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1998—2005 進入最後的邊疆——太空2

2002年,史蒂夫·法塞特正在為全球首次環球直飛做準備時,邀請我做他的後備飛行員,以免他到時會生病。我欣然表示同意,而且同樣很高興資助和管理世界上第一架高空環球飛機的製造和飛行。我們做夢都沒有想到,3年後,這個項目還將製造出有史以來最漂亮的飛機之一,它就是維珍大西洋環球飛行者號。該項目將最高效的飛機設計之一跟伯特·盧坦建造無金屬大型複合材料飛機的傳奇能力結合起來,史蒂夫雄心勃勃,想獨自駕駛這架飛機,在80個小時內環繞地球飛行一圈。

2月28日是星期一,在這個寒冷的傍晚,史蒂夫·法塞特從堪薩斯州的薩萊納起飛了,去嚐試他英勇的飛行之旅。這架飛機總重量略微超過2.1萬磅,其中包括1.8萬磅的燃料,當它順著跑道滑行時,它看起來威風凜凜。數千人觀看了起飛,但史蒂夫在起飛後,突然飄飄****返回跑道,有大約10秒鍾的時間,我們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兒。不過,沒等我們想象中那致命的一刻降臨,他就像一隻美麗的燕子那樣,一下子飛入了美國中西部的夜空。

我乘坐跟蹤飛機,在頭幾個小時裏一直跟著他,但為了讓我能在第二天到加拿大推出維珍移動公司,威爾和團隊預定讓我到多倫多降落。當我們衝進寒冷刺骨的暴風雪時,飛機顯然有點不妙——在從堪薩斯州起飛爬升時,史蒂夫肯定失去了一些燃料;當他穿越加拿大邊境時,他的全球定位係統似乎也有問題。跟蹤飛機的團隊很隨意地讓我降落到停機坪上,然後我就前往多倫多,也不知道史蒂夫能否成功。但是,就像標刻複合材料公司(伯特在莫哈韋沙漠中那家公司的名字)製造的大多數產品一樣,他們考慮到了所有意外事故。在接下來的24小時中,伯特那位才華橫溢的飛機設計師約翰·卡寇將這些數據加以處理,然後得出結論,如果地球周圍急流層的風一直都很強,那麽史蒂夫仍然能夠成功。在67小時的時間裏,史蒂夫與嚴酷的自然條件搏鬥,為了讓燃料發揮出最佳功效,趕上合適的氣流,他一度飛到距地麵4.9萬英尺的高空。

他在寒冷如冬的周一晚上離開堪薩斯州,67個小時後,在燦爛的春日陽光照射下,他又回到同一個機場,在此期間,他在飛機上未曾合眼,中途也沒在地球上任何地方著陸。這是我最幸福的時刻之一。盡管我沒有直接參加這次嚐試,但我不僅為史蒂夫感到驕傲,而且對他的成就產生一種奇怪的友誼——隻有當你以前和他一起出生入死過,你才能體會這種感情。

他這項成就的重要意義毋庸置疑。對史蒂夫來說,這是一項世界紀錄,然而,對我們這樣一家主要的國際航空公司而言,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證實自己能夠製造一架高效的輕型飛機,它的機身和機翼都不含金屬,而且在飛行中能保持很高的海拔高度。環球飛行者號每小時的耗油量比一輛美國四驅貨車還少。如果這次飛行的經驗能夠轉移到民航業,跟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車公司的技術結合起來,那麽商業飛行將最終成為運載大量乘客圍繞這顆行星旅行的最環保的方式。

2005年1月,在圖盧茲的一個寒冷、晴朗的冬日清晨,世界航空業的未來也在黑暗中邁出了一大步。要讓英國首相和法國總統一起出現在同一個地方,那可真的是件非常特別的事情。因為,在反恐戰爭開始之後,這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就有些疏遠了。不過,那天早上,我有幸在現場目睹托尼·布萊爾和雅克·希拉克打開一架飛機的艙門,它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惹人注目的飛機——身形龐大的空中客車A380,簡直就是個怪物。我一下子回想起兩天前剛剛看過的一部電影《飛行員》,講述了美國商人霍華德·休斯一生的故事。休斯曾在1946年製造出龐然大物“雲杉木鵝”,空中客車公司的A380是第一架讓它顯得相形見絀的飛機。在A380上,空中客車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飛機容量,能夠容納800名乘客。不過,讓維珍的忠誠顧客感到高興的是,我們的A380將隻運載550名乘客——這樣飛機上就終於有空間容納雙人床、體育館和娛樂場了,長期以來,我一直想在遠程航班上增加這些設施。霍華德·休斯那個失敗的努力從來就沒有真正的市場,與他不同,我看著空中客車A380時卻充滿自信。了解肮髒詭計事件的讀者,如果聽說這些巨型的A380大多數最終會來到希思羅機場,肯定不會吃驚。在2005年,英航仍控製著希思羅機場大約50%的起降時段,任何曾經乘坐飛機被迫在定高分層盤旋飛行中等待降落的人,都知道它們有多珍貴。

2004年夏天,我們還推出了維珍集團的一個新成員——維珍聯合基金會,這讓我朝著利用維珍品牌和員工改變世界的夢想又向前邁進了一步。這個新組織是由世界各地的維珍員工建立的,它將成為一個能把我們所有人聯係起來的媒介,希望它能使我們麵臨的一些更艱巨的社會挑戰得到改變。霍麗自告奮勇,提出在醫學院上最後一年學的時候,可以隨時抽出時間,幫助解決英國年輕人麵對的性健康問題——這恰好回到了我大約40年前創辦學生援助中心時所做的事情,我很高興地告訴大家,它仍在西倫敦的波托貝洛路提供免費谘詢。

戰爭的迫近和戰後的災難沒有阻止布蘭森家的人。我們的女兒霍麗已經通過她的高級考試,差不多實現了她終生的宏圖大誌:進入醫學院。她已經度過自己的21歲生日,她的弟弟山姆也已經18歲。盡管山姆在學校不像霍麗那樣目標明確,但是他肯定知道怎樣狂歡聚會,而且,也許是遺傳自他的父親,知道怎樣盡情享受生活。

瓊和我為霍麗在醫學學習中取得的成績感到無比驕傲,於是,我們決定為她的21歲生日舉辦盛大的生日派對。在11月那個寒冷的夜晚,牛津郡基德林頓天氣晴朗,霍麗穿著她那件白色的晚禮服,看起來那麽可愛。瓊和我得掐一下自己才敢相信,1984年我們帶回倫敦攝政運河上那座船屋裏的小嬰孩,如今已經長成了大姑娘。沒過幾個月,山姆也度過了他的18歲生日,我們在肯辛頓屋頂花園舉行了一次相當“男孩氣”的派對。就這個時代而言,他那些朋友的談話,如果用“有傷風化”來形容,未免有點輕描淡寫。這次,瓊和我不得不用手指頭堵住耳朵,而不是掐我們自己。

自從在圖盧茲和空中客車A380度過那一天之後,我就常常一次又一次地想起霍華德·休斯以及他那部傳記電影,我意識到,在天才與瘋子、意誌堅決與頑固不化之間,那條界限是多麽微小。然而,在那些風起雲湧的歲月裏,維珍既沒有跨國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又享受不到國家壟斷的舒適奢侈生活,不得不在逆境中向前航行,想到這裏,我再次感謝幸運之神賜給我一個穩定的家庭。可憐的老霍華德·休斯,他沒法向任何人征求真誠的建議,也沒有我擁有的朋友和家人——在生活中,他們的機智、魅力和智慧常常能夠幫助我們所有人在仰望星空的同時腳踏實地。

我還有意識地花更多時間陪伴父母,尤其是我的父親特德,他是我們家最老的人。盡管父母都已80多歲,他們仍然經常乘坐飛機來往於世界各地。就像我一樣,他們也對非洲充滿熱情。1999年,我們在南非購買了一處漂亮的野生動物保護區,名叫“烏盧薩巴”。在這裏的一座小山上,我們修建了一棟漂亮的房子,能夠俯瞰叢林。我們把這裏當作生意來管理,但是確保大家都能抽時間親自去那裏。這些時光令人難忘,值得珍惜。在這幾十年的寶貴時間裏,我對父親的智慧越來越欣賞了,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他對伊拉克戰爭的明智忠告,他強烈地反對這場戰爭,但也強化了我的觀點。一旦戰爭打響,我們就必須極力支持所有那些來自聯軍各國的男女勇士們,他們都在伊拉克“奉命行事”。

到2004年春天,特德已經從幾年前的一次複雜的髖關節移植手術中完全康複,我利用一個短暫的年假,從維珍的世界中脫身出來,和他到塞倫蓋提露營。那是一個令人敬畏的地方,在那裏,你能真切地感到大自然仍然掌握著自己的命運。到達塞倫蓋提之後,我一下子明白了,為何那麽多人類學家都相信這個地區是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的發祥地。我們花了10天時間跟隨角馬遷徙,觀看獅子在獸群中捕獵。如果你們中有些人從未與自己的父親在帳篷中度過10天,如果你非常幸運,恰好有能力實現這個夢想,那麽我強烈建議你們嚐試一次。我認為,當我和父親促膝長談直至深夜時,我們進一步加深了對彼此的了解。

我尤其對這個見多識廣的男人的幽默感感到吃驚!有個非常怪異的例子就能說明這一點。父親生日那天,一大早,我們才剛剛醒來。在帳篷中度過一晚上後,大家都有些脾氣暴躁。但父親卻喜氣洋洋,讓我們摸不著頭腦,直到他說:“如果我是天主教徒,我今天就應該做懺悔。我做了個很棒的夢,夢見一個姑娘。”

“你和她之間沒出現什麽不端行為吧?”我問。

父親快如閃電地回答說:“我不知道你是什麽意思。我的一舉一動都很得體,是她頑皮得出奇!”這就是一個80多歲的老人說的話。

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影響到我對世間萬物的感受。烏盧薩巴隻是其中之一。烏盧薩巴的意思是“高枕無憂之地”,因為它就像個堡壘或瞭望塔一樣在叢林中高高聳立,易守難攻,曾經生活於此的原始人戰士在受到敵人攻擊時,可到這裏狙擊防禦。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寧靜的地方,可讓我晚上跟朋友和家人一起坐在篝火周圍,聽大家講故事和製訂計劃——這種做法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延續至今。

我花了很多時間待在非洲。能夠來到野外,進入叢林,實在是非常幸運。我認為,世界上再沒有比進入叢林、欣賞日出更美好的事情了。感覺這裏的空氣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清新,你可以完全融入大自然。我還記得,有天黎明時分,我來到烏盧薩巴的河**,觀看兩隻3個月大的獅子幼崽跟它們身形龐大的媽媽一起玩耍。當它煩兩個小家夥時,就用牙把它們叼起來,再次回到樹叢中。它的溫柔讓我吃驚。我們繼續徒步,很快就看到那頭威嚴的豹子,它已經在我們的保護區裏待了那麽長時間,我們甚至給它起了個名字——馬科維勒。它也在跟自己的幼崽一起玩耍,跟它們一起爬到樹上,從樹上掉了下來,然後轉著圈互相追逐。它們的敏捷、優雅和頑皮都讓人驚奇不已。

我第一次來到烏盧薩巴是在1999年,當時我是到非洲開通一條飛往開普敦的航線,順便也想去叢林中尋找一處與眾不同的地方,有人指引我來到薩比桑德地區。當我們驅車前進時,突然看到一片巨大的岩石冷不丁地出現在叢林中,是遠古時代的地殼運動將它們拱出了地麵。我們已經選定這個地方,於是就請一位管理過內克島的朋友馬克·內瑟伍德跟我們合作,在不破壞叢林的情況下,創造出一個獨特而美麗的地方。烏盧薩巴在非洲獨一無二。我們在這裏修建了一座岩屋,它高高矗立在一條石脊上,能夠俯瞰叢林和野生動物;而在下麵的河**,則有一座獵屋,它有一條魯濱孫·克魯索式的優雅小徑穿過樹林,通往一個供河馬與鱷魚縱情玩樂的水塘。非洲的這個地區有那麽多野生動物,你用不著走多遠就保證能看到大多數物種。你可以在清晨或黃昏時開車兜風或徒步(需有向導帶領),總能找到讓你欣賞和驚歎的東西。

當我寫下這段文字時,我能看到從這裏走過的長頸鹿以及遠處的大象。我特別喜歡大象,因為它們如此聰明、頑皮。幼象就跟孩子或十幾歲的少年差不多。它們喜歡一種名叫“瑪乳拉”的樹,樹上結出的紅色小果子對大象有著無法抵禦的**。就在今天早上,我花了幾個小時觀看一頭幼象把果子從樹上搖下來。它們像甜點一樣落下來,然後就被大象那吸塵器似的鼻子一掃而光。但就在它搖得果子遍地都是、準備開吃時,它的弟弟跑過來想偷偷揩油。結果它們倆大打出手。第一頭幼象似乎在咆哮說:“你竟敢吃我的果子!”——簡直跟人一般無二。大象從不會破壞自己的“點心鋪”瑪乳拉樹,但它們的數量不斷增長,對其他樹木確實造成很大的破壞。人們無奈之下隻好殺掉部分大象。我們曾試圖想辦法幫助大象,避免采取殺害措施。我注意到沒人在叢林中重新種植樹木。於是,部分是因為全球變暖加劇,部分是為了避免殺掉大象,部分是為了給非洲人提供工作機會,我們建起若幹苗圃,準備努力在叢林中重新種植樹木。其中很多新種的樹苗會被大象或長頸鹿踩死或吃掉,但總有一些會幸存下來。

在過去的40年中,我為了把維珍發展成一家主要的全球性企業而奮鬥。在此過程中,我們雖然獲得一些巨大的成功,但也麵臨諸多挑戰,受到娛樂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這似乎已經足夠了。然而,盡管我一直意識到自己需要承擔社會責任,但或許是我年紀大了,變得更明智了,我逐漸感到自己應該做更多的事情,更廣泛地幫助人們。建立維珍聯合基金會是我作為社會企業家的發展過程中的一部分。我曾經和布拉德·皮特一起前往南非,這是我跟維珍聯合基金會的首批慈善之旅中的一次。我們最關注的問題是艾滋病,因此帶著布拉德訪問了不同城鎮和偏遠農村地區的一些“醫院”。當我們來到一家醫院時,看到牆上貼著互相競爭的殯儀業者的廣告。進入醫院後,我震驚地看到幾百名似乎已經屈服於艾滋病、等待死亡降臨的患者。人們在走廊上等著頭天晚上死去的數十名患者騰出病床,這裏簡直就是個死亡輸送帶。艾滋病造成的痛苦似乎無邊無際,甚至連醫務工作者也接受了它,把它作為非洲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有關艾滋病的各種數據已經公布多年,但往往受到忽視,大概因為它們一直過於龐大,至今仍令人無法理解,我想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很多人對它們不理不睬。當你讀到單是每天死於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的患者就高達15,000人,而且他們大多數人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時,這實在很難讓人接受。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英國或美國,我們決不會無所作為。

我對這種荒謬的局麵感到憤怒。這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療的,但患者卻沒有獲得治療。非洲似乎有太多無法逾越的問題——它們怎麽會每況愈下呢?我帶布拉德到納爾遜·曼德拉家中去拜訪這位賢者,跟他商討46664艾滋病運動——曼德拉利用自己的囚號,呼籲南非人采取行動,不要讓艾滋病患者變成一堆統計數據——時,我們感到非常壓抑。統計數據很容易受到忽視,因為麵對海量的數字,你很容易產生信息疲勞。我向曼德拉介紹布拉德說:“布拉德·皮特演過電影。”曼德拉轉向布拉德,眯著眼說:“哦,你都演過什麽類型的電影呢?”這是我們會麵中比較輕鬆的一刻。

接著,當布拉德站在身穿46664T恤的納爾遜·曼德拉身邊拍照時,有人低聲說道:這位前總統多麽幸運啊,因為有這麽多年輕女士都巴不得在曼德拉所在的地方坐一坐。布拉德故意誤解他的話,咧嘴笑著回答說:“很多小夥子也是!”

那天晚些時候,我們帶布拉德去見塔迪·布萊徹——他單槍匹馬在約翰內斯堡市中心創建了非洲的第一所免費大學:社區與個人發展聯合會(CIDA)。塔迪完全是白手起家,但他相信,如果自己能找到一所空房子,如果能讓學生自己管理學校,自己做飯、打掃衛生和處理行政工作,他就能把辦學成本控製到很低的水平;如果能讓商界派一些高級職員過來講課,那他基本上無須投入成本,就可為學生提供合格的商學學位。大多數非洲人沒有機會接受這樣的教育,因為他們大都來自非常貧窮的農村或城鎮。這些來自城鄉社區的窮孩子從沒有機會獲得基本的教育,而現在,每年有1600名學生通過CIDA接受學位標準的教育,而全部課程的費用——包括書本和住宿——還不到300美元。我很欣賞塔迪做的事情,我們很快跟CIDA、熱愛生活和生命學院以及3家小型社會企業機構合作,創建了一個名叫“女性在行動”的研究生項目。這會幫助年輕女性獲得同等的教育和指導。一旦她們完成教育,就回到自己所在的社區,找30名年輕人,指導和教育他們。由此我們便開始在南非各地組織起一群受過教育的人。這個項目的部分基本原理就是,他們將傳播健康教育的嚴肅信息,這正是非洲迫切需要的東西。

在這次慈善之旅中,有許多事情互相碰撞、聚集起來,讓我希望更加努力地改變社會,但拜訪醫院和人滿為患的孤兒院是對我觸動最大的經曆。之後,我就決定在社會和環境問題上投入更多時間——大約50%。我感到,自從我發現烏盧薩巴以來的5年中,我經過一段漫長的個人旅程,才來到非洲。

我的非洲之旅是我的眾多旅行和眾多人生經曆之一。死亡一直都是這片壯麗景色中的一部分,盡管有很多動物在叢林中互相追蹤、殺戮,但這麽多非洲人死於可預防的疾病卻毫無理由。

有時會不期然地找到一些幫助他人的機會。有一天,我搭乘維珍大西洋的航班從非洲回國,就跟往常一樣,我四處溜達,跟乘客們聊天。坐在經濟艙裏的一位女士衝著我微笑,邀請我在她旁邊坐一會兒。她告訴我,她名叫瑪麗安娜·哈斯爾格雷夫,是英國醫療基金會的主管。沒想到我居然會跟她討論瘺管問題,這讓我有點尷尬。

她跟我說起瘺管——這還是我第一次聽說這個詞。她告訴我,當年紀很小的女孩——往往隻有十二三歲——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生孩子(這是尼日利亞和索馬裏等國一些地區的習俗)時,就會出現瘺管。子宮壁撕裂形成的瘺管會導致小便失禁,隨後,這些年輕姑娘就會遭到丈夫的拋棄,家人也對她們唯恐避之不及。多虧了良好的產科護理,美國自從1890年後就再未出現一例瘺管,但在非洲,這仍是一個普遍問題。

瑪麗安娜終生都致力於幫助這些女孩,我知道自己也必須做點事情,於是就讓負責管理維珍聯合基金會的瓊·奧爾汪調查這件事情。瓊來到聯合國人口基金會(UNEPA),看我們能否幫上忙。恰好就在這時,我們的一個好朋友娜塔莉·安博利亞[3]找到我,說她想做點事情幫助年輕女孩。我邀請她跟瓊一起來吃午餐,娜塔莉同意支持一項倡議修複瘺管的活動,因為再沒有跟她地位相當的人支持這件事情。

我們立馬把她帶到埃塞俄比亞和尼日利亞,讓她親眼看看這個情況。與此同時,我又投入一些資金,通過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幫助和奉獻,在尼日利亞開展了兩周的瘺管修複活動,讓500名年輕女性接受治療,並改善了一些醫院的醫療設施。從那以後,娜塔莉便不知疲倦地為這個項目工作,我為她有求必應的工作方式感到自豪。她是一位漂亮而又才華橫溢的年輕姑娘,樂意在這樣一個很不時髦的問題上提供幫助,這使得她成為一個了不起的榜樣。她還利用自己的音樂來促進人們對瘺管的關注和籌款——這讓我們想出創辦音樂運動的點子,它由一群音樂家組成,他們樂意也有能力參與解決嚴峻的社會問題。娜塔莉告訴我,到非洲去目睹那些年輕女孩遭受的不幸,是她這輩子最憂傷的旅行之一。作為被拋棄者,又被社區疏遠,這是她們遭遇的最可怕的事情,而其中很多人還隻是小姑娘。其中有些人已經在自家房子後麵的棚屋生活了20來年。一個本可以如此輕鬆解決的問題居然仍在發生,這實在令人憤慨。如果更廣泛地實施節育,不讓那麽多如此年幼的女孩結婚,這個問題就可避免。但把我們的想法強加給另一種文化是很艱難的事情——不過,至少我們還能獲準幹預並改善這種狀況,提供教育和幫助來改進醫療基礎設施。

我確實希望自己做事圓滑得體,但有時你必須坦率地說出自己的觀點,比如2005年年底我在美國參議院的發言就是如此,那屬於一個在艾滋病問題上促進合作的項目。在搭乘出租車前往參議院的途中,瓊簡單地告訴我:“關於安全套,布什政府存在一些問題。他們在艾滋病上投入巨額資金,卻不願用它購買安全套。”

我點點頭說:“是啊,我明白。”

“因此,今天你在參議院談到這個問題時,需要謹慎一點。”瓊繼續說。

聽她這麽說,我微微一笑。

來到擁有輝煌曆史的美國參議院討論性問題,這未免有些超現實主義。有人用“采花”一詞來形容艾滋病通過多個性伴侶傳播的狀況——就像蜜蜂從一朵花飛到另一朵花上一樣。一位共和黨參議員暴跳著站起來,宣布人們應該禁欲。

我站起來說道:“那很美好,但不現實。人們會繼續‘采花’——但應該在‘采花’時戴著安全套。沒套子,沒愛情。”我能夠感覺到瓊正抬起手來,遮住臉上的忍俊不禁。

有天下午,我剛剛首次見到一位令人愉快的高僧,然後跳進CIDA校園外的一輛有篷貨車。這時,塔迪突然在人行道上抓住我,說道:“嗨,理查德,我有個很好的點子。為什麽你不創辦一所布蘭森企業家學院呢?”

塔迪是個充滿靈感的人,他一開口說話,你總會忍不住點頭稱道。受他這句在大街上隨口說出的話的啟發,我決定建立起自己的第一所“學校”。CIDA城市校園已經為處境不佳的學生提供了合格的專科商業管理學位,我決心讓維珍聯合基金會跟塔迪合作,在CIDA推出一個獨立的學院,幫助年輕人創業。我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籌集一筆種子資金,作為支持學生創業的循環貸款,他們可以在開始賺錢後歸還貸款,這樣就可持續為後麵的人提供資金。

在這方麵,我的榜樣是穆罕默德·尤努斯,他在30來年的時間裏,通過鄉村銀行——也就是所謂的“窮人銀行”——成功地管理了一個小額貸款係統,為世界上一些最貧窮的人服務。1976年,當他還是孟加拉國的一名經濟學教授時,一群手藝人首次向他求助,希望借給他們27美元,創辦一個店鋪。他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對他們的還款能力充滿信心——正如他說的那樣,“最窮的人擁有強烈的責任感”。他甚至通過一個“奮鬥者項目”借錢給55,000名乞丐。教授的長遠目標是消除貧困。迄今為止,他已經向以女性為主的50萬人借出了15億美元貸款,不還貸款的人非常少。

維珍大西洋公司資助了《星期日泰晤士報》倡議的“成功快車道”,每年都邀請一些頂級企業家到我位於牛津的住宅聚會,為新創立的企業擔任指導者。我在我們的“喚醒非洲之旅”項目中拍賣了兩個席位。兩位英國企業家——湯姆·布洛克珊姆和利奧·卡普蘭——跟我們合作,為每個座位出價12萬英鎊。為我們那些學生提供的創業種子資金由此啟動,幫助他們出發進入商界。大多數人以剪彩或打開香檳的方式創辦新組織。湯姆、利奧和我則獨辟蹊徑,來到剛剛開放的布蘭森企業家學院,在新鋪大門水泥地上留下自己的腳印。我望著我們的腳印——其目的是激發學生們“追隨全球企業家的步伐”——百感交集。第一批史前人類的腳印是在非洲頁岩上發現的,但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這座位於哈裏森大街27號的建築,正是年輕的納爾遜·曼德拉開始漫長的牢獄生涯之前工作過的地方。他獲釋後撰寫的自傳題目就叫《漫漫自由路》;麵對這麽多不利條件,我們那些學生通往經濟自由的道路也將同樣漫長。

資本主義最純粹的形式就是企業家精神,甚至在最窮的人中間也存在。它確實行之有效,但那些從中賺錢的人應該回報社會,而不是像孵蛋一樣坐在一大堆錢上無所作為。很快,布蘭森企業家學院的每個人都想出了到處填補商業空白的點子。他們很快意識到,任何機會都值得一試。學生們將會出售棒棒糖,確立代理商,擔任導遊,在街上開辦咖啡館和餐館——從事任何能讓他們在城鎮和貧民窟擺脫困境的事情。我去南非時,經常不期然地跑到學校去看望大家,有一次,我發現這些孩子們承擔起修補道路的工作,然後站在路邊,看是否有人好心地為他們的修補工作付錢,這讓我吃驚而又感動。這就是資本主義行之有效的絕好例子。

當山姆年滿18歲、中學畢業後,他認為自己不妨留出一年的空當,遊曆一番。我認為這個主意很好,便問他能否暫時帶我同去。自從50歲以來,我就一直勤奮工作,不想讓任何人失望。我也希望給自己放一年的假。幸運的是,我們家的人都喜歡全家一起度假而非做獨行俠,而且山姆和我非常親密,因此我們父子之間不存在缺乏了解的問題,但卻沒機會一起開開心心地玩兒。我必須到澳大利亞參加幾場會議,然後我們倆就順著海岸線出發前往拜倫灣,這裏是澳洲大陸最東端。我們住在雷氏旅館的一套公寓裏,這家小旅館頗有異國情調,其風格不像艾麗斯斯普林斯,而更像地中海地區的摩洛哥。它恰好位於華特格海灘上,我們順著拜倫灣的燈塔小徑散步,它蜿蜒穿過一片繁茂的雨林。在接近海岬的地方,森林逐漸稀疏,我們看見一隻蝠鱝悠閑地沿著海邊巡遊,還看到一小群鯊魚。

在小城拜倫市裏,成群結隊的嬉皮士徜徉於西式木頭人行道上。這裏出售麻醉品和邦戈鼓的店鋪比舊金山還多,空氣中彌漫著濃濃的大麻味,仿佛時光倒流,回到了1967年的舊金山“愛情之夏”一般。

來到這裏的第一個清晨,我們早早起床,帶著兩個衝浪板來到海灘上“玩玩海浪”。山姆和他的朋友們都是衝浪老手,可我從未玩過這個。我會玩風箏衝浪,以為衝浪不過是小菜一碟。隻需等待一個海浪湧過來,然後踩著衝浪板滑上浪頭,它就會把你帶到海灘上。第一天,我根本滑不上去。第二天,我還是滑不上去。我無緣無故地想著海岬附近的鯊魚。

“這很容易——瞧,就是這樣,理查德。”當山姆那些被太陽曬得皮膚黝黑的朋友順著長長的卷浪滑過時,他們哈哈大笑著對我說。

我決心非學會衝浪不可,可到了第三天,我仍在笨手笨腳地掙紮,這時在我旁邊衝浪的人對我說道:“嗨,理查德,那邊的樹叢裏藏著兩個帶著長焦鏡頭的人。”

虛榮心立刻戰勝了我,當第二個海浪翻滾而來時,我終於滑上浪頭,就像個經驗豐富的職業運動員一樣保持住平衡,順利地滑了進去。這就跟學騎自行車差不多,你不斷掙紮,接著突然一下子穩穩地騎了上去,再也不回頭。

那一天過得非常完美,仿佛一切都不再重要,這是我這輩子罕見的時刻之一。我不打電話,心裏什麽都不想。我就飛騰於海浪之間,對世界無牽無掛。這樣的日子寥寥可數,因此顯得彌足珍貴。我記得霍麗5歲時,我們倆一起到德文郡的漁村班瑟姆玩了一個星期,瓊沒去。對我們父女倆來說,那都是特殊的一周。

在我成功學會衝浪幾年後,山姆和我一起驅車60英裏深入群山,發發呆,說些傻話,講講冷笑話,開懷大笑,我們更像是兩個好朋友而非一對父子。我們過得那麽愉快,都不希望這一天就那麽匆匆結束。

[1] 馬迪巴(Madiba):曼德拉的部族名,後演變為對他的尊稱。

[2] 科菲·安南(Kofi Annan, 1938—2018):加納庫馬西人,聯合國第七任秘書長,也是2001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3] 娜塔莉·安博利亞(Natalie Imbruglia, 1975— ):澳大利亞演員、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