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跳槽到鐵路公司：年輕人就得做點越權的事
從電報公司的操作室出來，我踏進了一個廣闊的世界，而這種改變我一開始還很難適應。我剛剛過了18歲生日，我沒有見過任何一個孩子能免受幹擾，在純潔和美好的環境下成長到18歲。我相信到那時為止，我從未說過一句髒話，也很少聽到這種話。我一點也不明白什麽是卑鄙和下流。很幸運，我接觸到的人都是好人。
而現在，我一下子掉進了粗俗的人群中。因為當時公司在商店的一角辦事，那裏還是貨運列車長、刹車手和消防員的指揮部。所有人都和斯科特先生及我在同一房間。這是一個不同的世界，不同於我習慣的世界，對此我不太滿意。因此，我第一次品嚐到了善良和邪惡的滋味。但是，我的家依然被甜蜜純潔所籠罩，沒有任何粗俗和邪惡入侵。此外，還有我和夥伴們的小天地，他們都是優雅的年輕人，努力提升自己，成為受人尊敬的市民。我憎惡那些與我的本性和早期教育不符的東西。懷著這樣的心情，我度過了我人生的這個階段。和粗俗的人接觸的經曆可能對我也有好處。這使我對嚼煙草、抽煙和說粗話髒話產生了反感，並維持了一生。
我並不是說那些人真的是本性墮落或是品德低下。當時，罵人、說粗話、嚼煙草、抽煙和吸鼻煙比現在要普遍，而且影響也沒有現在那麽惡劣。鐵路是個新事物，吸引了許多以前河道運輸的粗人，但是其中許多人是不錯的小夥子，後來成為受人尊敬的市民，並占據了重要的職位。他們大部分人都對我很友善。在寫下這些時，我偶然聽說，很多人還活著，於是我送上充滿感情的問候。最後，情況終於有所改變，斯科特先生終於有了自己的辦公室，隻有我們倆。
不久後，我被斯科特先生派去阿爾圖納收每月的工資單和支票。那時鐵路還不能完全翻過阿勒格尼山，我不得不自己翻過山坡，這次旅行使我記憶深刻。阿爾圖納有一些房子是公司建造的，這些商店還在建設中，絲毫看不出會發展成現在這樣的大城市的跡象。在那裏，我第一次見到了鐵路界的一位大人物——總裁羅姆貝特先生。那時他的秘書是我的朋友羅伯特·皮特克恩，他也是我介紹進鐵路公司的。這樣“大衛”、“鮑勃”和“安迪”仍然在一起工作。我們都離開了電報公司，加入了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
羅姆貝特先生和斯科特先生十分不同，他不善交際，相當嚴厲和固執。因此，當和我說過幾句話後，羅姆貝特先生補充說：“你今晚必須過來和我們一起喝茶。”羅伯特和我都非常驚訝。我結結巴巴地說了幾句表示同意的話，便憂心忡忡地等待約定時間的到來。直到現在，我都把這次邀請看成是我收到的最大的榮譽。羅姆貝特夫人相當友好，羅姆貝特先生把我介紹給她時，說的是：“這是斯科特先生的‘安迪’。”我對於能被認同是屬於斯科特先生麾下，感到十分自豪。
這次旅程中發生了一件事，差一點斷送了我的職業生涯。第二天早上，我帶著工資單和支票出發回匹茲堡。因為包裹太大，無法塞進口袋，我就把它揣在懷裏，藏在背心下，自認為很安全。當時我很熱衷於坐火車，尤其是坐在火車頭。我乘火車到了霍利迪斯堡，過山的國家鐵路在那裏交匯。一路上十分顛簸，到了一個地方，我感覺不到工資單的包裹了。我驚恐地發現，火車的顛簸把它震出去了，我把包裹弄丟了！
隱瞞事實根本沒用，這樣的失誤肯定會毀了我。被派去收工資單和支票，接著又弄丟了包裹。我本該“抓住自己的榮譽”，如今卻成為一場噩夢。我告訴司機，包裹肯定是在最後幾英裏被晃出去的，他是否願意幫我回頭去找找看？這個好人答應了。我盯著路線看，在一處離溪水幾英尺的岸邊，我發現了包裹，我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飛奔過去，緊緊抓住包裹。沒事了，直到抵達匹茲堡，我一直緊緊地把它抓在手裏。司機和消防員是唯一知道我粗心大意的人，他們向我保證不會告訴其他人。
我過了很久才敢把這件事說出來。假如那個丟失的包裹再滾得遠一點，被溪水衝走的話，我需要多少年的認真工作，才能消除這次粗心大意的後果呢？要不是幸運眷顧我，我不會再有自信完成那些靠自信取得成功的事情。從此，我認為不能對年輕人太苛刻，即使他犯了一兩個致命的錯誤。我總是會想，如果我的職業生涯裏沒有在霍利迪斯堡丟了包裹，最後又失而複得這件事，那麽我的事業會有什麽不一樣呢？今天我還能徑直找到那個地點。事後每次我經過這條路線時，我總能看見仿佛有個淡棕色的包裹躺在岸邊。它似乎在說：“沒事！孩子！神在照顧你，但是不要有下一次了！”
我從小就是一個堅定的反對奴隸製的支持者，盡管當時我還太小，不能投票，我還是滿懷熱情地為1856年2月22日在匹茲堡舉行的第一屆共和國全國會議歡呼呐喊。我注視著大人物走在街上，沉浸在對威爾遜、霍爾和其他議員的崇拜之情中。
之前，我曾組織鐵路工人成立了一個百人的俱樂部支持《紐約論壇報》。偶爾也寫點小短文，寄給那個著名的編輯賀瑞斯·格裏利，他曾經做了很多事來號召人們在這個重大問題上行動起來。
我第一次看到我的作品變成鉛字，發表在這份代表熱情和自由的報紙上時，這無疑標誌著我人生中的一個重要階段。那份報紙我保存了很多年。現在回顧起來，我們情不自禁地感到遺憾。為了把我們的國家從咒罵中解救出來，我們不惜發動內戰，這樣的代價太高了。但需要廢除的不僅僅是奴隸製，鬆散的聯邦製度和各州如此高的權力會不可避免地阻礙，至少是延緩建立一個堅實的、集權的中央政府的進程。南方的思想有離心的趨勢。如今，一切又回到向心的趨勢。各州都在最高法院的支配下圍繞中心發展。而最高法院的決定是正確合理的，一半來自律師的意見，一半來自政界要員的工作。我們必須確保各個領域的一致性，結婚、離婚、破產、鐵路監督、公司管理和一些其他部門都該以某種方式統一領導。
（1907年7月，我重讀這段很多年前寫的東西，我發現，這似乎是很有預見性的。這些都是現在的焦點問題。）
不久後，這個鐵路公司就建好了自己的電報線路。我們也需要有操作員，大部分操作員都是在我們匹茲堡的辦公室裏培訓的。電報行業以驚人的速度發展，當時我們的規模已跟不上了，需要建立新的電報辦公室。1859年3月11日，我委派以前的信差戴維·麥卡戈出任電報部門的主管。有人告訴我，“戴維”和我，在美國鐵路界開創了雇傭女孩來充當電報操作員的先河，或者也許是開創了所有公司的先河。我們把女孩們安排到不同的辦公室當學徒，教她們工作，然後根據情況讓她們負責不同的辦公室。第一批人裏就有我的表妹，瑪麗亞·霍根小姐。她在匹茲堡貨運站當操作員，而且她那裏被安排了接連不斷的學徒，她的辦公室簡直成了學校。經驗告訴我們，女性操作員比男性操作員更可靠。在所有女性介入的新職業中，我覺得沒有什麽比電報操作員更適合她們了。
斯科特先生是一個能令人感到愉快的上司，我很快就死心塌地地跟著他。他是一個偉人，我年輕時極其崇拜他。不久我開始想象他成為賓夕法尼亞鐵路的總裁，後來他真的得到了這個職位。在他的領導下，我行使的職責逐漸超出了我所屬部門的範圍。我清楚地記得其中一件事，使我得到了提升。
那時鐵路是單線，盡管通過電報指揮火車在當時還沒有成為慣例，但是火車還是常常需要聽電報的指揮。我記得，當時隻有主管才有權利對賓夕法尼亞鐵路係統的火車發布指令。那時候整個鐵路係統的管理還不成熟，相關人員也沒有受過訓練，因此用電報發指令也隻是十分危險的權宜之計。斯科特先生必須夜複一夜地去故障或失事現場，指揮線路的清理工作。因此很多早晨，他都不一定來辦公室。
一天早晨，我到達了辦公室，發現東區發生了一起嚴重的事故，耽誤了向西行使的特快客運列車。客運列車在信號旗手的指揮下一段一段地前進，兩個方向的貨運列車都等在鐵路旁軌上。當時我找不到斯科特先生，我實在無法抵抗**，終於行使了主管的權力，發出了“行車指令”，讓一切開始運行。當時我腦子閃過的是“地獄或者天堂”，我知道如果我犯錯了，會被解雇，不僅丟臉蒙羞，也許還會受到刑事處罰。另一方麵，我可以將貨運列車上熬夜等待的疲憊的人們解放出來，我可以讓一切恢複運作。我知道我能做到，我以前常常幫斯科特先生發布指令。我知道應該怎麽做，所以我開始行動了。我以他的名義發出了指令，讓每輛列車開始運行，坐在儀器前關注著每一則信號，特別謹慎地指揮列車從一站運行到下一站。當斯科特先生最終來到辦公室時，一切都運行得很順利。他已經聽說列車延誤了。他的第一句話是：
“噢！事情怎麽樣了？”
他快速走到我的身邊，抓起鉛筆，開始寫指令。我那時不得不膽怯地說：“斯科特先生，我到處都找不到你，所以上午我就以你的名義發出了指令。”
“一切都正常嗎？東部特快列車在哪裏？”
我把指令給他看，並告訴他每一輛在運行的火車的具體位置——貨車、道碴列車和其他列車。同時向他報告了所有列車長的回複，和每輛火車經過的站點的最新情況，一切都正常。他盯著我的臉看了一會，我幾乎不敢看他的眼睛，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他一言不發，但開始仔細查看所有發生的一切。他還是什麽都沒說，過了一會，他離開我的座位，回到了自己的座位，這件事就這麽結束了。他不想認可我的行為，但他也不想責備我。如果這件事沒出岔子，那當然是沒事；如果這件事出錯的話，我就得承擔所有責任。這件事就是這樣了，但我發現，之後的幾個早晨，他都來得很準時。
當然我從沒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沒有列車人員知道這不是斯科特先生親自發布的指令。我幾乎已經下定決心，如果類似情況再發生，我不會再重複那天早上的做法，除非我得到了授權可以這麽做。我一直為自己的行為感到沮喪。直到有一天，我聽負責匹茲堡貨運部的弗朗西斯卡斯先生說，那天晚上，斯科特先生問他：
“你知道我那個得寵的蘇格蘭小鬼做了些什麽嗎？”
“不知道。”
“他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以我的名義把所有列車發出去，如果不是這樣，我肯定會受責備的。”
“那他做對了嗎？”弗朗西斯卡斯問道。
“哦，是啊，做對了。”
這讓我鬆了口氣，當然這也暗示了下一次我也該這麽做。從那時起，斯科特先生就很少親自發布行車指令了。
那個時期，我認識的最傑出的人物就是約翰·埃德加·湯姆森，賓夕法尼亞鐵路的總裁，之後我們的鋼軌公司就是以他命名的。我認識的人中，他是最沉默寡言的人，僅次於格蘭特將軍。但格蘭特將軍在家和朋友一起的時候，還是很健談的。
湯姆森定期來匹茲堡視察，四處走動，但好像對任何人都熟視無睹。之後我才得知這種沉默完全是害羞的結果。當他走進斯科特先生的辦公室，走到電報機器前，並問候我，叫我“斯科特的安迪”時，我十分驚訝。但後來我得知，他聽說了我那次指揮火車的事跡。一個年輕人能接觸到高層領導，那麽他的人生已經成功了一半。每一個心存大誌的年輕人都應該做一些超越自己職權範圍的事——一些可以引起上級注意的事情。
之後，斯科特先生想要外出旅行一兩個禮拜，就請羅姆貝特先生授權，讓我留下負責這個部門。他真是十分大膽，因為當時我才二十出頭。他的要求被批準了，這是我一生中夢寐以求的機會。他外出的日子裏，一切都很順利。除了由於道碴列車的工作人員某個不可原諒的疏忽，造成了一起事故。這起事故讓我感到很不快，我下定決心充分履行自己的職責。我召開了法庭，調查了相關人員，開除了主要責任人，並把與事故相關的兩位職員停職了。斯科特先生回來後聽說了這次事故，並建議要調查和處理此事。我覺得自己處理得可能過頭了，但是既然已經邁出了這一步，我就告訴他，我已經全部處理完畢，我調查了事故，並懲罰了責任人。一些人懇求斯科特先生重新調查這起事故，但是我一直沒有同意，這件事就被壓下去了。我想，斯科特先生是從我的表情，而不是我的言語中理解了我對這件事的感受，並默許了我的做法。
可能他擔心我太嚴厲了，而且他大概是正確的。幾年之後，當我成為這個部門的主管時，我總是對當時被停職的兩個人心懷歉意。對於我第一次的處罰，我曾感到良心不安。一個新的審判者隻傾向於公正不阿，但隻有經驗才能教會他寬容的巨大力量。必要的時候，給予一定的處罰，但不能太重，才是最有效的。嚴厲的處罰未必是好的，至少對於初犯者，給以明智的諒解，往往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隨著我們小圈子裏的六個人的知識逐漸增長，我們不可避免地需要麵對和處理一些關於生和死、今生和來世的秘密。我們都是在善良誠實、自尊自愛的父母撫養下，在一個或另一個教派的影響下長大的。在匹茲堡長老派牧師的妻子，麥克米倫夫人的影響下，我們都加入了她丈夫的教區。（1912年7月16日，當我在奧特納加荒野的別墅中讀到這段時，我剛剛收到八十歲的麥克米倫夫人從倫敦寄來的短箋。她的兩個女兒上周都在倫敦嫁給了大學教授，一位會留在英國，另一位已經收到了來自波士頓的聘書，兩位都是卓越的男士。這樣，我們兩個說英語的民族結合起來。）麥克米倫先生是個善良而嚴厲的加爾文教的守舊派，他迷人的妻子天生就是年輕人的領袖。我們都喜歡待在她家裏，那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自在，這導致我們偶爾也會去參加教會。
米勒聽到了一次很有說服力的關於宿命論的布道，於是把這個宗教話題帶給我們討論。米勒先生的教徒都是堅定的循道宗[1]信徒，而湯姆對教條則一無所知。宿命論的教義，包括嬰兒詛咒理論——一些人生來光榮，其他人則相反，使他感到震驚。令我驚訝的是，有一次在麥克米倫先生布道結束後，談到這個問題時，湯姆在結束時脫口而出：
“麥克米倫先生，如果你說的是正確的，你的上帝一定是個十足的魔鬼。”然後就留下驚訝萬分的牧師離開了。
這成為我們好幾周周日下午會議的話題，這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湯姆的話會有什麽後果？我們將不再受到麥克米倫夫人的歡迎了嗎？我們也許可以不去接觸牧師，但是我們沒有人願意放棄去他家聚會的機會，這點十分清楚。卡萊爾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辯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應該跟隨他的解決方法：“如果這是不可信的，就以上帝的名義讓它不可信吧。”隻有真相才能使我們自在，而我們應該追尋所有的真相。
當然，一旦提到這個話題，這個話題就會一直延續下去，一條條的教義，被我們看作是尚未開化的人們的錯誤思想，而加以否決和擯棄了。我忘記了是誰先提出的第二條公理。我們曾仔細研究過：“一位寬宏大量的神，是人類最高貴的作品”。我們認為，可以證明的是，文明的每一個階段都會創造出自己的神，隨著人類的提升，他們對未知的概念也越來越清晰。之後，我們都變得不太相信神學，但是我肯定我們都更加虔誠。我們度過了這次危機，很開心我們沒有被麥克米倫夫人趕出聚會。那是值得紀念的一天，我們決定支持米勒的陳述，即使其中包含了放逐和更糟糕的東西。我們這些年輕人都對神學不怎麽尊重，但對於宗教卻更加虔誠了。
我們圈子裏第一位去世的是約翰·菲普斯，他不慎從馬背上摔下來，這是一個重大的損失。這對我們大家都是沉重的打擊，但我記得我這麽安慰自己：“約翰他隻是回英國去了，那裏是他出生的地方。不久後我們都會跟隨他的腳步回去，永遠在一起。”當時我沒有任何懷疑。在我心中，這不是我給自己的希望，而是一個事實。那些在痛苦之中的人，有了這樣的庇護所後會變得開心。我們所有人都該聽從柏拉圖的意見，永遠不要放棄對持續的希望的追求，“讓自己充滿快樂，因為希望是高貴的，回報是豐富的。”沒錯，能夠把我們帶到另一個世界，和自己最親的人永遠在一起，這是一個奇跡，而能夠把我們帶到這個世界，和親愛的人共度此生，更加是一個奇跡。對於有限的生命來說，這兩者都很難理解。那就讓我們用永恒的希望來安慰自己，正如柏拉圖說的，“讓自己快樂”，絕不要忘記，我們在世都有一定的責任，天堂就在我們心中。他還說過，那些聲稱沒有來世的人和那些聲稱有來世的人一樣愚蠢，因為沒有人知道答案，盡管可能所有人都希望有來世。同時，我們的座右銘是“家是我們的天堂”，而不是“天堂是我們的家”。
在那幾年，我們家的財產一直在穩步提升。我的工資也從每月35美元漲到了40美元，是斯科特先生主動為我加的工資。每月給員工發工資也是我的職責之一，我們用的是銀行支票，而我總是領兩個20美元的金幣，在我看來，它們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藝術品。
在家庭會議上，我們決定冒險買下一塊地和上麵的兩所小房子。一所房子我們自己住，另外一所有四個房間的房子原來一直是我的霍根姨父和姨媽住的，但那時他們已經搬去了別的地方。全靠艾特肯姨媽的幫忙，我們才能一直住在織布店樓上的小房子裏。現在輪到我們請她搬回她的老房子來住了。在我們買下那所四個房間的房子後不久，霍根姨父去世了，我們又要搬去阿爾圖納，於是便同樣的，把霍根姨媽接回她的老房子住。
我們付了一百美元買下這房產，而我記得總價是七百美元。當時的奮鬥目標是每半年付一次利息，並且盡可能多存下些錢付本金。不久後，我們就還清了債務，成為了產權人。然而在未還清款之前，我們家經曆了第一次沉重的打擊，我父親在1855年10月2日去世了。但是，對於家裏剩下的三個成員來說，還得承擔生活的重任。悲傷和責任交織在一起，我們必須要工作，必須存錢還清父親的醫藥費，而當時我們沒有多少存款。
此時，在我早期美國生活中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發生了。我們史威登堡教會的首要成員是大衛·麥坎德利斯，他注意過我的父母，但是除了周日在教堂時說過幾句話，我不記得他們曾經有過密切的聯係。然而，他和艾特肯姨媽很熟，因此他讓她帶來口信，如果我們在這個悲傷的時刻需要任何金錢的援助，他很樂意提供。他曾聽說過我母親很多英雄事跡，而這些就足夠了。
當一個人不再需要幫助，或是處在一個可以回報幫助的地位時，往往會收到很多人好心提供的幫助。所以，能記錄下這樣一件純粹的非功利性的善舉是一件令人愉悅的事。當時，一個貧窮的蘇格蘭婦女剛剛失去了丈夫，大兒子才剛開始工作，小兒子才剛十幾歲。這些不幸打動了這個男人，他慷慨的姿態給了我們一絲慰藉，盡管我的母親拒絕了他的好意，但是不用說，麥坎德利斯先生在我們心中占據了一個神聖的地位。我堅信，如果一個人在人生的關鍵時期需要必要的幫助，通常他們都能得到。這個世界上有許多好人——不管男人還是女人，他們不但願意，而且迫切地向那些值得幫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相應的，那些樂於幫助他人的人，自己也不會擔心得不到他人的幫助。
父親過世後，我要處理比以前更多的事務。母親繼續做鞋，湯姆還是繼續上公立學校，我繼續跟著斯科特先生在鐵路公司工作。就在這時，幸運之神來敲門了，斯科特先生問我是否有500美元，如果有，他希望幫我做一項投資。說我的資產有500美分還差不多，我當時連50美元都沒有，但是我不想錯過這個和我的上司以及偶像產生經濟聯係的機會。於是我大膽地說，我認為我能湊到這筆錢。於是他告訴我，他可以從威爾金斯堡站的代理人——雷諾茲先生那裏買到十股亞當斯快車的股票。晚上，我把這件事匯報給母親，她很快就知道該怎麽做了，她什麽時候失敗過呢？我們當時剛剛在房產上花了500美元，她認為這可以作為一筆貸款的抵押。
第二天早晨，我母親坐著蒸汽船去了東利物浦，晚上，她回來了，帶著她從她兄弟那裏借來的錢。他是那個小鎮的治安法官，十分有名望，手頭有很多農民要投資的錢。把房子抵押後，母親帶回了500美元。我把錢交給了斯科特先生，他很快就幫我把期待的十股股票拿回來了。出乎意料的是，還需要100美元的保證金，但是斯科特先生好心地說，我可以在方便的時候再付，這樣就容易多了。
這是我的第一筆投資。在以前那些美好的日子裏，每月紅利比現在要多。而亞當斯快車正是每月分紅。一天早晨，我桌子上躺著一個白色信封，上麵是大大的手寫的“致安德魯·卡內基先生”。“先生”這個詞讓還是個孩子的我十分開心，在信封一角可以看見亞當斯快車公司的圓形印章。我打開了信封，裏麵有一張紐約黃金交易銀行的十美元的支票。我永遠都記得這張支票和那個親筆簽名的“出納員J.C.巴布科克”。這是我的第一筆投資收入——我沒有付出汗水和勞動就得到的收入。“找到了！”我大喊道，“我發現了下金蛋的雞。”
我們小圈子的慣例是，星期天下午在小樹林裏聚會。我們在樹林裏我們最喜愛的樹下坐下後，我把我帶著的第一張支票展示給他們看。我的夥伴們反應很強烈，沒有人想到還有這樣的投資。我們決定攢錢，等待下一個投資機會。我們一起分享，然後幾年後平分紅利，就像合夥人一樣一起賺錢。
到那時為止，我的社交圈子還沒有擴大很多。我們的貨運代理人的妻子，弗朗西斯卡斯夫人十分友好，曾在某些場合邀請我去她在匹茲堡的房子做客。她常常提起我第一次按響第三街上那所房子的門鈴，為斯科特先生傳個口信的情景。她請我進來，我害羞地拒絕了，她靠著哄騙，才讓我克服了羞澀。這些年來，她從來沒有成功地邀請到我去她們家用餐。我一直很害怕去其他人家裏做客，直到後來才有所改善。但是斯科特先生偶爾會堅持要我去他的旅館，和他一起吃飯。而那些場合對我來說很重要。沒有記錯的話，除了在阿爾圖納時，我去過羅姆貝特先生家外，弗朗西斯卡斯先生家算是我踏進的第一所很不錯的房子。在我眼裏，任何主要街道上的房子都十分時髦，隻要它們有一個大廳。
我從來沒有在陌生的房子裏過夜。直到賓夕法尼亞鐵路的首席法律顧問、格林斯堡的斯托克斯先生邀請我去他的鄉間別墅共度周末。像斯托克斯先生這樣睿智、有教養的人會對我產生興趣，邀請我去他家，這可是件怪事。其實，能收到這個邀請的原因是我在《匹茲堡日報》上發表的一篇通訊。早在我十幾歲時，我就算是新聞界的一個三流作家。成為一名編輯曾經是我的目標之一。賀瑞斯·格裏利和《論壇報》是我理想中的成功典範。奇怪的是，當有一天我本可以買下《論壇報》時，昔日的珍珠失去了光澤。當日後我們有機會得到空中樓閣時，它也就失去了魅力。
我那篇文章的主題是整個城市對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態度，這篇文章是匿名投稿的。然後我驚訝地發現，它被刊登在《匹茲堡日報》專欄裏一個十分顯著的位置，編輯是羅伯特·M.瑞德。作為操作員，我收到了一份斯托克斯先生發給斯科特先生的電報，請他詢問瑞德先生，誰是這篇通訊的作者。我知道瑞德先生不知道作者是誰，所以他不會說。但同時，我又害怕如果斯科特先生去找他，他會把手稿交給他。這樣斯科特先生必定能一眼認出我的筆跡。因此，我向斯科特先生坦白，我就是作者。他看上去有點懷疑，他說他早上已經讀過這篇文章，並還在猜測作者是誰。他懷疑的神情沒有逃過我的眼睛。鋼筆逐漸成為我的武器。隨後，斯托克斯先生就邀請我去與他共度周末，這次做客是我一生的亮點之一。從此，我們成了好朋友。
斯托克斯先生的家富麗堂皇，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他圖書館裏的大理石壁爐架使其他東西都黯然失色。在架子中間的大理石上刻著一本攤開的書，上麵刻著：
不能思考的人是愚蠢的，
不願思考的人是頑固的，
不敢思考的人是奴隸！
這些高尚的語句震撼了我。我對自己說，“某一天，某一天我也會有自己的圖書館（這是個前瞻），而這些話語會使壁爐架更雅致，就像這裏一樣。”如今，在紐約和斯基沃，這個想法都實現了。
幾年後，我在他家度過的另一個周日也值得一提。當時我已經成為賓夕法尼亞鐵路匹茲堡分部的主管。南方各州宣布獨立，我當時充滿了戰鬥的熱情。斯托克斯先生是民主黨的領袖，反對北方使用武力來維持國家統一，他表達了他的看法，這導致我失去自製地大喊道：
“斯托克斯先生，我們在不到六個禮拜內就會絞死你們這種人”。
寫到這裏，我又仿佛聽見了他的笑聲，他對著隔壁房間裏的妻子喊道：“南希，南希，聽聽這個年輕的蘇格蘭小鬼的話。他說他們在不到六個禮拜內就會絞死我這種人。”
那段日子裏發生了一些怪事。不久之後，同一個斯托克斯先生在華盛頓請我幫助他申請誌願部隊的陸軍少校的職位，我那時是戰爭辦公室的秘書，幫助政府管理軍用鐵路和電報。他得到了這個委任，從此成為斯托克斯陸軍少校。這樣，那個曾經質疑過北方是否有權力靠武力統一的男人，為了高尚的目標，也拿起了手中的武器。人們開始爭論和製定理論來修改憲法權利。當國旗被燒毀時，一切都不一樣了。一瞬間，所有東西都燃燒起來，包括憲法。祖國統一和昔日的榮耀！這才是人們所關心的，但已經足夠了。憲法的目的是確保隻有一麵旗幟，正如英格索爾上校宣稱的：“美洲大陸的上空不允許有兩麵旗幟。”
[1]循道宗，是基督教新教的主要宗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