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1990—1991 海灣戰爭：飛往巴格達解救人質
我背上被重重地踢了一腳，一下子醒了。山姆整晚都在打我、戳我。既然已經是早上5時30分了，我就溜下床，穿上晨衣。我望著山姆摟抱著我暖烘烘的空枕頭，他整晚都在爭奪這個地方。他和霍麗仍然常常跟我們睡在一起。我打開電視，轉到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台，把頭湊到屏幕跟前聽新聞。不需要把聲音開大，我就能明白情況很糟。上周伊拉克剛剛入侵科威特，全球陷入失控狀態。原油價格由入侵前的每桶19美元暴漲到36美元。航空燃料的價格則從每加侖75美分暴漲到1.5美元，比原油價格漲得還要厲害，因為聯軍已經開始囤儲航空燃料，準備空襲伊拉克。
影響航空公司盈利能力的主要因素有兩個，即乘客數量和航空燃料價格。所有獨立航空公司現在都麵臨災難，燃料價格（占全部管理費用的20%）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乘客數量逐漸減少，但我們卻不得不繼續運營。入侵後的頭一周，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預訂出去的機票有3000張被取消。我們剛剛在勞埃德銀行開戶，剛剛打破我們2500萬英鎊的透支額。我不知道在勞埃德銀行要求我們采取措施之前，我們還能走多遠。我把這些憂慮暫時拋諸腦後。
我不知道今天會有多少乘客取消預訂。大型國有航空公司受到的打擊更沉重，它們有可能遭受恐怖襲擊，誰也不敢冒險搭乘其航班。撒切爾夫人答應讓美軍飛機在空襲利比亞的途中到英國補給燃料，因此，人們認為那些與政府關係密切的公司容易受到恐怖分子報複。泛美航空公司大型噴氣式客機在洛克比上空爆炸，就說明了這種報複具有多大的毀滅性。英航是普通的上市公司，但仍自稱英國官方航空公司。如今它這個名頭首次給我們帶來有利影響。在空****的航班飛了一周之後，我開始感到一線希望，乘客們正在小心翼翼地回到飛機上來。我們注意到，跟美國和英國航空公司相比，乘客們更喜歡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
在1990年夏，維珍大西洋仍是一家小型航空公司，隻飛往兩個國家的4個目的地。每天我們都會觀察這4條航線的訂票情況，看是否有跡象表明我們正在贏回乘客。到東京的航線是最冷清的，我們隻獲準每周飛4趟，而且不能在周日飛，而商人最喜歡在周日出差。因此，早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這條航線就一直在虧損。整個夏天，我們都在四處遊說，希望獲得另外兩條即將公布的東京航線。但是，就跟往常一樣，我們受到英航反對。從入侵後的第一周起，我們飛往紐瓦克和洛杉磯的乘客就在不斷減少，但現在我們覺察到乘客正由美國的航空公司轉向維珍。最好的消息是，我們飛往邁阿密和奧蘭多的假日航班似乎基本上沒受影響。
我上個月剛度過自己的40歲生日，盡管瓊在內克島上安排的生日派對非常精彩，我卻發現自己感到異常沮喪。我覺得西蒙已經對維珍唱片公司失去興趣，我很同情他。每次簽約都要經過極其艱難的談判。有時候，翻來覆去地重複同樣的觀點，讓人感覺十分厭煩。盡管我們已經把維珍唱片公司打造成主要的獨立唱片公司之一，但西蒙的所有財產都綁在了這個公司上，我知道，他擔心我會通過一些新的風險投資，危及他的財產。西蒙對我談論的其他項目沒有興趣，僅僅把維珍大西洋公司視為維珍集團其餘部分的沉重負擔。因為英航或某些意外事件（如海灣戰爭）都會把維珍的航空公司逼入絕境。
已進入不惑之年的我也開始思索自己該怎樣度過一生。在邁出一大步，建立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之後，我現在發現，要讓它如我期望的那樣迅速發展，還相當困難。我們去年幹得不錯，被評為“最佳商務級航空公司”，但仍被局限在蓋特威克機場運營。蓋特威克機場隻有一條短短的跑道，而且又缺乏連接航班，因此在貨運和客運方麵，它都不如希思羅機場利潤高。我們在拚命賺錢。另外，我們與英航在飛機維護上發生了爭執，英航仍是造成爭端的核心問題。
考慮到西蒙逐漸對維珍失去興趣，而為了讓維珍大西洋公司保持收支平衡，我們又一直在不斷奮鬥，我開始考慮自己是否應該做點截然不同的事情。我甚至考慮去上上大學，研究曆史，有時間讀讀書是好事。當我跟瓊商量這事時，她坦率地指出，這個想法其實隻是個借口，我是想離開家，去跟眾多漂亮姑娘約會。對此我無言以對。我也考慮過全身心投入政界，去研究一些重要的社會問題，如醫療保健、無家可歸者等，找到最好的解決方法，然後努力在政治改革中將它們實施。
但是，薩達姆·侯賽因入侵科威特後，我這些想法都被拋到一邊。我們的航空公司麵臨著全麵危機，我發現自己以獨特的個人方式卷入了海灣戰爭。
“爸爸，你能幫我找找鞋子嗎？”
是霍麗。
“哪一雙？”
“你知道的，我那雙新買的軟運動鞋。”
電視上，世界繼續在戰爭中崩潰；半空中，我們的波音747處女航行者號越過大西洋，迎著晨曦飛往蓋特威克；這時，我們一家人正坐在**吃早餐。瓊端上來一大盤煎蛋、煎麵包、火腿和焗豆。當我們吃飯時，一些維珍員工陸陸續續從前門進來上班了。我聽見彭尼在樓下打開了複印機。我們新來的新聞官威爾·懷特霍恩急匆匆地上樓，到他的辦公室去了。威爾總是保持著令人愉快的活力，他已經證明自己是個能幹的人才。
要讓霍麗和山姆準備好去上學，實在是令人抓狂的考驗。頭天晚上，他們會把鞋子、襪子、內衣、襯衫、運動夾克和貝雷帽扔到自己也說不清的地方，我們必須一一找出來。隻有經過最富有靈感的縝密思索，才能像變戲法一般把它們找到。
“找到了！”瓊不知怎麽想起在一個大布娃娃的房子裏找霍麗的鞋子，據我所知，那個房子誰也沒用過。
“鞋子怎麽跑那兒去了？”我問。
“誰知道呢。”霍麗說著，把鞋子放進帆布書包，沒有再做解釋。
“山姆，我們兩分鍾後必須出發。”瓊威脅道。
山姆剛剛開始重新組裝他的玩具汽車模型。
他們終於設法收拾好所有那些零零碎碎的東西，朝門口走去。這時，電話鈴響了，是約旦的努爾王後打來的。
我與努爾王後的友誼是那次跨大西洋氣球之旅的意外結果。努爾王後是約旦的格雷絲·凱利。她是美國人，當過空中小姐。她高高的個頭，滿頭金發，魅力無窮，現在生活在安曼的一座宮殿裏，那裏築著圍牆，戒備森嚴。努爾王後聽說了我們那次氣球飛行的故事，打電話問我能否教她和她的家人駕駛氣球。我和湯姆·巴羅前往約旦，在侯賽因國王的宮殿裏花了一周時間，教王室成員駕駛熱氣球。
薩達姆入侵科威特後，約旦國王侯賽因是少數拒絕立刻譴責薩達姆的世界領袖之一。侯賽因國王指出，科威特曾經許諾給伊拉克若幹油井，以援助伊拉克對伊朗的長期抵抗。但科威特一直拒絕兌現承諾，而且在其歐佩克[1]配額上也有欺詐行為。
在入侵之後的騷亂中，大量外國工人從伊拉克逃到約旦。大約15萬難民聚集在一處沒有供水和毯子的臨時難民營裏。他們白天無處躲避極端酷熱的陽光；夜晚沒有禦寒物抵禦刺骨的寒冷。如果有毯子，就可以在白天把它勉強支起來遮陰，晚上可以裹在身上取暖。我一聽說這個問題，就聯係到侯賽因國王和努爾王後，提出想盡力幫助他們。現在，努爾王後告訴我說，盡管紅十字會正在安裝供水係統，但他們仍然需要10萬張毯子。
“有幾個很小的孩子已經死了。”努爾王後說，“但這一切還沒演變成全麵災難。我想，為了避免難民大批死亡，我們隻有兩三天的回旋餘地。”
那天，我開車來到克勞利，與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一些員工討論該怎樣弄到10萬張毯子，然後空運到安曼。維珍的所有員工都齊心協力，援手相助。我們白天打電話給紅十字會、外交部的威廉·沃爾德格雷夫和海外開發部的琳達·喬克，設法弄到3萬張毯子，哥本哈根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承諾送來更多毯子。我們已經提出自己提供飛機，於是，紅十字會便通過全國電台發出呼籲。從那天晚上起，蓋特威克的一間倉庫就逐漸堆滿了毯子。此外，戴維·塞恩斯伯裏[2]也允諾提供幾噸大米。
兩天後，我們拆掉一架波音747客機上的全部座位，在裏麵裝上4萬多張毯子、幾噸大米以及醫療用品。然後，這架飛機便飛往安曼，毯子裝滿了在機場等候的一排排汽車。回來時，我們帶上許多滯留在約旦希望回家的英國公民。
我回到英國後，威廉·沃爾德格雷夫告訴我，他接到英航董事長金勳爵的電話，後者驚訝地在《10點鍾新聞》上看到有關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飛往約旦的特別節目。
“這事該由我們來做。”金勳爵告訴沃爾德格雷夫。
威廉·沃爾德格雷夫向金勳爵指出，是我主動提出給予幫助的，而且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剛好有架空閑的飛機來完成這項任務。隨後那個星期，英航運送一些供給去約旦，帶回更多的英國國民。基督教援助會告訴我們，他們感到很奇怪，多年來，他們一直求助於英航，都沒有成功；但自從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飛到安曼之後，英航實際上是追著他們要提供幫助。有時候，健康的競爭甚至也會給慈善事業帶來好處。
聽說我們最初運過去的救援物資有一部分沒有送到難民營，於是我決定到安曼去待幾天，監督下一次運送供給，直到物資最終抵達難民營。我再次來到侯賽因國王和努爾王後的王宮。我跟他們的內政部長展開激辯，提出必須嚴格管理這些物資，好讓捐獻者確信它們被送到了難民營。我還就海灣危機與侯賽因國王做過幾次長談。侯賽因國王相信戰爭是能夠避免的，但他擔心西方國家希望外交努力失敗，這樣他們就能支持科威特，保護他們的石油供給。到我回國時，約旦顯然已不會爆發全麵難民危機了。努爾王後告訴我，再沒有難民死於痢疾或脫水。15萬難民也一天天慢慢散去。
幾天後，我正在看電視新聞，突然看見一連串令人驚訝的鏡頭。薩達姆·侯賽因坐在一群被扣押在巴格達的英國公民中間，他示意一個小男孩過去，站在他身旁。他把手放在男孩頭上，一邊輕輕拍著他的肩膀，一邊繼續對著攝像機講話。這是我見過的最可怕的電視鏡頭之一。那個男孩和山姆年齡相仿。我知道自己必須設法幫助他們。如果那個男孩是我的兒子，我會不惜一切代價把他帶回家。記者估計這些人質會被用作“人盾”，關押在聯軍的主要攻擊目標內。
我不知道怎樣幫人質回家，不過，我知道維珍大西洋公司有一架飛機。如果我們能想辦法獲準飛入巴格達，就能帶上薩達姆·侯賽因同意釋放的人質。我突然想到，正如我能為約旦的危機提供幫助，或許我也能用同樣的方式，為獲釋的人質提供交通工具。
第二天，弗蘭克·赫西給我打電話。他的妹妹莫林和妹夫托尼都被扣留在巴格達當人質了。托尼有嚴重的肺癌，需要緊急治療。他打電話給外交部各部門以及伊拉克駐歐洲各國大使，甚至還把電話打到巴格達的伊拉克政府，但似乎誰都愛莫能助。弗蘭克請求我幫忙。
在運毯子到約旦時，我不僅聯係了外交部，而且還跟侯賽因國王和努爾王後建立了友誼。侯賽因國王是西方國家與伊拉克之間的少數聯係人之一。我聽說伊拉克缺少醫療用品，我想知道能否跟他們做個交易：如果我們給伊拉克空運一些醫療用品過去，他們能否釋放一些被扣押的外國人。我給努爾王後打電話，問她能否幫我。我描述了自己的計劃，她建議我再去一趟安曼，與侯賽因國王討論這個問題。
隨後的3天，當我到安曼跟侯賽因國王和努爾王後在一起時，我深深地認識到商人在危急時刻如何提供幫助。乍一看，我之所以敢向侯賽因國王毛遂自薦，不過是因為我曾用熱氣球載著侯賽因國王和努爾王後飛行，而且我擁有一家小型航空公司，經營著4架波音747客機。盡管再沒有別人用熱氣球載著侯賽因國王飛行，但許多商人都擁有大型飛機。不過，這兩個條件使我處境微妙，我是侯賽因國王信任的少數西方人之一，因此，我實際上能直接聯係到薩達姆·侯賽因。
我開始起草一封給薩達姆·侯賽因的信。我告訴他我正在安曼，幫助遣送移民回國，組織醫療和食品供應。我問他能否考慮釋放一些在巴格達抓住的外國人，尤其是婦女、兒童和病人。為了表達善意，我提出運過去一些伊拉克緊缺的醫療物資。我提到了弗蘭克·赫西的妹夫和他的肺癌，然後在落款中寫上“理查德·布蘭森敬上”。
侯賽因國王替我將信譯成阿拉伯文。他還給薩達姆·侯賽因寫了一封說明信，然後通過特使送往巴格達。
回到倫敦，我開始跟外交部磋商。我試圖了解所有被扣押在巴格達的人質的詳細健康狀況，這樣我就能“證明”他們患病。然後，我又給其他外國大使打電話，提醒他們會有一趟救援航班飛往巴格達，他們應該出示本國一些公民患病的“證據”，設法讓這些人上飛機。
我回到英國後過了兩個夜晚，就收到薩達姆·侯賽因的答複。他答應釋放婦女、兒童和患病的人質。但是，他需要某個有地位的人飛到伊拉克，向他公開提出這個要求。我給英國保守黨前首相愛德華·希思打電話，問他是否願意擔此重任。他同意了。侯賽因國王聯係薩達姆·侯賽因，提出愛德華·希思的名字，薩達姆·侯賽因同意接受。第二天，我們就把愛德華·希思送到安曼，由侯賽因國王安排他前往巴格達。
一天後，侯賽因國王給我打來電話：
“先生，我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你。”他說。他總是彬彬有禮，以“先生”或“女士”稱呼人們，他的孩子們也是這樣。“你們可以出發前往巴格達了。我已經收到薩達姆的消息，他說你們會平安無事的。”
我們最近這幾天一直在為這個電話製訂計劃，已經在員工中找到一群自願前往伊拉克的勇士。我希望在此列出他們的姓名：雷·米爾格特、傑夫·紐、保羅·格林、雷·梅德門特、彼得·約翰遜、簡-安·賴利、山姆·拉希德、安妮塔·辛克萊、卡羅琳·斯潘塞、拉爾夫·穆頓、彼得·馬爾尼克、保羅·基思利、海倫·伯恩、尼科拉·科林斯、賈奈恩·斯威夫特和史蒂芬·利奇。我們事先提醒乘客們說，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可能會有耽擱，說不定會把他們轉到另一家航空公司去。
我告訴航空公司的其他董事，我們已獲準飛往巴格達，這時他們都難免有些擔憂。他們知道，如果飛機在巴格達多滯留幾天，我們就會破產。
“政府已經保證，如果飛機被毀，他們會支持我們的保險公司。”維珍大西洋公司的財務總監奈傑爾·普裏姆羅斯說，“但如果飛機受到劫持而留在巴格達，那就沒人會給我們提供‘商業損失’保險。記住，英航已經有一架747飛機在科威特墜毀啦。”
董事們反複咀嚼這段話，房間裏鴉雀無聲。
“這裏頭有一個優勢，”戴維·泰特一臉嚴肅地說，“他們也會把理查德扣留下來，這樣他就不會再向我們提出更多輕率的計劃了！”
大家都笑了起來。
盡管我知道這次飛行會讓我們冒著失去一切的危險，但我也知道，事到如今，我們已沒有退路了。
1990年10月23日上午11點，我們從蓋特威克機場起飛，向東飛到歐洲。我們在飛機前部擠坐在一起，這是一個奇怪的人群，其中包括人質的親人、醫生、護士、維珍空服人員和一名作為媒體代表的記者。我們身後是400個空****的座位。相當詭異。過了幾個小時，我們都順著過道來回散步，稍微活動活動。
飛機外麵，白晝迅速消退，等我們進入伊拉克領空時，天已經黑了。我望著外麵的黑夜，不知道伊拉克軍隊在什麽地方。我想象著我們在雷達監視下飛往巴格達。在他們陰暗的屏幕上，我們是唯一的綠色亮點，在慢慢移動。我本以為會看見兩架戰鬥機飛上來為我們護航，但四周隻有令人緊張的寂靜。飛機轟鳴著，戰戰兢兢地朝巴格達飛去，在過去的12個月中，這是第一架前往那裏的飛機。所有人都不再說話。我們即將進入世界上最危險的領空，是聯軍計劃攻擊的核心目標。我不知道進攻何時開始。
我走進駕駛艙，坐在機長雷·米爾格特以及兩位第一副駕駛傑夫·紐和保羅·格林後麵。他們正通過無線電與空中交通管製人員說話，巴格達就在外麵，但無線電是它的唯一標誌。透過風擋玻璃，我們前麵一團漆黑。伊拉克已實行全麵燈火管製。我不知道下麵住著誰、他們是否聽見我們飛過頭頂、會不會把我們當作第一架聯軍轟炸機。我們似乎是天空中唯一的飛機。
“我們正在接近這座城市。”雷·米爾格特說。
飛機開始降落，我掃視了一眼前麵的屏幕，看見高度計上的數字在下滑。長途飛行會讓人產生錯覺，因為，在大部分飛行時間中，飛機都處於雲層上方急流層的奇妙世界裏，你幾乎意識不到自己在移動。然後，隨著飛機開始下降，你會突然意識到自己正坐在一塊巨大的鐵皮裏，以每小時400多英裏的速度飛行，而且還必須讓它停下來。我們繼續下降，飛機呼嘯著穿過黑暗。通常，機場是由橘黃色和銀色燈光構成的一大片輝煌燈火，很難分辨出其中哪些是跑道上的燈光。跑道、廊橋、飛機和控製塔都閃爍著熒光燈。然而，飛到一片如此漆黑的土地上，對我們來說還是第一次，簡直就跟在大海上空飛行差不多。
傑夫·紐正在接受巴格達空中交通管製員的指引。他打開襟翼，放下起落架。我一直望著飛機不斷下降，現在隻有600英尺高……現在500英尺。空中交通管製員空洞的聲音開始讀出我們的高度。突然，在我們下方的黑暗中，出現了兩行著陸燈。我們對準正中間飛去。飛機接觸到地麵，順著跑道滑行。又出現幾道燈光指引我們，飛機慢慢朝卸載區滑去。我能模模糊糊地分辨出一些端著機槍的人站在一段樓梯旁。我們的乘務長簡-安·賴利示意機艙門可以安全打開了，我望著外麵。天氣非常寒冷。
舷梯朝我們移動過來。我帶頭向伊拉克停機坪走去。兩排士兵呈扇形散開，把我們圍在中間。兩名政府高級官員身穿棕色駝毛大衣，前來迎接我們，要求人質的親屬待在飛機上。巴格達機場比希思羅機場還大，但它完全荒廢了，隻有我們的飛機停在這裏。我回頭看了一眼維珍空服人員，她們穿著紅色迷你裙和紅色細高跟鞋，走過空曠的機場，走過那群伊拉克士兵，跟這一切顯得格格不入。在一片寂靜之中，她們的鞋跟敲擊著地麵，那麽響亮。我們都微笑著。起初士兵們有點靦腆，但隨後他們也露出了微笑。跑道上沒有其他飛機，我們的飛機大得有些怪異。
我們被帶進一間空****的候機室，這裏的所有技術設備都已被拆除，包括電腦終端、電話甚至電燈。這需要花點時間，而且也表明伊拉克正在為空襲做全麵準備，已經從機場搶救出他們需要的一切物品。我們遞過去自己帶來的一些禮物，送給軍官們一盒盒巧克力，又把維珍公司的兒童航空旅行包送給士兵們，他們可以送給家人。然後，我聽見外麵傳來動靜，泰德·希思[3]率領一大群男男女女和孩子，通過玻璃門走了進來。在熒光燈的照射下，他們顯得那麽蒼白，一見我們就爆發出歡呼聲，跑過來跟我們擁抱。泰德笑著與每個人握手。
我很快意識到，我們不能把這些人全都帶回去。每個人都笑著互相擁抱，臉上熱淚縱橫。外麵，士兵們正在卸下我們帶來的醫療用品。我打開一瓶瓶香檳，舉杯祝福每一個人，也祝福那些繼續留在伊拉克的人。我找到了弗蘭克·赫西的妹夫，我們擁抱了一下。一個懷孕的菲律賓婦女不得不離開丈夫，她淚流滿麵地朝我走來。一個男子不得不把3歲大的女兒交給保姆，向她說再見。除了給他一個擁抱，我再也無能為力了，我們倆眼裏都噙著淚水，我也是個父親。
一個小時後，伊拉克人叫我們回到飛機上。當我們走過寒冷的停機坪時，我和士兵們握手，又送給他們一些兒童航空旅行包，跟他們互道祝福。等我們飛走後，這些外表虛弱而恐懼的士兵將穿著難受的靴子和橄欖綠褲子，握著槍支繼續站崗，而這裏很可能成為第一個被炸毀的目標。一想到這些，我就感到不安。
大多數人質手拉著手，走過跑道，這樣既可互相取暖，又可互相支撐。大夥兒看起來就像一群幽靈。那架孤零零的波音747客機讓他們顯得更加渺小。除了一盞照亮舷梯的聚光燈，所有的燈光都再次熄滅。我走上舷梯，轉身揮手道別。
“你們總是遲到！”一個沙啞的聲音說道。那是弗蘭克·赫西。他待在飛機上，想給他妹妹和妹夫一個驚喜。當他們看見對方時，不禁淚眼婆娑，擁抱在一起。
我向伊拉克士兵投去最後一瞥，他們聚在一起，開始打開我們送去的紅色維珍旅行包。我們很可能是他們碰到的第一批西方人。他們知道第二批西方人將很快到來，從他們頭頂上呼嘯而過，發射導彈。威爾·懷特霍恩已經檢查了人質們攜帶的所有行李。在最後一分鍾，他找到一個裝有晶體管收音機的包，無人認領。就在機艙門快要關閉時，他朝門口跑過去，把包丟到下麵的水泥地上。那些士兵們吃了一驚，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機艙門關閉，當飛機朝著遠離機場大樓的方向滑行時，那個包還躺在地上。
在飛機上，人質和親人們擁進過道，互相擁抱，人群中響起一陣陣歡呼。我們係好安全帶起飛，飛機剛一拉平，派對就開始了。我們終於逃過一劫。大家都手握香檳站著，互相傾訴自己的遭遇。當飛行員宣布我們已離開伊拉克領空時，人們鼓掌歡呼起來。
我抓起麥克風，拉著泰德·希思的腿宣布：“我剛剛得到消息，撒切爾夫人非常高興泰德安全歸來！”她的眼中釘正在回家的路上。
弗蘭克·赫西跟妹妹莫林、妹夫托尼手拉著手，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不敢相信離開了巴格達，不敢相信他們再次團聚。飛機上的其他人都在哭泣——既為自己獲得自由感到高興，又為留在巴格達的親人擔憂。兩個月後，托尼死於肺癌，巴格達機場則在有史以來最猛烈的集中火力攻擊下化為灰燼。我想起那些穿著粗劣軍裝的士兵，希望他們能逃過這場劫難。
“理查德·布蘭森以為自己是誰？”金勳爵在打給威廉·沃爾德格雷夫的第二個電話中問道，“他以為自己隸屬於該死的外交部嗎？”
金勳爵的憤怒得到了一些報紙的響應，他們指出，我做這件事純粹隻是出於個人榮譽。這些批評刺痛了我，當我與侯賽因國王在
一起時，我試圖在日記裏分析自己的動機：
感覺身心俱疲，心力交瘁。在接受獨立電視新聞（ITN）采訪時，談到自己看見的各種人物，我不禁哽咽了。我講述那位英國父親的故事，他在巴格達機場被迫將3歲大的女兒交給保姆帶著離開；還有那位菲律賓婦女的故事，她懷著第二個孩子離開了伊拉克。我勉勉強強講到一半，就再也說不下去了。
做這些事情的動機是什麽？那些嘲笑是否也說出了部分事實？一個月前，我在接受《名利場》雜誌采訪時，情緒低落到極點。我似乎失去了人生目標。我已經在許多領域證明了自我，剛滿40歲，正在尋找新的挑戰。我甚至還考慮出售除航空公司以外的一切，縮小規模，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熱愛的一種商業冒險上。但是，我也有時間利用自己的商業技巧，嚐試處理我力所能及的一些問題，例如抨擊煙草公司、對付宮頸癌等。
我感覺這可讓我獲得更大的自我滿足，也不會把我後半生40年的光陰浪費在僅僅經營公司、做大企業上頭——那是我前40年生活的重複。
我是否需要從中獲得認可？不，我不這麽認為。要發起運動解決諸多問題，你就需要拋頭露麵，讓人們行動起來，這是個進退兩難的事情。電視是影響很大的媒介。通過我在電視上的講話，難民獲得幾噸醫療用品、食品、毯子和帳篷，撒切爾夫人的政府捐獻了200萬英鎊，5家慈善機構聯合召開了緊急會議，BBC和獨立電視台（ITV）開始做免費廣告。我相信，通過迅速采取行動，一場大災難得以避免。但是，如果不大聲呼籲，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
在英國這樣的小國，一個人既要以這種方式頻繁利用媒體，又不能讓公眾厭煩，到底該如何行事，這是一個進退兩難的問題。如果有跡象表明我這麽做隻是出於個人榮譽，那麽我根本就無法做下去。
維珍客機飛到巴格達去解救人質，這再次搶占了英航的傳統地位。那時，我沒意識到維珍的巴格達之行會讓金勳爵如此惱怒。我隻是試圖給予幫助罷了——有一架飛機受我支配，我能夠迅速行動起來，僅此而已。盡管它隻是維珍大西洋公司僅有的4架飛機之一，但我們卻突然顯得規模更大了似的。我們曾經跟薩達姆·侯賽因斡旋並獲得成功，我們為伊拉克送去醫療物資，又帶回了人質。我到後來才發現，在英航試圖擠垮維珍的整場運動中，金勳爵的憤慨反應隻是一個開端。
對我們在勞埃德銀行的客戶經理悉尼·肖來說，1991年1月25日的星期五結束了一個可怕的星期。他坐在我的沙發邊上，擺弄他的筆和紙，起初連咖啡都不願喝，後來才改變了主意。特羅弗和我開始擔心起來。悉尼對我上周的跨太平洋飛行毫無興趣，他不願看我的眼睛，就跟我過去在顧資銀行的客戶經理一樣，他的舉止透著一種不祥的預兆。
“我周一去歐洲航空公司看了看，周三去了丹納爾航空公司，”悉尼開始說話，“我懷疑你們也陷入了跟他們相似的麻煩。恐怕我們馬上要收回這兩家航空公司的貸款了，我看不出我們有何理由繼續支持你們。我們看不出你們怎樣讓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繼續運轉。”
他此行的目的不言自明。他來拜訪我們的時間，也許是航空史上最糟糕的一年中最糟糕的一個星期。維珍集團在勞埃德銀行的正式透支限額設為2000萬英鎊，而我們現在已經透支5000萬英鎊。歐航是歐洲最大的獨立短程航空公司，由哈裏·古德曼經營。在勞埃德銀行周一拜訪該公司並收回貸款後，歐航已於周三宣布破產，造成4000名員工失業。就像對付萊克航空公司、英國蘇格蘭航空公司、丹納爾航空公司——當然還有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那樣，英航設法一直把歐航限製在蓋特威克機場。
隨著海灣戰爭的繼續，航空燃料的價格仍是每加侖1.20美元，而乘客們仍不願乘坐飛機——尤其不願乘坐國有航空公司的飛機。在外人看來，民航業仿佛陷入了一場災難。然而，就維珍集團的其他公司而言，形勢卻相當樂觀。光是世嘉遊戲這一項，維珍傳媒那年的銷售額就將超過1.5億英鎊。西蒙和肯在唱片銷售方麵也沒有問題。實際上，維珍的歌手寶拉·阿巴杜和史蒂夫·溫伍德在美國名列排行榜首位，而布賴恩·費裏則在英國名列榜首。海灣戰爭和日益惡化的經濟衰退並未影響唱片銷售。維珍大賣場沒賺多少錢，但也沒什麽虧損。
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是我們最大的障礙，因為我們無法削減它高昂的日常管理費用。然而，即使是這個公司，也有令人鼓舞的潛在前景。維珍的度假者仍在度假，羅恩·西姆斯當時擔任維珍假日公司的總經理（之後就退休了），我們去年有8.3萬度假者，他預測，到1991年，這個數字將增加到10萬左右，增長率約為20%。羅恩把維珍假日公司打造成維珍旅行社最賺錢的業務。我知道，實際人數往往能輕鬆超過他的預測，多出好幾千人，因此，我就把這當作實際數字。考慮到一次維珍度假的平均價值為730英鎊，那意味著，單是從這些顧客身上，我們就能獲得7300萬英鎊的銷售額。而且這些度假者還可乘坐我們本來空****的飛機。在貨運方麵也有好消息，到日本的貨運費實際上增加了。艾倫·錢伯斯成功地發展了我們的貨運業務，他指出，由於許多航空公司都取消了遠東業務，因此，他現在能夠對運往日本的貨物收取高額運費。
“我們運過去的都是什麽貨物？”我問他。
“你永遠猜不到，”他說，“主要是蘇格蘭熏鮭魚和威士忌。然後我們會運回一些電腦遊戲。真是生意興隆。”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一輩子都在說服銀行家們給我貸款。考慮到維珍的策略一直是把現金盈餘用於再投資，我們的利潤和虧損賬戶根本無法充分表現公司的潛在價值。長期以來，這種策略一直都很成功，不過，每當出現危機，它就會掩蓋公司的真實前景，而銀行也會對我們的短期利潤以及支付當前利息的能力感到憂心忡忡。特羅弗向悉尼·肖解釋說，在我們的資產負債表中，並沒有包括維珍品牌自身的價值，以及維珍藝人那些合同的價值。
“瞧，”我告訴悉尼·肖，“簡單地說，我們的業務做得很好。盡管我們在美國的大規模投資成本很高，不過，單是唱片公司今年就能創造3000萬英鎊的利潤。預計明年的利潤會達到7500萬英鎊。維珍傳媒和維珍零售也有很大的利潤。到今年年底，航空公司、假日公司和貨運公司也會盈利。它們隻是暫時陷入困境罷了。由於海灣戰爭和冬季的到來，我們會出現1000萬~2000萬英鎊的現金流短缺。與維珍集團的整體價值相比，這隻是一個很小的比例。而且到今年年底就會解決困難。”
“不管怎麽說，”我指出，“我們可以輕鬆出售部分或全部維珍唱片公司。花旗銀行最近估計它價值9億美元。現在，你會因為戰爭導致的暫時困難而收回貸款嗎？”
“不不不，”悉尼讓步了，“但你也必須從我們的角度看問題。”
從他那個角度，我把問題看得再清楚不過了。維珍大西洋公司隻有少量現金流赤字，盡管維珍集團的其餘部分價值不菲，但這個赤字卻讓我們任由勞埃德銀行擺布。在英國的金融體係下，銀行通過收取高額利息賺錢，不像日本和德國銀行那樣往往通過持有產權股票來賺錢。因此，英國銀行更傾向於匆忙逃離一個公司，而不是幫助公司渡過難關。正是在類似於戰爭那種令人絕望的時期，一些相當有利潤的企業也會破產。對航空公司來說，可怕的地方在於，它差不多比其他任何企業更容易破產。隻要電話鈴聲不再響起，乘客停止訂票，它就徹底歇菜了。甚至一家大型航空公司也會在幾天之內分崩離析。
等悉尼·肖離開荷蘭公園時，他的大部分疑慮似乎已被打消。他給我寫了封信，承認他最大的擔憂毫無根據，甚至為自己“反應過火”而道歉。我們暫時贏得勞埃德銀行的支持。唯一的麻煩在於，他們現在把出售部分或全部維珍唱片公司的想法，堅定不移地列入了議事日程中。
特羅弗已經為1991年做過許多預測，就算是其中最糟糕的預測，也表明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那年會創造700萬英鎊的利潤。因此我們相當自信。然而，我一回到倫敦就意識到，除了勞埃德銀行的直接憂慮，金融城還有一些流傳更廣的謠言，說維珍將會步歐航和丹納爾航空公司的後塵，說我注定要成為另一個弗雷迪·萊克。
我沒時間為維珍唱片公司尋找合適的投資者，卻不得不轉移注意力，撲滅有關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種種奇談怪論。我跟記者一直保持著密切聯係，現在，我開始接到他們打來的一係列電話，一會兒問我“樂園”夜總會是否有毒品問題，一會兒問我有關維珍大西洋公司的財務狀況，弄得我非常困惑。在此之前，記者們通常向我提出的問題都是飛機提供了什麽新服務，最新簽訂了什麽唱片合同，或者珍妮特·傑克遜到底什麽模樣，等等。因此，當“嚴肅”的報紙開始接二連三地提出有關“樂園”的毒品問題，並在同一次采訪中問到匯率動**對我們的損益賬戶有何影響時，我感覺事情的發展相當怪異，感到迷惑不解。等差不多每家報社會詢問有關“樂園”的問題時，我幾乎可以肯定有人在發動一場對我們不利的商業運動了。這一切實在是太奇怪了。
有一天，威爾滿臉憂愁地走進我的辦公室。
“我剛接到羅斯柴爾德銀行一位朋友的電話，”他說，“顯然金勳爵昨天在那裏吃過午餐，他說了一些維珍大西洋公司的壞話。”
對財務問題的指責會很快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尤其是當它來自沃特納比的金勳爵這種高傲的權威人士時——誰也不會認為他會覺得維珍大西洋這樣的小公司對他構成了威脅。金勳爵指責維珍大西洋公司出現財務問題，引起許多關鍵人物的注意。媒體最先做出反應，他們迫不及待地搜羅又一位成功企業家因過度擴張而陷入麻煩的新聞，就像艾倫·邦德、拉夫·哈爾彭、喬治·戴維斯、傑拉爾德·龍森、賴克曼家族以及其他許多企業家一樣。然而，金勳爵的聽眾中也包括倫敦金融城的銀行家，我們正考慮讓他們持股維珍大西洋公司，對我們來說，這更為重要。我們已經跟美國的所羅門兄弟銀行做了初步談判，他們正在準備一份籌集大約2000萬英鎊的標售書。當我們正在磋商時，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快要破產的謠言不啻釜底抽薪。第三類伸長耳朵打探這些謠言的聽眾是飛機製造商和租賃公司。盡管出現經濟衰退，我們卻打算擴大機群。可誰願意跟一家搖搖欲墜的航空公司做生意呢？在許多方麵，最後一批聽眾對於我們1991年年初的那幾個月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民航管理局（CAA），它有責任確保所有航空公司都能安全運營。
對於正當的競爭——努力工作，盡情享受——我並不陌生。但維珍和英航之間毫無交情可言。最近兩年來，在英航為一架維珍飛機提供的維護問題上，我們已經陷入激烈的爭吵。正是因為他們的拙劣服務，我們的波音747飛機在8月停飛了16天，當時正值一年中最繁忙的季節。
我走投無路，便打電話給英航主管科林·馬歇爾爵士。
“你們的機械維護太差勁了，這樣會把飛機搞下來的。”我告訴他。
“那正是進入航空業的危險之一，”他說出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話，“如果你專心搞你的流行音樂，就不會碰到這些問題。不，我們是不會借飛機給你的。”
這一切都意味著，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無法在夏季多賺點錢來撐過冬天的淡季。我們夏天的生意很糟，乘客也疏遠了維珍。再加上我們不得不花錢租一架替補飛機，我們的現金流也受到沉重打擊。當我們試圖跟英航達成賠償協議時，他們卻拖拖拉拉，欠我們幾百萬英鎊的賠償金，卻遲遲不肯付款，讓我們航空公司的現金危機提前降臨，迫使維珍唱片公司出手幫航空公司擺脫困境。就在我出發前往日本做跨太平洋氣球飛行之前，我們對英航提起了訴訟。
在英國蘇格蘭航空公司被兼並後，他們飛往東京的4條航線就轉給了維珍，但這仍然不夠。為了讓這條航線生存下去，我們需要每天都有航班，而且要從希思羅機場起飛。在英航獲得每個工作日兩趟航班的許可之前，我們一定要優先獲得每天一趟航班的許可。當時日本政府提供了兩個民航頻率，即4個起降時段，英航自然認為這些都屬於他們。在谘詢律師之後，盡管知道英航已經排隊申請這些起降時段，我們也仍然提出了申請。我們的未來要依靠它。如果我們成功，維珍將不僅贏得這些航線，更重要的是，還會贏得英航為自己在東京成田機場安排的起降時段。
我們提出申請的消息泄露出去後，英航氣急敗壞。這種事情前所未有。小航空公司必須任憑英航踐踏，不管獲得什麽起降時段都該謝天謝地。然而，我們居然要求得到“理應”歸他們所有的起降時段！他們立刻采取行動。金勳爵和他的團隊拚命四處遊說，提出那些起降時段理應是英航的，把它們轉給維珍大西洋公司是違法的。但這場爭論造成了相反的結果。
“它們不是‘你們’的起降時段，”時任交通部部長馬爾科姆·裏夫金德言簡意賅地告訴英航，“事實上它們屬於政府，由我們授權給你們。英航並不擁有它們。”
當英航意識到自己在那場爭論中失敗後，他們轉向了更具毀滅性的辯解，指出維珍大西洋公司沒有足夠雄厚的財力接管那些起降時段。事實上，他們咕噥道，業內有消息說維珍大西洋公司就要破產了。因此才有了金勳爵在羅斯柴爾德銀行午餐上的那番評論。他們還給交通部寫“機密”信，散布對我們財務狀況的懷疑。這一點擊中了CAA的要害。CAA可不願在把民航頻率授予維珍大西洋公司之後，卻看見我們轟然倒閉。
我們不得不說服CAA，維珍大西洋公司是有生存能力的。整個1月，當CAA權衡是否把這兩個東京頻率給我們時，我聽說了越來越多有關維珍和我的謠言，全都暗示我們陷入了困境。
最終，在1月的最後一周，CAA做出了對我們有利的兩個曆史性決定。它把額外的兩個民航頻率授予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命令英航把他們在成田機場安排的起降時段交給我們，並且宣布，建議交通部批準維珍大西洋公司從希思羅機場運營。金勳爵大發雷霆。作為保守黨經費的主要提供者，他宣布自己受到背叛，並提出上訴反對有關成田機場的決定。
在聽說了金勳爵有關我的另一通激烈言論後，我意識到這會間接導致維珍大西洋公司破產，希望阻止謠言。我不在乎英航或其他任何人的競爭——隻要這是公平競爭。但是，我仍然聽到了越來越多具有破壞性的謠言。
1月31日，我給金勳爵寫了第一封信。我希望把問題公開後，就能阻止謠言。我一直相信個人關係在生意中的重要作用，認為人們對自己的行為負有直接責任。如果我警告金勳爵當心自己的所作所為，那麽我希望他會給我打電話，讓我們很快交談一次，達成和解。
我在2月5日收到金勳爵的答複。他隻是引用了他對《星期日電訊報》說的話：“我經營我的航空公司，理查德·布蘭森經營他的航空公司。祝他走運。”他還補充說，他不打算在這個問題上再做任何評論。
這封信的簡潔跟它的傲慢相配。顯然，在金勳爵對我這種藐視態度的影響下，英航的所有人都會覺得他們可以這樣對待維珍大西洋公司。
金勳爵的信包括兩個短短的句子。金勳爵並不想讓我“走運”。事實上，他無論如何也決不會讓我“走運”。而且，金勳爵也將繼續跟很多人大肆評論“這個問題”。
金勳爵的信中還有一個特別之處，這封信不是寫給我個人的，他隻是引用他對一家報紙的答複。好像他無法勉強自己給作為個人的我寫信，甚至也無法承認我的存在。我知道他杜撰了一個侮辱性的詞語“咧嘴大笑的套衫”來形容我。我突然意識到，就跟英航試圖壓扁維珍大西洋公司的手段一樣，金勳爵假裝我根本不存在。
“好消息，理查德，”1991年3月15日，馬爾科姆·裏夫金德跟我說，“我很高興地宣布，政府即將允許維珍大西洋公司在希思羅機場運營。而且，除此之外，我們還打算提名你們作為經營另外兩趟東京航班的英國航空公司。”
這是我們期待已久的關鍵轉折點。
“大好消息！”我叫道，“彭尼，讓我們喝香檳慶祝一下！給威爾打電話。給所有人打電話！”
當大家都聚集到我辦公室來慶祝時，我撥通了休·韋爾伯恩的電話。休寫了一篇論文，指出航空公司從希思羅運營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論文的結論是：由於蓋特威克隻有一條短跑道，並且缺少轉接班機，因此，對於相同的航線，從希思羅機場起飛比從蓋特威克起飛要多15%的利潤。休的論文還發現，由於希思羅機場的跑道更長，如果維珍的飛機從這裏起飛，就能運更多的貨物，賺得更多應稅收入。這篇論文和這個發現都給馬爾科姆·裏夫金德留下了深刻印象。
休既高興又吃驚。長期以來，他一直是航空業的顧問，他曾經目睹英國蘇格蘭航空公司和其他幾家更小的航空公司在蓋特威克運營時入不敷出的情況。
“這是你們的突破，”他說，“不過，當心一點。英航可不喜歡你們的勝利——他們會暴跳如雷的。”
我們正在喝香檳，聽到風聲的記者開始打來電話。他們也給金勳爵打了電話，第二天和隨後的周末，我饒有興趣地在報紙上讀到他的反應。
“政府運輸政策？”金勳爵在《觀察家報》上輕蔑地說道，他的女婿梅爾文·馬庫斯是該報商業版的編輯，“什麽運輸政策？”
這篇訪談讓我感到哭笑不得，我懷著越來越大的興趣，繼續閱讀。
“似乎每次我們創建一條有利可圖的航線，”金勳爵繼續說道，“就會有人過來說‘我也要分一杯羹’，於是政府便悉聽尊便。”
金勳爵估計，由於馬爾科姆·裏夫金德決定讓維珍大西洋公司經營另外兩趟前往東京的航班，英航每年會因此而損失2.5億英鎊左右的收入。“這2.5億英鎊是我們那些公眾股東遭受的損失，它直接落入了理查德·布蘭森的腰包。”他怒斥道。
如果收入真的都直接落入我的腰包該多好。也許金勳爵在盛怒中忘記了一點：不幸的是，收入要刨除成本才是利潤。
同一天的《星期日電訊報》上有如下評論：
本周，維珍終於獲準進入希思羅機場，這個決定讓金勳爵火冒三丈。長期以來，維珍一直被限製在蓋特威克，讓英航獲益匪淺，現在我明白其中的原因了。英航的服務手段墨守成規，這產生於它自命為國家航空公司的管理思想。而維珍卻擁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放肆、堅定和創意思想，敢於挑戰龐大的聯合企業。就食品和服務而言，維珍豪華商務艙毫不遜色於英航的頭等艙。
在《觀察家報》上，金勳爵爭論說，每次政府試圖培養第二家強大的航空公司，都會以災難告終——說出這通話時，他無疑是一臉嚴肅。他舉出萊克航空公司、英國蘇格蘭航空公司和歐洲航空公司的例子。這樣的偽善實在令人瞠目結舌。英航曾逼得弗雷迪·萊克破產——法院召集了一個大陪審團調查這個問題，但最終，在英國和美國政府的幹預下，沒有提出指控。所有這3家航空公司都曾被限製在蓋特威克。隻要把競爭排除到它視野之外的蓋特威克，英航就支持競爭。
父母一直向我灌輸這樣的座右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為了進入希思羅機場，我們努力奮鬥，終於獲勝。與英航相比，維珍大西洋公司仍微不足道，但我們現在對他們的長遠未來構成嚴重威脅，這是英國蘇格蘭航空公司從未做到的。
彼得·弗萊明曾在英航位於維多利亞的辦公室擔任高級銷售主管。他告訴我，英航成立了一個內部特別小組來敗壞我的名聲，並且還下令銷毀有關維珍的文件。為何如此害怕那些文件會牽連他們入罪，以至於需要銷毀它們？我決定把彼得·弗萊明的信保存起來，看看英航那些被稱為“肮髒詭計”的行動會怎樣發展。
與此同時，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維珍打算在希思羅運營，就必須設立登機服務台、行李搬運部和一個機械師團隊，當然，還必須向乘客提供一份可行的時間表。這意味著要先給我們分配起降時段。隻有起降時段安排好之後，維珍大西洋公司才能設立時間表，然後賣票。如果我們想從交通繁忙的夏季獲利，就必須最晚在4月安排好這一切。每個項目都是一場戰鬥。經過一場惡戰，並且聲稱我們將把整個起降時段分配問題提交歐洲議會處理後，我們才最終獲得了自己需要的起降時段。
[1] 歐佩克（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2] 戴維·塞恩斯伯裏（David Sainsbury）：當時英國最大零售商之一塞恩斯伯裏連鎖超市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CEO）。
[3] 泰德·希思：正是上文提到過的英國保守黨前首相愛德華·希思（Edward Richard George Heath， 1916—2005），泰德（Ted）是其昵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