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美國內戰爆發，為林肯總統發電報
1861年內戰爆發了。斯科特先生被任命為陸軍部部長助理，主管交通部。他立刻把我召到了華盛頓。我成為他的助理，掌管政府的軍用鐵路和電報線路，還要組織鐵路工人武裝。在戰爭初期，這是最重要的部門之一。
第一批經過巴爾的摩的聯邦軍受到了襲擊，巴爾的摩和安納波利斯之間的鐵路被切斷了，破壞了聯邦軍與華盛頓的聯係。這時就需要我和我的部隊幫忙，費城有一條鐵路通向安納波利斯，那裏有一條支線與通向華盛頓的主線相交。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修複這條支線，並確保它能供重型火車通行。我們為此工作了好幾天。隨後巴特勒將軍和幾個軍團到了，我們成功地將他的整個部隊都運輸到華盛頓。
我坐上了去首都的第一趟列車，一路都提心吊膽。快到華盛頓時，我注意到電報線被木樁子壓在了地上。我停下了列車，跑過去拉開木樁，但是我沒注意到電報線已經被木樁拉到了一邊。當我鬆開木樁時，因為彈力，電報線打在了我臉上。我被打翻在地，臉上還劃出一道口子，流了不少血。我就是以這種狀態和第一批部隊一起到了華盛頓，除了一兩個幾天前在巴爾的摩大街上受傷的士兵，我完全有理由宣稱，我是第一批“為美國流血”的保衛者中的一員。能為這片土地貢獻力量，我覺得很光榮，因為這片土地同樣幫了我很多。毫不誇張地說，我以整日整夜的工作來確保與南方的聯係。我很快把指揮部搬到了弗吉尼亞州的亞曆山大，並駐軍在那裏。此時那場不幸的布爾朗戰役（Bull Run）正在進行中。我們無法相信收到的報告，但很快就得到證實，我們必須派出所有機車和車廂去前線接回戰敗的士兵。最近的站點是伯克車站，我趕去那裏，可憐的誌願兵傷員裝滿了一輛又一輛火車。有報告說叛軍正在接近我們，最終我們被迫關閉了伯克車站。電報員和我坐上了最後一班去亞曆山大的火車。顯然，那裏到處都是恐慌的情緒。有些鐵路工人失蹤了，但是從第二天發布的失蹤人員數字來看，比起其他部門，我們已經有理由慶幸了。有幾個列車員和火車司機坐著小船穿過了波多馬克河，但是大部分人都留下來了，盡管每個晚上我們都能清晰地聽到追兵的槍炮聲，我們的電報操作員一個都沒有溜走。
不久，我回到了華盛頓，我的指揮部設在陸軍部大樓，和斯科特上校一起。由於我掌管電報部門和鐵路部門，我有機會見到了林肯總統，西沃德先生[1]、卡梅倫部長[2]，以及其他大人物。偶爾我還會和他們有私人接觸，這帶給我很多樂趣。林肯先生有時會來辦公室，坐在桌子邊等別人給他回電報，或者隻是焦急地等待最新消息。
這位偉人所有的肖像都畫得很像。他的外型特征如此明顯，任何畫家都不會畫得走形。他安靜的時候，是我見過的最普通的人之一。但是他激動時或是在講故事時，他的眼睛裏閃爍著智慧的火花，照亮了他的臉。我幾乎從沒在其他人身上看到過這種情況。他的舉止自然完美，他和每一個人說話都很友好，即使是辦公室裏最年輕的小夥子。他的眼中沒有等級觀念，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不管是對小信差還是西沃德國務卿。他的魅力就在於他的平易近人。也許有時候，關鍵不在於他說了什麽，而是他說話的方式幫他贏得了人心。我常常後悔沒有仔細記錄下一些他的特別的言論，因為即使他說的是一些很普通的事，也會用些具有創造性的方式。我從沒遇到過一個像林肯先生一樣的偉人，能徹底和群眾打成一片。海秘書也說：“很難想象林肯身邊有仆人，所有人都是他的夥伴。”他是最完美的民主黨人，一言一行都體現出平等的觀念。
1861年，當梅森和斯利德爾被從英國郵輪特倫特號上抓回時[3]，那些像我一樣，知道英輪上的庇護權含義的人都十分焦慮。要麽立刻歸還俘虜，要麽開戰。當召開內閣會議時，卡梅倫部長缺席，斯科特先生以陸軍部部長助理的身份被邀請參加這一會議。我盡力讓他明白，在這個問題上，英國毫無疑問會開戰，並懇請他堅定地支持我們讓步，尤其是美國的條文規定，輪船應該免於檢查。斯科特先生對於外交事務一無所知，傾向於扣押俘虜，但是他參加完會議後告訴我，西沃德警告內閣這意味著戰爭，和我說的一樣。林肯最初也傾向於扣押俘虜，但最後還是聽從了西沃德的建議。然而內閣決定將決議推遲到明天，到時卡梅倫和其他缺席的人員都會出席。西沃德要斯科特先生在卡梅倫一回來就去見他，使他在參加會議前了解利害關係，因為大家都覺得，他不是會主張讓步的人。斯科特先生這麽做了，第二天一切都很順利。
那段時期，華盛頓混亂的狀況隻有親眼目睹才能體會。我無法描述我的最初印象。我第一次看見總司令史考特將軍時，他正被兩個人扶著從辦公室穿過人行道上馬車。他已經是一個老人，不僅身體癱瘓了，思想也癱瘓了，但共和國軍事力量還得靠這個高貴的老人來組織。他的後勤部長泰勒將軍在一定程度上是史考特的翻版。為了開通電報通訊，也為了運輸人員和物資，我們必須與這些身體不算健康的人打交道。他們看上去已經過了有用的年紀，一個個都循規蹈矩。許多需要立刻決定的事情，他們都要花好幾天作決定。任何重要的部門都沒有一個年輕有活力的官員，至少我一個都想不起來，常年的和平已讓整個係統僵化。
我知道海軍部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但是我沒有和他們有過私人接觸。海軍在最初不是很重要，陸軍才是關鍵。除非各個部門的領導都撤換，否則我們隻會被打敗。而這種改變不可能在一夕之間完成。政府很明顯地拖延了一種有效武器的生產，自然這使得整個國家都失去了耐心。但讓我驚奇的是，軍隊各個部門中盛行的混亂情況居然很快就變得秩序井然了。
我們部門的運行則有一個巨大的優勢。卡梅倫部長授予斯科特先生（他那時已經是上校了）權力，他可以做任何他覺得必要的事，無需等待陸軍部的官員作出的緩慢的決策。這個授權作用很大，而戰爭初期鐵路部和電報部發揮的重要作用，要歸功於我們從卡梅倫部長那得到的熱切支持。他那時頭腦清晰，分析起問題來，遠比他的將軍們和各部門的頭目們要有條理得多。公眾的輿論迫使林肯最終撤換了他，但是在幕後的人都很清楚，如果其他部門能像卡梅倫管理的陸軍部一樣的話，許多災難就可以避免發生了。
洛奇爾（卡梅倫喜歡別人這麽叫他）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在他90歲時，他到蘇格蘭來拜訪我們，他坐在四架馬車的前排，當經過我們那的一個峽穀時，他被壯觀的景色感動，脫下帽子，光著頭經過了峽穀。他有次談到了官員競選方麵的事，認為必須自我推薦，反對政府去尋找官員的謬論，除非是非常罕見的緊急狀況。洛奇爾剛好說起了林肯第二任期的一個故事：
一天，正在賓夕法尼亞州哈裏斯堡鄉下家裏的卡梅倫收到了一封電報，說林肯總統想要見他。於是他去了華盛頓。林肯說：
“卡梅倫，我身邊的人告訴我去競選第二任總統，說這是愛國的職責所在，說我是唯一可以拯救我們國家的人。而你知道嗎，我開始犯傻，竟然有點開始相信他們說的這些話。你怎麽看，這事該怎麽做？”
“總統先生，二十八年前傑克遜總統也找我，問了和你一樣的問題。我收到他的信時在新奧爾良，我花了十天才到達華盛頓。我告訴他，我認為最好的計劃是，讓一個州的立法機關通過一項決議，提議在現在這個危機時刻，不該換領導人。如果有一個州這麽做了，我覺得其他州都會效仿的。傑克遜總統同意了，我去哈裏斯堡，起草並通過了一份這樣的決議。和我預期的一樣，其他州都照辦了。你知道的，他贏得了這次競選。”
“好的，”林肯說，“你現在可以也這麽做嗎？”
“不行，”卡梅倫說，“我和你關係太密切了，總統先生，但是如果你想這麽做，我想我能推薦一個朋友。”
“好，”林肯總統說，“我就把這件事交給你了。”
“我找來了福斯特（就是和卡梅倫坐同一輛馬車的同伴，也是我們的客人），並讓他查找傑克遜總統那時的議案。我們稍作改變，適應了當時的形勢，然後獲得了通過。結果和傑克遜總統的情況一樣。再次去華盛頓時，我在晚上去了總統先生舉辦的公眾招待會。當我走近擠滿人的寬敞的東廳時，因為我像總統一樣很高，他從人群中認出了我，舉起戴著白手套的雙手，像是山羊的兩條腿，大聲喊道：‘今天又有兩個，卡梅倫，又兩個。’他的意思是，又有兩個州通過了這項決議。”
這件事除了讓人們對政治生活有所了解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相隔二十八年，兩位美國總統在極其類似的情況下，詢問同一個人的意見，采取了同樣的方法，兩個候選人最終都當選了。正如一個紀念場合提到的：“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在華盛頓時，我沒有遇見格蘭特將軍，因為直到我離開那裏，他一直都待在西線。但是在一次來往華盛頓的途中，他在匹茲堡作了停留，為他調到東線做一些必要的安排。我兩次都在火車上遇見了他，並帶他去匹茲堡一起吃晚飯。那時火車上還沒有餐車。他是我見過的所有大人物中，外表最普通的一個。讓人憑第一印象挑選大人物的話，他一定是最後一個被選出來的。我記得陸軍部長斯坦頓說過，當他去西線視察時，格蘭特將軍和他的下屬走進車廂。他看著他們一個個走進來，當看見格蘭特將軍時，他對自己說，“好吧，我不知道哪個是格蘭特將軍，但這個肯定不是。”但是他指的正是格蘭特將軍。（多年後讀到這段，我笑了。這對將軍確實很刻薄，我都不止一次被人錯認為是他。）
在那些戰爭日子裏，談論得最多的，是不同將領的“策略”和作戰計劃。讓我吃驚的是，格蘭特將軍和我談起這些時十分直率。當然，他知道我曾在陸軍部待過，也認識斯坦頓部長，所以我對形勢也有所了解。但當他說起下麵這些話時，你們可以想象我的驚訝：
“總統和斯坦頓想要我去東線指揮，我已經同意了。我現在隻是去西線做一些必要的安排。”
我說：“我猜也是。”
“我準備讓謝爾曼接管。”他說。
“全國都會驚訝的，”我說，“因為我想大家都以為應該是托馬斯將軍接管。”
“是，我知道，”他說，“但是我了解這個人，托馬斯會第一個同意謝爾曼是適當的人選。不會有什麽問題。事實上，西線戰場已經相當深入，我們下一步必須做的是把東部戰線拉長。”
這正是他後來的做法。而這就是格蘭特將軍用言語表達的他的策略，我很榮幸能在後來的歲月中與他熟識。如果說有人從不裝腔作勢，那就是格蘭特。這一點即使林肯也比不上他。但是格蘭特是一個喜歡安靜，慢條斯理的人，而林肯則總是充滿活力，精力充沛。我從沒有聽過格蘭特用過冗長或華麗的詞匯，或是注重什麽“風格”，但是如果認為他總是沉默寡言，那就錯了。有時候，他出乎意料的是一個很棒的演講者，在一些場合，他很樂意發言。他的句子總是簡短又正中要點，他對事物的觀察出奇的敏銳。當他無話可說時，他就保持沉默。我發現在戰爭時期，他從不吝嗇誇獎他的部下。談起他們，他就像是慈父談起自己的孩子。
下麵這個故事發生在內戰時期的西線，格蘭特將軍開始無節製地酗酒。他的參謀長羅林斯大膽地進言，格蘭特完全認可了這一出於真正友誼的行為。
“你不是這個意思吧？我完全沒有意識到，我很驚訝！”將軍說。
“是的，我就是這個意思，這甚至成為你的下屬們談論的一個話題了。”
“你之前為什麽不告訴我？我再也不會沾一滴酒精了。”
果然從此他滴酒不沾。後來，我在紐約多次和將軍吃飯時，都看見他拒絕了酒杯。這種不屈不撓的意誌使他堅持下來，就我的經驗來說，這是很少見的。有些人隻能克製一段時間。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我們的一個合夥人戒酒戒了三年，但是，最後還是敗給了這個宿敵。
格蘭特擔任總統時期，被指控在任命某些職位或作出某些決定時，涉嫌貪汙受賄。而他的朋友們都知道他非常清貧。當時他想宣布取消慣例的國宴，因為他發現每次國宴都要花費八百美元——他的工資負擔不起。在第二屆任期時，總統的工資從每年25000美元漲到了50000美元，他才能夠有所積蓄，盡管在他看來錢還沒有製服重要。他第一屆任期結束時，我知道他一無所有。但我發現，在歐洲，一些高官中間有傳言說，有人指控格蘭特將軍在任命官員方麵獲得了不少經濟利益。我們知道在美國，這種指控基本沒什麽分量，但那些處心積慮製造謠言的人，考慮到的是其他國家輿論的效果，這對他們有利。
如今，英國的民主進程受到阻礙，因為公眾普遍認為美國的政壇是腐敗的，因此共和主義必定比其他任何製度更容易滋生腐敗。但是，根據我對兩地的政治的了解，我能毫不猶疑地說，如果新大陸的共和政體產生出一盎司腐敗，那麽在古老的君主製國家相應地也會產生一盎司腐敗，隻不過是腐敗的形式不同而已。在君主製國家，賄賂的形式是頭銜，而不是美元。兩個國家中，官位都是一種普遍而合適的獎賞。不同的是，君主製在這點上有優勢，因為頭銜是公開授予的，不會被接受者或公眾看作是賄賂。
1861年我被召去華盛頓時，我以為戰爭很快就會結束，但隨即就明白可能要打幾年仗。因此需要長期負責的官員。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不能少了斯科特先生，而斯科特先生決定我必須回匹茲堡，那裏太需要我了，因為政府對賓夕法尼亞州的要求很多。因此我們將華盛頓的部門移交給他人，回到了我們各自的職位。
我從華盛頓回來後，水土不服，生了一場大病。我徹底地倒下了。在掙紮著完成我的工作後，我隻得好好休息。一天下午，在去弗吉尼亞的鐵路上，我有了些類似中暑的症狀，這給我帶來不少麻煩。然而不久這些症狀消失了。但是之後，我發現自己無法忍受炎熱的天氣，必須注意遠離陽光——炎熱的天氣會使我變得委靡不振。（這就是為什麽多年來每到夏天，涼爽的高地天氣都是我的萬能靈藥。我的內科醫生堅持要我避開美國炎熱的夏季。）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允許我請假，等待已久的重回蘇格蘭的機會來了！
1862年6月28日，我27歲那年，我的母親，我的好友湯姆·米勒和我乘坐埃特納號輪船出發，在利物浦登陸，然後我們立即去了丹弗姆林。這次重返故土之旅使我產生很多感觸。我似乎在夢境中。越接近蘇格蘭，我這種感覺就越強烈。我母親也同樣很激動，我記得，當我們一看見熟悉的黃色灌木叢時，她大喊道：
“哦！那是金雀花，金雀花！”
她的情感那麽強烈，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淚。我越是想要安慰她，她就越難自控。而我多想拜倒在這片聖地上，親吻它。
我們在這種情緒下到達了丹弗姆林。眼前出現的每一件事物，我們都能立刻認出來，但是一切好像都變小了，和我之前想象的不一樣。這讓我徹底糊塗了。最終，我們到了勞德姨父家，回到了那個老房間，他曾在那裏教會多德和我很多東西。我叫了起來：
“你們都在這，一切都和我離開時一樣，但是現在看起來你們就像是玩具。”
我一直認為很寬敞的那條商業街，我曾拿來和紐約的建築作比較的姨父的小店，我曾經一到星期天就去玩耍的小鎮周圍的小山坡，房屋的高度和之間的距離，這些都縮小了。這兒變成了小人國。我幾乎能摸到我出生的屋子的屋簷。而曾經，在星期六走去海灘被看作是壯舉，現在也不過隻有三英裏的距離。海邊的岩石，我曾在那裏撿過海螺，現在也消失了，隻剩下一片平坦的海灘。曾經的校舍，它的周圍凝聚了許多我學生時期的回憶，這是我唯一的母校。還有操場，我曾在那兒玩過模擬戰爭，和夥伴們賽跑，現在看來都縮小了，小得荒謬。那些氣派的住宅，布倫豪爾、福德爾，尤其是東尼布裏斯特的溫室，現在看來一個個都微不足道。後來有一次我去日本參觀，看到那裏小型房屋模型，讓我回想起故鄉的房子給我留下的印象。
那裏的一切都成了縮微模型。甚至穆迪街尾的那口古井，我開始奮鬥的地方，也完全和印象中不一樣。但是有一個地方沒變。那光榮而古老的大教堂和峽穀沒有使我失望。她依然那麽雄偉莊嚴，那刻在高塔上的大字，令人難以忘懷——“羅伯特·布魯斯國王”，還是一如既往地占據了我的眼睛和我的心。當我回來後第一次聽到大教堂的鍾聲時，也沒有失望，對此我心懷感激。這給了我一個參照點，在教堂周圍，是宮殿遺址和大峽穀，一段時間之後，其他的景物也漸漸得到調整，恢複了它們真實的比例。
我的親戚們都極其友善，其中年紀最大的夏洛特姑媽，高興地歡呼：“哦，你們有一天會回到這裏，在商業街上開家店。”
在她看來，能在商業街上開店就意味著成功。她的女婿和女兒和我是同輩人，已經做到了這點。對她有前途的侄子來說，這也不是什麽不可能的事情。開店已經算是貴族，甚至商業街上的蔬菜攤販和穆迪街上的比起來，其地位也不一樣。
曾經照顧過我的姑媽喜歡回憶過去，說我是個愛哭鬧的嬰兒，喂飯必須要兩把勺子才成，因為隻要勺子一離開我的嘴，我便會大叫。瓊斯船長——後來成為鋼鐵廠的主管，形容我生來“有兩排牙齒兩個嗓子，比別人吃的都多。”而我對於新的工作以及增加產量的胃口也一樣貪得無厭。由於我是直係家族的第一個孩子，很多親戚都搶著照顧我，比如說姑媽。他們年紀大了後，告訴了我許多我童年時的惡作劇和妙語。
我成長過程中學了很多名言，其中一條我父親教我的名言被我現學現用。我們從三英裏外的海邊回家，因為我還小，父親不得不背著我走一段路。他在黃昏中走上一座陡峭的小山，感到有點吃力了，希望我能自己走一會。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
“啊，父親，沒關係，耐心和毅力成就大丈夫，不是嗎？”
盡管他費力地背著我，但還是笑得發抖。他算是自食其果了，但我確信此刻他肩上的負擔一定輕了很多。
勞德姨父是我的老師、向導和激勵者，他付出很多，把8歲的我培養成浪漫主義、愛國主義和理想主義者。現在我27歲了，但勞德姨父還是一樣。他的形象沒有縮小，沒人可以取代他的位置。我們常常一起散步聊天，他還是叫我“奈格”。他從沒有用別的名字叫過我。我最愛的姨父，對我來說，遠遠不止是我的姨父那麽簡單。
我依然覺得自己在做夢，十分激動，一直失眠，又得了重感冒，接著自然就發展到發燒。我在姨父家躺了六個星期，一度處於危急狀況。那時，蘇格蘭的醫學和蘇格蘭的神學一樣可怕（這兩者現在都溫柔多了），我被放血了。我本來就少的血都被放光了，以至於直到恢複期，我還是久久不能站起來。這場病結束了我的旅行，但是當我再次回到美國，整個航行使我恢複得很好，已經能夠重新開始工作。
我記得當我回到部門的時候，被歡迎儀式深深地打動了。東線的工人聚集在一門大炮旁，當火車經過時，用禮炮來歡迎我。這也許是我的下屬第一次有機會讓我成為集會的主題，他們的歡迎儀式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非常關心他們，而且我也很高興地看到他們用這種方式回報了我的關心。工人們總是會回報你的好意，如果我們真正地關心他人，我們不用擔心他們對我們的感受，因為好心有好報。
[1]Mr.Seward，當時的國務卿。
[2]SecretaryCameron，當時的陸軍部長。
[3]此處指“特倫特”號事件，美國聯邦軍登船搜查英國郵輪特倫特號，並俘虜了美國南部的特使梅森和斯利德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