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我與美國總統和國務卿
從一個人交的朋友，可以看出他是個什麽樣的人，同樣地，從一個人講的故事，也可以看出他的本性。布萊恩先生[1]是我認識的人中最會講故事的。他有著陽光開朗的個性，在任何場合都能講出一兩個詼諧、尖銳的小故事。
布萊恩先生在約克鎮的演講大受歡迎，當時我也在場陪伴他。這次演講特別提到了，兩個說英語的民族已經發展起來的和諧關係，還在演講結尾時，希望兩個民族之間今後能長期維持和平和友好關係。當他把這段話念給我聽時，我記得我覺得“長期”有點刺耳，就說：
“國務卿先生，我可以提議換一個詞嗎？我不喜歡‘長期’，為什麽不用‘一直’來代替？”
“好的，太完美了！”
因此在演講時，這一句改成了“一直維持和平和友好關係”。
從約克鎮回來的路上，我們度過了一個美好的夜晚。我們坐在船尾，月光下，軍樂隊在我們前麵演奏，我們聊著音樂對人的影響。布萊恩先生說他最愛的曲子是《到那日，樂無比》，他上一次聽到這首歌，是在加菲爾德總統的葬禮上，也是由這個樂隊演奏。他認為在那樣的場合，這首曲子比以往更加令他感動。他要求樂隊在最後演奏這首曲子。他和格萊斯頓都喜愛簡單的音樂。他們能夠欣賞貝多芬和古典大師的作品，但是瓦格納的作品對他們來說則猶如天書。
我問他在國會中聽過的最成功的演講是哪一次，他回答說是一個德國人，前賓夕法尼亞州州長裏特。當時國會正在討論內陸淡水的撥款問題。議員們有不同的意見。狹義解釋憲法派認為這有違憲法，隻有海港直屬聯邦政府。大家爭論得十分激烈，也沒有任何結果。突然，讓所有人驚訝的是，裏特州長慢慢地站了起來，這還是第一次。大家立刻安靜下來，這位年長的前州長打算說什麽？他以前可是從來沒有在會上發過言。隻聽他說：
“議長先生，我不知道憲法有多少條款，但是我知道，我不能製定一條條款，規定隻能用鹽水洗澡，不能用淡水。”國會立刻爆發出控製不住的笑聲，這項議案也就此通過。
就這樣，政府以一種新型的，最富成效的方式來花費資金，雇傭了陸軍和海軍的工程師來負責這個項目。政府的花費如此之少，但是卻得到了巨大的回報。因此，我們應該修改憲法，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的新需求。如果今天我們要製定憲法的話，則要請製定者作出憲法解釋。
如果一定要從布萊恩先生的那些精彩故事中選出一個最棒的話，我認為是以下這則故事：
在奴隸製度時期，在俄亥俄河加利波利斯附近的岸邊，住著一位著名的民主黨人，法蘭奇法官。他對一些反對奴隸製度的朋友們說，他讓人把第一個通過地鐵，穿過俄亥俄河，朝北逃跑的黑人帶到他的辦公室。他無法理解為什麽他們想要逃跑。於是有了以下的對話：
法官：“你是從肯塔基州逃來的，我猜是主人太壞？”
奴隸：“哦，不是的，法官大人，主人很好，很善良。”
法官：“他讓你工作太辛苦？”
奴隸：“不是，我一生從沒有過度工作過。”
法官猶豫地問：“他沒有給你足夠的食物？”
奴隸：“在肯塔基州不夠吃？哦，不是，有大量的食物。”
法官：“他沒有給你合適的衣服？”
奴隸：“我有很好的衣服，法官。”
法官：“你沒有一個舒適的家？”
奴隸：“不，我想起在肯塔基州我的漂亮的小屋就想哭。”
法官停頓了下，說：“你有一個善良的主人，你沒有過度工作，你有足夠的食物，有不錯的衣服，有一個美滿的家。我想不通你為什麽想要逃走。”
奴隸：“好了，法官，我離開是為了追求自由。你可以自己爭取到自由。”
法官醒悟了。
“自由的魅力如此豐富，而那些奴隸們，不管有多麽滿意現狀，永遠也體會不到自由。”
那些有色人種不惜一切代價，追逐自由，這證明了他們能逐漸接近，並最終得到共和國的公民身份。
和我們一起在克魯尼時，布萊恩先生如此開心，這是我從沒見過的。他仿佛回到了童年時期，我們是一群歡樂的小團體。他從來沒有用蒼蠅釣過魚。我帶他去了拉甘灣，開始時他有點笨拙，所有人都會這樣。但是很快他就掌握了竅門。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第一次釣到魚的情景：“我的朋友，你教會了我生活中一項新的樂趣。緬因有一百多處可以釣魚的海灣，未來我會在釣魚中度過我的假期。”
克魯尼的6月沒有夜晚，於是我們沐浴著落日餘輝，在草坪上跳舞，直到深夜。布萊恩夫人，道奇小姐，布萊恩先生和其他客人試著跳蘇格蘭舞蹈，還像蘇格蘭高地人一樣喊叫。那兩個禮拜，我們玩得相當愉快。後來的一天晚上，我們在我紐約的家中共進晚餐，當時出席的客人主要都是曾一起去過克魯尼的一群人。布萊恩先生告訴大家，他發覺在克魯尼的那段日子才是真正的假期。“在那裏，最瑣碎的小事成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
1888年，在和我們一起馬車旅行的路上，布萊恩先生接到了哈裏森總統[2]的下屆總統提名。布萊恩夫婦，瑪格利特·布萊恩，黑爾夫婦，道奇小姐和沃爾特·丹羅斯和我們一起在車上。我們從倫敦出發，要去克魯尼城堡。在接近愛丁堡的林利斯戈時，我們發現牧師和地方法官們都穿著正裝，在酒店門口迎接我們。我正和他們待在一起時，突然布萊恩先生走近房間，手裏拿著一封電報，他拿給我看，問我什麽意思。電報上寫著：“用暗號。”這是正在參加芝加哥大會的埃爾金斯發來的。布萊恩先生在幾天前曾經發過電報，拒絕接受總統提名，除非得到俄亥俄州的謝爾曼部長同意。而毫無疑問，埃爾金斯想要確認下，他是在和布萊恩先生通信，而不是某個冒名頂替者。
我告訴布萊恩先生，參議員在我們出發前找過我，建議我們應該為幾個主要候選人設個暗號。我告訴了他一些暗號，然後自己也抄在小紙條上，夾在我的口袋書裏。我翻看了一下，很幸運，我找到了。布萊恩是“勝利者”，哈裏森是“王牌”，新澤西的費爾普斯是“明星”等等。傍晚時，我回了電報，內容是“勝利者”和“明星”。
晚上，我們都休息了。第二天，政府官員安排我們所有人參加閱兵典禮，從主幹道到宮殿前的廣場，一路上都豎起了彩旗。當地官員發表了歡迎致辭，我們也作了回應。人們大喊布萊恩先生的名字，他應邀作了簡短的演說。就在那時，一份電報交到了他手上：“哈裏森和莫頓獲得了提名。”費爾普斯拒絕了。就這樣，布萊恩先生永遠失去成為最高政治領袖的機會，這是由大部分說英語的公民選舉的結果。
作為哈裏森內閣的國務卿，布萊恩先生十分成功。他最大的功績就是泛美大會。當時，我得到了唯一一次政治任務，以美國代表的身份參加泛美大會。這讓我有機會了解南美洲各國的情況和問題，十分有趣。除了巴西的代表，所有國家的代表們都聚集在一起。一天早晨，大會宣布一項新的憲章已經獲得批準。巴西也成為我們的一員，成為第17個成員國，現在這個組織已經發展到21個國家了。對於突然加入的巴西，各國都表示了熱烈的歡迎和誠摯的問候。我發現南美國家的代表們，對他們的老大哥美國的意圖有所懷疑。我們有義務認可他們表現出的敏感和獨立。我覺得我們在這點上是成功的，不過之後的政府理應小心翼翼地尊重我們南邊鄰國的感受。我們不是要控製他們，而是在互相平等的基礎上共同尋求合作。
我坐在曼紐爾·昆塔納的旁邊，他後來成為了阿根廷的總統。他對會議進程十分關注。一天，他對一個小問題十分不滿，還引發了他和主席布萊恩之間激勵的討論。我相信這個誤會是因為翻譯的問題。我站起身，溜到講台上的主席身後，走過他身邊時悄悄對他說，如果能休會的話，我肯定能調解這次爭議。他點著頭同意了。我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提議休會。而在休會期間，一切誤會都順利地解決了。正當我們經過代表們身邊，準備離開大廳時，發生了一件小事。一個代表上前，一隻手摟著我，另一隻手拍著我的胸膛，說：“卡內基先生，你這裏比那裏更多。”他指著他的口袋說的。我們的南方同胞善於表達感情，真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南方溫暖的氣候養育出溫暖的人心。
1891年，哈裏森總統和我一起從華盛頓出發去匹茲堡，參加卡內基禮堂和卡內基圖書館的揭幕儀式。這些是我捐贈給阿勒格尼城的，上文曾提起過。
我們白天乘坐巴爾的摩和俄亥俄鐵路，欣賞著沿途的風光，特別的開心和享受。晚上，我們到達了匹茲堡，火紅的焦炭爐和巨大的煙柱使他十分驚訝。關於匹茲堡，有一個著名的描述是這麽說的：從山頂上看，匹茲堡就像是開著蓋子的容器。他覺得這個描述是最合適的。他是第一個拜訪匹茲堡的總統。然而，他的祖父哈裏森總統曾在當選後，在這裏從蒸汽船換成平底船，前往華盛頓。
多虧總統先生的出席，揭幕儀式高朋滿座，一切都十分圓滿順利。第二天早晨，總統先生希望看看我們的鋼廠。他在我們的陪同下，來到了鋼廠，受到了工人們的熱烈歡迎。每經過一個部門，我都會把經理叫過來，介紹給總統先生認識。最後，當我介紹完施瓦布先生後，總統先生轉過身來對我說：
“這是怎麽回事，卡內基先生？你給我介紹的都是些孩子。”
“是的，總統先生，但你是否注意到他們都是怎麽樣的孩子呢？”
“是的，每個孩子都很精明。”
他說的對。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他們這麽適合這份工作的年輕人了。他們無需投資，無需承擔風險，我們已經把他們提拔成合夥人。如果紅利不夠支付他們的股份，這些年輕人也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在公司中，付給合夥人的分紅和付給雇員的工資有著很大的區別。
總統沒有拜訪匹茲堡市，而是拜訪了對岸的阿勒格尼市，這導致了一個有益的結果。匹茲堡的城市議會成員提醒我，我曾主動提出要為匹茲堡捐贈一座圖書館和禮堂，但是被拒絕了。然後阿勒格尼市詢問我是否可以捐贈給她，我同意了。總統先生拜訪了阿勒格尼，參加了圖書館和禮堂的揭幕儀式，而忽視了匹茲堡，這讓他們十分後悔。在阿勒格尼市舉行揭幕儀式的第二天早晨，匹茲堡當局又一次找到我，問我是否願意重新考慮為匹茲堡捐贈。如果我願意的話，該市會接受，並拿出比我之前要求的更多的費用來維護這些設施。我十分高興可以這麽做，所以我改主意了，捐贈了100萬美元，而不是之前說好的25萬。就此，我們開設了卡內基學院。
匹茲堡的領導者在藝術上花費很多。這個製造業的中心幾年前就擁有了永久的管弦樂隊——全美國也隻有波士頓和芝加哥這兩個城市能炫耀這點。這裏還有一個自然主義者俱樂部和一所繪畫學校。圖書館、畫廊、博物館、音樂廳的成功，就如同在密集的建築物中的一曲高貴的四重奏，是我一生中最滿意的捐贈之一。這裏是我留戀的地方，因為我早期曾在這裏生活並創業。現在我就是深愛著這個古老的、煙霧繚繞的匹茲堡的兒子。
赫伯特·斯賓塞和我們一起在匹茲堡時，聽說了匹茲堡曾經拒絕了我的第一次捐贈這件事。當我第二次提供捐贈後，他寫信給我，說他不理解我為什麽這麽做，他絕不會這麽做，他們不值得得到這些。我回信給這位哲學家說：如果我第一次為匹茲堡捐贈是為了得到他們的感激，那麽我理應受到大家的質疑，指責我隻是出於沽名釣譽才這麽做。當時我可能也有他那樣的想法。但是，我考慮到的是匹茲堡人民的利益，我正是依靠他們才獲得了財富，那些對我的意圖的無理由懷疑，隻會加速我的決定。我希望通過在他們之間建立一種有效的、追求上進的影響力，來為他們謀福利。感謝命運青睞，卡內基學院做到了這點。匹茲堡已經很好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
哈裏森總統曾經當過兵，當上總統後，他也表現出好戰的傾向。他的態度引起了他的一些朋友的擔心。在白令海問題上，當索爾茲伯裏勳爵在加拿大政府的口述下，拒絕履行布萊恩的解決方案時，總統先生反對仲裁，準備采取極端方式。幸好周圍的官員都比他冷靜。他還堅決支持針對南美各國的軍力動員法。
當美國和智利發生衝突後，曾經有一段時期，大家幾乎不可能阻止總統先生采取一些可能會引發戰爭的行動。因為智利政府針對他的行動作出了十分無禮的回應，這大大地激怒了總統本人。我前往華盛頓，看看自己能否做些什麽來化解這場戰爭。因為我曾經是第一屆泛美大會的成員，結識了南美鄰國的代表們，並和他們保持著友好關係。
幸運的是，我剛踏進肖勒姆酒店，就看見了密蘇裏的參議員亨德森，他是和我一同參加會議的代表。他停下來問候我，然後看著街對麵說：“總統正在召喚你。”
我穿過了街道。
“你好，卡內基，你什麽時候到的？”
“剛到，總統先生，我正要進酒店。”
“你來這裏做什麽？”
“為了和你談談。”
“好的，跟我來，我們一邊走一邊談。”
在黃昏中，總統挽著我的手，我們在華盛頓的街道上散步了一個多小時，期間我們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我告訴他，他曾經委派我作為代表參加泛美大會。在南美各國的代表離開時的閱兵儀式上，他曾向代表們保證，這不是為了展示我們擁有的軍隊，而是為了說明我們情願沒有軍隊，事實上我們也不需要軍隊。美國是這個大家庭裏的老大哥，如果發生了什麽爭執，也會通過和平仲裁來解決。因此，現在我十分驚訝和傷心，顯然他走了一條不同的路，竟然因為和智利的一些小矛盾，就威脅要發動戰爭。
“你是個紐約人，隻關心商業和美元。這就是紐約人，他們根本不關心國家的尊嚴和榮譽。”總統先生說道。
“總統先生，我是美國人中最能從戰爭中受益的人，作為最大的鋼鐵製造商，戰爭會給我帶來數百萬的收入。”
“哦，對你來說，確實如此，我忘記了。”
“總統先生，如果我要打仗，我會找一個實力相當的對手。”
“好，那麽你會允許小國家來侮辱你，損害你的名譽嗎？”
“總統先生，除了我自己，沒有人能損害我的名譽。受損的名譽都是自己造成的。”
“你知道的，我們的水手在岸上被攻擊，兩個人被殺死，你竟能忍受這些？”他問道。
“總統先生，我認為美國的名譽不會因為每次醉酒的水手鬧事而受損。另外，他們根本不是美國的水手，他們都是外國人，你可以從他們的名字上麵判斷出來。我覺得應該開除這艘船的船長，當地正在發生騷亂，已經很不太平了，他還允許水手們上岸。”
我們繼續討論，直到我們最終到達了白宮門前，此時天已經黑了。總統先生告訴我，他已經約了人，要外出用餐，但是他邀請我第二天晚上和他一起用餐。他說，到時沒有外人在場，我們可以繼續談。
我倍感榮幸，我們明晚再見。然後，我們就分別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拜訪當時的國務卿布萊恩先生。他從座位上站起來，伸出雙手。
“哦，你昨晚為什麽不來和我們一起吃晚飯？當總統告訴我的夫人你來了後，她說：想想看，卡內基先生來了，我這裏正好有個空位置，他可以來。”
“好了，布萊恩先生，我認為我沒來見你是一件幸運的事，”我回答道，然後告訴他我遇見總統的事。
“是的，”他說，“確實很幸運。不然總統先生可能會認為我們倆是商量好的。”
西弗吉尼亞的參議員埃爾金斯是布萊恩先生的摯友，也是總統先生的好朋友，他剛好進來，說他見過了總統。總統告訴他，他昨晚和我就智利問題進行了討論，我在這件事上觀點很強硬。
“好了，總統先生，”參議員埃爾金斯說，“卡內基先生和你說話時，不可能像他和我說話時那麽直接。他的感情十分強烈，但是和你談話時，他肯定會有所保留。
總統先生回複道：“我可以向你保證，我絲毫沒有看出他有所保留的任何跡象。”
這次事件得到了調停，多虧了布萊恩先生的和平政策。據我所知，他不止一次地保證美國免於外交糾紛。他被認為是個好戰的美國人，而實際上，正是他使總統讓步。如果這件事換個人來做，可能民眾還無法接受。
在那天的晚宴上，我和總統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友好對話，但是他看上去身體不怎麽好。我鬥膽地建議他需要好好休息，不管怎樣，他需要度個假。他說他打算坐上緝私船離開幾天，但是最高法庭的布拉德利法官剛剛去世，他必須要找到一個稱職的繼任者。我說有一個人選，不過我不能推薦。因為我們曾一起釣魚，是非常親密的朋友，我們無法客觀地評價彼此，但是他可以去調查一下——匹茲堡的希雷斯先生。總統先生照做了，並任命了他。希雷斯先生得到了各地強烈的支持。如果哈裏森總統發現希雷斯先生不是他想要找的人，那麽不論是我還是其他人的推薦，總統先生都不會任命他。
在白令海的爭端上，索爾茲伯裏勳爵拒絕履行已經達成的協議，總統對此感到十分的憤怒。總統決心拒絕對方提出的仲裁。在這件事上，布萊恩先生支持總統的決定，而且也對這件事感到憤憤不平。索爾茲伯裏曾經通過大使對布萊恩先生的計劃表示讚同，現在卻反悔了。我發現他們兩人都沒有任何妥協的打算。而總統則是兩個人中更為激動的一個。在單獨和布萊恩先生談話時，我向他解釋說索爾茲伯裏其實沒有什麽實權。迫於加拿大的壓力，他無法履行當初他草率簽下的協議。還有一個因素，他目前和紐芬蘭島還有爭端，後者堅持這件事的解決方案也要考慮到它的利益。英國政府不會不理會加拿大和紐芬蘭島的不滿。索爾茲伯裏隻能做到這點。過了一會，布萊恩被我說服了，並且成功地把總統拉入了同一戰線。
白令海爭端還引發了一些有趣的局麵。一天，加拿大總理約翰·麥克唐納爵士和他的隨行人員到達了華盛頓，請布萊恩先生安排他與總統先生會麵，就此問題進行協商。布萊恩先生回複說他會去見總統，第二天上午給約翰爵士答複。
這件事剛發生後，他告訴了我。當然，布萊恩先生說：我十分清楚，總統不會與約翰爵士和他的朋友進行官方的會晤，當他們打電話來詢問時，我就會這麽告訴他們。約翰爵士說加拿大是獨立的，就像紐約州在聯邦一樣的獨立。布萊恩先生回答說，他擔心如果安排加拿大的總理和紐約州的官員們會晤，不久他和紐約州當局就會聽到華盛頓關於此事的一些看法。
正是因為總統和布萊恩先生都深信，英國政府無法履行之前同意的協議，所以他們接受了索爾茲伯裏提出的仲裁要求，相信他已經盡力了。布萊恩先生對此十分地失望。他曾建議英國和美國應該在白令海各設一條小船，行使同樣的權力，對於兩國的漁船都享有登船檢查權和逮捕權——實際上就是聯合警隊。索爾茲伯裏也有值得讚許的地方，他曾發電報給英國大使朱利安·龐斯富特爵士，為布萊恩先生想出的絕妙的建議而自豪。這本可以促成曆史上第一次雙方享有同等的權力的合作——一次公正的、兄弟般的條約。朱利安爵士曾把這封電報給布萊恩先生看過。我寫這件事是為了表明一點，能幹的政治家們樂於並急於合作，但有時候卻無法實現。
布萊恩先生的確是個偉大的政治家，他有著開明的見解、可靠的判斷，並一直向往和平。在智利的問題上，軍力動員法的問題上，還有白令海的問題上，他都表現出冷靜、智慧和對和平的追求。尤其是，他還拉近了說英語國家之間的聯係。他感激法國曾在獨立戰爭中起到的作用，但是這點並沒有讓他失去理智。
在倫敦的一次晚宴上，布萊恩先生與別人進行了短兵相接的舌戰。當時提到了《克萊頓-布爾沃條約》。在場的一位重要的政治家說，在他們印象中，布萊恩先生總是對英國抱有敵意。布萊恩先生否認了這點。這很公平，因為我知道他的看法。他有關《克萊頓-布爾沃條約》的信件就是很好的例子。布萊恩先生回複道：
“當我成為國務卿，著手處理這件事後，我很驚訝地發現你們的外交大臣總是通知我們，你們陛下所‘期望’的，而我們的國務卿總是告訴你們，我們總統“鬥膽希望”的。當我收到了一封快信，告知我們，你們陛下的期望後，我回複了，並告知你們我們總統的‘期望’。”
“那麽，你承認了是你改變了信件的措辭？”對方的話就像一支利箭射向他。
他飛快地作出了回應：“隻不過是因為情況改變了。美國已經過了用‘鬥膽希望’來回應‘期望’的階段。我隻是學習你們的榜樣，要是女皇陛下用的是‘鬥膽希望’，那麽美國總統也會用這個詞。隻要你們用的是‘期望’，我恐怕美國也會一直用‘期望’來回敬。”
在一次晚宴上，約瑟夫·張伯倫先生和蘇格蘭鋼鐵公司的總裁查爾斯·泰南德爵士作為賓客出席。
晚餐期間，張伯倫先生說他的朋友卡內基是個好人，看到他成功，他們都十分高興。但是他不明白，為什麽美國政府會每年給他100萬英鎊甚至更多的補貼，就因為他生產了鋼軌？
“好了，”布萊恩先生說道，“我們不是這樣想的。我對於鐵路很感興趣，我們曾經以每噸90美元的價格從你們那進口鋼軌——一分錢都不能少。現在，就在我這次離開美國前，我和卡內基簽下了一份大合同，每噸鋼軌30美元。我認為，如果不是卡內基和其他人頂著風險在我國投資製造業，我們現在還在以90美元一噸的價格向你們購買鋼軌。”
查爾斯爵士插話說：“你說的對，90美元一噸是我們協商好的賣給外國人的價格。”
布萊恩先生笑著評價道：“張伯倫先生，我覺得你對我們的朋友卡內基的指責是站不住腳的。”
“是啊，”他回答道，“怎麽可能？查爾斯爵士這樣出賣我。”大家一起笑了。
布萊恩是個少見的健談的人，他講話有一個很大的優點：我從來沒聽到他講故事或者演講時，用過任何不合適的字詞，即使是最挑剔的聽眾，也挑不出他的毛病。
他的反應就像捕獸夾一樣快，他是一個令人愉悅的同伴，他造就了一位優秀而又謹慎的總統。他是真正的保守人士，在所有國際問題上都主張和平。
在英國和蘇格蘭時，約翰·海是我們的常客。1898年，在他來斯基沃拜訪我們的前夜，麥金萊總統[3]把他召回國，任命他為國務卿。那屆政府幾乎沒有這個任命過程的記錄。他用絕對的自信和真誠鼓舞人民，並且有著遠大的誌向。他憎惡戰爭，認為戰爭是“人類做的最殘忍的卻又最無效的蠢事”。
我在倫敦遇到了他和亨利·懷特，當時我正準備去紐約，此時菲律賓問題正好是個熱點話題。我很高興地發現我們的觀點是相似的，認為這嚴重背離了我們傳統的政策。美國一向避免占有遠距離和不相鄰的領土，保證國家勢力在北美洲範圍內，尤其要避免卷入軍國主義的漩渦。海、懷特和我，在海的倫敦辦公室一起握手，就此達成了共識。之前，他曾經給我寫過一封短箋：
倫敦
1898年8月22日
親愛的卡內基：
感謝你寄來的斯基沃鬆雞肉和你的來信。上周時，我收到並閱讀了這封信，看到那些善意和讚揚的話語時，覺得既嚴肅又有趣。當大家期待我做這份工作時，我覺得他們在談論的是另一個人。我希望，直至我正式離職，我可以保持友善的形象。
我興致勃勃地閱讀了你發表在《美國北方》的文章，以我現在的處境，我無法表達是否同意你的觀點。我腦中唯一的問題是，現在我們從菲律賓撤兵的可能性有多少。我相當慶幸，這個重大問題沒有交給我來處理。
命運真是奇妙，他慶幸不會由他來處理的問題，最終還是落到他身上。最初在義和團事件上，他是唯一一個支持中國的人，而且也成功地維護了和平條約。他把英國看成是我們種族的一部分，對她有深厚的感情。總統在這點上也是徹底支持他的。他們對於英國反對其他歐洲國家，在古巴戰爭中支持西班牙，感到十分感激。
關於巴拿馬運河的《海-龐斯富特條約》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參議員埃爾金斯告訴我，我在《紐約論壇報》上發表的反對意見，給了他很大的幫助，他剛好要就此問題講話。那篇文章發表後不久，我動身去了華盛頓。一天早晨，我和參議員漢納一起來到白宮，發現總統正在為參議院修正條約的事擔憂。我說英國毫無疑問會默許參議院的修改，她沒有任何理由拒絕。因為需要籌集資金並完成這項工程的是我們，而她則是除了我們之外最大的獲利者。
參議員漢納問我，是否見過“約翰”，他和麥金萊總統經常這麽稱呼海先生。我說還沒有，然後漢納要我去找他，讓他開心一下，因為他正在為修正條款悶悶不樂。我照做了。我向海先生指出，《克萊頓-布爾沃條約》也曾被參議院修改過，而現在幾乎沒人知道這件事，也沒人在乎。《海-龐斯富特條約》會按照修正案來執行，不過沒有人會關心這份條約有沒有被修改過。他對此表示懷疑，並覺得英國應該不會願意讓步。不久之後，我和他一起用餐，他說我的預言是正確的，一切都很順利。
這是肯定的。實際上，英國告訴我們，他們非常希望這條運河能被修建起來，願意接受任何條件。現在的運河就是最理想的狀態：全部屬於美國，沒有產生國際糾紛的可能。也許當時建造這條運河不怎麽值得，但是把三四百萬美元花在運河上，總比花在建造軍艦上來對付想象中的敵人強。前者可能會失敗，而後者則可能成為戰爭的導火索，因為“看見了罪惡的工具，多麽容易使人造成罪惡！”
海先生討厭參議院，也因此漠視社交禮節。1905年，在一次有關仲裁條約的討論中，參議院企圖修改一個詞，用“協議”代替“條約”，他反應過激了。我相信這次事件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他的健康狀況下降，他的密友們都很清楚，他的身體從此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他家，我們一起共進午餐，當時羅斯福總統正在考慮是否批準參議院修正後的仲裁條約。由前任國務卿福斯特帶頭的仲裁員們，敦促總統接受這份修改過的條約。我們覺得總統對此持讚成態度，但是，從隨後我與海先生的談話中，我發覺總統如果批準了這個條約，對海先生會造成很大的刺激。如果羅斯福總統為了安撫他的好朋友約翰·海的病情，而拒絕批準這份條約的話，我也不會感到驚訝。我相信，如果要我做任何事來激怒那個高貴的人，我也會覺得相當困難。在這點上，海是非常頑固的，絕不會向參議院讓步。離開他家時，我對妻子說，我懷疑我們是否還能再見到這位朋友。果然，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麵。
作為華盛頓卡內基協會的主席和協會剛開始時的受托人，海先生給予我們很大的支持和密切的關注，還提出了許多明智的忠告，使我們受益良多。作為一個政治家，他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成名最快，自信最足的。除了他，沒有哪位公眾人物能擁有這麽多感情深厚的好友。我一直保留著他寫的一封短箋，這封信體現的不是他對我文學造詣的奉承，而是他可愛的個性和對朋友過度的熱情。寫到這裏，我覺得現在的世界少了許多精彩，因為他已經離開了我們。
美西戰爭起源於對古巴革命的恐懼。麥金萊總統曾盡力阻止戰爭的爆發。當西班牙大臣離開華盛頓，法國大使成為了西班牙的代理，繼續和我們進行和平談判。西班牙提出讓古巴自治，總統回答說，他不知道“自治”的確切含義是什麽。他希望古巴能擁有加拿大的權力，他了解那些權力。法國大臣給總統看了一封電報，上麵寫著西班牙同意他的提議，於是他就以為一切都解決了。表麵上看，確實解決了。
當我在紐約時，裏德議長通常會在星期天早晨來拜訪我。在我剛剛從歐洲回來不久，他來拜訪我，說他從沒見過議會如此地不受控製。他曾一度想要離開座位，走到議會中間，發表辭職演說。他曾向議會解釋，總統收到過西班牙寄來的古巴自治的保證書，但這是徒勞的。唉！太晚了，太晚了！
“西班牙究竟在那裏做什麽？”國會強硬地質問道。國會中有足夠數量的共和黨人，同意跟著民主黨人投票支持開戰。“緬因號”在哈瓦那港不幸爆炸，毫無疑問，這加劇了議會中那股憤怒之情。很多人都認為這是西班牙幹的好事，這種猜測其實高估了西班牙的能力。
宣戰了——參議院普羅克特描述了他在古巴的集中營看到的情形，參議院被震驚了。整個國家都對“西班牙究竟在那裏做什麽？”作出了回應。麥金萊總統和他的和平政策擱淺了，他能做的隻有順應民意。然後，政府宣布這場戰爭不是為了擴大領土，我們承諾會讓古巴獨立——這個承諾確實沒被打破。我們不該忘記這點，這是這場戰爭值得欣慰的一點。
美國對菲律賓的侵占是一個汙點。這不僅是擴張領土，而且還是我們花了2000萬美元，從不情願的西班牙手裏硬買來的土地。在美西戰爭中，菲律賓人成為了我們的同盟。在總統的領導下，內閣同意隻能使用菲律賓境內一家裝煤站。據說這項指示來自於在巴黎的和平委員們。此時，麥金萊總統正在西部遊曆。當然，當他談到國旗和杜威的勝利時，群眾們一片歡呼。他回來後，認為撤軍是不符合民意的，於是改變了之前的和平政策。一位內閣成員告訴我，內閣所有人都反對這一改變。一位參議員告訴我，和平委員會的一員——戴法官，曾經從巴黎寫來抗議信。如果這封信發表的話，足以和華盛頓總統的告別演說相提並論。
此時，內閣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我的朋友科尼利厄斯·N.布立斯邀請我去華盛頓，與總統談談這個話題。他說：“你對他有影響力。自從他從西部回來，我們沒有人能夠說服他。”
我去了華盛頓，和總統見麵。但是他十分固執。他說，撤軍會造成國內的動**。最後，他勸服了部長們，他不得不屈服於民意，而且他總是說這是一次暫時性的占領，會找到撤軍的方式的，於是內閣妥協了。
他請來了反對兼並的康奈爾大學的校長舒爾曼，並任命他為委員會主席，出訪菲律賓。後來，他又任命曾強烈指責這項政策違背美國精神的塔夫脫法官出任理事。法官覺得很奇怪，為什麽會找他這樣一個公開譴責兼並政策的人。總統說，正是這個原因，才會希望他去菲律賓。一切進行得十分順利，但是放棄兼並領土和放棄曾經購買的領土是完全不一樣的提議。不久，這點就得到了證明。
布賴恩先生曾經有能力阻止參議院通過與西班牙的和平條約中的這一條。我去了華盛頓，試著改變大家的想法，並一直留在那裏，直到投票結束。有人告訴我，在華盛頓時，布賴恩先生對他的朋友建議說，讓這些條款通過會是個好策略。這會損害共和黨人在人民中的聲譽，“為了革命支付2000萬美元”會使任何政黨敗北。七位布賴恩的忠實擁護者急於投票反對兼並菲律賓。
在這個問題上，布賴恩先生曾到紐約來拜訪我，因為我曾公開表示反對購買菲律賓。現在我在奧馬哈發電報給他，解釋整個形勢，並懇求他答應讓他的朋友們自己作決定。他的回複就是我之前提過的——最好讓共和黨人通過這些條款，然後在人民麵前下台。他把純粹的黨派鬥爭，看得比這個充滿可悲後果的事件還重要，讓我認為是得不償失的。作為議長的他，擁有決定性的一票。布賴恩先生的一句話，就可以把整個國家從災難中拯救出來。之後幾年，我都對他沒有好感。在我看來，他是一個願意為了黨派利益，犧牲國家利益和個人信譽的人。
投票結束後，我立刻拜訪了麥金萊總統，他依靠的居然是自己主要對手的支持，我十分同情他。我向他解釋了投票是如何贏得勝利的，然後建議他，應該好好感謝一下布賴恩先生。對麥金萊總統和所有美國政治家來說，管理幾千英裏外的殖民地是個新問題。他們根本不知道這會帶來多少麻煩和危險。至此，美國犯下了第一個嚴重的國際性錯誤——這個錯誤把美國卷入了國際軍國主義和海軍爭霸的漩渦。從此給政治家們帶來了多大的變化！
幾周前（1907年），羅斯福總統和我在白宮吃晚餐，他指著塔夫脫部長和他自己說：“如果你想要見見在美國最希望擺脫菲律賓的兩個人，他們就在這裏。”
但是總統和塔夫脫法官都認為，我們有職責先幫助菲律賓政府作好自治的準備。正所謂“沒有學會遊泳前，不要輕易下水”。但是總有一天是必須要下水的。
有人爭論說，如果我們沒有侵占菲律賓，德國也會這麽做。這些人從沒想過，這意味著英國要同意德國在澳門建立一個海軍基地，與英國在東方建的海軍基地相鄰。英國還會允許德國在金斯敦和離利物浦80英裏的愛爾蘭建海軍基地。在邁出這致命的一步後，我們一起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居然聽到最初反對兼並的人，比如塔夫脫法官，給出這樣的理由，我感到十分驚訝。但是我們對外交關係知之甚少。迄今為止，我們還是個統一的國家。如果有一天我們國家分裂了，那將是令人悲傷的一天。
[1] James G.Blaine，曾於1881到1892年間兩度出任美國國務卿。
[2] 本傑明·哈裏森，美國第23屆總統，1889～1893年在任。
[3] William McKinley，美國第25屆總統，1897～1901年在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