持要求我們采用一些正規做法，我發現自己很難遵守。我已經習慣了跟西蒙和肯一邊聊天一邊討論該和哪支樂隊簽約，然後讓他們具體實施。維珍的董事會召開的地點一直都很隨意，有時在魅力號上，有時在我位於牛津花園的住宅裏。我們甚至會在共度周末的時候突然召開董事會。我發現很難把維珍的業務限製在嚴格的會議時間表中。我們常常需要當場拍板。如果必須等到4周後召開下一次董事會再授權西蒙簽下UB40樂隊，那麽我們很可能會完全失去他們。
我和唐之間還有一些分歧，特別是在股息問題上。我非常不願遵守英國傳統，支付大額股息。我更傾向於美國或日本的傳統，公司全神貫注地將利潤用於重新投資，促進公司發展，提升股票的價值。對我而言，大筆的股息意味著現金損失，與其將它付給別人，不如留在維珍內部，還能讓這些現金得到更好的利用。在我看來，我們的外部持股人把自己的錢委托給維珍管理，目的是通過我們來創造更多的財富，而不是讓我們把他們5%的投資作為收入，放在盤子上還給他們，政府會對這筆錢征收所得稅，它將立刻失去40%的價值。
這個論據聽起來站不住腳，但它生動地說明了我體驗到的那種全麵失控的感覺。大多數人認為，擁有一家上市公司50%的股份是掌握其控製權的關鍵。這在理論上是對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任命非執行董事，花大量時間滿足金融城的要求，僅僅這些就意味著失去控製。以前，我對我們做出的決定總是充滿信心；而現在，隨著維珍成為上市公司，我開始對自己失去信心。我對自己飛快做出決策的一貫做法感到不安。不知道是否每個決定都應在董事會上獲得正式批準，並記錄在案。從許多方麵來看，在我們成為上市公司的1987年，維珍最缺乏創造性。我們至少有50%的時間花在金融城裏，向基金管理人、金融顧問和公關公司解釋我們要做些什麽，而不是一心一意地做自己的事情。
對於那些投資購買維珍股票的人，我也感到負有很大的責任。菲爾·科林斯、麥克·歐菲爾德和布賴恩·費裏都購買了股票；我在米爾恩德的鄰居兼好朋友彼得和塞瑞絲夫婦拿出他們一輩子的積蓄，投了一部分給維珍；我的家人、我的表親和堂親以及各行各業中許多曾經與我偶遇的人，也購買了維珍的股票。特羅弗·阿博特從我這裏借了25萬英鎊，購買維珍股票，盡管他比我更了解數字，但我仍覺得責任重大，唯恐股價下跌。
金融城的分析家評價維珍經營不善，或者說維珍管理不當，如果他們的評價是對的，我也不會介意。我們有30%的收入來自舊唱片的版稅，即使沒發行新唱片，我們也仍會財源滾滾；在法國分公司，我們有40%的收入來自法國歌手而非“喬治男孩”或菲爾·科林斯，法國歌手在當地為我們帶來了穩定的收入。讓我們大為光火的是，不管西蒙、肯或者我怎樣頻繁地解釋這幾點，金融城都繼續過分簡化維珍的運作過程。分析家們仍然認為，維珍完全依靠我和“喬治男孩”。西蒙和肯開始把錄音帶拿到金融城去，給分析家們播放“UB40”“人類聯盟”和“頭腦簡單”等樂隊的音樂，但他們仍然無動於衷。維珍的股票價格很快從140便士跌至120便士。那些排著長隊認購維珍股票的民眾，以及購買維珍股票的維珍藝人和員工，都給予我很大信任，我開始為此感到不堪重負。
1987年，隨著時間的流逝，維珍的股票價格恢複到140便士左右，但再沒有往上漲。我們利用從股市上籌集的資金，開始投資兩項業務。其一是在美國建立真正的維珍唱片分公司，其二是開始慢慢接近索恩-百代公司，希望投標兼並這家公司。維珍唱片美國公司投資不菲，我們吸取以前的慘痛教訓，這次投入很大。1987年，我們設法發行了4支進入前20名的單曲和一張金唱片專輯。盡管美國分公司在1987年有些虧損，但這畢竟是一次長期投資，我們確信，相較於向美國的唱片公司出售我們最好的藝人的版權，在那裏建立自己的唱片公司最終能賺到多得多的錢。
第二項挑戰，即慢慢接近索恩-百代公司，需要小心完成。我們感覺百代唱片公司的管理缺乏生氣，他們那些精彩的舊唱片——包括披頭士樂隊的作品——本來能夠賺到更多利潤。索恩-百代公司作為一個整體，價值7.5億英鎊左右，其規模是維珍的3倍。最終，我認為最好能以友好的方式，去跟索恩-百代公司的總經理科林·索斯蓋特爵士聊聊，問他是否願意將百代公司出售給我們。
“我們要一起去嗎？”西蒙和肯問我。
“那是不是有點太招搖了，”我說，“我會悄悄溜進去，親自向他探探口風，如果他非常急切，我們就一起去見他。”
我給科林爵士打電話，約好在他位於曼徹斯特廣場的辦公室見麵。我被帶到辦公樓頂層的一個房間。我一進去，房間裏頓時安靜下來。裏麵是至少20張麵無笑容的臉，他們在桌子的一側排成一行，身穿細條紋布西服，肩並肩地排列成一堵密不透風的牆。科林爵士和我握手，朝我肩膀後望去，看是否還有別人和我一起來。
“就我一個人，”我說，“我該坐在哪裏？”
在那張長長的、油亮的桃花心木桌子的一側，是一排空座位，桌上擺著10~15份記事簿和削好的鉛筆。我坐下來，望著對麵的一張張麵孔。
“好了，讓我給你介紹一下。”科林爵士說。他開始挨個說出那些金融家、律師、會計師和管理谘詢師的名字。
“我是理查德·布蘭森，”我緊張地微笑著自我介紹道，“我來這裏的原因是，我想知道你們是否願意……也許願意……”我停下來，對麵的人都朝我伸長了脖子，“也許願意出售你們的百代子公司，”我說，“在我看來，索恩-百代公司規模那麽大，也許百代唱片公司不是你們最優先考慮的事情。你們在其他方麵有那麽多事務要處理。就這樣。”
屋子裏鴉雀無聲。
“我們對百代唱片公司很滿意，”科林爵士說，“我們正在采取一切措施，把它作為索恩-百代公司的重要部分加以管理。”
“嗯，”我說，“我認為我們不妨一試。”
說著我就站起身來，離開了房間。
我直接到弗農場去見西蒙和肯。
“他們是認真的，”我說，“他們急不可耐，還以為我打算去投標呢，他們其實已經箭在弦上了。既然科林爵士這麽擔憂，把自己的所有重量級人物都請了出來，那他們顯然很容易被說服，我想我們應該嚐試著和他們談談。”
西蒙和肯同意我的看法。特羅弗安排我們去找另一家商業銀行塞繆爾·蒙塔古公司。塞繆爾·蒙塔古又把我們介紹給房地產公司芒利，建議我們聯合投標。科林爵士不願把百代唱片公司單獨賣給我們，因此，我們可以和芒利共同投標，然後將百代拆分出來。簡明扼要地說，芒利將接管其全國連鎖的電視出租店，我們將接管百代唱片公司。
我們知道，公司上市後頭一年的利潤有望增加一倍以上，超過3000萬英鎊（除去在美國建立分公司的費用）。因此，我們計劃在10月宣布並購索恩-百代公司的同時，公布這一結果。
在整個夏天，特羅弗安排維珍從加拿大豐業銀行貸款1億英鎊，我們開始以每股7英鎊左右的價格，慢慢買進索恩-百代公司的股票，以便積累一定的股份，用作投標的基礎。隨著夏季那幾個月的股市行情不斷飆升，有人開始傳言說索恩-百代很可能將被收購，我也開始擔心我們到10月宣布收購會不會太遲了。但我對此幾乎無可奈何，因為我已決定開始一場嶄新的挑戰，許多人認為我將就此玩兒完。這次挑戰令人畏懼，不亞於任何商業冒險。佩爾·林德斯特拉德和我正計劃乘坐熱氣球飛越大西洋。在我平安歸來之前，沒人會認真對待維珍收購索恩-百代公司的想法。
這一切都得追溯到大西洋挑戰者Ⅱ號跨大西洋航行之後，我回去上班的第一天，接到一個電話。
“有個名叫佩爾·林德斯特拉德的人打來電話，”彭尼說，“他說他有個驚人的計劃。”
我拿起電話。
“如果你認為駕船跨越大西洋令人難忘，”一個帶瑞典口音的人拘謹地說，“不妨再想想，我計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熱氣球，還計劃在3萬英尺高的急流層中駕駛熱氣球飛行。我相信它能飛越大西洋。”
我似乎聽說過佩爾·林德斯特拉德。我知道他是氣球飛行領域的世界級專家，是好幾項紀錄的保持者，包括氣球飛行海拔最高的紀錄。佩爾跟我解釋說，載人熱氣球飛行最遠距離還沒有超過600英裏的，時間也沒有超過27小時的。為了駕駛熱氣球跨越大西洋，它必須飛行超過3000英裏的距離，是此前最遠飛行距離的5倍以上，並且持續飛行時間也是此前最長時間的3倍。
一隻充滿氦氣的氣球，就跟以前的齊柏林飛艇一樣，能夠在空中飄浮好幾天。熱氣球氣囊內的熱空氣能升到周圍的冷空氣之上，從而帶動氣球上升。但熱量通過氣囊損失很快，氣球駕駛者需要燃燒丙烷加熱空氣。在這個創造性的想法誕生之前，為了讓氣球一直飄浮在空中，需要大量燃料，其重量令氣球無法承擔，因此遏製了熱氣球的發展。
佩爾認為，隻需運用三種理論，我們就能打破飛行紀錄。第一種理論是讓氣球升到約3萬英尺的海拔高度，並順著疾風也就是急流層飛行，這裏的風速高達每小時200英裏。以前認為這種想法無法實現，因為急流層的風力太大太急，能將任何氣球撕成碎片。第二種理論是白天利用太陽能加熱氣球內的空氣，節約燃料。這種方法還沒人嚐試過。第三種理論是讓飛行員待在加壓的吊艙而非傳統的柳條筐裏，因為氣球要在3萬英尺的高度飛行。
當我研究佩爾的計劃時，我驚訝地意識到，這個笨拙的龐然大物裏麵的空間即便裝下整個皇家阿爾伯特廳[1]也綽綽有餘，但佩爾卻打算駕駛它跨越大西洋，且所需時間遠遠少於擁有4000馬力引擎的大西洋挑戰者號。佩爾估計飛行時間不到兩天，與船隻近40節的速度相比，這隻氣球的平均速度為90節。這就像在高速公路的快車道上駕車，卻被速度快一倍的“皇家阿爾伯特廳”超了過去。
我費了好大勁了解到一些有關慣性和風速的原理與科學運算，然後便邀請佩爾來見我。見麵時，我把手放在那堆記錄著理論運算的紙張上。
“我永遠無法理解所有這些科學與理論，”我說，“不過，如果你能回答我一個問題，我就跟你走。”
“當然。”佩爾說，挺直腰板，準備回答某個特別具有挑戰性的問題。
“你有孩子嗎？”
“有啊，我有兩個孩子。”
“那好吧。”我站起來握住他的手，“我會去的。不過，我最好先學會怎樣駕駛這玩意兒。”
我後來才知道，此前已有7個人試圖駕駛氣球跨越大西洋，其中5個人都失去了生命。
佩爾帶著我，到西班牙參加為期一周的氣球駕駛速成班。我發現，駕駛氣球是我做過的最興奮的事情之一。它將幾種感覺結合起來，可以升到世界的上空，體驗燃燒器熄滅後的寂靜以及飄浮在空中的感覺，還可以從上麵看到蔚為壯觀的全景式風景，所有這一切對我來說都是很大的**。我的指導教練羅賓·巴徹勒外表跟我酷似，在忍受了一周他的大喊大叫之後，我獲得了氣球飛行執照。我準備好了。
因為盛行的急流是從西流向東，所以我們在美國緬因州找到一個氣球起飛地點。這裏靠近波士頓，距海邊約100英裏，可避免海風的影響。佩爾估計，等我們越過海岸線時，氣球應該已經升入急流層，就不會受當地天氣影響了。我們有兩位至關重要的顧問，一位是領導機械團隊的湯姆·巴羅，另一位是專業的氣象學家鮑勃·賴斯。他們倆顯然都是真正的權威，能讓我毫無保留地信賴他們。大西洋上空有兩股急流，一股流向北極，另一股則突然轉向亞速爾群島，然後回到海洋的中央。鮑勃·賴斯告訴我們，找到正確的飛行路線就像“在兩塊磁鐵之間中滾動一個滾珠”。如果發生燃料用盡或者氣球結冰的意外，我們就不得不在大海上丟棄氣球。
“吊艙周圍有安全環狀浮袋，它能讓吊艙漂浮在水麵上。”湯姆·巴羅說道。
“如果它們無法工作，那該怎麽辦？”我問。
“你會收回你的錢，”他說，“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我們替你把錢收回來。”
在氣球升空的頭天，我們在緬因州的蘇格洛夫山向湯姆做最後一次谘詢時，他舉行了最後的緊急訓練：“要讓這個東西著陸，就跟讓一輛沒有刹車的謝爾曼坦克依靠慣性滑行一樣，那將導致氣球墜毀。”
他的最後警告是最有說服力的：“現在，雖然我們已經走到這一步，但如果我認為它太危險，或者如果你們出現健康問題，我也仍然能中止計劃。”
“包括精神健康問題嗎？”我開玩笑說。
“不，”湯姆說，“那是做這次飛行的先決條件。如果你不是個徹頭徹尾的瘋子，並且害怕得要死，那你首先就不應該登上氣球。”
我當然是害怕得要死。
氣球起飛的前一天晚上，佩爾和我吃了安眠藥。我們在淩晨2點醒來，外麵漆黑一片。不過，當我們驅車前往起飛地點時，我們看見那隻巨大的氣球被泛光燈照亮，高高挺立在樹林上空。它看起來非常壯觀，側麵為銀色，圓圓的頂部是黑色。它真是雄偉。氣球已經充滿氣，連接固定裝置的繩索拉得緊緊的。我們擔心一陣風會突然刮來，將它吹翻，於是就爬進吊艙，地勤人員開始做最後的檢查。
在吊艙裏，我們沒有意識到一場意外將我們猛地向上推去。一根纜繩跟兩個丙烷桶纏繞在一起，當氣球忽上忽下地拉扯固定裝置時，纜繩把桶扯掉了。失去了它們的重量，氣球就向上彈了出去，但仍然拖著兩根係著沙袋的纜繩。我們升到一定高度，到達緬因州的森林上方，朝著大海前進，這時佩爾才爬出吊艙，砍斷了最後兩根纜繩。我們迅速向越來越亮的東方前進，以85節的速度順著急流層翱翔，時速接近100英裏。10個小時後，我們已經飛行了900英裏，輕鬆地打破了熱氣球的最長飛行距離紀錄。鮑勃·賴斯通過無線電告訴我們，不管發生什麽，都要保持27,000英尺的高度，因為疾風就在這裏。
第一天晚上，我們遇到風暴，下降到了天氣比較平穩的高度，但這裏在下雪，我們立刻失去了急流層中的速度。
“我們得重新回到急流層。”佩爾說。他點燃燃燒器，我們再次上升，去麵對壞天氣。氣球受到風暴的猛烈衝擊，吊艙前後搖晃。但就在我們拿不準是否該重新下降時，卻一頭闖入了晴朗的天氣，速度達到140節——每小時超過160英裏。第二天早上，維珍的747飛機處女航行者號到了，在我們周圍做了一個“8”字形飛行。“劈啪”作響的無線電裏傳來我媽媽的聲音：“加油，理查德，加油！我們在和你比賽。”
“我將竭盡全力，媽媽。請向特意前來迎接我們的全體機組人員和乘客表示感謝。”我說。
我們一路飛奔，實際上，在7月3日星期五的下午2時30分就越過了愛爾蘭海岸。跟駕船相比，這是一次夢幻般的跨越。我們在空中隻飛了29個小時。
但不可思議的飛行速度也給我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問題：吊艙上仍掛著整整3桶燃料，它們很可能在著陸時爆炸。我們決定突然下降，超低空飛行，在一片空地上扔掉它們。然後再次下降，準備平穩著陸。佩爾停止燃燒丙烷，讓氣球朝低處下降，這樣我們就能看見在哪裏能安全地投棄多餘的燃料箱。當我們下降時，氣球周圍突然刮起一陣旋風，比我們預想的更猛烈。地麵朝我們猛撲上來。我們的移動速度差不多有30節，即每小時約35英裏。相對於我們的突然下降，我們的地速還沒有構成問題。我們撞到地麵上，擦著地麵跳躍前進。所有的燃料箱，連同我們的無線電天線，都被撞掉了。失去燃料箱的重量後，我們又猛然向上衝去，險些撞上一所房子和一座電塔，不過我沒有看見這一幕。我們撞上了利馬窪迪的地麵，這是一個愛爾蘭小村莊。
沒有了燃料箱，氣球完全失控了。除非我們能加熱空氣，否則，一旦氣球上升到頂點，我們就會飛快墜落，就像背著一個沒有打開的降落傘那樣獲得加速度。吊艙裏還有一個小型備用燃料箱，佩爾迅速將它和燃燒器連接起來。
“它給纏住了，”佩爾說，“纜繩都被纏住了。”
氣球像火箭一般騰空而起，頂部被空氣壓得凹下來，氣球中部的纜繩掛上了什麽東西，開始拉著我們旋轉，打成一個繩結。整隻氣球都扭曲成螺旋起子的形狀，氣球入口也封閉了。如此一來，我們根本沒辦法加熱裏麵的空氣。當我們開始向下飄落時，我打開吊艙蓋，爬到頂上，掏出刀子，劈砍纏繞的纜繩。
“快點！”佩爾衝著我大叫，“我們正在飛快墜落。”
我終於設法砍斷了纜繩，氣球猛地轉身，頂部一下子向外凸起，氣囊底部的入口打開了。
“進來！”佩爾叫道。
當我從艙口跳進吊艙時，他打開燃燒器，開到最大。我們距離地麵已經不到300英尺了，不過，加熱的空氣讓氣球穩定下來，停止下降，我們又開始上升了。我試了幾個開關，但吊艙裏已經沒電了。
“該死，”我說，“沒有燈，沒有無線電，沒有燃料箱。隻有高度計還在工作。”
“讓我們試試能否在海灘上著陸，”佩爾說，“我們不能冒險在內陸任何地方降落。”
我穿上救生衣和降落傘，又將救生筏係到皮帶上。我們看見氣球逐漸接近海岸線，佩爾從氣球頂部排出熱氣，降低我們的高度。但這一次，地麵氣流仍比我們預想的猛烈得多，風把氣球刮到海上。我們朝東北方衝去，吊艙裏沒有了無線電，也沒有了電能，我們比以前更無能為力，隻能任由肆虐的狂風擺布。
“抓緊了。”佩爾說。
我們撞上大海，這讓我一下子跌進了佩爾懷裏。吊艙傾斜得可怕，我們無法站直身體。氣球開始拖著我們掠過海麵，一個接一個的海浪猛烈地撞擊著我們。
“爬出去！”佩爾對我大叫，“理查德，我們必須爬出去。”
佩爾頂住艙蓋，猛地拉下控製杆，打開了艙口。在海水湧進吊艙的那一刻，氣球暫時減慢了速度。佩爾艱難地站起來，爬出艙口。我看見佩爾的後背擠過艙口，消失在外麵，於是我也跟著他，撲過去爬上樓梯。我注意到佩爾仍然背著降落傘。我們緊緊抓住鋼纜，試圖在傾斜的吊艙頂上保持平衡。
“你的救生衣去哪兒了？”我大叫著。
佩爾似乎沒聽見我的叫聲。狂風和呼嘯的海浪把我的聲音吹了回來。氣球東倒西歪，它的一側橫衝直撞地掠過灰色的大海，絲毫沒有減速的跡象，在我們後方留下泛著泡沫的白色拖痕。接著，一陣狂風朝我們席卷而來，刮得氣球離開了海麵。
佩爾從吊艙頂部跳進冰冷的黑色海水，墜落了至少100英尺。我覺得他死定了。
我猶豫不決，接著便恐怖地意識到自己已錯過時機。失去了佩爾的重量，巨大的氣球開始上升。當吊艙像鍾擺一樣在氣球下方搖擺時，我差點被摔回到吊艙邊緣。我蹲下來，抓住欄杆，望著灰色的大海在我下方飛快墜落。氣球上升得很快，而且又看不見佩爾。現在，氣球正在順風飛行，不再拖著吊艙劃過水麵，周圍安靜多了。我眼睜睜地望著氣球向上攀升，鑽進厚厚的雲層，什麽也看不見了，心裏越來越害怕。
現在我孤身一人，待在有史以來最大的熱氣球上，朝蘇格蘭飛去。寒風凜冽，下麵的大海冰冷刺骨，而我陷入了重重迷霧，身邊隻剩下那個小小的緊急燃料箱。
我爬回到吊艙裏麵。現在，它不再歪歪倒倒，我看到一個個屏幕和控製器都恢複到我們做越洋飛行時的狀態，於是又恢複了信心。我飛快地考慮了一下自己麵臨的抉擇。我可以跳傘到海上，但很可能沒人會在海上找到我，我會被淹死；我也可以向上飛入夜幕降臨的天空，如果能幸運地飛到陸地上，就可以嚐試在夜裏降落。我撿起麥克風，但無線電仍然失靈，我與外界無法聯係。
高度計上的數字在下降，我本能地點燃丙烷。令我欣喜的是，火苗躥入氣球裏麵，讓它穩定下來。我還以為海水把燃燒器泡壞了呢。我把燃燒器開到最大，讓它好好燒上一會兒，氣球開始再次上升。我感覺呼吸困難，便戴上氧氣罩。我看了看高度計：12,000英尺。厚厚的白雲從四麵八方向我擠壓過來。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隻知道泛著灰色泡沫的大海在下麵等著我。佩爾在迫降氣球前告訴我，我們沒有足夠的燃料在天黑前飛到蘇格蘭。這個備用燃料箱隻能讓我飛一個小時。早晚我會再次麵對愛爾蘭海。
在隨後的10分鍾，我的行動將攸關生死。我要完全靠自己。我們已經打破紀錄，但我幾乎是死定了。佩爾沒穿救生衣，他要麽已經死去，要麽正設法往前遊。我必須讓人找到他，我必須活下來。我厘清思路，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麵前的幾種抉擇上。我已經有24個小時沒睡覺，覺得腦子裏一團糨糊。我決定讓氣球繼續升高，這樣我就能跳傘離開吊艙。我打開燃燒器，接著發現了我的筆記本，在空白頁上潦草地寫下一行字：“瓊、霍麗、山姆，我愛你們。”等高度計讀數達到8000英尺後，我就爬到外麵。
我蹲在吊艙頂上，抬頭望著上麵那隻巨大的氣球，漸漸意識到自己正站在世界上最大的降落傘下麵。如果能讓氣球下降，我就可以在墜毀前的最後一刻跳進大海。現在，我知道自己的燃料還夠支撐30分鍾。如果背著降落傘跳下去，我很可能最多活兩分鍾，相比之下，再活30分鍾肯定更好。
“趁自己活著，我還能想想法子。”我說，“肯定會想出辦法的。”
我爬回艙裏，脫下降落傘。我想好了，為了那額外的幾十分鍾，我願意做任何事情。我抓起一些巧克力，塞進夾克的口袋裏，檢查了一下手電筒，它仍在裏麵。
我朝吊艙外瞥了一眼下麵的霧氣，試圖計算出該何時熄掉燃燒器、何時打開排氣口、何時離開控製台並爬到吊艙頂上做最後一跳。我知道自己必須精確地計算出最後的燃燒時間，好讓氣球盡量緩慢地撞上大海。盡管丟掉了所有燃料箱，氣球仍載著大約3噸重的東西。
當氣球穿過雲層底部鑽出來時，我看見了下麵的灰色大海，還看見一架英國皇家空軍的直升機。我最後一次點燃丙烷，減緩下降速度，然後就讓氣球自己降落。我抓起一塊紅色的破布，從艙口爬到外麵，蹲在吊艙頂上，對著直升機飛行員揮舞破布。他相當漫不經心地揮手回應，似乎並未覺察到我身陷困境。
我在吊艙邊緣凝視著外麵，看見大海正向上撲來。我拖著步子，在吊艙上四處走動，試圖弄清風向。這很難確定，風似乎從四麵八方湧來。我最終選擇了上風處，朝下方俯瞰。我距離大海僅50英尺，跟一座房子差不多高，海浪翻滾著朝我撲來。我檢查了一下救生衣，緊緊抓住欄杆。氣球失去我的重量後，我希望它能再次上升，而不是撞到我頭頂上。我等待著，直到吊艙恰好降到大海上方一點點，才打開救生衣拉索，從吊艙上一躍而下。
海水冰冷刺骨。我旋轉著沉入海水深處，感覺自己的頭皮在水中結冰了一般。然後，救生衣將我一下子彈回水麵。謝天謝地，我還活著。我轉身望著氣球。在失去我的重量後，它靜靜地升回空中，就像一艘巨大的外星宇宙飛船一般，穿過雲層，從視野中消失了。
那架直升機飛到我上方，放下一根吊索。我就像**秋千那樣坐在吊索裏麵。但是，每次它試圖拉我上去，都把我再次浸入水中。我不明白哪裏出了錯，而我太虛弱了，根本無法堅持更長時間。最終絞盤把我拉了上去，有人伸出手，把我拽進直升機裏麵。
“我想去尋找佩爾。”我說，“我很好。”
如果佩爾跳下海後活了下來，他會在愛爾蘭海裏繼續遊泳——或者更有可能，在裏麵淹死。白晝的光線逐漸消隱，而在空中搜索，隻能看到他的頭部。這就跟尋找一隻足球差不多——在狂暴的灰色大海上尋找一隻灰色的足球。飛行員不理會我的話。不到兩分鍾，我們就降落到一艘船上，我被拖上船去。飛行員都沒停下來歇口氣，又立即起飛，回到大海上空。我被架著穿過甲板，放進熱水浴缸裏。洗完澡後，我來到駕駛台上，看搜索進展如何。10分鍾、15分鍾、20分鍾過去了，什麽消息都沒有。然後無線電“啪啪”地響起來。
“我們發現他了，”飛行員說，“他仍在遊泳，他還活著。”
我們在船上見麵，一下子撲進對方懷抱裏。佩爾已經被脫得精光，身上裹了一塊保溫救生毯。他的臉就像白色的大理石，身上被凍得發青，牙關不住地打戰。
不管怎麽說，我們是最早乘熱氣球飛越大西洋的人。更重要的是，我們都活了下來。我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還活著。
1987年整個夏天，英國蘇格蘭航空公司掙紮著勉強維持運營。它拍了一係列廣告，廣告中的商人和著沙灘男孩樂隊那首《加利福尼亞姑娘》的曲調，唱著“我希望她們全都是‘加利多尼亞’[2]姑娘”，並盡情展示空服人員的格子呢服裝。但這些都無濟於事，英國蘇格蘭航空公司不斷虧損。到8月，他們宣布接受英國航空公司的兼並條款。
在我看來，這次兼並顯然違反了壟斷與兼並委員會的規定，因為這是英國規模最大的兩家航空公司合並，由此組成的新公司在跨大西洋飛行中占據了50%以上的市場份額。我們向委員會提出控告，認為這份合並協議使英國航空公司在幾條跨大西洋航線上的市場份額從45%左右上升至80%，但協議仍在9月獲得批準。兩家公司大耍花招，英國蘇格蘭航空公司將獨立運營，其空服人員也將繼續穿著格子呢製服，保持他們的獨立性。沒有了蘇格蘭航空公司的競爭，英航開始轉移注意力，全力以赴地痛擊最後的英國小競爭對手——我們——然後壟斷大西洋航線。
當英航和蘇格蘭航空公司的交易正在進行時，我們意識到，更加壯大的英航雖然對我們構成威脅，但這次合並也為我們帶來了潛在的機遇。維珍的第一架大型飛機已經升值1000萬美元，我們利用這筆錢租了第二架飛機，打算讓它飛到邁阿密。我們想進一步擴大航空公司規模。根據調節英、美國際空運的《百慕大協議》，在英、美之間飛行的英國航空公司應有兩家。我們的律師還發現，英、日兩國達成的政府協議規定，英國和日本也須各有兩家航空公司在兩國之間飛行。在蘇格蘭航空公司被兼並後，維珍大西洋公司現在就可以自由地向前發展，作為英國的第二家航空公司，申請在這些航線上飛行。
麥克·歐菲爾德和性手槍樂隊無疑是維珍唱片公司發展中的轉折點，同樣，英航兼並英國蘇格蘭航空公司也成為維珍大西洋公司的轉折點。在它們合並之前，我們隻能飛往邁阿密以及紐約附近的紐瓦克機場。現在，作為英國第二家遠程航空公司，維珍大西洋公司有資格申請蘇格蘭航空公司以前的航線，也就是它們合並後的新公司擁有的重複航線。我們首先申請的是紐約的主要機場肯尼迪國際機場，然後還有洛杉磯和東京。接著，我們列出了蘇格蘭航空公司以前運營的另外三個目的地：舊金山、波士頓和香港。在1987年，我們隻擁有兩架飛機。為了飛洛杉磯和東京，我們不得不再租賃兩架飛機，並把我們的空服人員增加一倍。
我們一邊爭取英國蘇格蘭航空公司的航線，一邊繼續爭取索恩-百代公司。在9月的最後一周，特羅弗終於辦完了我們從加拿大豐業銀行貸款1億英鎊的手續。盡管整個夏天股市行情都在上漲，我們卻仍感覺索恩-百代的股票價值受到低估。有了1億英鎊供我們支配，我們就從1987年9月25日開始購買百代的股票。麵對百代的龐大規模，我們沒有退縮，我們開始提出一次購買10萬股的訂單。我們決定在宣布投標之前買進該公司5%的股份。即使我們的投標失敗，我們也知道，從長遠來說，自己那5%的股份會升值。
1987年10月15日的周四晚上，英國刮起一場颶風。我記得從牛津花園步行前往魅力號，途中看到大街上全是綠色的——上麵蓋滿落葉。能去上班的人非常少，周五股市關閉。但美國從周三就開始一窩蜂地拋售股票了。整個周五晚上，我驚訝地望著道瓊斯指數下跌95點，這是它到當時為止跌幅最大的一天。到了下周一，華爾街股市崩盤才對倫敦以及世界其餘地方造成全麵衝擊。周日的報紙上充滿了樂觀的聲音，甚至有人還鼓勵讀者盡量多購買英國石油公司的股票。到了周一，澳大利亞股市最先開盤，它下挫了五分之一。接著，東京股市也跌了1500點。我想這是購買索恩-百代公司股票的絕好時機，便給我們的股票經紀人打電話，讓他先購買價值500萬英鎊的索恩-百代股票。我擔心別人會抓住這次機會，希望趕在其他所有人之前下手。但這次我的擔心是多餘的。我想，看到股市上居然還有買家，沒人會相信自己的運氣。股票經紀人在20秒鍾內就填好了訂單，然後問我是否打算購買更多股票。
“股市上有成噸的股票可買。”他說。
我終於察覺到災難的氣息，趕緊住手。就在我考慮這件事時，倫敦股市就下跌了100點，然後又下跌了100點，接著又下跌了50點——在一天內就下跌了250點。那天下午，道瓊斯指數再次下挫500點。在3天之內，全球股票市場就損失了大約四分之一的價值。
特羅弗和我碰了個頭。我的直接損失在於，維珍的股票價格幾乎減少了一半，從每股160便士下跌到90便士。有人計算出來，我擁有的維珍集團上市公司的股票價值損失了4100萬英鎊。實際的情況比這糟糕得多。索恩-百代的股票價格從7.30英鎊跌至5.80英鎊，降低了20%，我們持有的股份價值也縮水到1800萬英鎊。
加拿大豐業銀行可不覺得這好玩。隨著股價的下跌，他們要求維珍立即歸還500萬英鎊現金貸款。奇怪的是，我仍對收購索恩百代充滿自信。我從不打算出售自己的維珍股票，而且非常肯定人們大大低估了股票價格，因此並未感到維珍股價暴跌對自己造成影響。我更關注百代的利潤和現金流，開始把股市崩盤看作購買這家公司的大好時機。但芒利公司受到這次股市崩盤的沉重打擊，損失慘重——他們的股票價格暴跌了60%，他們無法借更多的錢買入索恩-百代的股票，誰也借不到錢。
“但這是獨一無二的購買機會，”我說，“索恩現在的價值隻有它在上周五的三分之二，這簡直難以置信。我們知道自己能從它的舊唱片中賺多少現金，因此，從純現金的角度看，這對我們來說是便宜貨。”
“前麵可能還會有艱難時期，”他們警告我，“這次崩盤改變了整個局麵。”
“但是人們不會停止購買唱片，”我說，“大多數人根本就沒有任何股票。他們會繼續購買披頭士樂隊和菲爾·科林斯的專輯。”
但所有人都不讚成我的做法。他們都想知道股市下一步的走勢。索恩-百代的股票價格繼續下跌，一直跌到每股5.30英鎊。我確信，如果我們能團結一致，就能籌到錢，以相當低廉的價格買下索恩-百代。我認為股市徹底崩盤還沒有充分的理由，股價很快就會恢複。我告訴他們，現在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但是他們全都反對。我無法說服他們，隻好讓這件事不了了之。我期望公布了當年的盈利結果後，維珍的股價會上升。於是，我們宣布，截至1987年7月，維珍的年利潤從1400萬英鎊上升到3200萬英鎊，增加了一倍多，但沒有提索恩-百代的事。結果，我們的股價並未上揚，一點都沒升高。為什麽維珍頭一年能以140便士的價格發行股票，而在公司利潤翻番的情況下，股價卻下跌了一半？這實在令人費解。
這次股市崩盤在維珍作為上市公司的棺材上釘下了最後一顆釘子。我知道唐會反對我們改變方向，但特羅弗和我悄悄討論了將維珍再次變為私人企業的計劃。特羅弗開始計算大規模回購股票需要的資金。
1988年7月，我們宣布維珍的管理人員將買下維珍上市公司的全部股份。本來，如果我們以低於最初每股140便士的價格回收，也能僥幸獲得成功，但我們仍決定按發行價回購。相對於我們宣布這一決定時的股票交易價格——每股70便士——這是一筆不小的加價。這意味著，在維珍上市時向我們投資的人——所有那些在銀行外排隊購買股票、祝我好運的人——都不會遭受損失。我們的聲譽將毫發無損。
特羅弗重新協商了維珍集團的整個資金結構，在1988年11月底安排好了私有化手續。這是一項繁重的任務，我們的顧問塞繆爾·蒙塔古公司提議其母公司米特蘭銀行加入貸款銀行聯合組織，結果遭到拒絕，從而使得這項任務更加艱巨。
特羅弗決定放棄蒙塔古的服務，僅在名義上保留他們。他沒有建立以一家銀行為聯係者和主要談判者的銀行集團，而是開始組建一個銀行聯盟，直接跟每家銀行聯係。這意味著他不得不到處跑腿，因為他跟所有銀行都單獨對話。但這也意味著他能夠挑撥離間它們。最終，他從20家不同銀行安排了一係列貸款，為我們定下3億英鎊的總透支額。我們購入外部持股人的股票，為獲得維珍集團上市公司的股票而重新籌資，同樣也為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籌資。
特羅弗和我開始尋找其他願意跟我們合作投資任何維珍子公司的企業。我們想給各子公司找一兩個關鍵合夥人，取代金融城的持股人。維珍集團的結構將變得極其複雜。
[1] 皇家阿爾伯特廳（Royal Albert Hall）：位於倫敦的國寶級音樂廳，體形巨大，可容納9000人。
[2] 加利多尼亞（Caledonian）：意為“古蘇格蘭人”，英國蘇格蘭航空公司的英文原名即為“British Caledonian”。這裏是借用了原歌詞“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的諧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