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1988—1990 股市崩盤：我們準備出售一切
當我買回尼克那40%的股份時，我已經有能力償還我那100萬英鎊的透支了，因為從菲爾·科林斯開始，維珍突然發行了一係列熱門唱片。當時我知道自己成敗未定。如今，這筆錢的數目更加讓人望而生畏。我們欠下高達3億英鎊的債務，而且必須在頭一年還掉2億英鎊。在這樣的壓力下，我們準備出售一切。世界上沒有神聖不可侵犯之物，如果有人對維珍任何業務提出可觀的報價，我們都會接受。特羅弗、肯和我開始試探業界的反應，看他們有多大興趣。我們首先考慮的是維珍零售業務。
特羅弗和我把維珍零售業務分成三個獨立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們在W. H. 史密斯的收購後保留下來的唱片店，都是典型的主要街道店鋪，外加牛津街大賣場；第二部分是帕特裏克·澤尼克計劃在香榭麗舍大街創辦的巴黎大賣場，他將建立一家獨立的法國子公司來投資這家店鋪；第三部分是我們為伊恩·杜菲爾製訂的計劃，他曾在牛津街設計並建立其HMV唱片店，我們已經設法說服他加入維珍。
我們向他提供了在全球任何地方建立維珍大賣場的機會，允諾支持他的判斷，讓他直接擁有大賣場的股份。伊恩是該行業最優秀的唱片零售商。他為唱片店製訂詳細計劃，從我們開設最早的一批維珍商店起，我就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認為我們能夠東山再起。伊恩對開設一係列海外維珍大賣場很有興趣。
我們考慮在美國建立大賣場，不過當時那裏的零售業租金是天文數字，而且競爭十分激烈。於是，我們便選擇把首家大賣場開在悉尼，因為那裏的市場比較平靜，沒有什麽競爭。在那裏開設大賣場並嚐試不同的方案，也不會造成多大損失。
與此同時，巴黎大賣場成為維珍在國外真正建立的第一家唱片店。帕特裏克找到了店址，這裏曾是一家古老的大銀行，其曆史可追溯到19世紀。裏麵有大理石地板和高高的天花板，還有華麗至極的樓梯。這抓住了我的想象力。我們知道小型唱片店無法賺到足夠的錢，它們隻能吸引過路人，而店裏庫存太少又隻能讓此類顧客感到失望。既然20世紀70年代已經結束，地上的坐墊也就清理掉了，傳統的維珍唱片店似乎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認同和顧客的忠誠。我們必須建立規模更大的商店，以便提供全球最豐富的產品。
帕特裏克的巴黎大賣場獲得難以置信的成功。自從開張以來，它就超越了帕特裏克的所有銷售預測，成為巴黎最著名的唱片店。事實上，它不但是唱片店，還是路標和景點。沒過幾個月，巴黎大賣場吸引的顧客就跟盧浮宮的遊客數量不相上下了。如今，它每平方米創造的銷售量依然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唱片店高一倍以上。似乎每個十幾歲的日本和德國遊客都會到此朝聖，大量購買CD，甚至頂層的咖啡館也成為法國主管們見麵的時髦地點。我為帕特裏克感到高興，但是，我仍然不知道該把英國的唱片店怎麽辦。
我們認定該讓別人來扭轉維珍零售店的局麵了。正式通知解雇職員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討厭這麽做。我討厭對抗，也討厭讓人們失望，我一直想再給大家一次機會。但這個團隊顯然已經無能為力，造成了虧損，根本沒指望扭轉局麵。在那個財政年度結束時，他們承認維珍零售業務的虧損比他們預計的還多200萬英鎊。這麽晚才處理這個問題，我們進退維穀。
我們要求一些獵頭公司擬出一份合適人選的名單，不過，當西蒙·伯克申請主管職位時，我對他是最感興趣的。西蒙幾年前加入維珍，擔任發展部經理。其任務就是瀏覽我們收到的所有商業計劃書，看其中是否有值得我們采納的計劃。
我一直希望維珍的員工們能挖掘自身潛能。我堅信一切皆有可能，盡管從表麵看，以西蒙的資質，還不足以讓一個失敗的大型連鎖唱片店扭虧為盈，但是我確信，如果有人能做到這一點，那麽他一定是那個人。果然，1988年8月，西蒙剛到維珍零售店工作，店裏就開始出現改觀。他著手清除我們不需要或造成虧損的一切東西。
他的策略開始奏效，到1989年6月，維珍零售業務首次獲得利潤。他在維珍董事會麵前第一次做報告時，給我們看了一些幻燈片，要求向新店鋪投入1000萬英鎊。他指出，維珍的零售業務正走向崩潰，他還給我們展示了店鋪的一些照片，裏麵有搖搖欲墜的屋瓦和老化的電線。西蒙指出，假如航空公司的顧客看見這個，就會對飛機的狀況感到擔憂。不幸的是，帕特裏克·澤尼克也需要1000萬英鎊的投資，在波爾多和馬賽發展維珍大賣場。我為最近巴黎大賣場的成功感到興奮，更傾向於把資金轉給法國而非英國。這一定讓西蒙感到煩惱。與此同時，悉尼大賣場已經為開張做好準備，伊恩和邁克也在日本考察。
為了給我們在英國的唱片店帶來投資，幫助它們償還普通債務，我們又建立了另一家合資企業。如果能有金融投資者接收30%的股份，那就最理想了。但由於當時利率太高，而且感覺主要街道上的零售業都在走向衰退，因此我們找不到這樣的投資者。我們開始與伍爾沃斯的所有者翠豐集團商談。就在這些商談拖延未決時，W. H. 史密斯聽到風聲，給我打電話，問他們能否提出報價。因此，當西蒙·伯克正在為維珍集團整頓維珍零售業務時，他突然發現自己有了個新老板：由維珍集團和W. H. 史密斯公司組成的雙頭公司。W. H. 史密斯公司從我們的10家英國大賣場購買了50%的股份，與我們早先出售給W. H. 史密斯的店鋪不同，它們仍在維珍的名義下經營。通過出售這些股份，我們獲得了1200萬英鎊，然後立即用它歸還了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借下的債務。這個案例再次體現了比銀行家提前一步行動的機會。
我們在英國的零售分公司搖身一變，成為跟W. H. 史密斯建立的合資公司，而我們在歐洲的零售業務也開始從巴黎擴張到波爾多、馬賽以及德國。與此同時，幾個不同的維珍分公司又把注意力轉向了日本。
很多英國公司都抱怨，在日本做生意很難，但維珍卻一直跟日本人保持著十分友好的關係。到1988年，維珍在日本已成為一個知名度相當高的品牌。我們有一些藝人的唱片在那裏賣得很好，尤其是“喬治男孩”“人類聯盟”和頭腦簡單樂隊以及菲爾·科林斯。在英航兼並蘇格蘭航空公司之後，我們成功地申請到倫敦飛往東京的權利。當我們尋求減少透支的方法時，我們意識到，為了降低集團如山的債務，就必須出售維珍大西洋公司和維珍唱片公司的股份。
我們的第一樁交易，是將航空公司10%的股份出售給西武集團，這是一家大型的日本旅遊集團。當時，維珍大西洋公司剛剛宣布其稅前利潤增加了一倍，達到1000萬英鎊，西武集團以3600萬英鎊的價錢購買了10%的股份。與此同時，羅伯特·德弗羅也跟世嘉公司簽訂了一份維珍傳媒配銷世嘉遊戲的長期合同。顯然日本的公司與維珍擁有許多共同之處。
就跟我們一樣，他們也傾向於追求長期目標。維珍上市後，除了聽命於非執行董事和持股人帶來的壓抑感，投資者的短視也讓我倍感沮喪。我們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必須創造出立竿見影的成績。而且，除非我們支付大筆股息，否則我們的股票價格就會受到影響。日本投資者對股息多少不以為意，他們差不多總是尋求資本增值。考慮到投資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獲得收益，跟公司的收入相比，日本的股票價格是非常高的。因此，日本的市盈率往往高達英國的3倍。有一次，我還聽說一家日本公司正在製訂長達200年的商業計劃！這讓我想起20世紀80年代的一句話，當有人問起怎樣看待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意義時，一位名人回答說：“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
接下來跟日本夥伴合作的維珍業務是唱片公司，這次出售至關重要。如果我們打算讓回購維珍集團上市公司的行為顯得有意義，那麽我們就必須為維珍唱片公司提出一個好價錢。西蒙、特羅弗和我跟許多美國公司商議過出售維珍唱片公司股份的事情。有一家美國公司出價最高，但它不準備扮演長期的被動投資者的角色。我們都傾向於一家日本傳媒公司富士產經集團。跟該集團的阿吉先生在我位於荷蘭公園11號的住宅花園裏會麵時，我下定了決心。
“布蘭森先生，”他平靜地提出一個問題，“你喜歡美國太太還是日本太太？美國太太難以應付——她會造成大量訴訟和贍養費，而日本太太卻賢惠又安靜。”
通過出售維珍唱片公司25%的股份，我們獲得1.5億美元——合1億英鎊——我們一直認為金融城低估了維珍的價值，這就是明證。這次出售清楚地表明，單是唱片公司，至少就值4億英鎊，這還不包括上市的維珍集團中其他子公司（如唱片零售店）的價值。這遠遠高於我們回購集團股票前金融城估計的1.8億美元，也遠遠高於我們最終恢複私有化時支付的2.4億英鎊。
在給航空公司和唱片公司這兩項主要業務找到日本合夥人之後，我們便把目光轉向維珍的第三項業務，決定在日本擴大零售生意。伊恩·杜菲爾和邁克·英曼已經跟我們的日本顧問植山周一郎一起展開調查。邁克在悉尼的時候就開始學日語了，因為他的兄弟跟一個日本姑娘結了婚。伊恩把邁克派到東京，自己前往洛杉磯，開始沿著日落大道尋找大賣場的店址。
邁克報告說，我們不可能完全靠自己在東京設立大賣場。東京是個大都市，幾乎沒有易於辨別的功能區，外人很難確定哪裏是關鍵部分。東京的零售區、居住區和商業區全都混在一起，這一點跟倫敦大不相同，因為倫敦有明確的商業區——如牛津街、騎士橋和肯辛頓大街——很容易找到方向。東京似乎哪裏都一樣，而且房產極貴，要租店鋪，就必須付一大筆押金，即“保證金”。特羅弗、伊恩和植山聯係了很多潛在的日本合夥人，最終選定一家名叫“丸井”的時裝零售商。特羅弗與他們組成對等的合作夥伴關係，日本的維珍大賣場由此開始。
開唱片店難就難在商品的“同質化”問題比較突出。維珍沒有任何自有或專賣產品。我們知道其他唱片店在東京都虧損嚴重，部分原因就在於他們必須支付這麽高的“保證金”，同時也由於他們未能培養起顧客的忠誠度，因此沒有贏得對店鋪生死攸關的回頭客。
為了規避這些隱患，我們與丸井建立合資公司。他們最先真正意識到火車站對零售業的重要性，盡量地把商店設在大型火車站附近，確保有大量行人經過。丸井出售服裝時針對的是新一代越來越富裕的年輕人，並且首先推行大眾化的內部購物卡。丸井設法在東京市中心的主要商業區新宿為我們找到一個很棒的店址，店麵達 1萬平方英尺。這處房產屬於丸井，我們同意把一定比例的銷售款交給他們，取代固定的月租金。通過這種辦法，我們就不用支付大筆押金。按照歐洲的標準，1萬平方英尺的店麵是很小的，但已經比東京的其他唱片店大了。這正是我想要的日本旗艦店。
為了跟競爭對手區分開來，吸引更多顧客，我們安裝了試聽裝置，還雇用了一位DJ，他不僅能娛樂顧客，而且通過播放精彩歌曲，還可促進銷售。的確，很快他就把他的工資賺了回來。我們早期在牛津大街和諾丁山開的唱片店曾風靡一時，東京的維珍大賣場很快也獲得同樣的地位。全城的青少年都蜂擁來到這裏，它成了一個時髦的地方。東京物價很高，因此，青少年們很喜歡來這裏聽音樂、聊天和買唱片，花不了多少錢就可以度過一個下午。顧客在我們的東京大賣場平均停留40分鍾——比在麥當勞吃頓飯的時間長得多。這差不多是我們20世紀70年代零售哲學的延續。這家唱片店每天擁有10,000名顧客，比我們預想的還要成功。
由於伊恩待在洛杉磯，邁克就獨立撐起東京的店鋪。他追隨自己兄弟的腳步，愛上一個日本姑娘。他們在內克島舉行了婚禮。
從1988年到1990年，在兩年之內，維珍的每個子公司都找到了日本合作夥伴。有了世嘉、丸井、西武和富士產經集團，我們獲得了在日本擴大發展的獨特地位。我也即將在日本參加一次全然不同的冒險：佩爾和我打算再次踏上熱氣球冒險之旅，從東京越過太平洋，飛往美國。
等佩爾把他最擔憂的事告訴我時，這次行動已經無法挽回了。在我們搭乘飛機前往日本的途中，他坦白地告訴我，自己無法在壓力艙裏對吊艙進行檢測，因此無法百分之百地保證吊艙能承受4萬英尺的高空環境。如果有個窗戶在那麽高的地方被刮掉，我們就隻有七八秒鍾的時間戴上氧氣罩。
“我們需要把氧氣罩放在手邊，”佩爾像往常那樣輕描淡寫地說，“當然，如果同伴在睡覺，那就必須在3秒鍾內戴上氧氣罩、打開開關，然後在3秒鍾內為同伴戴上氧氣罩並打開開關，隻有2秒鍾的時間磨蹭。”
我可不喜歡和佩爾一起磨蹭，哪怕就兩秒鍾也不行。於是我發誓，決不在冒險途中睡覺。
“會有預警嗎？”
“如果吊艙出現泄壓，你會發現裏麵突然變得霧蒙蒙的，跟充滿霧氣似的。你會聽到耳朵裏一聲嘶鳴，還會感覺自己的肺仿佛要通過嘴巴被吸出胸腔一樣。”
有名記者問我這次飛行有何危險性，我複述了佩爾的話。
“你看，我們倆必須有一個在飛行中保持清醒，這至關重要。”我告訴那名記者，“因此，我們不會像飛越大西洋那樣使用維珍航空公司舒適的座椅，我們已經要求英航送兩把座椅來。”
我們打算在11月飛行，這時太平洋上空的急流最強。但這也是一年中海洋風暴最多的季節。從日本起飛後，我們幾乎立刻就會飛到海上。要抵達對麵的美國，我們的旅程將比跨大西洋飛行時創下紀錄的3000英裏多一倍以上。
佩爾的團隊已經把氣球和吊艙運到都城市的起飛地點，根據他們的計算，這個日本南部小城正好位於急流下方。到達都城市的第一天晚上，我接到湯姆·巴羅的電話，他跟佩爾從飛越大西洋那時起就鬧翻了。我們讓邁克·肯德裏克取代了湯姆的位置，但湯姆一直關注著佩爾的進展，感到非常擔憂。
“你們最終會掉進水裏，”他告訴我，“你們優先考慮的第一件事，就是準備好在海上能安全迫降，死裏逃生。如果——盡管概率不大——你們到達大陸，有60%的可能那裏已經天黑。在11月，北美洲每天有長達15個小時的夜晚，尤其是你們經過的最北方。你們沒法在黑暗中著陸，因此，你們最好再飛15個小時。即使每小時飛30英裏，你們也會深入內陸1000英裏，那時你們很可能會遇到麻煩。你們得考慮風暴天氣——碰到一個風平浪靜的天氣幾乎不可能。在北方，困在小屋裏的人隻能等天氣變好了再說，因此，你們務必安排好搜救隊。別指望你們降落時天氣晴朗。
“起飛前徹底檢查所有係統，不要急急慌慌地起飛。即使一切設備都安裝好，能正常工作，這次飛行也仍然十分危險。”
我對湯姆的建議表示感謝。
“最後一句話，”他跟我說，“跨大西洋飛行雖然成功，但卻失控了。我們都知道這一點。最後完全失控了，不過幸好你們倆都活了下來。你們倆都逐漸學會駕馭那隻氣球了。在大西洋上，你們或許還有可能迫降到一艘船附近，而在太平洋上，你們隻有死路一條。因此，你們要麽在海上迫降並死去，要麽會在黑夜裏撞上陸地，那將是千鈞一發的逃生機會。”
我放下電話，直冒冷汗。不等我把他說的話草草記錄下來，電話鈴又響了。是瓊打來的。那天是霍麗的8歲生日，她接過了電話。
“我在寫日記，爸爸，”她告訴我，“等你回家的時候，我們就能交換日記了。”
“好的，寶貝。”我努力克製自己的情緒，說道。
我向佩爾指出，我們不大可能在海上迫降中生存下來。他表示同意。
“我們沒必要買健康保險，”他漫不經心地說，“倒是可以買份人壽保險。”
佩爾的團隊在吊艙上安裝好了電氣係統，他和我一起坐下來，檢查飛行操作。真是難以置信，我們將再次被禁閉在這個小小的吊艙裏，周圍都是各種設備——我們與外界的唯一聯係方式。
一名記者正在瀏覽一張羅列出所有潛在錯誤的單子，我對他說道：“你瞧，這要麽就是小菜一碟，要麽不是。”
太平洋上空的急流層形狀與大西洋的不同。大西洋的是“V”形極地急流，就像一塊翻轉的瑞士三角巧克力。隨著氣球的上升，急流層會變得越來越寬，風速也越來越快，因此氣球的速度是逐漸增加的。在10,000英尺的高度，氣流速度可能是50節，到27,000英尺就達到100節，以此類推。氣球能夠輕鬆滑入急流層，不會受到衝擊。但太平洋的急流層則截然不同，凶猛如野獸。它是亞熱帶氣流，形狀就像單孔電纜。在20,000英尺的高度，氣流可能很平靜，到25,000英尺也是一樣。但到了27,000英尺，你會突然撞上急流，其速度達到100~200節。此前從沒有人在太平洋的急流層駕駛過氣球。我們知道，當氣球頂部撞上急流時存在一個危險，它可能會將氣球跟下麵懸掛的吊艙割斷。就算沒出那種事，氣球也會遭遇相當猛烈的衝擊。在那一瞬間，吊艙的速度隻有5節，而氣球的速度卻達到200節，我們知道，這時就像被1000匹馬拖著狂奔一樣。
如果我們設法進入了急流，裏麵就有一個直徑約4000英尺的內孔。為了留在這根管子裏麵，我們就得時刻密切注意高度計，警惕任何衝擊，因為這表明氣球和吊艙正處於不同的氣流中。
都城市的氣氛簡直跟狂歡節差不多。甚至還有一名神道教神職人員來到起飛地點祈福。我的父母已經抵達，不過瓊選擇待在家裏，等氣球起飛後再搭乘飛機前往洛杉磯。這樣她和孩子們就能在飛行結束後去迎接我。周日晚上，我們的氣象員鮑勃·賴斯預報周二會有好天氣。可到了周一，預報中的好天氣又被推遲到周三。佩爾和我又花了一天時間待在吊艙裏，一遍又一遍地檢查一切可能出錯的地方。
“讓火一直燃燒著——這是最重要的。”我們開了3個小時的會，討論飛行中可能出現的所有意外，然後，我把上麵這句話寫到筆記本上。
由於這次拖延，我有機會再看一遍吊艙牆壁上嵌入的眾多儀器盤、測量儀和開關；還讓我有時間好好區分投棄空燃料箱的開關跟分離氣球與吊艙的開關。
“現在是黃色警戒，”鮑勃·賴斯宣布，“預計到11月23日21時，綠燈就會亮了。”
“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嗎？”霍麗在電話裏問我，“它有多少英裏？你圍著地球飛一圈要多長時間？”
該睡覺了。我躺在酒店的**，卻沒法合眼。於是，我爬起來寫日記：
想休息幾個小時，很悲慘，我失敗了。隻好呆呆地望著窗外，看著美好的一天結束。空中飄浮著火山冒出的煙塵，看起來就像薄薄的雲。一輛輛裝有高音喇叭的汽車穿街走巷，宣布我們的起飛時間。按照市議會的計劃，到淩晨2時30分，還將為這座城市尚未完全醒來的人們放焰火。想象一下，英國城市的市議會這麽做會怎麽樣！我仍然不覺得緊張，高興、興奮，但並非真正的緊張。一切似乎都很順利。鮑勃感覺越洋飛行和著陸的環境都接近我們的最佳期望。我仍對充氣不太放心。兩個小時後必須回起飛地點，接受《1點鍾新聞》節目的實況采訪。
當我回到起飛地點時，我感覺到有麻煩了。氣球的氣囊仍然鋪在地上，還沒有充氣。佩爾的團隊成員正擠在操作室裏聽報告：“風太大，風險太大，順風太多。”他們決定把氣囊留在外麵的地上，希望第二天晚上風會小點。在70噸重的氣球固定裝置上，一陣狂風就能撕破氣球。我回到外麵找我們的翻譯。有人遞給我一支麥克風，我向聚集在發射地點山坡上的一大群人道歉。我們允諾明天再試。
第二天的白晝漫長而令人倦怠。急流似乎表現得有些異常，鮑勃·賴斯正在努力計算我們會降落在加利福尼亞還是育空。
“唉，讓天氣見鬼去吧，”鮑勃是美國最負盛名也最有經驗的氣象學家，他終於說道，“盡管飛吧！”
我回到酒店睡最後一覺，結果還是睡不著，望著窗外的火山發呆。我聽見城裏的鼓手開始敲鼓。然後，我的房門下麵塞進一封傳真。霍麗用細長如蜘蛛腳、歪歪倒倒的字母寫道：
我希望你不要落進水裏，那樣著陸可太糟了。我希望你順利著陸，降落在陸地上。據說薩拉維森小姐也順利著陸了。我希望你一路順風。
我愛你。
女兒霍麗
另：祝你好運，我也愛你。
我吃了一片安眠藥，倒在**。
幾個小時後，佩爾把我叫醒。我們開車前往起飛地點。已經有大約5000人冒著嚴寒出來觀看。有的是全家出動，連老太太和嬰兒也來了。當氣球從地上升起，搖搖擺擺地升到吊艙上方時，我聽見人群中爆發出一陣歡呼聲。燃燒器已經在呼嘯，加熱空氣，大風已經平息。不過，我們需要盡快起飛，以免地麵出現狂風。幾百隻炭火盆已經拿出來放在山坡上，它們冒出的煙直直升入繁星滿天的夜空，清楚地證明此刻天氣是多麽平靜。
我站在父母身邊，欣賞那隻龐大的氣球。正在這時，氣囊上突然被風撕下一片織物，垂在空中。
“那是什麽？”爸爸問我。
我跑去找佩爾。
“怎麽回事？”
“不用擔心，”佩爾說，“隻有少量熱量損失。氣球很大，能應付過去。”
我帶著佩爾回到操作室，爸爸抓住他的胳膊說：“氣囊半中腰被撕下來的是什麽？”
“是空氣升到了氣球的側麵。”佩爾說。
爸爸看起來半信半疑。
佩爾和我走出去，站在氣球下方。事實上，氣球外殼被撕裂的地方已經破了個洞。我們回到控製室，我找到爸爸。
“爸爸，別告訴媽媽，”我說，“氣球上麵已經有個洞了。佩爾仍然覺得我們能飛到美國。”
“你們不能駕駛那玩意兒飛行。”爸爸說。
一分鍾後，氣球外殼上更多的薄膜被撕裂，一條條地垂落下來。
“理查德，恐怕我們要取消這次飛行了。”佩爾說，“如果我們起飛，就會掉進太平洋裏。”
我看著外麵山坡上擁擠的人群，我會讓他們所有人失望。我的雙手因為寒冷和痛苦的絕望而哆嗦，我再次拿起麥克風。
“我感到非常抱歉，”我說，試圖不讓自己發出哽咽聲，“氣球外殼已被撕破。我們認為這是因為昨晚整夜都把氣球留在外麵，導致氣球結霜……”
翻譯用日語重複了一遍我說的話，人群中傳來一陣歎息，然後是一聲驚呼。我抬起頭，看見氣囊上又撕下來三四塊巨大的薄膜，掉在燃燒器上，有人將它們拽掉。整隻氣球就在我們眼前破裂了。
“關掉燃燒器！”我叫道，“退後！離開這裏。”
燃燒器熄火後，氣球垂了下來。它倒向一旁，熱氣從那些洞裏漏了出來。
“我們明年會再來的，”我發誓說，“請相信我們。”
“好了，理查德。”當我們驅車返回酒店時，爸爸說，“和你一起度假，從來不覺得無聊。”
當瓊得知這個消息時，她已經在飛往洛杉磯的飛機上坐了兩個小時。
“太好了！”她大叫著，“請為大家準備香檳！”
飛行員往後拉了一下節流杠，直升機飛得更高了。在我們下方，淡藍色的大海波光粼粼。當我們快到內克島時，我望著下麵的景色，先看到白色的珊瑚礁，然後是一條蒼白的海灘、傾斜的棕櫚樹和巴厘式房屋的尖屋頂，還有內陸蒼翠欲滴的森林。我們在島嶼上空盤旋，我看見我的家人和朋友站在海灘上。他們大多數戴著白色寬簷帽，有些穿著五顏六色的熱帶襯衫。我看見凡妮薩和羅伯特，林迪和她的丈夫羅賓，所有的孩子，彼得和塞瑞絲，以及我在米爾恩德的鄰居和朋友，還有肯和他的妻子南希，西蒙和他的妻子弗朗索瓦絲。他們仰著頭，我朝他們揮手。在人群中，我看見了瓊，她穿著一襲漂亮的白色婚紗，帶著霍麗和山姆，身旁是她的妹妹羅絲、她的弟弟約翰以及她的媽媽。外婆和我父母站在一起，開心地朝我揮手。
我拍了拍飛行員的肩膀，他駕駛直升機又轉了一圈。
我拿起那盒吉百利牛奶巧克力，叼在嘴裏。一切就緒，我蹲下，在打開的艙門前停下。當我往下看時，一陣熱浪撲來，吹到我臉上，沙灘和波光粼粼的銀藍色大海在我下方瘋狂地旋轉起來。我們正在遊泳池上方盤旋。我抓住直升機艙門的一側，回頭望了一眼飛行員。
“隻因女士喜歡巧克力！”他叫道。
我把盒子從嘴裏取下片刻。
“孩子們也喜歡！”我大聲回答他。
我向他伸出大拇指，最後看了一眼正下方的遊泳池，然後爬出來，站在橫梁上，在上麵搖搖擺擺。瓊和我終於結婚了，我可不希望巧克力化掉。我準備一躍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