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爭取機會，打開圖書館大門

小信差們努力工作，享受著其中的樂趣。我們每隔一天需要值班，到公司關門才能回家。值班時，我很少在十一點前回家。不用值班時，我們一般六點鍾下班。這樣我就沒有太多時間來充實自己，家裏也沒有條件為我花錢買書。然而，仿佛是福從天降，一個文學寶庫在我麵前打開了。

詹姆斯·安德森上校（願上帝保佑他）宣布他會向孩子們開放他的四百冊藏書的圖書館。任何孩子星期六下午都能外借一本書，下個星期六下午來換另一本書。我的朋友托馬斯·N.米勒先生不久前提醒我，安德森上校的圖書館最初隻對“勞動的孩子”開放，問題是信差、店員和其他不靠雙手勞動的孩子們是否有權借書呢？於是，我給《匹茲堡快報》寫了封短信，強烈要求不該把我們排除在外，盡管我們算不上是體力勞動者，但其中有些人也曾經做過，而且我們也真的是勞動的孩子。這是我第一次與媒體打交道。親愛的安德森上校很快就擴大了範圍。因此作為一個投稿人，我第一次露麵就很成功。

我的好朋友湯姆·米勒是內部人員之一，他就住在安德森上校家附近。他把我介紹給他。就這樣，仿佛是地牢牆上的窗打開了，知識的陽光照射進來。讀書緩解了我每天工作的辛苦和長時間值班的勞累。我隨身攜帶書籍，工作期間一有間隙就讀書。而一想到星期六能換到新書，就覺得未來一片光明。就這樣，我熟悉了麥考利（Macaulay）的散文和他的曆史。讀班克羅夫特（Bancroft）的《美國史》時我尤其用心。蘭姆（Lamb）的散文給我帶來許多樂趣。但當時除了之前在學校學過的幾篇選段，我對莎士比亞這位大師一無所知。我對他的喜愛還是從舊匹茲堡劇院開始的。

約翰·菲普斯，詹姆斯·R.威爾遜，托馬斯·N.米勒，威廉·考利，我們這個圈子裏的成員，和我一起享用使用安德森上校圖書館的特權。他的慷慨讓我接觸了很多我不可能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書。他給了我對文學的品味和鑒賞力，這一點，是即便將世上所有的財富給我，我也不願與之交換的。沒有文學，生活將不堪忍受。上校的善行，使我和同伴遠離低俗和壞習慣。後來，幸運眷顧我時，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我的恩人立了一座紀念碑。這座碑立在鑽石廣場上的大廳和圖書館前，我把它獻給阿勒格尼，並題詞道：

獻給詹姆斯·安德森上校，西賓夕法尼亞免費圖書館的建立者。他為勞動的孩子們開放自己的圖書館，並在每周六下午親自擔任圖書管理員。他不僅把他的書籍，也把他自己獻給了這一高尚的事業。作為受益者之一，建立這座紀念碑的目的，是要感激並且紀念安德森上校，他將知識的寶庫向我們開放，年輕人將因此而提升自己的想象力。

他為我和我的夥伴所做的一切，我們深表感激。這塊紀念碑隻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致敬，表達了我們的感激之情。我早年的親身經曆告訴我，金錢應該幫助那些有才能、有能力、有抱負的孩子們。在一個社區內建立一座公共圖書館，並把它作為一個市政機構加以支持，是最能體現金錢的價值的。我確定，我已經投資的那些圖書館，在未來會證明這個觀點是正確的。每個建立圖書館的社區中，隻要有一個孩子能得到當初我從安德森上校圖書館中得到的收獲的一半，我就覺得這些圖書館沒有白建。

“苗彎樹也彎。”書籍中所包含的寶庫在適當的時候為我開啟。圖書館最基本的優勢就是它無所需求，但也從不主動給予。年輕人必須自己去學習知識。誰也不例外。許多年後，我很滿意地發現，丹弗姆林曾有幾個織布工人收集了一些書，辦了鎮上第一個流動圖書館，而我父親就是其中之一。

這所圖書館的曆史很有意思，因為不斷發展，它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不少於七次。第一次搬家時，創辦者是用圍裙和兩個煤鬥把書從手工織布機商店運到第二個地點的。我的父親是家鄉第一個圖書館的創始人之一，我又有幸成為最後一個，對我來說，這當然是我一生中最有意思的事情之一。我在演講時常說，我是一個創辦圖書館的織布工的後代。我還從沒聽過比這更好的出身值得我交換。我在不自知的情況下跟隨了我父親的腳步——我不禁要說這是天意——對此我十分滿足。這樣的父親是值得作為榜樣去跟隨的——他是我認識的人中最善良、最純潔、最和藹的人之一。

我前麵說過，劇院首先激發了我對莎士比亞的喜愛。在我當信差的日子裏，老匹茲堡劇院在福斯特先生的領導下處於鼎盛時期。他的電報業務是免費的，作為回報，電報操作員可以去劇院免費觀看。在某種程度上，信差也得到了這種特權。有時傍晚收到了他的電報，我們會等到晚上送到劇院門口，小心翼翼地請求是否信差也能溜到二樓去看戲——這種請求總能被允許。孩子們輪流送信，因此每個人都能得到這樣夢寐以求的機會。

就這樣我認識了那個綠簾子後麵的世界。總的來說上演的都是場麵很壯觀的劇目，沒有太多文學性，但這足夠吸引一個15歲的少年，使他眼花繚亂。我不但沒有見過這麽壯觀的場景，甚至連類似的場景也沒見過。我從沒去過劇院或是音樂廳，或是觀看過任何形式的公眾娛樂表演。戴維·麥卡戈、哈裏·奧立弗和鮑勃·皮特克恩也和我一樣。我們都沉迷於舞台，急切地想要把握每一次進入劇院的機會。

當“狂風”亞當斯——當時最有名的悲劇演員之一——在匹茲堡上演一係列的莎士比亞的劇目時，我的品味開始改變了。從那以後，我心裏隻有莎士比亞，再沒有其他人了。我幾乎能夠不費力氣地記住他的台詞，之前從沒有意識到語言中蘊含的魔力。韻律和旋律如同在我身體中找到了棲息之所，溶入我的身體，準備著接受召喚。這是一種新的語言，我對它的欣賞要歸功於戲劇化的表演，因為直到看了《麥克白》，我才開始對莎士比亞感興趣，我以前從沒有讀過這些劇本。

後來，我通過《羅恩格林》了解了瓦格納。我在紐約音樂學院多少聽到了一些他的作品，而《羅恩格林》的序曲令我耳目一新。他是一個真正的天才，有別於前人，是我的一個新朋友，一架促使我往上攀登的階梯。

我想起另一件那個時期的事情，阿勒格尼有一些人，可能不超過一百人，自發成立了一個史威登堡教會，我們的美國親戚在裏麵是活躍分子。我父親在離開長老派後加入了這個教會，我當然也被帶到了那裏。而我母親則對史威登堡教會不感興趣。盡管她總是教導我們要尊重所有宗教，不讚成宗教爭端。但她自己則有所保留。她的立場可以用孔子那句著名的格言來描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她鼓勵我們參加教會和主日學校，但是不難看出，她對史威登堡的教義以及許多舊約和新約的內容都表示懷疑，認為這些不值得崇拜，不能成為生活行為指南。我開始對神秘的史威登堡教義感興趣，我虔誠的姨媽艾特肯對我能詳細闡述“精神感覺”這點大為讚賞。這位親愛的老婦人曾盼望有一天我能成為新耶路撒冷的一盞明燈。我知道，有時她還想象我可能會成為她所謂的“言語的傳道者”。

隨著我越來越遠離這些人造的宗教，她的期望也逐漸減弱。但是我的姨媽對她第一個外甥的興趣和喜愛絲毫沒有減弱。在蘇格蘭時她曾抱我坐在膝蓋上。她希望我的表兄利安得·莫裏斯能通過史威登堡的啟示得到拯救。但他實際上成了浸信會教徒並接受了洗禮，這讓姨媽又失望又痛心。對福音傳道者來說，這太難接受了。盡管她應該記得，她父親也遇到過相同的情況，並常為愛丁堡的浸信會教徒布道。

利安得墮落後，第一次拜訪姨媽家時受到的接待可一點都不友好。史威登堡教展示了通往新耶路撒冷的路口，他發現，由於他的墮落，使得他的姨媽——史威登堡教義的信徒，認為他使全家蒙羞。他開始懇求：“為什麽對我這麽嚴厲，姨媽？看看安迪，他沒有加入任何一個教派，而你也沒責備他，加入浸信會教會當然比沒有好。”

很快他得到了答複：“安迪！哦！安迪是**的，但是你穿著破爛衣服。”

他在艾特肯姨媽那的地位再也沒有恢複過。沒有宗教信仰的我還可能被感化，但是利安得卻選擇了一個不是新耶路撒冷教派的宗派。

我最初對音樂的欣賞和史威登堡的教會有關。教會讚美詩的附錄是清唱劇的選段。我本能地喜歡上這些音樂，盡管我的嗓音不怎麽好，但卻很有表現力，我也成為唱詩班的固定參與者。有理由相信，考慮到我的熱情，我們的指揮科藤先生常常原諒我合唱時發出的不和諧的聲音。後來，我能夠徹底地理解清唱劇。我欣喜地發現，當我還是無知的男孩時，我喜歡的那些唱段，正是音樂界公認的亨德爾[1]音樂作品的精華。所以說，我的音樂啟蒙，要追溯到匹茲堡史威登堡教會的小合唱團。

然而，我也不能忘記，在蘇格蘭時我就有很好的音樂基礎，我父親常常唱一些優秀的吟唱歌謠，我非常喜愛這些美妙的聲音，我幾乎熟悉所有蘇格蘭傳統歌曲的詞曲。要達到貝多芬和瓦格納的高度，民歌大概是最好的基礎。我父親是我聽過的歌聲最美妙、最富感染力的歌手，我可能從他那裏遺傳了對音樂和歌曲的喜愛，盡管沒有遺傳到他的嗓音。我耳邊常常響起孔子的感歎：“大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為樂至於此。”

這一時期的另一件事體現了我父母給我的自由。作為一個信差，除了暑假兩個星期的空閑時間，我沒有假日。這兩個星期我會和我的表兄弟們在俄亥俄州東利物浦的河上劃船。我很喜歡溜冰。就在我提到的那個冬天，我們家對麵那條平靜的小河表麵結冰了，冰十分結實。星期六晚上回家後，我就會問父母，是否能讓我明天早起後，在去做禮拜之前溜會兒冰。對一般的蘇格蘭父母來說，沒有比這個更嚴重的問題了。我母親的意見卻很明確，隻要我喜歡，這種情況就應該同意。我父親也覺得我出去溜冰是可以的，但他希望我及時回家，和他一起去教堂。

我覺得在美國，現在一千個父母裏會有九百九十九個會作出同樣的決定。可能在英國的家庭大部分也是如此，但蘇格蘭不是。今天人們會認為，安息日是人們應該休息的日子，他們會向公眾開放畫廊和圖書館，使安息日做彌撒在某種程度上是快樂的，而不是逼迫人們懺悔那些大部分是想象出來的罪惡。這些人的觀點並不比四十年前我父母的觀點強多少，我父母超越了那個時期的正統理論。至少在蘇格蘭，在安息日去散散步，或者讀些非宗教的書，這在當時是不被認可的。

[1]Handel（1685～1759），英籍德國作曲家，巴洛克音樂的集大成者，尤以清唱劇聞名，歌劇《彌賽亞》中的《哈利路亞大合唱》最為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