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偷學接電報，每周賺25美元

我在電報公司大概當了一年信差後，樓下辦公室的約翰·P.格拉斯上校開始與公眾頻繁接觸，便不時地叫我在他離開的時候幫忙照看辦公室。由於格拉斯先生是個很受歡迎的人，又有政治抱負，他缺席的時間變得越來越長、越來越頻繁，因此我很快就熟悉了他的工作。我收到來自公眾的來信，並監督那些信從派發室分配給合適的信差，確保投遞的準時性。

對於一個孩子來說，這是個充滿挑戰的工作。那時候我和其他孩子相處得並不好，他們憎恨我沒有完成我的本職工作。他們還指責我一直很小氣，我從不亂花額外賺到的錢，但是他們不知道原因。我清楚，我省下的每一分錢都是家裏需要的。我父母是明理之人，從不隱瞞任何事。我清楚每個禮拜我父母和我自己這三個勞動者的收入，我也知道所有的支出。我們商量用多餘的錢購買一件新家具或是衣服，我們每買一樣新東西，都是我們快樂的源泉。還有哪個家庭能比我們更團結呢？

每天，我母親都會省下一個五毛錢的銀幣，小心地藏到一隻襪子裏。當積到200個時，我用匯票將這20英鎊寄還給曾慷慨借錢給我們的亨德森夫人。這是個值得慶祝的日子，卡內基一家還清了債務。哦，那天是多麽的快樂啊！的確，這筆債務還清了，但是這份感激之情，是永遠無法還清的。亨德森老夫人如今還健在，我去丹弗姆林訪問時，曾去過她家。對我來說，她家就像是一座聖殿，無論發生了什麽，我都永遠不會忘記她的恩情。（當我讀到幾年前寫的這段話時，我嗚咽著，“走了，和其他人一起走了！”願我母親的這位親愛且善良高貴的朋友能夠安息）。

在我當信差的生涯中，發生的一件事使我樂翻了天。這是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格拉斯上校在給孩子們付本月的薪水，我們在櫃台前站成一排，格拉斯先生輪流給我們發工資。我在第一個，格拉斯先生拿出第一份11美元15美分的工資時，我伸手去拿。令我驚訝的是，他走過了我，交給了下一個男孩。我原以為他搞錯了，因為之前一直是我第一個領工資，但是他依次給其他孩子們都發了工資。我的心沉了下來，看來我要出醜了。我做錯了什麽？還是漏做了什麽？我會被解雇，我會給家人蒙羞，這是最讓我痛苦的一件事。當所有領完工資的男孩們離開後，格拉斯先生把我帶到櫃台後麵，說我理應得到比其他孩子更多的錢。他已經決定每月付我13美元50美分。

我一頭霧水，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他點了錢，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說謝謝，我覺得我沒說。我拿了錢一下子跳出門去，蹦跳著一直到家，幾乎沒有停過。我清楚地記得，我跑著，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跳著從橋的這一頭到橋的另一頭，跨過了阿爾勒格尼河——還是在馬車道上，因為人行道太窄了。那是星期六的晚上，我把11美元25美分交給了母親，她是家裏的財務主管。而對口袋裏還剩下的2美元25美分，我絕口不提，當時這筆錢對我的意義，比後來我所賺的幾百萬還重要。

九歲的湯姆和我一起睡在閣樓上，當我們上床後，我把這個秘密輕輕告訴了我的弟弟。即使他那麽小，也懂得其中的含義。我們談論了未來，這是我第一次向他描述我們怎麽一起做生意。“卡內基兄弟”是個不錯的公司名稱，而父母應該有自己的馬車。當時，我們提到了所有我們認為代表財富的東西，並認為值得為這些而奮鬥。一個蘇格蘭老太太的女兒嫁給了倫敦的商人，女婿邀請老太太去倫敦和他們一起住，並承諾她會“有自己的馬車”。老太太回答道：“我在斯拉斯堡的親友都看不到我，坐馬車又有什麽好處呢？”父親和母親不僅能待在匹茲堡，也能風光地回到丹弗姆林。

星期六的早晨，我們一家人一起吃早餐時，我拿出了額外的2美元25美分，他們相當驚訝，花了好一會才搞清情況，但很快就明白過來。父親的眼中充滿了喜愛和自豪，母親的雙眼布滿淚水，閃閃發亮，這些都說明了他們的感受。這是我第一次的勝利，證明了我值得被提拔。後來的各種成功和肯定，都沒有這次的感受這麽激動人心，我甚至想象不出還有什麽事能這麽令人激動。這就是天堂，我的整個世界都充滿喜悅的淚水。

每天早上，我都要打掃操作室。操作員來之前，孩子們能有機會練習使用電報機。這是一個新的機會，很快我就開始用鍵盤和其他站的孩子們交流。他們和我有著一樣的目的，每當一個人學會了一件事，他肯定迫不及待地想去實踐所學的新知識。

一天早上，我聽到匹茲堡的鈴聲不停地響。在我看來，這仿佛是昭示我，有人急切地想要取得聯係。我大著膽子接聽了，讓紙帶開始運行，原來是費城想要立刻發送“一個死亡電報”給匹茲堡，問我是否能接收。我回答道，如果他們發送的慢一點，我可以試試。我成功地接收了電報後，立刻帶著它跑了出去。我焦急地等待著布魯克斯先生回來，告訴他我的大膽之舉。幸運的是，他很欣賞這一做法，並且讚揚了我，而沒有責備我的魯莽。隻是他提醒了我要特別仔細，不要犯錯誤。不久，當操作員想離開一會時，有時我就會被叫去照看機器。就這樣，我學會了如何發電報。

幸運的是，當時的操作員很懶，我們幫他幹活，他隻會很開心。當時接收電報的普遍做法是在運行的紙帶上記下信息，然後翻譯出來讀給抄寫員。但是聽說在西電報公司，有一個人能夠光聽聲音就寫下內容，完全靠耳朵來接收電報。這促使我也開始練習這種新方法。公司的一個操作員麥克萊恩先生學會了這種方法，這鼓勵了我。

我很容易就學會了這種新的語言，這讓我很驚訝。有一天，操作員不在，我想要幫他接收一份電報。那位老抄寫員很反感我的自不量力，拒絕為一個信差抄寫電報。我關掉了紙帶，拿出鉛筆和紙，開始直接聽寫電報內容。我絕不會忘記他有多驚訝，他命令我把鉛筆和便簽本交給他。從此之後，老考特尼·休斯和我之間再也沒有任何矛盾了。

他成了一個忠實的朋友和抄寫員。

這件事過去後不久，離匹茲堡30英裏遠的格林斯堡，有位操作員約瑟夫·泰勒要請假二周，並問布魯克斯先生能不能找人代替他。布魯克斯先生把我叫去，並問我是否認為自己能做好這個工作，我當場就給了肯定的答複。

“好吧，”他說，“我們會派你去試一試。”

我坐著郵政專車去的，旅途十分愉快。和我同車的還有著名的蘇格蘭籍律師戴維·布魯斯先生和他的妹妹。這是我第一次短途旅行，也是我第一次觀賞這個國家。在格林斯堡酒店，我第一次在公共場合用餐，我覺得那裏的食物真是相當的美味。

那一年是1852年，格林斯堡那時到處是深溝和路堤，在為賓夕法尼亞鐵路準備。我早上常常出去散步，看看那裏的工程進展，完全沒想到不久後我會進入這家大公司。這是我在電報公司負責的第一份工作，所以我總是小心翼翼地守在電報機旁以防萬一。一個深夜，外麵下著暴風雨，我還坐在屋子裏，不願意切斷連接，我離按鈕太近了，一道閃電把我從凳子上打下來，差點毀了我的事業。之後，有閃電的暴風雨來臨時，我總是加倍小心地照看辦公室。我成功地完成了格林斯堡的小任務，上級十分滿意。在其他信差看來，我是頂著光環回到匹茲堡的，很快我就升職了。公司需要一個新的操作員，布魯克斯先生發電報給詹姆斯·D.裏德，以他本人的名義推薦我擔任助理操作員。詹姆斯·D.裏德當時是這個部門的經理，也是一個典型的蘇格蘭人，後來和我也成為了好朋友。來自路易斯維爾的回複說：裏德先生非常願意晉升“安迪”，隻要布魯克斯先生認為他能勝任。結果，我成為了一個電報操作員，一個月的薪水多達25美元，我覺得自己是發財了。多虧了布魯克斯先生和裏德先生，我才能從信差升到操作員。當時我十七歲，已經完成了學徒期。我已經是個真正的男人——每個工作日能賺一美元，不再是個小男孩了。

電報操作室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是個極好的學校。我要和紙筆打交道，進行寫作和創作。很快我對英國和歐洲事務的一點點了解派上了用處。不論通過哪種方式，知識總是有用的。當時來自外國的電報是通過萊斯角傳遞的，我們最重要的職責之一就是不斷地接收“蒸汽機新聞”。比起其他工作，我更喜歡這項工作。不久後，這項工作就心照不宣地指派給了我。

當時的線路不是很好，在暴風雨時，往往要靠猜測。我的猜測能力可以說是十分驚人，我最大的樂趣就是自己猜測丟失的一兩個詞，而不是去打斷發電報的人，為幾個詞浪費幾分鍾的時間。對於外國電報，我這種做法沒什麽危險，因為如果有大膽的操作員做了不適當的改動，他也不會陷入嚴重的麻煩。我對國外的事務了解的越來越多，尤其是有關英國的事務，隻要我知道前一個或兩個字母，我的猜測就十分準確。

匹茲堡的報社都習慣派人去電報公司抄寫駐外媒體的新聞報道。不久，所有報社共同指派一個人做這件事，此人建議，接收到新聞後，應該立刻製作成多份。他安排我做這個額外的工作，為此他每周給我一美元。這是我第一次為媒體工作，當然報酬不是很高。但是這份工作讓我每月的薪水漲到30美元。當時，每一塊錢都十分有用。家裏逐漸寬裕起來，似乎已經有了將要產生百萬富翁的跡象。

對我有決定性影響的另一步是，我和之前提過的五位好友加入了“韋伯斯特文學會”。我們形成了個小圈子，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這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個優勢。之前我們曾組織過一個小型辯論俱樂部，我們在菲普斯的父親家見麵，他手下一些熟練的製鞋工人白天在那裏工作。湯姆·米勒最近聲稱，我曾經圍繞“司法機關是否該由人民選舉”這一話題講了將近一個半小時。但我們還是假設他的記憶出錯了吧。“韋伯斯特”是當時市裏麵最著名的俱樂部，我們對於能成為其會員感到十分自豪。我們僅僅隻是在鞋匠們的房間準備過。

我不知道還有什麽更好的方式，比加入這樣一個俱樂部更能使年輕人受益。我讀過的許多書在後來的辯論中都發揮了作用，給我清晰明確的思路。我之後能在眾多觀眾麵前保持冷靜，得歸功於“韋伯斯特文學會”的經曆。我當時及現在演講的兩條準則是：在觀眾麵前輕鬆自如，和他們交談，而不是教育他們。不要假裝成他人，做你自己，不要用演講的腔調。

我終於學會了光聽聲音就能寫下電報內容，完全拋棄了打紙條的方式。這項技巧很少見，以至於很多人都跑來公司參觀。他們對於這麽快的速度感到滿意，我因此出名了。當一場大洪水毀壞了相隔25英裏的斯托本維爾和惠靈之間所有的電報聯係時，我被派到了斯托本維爾去接收所有電報並傳遞信息。每隔一個或兩個小時，我坐著小船將急件送到惠靈。然後再帶著我在那裏收到的電報，坐著小船回來。一個多星期，我就是以這樣的方式維持了匹茲堡東西部的電報交流。

在斯托本維爾時，我得知父親準備去惠靈和辛辛那提賣他織的桌布。我去等他坐的船，結果船到深夜才抵達。我下去接他，我記得，當時我發現他為了省錢，沒有買船艙票，而是一直坐在甲板上，我的心裏深深地被觸動了。我為父親這樣一個好人不得不如此旅行而感到憤憤不平。但我還是安慰他說：

“父親，不久後你和母親就能坐著自己的馬車旅行了。”

我父親總是害羞、保守，非常敏感，也很少讚揚兒子，以免他們太自大（典型的蘇格蘭人特質）。但是感動的時候，他會失去自控能力。這個場合就是如此，他抓住我的手，看著我，我常常看見他這樣的眼神，永遠不會忘記。他慢慢地低語道：

“安德魯，我為你自豪。”

他的聲音在顫抖，似乎為自己說出的話而感到不好意思。他和我道了聲晚安，並囑咐我快回辦公室去。這時我才遲鈍地注意到他眼裏的淚水。這些話一年又一年地在我耳邊回響，溫暖著我的心。我們互相理解，蘇格蘭人是多麽保守的民族啊！他的感受越深，表達的就越少。沒錯，我們心靈深處有一塊聖地，不允許任何人褻瀆，沉默比言語更意味深長。我父親是最值得敬愛的人之一，他熱愛他的朋友，他是一個虔誠的信徒，盡管沒有加入具體的宗教。他不是一個了不起的大人物，但他完全有資格上天堂。他含蓄內斂，又善良仁慈。唉！他西行歸來後不久就去世了，就在我們剛剛能夠為他提供休閑和舒適的生活的時候。

我回到匹茲堡後不久，我認識了一個優秀的人，托馬斯·A.斯科特，用“天才”來形容他一點也不過分。他作為賓夕法尼亞鐵路的主管來到匹茲堡，他和他在阿爾圖納的主管羅姆貝特常常需要電報聯係。他有時晚上會到電報公司來，有幾次碰巧我是操作員。一天，他的一個助手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消息，斯科特先生問這位助手，是否可以讓我去做他的文員和電報操作員。這個年輕人告訴我，自己當時是這麽回答的：“這不可能。他現在是個操作員。”

但是我立刻說：“不要這麽絕對，他可以雇傭我。我想離開這個隻能窩在辦公室裏的工作，請回去告訴他。”

結果，1853年1月，我成為了斯科特先生的文員和電報操作員，工資是每月25美元。每月工資從25美元漲到35美元，這是我聽說過的最大漲幅了。公共電報線路臨時接進了斯科特先生在車站外的辦公室，並允許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在不幹擾電報公司業務的前提下使用這條線路，直到鐵路公司建成自己的電報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