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24歲，大膽貸款開發臥鋪車廂

1856年，斯科特先生被提升為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總經理，接替了羅姆貝特先生的位置。他帶著我一起去了阿爾圖納，當年我23歲。與匹茲堡的家人朋友分別讓我覺得很傷心，但是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礙我的事業發展。母親很滿意，因為她也是這樣的人。另外，“跟著領導走”也是應該的，尤其是斯科特先生是如此真誠的一個朋友。

他的晉升引起了一些嫉妒。此外，他才上任就麵對了一場罷工。之前在匹茲堡時，他的妻子去世了，留下他孤單一人。他在阿爾圖納新的指揮中心不認識其他人，看來隻有我能和他作伴。我們一起在火車站的旅館住了好幾個禮拜。然後他把孩子從匹茲堡接過來，在這裏安了家。為了滿足他的要求，我和他一起住在一個大臥室裏，看上去他總是想要讓我待在他身邊。

罷工越鬧越凶。我記得有一晚被人叫醒，得知貨車工人在米夫林離開了他們的火車，因為這樣，這條線路被封鎖了，所有交通都中止了。斯科特先生當時睡得正香，我知道他已經過度疲勞和焦慮，便不忍心打擾他，但是他還是醒了。我提議讓我去處理這件事，他半夢半醒，喃喃著同意了。因此我回到辦公室，以他的名義和那些工人交涉，並承諾第二天在阿爾圖納召開聽證會。我成功地說服他們回到自己的崗位，恢複了交通。

當時不止是列車人員有不滿情緒，商店店員也在迅速地組織罷工。我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得知了這一消息。一天晚上，我在黑暗中走路回家，開始感覺有人在跟蹤我，他逐漸地趕上我，對我說：

“我不應該見你，但是你曾經幫過我一個忙。當時我就想，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會回報你的。我去過你在匹茲堡的辦公室，詢問是否有鐵匠的工作。你說在匹茲堡沒有，但是也許在阿爾圖納能找到。如果我願意等幾分鍾的話，你願意發電報去詢問一下。你不嫌麻煩地去問了，檢查了我的推薦信，給我通行證，把我送到了這裏。我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工作。我妻子孩子都在這裏，我現在處境非常好，現在我要告訴你一些事來報答你。”

他繼續說，店員之間正在迅速地傳遞一份簽名請願書，決定下周一罷工。時間緊急，第二天早上，我告訴了斯科特先生。他立刻打印了通知，貼在各家商店裏。通知上寫著，所有已經簽名宣稱要罷工的工人都將被解雇，他們可以來辦公室領工資了。同時我們也得到了簽過名的員工名單，並公布了。接著是一片恐慌，罷工計劃就此流產。

類似這個鐵匠這件事，我一生中遇到很多次。給別人一些關心，或是一些友好的話，會給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回報，好心自有好報。即使到今天，我會遇見一些我已經不記得的人，他們會回憶起一些我對他們的細微的關注。特別是在內戰期間，我負責華盛頓政府的鐵路和電報，曾幫助某位父親與前線受傷或生病的兒子聯係，或是確保遺體被運回家鄉，或其他類似的服務。我感激這些小事，因為它們給我的人生帶來一些令人高興的關注和令人愉快的小插曲。對於這樣的事情，我認為：一切是公平的，如果你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相應地回報會更多。幫助貧困的工人，比幫助那些可能會回報你的百萬富翁更有意義。華茲華斯的詩寫得多麽富有哲理啊：

一個好人一生中最閃亮的部分，是他充滿體貼和愛意的、微小的、不留名的、讓人難以記起的行為。

在我和斯科特先生在阿爾圖納度過的兩年間，發生過的最嚴重的事件就是一起針對我們公司的訴訟。此案在格林斯堡由斯托克斯少校審理，我是案子的主要目擊證人。斯托克斯少校擔心我會被原告傳喚，就想要延期審理這個案件，並讓斯科特先生把我盡快送出本州。這對我來說是個好事，因為我能去看看我的兩個好朋友，米勒和威爾遜。他們那時在俄亥俄州的克裏斯蘭鐵路公司工作。

在路途中，我一個人坐在車後部的最後一個座位，觀看沿途風光時，一個農民模樣的人走近了我。他手裏拿著一個綠色的小包。他說司閘員告訴他，我在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工作。他希望給我看看他發明的可用於夜間旅行的車廂模型。他從包裏拿出個小模型，向我展示了臥鋪部分。

他就是著名的T.T.伍德魯夫，現代文明不可缺的交通工具——臥鋪車廂的發明者。

我一下子意識到了這項發明的重要性。我問他，如果我派人請他，他是否願意去阿爾圖納，而且我承諾一回去就和斯科特先生報告這件事。我腦子裏都是臥鋪車廂的事，急著趕回阿爾圖納，向斯科特先生說明這件事。當我說完後，他覺得我抓住了機會，建議我發電報給發明者，想聽聽他的觀點。他來了，並與我們簽了合同，隻要一造好兩輛車廂，就給公司運行。之後，讓我出乎意料的是，伍德魯夫先生問我是否願意加入這個新項目，並給我提供8%的股份。

我立刻答應了他，相信自己能有辦法湊齊這筆錢。當兩輛車廂運到後，就需要按月分期付款。當需要付第一筆款時，我應該付217.5美元。我大膽地決定，向銀行家勞埃德先生申請這個數目的貸款。我向他解釋了整件事，我記得他的那雙大手緊緊地摟著我（他身高六英尺三四英寸），說：“我當然會借給你，你是正確的，安迪。”

這樣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張債券，還是從銀行家那拿到的。這是一個年輕人職業生涯中值得自豪的一刻。臥鋪車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個月所取得的收益便可以拿來償還分期付款。這就是我賺到的第一筆可觀的收入。（1909年7月19日的今天，當我重新讀到這段時，我很開心，前不久聽勞埃德先生已經結婚的女兒提起，他父親對我十分關心，這讓我由衷地快樂。）

當我的母親和弟弟到了阿爾圖納，我們的生活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我們不再繼續獨自生活，有必要請一個仆人。我母親相當討厭把一個陌生人帶進我們的家庭生活圈子。她打理了一切事務，她為兩個兒子付出了一切。這是她的生活，所以她以女人的嫉妒心怨恨這點，不允許一個陌生人在家裏做任何事情。她曾為兒子們煮飯，洗衣，修補衣服，鋪床疊被，打掃屋子。誰能剝奪她這個做母親的特權！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可避免地要請個仆人。我們請了一個，之後又請了幾個仆人。他們的到來破壞了許多特有的真正的家庭歡樂時光。外人的服務遠不能代替母親充滿愛意的勞動。吃著由見不到幾次麵的陌生人準備的豐盛菜肴，接受的隻是為了賺錢的服務，少了一份母親親手為你端上飯菜的溫馨感。

感謝上天，我小時候家裏沒有請保姆或是家庭教師。怪不得比起那些被旁人誤認為更幸運的富家子弟，窮人家的孩子總是以對家庭充滿熱愛和依戀而聞名，而且還更加孝順。他們和父母一起度過了最容易受到影響的童年和少年時期，父母就是他們的一切，沒有第三人插足。對孩子來說，父親是老師、玩伴和顧問；母親則是保姆、裁縫、家庭教師、同伴、英雄和聖人的結合體。這些東西都是富家子弟感到陌生的。

慈愛的母親也許沒有想到：有一天，長大的兒子會抱著她，溫柔地親吻她，試著向她解釋，請求她接受兒子不同形式的幫忙。在外麵的世界打拚後，他已看到了需要改變的必要性。那種年輕男孩的生活模式在某些方麵需要改變，房子也要收拾，這樣才適合請朋友來。尤其是從此以後，勞作的母親應該開始享清福了，看看書，串串門，招待好朋友——總之，要提高她的地位，做一位貴婦人。

當然，對我母親來說，改變十分困難。但是她終於意識到了它的必要性，也許她是第一次意識到她的長子出息了。“親愛的母親，”我摟著她懇求道，“你已經為湯姆和我奉獻了一切，你也是我們的全部，現在讓我們為你做點事吧。讓我們成為搭檔，總是想著怎樣對彼此最好。現在是你成為貴婦人的時候，沒事你可以坐坐自己的馬車。同時，再找個女孩幫你吧，湯姆和我都想這麽做。”

我們勝利了，母親開始和我們一起外出訪問鄰居。她無需學習上層禮儀，這些都是她天生的。而在教育、知識、可貴的判斷力和慈愛方麵，很少有人能勝過她。我本來寫的是“沒人”，而不是“很少有人”，後來改了過來。但無論如何，我自己的個人意見有所保留。

斯科特先生的侄女麗貝卡小姐，使我在阿爾圖納的生活更加愉快。她幫斯科特先生打理房子，她完美地扮演了我的姐姐和教師的角色，尤其是斯科特先生被叫去費城或其他地方的時候。我們總是待在一起，常常在下午駕車穿越森林。這種親密持續了很多年，而重讀一些她寫於1906年她的信時，我前所未有地意識到自己對她的感激。她當時不比我大很多，但看起來總是比我大，當然她更加成熟，完全有能力充當大姐姐的角色。那時候，她就是我尊敬的完美女人。遺憾的是，過了幾年，我們的生活方向差別很大。她女兒嫁給了蘇塞克斯伯爵。過了幾年，她一家都出國了。（今天是1909年7月19日，我的夫人和我在4月底見到了我這位大姐姐。她的丈夫過世了，她的妹妹和女兒都過得很好，生活很快樂。這的確是件令人高興的事，沒有什麽能代替年輕時結交的真正朋友。）

斯科特先生在阿爾圖納待了大約三年，然後又要升職了。1859年，他成為鐵路公司的副總裁，要去費城辦公。這對我來說是個嚴重的問題，他會帶我一起離開嗎？還是我得留在阿爾圖納，跟著新上司？這個想法讓我無法忍受。要和斯科特先生分離已經很難過了，要我去為那個代替他的新上司服務，我覺得根本不可能。對我來說，太陽都是圍繞他轉的，如果他不在了，我是否還能升職？

他去費城和總裁見麵回來後，把我叫進他家和辦公室相通的密室。他告訴我，他已經確定要去費城了，部門經理伊諾克·路易斯先生會接替他的位置。當他不可避免地提起對我的安排時，我興致勃勃地聽著。終於，他說：

“關於你，你覺得自己能管理好匹茲堡分部嗎？”

我正處在一個自認為自己什麽都能做到的年齡，不懂得我不應該有太大的奢求，但我沒有想到，別人也會認為我現在能勝任這項工作，更不用說是斯科特先生了。我隻有24歲，但我那時的偶像是約翰·羅素勳爵，他曾說過如果有人邀請，他第二天就願意接管皇家海軍。華萊士和布魯斯也是這樣。因此我同樣告訴斯科特先生說：“我覺得自己能行。”

“好的，”他說，“波茨先生（當時匹茲堡分部的主管）要被提拔到費城的運輸部，我推薦了你去接替他的位置。他同意讓你試一下，你想要多少薪水？”

“薪水，”我覺得被冒犯了，“我怎麽會在乎薪水？我不是想要薪水，我是想要這個職位。能做到你以前在匹茲堡分部的職位，我已經足夠光榮了。你可以根據你的喜好給我發薪水，也不必給我漲工資。”

我那時的月薪是65美元。

“你知道嗎，”他說，“我那時的年薪是1500美元，波茨先生現在的年薪是1800美元。我想你的年薪還是從1500起步，過一段時間，如果你能做好，那麽你就能拿到1800的年薪，你滿意嗎？”

“哦，拜托，”我說，“不要再和我提錢了！”

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升值加薪的事件，當時我的晉升還是保密的。我將會有一個屬於自己的部門，而且往來匹茲堡和阿爾圖納之間的命令，現在要簽的署名不是“T.A.S.”而是“A.C.”。這對我來說已經足夠光榮了。

任命我為匹茲堡分部經理的命令發布於1859年12月1日。我立刻準備搬家，這樣的改變讓人欣喜。盡管我們在阿爾圖納的住處有很多優點，特別是我們在郊外一處風光宜人的地方有一所大房子，周圍還有些空地，我們可以在此享受鄉村生活的樂趣。但這些完全無法與回到全是老朋友和熟人的匹茲堡相提並論，即便那裏又髒又亂、煙霧繚繞。我的弟弟湯姆在阿爾圖納時學會了發電報，他和我一起回到匹茲堡，成為了我的秘書。

我上任後的第一個冬天是史上最冷的。鐵路的質量很差，設備的效率很低，根本應付不了當時堆積如山的業務。鐵軌是建在大塊的石頭上，需要鐵鑄的軌座加以固定，而我記得有一個晚上就斷了47個軌座，難怪事故發生率這麽高。那段時間，部門經理需要在晚上發電報指揮發車，並外出處理事故，基本上就是什麽事都要做。有一次我連續八天日日夜夜都在鐵路上，處理了一次又一次事故或堵塞。在曆任經理中，我大概是最不體諒下屬的一個。我自己總是不知疲倦，保持著高度的責任感，我要求下屬過度工作，沒有仔細考慮到人都有忍耐限度。而我總是隨時都能睡著，晚上能在一輛髒兮兮的貨車裏抓緊時間睡上半個小時便已足夠了。

內戰給賓夕法尼亞鐵路帶來了大量的運輸需求。最終我被迫組織了一個夜班組，但是讓我的主管同意我把晚上的線路掌控權交給一個火車調度員卻有點困難。事實上，我沒有得到明確的授權，但是我還是指派了也許是全美第一位夜間火車調度員——至少他在賓夕法尼亞鐵路係統中是第一個。

1860年，我們回到匹茲堡，在漢考克街（現在叫第八大街）租了套房子，在那裏住了一年多。當時的匹茲堡，任何精確的描述都會被認為是做作的誇大其詞。煙塵滲透了一切，如果你把手放在樓梯的欄杆上，一會就變黑了。如果你洗完臉或是手，一小時內就會變得和沒洗前一樣髒。煙灰掉落在頭發上，刺激著皮膚。我們剛從阿爾圖納的山區回來的那段時期，生活多少有點悲慘。不久我們就開始考慮要怎麽才能住到鄉下去，而幸運的是，那時公司的貨運代理商D.A.斯圖爾特先生給我們推薦了一所霍姆伍德的房子，鄰近他家的房子。我們立刻搬到那裏，還建了電報線，這樣必要時，我能夠從家裏指揮整個部門。

在這裏，我們展開了新生活。這裏有許多鄉間小路和花園，居民們都擁有周圍5到20英畝的土地。霍姆伍德莊園裏有幾百英畝的土地，美麗的森林、幽穀和潺潺的小溪。我們家周圍也有一個院子和大塊的空地，我母親在這裏度過了最快樂的時光。她種花、養雞，享受周圍的鄉村生活。她對於花朵充滿熱情，她幾乎從沒采過一朵花。事實上，我記得有一次我拔了棵野草，她還責備我說：“這是綠色的生命啊。”我繼承了她的特性，我常走出屋子，想到門邊采朵花，別在紐扣孔上，戴著去城裏，卻找不到讓我忍心下手的花。

我們搬到鄉下後，認識了一些新朋友。當地許多富裕的家庭在這宜人的郊區都有房子。可以說這裏是貴族區，我這個年輕主管常被邀請去這些富麗的房子參加娛樂活動。年輕人都喜歡音樂，我們舉行了很多音樂晚會。我聽到大家討論許多我以前不知道的話題，我定下了規矩，當我聽到不懂的東西時，我要立刻去學習。我很開心每天都能學到一些新知識。

就在那裏，我第一次遇到了範德沃特兄弟、本傑明和約翰。約翰日後成為我無數次旅行的同伴。“親愛的範迪[1]”成為我“環遊世界”的密友。我們的鄰居，斯圖爾特夫婦對我們越來越親切，我們之前的相識演化成永久的友誼。讓我高興的是，後來斯圖爾特先生加入了我們的生意，成為合夥人。範迪也是這樣。然而，搬家的最大收益是結識了賓夕法尼亞可敬的維爾金斯法官一家。法官當時已年近八旬，高高瘦瘦，英俊瀟灑，身體健康，舉止優雅，而且是我有幸結識的人中知識最淵博、記憶力最好的一位。他的妻子是美國副總統喬治·W.達拉斯的女兒，她是我心目中最高貴的老婦人，是我所見過或知道的最美麗、最可愛、最令人敬重的老人。她的女兒威爾金斯小姐，她的姐姐桑德斯夫人和她的孩子都住在霍姆伍德的豪宅內。這座豪宅在當地就如同英格蘭的男爵府。或者說，它算得上是當地所有有文化、有上進心的人的中心。

值得我特別高興的是，我似乎是那裏很受歡迎的客人。音樂晚會、打啞謎猜字遊戲，以及威爾金斯小姐領銜的戲劇，都為提高我的自身修養提供了途徑。法官先生是我所認識的第一個被載入史冊的人物，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談話中，他想要對一段評論進行闡釋時，他會說“傑克遜總統曾對我說”或者“我曾對惠林頓公爵如此這般地說過”。法官早年（1834年）曾是傑克遜總統手下負責俄國事務的部長。他也常常很輕鬆地說起他和沙皇的見麵。我覺得自己似乎在親曆曆史。這所房子是一個新天地，我和這個家庭的交往，大大激發了我想要提高自身思想和修養的願望。

威爾金斯一家和我唯一有分歧的是政治觀點。當時我狂熱地擁護廢除奴隸製，那時候美國的廢奴主義者有點類似於英國的共和主義者。威爾金斯一家則是傾向南方的堅定的民主黨，與南方的名門望族有緊密的聯係。一次在霍姆伍德，我剛進入客廳，就聽見這家人在討論一件才發生的可怕的事。

“你怎麽想？”威爾金斯夫人問我，“達拉斯（她的孫子）寫信給我說，他西點軍校的指揮官命令他坐在一個黑人旁邊！你曾聽過這樣的事嗎？這不是有失體統嗎？黑人也能進西點軍校！”

“哦！”我說，“威爾金斯夫人，還有更糟糕的事呢，我知道有些黑人還能上天堂呢！”

我們意識到了尷尬的沉默。接著威爾金斯夫人嚴肅地說：

“那是另一回事，卡內基先生。”

在那時我收到了一件最珍貴的禮物。親愛的威爾金斯夫人在編織一條阿富汗毛毯，當時很多人都問她是織給誰的。不，這位老夫人是不會說的，她一直保守著這個秘密。直到聖誕節來臨，這份禮物完成後被仔細地包好，並附上了一張寫有溫暖問候的卡片。她叫她女兒把這份禮物寄給了我，我在紐約按時收到了這份禮物。如此高貴的夫人送的如此貴重的禮物！我幾乎沒用過這條阿富汗毛毯，倒是常常拿出來給朋友們看。它對我來說是神聖的，一直是我珍貴的收藏之一。

住在匹茲堡時，我有幸見到了聰明的利拉·阿狄森，她父親阿狄森醫生不久前才去世。很快我就結識了她們一家，這讓我受益良多，對此我一直心存感激。這是另一種友誼，他們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阿狄森夫人出生於愛丁堡，卡萊爾曾做過一段時間她的家教老師。她的幾個女兒都在國外受教育，說法語、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就像說英語一樣流利。正是在和這家人交往的過程中，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和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之間，有著無法言傳又難以逾越的鴻溝。但是“我們身上同流著蘇格蘭的血”照例把我們聯係在一起。

阿狄森小姐是一個理想的朋友，因為如果你是一顆鑽石，她會承擔起打磨你這顆鑽石的責任。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因為她是對我作出過最嚴厲批評的人。我開始特別注意自己的言行，讀起英國經典文學也格外認真。我也開始注意在言行上對所有人都溫文爾雅、恭謙有禮——簡言之，更好地表現自己。直到那時，我在穿著上還很粗枝大葉，甚至有點做作。笨重的靴子，寬鬆的衣領，整體上打扮得粗線條是當時西部的一種獨特風格，而且在我們圈子裏被看做很有男子氣概。任何被貼上了“浮華”標簽的東西都會遭到鄙視。我記得在鐵路公司第一次見到一位紳士戴著小山羊皮手套。他成為了我們這些立誌成為男子漢的人嘲笑的對象。多虧阿狄森一家，我搬去霍姆伍德後，在這些方麵改進了很多。

[1]範迪，範德沃特的簡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