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2006 富可敵國後，我想為這個世界做些什麽
2006年夏天，很多事情湊到一塊兒，讓我將注意力集中到兩個彼此聯係的事情上——全球變暖和油價上升。數據顯示，維珍的燃油賬單在一年內增加了5億美元，這是我看到的第一個警告信號。
早在我十幾歲時，或許是受到我的一位親戚彼得·斯科特——他建立了世界自然基金會——影響，我就對環境問題很感興趣。我被蓋亞理論吸引，這是差不多40年前由詹姆斯·洛夫洛克提出的假說，它認為地球是一個生命體，就像單細胞生物一樣，它生存所需的一切東西都包含在自己體內。洛夫洛克教授相信，這顆行星受到破壞能自行療愈，但即使是蓋亞理論，也提到一個臨界點，超過這個點，破壞就無法逆轉。我們維珍的人都知道浪費資源、隨隨便便燃燒化石燃料會有什麽危險，但出於諸多原因，即便是最環保的人，也沒有真正的緊迫感。我擔心，不到這一切對我個人造成影響的時候，我就會一直坐視不管。
我最初對尋求替代燃料感興趣是在20世紀90年代，當時我越來越意識到石油是一種有限的資源。英國自己的北海油田即將枯竭，而世界其餘地區的大部分石油供應都控製在歐佩克手中，位於局勢極不穩定的中東，這就使得石油既脆弱又昂貴。20世紀80年代的兩伊戰爭使得石油的價格從每桶16美元上升至差不多70美元的峰值。1990年，當薩達姆想弄到科威特的油田時，這又證明了石油很容易受戰爭影響。作為一個跟交通業有著密切聯係的人，我需要弄清石油的成本和有效性，並尋求替代能源。維珍的4家航空公司每年使用了超過7億加侖的航空燃料，維珍火車公司也使用了大量柴油。1997年，當我們投資生產一個新列車群時，我要求製造商阿爾斯通公司確保它們都很省油，結果，我們的擺式列車每次刹車時，都會把20%的電力返還電網，這在歐洲是獨一無二的。我們還正在改裝柴電列車，以便使用菜籽油和大豆油混合生物燃料。
在2005年的卡特裏娜颶風後，美國位於墨西哥灣的石油鑽井台以及墨西哥灣沿岸的煉油廠都遭到破壞或毀滅，美國的燃料價格飛漲。在該產業產能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我開始考慮投資自建煉油廠的可能性，事實上，我還發布了一篇新聞稿，宣布我們將建一家煉油廠，有望降低燃料價格。
特德·特納是資本家、環保主義者和慈善家的有趣混合體，並因為創建CNN新聞頻道、擁有“亞特蘭大勇士”棒球隊、身為奧運會遊艇運動員以及贏得世界帆船美洲杯而聞名。我最近一次見到他是在幾個月前的時代全球健康峰會上，跟他在一起的有比爾·蓋茨、馬德琳·奧爾布賴特、保羅·沃爾福威茨、波諾和其他人。當我宣布打算建立一家煉油廠後，特德打電話對我說道：“理查德，你有沒有想過替代燃料？”
“你有什麽建議？”我問道。
“為什麽不建立一家生產清潔燃料而非汙染燃料的煉油廠呢？來跟我的朋友見一麵吧，他們會讓你相信還有其他辦法的。”
特德邀請我到華盛頓去跟聯合國基金會的一些成員共進午餐，這個智庫是他用一筆高達10億美元的捐款建立的，旨在調查環境問題，並在美國研究促進生物燃料。跟特德一起坐在餐桌旁的包括聯合國基金會主席蒂姆·沃斯參議員、比爾·克林頓時代的白宮辦公廳主任約翰·波德斯塔、喬治·布什的法律顧問（將很快被任命為美國駐歐盟大使）博伊登·格雷以及能源未來聯盟的主管瑞德·德切恩。
我們差不多立刻把話題轉向生物燃料。我已經對一般的燃料有了足夠的了解，但對生物燃料的了解還不如這群人深入。聽著他們說話，我照常在自己帶的筆記本上做我的神秘記錄，到午餐結束時，我認定他們是對的。對維珍來說，大量投資替代燃料比投資傳統煉油業更明智。我很幸運——一旦下定了決心，通常就能有所作為。我加入了特德的能源未來聯盟指導委員會，然後回到我在維珍的團隊，要求他們對生物乙醇展開調查。結果，我便開始癡迷於生物燃料了，它不僅在環保方麵具有必然性，而且在環境對油田的依賴方麵也向前邁進了一步。從環境和經濟兩方麵說，各國種植生產自己的生物燃料並在原產地使用，而非萬裏迢迢地運到半個地球外的其他地方去，這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且會降低經濟成本和二氧化碳排放。
2006年年初，我組建了維珍燃料公司，開始投資生物燃料的研發項目。我們的第一項投資是支持一家從玉米中提取生物乙醇的加拿大西利翁公司。我們開始在分別位於原產地和使用地的美國西部和田納西州建立生物燃料煉油廠，然後又遷入巴西。下一個階段，我們將擴張到美國東海岸以及歐洲其餘地區。
我這麽做並非全然利他。替代燃料應該是不錯的商業活動——投資這個行業就會對化石燃料的價格產生壓力，保護我們的航空公司和火車公司。如果燃料價格居高不下，我們又可在研發和建立煉油廠的成本投資上獲得豐厚回報。在隨後五六年時間裏用我們自產的燃料取代我們的部分或全部傳統燃料也是很明智的。
2006年夏初，維珍燃料公司已經投入第一筆資金，而我仍未完全意識到全球變暖的緊迫性。不過，當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不辭辛勞地來到你位於倫敦荷蘭公園的住所，親自給你上一堂全球變暖的課程時，再沒有什麽比這更能讓你意識到即將到來的問題了。幾個月後，當電影《不願麵對的真相》發行時，我意識到，他那天在我家裏是用它向我做初步試映。
我們在起居室裏的矮桌旁坐下，瓊端進來一些茶和三明治。阿爾在桌子的一角就位，然後取出他的電腦打開。我坐在一把大扶手椅裏，威爾·懷特霍恩俯身站在我身後，氣候組織的史蒂夫·霍華德坐在桌子的另一端，我們都盯著屏幕。有阿爾·戈爾這樣一位睿智的交流者親自給我演示PowerPoint幻燈片，這可真是難得的經曆。這不僅是我這輩子看過的最精彩的演示，而且，一旦意識到我們很可能正麵臨著我們所說的世界末日，它也讓人深感不安。全球變暖對人類和自然界的影響如此之大，我們別無選擇，隻能采取強有力的措施，首先阻止這種趨勢，然後扭轉局麵。
在我們熱烈的討論中，史蒂夫·霍華德說，我們需要讓人們相信這是一個能夠解決的問題。有些人認為，應對氣候變化會毀掉經濟，因此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但我們其實有很多事情可做。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真的別無選擇，必須采取行動。
阿爾表示讚成。他注視著我，說道：“理查德，你是個舉世聞名的人。你能夠跟我一起，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麵幫忙做示範。沒有政治家參與，我們就需要商業領袖帶頭。”
阿爾·戈爾的演講是一場激烈的爭辯，但也有足夠可靠的科學道理，效果很好。這是我第一次全麵了解氣候變化的可怕後果。我立刻明白過來，如果我們不盡快采取行動，對碳排放加以遏製，那麽地球大部分地區將很快變得不適合居住，這顆行星的人口也將直線下降。大多數動植物將滅絕，生活將變得非常悲慘。我說：“我馬上要推出一條通往迪拜的新航線。”通常我很喜歡做這種事情——但現在我看得出其中的悖論了。我們希望將世界各地聯係起來，我們希望能夠飛行，但我們也必須處理氣候變化的問題。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我問道。
阿爾回答說：“科學家說，在越過臨界點之前，我們或許隻有10年的時間了，過了那個點，事情就將無法挽回。我們必須開始堅定地采取大規模行動。這麽做，我們有可能在接下來5年內開始讓二氧化碳水平穩定下來。它有一部分是逐漸演變的。我們的大腦擅長理解毒牙、爪子、蜘蛛、大火這種形式的危險，但不擅長處理那些看不到的危險，直到無可挽回——例如全球變暖就是這樣。這種現象大部分發生在兩極，那裏很少有人會看到，因此對它根本不以為然。”
阿爾很善於遊說，同時還能保持愉快的氣氛——盡管就洛夫洛克是何時首次將蓋亞理論形諸文字上這個問題，他跟威爾爭論起來。有時，跟兩個都自認為很正確的人待在一個房間裏，是很有趣的事情。
阿爾·戈爾離開後，威爾和我就維珍應怎樣帶頭對付全球變暖問題展開了漫長的討論。顯然，由於維珍擁有5萬雇員，他們的生計利害攸關，因此我不願造成劇變，導致公司的經營無利可圖；但我也看到一條向前發展的途徑，能夠通過一些微小的變化來采取負責任的行動，如使用壽命更長的電燈泡，在時機成熟時改用生物燃料。我們杜撰了“蓋亞資本主義”這個詞來描述這些行動。蓋亞資本主義的理念全都涉及解決方案，我們想采用一種明顯對立的方法，證明它行之有效、確實有理。我們能夠卓有成效地做到這一點，因為維珍就像一個龐大的生態係統，它的各個部分都獨立運作、管理，甚至還有自己的持股人，但它們之間一直存在紐帶。
3個月後，比爾·克林頓給我打電話，看我能否宣誓加入他的全球行動計劃。那天晚上，我躺在浴缸裏想出一個辦法。阿爾·戈爾說他需要從我這裏獲得領導力，如果我宣誓將維珍集團從我們的航空公司和火車公司中獲得的利潤全部投入研發替代燃料上，那會怎麽樣？那樣就能帶來很大的影響，說不定還能吸引其他商業領袖加入這項事業。
由於我跟比爾·克林頓的交談，兩個月後，我飛到紐約，加入克林頓的全球行動計劃。9月21日，就在這次會議的第二天，我跟比爾·克林頓、阿爾·戈爾一起，個人許諾投入30億美元發展清潔燃料。當我就要簽署承諾書時，我抬頭看著比爾·克林頓總統，在一個恰到好處的戲劇性停頓之後，手握著筆說道：“這可是一大堆的零。”
這是一個堅定不移的承諾，目標不僅是促進維珍集團向前發展，也是為了鼓舞其他人。要點是明確指出由我們的幾家運輸公司資助這項投資，但如果它們無法解決這筆錢，那就由我們現存的其他公司出。不管付出什麽代價，我們都會這麽做。我要強調一點，這並非慈善事業或施舍。我們的整個蓋亞計劃都以合理的商業意識為基礎。我不希望媒體給人留下這種印象，即這是對環境事業的捐款——但他們還是這麽做了，把我塑造成某種世界捐助者。
慈善捐款自有其地位，不過在我看來，為了將來錢能生錢，讓這個球繼續滾動，以便我們有更好的機會跟石油和煤炭公司競爭，那麽投入種子資金就更具有可持續性。
我發表的那篇公開聲明很快傳遍全世界，然後史蒂夫·霍華德說道：“理查德，我們跟許多不同的機構合作，但維珍的改變步伐是無與倫比的。看到維珍將自己釋放出來，的確令人印象深刻。”
有人問我對油價飆升有何看法。讓我航空公司那些主管人員失望的是，我說：“我認為油價飆升對這個世界來說再好不過了。它迫使政府和大企業尋找新的途徑降低他們對石油的依賴。我們需要此類事情發生，刹住我們對化石燃料的自殺性依賴。如果我們能夠糾正這種傾向，興許將來還可防止中東發生戰爭。”
對我來說，了解以前一無所知的產業是一種挑戰，但我喜歡。在學校裏，我對化學毫無興趣。現在我想了解下麵的一切知識——關於乙醇、纖維質乙醇、異丁醇、甲烷和碳；關於生產燃料的最佳原材料——糖、玉米、柳樹和人體排泄物；關於風能和太陽能；關於氫和地熱。到3個月的提問速成班結束時，我感覺自己已經準備好，可以把維珍燃料公司作為一股全球力量來提升其產能，開始實現我投入30億美元的諾言了。但最好的學習方式是行動。嚐試將內克島和莫斯基托島變成第一批100%的碳中和島嶼，建立我們的第一批玉米和甘蔗種植園，嚐試研發飛機使用的潔淨異丁醇；等等。我希望像20年前私人資本研發手機那樣研發可再生能源，將一個小小的想法變成一種世界現象。
2006年年末，我邀請蒂姆·弗蘭納裏到內克島為來自世界各地的維珍總經理做有關環境問題的演講。蒂姆是一位傑出的澳大利亞科學家和探險家，他那本富於創意的著作《天氣製造者》最早促使我思考氣候問題。我認為，蒂姆將為我們做的事情就是為了讓我們踏上現在所走的道路，而幫助我們獲得必要的科學背景，並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我們為何要這麽做。這不單是關於環保資質的事情，我已經下定決心把這作為維珍21世紀的行業策略。我確信自己會受到廣泛批評。我聽見有人說：“如果二氧化碳排放是問題所在，那為什麽理查德·布蘭森不停飛他的航班？”但人們需要飛機，如果我們停止，就會留下一個空白，而填補這個空白的人或許毫無責任感。我們想繼續飛行，但要采用負責任的方式。為此，到那一年結束時，我們打算在飛機起飛時節約燃料。如果它們在等待起飛時，用牽引設備把飛機拖到或拖離跑道末端，那它們就不需要立在那裏卻開著引擎排放二氧化碳。我們開始在蓋特威克和希思羅嚐試這種做法。如果每家航空公司都這麽做，那麽我們估計每趟飛行就可節約多達3噸的航空燃料，再跟其他努力結合起來，各航空公司就可將全球的航空碳排放減少25%左右。
維珍大西洋環球飛行者號就是佐證。製造這架飛機的原料並非金屬，而是碳複合材料，它非常輕，但卻能在海拔很高的空中安全飛行，大大提高了燃料的效率。一年前，我曾經在堪薩斯州的薩萊納目送它起飛，開始那次引人注目的飛行。我一直追蹤它到冰天雪地的加拿大荒野，當它於67小時後降落時，我又回到了堪薩斯州。目睹它如同雄鷹一般在海拔49,000英尺的高空環繞地球，而每小時使用的燃料還不如一輛四驅車，我感到非常興奮。這項驚人的成就引導我們開創維珍銀河公司，投資太空——最後的邊疆。沒有太空以及諸如美國航空航天局等機構的工作，我們甚至都不會知道或理解有關氣候變化以及養活現在的世界人口等方麵的現實。衛星從太空傳回的信息讓農夫得以著眼於長遠的天氣預報，最有效地製訂播種與收獲的計劃。太空也為不影響大氣的未來旅行提供了必要的答案。然而，可悲的是，當前的技術仍停留在肮髒、汙染和碳密集的冷戰時代，也沒有私人投資研發使用可再生燃料的可行性太空發射係統。我們也打算改變這個局麵。
以維珍大西洋環球飛行者號為榜樣，維珍銀河公司的機群從一開始就很環保。除了飛船使用碳合成材料，發射係統的模型也依賴一種來自笑氣和橡膠的燃料，而且，由於這種獨特的背負式發射係統，美國航空航天局每飛行一次，我們就能夠飛行數千次。
最近幾年，我們的重要企業活動之一就是維珍銀河公司的啟動。當然，我們擁有伯特·盧坦作為良性太空發射係統研發的概念——但第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就是，將這種把有效負荷和科學家送入太空的新型太空發射係統變成了現實；其次，我也能夠清楚地看到未來的前景，回答許多人提過的問題——為什麽太空真的那麽重要？你為什麽要參與其中？很多人似乎都認為維珍銀河公司是某種挑戰，是一種個人玩具——盡管它費用昂貴。事實上，太空是人類的未來。從美國航空航天局戈達德太空研究所來的蒂姆·漢森博士——他是太空科學的創始人之一——到“現代物理學之父”斯蒂芬·霍金教授等眾多科學家都認為，在為了應對氣候變化而重新定位世界工業方麵，更好地進入和利用太空將是至關重要的。
首先，如果不是從太空中所做的研究提供了氣候正在發生變化的信息，我們甚至都不會知道氣候變化。基於地麵的科學無法以人造衛星的方式證明氣候變化。其次，很少有人意識到，如果沒有對氣候的觀察和天氣預報——而這些隻能從太空開展——我們就無法養活現在的全球人口。太空中的氣象衛星和農業衛星以及全球定位係統能讓農夫提前預知天氣模式，使得進入人們口中的食物產量增加了15%。碼頭上的一箱箱食品不再會壞掉，農夫能夠選擇提前一天碾磨他們的玉米、提前一天耕種或推遲一天播種。在美國玉米生產帶、印度平原或中國中部地區，許多農夫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網查看遠程農業衛星對他們那天或那個星期的農業生產有何建議。進入太空允許我們在過去的15年中將食品產量提高了10%左右——這恰好足以應付人口的增長。
人類文明正麵臨的至關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人口增長。這是我們在這顆行星上生存的關鍵。除非我們擁有從科學技術方麵尋找解決辦法的意誌力，否則就將無計可施。真正的問題在於，環境遊說團並未真正理解地球上擁有65億人口這一事實。
蒂姆·弗蘭納裏把地球看作一個在太空中轉圈的飛船。在《天氣製造者》中談到“飛船”——也就是地球——上的人口時，他寫道：
在1961年，我們還有點回旋餘地。在那個貌似遙遠的年代，地球上隻有30億人，在全球生態係統能夠可持續地提供給人類的全部資源中，他們隻使用了一半。短短的25年後，1986年，我們就達到了一個分水嶺，因為那一年我們的人口超過了50億，我們對資源的集體渴求如此強烈，地球上的全部可持續產品都被我們利用殆盡。
實際上，1986年標誌著人類達到了地球承載能力的頂點，此後，我們就一直在環境“預算赤字”中生活，隻能靠掠奪我們的資本基礎維持。這種掠奪的表現形式包括：漁業方麵的過度開發、牧業方麵的過度放牧——直到將牧場變成沙漠——以及破壞森林、汙染我們的海洋和空氣，這反過來也導致我們麵臨大量環境問題。不過，最終真正重要的唯一因素還是環境“預算”。
到2001年，人類的赤字激增至20%，我們的人口超過了60億。到2050年，預計人口將在90億左右穩定下來，人類生存造成的負擔將如此巨大，我們得使用——如果還能找到的話——接近兩顆行星的資源。不過，在尋找那些資源的過程中經曆的重重困難裏，構成限製因素的正是浪費資源形成的過多溫室氣體。
在22世紀，隨著地球人口達到90億，我們就不得不將目光投向太空。2006年，當我前往世界各地——中國、印度、非洲和美國——那些擁擠的大城市時，我留意觀察，細細思索。我相信人性，相信所有單獨個體的生命價值。我無法容忍人類的悲慘境遇，將竭盡全力消除貧困、疾病和痛苦——然而，高達90億的人口根本就是不可持續的。人口數量和對資源的過度使用最終將毀掉我們。我不知道答案何在，也不知道前途是什麽。我隻知道迫在眉睫的事情是盡快阻止氣候變化，這樣，才會在我們開始考慮人口數量之前，為我們贏得喘息之機。
我們為維珍銀河公司製訂的各項計劃飛速發展。我們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的未來空間站已經開始動工。它簡直就像科幻小說。未來主義設計師菲利普·斯塔克提出一個生動的眼睛圖案標識——鮮藍色的虹膜和黑色的瞳仁——再把它鑲嵌到一個扁平圓盤上，而圓盤則覆蓋在一個龐大的地下發射井外麵。這個圓盤以一種非常類似於《星際迷航》的方式無聲地滑了回來，露出下麵的發射台。不過，由於一些過時的法規和人類的憎恨，讓一些本應該順利翱翔的項目戛然而止，令人沮喪。
回到2004年，我們首次討論在美國推出維珍美國航空公司，以此作為在東、西海岸之間從事遠程運輸的現存國內航空公司的低成本替代選擇，並訂購了一些空中客車的飛機，表達我們的意圖，這時候，我們預料有人會以正常競爭的方式提出反對。我們沒有料到的是，自己會遭到一項陳舊的仇外法規的不公平對待。在航空時代的初期，美國擔心“外國飛機”在美國領空上飛，為了阻止這種事情，他們於1926年通過了《航空商務法》，要求所有國內航線都必須由美國公民控製。1938年的《民航管理法》推波助瀾，它規定，對於任何設在美國的航空公司，擁有投票權的股票最多隻能有25%由外國人掌握。這意味著75%的股票必須受美國公民“實際控製”，美國交通部告訴我們，維珍必須調整這家新公司的結構。
我們試圖遵守這些規定，但我不知道前麵還會有沒完沒了的問題擋住我們的去路。在被法律論辯拖了兩年後，2006年，我最終邀請三角洲航空公司前總裁弗雷德·裏德經營這家新航空公司，一家美國公司VAI Partners將控製它，持有75%的股本，指定董事會中三分之二擁有投票權的成員。我們將維珍美國航空公司從維珍大西洋以及我們的其他所有航空公司——包括維珍銀河公司——以及共享維珍品牌名稱的任何公司中獨立出來。除了訂購飛機，我們還預算投入2億美元，用於在美國做啟動營銷，又將運營總部從紐約遷至舊金山，我想，我們終於步入正軌，準備起飛了。
然而，我已經答應擔任這家航空公司的形象代言人。我準備好出去為它宣傳，這是我在所有維珍公司的一貫做法。或許我的形象太引人注目了，我們受到工會以及美國所有主要航空公司的強烈反對：大陸航空公司、美國航空公司、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等等！由於這些保護主義者的反對，我們的交通部許可證被壓了幾個月，而我們麵對這步步障礙，想盡辦法答應他們的苛刻要求。盡管管理維珍美國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主要由美國公民組成，反對者卻聲稱這隻是策略，說掌管公司的仍然是我。隨著日子一天天從2005年拖到2006年，我們被告知：“維珍美國公司對質詢的回應不足以證明這家航空公司屬於‘美國公民’。”我們的反對者催促交通部要求我們提供額外的文件。但不管我們怎樣努力，似乎都難以滿足他們的要求。
於是我們計劃再次調整這家航空公司結構，讓一家獲得交通部批準的信托公司持有那些擁有投票權的股票，在8個人組成的董事會中，隻有兩個維珍集團的董事。除了取消維珍集團的否決權和同意權，維珍美國公司還說要從董事會除去我的名字，甚至可能完全放棄維珍的商標。然後，新董事會宣布，“如果交通部認為有必要”，他們就準備取消弗雷德·裏德的首席執行官職務。
到這時候，我已經退到無足輕重的地位，盡管作為持股人，我一直了解公司的進展。我很高興民眾群情激昂，支持維珍美國公司。加州州長阿諾德·施瓦辛格、舊金山市市長加文·紐瑟姆和希拉裏·克林頓全都指出，這家新航空公司將在第一年的服務中創造1000個新工作崗位（據估計，到第5年時，這個數字將上升到5萬）。甚至舊金山“巨人隊”也出來支持維珍。不過，最令人吃驚的是5萬封寄給參議院和交通部、對我們表示支持的信。多達2.5萬美國人在一封支持我們的請願書上簽名，有人甚至建立了一個網站www.letVAfly.com，供人們查看相關新聞。店鋪裏還出售一些印著口號“讓維珍飛”的T恤衫和杯子。
我認為，民眾意識到維珍美國公司會降低機票價格，提高飛行質量。事實上，坎貝爾·希爾航空集團所做的一項研究表明，如果允許維珍美國公司的飛機在2006年開始飛行，單單是那一年，它就會讓美國消費者節省7.86億美元以上，平均每趟飛行節省88美元。這也會給大部分——就算不是全部——新市場帶來折扣。問題出在反對派身上。正如弗雷德所言：“在航空公司守舊派眼中，我們是所有人的噩夢。他們想把一家強大的新航空公司扼殺在搖籃裏。或許，他們應該注意聆聽消費者們對其服務水平所做的評價。”
我們的一切努力似乎都無濟於事，到2006年年底，維珍美國公司仍然擱淺。有傳言說，隻有當美國獲得進入希思羅和其他歐洲機場的“開放天空”後，才會批準我們起飛——盡管這兩件事完全沒有聯係。
到2006年9月底，我再次來到非洲，跟布拉德·皮特一起去見納爾遜·曼德拉，幫助支持一項新的排雷行動計劃，它有一個恰如其分的名字，叫“非洲的腳底”，其座右銘為：“是時候了，把你的腳放下吧。”這個計劃的其他讚助人包括曼德拉的妻子格拉薩·馬謝爾、約旦的努爾王後以及約翰·保羅·米切爾係統公司的約翰·保羅·德約裏爾。“非洲的腳底”跟掃雷基金會合作，掃除埋在土裏的1億顆地雷——它們每20分鍾就炸死或炸殘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有25萬平方英裏的土地因此廢棄，其中大部分位於非洲，尤其是莫桑比克。格拉薩來自那個鬱鬱蔥蔥的美麗國家，出生在一個農夫家庭，因此非常希望參與這個項目。我們將從莫桑比克開始掃雷，然後在清理過的土地上複耕。一旦“腳底”完成清理，其合作者就會培訓農夫在那些土地上種植和收獲農作物，讓他們獲得食物，並可通過出售餘糧賺錢謀生。
英國國防部創造出了卓越的新式雷達技術，使用了維珍公司和飛艇集團公司製造的飛艇來定位地雷。此前每天隻能清理40平方米的土地，而這項先進的飛艇技術能夠每秒鍾掃描100平方米的土地。本來需要500年才能完成的工作，現在隻需10年左右就可完成了。在把清理完地雷的莫桑比克歸還給農夫後，我們還將一個接一個國家地繼續工作。
格拉薩也主張保護兒童，她和曼德拉跟我們討論了非洲數量龐大的艾滋孤兒問題。這個數字大得不可思議。曼德拉轉向布拉德說：“有100萬兒童的父母死於艾滋病，光是南非每天就有1000名兒童成為孤兒。6歲到8歲的孩子現在成了家裏唯一養家糊口的人。”這讓布拉德備受震動。
單是這個數字就令人崩潰，但有個故事，我發現它很動人。故事是這樣的：有個小姑娘順著海灘散步，海浪將數百隻海星衝上岸來，它們將在海灘上死去。她一邊走，一邊彎腰撿起海星，並將它們扔回大海。一個老人從這裏經過，對小姑娘說：“你為什麽這麽做呢？海灘上有幾百隻海星呢，你這麽做根本無濟於事。”她回頭望著老人，說道：“哪怕我能救起其中一隻，這麽做也是值得的。”
正是這個故事啟發了“海星”的建立，這家小型組織在南非創辦並管理艾滋病社區日托中心。維珍聯合基金會一直在底層工作，尋找在社區內照顧這些孤兒的途徑。非洲充滿了不可思議的強壯女性，她們似乎以一種類似於地球母親的方式將萬事萬物團結起來。諾拉就是其中之一。我還記得第一次在距約翰內斯堡45分鍾車程的小村莊裏見到她的情形。在村裏一塊髒兮兮的空地上，有一個小小的錫皮小屋，老婦人諾拉在裏麵為200名孤兒烹製食品，孩子們白天跟她生活在一起。不管怎麽說，她想辦法到外麵找到足夠的食品，然後在一隻小爐子上煮好給他們吃，這已經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我們隻是站在那裏望著，我隻看到200個腦袋組成的海洋，看到這些小家夥和他們的眼睛——在那一張張饑餓的小臉上，他們的眼睛顯得那麽大。他們什麽都沒有，呆呆地望著我們，讓人想把他們抱入懷中。
這位女性單槍匹馬，她根本沒法照顧200個孩子，可她居然做到了。這實在是驚人。我們能夠給予的幫助就是為這些女性投入資金，她們已經看到了這種需要，當上代理媽媽和女舍監。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沒人真正思考過，一個需要培養情感的孩子，在沒有大人的關愛與照顧下長大，將會發生什麽。我環顧四周，這麽多孩子，玩耍著，將一頓簡單的飯菜塞進肚子裏，我一眼就看得出來，在這間小小的錫皮屋裏，根本沒有足夠的空間讓他們睡覺。
我問道：“這些孩子睡在哪裏，諾拉？”
她笑了：“他們就像隨處棲息的鳥兒，晚上會朝四麵八方散開，找個安全的地方睡覺。早上，他們又像椋鳥一樣回來吃早餐——不管怎樣，我總會設法找點東西給他們吃。”
我自歎弗如又激動萬分，同時也感到憤怒。如果他們的母親服用過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她們就應該仍然活著，照顧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被殯葬業者用作賺錢工具。“海星”已經給予諾拉幫助，但我們仍給了她一些錢，幫忙支付各種費用。我們跟來自維珍聯合基金會的誌願者一起工作，擴大了諾拉的小屋，在側麵加以擴建，好讓孩子們在這裏睡覺，然後我們為她提供了一個很大的爐子，允諾立刻給她供應煮飯的燃料。我們無法讓諾拉的孩子們全都擁有自己的家，但我們能夠幫助諾拉以及她這樣的女性。
悲哀的是，非洲大陸是全球少數艾滋病發病率繼續上升的地區之一。據估計，到2010年，單是南非就將有大約300萬孩子成為孤兒。現在，我們向兩個社區日托中心提供支持。10月，我們又跟盧姆巴信托基金會一起為另外5個提供支持。那一次，謝麗·布萊爾[1]跟我們一起前往，啟動這些項目。想想英國和美國，我們有那麽多資源。這實在令人灰心，我們需要竭盡全力阻止這種荒謬的局勢繼續下去。當然，有幾次，我表現得非常激動，包括在盧姆巴信托基金會舉行的那次正規晚宴上。人們不應該死於可預防和可治療的疾病——不管他們生活在世界上的什麽地方。
我認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因艾滋病而失去自己的員工都是錯誤的，所有公司都應該承諾鼓勵自己的員工自願去做測試，確保他們及時獲得抗逆轉錄病毒藥物，避免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變成艾滋病患者。我們首先從自己的公司做起，於是我的妻子瓊和我開始召集所有為我們在叢林裏工作的人。然後，我們就當著所有人的麵做艾滋病病毒測試，並設法讓盡可能多的人接受測試。他們大多數人測試了，我們也邀請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年輕人來現身說法，解釋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怎樣挽救了他們的生命，以此為例說明這個計劃是如何運作的。我們專門為非洲人製作了兩部電影，以簡單易懂的方式，解釋身體是怎樣工作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是怎樣產生效果的、免疫係統是怎樣運轉的、當CD4細胞的水平降到200以下後會發生什麽、為什麽人們不斷死去、他們怎樣避免死去以及安全套可挽救生命等。在我們的一家南非公司員工的檢測中，有近24%的人的HIV測試都呈陽性。我擔心這個數字跟平均水平差不多，這基本上意味著，如果無法獲得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我們這24%的員工就將在六七年內死去。我們明確表示，將向任何CD4細胞的水平降到200以下的員工免費提供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我們還在維珍全球各地的公司開展“0%挑戰”活動，目的是確保維珍員工沒有一個死於艾滋病，確保0%的員工HIV檢測結果為陽性，確保HIV陽性的懷孕女員工0%地將病毒傳給嬰兒。這也包括在我們公司內零容忍歧視HIV陽性員工的行為。
我們成立了一個“作戰室”，幫助協調並聯合多家在非洲試圖征服各種疾病的組織。“作戰室”會把各種問題整理出來，尋找最好的操作方法，啟動並最大化地利用各種資源。它會讓這些工作繼續下去，而不是僅僅止於爭論。它會在艾滋病這樣的新疾病失去控製前警告世界當心它們。它會跟艾滋病病毒、瘧疾、結核病和瘺管鬥爭。它會通過接觸各種關係、政府以及各種機構組織的創建者，很快動員專家和具有號召力的人物來到特定地區。它的最終目的是確保唐納德的悲劇不再重演，由於他的去世，其他數千人得以活下來。
我跟維珍聯合基金會以及一位了不起的英裔美國人布萊恩·布林克醫生一起，做了一些調查，尋求製訂一份有希望的藍圖，我們來到南非的林波波省的艾蘭茲多恩，在岩石嶙峋、沒有樹木的丘陵地區和塵土飛揚的城鎮地區，無意中找到了納德洛夫醫療中心。它由一位真誠的荷蘭內科醫生胡戈·坦普曼管理，在過去的15年，他一直致力於治療艾滋病以及奪去很多非洲人生命的另兩種主要疾病：結核病和瘧疾。
當我在這裏四處參觀時，我首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是納德洛夫醫院外麵的一係列小型發展項目，包括一個麵包店、一個修理鋪，還有生產尿布的工廠、幼兒園、計算機學校、洗車店和一家健身房，全都為當地人提供了就業機會。胡戈看出來這些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是的，我們全都充滿希望——我們想讓人們知道他們會康複。他們也需要謀生，在接受治療期間維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多年來，布林克醫生一直堅持不懈地奮鬥，希望在外國人雇用的成千上萬本地工人中，讓需要者獲得免費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他指出，培訓新員工的成本損失遠比這些藥物自身的費用貴，最終贏得這場艱難的戰役。然後，他立馬又說道：“現在，礦工們那些染上艾滋病病毒和患上艾滋病的家人該怎麽辦呢？”
我很敬佩胡戈的先見之明，便和他以及維珍聯合基金會一起，討論建立一家醫院，服務於烏盧薩巴周邊的薩比桑德地區。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第一次嚐試控製艾滋病病毒的流傳，當時我推出慈善的“伴侶”安全套。從免費的“伴侶”安全套，到跟英裔美國人合作創立一家一站式的保健中心，這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我們決定采用祖魯語中的“獅子”一詞，將這家新醫院命名為布博茲社區健康中心。它將為10,000人提供服務。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的治療將是免費的，但對其他醫療服務則收取少量費用，以確保這個診所能夠保持長期的可持續性發展。烏盧薩巴周圍的10,000人將得到保護，但對於那些居住地遠離這家醫院的人，則需要提供出診服務。
一方麵，我通過維珍聯合基金會努力工作，試圖幫助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解決他們麵臨的一些問題；另一方麵，我也在努力推進我們的航空發射計劃。這兩項活動構成一種怪異而又迷人的分裂。維珍銀河公司已經引起很大轟動，已經有人開始簽約參加我們的第一批太空飛行。接著，在我通往太空的個人之旅上，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11月，我正跟飛船設計者伯特·盧坦以及我們創建之初的首批顧客一起待在內克島，他們特意來聽伯特親口講述這個項目的細節。這時，威爾從倫敦打電話說，他剛在無線電四台的《今日》節目中聽到斯蒂芬·霍金教授的談話。
威爾說：“斯蒂芬·霍金剛剛接受了一次精彩的采訪，談的是人類為何需要進入太空——以及他為什麽仍然想去那裏、為什麽希望理查德·布蘭森帶他去那裏！”
我把首批顧客和伯特召集到一套音響旁，從BBC網站上播放了一遍斯蒂芬·霍金的節目：“人類必須遷徙到太陽係之外的一顆行星上，讓這個物種的未來獲得保障。一場核災難，或者一顆小行星撞上地球，都可能將它上麵的生命一掃而盡。一旦我們擴張進入太空，建立若幹殖民地，我們的未來就安全無虞了。太陽係中沒有類似於地球的行星，因此人類隻得求助於另一顆恒星，目前依靠化學與核燃料的衛星還不足以將殖民者送入太空，因為使用這種衛星意味著一趟旅行需要5萬年。我認為，利用光速曲速引擎，將人們送到一個新的邊區定居點，這種想法也不大可信。
“相反，我更看好用物質/反物質湮滅作為推進力。當物質和反物質相遇時，它們會在一陣輻射爆炸中消失。如果從飛船尾部將它發射出來，就能推動飛船向前，飛行速度僅略低於光速，這意味著隻需6年就可抵達一顆新恒星。想讓飛船加速到接近光速，就需要大量能量。
這番話在我們初露頭角的宇航員中激起一陣興奮。能進入一個讓霍金教授如此熱衷的項目，我們全都倍感榮幸。我一直對霍金教授感到驚訝——他是我非常崇拜的人。在過去的那些年裏，我曾多次遇到他，於是我給他打了個電話。我跟他解釋說，盡管有大量名人跟我們接觸，但維珍銀河公司尚未向任何人免費贈票，不過，如果斯蒂芬真的想去太空，而且醫學檢查證明他的身體狀況適合飛行，那麽我將非常榮幸能帶他進入太空。
他用自己電腦化的聲音解釋說，如果人類想在地球上維持生存，就得進入太空。“人類對地球上的生命構成了威脅。令人擔憂的兩個主要原因是全球變暖以及病毒和其他微生物的基因突變。由於我們已經對這顆行星可能遭遇的事情有了充分了解，我們知道，如果人類作為一種文明要繼續生存，我們就需要利用太陽係其餘部分的資源。我們還需要擁有進入和探索太空的動機，這不僅僅涉及機器人進入太空——雖然那也是解決辦法的一部分。人類必須擁有進入太空的能力。”他補充說，“維珍銀河公司向前邁出了一步，從少數精心挑選的人手中奪得了進入太空的權利。”
在我的要求下，宇航員關係部的主任史蒂芬·阿滕伯勒帶著我們的首席醫師去看望霍金博士，商討盡快為他安排一次模擬重力飛行。
從霍金博士對我們這個項目的興趣開始，我們繼續探討了太空舉足輕重的其他眾多方麵。從短期理由看，包括理解氣候變化，為了讓這顆行星生產出足夠的糧食養活不斷增加的人口，而向我們提供必需的通信和信息。然而，正如霍金博士所言，從長遠來看，我們也需要進入太空，為這顆行星提供未來的能源來源，甚至可能提供氣候變化的部分解決方案。例如，人們提出許多令人興奮的想法，如太陽傘，它們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麽大，而是用透明膠片做成的小型晶體狀結構，像泡泡一樣分布在拉格朗日點（日、地距離的中點）附近的太空中。在這裏，太陽傘會把5%的太陽光線反射回去，這個數量其實相當可觀。人們通常認為互聯網不使用能源，但它卻散發出大量溫室氣體。例如，科學家們一直在探索服務器群集，它由太陽能電池板提供能量，可從太空中將無線電信號直接發射到計算機上，節約80%的電力，數量龐大。我一直興趣盎然的一件事情就是將一個維珍能源研究團隊送上月球的可能性——然後建造一個太空飛船群，這樣我們就能在那裏工作了。這聽起來或許像科幻小說，但在20世紀初的10年剛開始時，我根本想不到自己會管理一支太空飛船群，並載著現在活著的最聰明的物理學家，在太空中做一次亞軌道飛行。跟斯蒂芬·霍金的觀點一致，我一直在尋求太空時代的燃料：氦-3。這種形式的氦在地球表麵非常罕見，在地心卻大量存在，但我們的開采技術對此卻無能為力。不過，它在月球塵埃中含量非常豐富。想到隻需從月球裝滿一艘太空飛船的氦-3就可為美國提供一年的能源時，我就開始對其可行性做更多調查。氦-3要在極端壓力和極端熱量下才可產生，它是在月球從地球中撕裂出去，飛入環繞地球的軌道時形成的，漫長歲月中刮到月球上的太陽風也在繼續製造這種物質。科學家需要花費數十億美元，才能在歐洲粒子物理研究所的加速器中製造出微量的氦-3。而從月球上獲取這種物質——也就是從塵埃中“開采”它們——費用就不是高得那麽不可思議了，而且也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內。通過加熱熔化，氦-3將來可滿足地球的所有能源需求，安全而又清潔。它可將指定用於種植生物燃料的土地用於生產食品。雖然這一設想聽起來遙不可及，但有一天氦-3卻能夠挽救人類。
與此同時，我的好朋友彼得·加布裏埃爾也在其位於巴斯附近的家中產生了一個精彩的想法：技術已經促使人們形成一個龐大的地球村——但卻無人領導這個村子並將技術當作一種有益的強大力量來使用。當今的許多領袖人物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沒有為人類做正確的事情，恰恰相反，他們大多數忙於處理與政治、軍事、經濟或宗教力量有聯係的其他類型的議事日程。2003年11月，當我們在南非幫助曼德拉推出他的46664運動時，我們的想法匯聚成一次動人的旅行。從那以後，我們便在一些傑出人物的幫助下，踏上一次讓人深感滿足的旅程，構築一個召集“全球長者”的夢想。我們相信，這些表現出道德正義感和領導力的人可提供大量的智慧。這是那種在曆史上由部落或村莊長者代代相傳的智慧。古老的直覺智慧正是我們這個瘋狂的高科技地球村需要的東西。當曼德拉及其夫人格拉薩·馬謝爾同意擔任創立這個組織的長者，而圖圖主教[2]同意擔任其主席時，我們知道自己已經擁有一個特殊機構的核心。
2006年7月，我們在內克島上舉行了一次聚會，參加者都是來自技術、慈善、商業、科技、藝術以及其他眾多領域的頂級領袖人物，他們全都聚集起來，討論“全球長者”的理念，並將它推進到下一個階段。
彼得和我從“全球長者”這一想法的來源說起，開啟了聚會的第一天。彼得說：“我認為它建立在非洲部落的基礎上，他們仰仗村子裏的長者。但現在我們已經遠遠超越那樣的小村莊，現在有穀歌和維基百科以及其他種種紐帶，將人們聯係起來。”
我點頭稱道：“長期以來，一直都有單個的長者在發揮自己的作用。這些仁慈的長者敢於仗義執言。我們的想法是，如果全世界大多數可敬的人作為一個群體共同工作，那麽他們的影響力就更大了。我們將擁有十二位而非一位長者的力量。”
這兩個不可思議的星期充滿了各種不可思議的想法和爭論，但大多數想法證明這個世界需要一個這樣的群體。有圖圖大主教和卡特總統的參與，這次聚會是一場最奇妙的經曆。他們倆都為“全球長者”概念補充了如此深刻的見解，而圖圖大主教當然也為活動增添了幾分頑皮的幽默感。我永遠不會忘記其中的一些奇妙的時刻，例如彼得在大廳的三角鋼琴上演奏《比科》，而圖圖和他漂亮的夫人莉亞伴著音樂翩翩起舞的情景。又例如彼得穿著一件飄逸的白色長襯衣，教圖圖在大海裏遊泳。圖圖似乎很享受這種活動，因為他跟彼得和我在遊泳池裏花了一些時間練習。
讓我們深感榮幸的是，一些“草根長者”也加入我們，就“全球長者”能夠發揮的作用發表自己的看法。來自醫療行動小組的紮齊·阿赫瑪特熱切地希望確保所有艾滋病病毒檢測結果為陽性的人都能獲得抗逆轉錄病毒藥物，他的熱情激發了我們所有人。他的的確確是獻出自己的一生，為他人的生命而奮鬥，除非每個人都獲得這種藥物，否則他自己就拒絕接受治療。但願“全球長者”能為推廣紮齊和塔蒂等人的觀點發揮作用，這些人做了很多影響深遠的工作，需要全世界傾聽他們的故事，幫助他們擴展他們的努力。在會議上，每個人都暢所欲言，提出明智而有力的觀點和看法。
瓊·奧爾汪在對曼德拉的評論中拉開一次會議的帷幕：“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曆史時刻。曼德拉擁有真正的道德勇氣。他在私下裏和公開場合都言辭一致。他關注各種最有利於人類的事情，表現出自己的領導力——不僅通過行動，也通過他的悲憫之心。”
她將話筒轉交給圖圖大主教。他艱難地從一個低矮的座位上站起來，開玩笑說：“等你到了我這把年紀，就會遇到這種事。你得跟自己的身體商量一下，說，身體，我們現在要站起來了，你還行吧？”
我揉了揉他的肩膀——不過玩笑歸玩笑，圖圖說的話全都非常感人。“我很高興自己不是上帝，此時上帝肯定在哭泣。上帝無所不能，但似乎有些虛弱。我們不明白為什麽他不摧毀那些作惡多端的人。但這個世界上也有挺身而出做好事的人——他們推翻了南非的種族隔離製度。有時，就像在雨中閃爍的陽光，上帝注視著人間，露出微笑。今天，他望著這個島嶼微笑。我堅信這是一個道義世界。盡管表麵上恰恰相反，往往是邪惡肆無忌憚更加明顯。但善終將獲勝。憐憫與關愛將最終傳遍世界。”
我們討論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全球長者”能發揮什麽作用，同時又不會重複聯合國的角色或世界衛生組織（WHO）的重要工作。我拋磚引玉地說道：“我們已經討論過，‘長者’將覆蓋聯合國和各國政府尚未涉及的領域。”
顯然，吉米·卡特在這方麵擁有豐富的個人經曆，他曾在聯合國以及他自己的基金會卡特中心工作。他說，困擾聯合國的一個問題是否決權，讓一些決議獲得通過，幕後有很多討價還價的交易。“在聯合國，你無法繞過否決權，如果‘全球長者’繞過這一點，就會切實可行。現在，對於那些有衝突的決議，人們根本就毫無辦法。為了促進和平進程，為了向你提供專家，可求助於各種組織，如哈佛大學、卡特中心，但你不能求助於聯合國，因為你知道美國將站在一邊投否決票，或俄羅斯等國站在另一邊投否決票。因此，‘全球長者’作為一個和平基金會或不管什麽機構，人們對它的第一個反應就會問道：我為什麽要求助於‘長者’來阻止這場戰爭？如果我們擁有完美的聯合國，我們就不需要它。但聯合國不能解決和平問題，不能去減輕人們的痛苦，也不會涉及違反人權或壓迫婦女等方麵。你沒法讓聯合國討論壓迫婦女的問題，因為許多伊斯蘭國家會反對，基督徒也會反對。但這些卻是‘長者’能夠放手處理的問題，居然沒人做過這方麵的工作，真是該死。我打賭，科菲·安南會對所有這一切大叫‘阿門’。卡特中心致力於創建一個人權高級委員會，聯合國可不想要這種機構。我們正在討論成立一個組織，替代聯合國，並能避開一家擁有200個成員國的機構所固有的那些束縛。”
“但不要有權力，”吉米說，“這一點很重要。隻需道德權威就夠了。”
至於世衛組織的工作，我們認為“全球長者”需要更廣闊的議事日程，來調查一些具有爭議性的問題，例如艾滋病、幫助所有人獲得潔淨飲水——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有80%的人口無法獲得潔淨的飲水——以及疾病問題。比如，雖然“全球長者”支持消除瘧疾，但隻有世衛組織有權使用“消除”一詞。
吉米說：“‘長者’可嚐試提高貧困地區的生活質量。如果他們不想創造什麽，也能幫助構築某些東西。通過消除疾病來減輕痛苦就是其中之一。”
會議期間，每天都是如此——充滿了紮紮實實的爭論，每次都將這一概念和我們的夢想向前推進一點點。彼得說：“世界是一麵活生生的鏡子。宇航員在太空中說，你把地球看作一個能夠握在手裏的東西，一個藍色的小球。光線從它上麵反射出去，把一切都映照出來。我4歲的兒子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他說，當人們受到觸摸時，就會變得神采奕奕；反之就會變得暗淡無光。因此，我們應該接觸每一個人。他們不是一些數字和統計數據，而是真實的人。”聽他說出這一席話，我們全都明白他想表達的含義。
一個觀點似乎會激發更多觀點，就仿佛我們一直將這些希望埋藏於內心，等待爆發出來似的。就在吉米·卡特離開之前，他又轉過身來，說出了自己最後一刻的想法：“‘全球長者’能夠成為世界的良心，他們會成為通往這個世界的向導，一個為了提出和平與公正理想而重新組織起來的實體。這是一種激勵人心、令人興奮、不可預料且令人滿意的經曆。”然後他揮揮手，露出自己特有的可掬笑容，登上舷梯和那架直升機，和他的夫人一起離開了。
回到大廳，我問圖圖是否想喝杯茶。“不，我不是英國人。”他眯著眼睛回答道。
“哦，你會喜歡彼得的茶的。他比我有更多的閑暇時間好好泡茶。”我開玩笑說。
一個月後，我們跟格拉薩和曼德拉在他們的住所見麵，讓他們挑選首屆“全球長者”的成員。他們的孫子、孫女們在我們周圍亂跑，在這次美好的會麵結束後，瓊和我離開他們，感覺“全球長者”將最終變成現實。我們來到烏盧薩巴，在邀請函上簽名，並舉行了一次愉快的慶祝會。我的父母也在那裏，跟我們分享這個特殊的時刻，讓它顯得更加動人。彼得和我懷抱多年的夢想蓄勢待發，終於即將實現。
[1] 謝麗·布萊爾（Cherie Blair， 1954— ）：英國皇家法律顧問，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