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1991.10—1993.1 擊潰英航，解除危機
英航顯然接觸到一些本該禁止外人獲得的電腦信息。這一點從英航前職員彼得·弗萊明突然寫給我的第二封信中得到證實，裏麵詳細描述了英航做過的許多事情。這封信是1991年10月29日寫的，它包含的信息比年初那封信更廣泛。他再次提到，英航在管理層建立了一個特別工作組，目標是破壞“布蘭森形象”。他寫道：“我感覺這個決定來源於英航最高層。公司對這件事居然如此明目張膽，並且以如此不可妥協的方式描述它，這讓我震驚不已。”
關於英航那場運動，彼得·弗萊明已經描述過了，但看到它們被白紙黑字地寫成書麵材料，我仍然感到吃驚。更有趣的是他進一步突出強調的一些細節：“我意識到，下麵幾點跟英航試圖逼迫維珍破產的事情有關。它們未必構成反競爭行為，但究竟是否如此就得由你自己判斷了。”
他列出的問題包括：英航故意申請飛往日本和澳大利亞的起降時段，它並不需要它們，之所以這麽做，唯一的目的就是阻止維珍得到它們。英航在蓋特威克地區有一支拉生意的特殊銷售隊伍，提供從蓋特威克出發的低價機票，擠壓那裏的所有航空公司的利潤（同時繼續對英航的希思羅航班實行高價壟斷）。如果有乘客搭乘維珍航班從日本飛到蓋特威克，隨後又想轉乘英航班機，那麽英航就拒絕給他們訂票，迫使他們來回都乘坐英航的飛機。英航還偷偷潛入計算機訂票係統，獲取我們的訂票信息。
“在我看來，”弗萊明寫道，“英航缺乏誠信，這種風氣直接源自處於公司高層的金勳爵，並不幸滲透了整個機構。”
現在，憑借彼得·弗萊明提供的證據，我知道了英航在幕後做的一些事情，也知道了他們在新聞界的所作所為。盡管受到兩麵夾攻，但我至少知道了英航到底玩的是什麽花招。他們非常陰險，不過現在，我可以考慮怎樣報仇雪恨了。
《布蘭森抨擊英航的“詭計”》，這是《星期日泰晤士報》1991年11月3日的頭條。文章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樣，但它說的仍是事實。我一直希望《星期日泰晤士報》會不懼風險、正義凜然地指出英航的詭計有多麽可恥，而不是僅僅重複我的聲明。但這至少是一個開端。文章援引我的話說，我有一份單子，列出了針對英航的100項指控，除非英航停止其肮髒詭計，否則我就把它提交給歐洲委員會。
“理查德，英航居然會幹這種勾當，說出來連你都不會相信。”龍尼·托馬斯告訴我。
“跟我說說看，”我說，“在這個特殊時刻，我還有什麽不敢相信的呢？”
龍尼·托馬斯在紐約經營自己的豪華轎車公司。他20年前從曼哈頓一個普通出租車司機起家，慢慢攢夠一筆錢後，就把那輛破舊的黃色出租車換成了一輛漂亮的豪華轎車，在紐約的兩個機場專門提供接送乘客的服務。當我1986年與他見麵時，他已經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豪華轎車服務體係，共擁有200多輛汽車。他從報上讀到，維珍大西洋公司將為所有豪華商務艙乘客提供豪華轎車接送服務，於是就給我打了個電話，竭力想攬到整個生意。他贏得了這筆業務，多年來，龍尼的服務從未讓我們失望。
前幾天，他和他的司機們發現，當他們在街邊讓乘客下車時，英航員工就會迎上來，向乘客提供種種“優惠”，鼓動他們搭乘英航而非維珍的航班。龍尼曾經和他們發生激烈爭吵，後來，他接到英航的電話，不許他在英航位於肯尼迪機場的專用客運站接送乘客。
“你以前遇到過類似的事情嗎？”我問龍尼。
“沒有，夥計。”他說，“我認為美國的各家航空公司已經夠沒紳士風度的了，但跟英航相比，完全是小巫見大巫。”
我不知道這是否違法，英航不擇手段地從我們這裏挖乘客，而這肯定是最明目張膽的做法。
在《星期日泰晤士報》揭露了英航的一些詭計之後，下一家跟進的報紙是《衛報》，它在頭版頭條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英航因中傷維珍而受到攻擊》。另外又用一篇占據了整整一版的文章，分析了英航的詭計，標題是《維珍向歐洲委員會提出控告，給英航的做法投下更多疑雲》。
英航不顧這些文章的批評，繼續玩弄肮髒詭計。不管有多少準確的媒體報道發表，英航對各種批評一概不做回應。麵對整個世界，他們把我當作一個不能承受競爭的人，把我的指控當作歇斯底裏的過度反應而不屑一顧。他們的傲慢不可一世。顯而易見，英航不把我們趕走就誓不罷休，我知道自己不得不給予更猛烈的還擊。我變得越來越絕望，開始尋求通過法律手段反擊英航。
“在美國，這其實是個反壟斷案，”在我們全麵回顧了英航的詭計之後，傑勒德總結道，“但英國沒有相應的法規。”
英國缺乏規範民航業競爭的法律條文，這實在令人吃驚。在這種情況下，壟斷委員會和公平貿易局都無權管轄英航，因為他們隻能調查航空公司的合並，而CAA除了從安全角度為飛機服務並監督機票價格，也沒有多少管轄權。盡管英航是一家類似於英國電信的私有化壟斷企業，卻沒有像英國電訊管理局那樣的政府部門監督它。我們已向歐洲法院提出控告，根據《羅馬公約》第85款的公平競爭原則，該法院有一定的理由對英航做出否定裁決，但它實際上缺少必要的強製手段來迫使一家公司改變其商業策略。事實上，我們向歐洲法院提交的一係列控訴隻能發揮宣傳作用。
我並不想把英航告上法庭。我知道這花費不菲，風險很大，知道他們會雇一支最好的律師隊伍，利用它作為大型航空公司能夠收集到的大量統計數據，來將我們和陪審團壓倒。我隻想阻止他們的肮髒詭計。當我尋求其他途徑勸說英航放棄他們的活動時，我想到了那些非執行董事。我已經給金勳爵寫過信，卻無濟於事，因此我希望英航的非執行董事們能更加不偏不倚。如果我要求他們調查其公司發生的事情，那麽從原則上說，他們就必須重視這個要求。非執行董事和執行董事都承擔著同樣的法律責任，不過他們通常隻是在董事和持股人發生衝突時，才維護持股人的利益。既然英航現在的行為能夠造成這樣的衝突，他們就會因此而受到指責，並且又受到媒體和維珍大西洋公司的指責，那麽持股人就應該要求他們對公司董事們做的事情做出解釋。
英航的非執行董事包括邁克爾·安格斯爵士（他當時也是索恩-百代的董事，以前擔任過聯合利華的董事長）、懷特勳爵（他和漢森勳爵一起經營漢森信托公司）、查爾斯·普賴斯閣下、弗朗西斯·肯尼迪爵士和邁克爾·戴維斯。他們的名字讀起來就像是商界的《德布雷特貴族年鑒》。我花了一個星期起草這封信，把我們知道的所有英航詭計都列了出來。1991年12月11日，我終於在這份總共長達11頁的文件上簽好名，把它們寄了出去。這封信在概述了眾多事實後，得出結論：
我希望您對這封信中提到的問題加以調查，給予詳細的答複，並向我保證，您會保證調查這裏揭露的行為，阻止任何類似的行為，並且再也不要重犯。
當初英航為消除萊克航空公司造成的競爭威脅，也給自己釀成了苦果，我原以為，英航從這段經曆中學到的教訓，足以防止他們再以同樣的手段對付其他競爭者。我相信您還記得英航因打擊萊克航空公司而自食惡果的往事。英航的私有化計劃被打斷，他們在美國的董事麵臨刑事檢控的威脅，管理時間遭到極大浪費；英航招來大量負麵宣傳，花掉了數百萬美元的訴訟費，並且還支付了最大的單筆訴訟和解金。
在信後麵，我還加上一份共有8頁的附件，覆蓋了我知道的所有細節。我將那些肮髒的詭計分成6部分：媒體運動，破壞性花招，飛機維護問題，市場營銷，肮髒的詭計和私人偵探。我在最後一種類型後打了個問號，因為我仍然覺得這難以置信，然後又寫道：“最近發生了一些怪異的事情，簡直就像《至尊神探》裏麵的情節，而非發生在民航業中的事情。”我講述了自己挑選出來的那些片段，並且問道：“您能解釋這些事情嗎？我無法相信，像英航這樣的主要上市公司，居然會支持此類行為。”
信寄出之後，我不知道會有怎樣的回應。我不希望起訴英航。即使把每天用來對付英航的18個小時花在別處，我也有足夠多的事情要做。我深切地意識到，當我們打這場戰役時，我被迫忽視維珍集團內的其他所有業務。
我不知道那些非執行董事是否認為我不敢打弗雷迪·萊克那樣的官司，該案製造了100多萬份法律文件。弗雷迪爵士是在他破產後起訴英航的，那時他能投入全部精力打官司。但到那時，英航當然也完成了他們的任務。這次訴訟或許推遲了他們的私有化，迫使他們付出了1000萬英鎊的賠償金，可在萊克的飛機不再翱翔藍天之後，英航立刻提高了跨大西洋航線的機票價格，由此獲得大筆利潤，相比之下，那筆賠償金不過是九牛一毛。我試圖一邊管理航空公司，一邊阻止英航的詭計，但英航似乎不把維珍逼破產就決不罷休。
不管那些非執行董事有何反應，我確信他們不會忽視那份詳細列舉英航肮髒詭計的附件。他們要對自己的持股人負責，於是我們向媒體公布了這封信，確保英航持股人也有機會讀到它。
令人驚異的是，我第二天就收到了科林·馬歇爾爵士和邁克爾·安格斯爵士的回信。邁克爾·安格斯拒絕對此事負責，他指出，“對於一家上市公司的非執行董事，按照你要求的方式向第三方負責是完全不合適的”，並總結說，“采取行動的正確程序是向整個董事會提交這種主張”。
科林·馬歇爾爵士的回信同樣表現出屈尊俯就的態度。他斷然否認英航試圖蓄意損害維珍或“以非正常的推銷和宣傳手段參與競爭”。他暗示，我們提出這些“說法”是為了搞宣傳，說我應該“把真正的精力投入到更有建設性的目標上”。
考慮到這兩位董事給我回信的時間，他們不可能對我那封信的內容做任何調查。
此後的一段時間，似乎英航對這些事的描述逐漸占了上風。到處都有人引用科林·馬歇爾爵士的話，聲稱我的說法“完全沒有根據”。
我那些抨擊英航的說法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除非英航道歉並結束其肮髒詭計，否則我將在那封致非執行董事的公開信之後采取某種法律行動。困難在於怎樣找到合適的起訴理由。
我們之間的爭吵造成一個直接的損害，我本應預見這一點：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完全無法籌集任何資金了。我們的美國投資銀行所羅門兄弟公司正試圖私下裏出售股份，以籌集2000萬英鎊的資本。但是，正如在萊克訴訟案拖延期間英航不可能售出股票一樣，因為我們似乎打算和英航對簿公堂，所以也沒人敢碰維珍的股票。而且我們仍在遭受虧損。當我們忙作一團，試圖弄清英航的詭計時，我們的貸款銀行團卻一直在觀察公司的現金流。在隆冬時節，那些數字顯得更加慘不忍睹了。
我意識到，事情發展到這個程度，我其實是在為英航謀方便。他們的目標之一就是阻止我擴大維珍大西洋公司的規模，而我要做到這一點，就隻能為航空公司再籌資金。我越是大聲抱怨他們的肮髒詭計，其他航空公司、風投公司或投資者就越不願向維珍大西洋公司投資。局外人很可能會認為這一切都是無風不起浪。如果維珍大西洋公司即將被英航這樣的大企業擠出市場，那就沒人會向我們這樣的小航空公司投資；如果我們打算針對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提起漫長而昂貴的訴訟，同樣沒人願意向我們投資。出現這兩種情況，我們都必輸無疑。
沒有了來自倫敦金融城的資金，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繼續對資本求之若渴。到1991年聖誕節，維珍大西洋公司仍在舉步維艱的冬季淡季中苦苦掙紮，入不敷出。我們的6家主要貸款銀行不斷給特羅弗寫信，提醒我們明年4月歸還貸款。勞埃德銀行是我們的清算銀行，因此能看見我們起伏不定的收入和支出，他們變得越來越焦慮不安。或許英航打算賭一把，即使我們真的宣布采取法律行動，他們也能拖延足夠長的時間，把我們拖到破產。甚至在我發出12月11日那封信之後，英航依舊厚顏無恥，對我的說法一笑置之。
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不知所措。我花大量時間思索，變得沉默寡言。威爾的情況和我相反，他因為無法痛擊英航，整天怒氣衝衝，在沮喪中吼叫、咆哮。
12月21日，我們收到一封勞埃德銀行的信，進一步加劇了我們那種身陷重圍之感。這封信提醒我們，我們最近超過了5500萬英鎊的透支限額，並且明確指出，銀行之所以允許我們超過限額，是因為我們需要這筆錢支付薪水，而且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確認第二天會把750萬英鎊打入我們賬號。它警告我們，銀行不會“再次積極回應突破5500萬英鎊透支限額的要求”。信的最後祝我們聖誕快樂，過一個“壓力較輕的新年”。
如果那750萬英鎊晚一周打進我們的賬號，勞埃德銀行很可能會退回我們的薪水支票。如果維珍大西洋公司破產，我甚至無法保證維珍唱片公司不受損害。我懷疑航空公司的破產會給珍妮特·傑克遜或菲爾·科林斯留下不好的印象。
在討論到哪裏弄到足夠的資金來償還部分銀行欠款時，我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必須找到根本解決方法，總為了增加小筆貸款而跟銀行爭論也不是辦法。維珍唱片公司是我們唯一真正盈利的企業，也是我們拯救航空公司的唯一機會。由於英航的糾纏不休造成了負麵宣傳，給維珍帶來很大壓力，我們無法順利出售維珍大西洋公司，但可以賣掉維珍唱片公司。如果出售維珍唱片公司，我們就能拯救航空公司，留下兩家強大的公司。如果關閉維珍大西洋公司，那就隻剩下一家強大的公司和一家破產的公司，並造成2500人的冗員，而維珍集團作為一個公司和品牌，也會變得體無完膚。
我給約翰·索恩頓打電話，他仍在和幾家有興趣收購維珍唱片公司的企業磋商。我懷著越來越強烈的不祥之感，關注他的進展，對此既無熱情，又沒法阻止。約翰告訴我，索恩-百代現在已經提出4.25億英鎊的預付款，而且從第二年開始，按照公司獲利能力，向我們分期付款。可是，跟戴維·格芬向MCA出售其唱片公司的價格水平相比，仍然偏低。1990年3月，他把自己的唱片公司賣了5.2億美元，相當於其年銷售額的2.6倍。如果按照同樣的倍數計算，維珍唱片公司的價值將是我們3.3億英鎊年銷售額的2.6倍——超過8.5億英鎊。
1992年1月期間，勞埃德銀行不斷向我們施壓，降低我們的透支限額。勞埃德銀行的約翰·霍布裏采取了更加強硬的姿態。自從我們一年前提出可能出售維珍唱片公司後，這就成了他最希望聽到的消息。為什麽再沒有任何進展？他們能親自和高盛公司談談嗎？從他們的角度看，隻要維珍唱片公司還沒有出售，它就隻是一些唱片合同的集合——隻是無形資產。他們不明白為什麽要拖延這麽久。維珍唱片公司出什麽差錯了嗎？競買者都放棄了嗎？我們曾輕描淡寫地提到這家公司價值10億美元，它真的值那麽多錢嗎？他們越來越沒有耐心了，他們希望維珍能用真正的現金將借走的貸款歸還給他們的金庫。我們麵臨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有大量欠款都應該在4月歸還，我們能否說服銀行把還貸日期往後延長？特羅弗和我都感到懷疑。
勞埃德銀行的信讓我想起自己從顧資銀行接到的一些信，當時，看見一個留著披肩發的客戶赤腳走進他們的辦公室，討論貸款購買一棟位於牛津郡的莊園，顧資銀行的工作人員不知所措。現在，我的頭發變短了，維珍變大了，但銀行卻依舊憂心忡忡。盡管我們從來沒有不付款，他們卻有其他一些破產的客戶，這讓他們感到擔憂。
這篇有關股市的報道概括了1月初的投資環境：
現在，負債累累的藍羅集團及其主要貸方勞埃德銀行、渣打銀行、巴克萊銀行和國民西敏寺銀行的態度成為關注的焦點。藍羅集團董事保羅·斯派塞堅持認為，藍羅跟它的各家銀行之間關係“正常”，他們並未向自己“施加壓力”。但是，在寶麗碧、布恩特沃克和馬克斯韋爾的債務崩潰之後，如今倫敦向那些由強勢個人領導的企業提供大筆貸款的銀行家們，幾乎沒有一個過得輕鬆。不管是否屬實，藍羅現在都受到“大亨因素”的壓製，經濟衰退更讓他的處境雪上加霜，恰好在他必須出售業務來籌集現款時，其資產價值嚴重縮水。這位老資格的大師以前曾絕境逢生，誰也說不準他能否再次脫險。然而，這次的壓力確實很大。
看起來，構成這個故事的各種因素跟我們有著不祥的相似之處。
當勞埃德銀行看見他們借給一個創業型公司的錢危在旦夕時，約翰·霍布裏再次努力控製我們的透支。在一封寫於1月3日的信中，他指出，我們的透支一直在不斷上升，勞埃德銀行“無法資助這樣的資金外流”。顯然，勞埃德銀行希望我們在那個月之內就賣掉維珍唱片公司。約翰提醒我們，必須在當月月底之前全部還清我們的透支，同時還不能再次提高我們的透支能力。我們居然還想抓住維珍唱片公司不放，並期待獲得比索恩-百代更高的報價。他對此表示驚訝。
這就跟1984年我們麵臨的顧資銀行危機一樣糟糕。盡管當時我們還有時間，能夠去跟其他銀行磋商，組成財團。然而，對銀行家和航空公司來說，1992年1月是一個糟糕的月份，就跟歐洲航空公司和丹納爾航空公司破產的1991年1月差不多。所有的銀行家都慌作一團，很難保持平靜。
我們欠勞埃德銀行5500萬英鎊。進入2月和3月後，我們的航空公司還需要3000萬英鎊的現款資金。冬季那幾個月是花費最高的，因為在乘客數量下降的同時，我們還不得不支付所有重要的飛機維護費用。關於無擔保的貸款就說這些了。從收入的現金看，我們知道維珍唱片公司那年有3.3億英鎊的銷售額，營業利潤為3800萬英鎊，我們預計明年的銷售額將達4億英鎊，營業利潤達7500萬英鎊。但勞埃德銀行不願意等待。我看得出來，我們必須有所付出。
泰晤士電視台又做了一期有關英航與維珍大西洋公司之爭的節目，預定2月底播出。這一期是泰晤士電視台全國時事新聞旗艦節目《本周新聞》做的。1月初，節目製片人馬丁·格雷戈裏為拍攝這部紀錄片來找我們，這是威爾和我跟他首次見麵。我們盡量把有關英航的事情全告訴他，再讓他去做獨立調查。馬丁與彼得·弗萊明以及我們沒見過的其他英航前職員談過，設法證實了我對英航肮髒詭計的諸多指責。英航拒絕參加這次節目，他們的法律總監默文·沃克寫信給馬丁·格雷戈裏，譴責他落入了“理查德·布蘭森的陷阱，被他當作宣傳工具加以利用”。還有什麽比這更能激怒一位獨立電視節目製片人的呢？
我對這個節目猶豫不決。我明白，通過展現那些針對我們的所有肮髒詭計，觀眾會產生兩種反應。首先，他們會看到我們的薄弱之處，認為維珍大西洋公司可能會破產，因而遠離我們。盡管“飛機會從天上掉下來”是為英航工作的布萊恩·巴沙姆說的，但僅僅這句話就會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讓他們對搭乘維珍航班心存憂懼。不過，公眾也同樣可能把我們當作受欺壓者，給予我們幫助和支持。後者是我的主要希望所在。傑勒德還指出，由於電視觀眾如此廣泛，這個節目說不定會喚起人們的回憶，促使他們打電話給維珍大西洋公司，講述其他故事，幫助我們收集證據回擊英航。2月27日的星期四，我在航空公司位於克勞利的銷售部安排了30名銷售人員，讓他們守在電話總機旁，以防有人給我們打電話。
《本周新聞》的紀錄片《侵犯維珍？》從一個俯拍鏡頭開始，展示了莫哈韋沙漠中封存的所有飛機。這裏就像個飛機太平間，停放在空氣幹燥的沙漠中，它們就不會生鏽。飛機上的燃油已經抽幹，部分零件被取掉，引擎和閥門也都用銀箔包了起來。在這幅令人難忘的圖景中，傳來解說人的聲音：
“維珍航空公司大叫‘強奸！’，理查德·布蘭森聲稱，英國航空公司正在破壞他的生意。”
“世界上有公平競爭，也有不公平競爭，”我對記者說，“但我簡直不敢相信，英航居然會采用這些肮髒的詭計。”
這部紀錄片采訪了彼得·弗萊明，當他描述英航建立特別小組來敗壞我的聲譽以及英航大規模銷毀文件時，影片將他的麵部隱藏起來，對他的聲音也做了失真處理。一位同樣經過畫麵和聲音處理的美國證人描述英航也在美國銷毀了有關維珍的文件。在紐約，龍尼·托馬斯說起維珍乘客從他們的豪華轎車上下來時，被英航強行留住。一位洛杉磯的旅行代理人描述了乘客在聽說維珍即將破產後轉乘英航班機。接著，我們聽見布萊恩·巴沙姆告訴克裏斯·哈欽斯：維珍是“靠不住的生意——完全靠不住”，字幕打出了他說的這句話。弗雷迪·萊克爵士也重複了他的建議：起訴那個渾蛋。
《本周新聞》的記者攔在英航一些工作人員的門口要求采訪。他們在紐約碰到了英航的一個副總裁迪克·埃伯哈特，又在戴維·伯恩賽德位於倫敦切爾西的住宅外麵找到他。兩個人都拒絕回答任何問題。在紀錄片的末尾，再次出現幾個鳥瞰沙漠中那一大片封存飛機的鏡頭，它們在加利福尼亞的陽光下無助地閃著銀光，英航也希望在這裏看見維珍飛機群。
“也許理查德·布蘭森已經到了要麽出售公司、要麽關閉公司的時候，”最後的畫外音說道，“否則維珍大西洋公司的飛機將會跟萊克公司的飛機一樣，以沙漠作為最後的歸宿。”
有超過700萬的觀眾觀看了《侵犯維珍？》，那天晚上，我們接到400多個電話。大多數打電話的人隻是向我們表示同情，說他們再也不搭乘英航飛機了。但是，在這些表示同情的人當中，也有很多人提到，當他們在機場辦理維珍航班的登機手續時，有英航的工作人員找到他們。接著，我們意外碰上了好運。
2月6日，伊馮娜·帕森斯在家裏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自稱是維珍訂票部的工作人員，告訴她這趟航班已經超員。既然她沒有訂到票，問她是否介意改乘英航班機。這讓她忍無可忍。在過去的8個月中，伊馮娜·帕森斯曾4次往返於英、美之間，每次都碰到維珍出現所謂的“訂票錯誤”。去年10月，有個自稱“維珍代理人”的“瑪麗·安”，把電話打到帕森斯位於紐約的辦公室，說她預訂的維珍航班已經超員，為了補償由此造成的不便，她可以在第二天乘坐協和式飛機——不收取額外費用。帕森斯拒絕了這個提議。她定期往返於紐約和倫敦之間，她更喜歡維珍的航班——在登機之後。她是一位應該受到重視的顧客，而維珍居然對她如此漠不關心，這讓她非常吃驚。她要求把自己列入她那趟航班的等候者名單，要求“瑪麗·安”第二天打電話過來，告知她是否訂上機票。
帕森斯還曾在8月接到自稱維珍員工的“邦妮”打來的電話，說她的航班推遲了，在9月接到自稱維珍員工的“拉裏”打來的電話，說非吸煙區的座位全都訂滿了。“瑪麗·安”和他們一樣，都未能在第二天給帕森斯回電話。於是，帕森斯便打電話給維珍的訂票部，要求跟“瑪麗·安”說話。
“我們這裏沒有名叫‘瑪麗·安’的人。”訂票部的人告訴她。
“那麽昨天是誰給我打電話，說10月16日的航班訂滿了？”帕森斯問。
“10月16日的航班？不，您已經訂上票了，在非吸煙區。”
伊馮娜·帕森斯感到非常困惑。她對維珍也很憤怒，於是，在這一年隨後的時間裏，她改乘美國航空公司與美聯航的飛機。今年2月，她決定最後試一次維珍航班，令她難以置信的是，又有一名自稱維珍訂票部的人打電話，說機票已經訂滿，問她是否願意搭乘英航的飛機。
隨後，她看到《侵犯維珍？》這個節目。第二天，她給維珍打來電話，並被轉接到我們律師那裏，向傑勒德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當我看那個節目時，”她對他說，“我忽然意識到，我肯定落入了英航精心策劃的無恥騙局中。每次他們都讓我換乘英航而非其他航空公司的飛機，我懷疑他們是英航員工假扮的維珍訂票部工作人員。”
“我們弄到一份令人震驚的陳述，”傑勒德記下帕森斯的故事後告訴我說，“我們可以單獨就她遭遇的事情提出訴訟。”
周五，我正在基德靈頓，威爾給我打來一個電話。
“理查德，”威爾說，“我在公用電話亭，剛從蓋特威克下飛機。我拿到一份《英航新聞》，頭版頭條的標題是：《布蘭森所謂的‘肮髒詭計’毫無根據》。他們說你在撒謊。”
那個節目播出時，威爾正在滑雪度假。節目播出時間和他的度假日期都改變了好幾次，以避免它們重合，但不幸的是，它們還是衝突了。有那麽多人給我們打電話，我隻好讓威爾回來處理醞釀中的公關風暴。於是，他就匆匆忙忙地回來了，剛到蓋特威克。
《英航新聞》裏那篇文章是這麽說的：
昨晚，在泰晤士電視台的時事節目《本周新聞》中，播出了理查德·布蘭森認為英航用“肮髒詭計”對付維珍的說法。英航曾受邀參加這個節目，但經過仔細考慮後拒絕了。我們的法律總監默文·沃克已致信泰晤士電視台主持人馬丁·格雷戈裏，全麵地闡述了其中的原因。
這篇文章其餘的篇幅就是默文·沃克那封信的原文，他譴責泰晤士電視台落入了我的宣傳陷阱，聲稱英航不會“在挑動之下，玩布蘭森先生那套徒勞的遊戲，因此必須拒絕參與節目”。
“真是胡說八道，”我們異口同聲地說道，“他們居然說我撒謊，這是誹謗。”
這讓我們忍無可忍。威爾從荷蘭花園把那篇文章傳真給我。我們聯係上傑勒德，他同意我們的說法：英航在誹謗我。如果起訴英航在希思羅機場濫用其壟斷地位，這個案子會非常複雜，與之相比，起訴英航誹謗就更容易找到證據，也更容易向陪審團說明問題，同時又能把所有事情都公之於眾。
星期一早上，我發現金勳爵給所有向他寫信質疑英航肮髒詭計的電視觀眾寫了一封私人信件，向他們保證我的說法全無事實可言。實際上，信中重複了相同的誹謗，而且同樣是麵向公眾的。我決定要連同金勳爵一起起訴。
在接下來這個星期，出售維珍唱片公司的事情終於降臨到我頭上。
桌子上放著5.6億英鎊——10億美元，可我卻不想要。
“他們想在今天下午兩點前知道答複。”約翰·索恩頓告訴我。我掛斷電話，看著對麵的西蒙和肯。在過去的20年裏，我們把公司發展到這個規模，卻怎麽也都沒想到會把它賣掉。
從很多方麵來說，跟滾石樂隊簽約都是我想要維珍唱片公司達到的巔峰。為了簽下他們，我們奮鬥了20年，而今，我們旗下終於擁有世界上最偉大的搖滾樂隊了。1973年，維珍唱片公司創立之初，我們完全依賴麥克·歐菲爾德的天賦；現在，我們已經發展成熟，成為全球眾多頂尖樂隊首選的唱片公司。藝人們已經目睹我們怎樣開創菲爾·科林斯的個人事業、怎樣宣傳“UB40”和頭腦簡單樂隊、能夠為“文化俱樂部”和彼得·加布裏埃爾做些什麽，他們希望與我們簽約。但是，就在我們達到巔峰之際，這一切都結束了。
“肯？”我問道。
“由你定。”他說。
“西蒙？”
“接受這筆錢。你別無選擇。”
每當有人跟我說我別無選擇時，我總想證明他們是錯的。在過去的幾天裏，索恩-百代起先提出一個合股報價，能讓我擁有14%的索恩-百代股份，成為它最大的股東，隨後又提出更高的現金報價。盡管索恩-百代現在改變了策略，提出的現金比股份多，我卻更喜歡那個股權交易的選擇，因為這意味著我擁有索恩-百代的部分股份，今後可以此作為基礎，競買這家公司。困難在於，每個人都告訴我，這麽做太冒險。因為我無法用這些股份做擔保，借更多的錢支持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擁有索恩-百代的股份可不是什麽牢靠的擔保。盡管我已經擬好一封給全體員工的信，解釋說我打算接受索恩-百代的股份，從而保留這家公司的一份產權，但我卻隻能很不情願地改變主意，選擇現金報價。
在最終同意接受報價之前，我給彼得·加布裏埃爾打電話，向他透露了這個消息。我需要他的建議，我也意識到這次出售會影響他的職業。
“別那麽做，理查德，”他說，“說不定哪天晚上你就會流著冷汗醒來，希望自己從沒做這件事。你再也沒法把唱片公司買回來了。”
我知道他說得對。這跟瓊的說法完全一樣。然而，來自英航的壓力太大了。到現在，我已經非常肯定，勞埃德銀行打算取消我們的抵押贖回權，因此我別無選擇。我還意識到，西蒙也希望賣掉公司，他寧願得到現金，也不願通過持有股份，繼續卷入維珍集團的事務。接受索恩-百代的股份或許會延長維珍大西洋公司的垂死掙紮，一旦它破產，這一切努力都將變得毫無意義。我的首要目標是挽救維珍大西洋公司，不讓它破產；而我出售維珍唱片公司的唯一原因恰恰是它經營得非常成功——這真是殘酷的抉擇。賣掉維珍唱片公司，我就能挽救維珍的聲譽。這樣，就會有一家安全無虞的航空公司和一家安全無虞的唱片公司——雖然擁有唱片公司的是索恩-百代——而不是一家苦苦掙紮的航空公司和一家唱片公司。我知道西蒙會離開維珍，但我仍是公司的總裁。最重要的是，肯打算繼續在索恩-百代門下執掌維珍唱片公司，他會保護維珍的聲譽。
我給特羅弗打電話，他證實了銀行的立場。
“現金是唯一的選擇，”他告訴我，“這意味著我們能夠還清所有貸款，東山再起。這會讓你獲得完全自由。而且，當你考慮索恩-百代的股份時，想想當初股市崩盤後發生的事情。”
這讓我下定了決心。如果我接受索恩-百代的股份，而股價又突然暴跌，那麽，我無法製止銀行的幹預。弗雷迪·萊克爵士曾經提醒過我，那種事情會很快降臨，快得讓你透不過氣來。就像維珍一樣，他的航空公司也跟英航打了一場持久戰。然而，就在他需要銀行支持時，他們卻收回了貸款。他被邀請到銀行去，他本來希望，看在公司第二年會生意興隆的分上，銀行會答應稍微增加他的透支額。可當他到達銀行時，卻被帶到一間側屋，整整30分鍾都沒人理他。最終，他設法找到了銀行董事，後者邀請他來到另一個房間。他剛一進去，看到他們的臉色，就意識到發生了可怕的事情。
“我們已經讓萊克航空公司進入破產管理了。”他們告訴他。
全都結束了。委托管理人解雇了所有員工，把大樓裏的鎖全部換掉，沒收了公司的所有財產，歸還了飛機，任憑乘客被困在機場，對此弗雷迪爵士根本無能為力。一夜之間，萊克航空公司在蓋特威克的登機服務台便消失了，售票處也停止了機票預訂。電話被拔掉，僅僅6個小時，就讓他一生的心血化為烏有。正是弗雷迪爵士的經曆讓我沒再進一步逼迫銀行。一旦讓他們控製了局麵，維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就完了。就算10億美元擺在桌上，也難以安慰我。
盡管我非常頑固，卻也意識到自己有時必須讓步。“活在當下，”——我腦子裏響起父母那句老格言——“車到山前必有路。”盡管我本能地希望繼續參與維珍唱片公司的工作，接受索恩-百代的股份，但我對財務安全的需要壓製了這種渴望。約翰·索恩頓鼓吹我應該接受股份，但他並不了解全局；彼得·加布裏埃爾勸說我千萬別出售維珍唱片公司，他也同樣不了解全局。我拿起電話，給高盛的約翰·索恩頓打電話。於是，我讓維珍唱片公司成為過去。
“我要現金，”我聽見自己說，“其餘的事就交給你了。”
“好的，”他說，“現在律師們正在做最後的準備。等需要你過來時，我會給你打電話的。”
盡管我挽救了航空公司，我卻覺得自己仿佛扼殺了心裏的什麽東西似的。看著西蒙和肯，我為我們即將各奔東西而難過。從某些方麵來說，我覺得肯是最幸福的，他會繼續留在索恩-百代旗下的維珍公司裏，很快就能發行珍妮特·傑克遜和滾石樂隊的唱片。我不知道西蒙有何打算，不過我估計他會喜歡過一種更寧靜的日子。我知道，一旦失去維珍唱片公司，我就不得不從角落裏走出來，回去跟英航決一勝負。我已經記不清我們鬥過多少個回合了，我開始感到一陣眩暈，疲憊不堪。
“目前有一些唱片賣得很好，”他說，“讓我們現在收下所有的錢吧。”
於是，我們選擇了5.1億英鎊外加維珍唱片公司的5000萬英鎊固定債務。結果證明肯是對的（一直如此）！通過這個選擇，我們額外賺到1000萬英鎊。與此同時，我們還不得不等到淩晨3點鍾，等富士產經集團最終選擇跟我們同甘共苦，接受索恩-百代的現金。天剛破曉，我們就開始簽合同。第二天早上，索恩-百代宣布自己以10億美元——5.6億英鎊的價格，收購了維珍唱片公司。
西蒙、肯和我來到我們位於哈洛街的辦公室看望員工。
“簡直就跟死了爸媽一樣難受，”我們進去時西蒙對我說，“你以為自己已經為這一天做好了準備，可是，當那一切發生的時候，你才意識到自己根本無法應付。”
我覺得這更像是失去自己的孩子。西蒙、肯和我白手起家創辦了維珍，每次在它看起來就要完蛋時，我們都設法渡過了難關，依靠一代又一代的音樂讓它重獲生機，在本行業中一直是最令人興奮的唱片公司。當其他唱片公司——例如蘋果——仍以披頭士樂隊和阿比路作為自己的象征時，維珍已經從麥克·歐菲爾德和大鑼樂隊跳到了性手槍樂隊，然後是“喬治男孩”，然後是菲爾·科林斯，然後是彼得·加布裏埃爾，然後是布賴恩·費裏，然後是珍妮特·傑克遜和滾石樂隊。在每一個時代——嬉皮士、朋克、新浪潮——西蒙的音樂品位都大獲成功，而肯則讓大家團結在一起。
現在，肯站起來告訴大家，他們將成為索恩-百代的員工，而他也將留在百代公司，確保維珍的獨立性。西蒙開始講話，他的眼淚卻突然奪眶而出。每個人都看著我，我站起來，想強忍住淚水，卻無濟於事。我處在一種棘手的狀況中，又沒法跟他們說明賣掉公司的真正原因。如果我說出真相，把銀行對維珍大西洋公司的態度告訴他們，那麽航空公司和維珍集團其餘的公司都將會因為缺乏信心而遭到破壞。航空公司完全建立在信心的基礎上，承認我們的劣勢就會嚇跑乘客。因此，盡管我痛恨自己擺出一副大發橫財的樣子，卻仍然站在那裏，告訴他們，如果他們不願留在百代，那麽每個人都可獲得在維珍大西洋公司工作的機會；如果願意留在百代，肯保證會照顧好他們所有人。當喬恩·韋伯斯特建議，為了“我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而公開向我、西蒙和肯表示感謝時，我再也忍不住了。我離開房間，淚流滿麵地開始順著拉德布羅克樹林一路飛奔。
“感覺沮喪至極，”我在筆記本上提到接受現金而非股份的決定時寫道，“我這輩子還是第一次決定遵循保守路線，我的所有顧問（除了約翰·索恩頓）都鼓吹的這條路線。”
肯通過選擇固定債務，讓我們額外賺了1000萬英鎊；在向富士產經集團付款時，又通過貨幣兌換，讓我們賺了900萬英鎊。索恩百代向我們支付了5.1億英鎊的現金，其中的1.275億英鎊必須付給富士產經集團。富士產經集團希望他們的那份錢是日元，我們隻得把它兌換一下。從拿到現款到6月1日完成轉交，我們有一個月的時間把那筆錢轉付給富士產經集團，因此必須選擇兌換日元的時間。西蒙和特羅弗希望馬上兌換，這樣我們大家立刻就知道自己擁有多少財富了。肯和我不那麽著急，傾向於在匯率上賭一把。我們一直以英鎊的形式保留那筆錢，幸運的是，英鎊對日元的匯率上漲了，於是我們就把錢捏到最後一刻才兌換成日元，又為我們賺到了900萬英鎊的利潤。什麽都比不上一點好運氣。
就這樣，危機解決了。從5.1億英鎊的原始收購現金中，富士產經集團獲得1.275億英鎊，我們獲得超過3.9億英鎊。西蒙和肯帶著他們的那份收益各奔東西。我用自己的那份收益償還了銀行貸款，把剩下的錢投入維珍大西洋公司。有關維珍大西洋公司被迫用現金購買燃料的謠言不攻自破，煙消雲散。我們可支配的現金比英航還多。
各家銀行立刻再次急不可耐地給我打電話——不再要求歸還貸款，因為我們已經把錢還清，而是向我提供高利息的儲蓄賬戶和離岸賬戶，提出用這筆錢去投資，或者邀請我吃午餐，跟我做生意，並且還提出，他們願意讓我隨心所欲地貸款資助未來的交易——他們顯然看不出這有多麽諷刺。
我花了點時間才明白這次出售的意義。我這輩子頭一次有了足夠多的錢，來實現自己最瘋狂的夢想。眼下我還沒時間細細考慮，因為就在那個星期，有關英航的事情急轉直下，令我無暇他顧。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很高興自己沒時間老想著出售維珍唱片公司的事。我討厭生活在過去，尤其不願回憶所有那些失去的友誼。但現在，我肩上的重負已經解除，在我內心深處，我意識到自己可以隨心所欲地選擇維珍集團的發展方向了。盡管我們失去了維珍唱片公司，肯、西蒙和我也分道揚鑣，但最美好的未來還沒有到來。
我撥通了那個電話。
“弗雷迪，”我說，“我是理查德。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我打算起訴那個渾蛋！”
“就該這麽做！”弗雷迪說。
當我們著手這樁訴訟案時，我不斷提醒自己記住一件事：這是一樁誹謗案，不是有關商業實踐的爭論。我必須恢複自己的名譽。
我們分三個階段舉證。首先，我們已經擁有一些證據；其次，根據信息披露的法規，我們接收了大量來自英航的文件；最後，幡然悔悟的英航員工也開始提供大量證據，最有力的正是這種證據。
出乎意料的是，傑勒德接到一個名叫撒迪格·哈裏發的英航前雇員打來的電話，他從1974年起就進入民航業了，當時他在的黎波裏工作，受雇於英國蘇格蘭航空公司。1988年，在英航收購英國蘇格蘭航空公司時，哈裏發加入了英航內部一個被稱為“特別服務部”的部門，處理所有特殊的乘客問題。1989年，他開始在蓋特威克機場擔任登機處服務人員，然後加入了“熱線服務電話”部門。表麵上，該部門的任務是迎接英航乘客，幫助他們轉機，並照顧老年乘客。但它還有一項更隱秘的活動，就是試圖挖走其他航空公司的乘客。英航在希思羅也設了一個相同的部門，綽號“獵手”。
1990年4月，“熱線服務電話”團隊被銷售和訂票部接管，他們的新老板傑夫·戴走進“熱線服務電話”辦公室，向哈裏發和他的15名團隊成員宣布：“幫助老婦人登機賺不到錢，你們必須做的工作是走出去，從其他航空公司挖來更多乘客。”哈裏發向傑勒德講述了他們在8月開的第二次會議，傑夫·戴特別指出，這次會議必須是“保密的”，非“熱線服務電話”團隊成員不得參加，也不能向外透露這次會議的消息。
在這次會議上，傑夫·戴告訴哈裏發和他的同事，“熱線服務電話”有了一項新任務：盡可能多地收集維珍大西洋公司的信息，包括航班信息、預訂機票的乘客人數、實際登機人數、豪華商務艙與經濟艙之間的比例以及飛機起飛時間。每次交接班時，“熱線服務電話”的員工都必須填寫每個航班的表格，親自交給薩頓太太，再由她交給戴。那麽該如何獲取信息呢？傑夫·戴告訴“熱線服務電話”的員工，他們可以用維珍的航班號直接進入英國航空訂票係統，業內簡稱“BABS”。英航曾經向維珍許諾不會做這種事的。“熱線服務電話”辦公室的門鎖換了，他們必須對自己這些行動的性質保密。哈裏發有個女同事拒絕參加此類活動，因為她認為這很不道德，於是其餘的團隊成員便將她取而代之。
傑勒德記錄下了哈裏發的陳述，我們把它發送給英航。它注定會成為本案的一大要點。
我們會麵時，邁克爾開始說到“出醜”，這是第一個表示道歉的跡象。他顯然是英航從非執行董事裏精心挑選出來跟我對話的。金勳爵和科林·馬歇爾爵士顯然仍不願把自己降低到我這個水平，不願承認我的指責是事實。但是，邁克爾·戴維斯是我們家的一位老朋友，派他來巧施手腕解決英航犯錯的麻煩問題是最合適的。
“我認為我們3個人不妨聊一聊，”邁克爾說，“稍稍聊一聊。我們3個人——你、我和科林爵士。”
“科林爵士？”
“是的，你瞧，再過10年，他還會活著。你瞧，金就要死了。馬歇爾萬歲。我認為大家見個麵是明智之舉，就我們3個人，看能不能產生什麽明智的結果。”
我望著邁克爾·戴維斯搜腸刮肚地尋找恰當的詞語。他話中有話，大概是想告訴我，金勳爵在英航的日子就要結束了。
“你瞧，英航中某些人認識到這裏頭有一些出醜的事情，”他承認，“曾經有人接受這種出醜的事，但是，如果我們將來打算保持明智的關係，我認為你、我和科林爵士就應該坐下來談一談。”
我聽著他那些痛苦的措辭，聽他說想跟我做交易，這時，我意識到自己是在聽一個人談論別人的財產和生計。不管邁克爾·戴維斯、科林·馬歇爾爵士、羅伯特·艾林和金勳爵在英航發動了一場什麽運動，他們都會照拿薪水不誤。英航的持股人會掏腰包付錢給布萊恩·巴沙姆，付錢給私人偵探，如果我起訴英航，他們也會付錢給律師。也許這是一項不錯的投資。如果他們成功地搞垮了維珍大西洋公司，這筆錢就花得很值。然而，維珍大西洋公司主要是屬於我的，這是一家私營公司，如果英航從維珍挖走一位飛往紐約的豪華商務艙乘客，維珍就會損失3000英鎊，我們也就無法把這3000英鎊重新投入生意。而且，不同於英航，我沒有大筆的公司儲備金可用來發工資。因此，盡管邁克爾·戴維斯說了一大堆“出醜”的事情，他卻沒有抓住重點。英航一直挖空心思想把我擠垮，讓我的員工失業。他們還迫使我賣掉了維珍唱片公司，這已經影響到整整一群與航空公司無關的人。這讓我憤怒不已。我可不想彬彬有禮地坐下來吃一頓紳士的早餐，不想對他把這一切僅僅當作“出醜”的事情表示讚同。
在發生肮髒詭計事件的整個時期，我一直被指責為“天真”。天真地相信英航不會做這種事，天真地以為英航會停止做這種事，天真地相信自己能把英航告上法庭，有一刻還天真地以為自己能打贏官司。“天真”這個詞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有幾次差點損害了我繼續奮鬥的決心。邁克爾·安格斯爵士告訴科林·索斯蓋特爵士，我天真地接受英航的挑戰，“仿佛這是《男孩周報》上的故事一般”。珍妮·戴維斯告訴我父母：“理查德必須學會既能享受也能吃苦。”甚至英國機場管理局的約翰·伊根爵士這樣的人也告訴我“別動那棵搖錢樹”。
早餐之後，我給傑勒德·蒂勒爾打電話，告訴他，邁克爾·戴維斯多麽令人同情，多麽能言善辯。
“廢話，”他回答道，“英航從一開始就有機會和解，但他們沒這麽做。他們現在被迫考慮和解，不過是因為他們的律師已經窺見一個犯罪黑洞罷了。”
我從沒聽過傑勒德說話如此憤怒。
“要揭露他們的肮髒詭計，再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機會了，”他繼續說道，“現在千萬別屈服。”
“隻是試探一下你，”我說，“我當然不會屈服。”
隨後這個星期，我們見到了那位令人敬畏的“禦用”律師喬治·卡曼，他正在準備我們的案子。喬治滿頭銀發，言談舉止完美無缺，在法庭外，他看起來就像一位對每個人都親切和藹的叔叔；而在法庭上，他卻有螳螂似的精明、頑強和殘酷本性。人們對他都唯恐避之不及。
我給邁克爾·戴維斯打電話，告訴他，我不會讓我對英航的譴責不了了之。案子預定1月開庭，英航的董事長們將接受喬治·卡曼的交叉盤詰。我甚至都不用暗示喬治·卡曼會多麽欣賞這事。如此前景讓邁克爾·戴維斯清醒過來，他放下了電話。
現在，我真的感覺對擊敗英航充滿信心。我們不僅發現了這麽多有關其肮髒詭計的事，而且發現了一次特別的英航秘密行動的細節。
有人跟我的辦公室聯係，說他掌握了有關英航雇用私人偵探從事一次秘密行動的信息。他說他有一張電腦光盤，裏麵是一份日記，記錄了私人偵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堅持要見到我本人才會交出光盤。
當我跟助手朱莉婭·麥當娜鑽進汽車時，我感覺非常奇怪。這部分是因為我的胯部隱藏著一個麥克風，可讓我錄下我和那個聯係人的談話。我知道當初布萊恩·巴沙姆與克裏斯·哈欽斯見麵時錄下的那盒磁帶有多重要，我可不想白白放過這次會麵中的任何東西。當我建立維珍大西洋公司時，哪裏會想到，為了經營這家公司，我會被迫采取“007”詹姆斯·邦德那樣的行為呢？
當我們的聯係人說話時，我在筆記本上潦草地寫著：
試圖弄清我們想做什麽，（但又）不想留下那樣的印象。跟金勳爵不是一個層次……小心翼翼，不希望被人視為在做調查，隻是采取防禦手段。
最重要的是，那位聯係人把那張光盤交給了我們。我把它打印出來，這是一個新發現。這些私人偵探的記錄非常詳細，他們要做的事情，他們向英航的誰負責都有記錄。這份日誌揭露了一次代號為“考文特花園”的行動。第一篇日誌的日期是1991年11月30日，裏麵寫道：“第一次在恩瑟奇大樓——英航位於倫敦市中心的總部——S1的辦公室看見‘芭芭拉計劃’。”原來“S1”是戴維·伯恩賽德的代號，而“芭芭拉計劃”就是巴沙姆交給克裏斯·哈欽斯的那份關於維珍的報告。
日誌中還包括一些令人震驚的細節：這隊偵探說服英航的一些高級管理人員，維珍正在實施反對英航的秘密行動。他們估計我們為這項並不存在的行動付出的費用高達40萬英鎊。我們後來發現，英航每周花在“考文特花園”行動上的費用為1.5萬英鎊。
最荒唐的是，在這次行動中，偵探們居然在蘭開夏郡的“胳肢鱒魚”賓館安裝秘密攝像機和錄音設備，目的是偷偷錄下伯恩賽德和一名“內鬼”見麵的情況，“考文特花園”行動組確信後者在為維珍工作。日誌記錄了因伯恩賽德未能打開竊聽設備而導致計劃失敗的經過！我本來能夠免除英航的這個麻煩，因為我從未雇用任何私人偵探，而且永遠不會雇用。那不是我或維珍的做事風格。
讀完“考文特花園”日誌，我感覺自己仿佛從一個平行宇宙中歸來，那是英航雇用的陰謀家和英航高層管理人員憑空臆造的世界，代價高達成千上萬英鎊。我真的開始期盼這樁誹謗案盡快開庭，它後來被稱為“一切誹謗庭審之母”。
1992年12月7日
“英航已經崩潰了，”喬治·卡曼告訴我，“他們今天剛向法庭支付了大約50萬英鎊，確切地說，是48.5萬英鎊。實際上，他們已經承認了被指控的罪行。”
我們後來發現，就在預定的開庭日期之前，英航的律師們告訴他們，英航根本別指望打贏官司，如果他們不願站在證人席上，屈辱地接受喬治·卡曼的交叉盤詰，也不希望看見報紙報道他們的所有行動，那他們就隻有一個選擇：向法庭支付一筆錢，並開始尋求庭外和解。
起初，我對是否接受這筆錢猶豫不決。我很無辜，我們可以讓英航的所有董事站在證人席上，毀掉他們。但隨後，當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時，我意識到，這樣做雖然誘人，卻會被人視為惡意報複，而且非常冒險。
“如果你堅持打官司，那麽有兩件事情可能會出錯。陪審團或許會判給你賠償，但是，他們也會認為你非常富有，不需要50萬英鎊，而隻判給你25萬英鎊。這對你來說算是失敗，而對英航來說算是成功。如果陪審團判給你的賠償金不如英航交給法庭的錢多，那麽你就不得不付出兩方麵的代價。這樣一來，你也許會打贏官司，但卻輸會掉許多錢。公眾也會對維珍大西洋公司被迫為此支付300萬英鎊的費用感到迷惑不解。”
喬治的最後一部分建議很有說服力。盡管從某種程度上說，達成庭外和解類似於反**，無法滿足我們看喬治·卡曼盤詰英航董事們的願望，但是，如果接受英航提出的條件，我們無須冒任何風險，就能獲得完勝，並且可以立刻擺脫英航的糾纏，解脫出來，繼續管理我們的業務。
“那麽現在我們該做什麽？”我問道。
“如果打算接受這筆錢，那麽我們就有21天的時間從法庭拿到它。”
“那我們就這樣做嗎？”
“我的天，當然不行。”喬治一臉震驚地說道，“我不打算接受它。我要讓他們至少付給我們60萬英鎊。既然他們已經付了48.5萬英鎊，那他們就能提高到60萬英鎊。增加10萬，新聞標題也會大一英寸。”
喬治花了一個星期就這筆錢展開磋商。1992年12月11日，我們同意接受英國曆史上數額最高的協議誹謗賠償金。英航向我個人支付50萬英鎊，作為對個人誹謗的賠償；向維珍大西洋公司支付11萬英鎊，作為對公司誹謗的賠償。
1993年1月11日
《太陽報》的頭條是《維珍搞了英航一把》，除了這個標題，頭版就沒剩下多少空間刊登別的東西了。
“我寧願你選擇了另一條路，”《太陽報》的編輯卡爾文·麥肯奇告訴我，“那樣頭條就更精彩了。”
我在喬治·卡曼的辦公室裏，跟我在一起的是傑勒德·蒂勒爾和我父親——我很高興讓他分享我的勝利。我們來到位於斯特蘭德的最高法院，從外麵的一大群記者中擠進去。庭審在11號法庭舉行，外麵的走廊上已是人滿為患，但法庭裏麵非常安靜。英航因為他們的缺席而備受矚目——金勳爵、科林·馬歇爾爵士和羅伯特·艾林這3個主角都沒到，戴維·伯恩賽德缺席，布萊恩·巴沙姆出國了，不過他的律師們都在那裏，為了從道歉書上刪去他的名字而做最後的努力。法官聽了他們的申訴，又詢問英航律師的意見。他們和維珍都一致認為，布萊恩·巴沙姆的名字應該列入道歉書。法官裁決道歉書保持原樣。
“英國航空公司和金勳爵現無條件接受如下指控：他們針對理查德·布蘭森和維珍大西洋公司之信用的說法，均為不實之詞。他們進一步承認，由於若幹英航員工和巴沙姆先生的活動，他們對維珍大西洋公司和理查德·布蘭森的商業利益和名譽造成潛在影響，理查德·布蘭森和維珍大西洋公司完全有理由對這些行為深感擔憂。因此，英國航空公司和金勳爵現在通過首席律師，在此就他們的不實之詞給原告造成的損失和傷害，向原告道歉，並給予充分賠償。他們同時也將撤回對維珍大西洋公司和理查德·布蘭森的反訴。
“此外，英國航空公司和金勳爵已同意承擔理查德·布蘭森和維珍大西洋公司為本次訴訟和反訴支付的法律費用，並允諾不再重複本次訴訟中所涉的誹謗言論。”
喬治·卡曼暫停片刻，吸了一口氣。整個法庭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英國航空公司和金勳爵將向理查德·布蘭森支付50萬英鎊的賠償金，向維珍大西洋公司支付11萬英鎊的賠償金。”
法庭上突然出現一陣嘈雜聲，為了讓人聽見自己說的話，喬治不得不提高嗓門兒：
“鑒於英航已做出無條件道歉，並且支付了可觀的賠償金，理查德·布蘭森和維珍大西洋公司認為他們的名譽已得到公開維護，因此同意本案在上述條款的基礎上達成和解。”
我看見父親聽著和解書，雙目垂淚。他胸前的口袋裏有一塊很大的絲綢手帕，他掏出來擦了擦眼睛。我在桌子下握緊拳頭，以免自己忍不住一下子跳起來。
英航道歉書中唯一刺耳的聲音在於，盡管他們做出無條件道歉，但接下來卻想洗脫自己的罪名。
“在本案訴訟期間，英航經過調查，揭示了若幹有其員工參與的事件，英航對此表示遺憾，並承認理查德·布蘭森和維珍大西洋公司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擔憂。不過，應該強調的是，”他們的律師說道，“英航各董事未參與任何攻擊理查德·布蘭森和維珍大西洋公司的一致行動。”
法庭上很多人發出嗤笑聲。這是英航拒絕從道歉書上刪除的一個條款。
“讓他們留著好了，”喬治·卡曼最終建議我，“人們完全能夠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麽。我們還沒有聽過最後的‘一致’之詞呢。”
接著，在獲得法官許可後，巴沙姆的律師站起來指出，他的當事人認為，在上述聲明中提到其名字未能準確地概括他代表英航采取的行動。
法庭外，記者和攝影師們瘋狂地擠作一團，我興高采烈地舉起雙手，揮舞拳頭，慶祝我們獲勝。
“我接受這個判決，既是為了維珍，”我說，“也是為了所有其他航空公司，為了萊克，為了丹納爾航空公司、歐洲航空公司和英國蘇格蘭航空公司。他們破產了，我們在英航造成的麻煩中挺了過來，但也隻是勉強獲勝。”
過了很久，當我正和人說話時，我忽然感到一陣疲倦襲來。我意識到我們已經獲勝，我肩上承受的所有壓力都解除了。我感到幸福而滿足，笑容可掬，然後倒向一邊，酣然入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