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1998—2005 進入最後的邊疆——太空

在多年的經商中,我學到一個經驗:一旦你創造出一種優質產品,謹小慎微地維護其聲譽就非常重要。這不僅僅是讓它進入市場的問題。正因為如此,每天我都會收集一捆剪報,裏麵包括所有提到維珍的文章。這些剪報和員工來信是我早上閱讀的第一批資料。推出航空公司時,我意識到必須利用自己來提高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知名度,確立其品牌價值。大多數公司不承認媒體的重要性,隻有一個小小的新聞辦公室,還把它塞到看不見的地方。如果媒體上出現一篇不準確的報道,並任由它在不止一期報紙上發表,那麽它就會變成事實。此後,每次提到你的產品時,同樣的故事就會被重複一遍。

有兩次,我的聲譽受到嚴重威脅——第一次是英航造成的,我已經詳細敘述了那次的情況;第二次是蓋伊·斯諾登及其天科電子公司(GTECH)造成的,他是創立卡默洛特公司的幕後推手,後者獲得了經營英國國家彩票的許可。對這兩家公司來說,我都是從中搗亂的障礙,讓他們失去了數百萬英鎊的收入。

天科事件在維護企業聲譽方麵是個特別重要的例子。我在1993年遇見蓋伊·斯諾登,當時英國政府終於同意發行全國彩票。各種商業銀行團開始形成,但我卻強烈地感到,經營彩票的公司應該把所有利潤捐給慈善事業。這是有可能的,因為彩票業是沒有任何風險的壟斷行業。我曾經要求約翰·傑克遜——當他擔任美體小鋪的主管時,我和他在健康基金會上有過合作,並和他一起推出了“伴侶”安全套——跟我們一起提出慈善投標。天科電子公司是最主要的彩票設備提供者,因此我們認為應該見見他們,如果他們的財團未能贏得合同,看他們是否有興趣向我們提供彩票設備。

9月24日,約翰·傑克遜和我跟蓋伊·斯諾登共進午餐。我們的談話從此成為一個法律傳奇故事的內容。由於蓋伊·斯諾登不願報價向我們提供設備,而我又不想加入他的財團,因此我們的談話陷入僵局,出現停頓。接著,斯諾登指出,如果我們提出自己的投標,就會讓天科財團付出幾百萬英鎊的代價。因為,作為運營者,他們要對政府行動綱領裏提到的營業額收取費用,而我們的投標將迫使他們的收費從15%降低到13%或更低。假設每年的彩票銷售額達到40億英鎊(他們確實達到了這個數字),那麽運營者的利潤分成每降低1%,每年的收入就會減少4000萬英鎊。這可是一大筆受到威脅的錢。

我們正坐在荷蘭公園11號的花園溫室裏,我注意到斯諾登開始冒汗。他在椅子上動來動去,然後望著我。

“我不知道這話怎麽開口,理查德。”

我看著對麵的他,不知道他想說什麽。

“事情總是有底線的。我就直話直說吧,理查德,我們能給你什麽幫助?”

我無言以對。斯諾登清楚明白地說出了自己的意圖。

“我的意思是,我們能給你提供什麽個人幫助?”

我的腦子一陣眩暈,他在向我提出行賄。

“你到底什麽意思?”我說,感到又驚又氣,試圖給他機會閉嘴。但是他沒有。

“在生活中,人人都需要東西。”斯諾登說。

“謝謝你,”我回答道,“我非常成功。我每天除了一日三餐,別無他求。你唯一能幫助我的地方就是為我們的投標提供技術服務。”

說著我就站起來,離開了溫室。我不想再跟這個人打交道。當約翰·傑克遜和我試圖聯合投標全國彩票,以便將數百萬英鎊捐給慈善機構時,這個人居然企圖通過行賄讓我退出投標,好讓他的投標獲得通過——這不僅會減少善款,同時也會讓他個人及其公司變得更富有。

我大步走下樓梯,來到洗手間,把他說過的詞草草記在一張紙上。以前從沒有人向我行賄。然後我回到樓上,約翰和我把斯諾登趕出了這所房子。

“我沒有弄錯,是吧?”我問約翰,“那是行賄,不是嗎?”

“確定無疑。”約翰告訴我。

後來,約翰·傑克遜告訴我,當蓋伊·斯諾登說出那番話時,他驚訝得差點從椅子上跌下來。長話短說,在隨後的訴訟案中,陪審團做出了支持我而反對蓋伊·斯諾登及天科電子公司的決定。我已故的“禦用”律師顧問喬治·卡曼當時在他的總結中說,一個人的誠實名聲是最重要的東西,比享受商業成功更重要。蓋伊·斯諾登是“在錯誤的地點和時間,向一個錯誤的對象,說出了錯誤的話”。

1999年,當全國彩票許可證又一次進行招標時,我決定和一個非營利機構再次提出投標,接管彩票。我確信,新工黨對我們1993年提出的非營利方法的重視最終會得到尊重。就像從前一樣,我在維珍的大多數親密顧問試圖說服我不要投標,因為與卡默洛特之間的爭鬥——幾乎沒有顧問認為我們能夠贏——會損害維珍品牌。但我對此充滿熱情,決定出手,於是便拿起電話,聯係我的老朋友西蒙·伯裏奇,開始行動。在這兩次招標期間,他擔任智威湯遜廣告公司的總經理,但對人民彩票的原則,以及我們做出投標決定後必然與卡默洛特公司發生的衝突,都充滿熱情。西蒙是個直來直去的人:“我一直在密切關注卡默洛特的事情,理查德,我們在1993年投標時的所有預測都變成現實了。彩票銷量像塊石頭一樣直線下降,天科技術是一堆廢物,他們的遊戲非常沒勁,如果能找到合適的設備供應商,我想我們肯定能贏!”

他立即開始工作,直接把從安妮·利奇和約翰·傑克遜到哈勃特和劉易斯律師事務所的科林·豪斯在內的所有人召集起來。跟1993年的競標團隊相比,隻少了威爾·懷特霍恩,他再次強烈地感到,在維珍和後來所謂的“人民彩票”之間,應該有著明確的分界線。我們正在投資一係列全新的業務,除了航空公司外,它們在頭兩年裏或許根本就看不到利潤。威爾告訴我,他認為他們真的會擊中我的要害,並且會試圖破壞我的商業聲譽。他希望專心為更廣闊的全局——這個集團和品牌的公共關係——而奮鬥,並建議使用一個外部公關公司為人民彩票服務。

於是,我們以1993年投標的團隊為核心,召集了一支由新供應商、代理和工作人員組成的團隊。總之,我們最終擁有了20多個供應商,包括Energis、微軟、智威湯遜、摩根大通以及我們以前的對手AWI公司。卡默洛特這次引進郵政局作為持股人,取代現在身敗名裂的天科電子公司,盡管天科電子公司仍打算憑借其設備進行投標。雖然卡默洛特公司的6年運營黯淡無光,但他們還是設法改進了一件事情:他們引進了令人敬畏的戴安娜·湯普森擔任主管。戴安娜很好地代表了新一代高級女主管,20世紀90年代,她們開始給英國那些死氣沉沉的董事會會議室造成衝擊。我打消了和她爭鬥的想法,因為,在BBC4台備受尊敬的《今日》欄目中,我聽過幾次有她參加的節目,她在裏麵跟約翰·漢弗萊斯和吉姆·諾蒂展開針鋒相對的辯論,我知道她不好對付。

那時候,我剛剛從1998年聖誕節的最後一次失敗的熱氣球環球飛行中歸來,我沒有意識到,1993年和1999年的卡默洛特之間有一個重大的差別。在贏得彩票經營權的投標並經營了6年後,他們現在準備不遺餘力地保住經營權。更重要的是,由於大多數人認為他們會再次獲勝,結果我們就成了他們唯一的競標對手,這意味著他們(以及他們的朋友)能夠集中全部火力對付我們——也對付我個人。

最後一場遊戲在2000年夏天收場,當時我們一家正在內克島度假。彩票委員會老板海倫娜·肖維爾頓女爵士發給我一份傳真,說我們沒有贏得最終投標,但贏得了某種程度的勝利。我們獲得一段特定的時間來磋商一份協議,如果我們能確保提供足夠的資金,彌補任何潛在的不利因素,明確幾個觀點,那麽彩票經營權就歸我們。

如果事情真那麽簡單就好了。在此過程中,西蒙和約翰早就看見了這些危險征兆,並正確地預料到,卡默洛特會通過司法複核來推翻她的決定。他們確實那麽做了,而且還獲得了成功,這使得整個競標過程在那年秋天陷入混亂,帶來一個危險的結果,即他們可能沒有時間將彩票業轉交給我們。海倫娜女爵士被迫難堪地辭職,被英國政府前官僚特裏·伯恩斯取而代之。在短短的幾個星期內,伯恩斯就推翻了海倫娜女爵士處理彩票經營權的全部方法,得出一個(我覺得)可笑的結論:許可證應該給卡默洛特。

我們全都感到難以置信,而且,隨著時間一周周推移,進入2001年,英國公眾顯然也感到難以置信:成千上萬的人開始對卡默洛特的彩票棄之不顧。到“9·11”事件震驚全球時,英國彩票的銷售量正以每年20%的速度下滑。這讓我感到不滿,因為遭受損失的當然不僅是卡默洛特,還有許多美好的事業——體育、藝術、慈善和其他組織——他們獲得的善款也減少了。

卡默洛特公司經營英國國家彩票的新許可證從2002年1月開始生效,與此同時,買彩票的人數卻不斷下降。卡默洛特的主管戴安娜·湯普森說,這是因為人們發現玩彩票很無聊——多遺憾啊!這些人擁有一份能夠每周造就許多百萬富翁的工作,卻無法讓彩票業變得有趣。

真相逐漸暴露,原來,卡默洛特公司為了再次贏得許可證,曾經許諾籌集150億英鎊用於慈善事業,但政府並未要求他們對此做出保證。在贏得許可證後不到一周,卡默洛特就公開為他們不願籌集150億英鎊的資金尋找借口:“投標過程讓我們分散了精力”,等等。但現在為時已晚,他們已經獲得許可證。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結果,我認為政府應該羞愧地低下頭——他們在競標中保證要將彩票銷售的全部利潤用於慈善事業——但他們卻背棄了自己的諾言。

在“9·11”悲劇後的幾年中,維珍大西洋公司的重建真的開始獲得回報。公司管理層的信心不降反增,因為航空公司有能力承受隨後的打擊了——阿富汗反恐戰爭的餘波,以及第二年亞洲的傳染性非典型肺炎和第二次海灣戰爭帶來的雙重厄運。在發生這些事的過程中,維珍大西洋公司確實成熟起來,盡管在雙子塔悲劇之後的幾個月裏損失了近1億英鎊,但到2002年4月,公司已設法恢複了盈利的能力。

我們還在跟英航之間所謂的“睡床大戰”中推出了我們的秘密武器。2003年夏天,維珍大西洋公司揭開了豪華商務艙的麵紗,為商務艙級別布置真正具有頭等艙風格的水平睡床,這在全世界都隻此一家。無論從哪個方麵說,它都大獲成功。2004年夏天,我們從競爭對手那裏奪取了大量市場份額。

在飛機上放置床位的項目具有通常的維珍特色。我們果敢地采取行動,自行設計出這種獨特的產品,而這項任務是由維珍大西洋公司的設計部主任喬·費裏承擔的。他通過獨特的翻轉裝置,把舒適的座椅變成真正的床,獲得了飛機座椅製造商的聖杯。這次冒險取得了成功,2004年,喬的設計獲得6項全球最著名的工業設計獎,也將數千名英航的老顧客吸引到維珍大西洋公司來了。

隨著維珍大西洋公司不斷恢複,我對那場“反恐戰爭”感到極大不安。很久以來,美國所謂的新保守主義者就一直希望在中東事務中采取更強硬的幹涉主義立場,以“穩定”該地區。到2002年秋,布什政府不顧全球輿論,執意幹涉伊拉克內政的意圖已經顯而易見。到2003年年初,情況更加明了,即使得不到聯合國的支持,美國也要一意孤行。

我發現整個事件都令人深感抑鬱,我相信這不是一場正義之戰,產生了真正的不祥預感。這場衝突顯然會讓人類付出慘痛代價,除此之外,我對伊拉克是否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也感到懷疑;真不明白,為什麽美國政府認為伊拉克會那麽容易實現民主,此前有那麽多人都在這方麵失敗了。喬治·布什繼續在電視和記者招待會上宣稱“戰爭是必需的邪惡”——在我看來,大多數“必需的邪惡”比“必需的”更加邪惡。在“9·11”事件之後,盡管威爾·懷特霍恩建議我們不要支持公眾在這個問題上反對布什政府,因為伊拉克問題不可避免。但是,到2003年2月,我仍然製訂了一項個人計劃,試圖遊說薩達姆·侯賽因在戰爭造成破壞之前暫時退出最高領袖職位。我懷著沉重的心情,給納爾遜·曼德拉打電話,然後又寫了這封簡單的信:

敬愛的馬迪巴[1]:

就像往常一樣,和您交談總是那麽愉快。我想我應該給您寄去一封短箋,闡明我們討論的事情。

美國和英國已決意開戰。那無疑會造成大量平民傷亡。

我相信,也許還有一個辦法可阻止戰爭在伊拉克爆發,我相信您或許是世界上唯一能做到這一點的人。

如果能勸說薩達姆·侯賽因退休,在享受完全豁免的情況下,去利比亞(或者其他地方),這樣一來,我相信美國就不可能繼續發動戰爭。如果他打算為避免他的人民遭受更大的苦難而做出這種犧牲,那麽他的聲譽將會大大提高。反之,他就會遭遇類似於諾列加和米洛舍維奇的命運,甚至更糟。

我知道您與卡紮菲總統關係密切,您在伊拉克備受尊重,也許您是唯一能夠組織這次行動的人選。

我相信您有辦法說服薩達姆·侯賽因辭職。他可以和您一起飛到國外,如利比亞,昂首挺胸、體體麵麵地離開伊拉克。這是他能為他的人民做的最好的事情。

如果您需要,我會很高興地給您派去一架飛機,把您送到伊拉克並返回(但願能經由利比亞前往)。

在您和塔博商議之後,我會和您討論這件事情。

理查德敬上

這是一個大膽的計劃,也許行得通。但是時間不多了。

納爾遜·曼德拉希望我獲得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2]的同意,並得到當時的南非總統塔博·姆貝基的批準。我給科菲·安南寫了封信,接著又打了個電話。他完全支持這個想法。 3月17日,我們在約翰內斯堡安排了兩名飛行員和一架裏爾式噴氣飛機,送曼德拉去巴格達。幾年前,為了接人質回國,我們曾把愛德華·希思送到伊拉克。這一次,世界上最可敬的人納爾遜·曼德拉公開強烈反對美國即將發動的入侵。如果還有人能夠說服薩達姆,那就是曼德拉了。這會拯救大量生命,避免更多的人受傷。

悲哀的是,時間很快流逝。兩天後,一連串的事情突然降臨到我們頭上。2003年3月19日,美國轟炸了巴格達,我所有的努力都已成為曆史。在我的一生中,再沒有比這更遺憾的了。

但是,從這次經曆中——從有遠見的朋友如彼得·加布裏埃爾那裏——我意識到,這個世界需要一群納爾遜·曼德拉這樣的長者,在遇到這種事情時,能代表世界人民進行調停。我決定,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幫助召集一群全球“長者”,向世界人民傳達他們的觀點。

2003年年底,瓊、霍麗、我以及一些來自維珍團隊的人還獲得一次很好的機會,去南非參加並幫助組織曼德拉的“46664”音樂會。曼德拉慷慨地利用他的囚號“46664”來象征抗擊艾滋病的希望。坐在他和他那位非凡的妻子身邊,聽彼得·加布裏埃爾首次在南非演唱《比科》,是我一生中最感動的經曆之一。

在這次音樂會之前和第二次海灣戰爭結束後不久,當我們乘坐第一架救濟航班飛往巴士拉時,我目睹了伊拉克的一個縮影。這架飛機的飛行員邁克·阿布那拉恰好是一位伊拉克流亡者,他的家人在22年前逃離了伊拉克。我們的使命是把人們慷慨捐贈的60多噸醫療物資運往巴士拉的醫院。薩達姆的軍隊在倉皇逃往北部時,將這些醫院洗劫一空。飛行途中,看到地麵基礎設施遭受的破壞,以及這個國家的空曠和遼闊,我們所有人都很震撼。

整個項目是三方力量精誠合作的結果,包括來自伯明翰中部地區的伊拉克流亡者盧埃·沙卡其、維珍的傑基·麥奎蘭以及皇家空軍中將布萊恩·伯裏奇。位於巴士拉的英國地麵部隊與維珍大西洋公司的一小隊運營職工之間的合作精神也很突出,僅用了幾個星期,他們就設法向一架波音747飛機開放了巴士拉機場,使這個國家獲得了迫切需要的幫助。我花了很多時間與那些在巴士拉服役的男女軍人交談,我能夠斷定,他們中許多人對美軍在該國北部展開的行動有一種強烈的不祥預感。結果證明,這種不祥之感是多麽正確啊!

這是1990年以來第一架進入伊拉克的民航飛機,我們中許多人都為在此期間目睹和經曆的種種事情而感動,傑基尤其如此。她和3位如今在英國當醫生的伊拉克逃亡者一起,到城裏去看望巴士拉總醫院的一些病人。在那裏,她不僅目睹了戰爭給平民造成的痛苦和傷害,而且還看到,不管局勢多麽可怕,世界上總存在著希望與美。在醫院裏,傑基碰到一名20歲的年輕女子,她的雙腿和腹部因榴霰彈而嚴重受傷。盡管她非常痛苦,目光卻沒有離開她那個漂亮女兒,這個寶寶是兩天前通過急診剖腹手術生下來的。看見傑基流下同情的淚水,那個女子說:“請不要為我哭泣,上天已賜給我最寶貴的禮物,在她眼睛裏,隻有純真和愛。”這是我那天聽說的最感人的話之一。

五角大樓提出,伊拉克戰爭的代價是每年賠付750億美元,一共持續10年。2003年5月8日,牛津研究中心的普裏希拉·埃爾沃西博士獲得了日本庭野和平獎,在頒獎儀式上,她這樣說道:

我們必須把這750億美元跟用其他方式締造世界安全的費用做比較:

(a)2000年,世界領導人估計,把非洲的醫療和福利水平提高到西方的標準,每年需要250億~350億美元;

(b)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估計,在10年之內,如果我們每年在教育方麵花70億美元,那就能讓全世界的兒童都接受教育;

(c)每年花費90億美元,就能向全球每個人提供幹淨的飲水和衛生設施;

(d)現在,全球每天有5500人死於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比死於黑死病的人還多,而非洲還有1200萬兒童成為艾滋孤兒。科菲·安南曾呼籲每年拿出100億美元用於艾滋病防治。

要實現所有這些目標,要防止全世界的所有這些痛苦,所花的費用都少於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中花掉的錢。

不過,她引用了哥斯達黎加和平大學校長穆勒博士和一位高僧的話,以積極的語調結束了演講。

今年早些時候,穆勒博士在一次演講中說道:“我很榮幸生活在世界曆史上一個如此不可思議的時代。今天世界上發生的事情讓我如此感動。在世界曆史上,以前從未就戰爭的合法性展開由公眾參與的全球性公開討論,引人注目且具有可行性。戰爭會帶來什麽結果?代價是什麽?如果采用和平的替代手段會怎樣?我們還有什麽協商途徑沒有想到?宣戰的真正意圖是什麽?”

全球有數百萬人民似乎找到了一個新的聲音。或許入侵伊拉克的決定也能帶來某些益處。

最後,我要引用一段精彩的話,據說出自一位高僧之口:“如果你希望獲得和平,那就為另一方提供和平。如果你希望自己安全,那就讓其他人知道他們是安全的。如果你希望更好地理解看似不可理喻的事物,那就幫助另一方去更好地理解。如果你希望療治自己的悲傷和憤怒,那就努力療治另一方的悲傷和憤怒。

“現在,其他人都注視著你。此刻,他們希望從你這裏獲得指引、幫助、勇氣、力量、理解和肯定。最主要的是——他們希望獲得你的愛。”

2004年春天,我回到倫敦,仍跟往常一樣處理“維珍帝國”的生意。戈登·麥卡勒姆以前擔任維珍集團策略總監,此刻正忙著準備維珍移動公司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預計股票總價值為10億英鎊。這確實是個非同尋常的故事。僅僅用了4年,我們就創造了全球第一個虛擬移動電話網絡,其基礎由400萬顧客構成,他們是本行業最滿意的顧客。從某些方麵說,我們投資美國移動通信市場獲得的巨大成功更令人興奮,而這一切都是在“9·11”事件之後的險惡歲月開創的。甚至在2004年,情況已經非常明朗,維珍移動美國公司最終將比維珍移動英國公司更有價值。它不到3年營業額就達到10億美元,成為美國曆史上發展最快的公司。繼美國之後,我們的另外兩位同事羅伯特·塞繆爾森和馬克斯·凱利也正在加拿大忙著招兵買馬,準備跟貝爾加拿大公司合作,於2005年推出另一家投資公司。到2004年中期,顯而易見,這種模式確實卓有成效,將我們的品牌跟其他網絡的過剩產能相結合,就能為顧客提供更好的服務。隨著2005年一天天逼近,像非洲和中國這樣各不相同的地方都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機會。

那年7月,維珍移動英國公司上市了。自從5年前這家公司建立以來,它已經成為英國移動通信業的一支主要力量,聚集了超過400萬顧客,它以簡單而廉價的“虛擬網絡”為基礎,即將成為業內最賺錢的公司之一。就跟往常一樣,我們的時機把握得恰到好處!當時的股市行情是“9·11”事件以來最糟糕的,在大西洋兩岸,股票發行都每況愈下。而且,當時在英國上市的公司,除了我們,隻有一家布蘭斯頓牌醃菜生產商,這真是雪上加霜。因此,當我們正為是否讓維珍移動公司上市而左右為難時,你不難想象報紙上會有什麽頭條新聞。我正在內克島度假時,我們最終決定勇往直前,降價後以每股2英鎊的價格上市。心理狀態對我們非常重要,因為維珍集團曾在英國證券交易所上市,我們一直在說,如果我們回到這裏,上市的肯定是專注於某個特定行業的單個公司。我很高興地說,在2004年冬天,維珍移動公司的股票不斷走高,很快每股的價格已超過2.5英鎊。這讓人們對維珍在美國的移動業務及其上市計劃——我們已於2007年年底將它付諸實現,每股價格15美元——產生了極大興趣。2005年也是我們在英國、澳大利亞和美國獲得成功的基礎上,開始把移動概念推向全世界的年份。這年春天,我們在加拿大推出第一家大型的新移動公司,南非的業務緊隨其後,在這年的冬天推出,我們也達成了在中國、印度和非洲其他地區推出該業務的協議。

維珍移動公司的成功上市不僅允許我們考慮進入更加冒險的項目,如太空旅行,而且讓我們有機會嚐試一兩個在“9·11”事件之後無法實現的有趣的讚助項目。史蒂夫·法塞特的維珍大西洋環球飛行者號就是其中之一。2005年年初,我們同意資助一個獨特的考古項目,使用最新的地球物理學設備——地質雷達——探測古代亞曆山大城。自從羅馬帝國末期的一次地震摧毀整個地區之後,許多重要的曆史建築,如亞曆山大大帝墓、大圖書館和托勒密皇宮,都埋藏在亞曆山大城下麵的某個地方,尚未被發現。馬丁·格雷戈裏寫過一本講述英航肮髒詭計的著作,還寫了一本有關我的朋友戴安娜王妃之死的書——《戴安娜:最後的時光》。從那以後,他就成了我的朋友。當他提出這個想法時,我感覺仿佛回到了熱衷考古的舊時代。他相信,一群年輕的考古學家能夠利用地質雷達,揭示那座現代城市下麵的秘密。他的這一信念背後有可靠的研究做支撐。這要等到2006年才能弄清他是否正確,弄清在尋找古代世界奇跡的過程中,我們將成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考古發現的一部分,還是成為一次不走運的冒險背後被遺忘的讚助者。

盡管發生了“9·11”事件,我們卻沒有忽視民航業,顯然,該行業內仍有機會創造真正令人興奮的業務。弗雷德·裏德經營過三角洲航空公司,2004年夏天,我們把他招募進來,領導維珍航空全麵進攻破產的美國國內民航市場,這是我們創業35年來最大膽的行動之一。由於美國國內市場由來已久的保護主義,我將不得不在創立維珍美國航空公司的過程中扮演相對次要的角色,它的大部分投資和管理人員來自美國機構和公司。因此,2004年5月的一天早上,當我醒來讀到我的一家新航空公司將被稱為“維珍美國”時,這顯得有些怪異——但我非常滿意。對我來說,維珍已經成熟。我們有信心在世界上最殘酷的民航市場投資,並且不準備完全掌握這家公司的命運。美國有一些法規,過去是阻止外界進入其國內市場的巨大障礙,還差點被英航用來確定其壟斷地位,現在,我們再也不害怕這些法規了。這些年來,我們曾目睹美國大型航空公司采用一些對消費者最不利的壟斷手段,現在終於可以扭轉乾坤了。然而,某些人仍然強烈地希望保留那道高高的障礙,阻止新航空公司進入這個服務水平低下的市場。2004年7月,我收到一位朋友的來信,他曾經參加華盛頓的ACTC航空會議——與會者都是美國5家主要航空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會議期間,有人聽見其中一位先生說:“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是布蘭森,否則餅幹就要烤焦了。”這聽起來有點熟悉,如果他並非阿諛奉承的話!

然而,那年夏天讓我回到美國的不是這家新航空公司,而是另一件獨特的航空事件。在2004年6月22日那個寒冷的清晨,當世界上第一艘私人資助的宇宙飛船在加州沙漠小鎮莫哈韋騰空而起、升入天空時,我幸運地目睹了有生以來最令人驚異的景象之一。太空船一號的確不同凡響,它是我多年的朋友伯特·盧坦腦力勞動的產物。伯特是真正的世界級天才之一,他為許多飛機所做的設計都是幾十年來獨具匠心的傑作。他已經在跟史蒂夫·法塞特和我合作,製造維珍大西洋環球飛行者號,這是一架獨特而漂亮的飛機,我們計劃讓史蒂夫(如果他生病,就由我來)駕駛它,嚐試全球首次單人環球直飛。這架飛機非常不錯,但是,跟我在這一年早些時候看見的那艘藏在飛機棚裏的小型宇宙飛船相比,它就有些遜色了。現在,這艘飛船正以3000英裏的時速,衝入我們所在的沙漠上空。

我的另一位朋友保羅·艾倫是微軟的奠基者之一,多年來,他一直資助伯特實現他建造可重複使用的廉價宇宙飛船的夢想。就像伯特一樣,保羅也是一個夢想家。望著自己的科幻夢想逐一呈現,成為明天的現實,他顯然十分興奮。邁克·梅爾維爾是一位非常勇敢的飛行員,他駕駛這艘小型飛船升入距地球32.8萬英尺(約100千米)的高空。我心懷敬畏地觀看著,意識到我們自己的廉價太空旅行夢想說不定最終也有可能實現。頭天晚上,在跟伯特和保羅共進晚餐時,我們曾討論合夥開展私人太空旅行的前景,聚會結束後,我感到精神振奮。我一直覺得,政府壟斷太空是對人類的威脅,並非如那些玩世不恭的政客和自私自利的導彈製造商們吹噓的那樣對人類有益。壟斷在任何行業中都是行不通的——不管是上市公司還是私人公司。在太空領域,維珍有機會進入最後的邊疆。早在10年前,我們就注冊了太空旅行的商標權和公司,叫作“維珍銀河航空公司”,我敢肯定你不會對此感到驚奇。維珍集團“飛向無限,超越無限”!“你肯定是在開玩笑。”人們對我說。“好吧,”我回答道,“那就叫‘維珍星際航空公司’!”

總之,從各個前沿來說,2004年對維珍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年份。那年9月,維珍銀河公司的玩笑變成了非常嚴肅的事實。經過幾個月的緊張談判,保羅·艾倫同意把製造太空船一號的技術權賣給維珍銀河——作為公司,它於2004年9月15日正式成立。在兩周之內,帶著維珍商標的太空船一號就完成了兩次太空飛行,它是有史以來首次重複使用的私人太空飛船,而且為伯特和保羅贏得了“安薩裏X獎”,這項獎金高達1000萬美元的航空促進獎旨在推動太空旅行業的發展。各家媒體簡直瘋狂了,伯特成為全美國的英雄,實至名歸。在莫哈韋沙漠中的一個涼爽而寧靜的清晨,當我跟保羅和伯特站在一起,目睹飛船成功完成第二次飛行時,這是我一生中最引以為傲的時刻。那是一個非比尋常的日子,它讓你意識到,我們正目睹曆史展現在我們麵前,它也讓我想起自己最喜歡的電影之一——《太空先鋒》。

我在維珍集團的那些同事頭腦冷靜,要說服他們投資1億多美元建造宇宙飛船,這絕非易事。有趣的是,我事實上攔截到一封郵件,它在我的一些頭腦冷靜的同事之間流傳,說我應該被稱為“好好博士”,因為我對每件事情都說“好”。斯蒂芬·墨菲曾在20世紀90年代初為維珍工作,後來又重返維珍,與我們共事,他已經成為我們當中最接近集團首席執行官的人選,在過去的3年中,他一直領導著一個委員會,對我們的所有投資決策加以審查。當威爾·懷特霍恩向他們提出,我打算在2008年推出商業太空飛行時,他們隻是略有疑慮。除非你見過伯特·盧坦,理解他獲得的成就,否則任何人都難以相信,這家僅在莫哈韋沙漠中擁有一小群建築的公司,居然能夠製造並安全地發射廉價的私人宇宙飛船。不過,隨著推出維珍銀河公司的協議逐漸展開,這個項目也逐漸顯得可靠起來。到2005年年初,甚至我那些精明的會計師也開始接受該項目的可行性了。本書的讀者將明白,盡管人們時常責備我說話不過腦子,但是,我確實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定期將世界上第一批私人宇航員安全地送入太空,而且每人隻需花費20萬美元或更少。

伯特的宇宙飛船具有獨特的性能,讓我對它的火箭發動機以及重返大氣層所用的羽狀裝置的安全性都很有信心。在這兩方麵,他都把現代技術應用於非常古老的想法。讓我們從他的火箭發動機說起,它的獨特性在於它使用的燃料是笑氣和橡膠,這兩種物質本身都具有惰性,但把它們放在一起,就能造就出非常可靠的火箭發動機,比美國航空航天局高度易燃的**燃料火箭安全得多。有個喜歡挖苦的家夥確實曾經指出,如果飛船在太空中發生什麽意外,至少我們會笑著死去。

伯特宇宙飛船的另一個特性是,這架流線型的超音速飛船一旦進入太空,就會變成無花果葉子或羽毛球的形狀。如此一來,這個裝置就能以遠遠低於航天飛機的速度,重新進入地球大氣層,從而消除飛船過熱的危險。

伯特宇宙飛船的最後一個特性在於對塑料和所謂的合成材料的使用,不管是發射飛船的母機還是飛船本身,都不是用金屬製造的,而是用新型耐熱材料製造的,比鋁或鋼鐵都更輕、更安全。這些特性的最終結果就是一種安全、廉價和環保的宇宙飛船發射機製。我們的宇宙飛船要發射成千上萬次,才能達到發射一艘航天飛機對環境造成的影響。這意味著,有朝一日,數百萬人訪問群星的夢想都將能夠實現。但對瓊·布蘭森來說,這一切不會變成現實,盡管我父母和霍麗、山姆全都想去,瓊卻沒有自告奮勇參加首航。我對此並不感到驚訝,要知道,每次我們一起坐飛機,瓊都會緊緊抓住我的手。等我父親乘坐宇宙飛船時,他應該有90多歲了。有人問他是否為進入太空感到擔憂,他回答說,考慮到自己的年齡,這是最不讓他擔心的事情。

伯特·盧坦堪稱“空氣動力學界的愛因斯坦”,我對他這個獨特的地位充滿信心。當我們準備好建造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的商業宇宙飛船時,2005年2月底發生的事情讓我對他信心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