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我與英國政治領袖
在倫敦時，當時格萊斯頓[1]的內閣成員、一位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羅斯伯裏勳爵邀請我與他一起共進晚餐。對此我十分感激，因為我還見到了世界第一公民格萊斯頓先生。那年應該是1885年，因為我的書《勝利的民主》是在1886年出版的，我記得自己曾在某個場合，把早就準備好的書送給他和其他幾個大人物。
當格萊斯頓先生第一次邀請我與他共進晚餐時，我從來沒有在其他社交場合表現出如此大的克製。當時我已經和其他人有約了，我真希望這份來自英國真正的統治者的邀請變成一道命令。但是我還是遵守原來的約定，錯過了我最想見的人。幸運的是，不久之後我有機會在哈瓦特拜訪他。
羅斯伯裏勳爵為我捐贈的第一座圖書館（在丹弗姆林）揭幕，最近（1905年），他又為我最新捐贈的一座位於斯托諾韋的圖書館揭幕。在他上次來紐約時，我駕著馬車帶他沿著河邊大道遊覽，他說道，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城市能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他是一個傑出的人才，但是他的內心“充斥著蒼白的想法”。
如果他出身貧寒，在年輕時加入下議院，而不是沒有經過任何努力就直接加入上議院，他可能會在經過艱難生活的曆練後，變得更加堅強。因為現在的他相當敏感，缺乏不屈不饒的精神，而這正是政治生活需要的特質。他是一個迷人的演說家，當時討論某些話題時，他擁有最溫文爾雅的風格。（我寫下這段話時，可以說，他已經成為最著名的演說家，他達到了最高峰，向他致敬！）
一天早上，我應邀去拜訪他。在寒暄之後，他拿起一個信封遞給我，我剛進來時就注意到那個信封被小心地放在桌子上。
“我希望你開除你的秘書。”
“這可是個非同一般的命令，閣下。他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是個蘇格蘭人。”我回複道，“他怎麽了？”
“這不是你的筆跡，這是他的。對於一個寫‘羅斯伯’時多寫一個羅字的人，你有何評價？
我說，要是我對這種事都在意的話，那生活對我來說就變得無法忍受了。“我家裏每天都收到許多信，我肯定其中有20%到30%的信都寫錯我的名字，從‘客內基’到‘卡內格’。”
但他是認真的，這種小事也會讓他十分生氣。幹大事的人應該學會對這種小事一笑了之，否則就把自己也變“小”了。雖然他有迷人的個性，但同時他既害羞、敏感又任性保守，或許在下議院呆個幾年能讓他改掉這些特質。
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當他在上議院造成了一些轟動後，我大膽地進諫了一些自己的民主意識。
“大膽地擁護國會，拋棄你世襲的頭銜，表明你對特權的蔑視，因為這些特權不是每個公民都能享有的。之後把自己打造成真正的人民領袖，當然如果你還保留貴族身份，那你不可能成為人民領袖。你年輕，聰明，有魅力，又有演說的天賦，如果你能全身心投入政壇，毫無疑問你能當上首相。”
讓我驚訝的是，盡管他已明顯動了心，但他依然平靜地說：
“但是下議院的人不可能接納我這個貴族。”
“這正是我希望的。如果我是你，被拒絕後，我會繼續努力，爭取競選下一個席位，推動這件事向前發展。能主動放棄世襲頭銜的人，是一位高貴的市民，有權參選並當選任何職位。勝利是必然的，你扮演的是克倫威爾的角色。民主黨崇拜的，是一位打破先例或是一位創造先例的人。”
我們結束了這個話題。後來，我對莫立說起這件事時，我永遠忘不掉他的評論：
“我的朋友，克倫威爾並不住在伯克利廣場38號。”
他慢慢地，嚴肅地但又很確定地這麽說道。
羅斯伯裏是個好人，隻是被他的貴族身份所拖累。相反，莫立是從普通市民一路奮鬥到現在。他的父親是個外科醫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供他兒子上大學。現在莫立還是“誠實的約翰”，絲毫沒有因為被提升為貴族階級和被授予騎士勳章而有任何改變，這兩項榮譽都隻授予優秀的人才。和他情況類似的，還有“鮑勃”裏德議員，他後來被授予勞爾伯恩伯爵，當上了大法官。他的繼任者霍爾丹勳爵也是如此，後來當上了大法官。還有阿斯奎斯部長，勞埃德·喬治和其他一些人。甚至今天共和國的統治者們，也不都是最徹底的民主黨人。
當世界第一公民去世之後，問題來了，誰來接替格萊斯頓？誰能接替格萊斯頓？內閣中年輕的成員一致同意把決定權交給莫立、哈考特還是坎貝爾-巴內曼。前者隻有一個缺點，但是十分致命——他無法控製自己的脾氣。不幸的是，這個問題曾經導致他多次爆發，證明他不適合當領導，因為冷靜、清醒、明智的判斷，是領導不可缺少的特質。
我很喜歡哈考特，反過來他也很向往美國的共和製。他後來娶了莫特利的女兒。他對我們的戶口普查和發表的報告最感興趣，正好我負責這一塊內容，常常寄給他這些資料。當然，看到我故鄉丹弗姆林的代表坎貝爾-巴內曼當選，我也感到由衷的高興，特別是聽到他在市政府向群眾致答謝詞時，提到那句話：
“我的當選要歸功於我的委員長，貝利·莫裏斯。”
我的舅舅貝利一直是丹弗姆林激進派的領袖。從過去到現在，我的家人卡內基家族和莫裏斯家族一直都是激進分子，是偉大的共和國的擁護者，就像有人讚美華盛頓和他的同僚時說的那樣：“了解並敢於宣布公民權。”有一點可以確定，說英語的國家在有序、合法的發展下，通過進步而不是革命，很快能製定出公民的黃金法則。
“頭銜隻是金幣上的標記，
人才是真正的金子。”
這種感覺當時已經在英屬殖民地流傳開來。親愛的祖國就像是隻母雞，把鴨子看成是小雞。看到他們在波浪中掙紮時，十分焦慮，他們曾在岸邊驚恐地大叫，但是最終還是會慢慢學會遊泳。
1905年的秋天，我們的朋友約翰·羅斯博士被授予榮譽市民稱號，我和夫人參加了這一儀式。他是卡內基丹弗姆林信托的主席，是最早的也是最熱情的職員，為了本地的利益而忙碌。馬克白牧師在演講中提醒觀眾，被授予這樣的榮譽市民稱號的人很少，目前在世的隻有三個人獲此殊榮——國會議員，後來成為首相的H.坎貝爾-巴內曼；前印度副總督，後來擔任殖民部長的丹弗姆林的埃爾金伯爵；還有我。對我來說，這是很好的組合。我自己是完全沒有機會達到這麽高的官位的。
埃爾金伯爵是布魯斯的後代，他們家族的墓室在丹弗姆林大教堂中，他的祖先就安眠於大教堂的鍾下。我前麵寫到過斯坦頓部長如何在一群人中選出格蘭特將軍，說他不可能是指揮官的事。伯爵也很容易讓人犯類似的錯誤。當蘇格蘭的大學著手改革時，伯爵是委員會的二把手。當保守的政府成立波爾戰爭委員會時，伯爵這樣一個自由主義者被任命為主席。當上議院的決定引起了蘇格蘭聯合自由教會的極度混亂後，埃爾金伯爵又以主席的身份去解決這件事。國會把他的報告具體化，形成一份議案，又是他帶頭進行實際操作。當蘇格蘭大學基金需要挑選受托人時，我告訴巴爾弗首相，我認為埃爾金伯爵作為丹弗姆林的大資本家，有能力擔任主席一職。他說在英國，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適的人了，因此他批準了。後來，約翰·莫立以一個丹弗姆林信托成員的身份（當時他還沒當上主席）對我說：
“我曾經以為埃爾金是我見過的最高高在上的，麻煩不斷的公眾人物，但是現在，我知道他是最能幹的人之一。他不會誇誇其談，而是默默地幹實事。”
這就是布魯斯國王的後裔，謙虛和智慧的結合。
一旦得到了一個榮譽市民稱號，就開始不斷收到類似的榮譽。1906年，在倫敦，我連續六天被授予了六個地方的榮譽市民。接下來的一周，又得到了兩個榮譽，我隻得早出晚歸地去出席授予儀式。可能有人會認為這些儀式肯定很單調，其實不然，每一次的授予儀式都有所不同。我遇見了許多傑出的人士，包括各地的市長、鎮長和市政要員等，每個地方都有自身的情況和問題，也有自身的成功和失敗。大體來說，人們最關心的是本地區的發展問題。每個地方都是一個小世界，市政府是一個小型的內閣，市長就是首相。大家都對本地的政策感興趣，而對外交事務漠不關心。還要處理城市之間的問題，比如與鄰近城市共用的水資源、天然氣或者電力的輸入，都要通過協商，決定是同意結盟還是分開。
地方政府的不同，最能體現英國和美國的差別。在英國，一個家庭的好幾代人都一直住在同一地方，對於家鄉的熱愛與日俱增。如果父親當上市長，這能激勵兒子去繼承父親的職位。由此營造出的城市自豪感是無價之寶，能夠讓大家對家鄉的眷戀感達到頂點。當時他們競選議員是為了給家鄉作貢獻。對那些優秀市民來說，這是一個實現抱負的可靠方法。很少真正有人看穿——國會議員幾乎是為有錢人準備的，因為需要住在倫敦，但是沒有任何補償。然而，這種做法很快就會作出調整，英國會按照國際慣例，給立法者相應的報酬。之後，也許還會效仿其他國家，把國會會議改到白天，讓議員們能精神抖擻地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他們不必像以前，在完成本職工作，吃過晚餐後，身心俱疲地繼續國會的工作。
英國的市鎮議會聚集了最優秀的人才，清正廉潔，熱心公益，為家鄉而自豪，全心為家鄉服務。美國也在朝著這個方向改進，但還是遠遠地落後於英國。然而，隨著美國的移民越來越多，人們開始傾向於在本地永久居住。對於那些想要離開家鄉的人，我們應該培養他們對這裏的熱愛之情，而不是等著他們自己發現這點。自從蘇格蘭市鎮的市長一職被留給當地上層階級的地主以來，才隻過了一代人的時間。“英國人熱愛勳爵”這句話確實沒錯，但是這種愛正在快速地消失。
在伊斯特本、金斯林、索爾茲伯裏、伊爾克斯頓和許多其他古老的城鎮，我發現市長來自各個不同的階級，都是靠著自己的努力才達到現在的地位。議會的大部分成員也是這樣的，他們都不圖回報。我很高興能認識那麽多蘇格蘭、英格蘭和愛爾蘭的市長和議員，並獲得了這麽多地方的榮譽市民稱號。我在科克、沃特福德、利默裏克受到的待遇是最令人難忘的。我很驚訝地發現，彩旗上用蓋爾語寫著“十萬次歡迎你”，斯基沃的居民常常這麽說。
接受榮譽市民稱號的過程，讓我深入體會到英國各地的公眾生活和愛國精神。這樣，我才不會厭倦這個過程。我在市政官員中感到十分自在，消除了彩旗和沿路圍觀群眾給我帶來的尷尬感覺，而是把這看成是官員職責的一部分。甚至，當地主要官員發表的演講中的一些新詞匯都會引起我的思考。市長夫人們也為家鄉的榮譽而感到自豪和欣喜。
我的結論是，和其他國家相比，英國通過普選的官員能更好地管理整個國家，他們是政府重要分支的核心力量。國會本身可以指定各地議會派代表參加，不會影響它的工作效率。也許當這些成員可以得到足夠的報酬後，許多成員會聚集到威斯敏斯特，這樣對國家也有好處。
1892年4月，我和夫人到哈瓦特拜訪格萊斯頓先生，他對我的作品《美國的四架馬車在英國》一書，給予了高度評價。一天，他建議我和他一起在他的新圖書館消磨上午的時光。他一邊整理書架（他從不允許別人碰他的書），一邊與我聊天。我在書架間徜徉時，發現了一本很獨特的書，當時主人正站在遠處的梯子頂部，整理一些厚重的書籍，於是我向他大聲喊道：
“格萊斯頓先生，我發現這裏有本《丹弗姆林名人集》，是我父親的一個朋友寫的。我還是孩子時，還認識其中的一些名人呢。”
“是的，”他回答道，“如果你看一下這本書的左邊三四本書，你會發現另一位丹弗姆林人寫的書。”
我照著他的指示，看見了我寫的《美國的四架馬車在英國》一書。然而，在我找到這本書前，我就聽到梯子上方傳來的美妙而充滿熱情的聲音：
“麥加對於伊斯蘭教徒的意義，貝拿勒斯對於印度教徒的意義，耶路撒冷對於基督教徒的意義，這些就是丹弗姆林對我的意義。”
聽到這些話後，我過了一會才反應過來，這些話是我自己寫的。這是我當時從南方回去，第一眼看到丹弗姆林時的感受。
“你究竟是怎麽得到這本書的？”我問，“我寫完這本書時，還沒有榮幸認識你，也不可能給你寄過這本書。”
“不認識，”他回答道，“我當時還沒有機會認識你。但是有人，我想是羅斯伯裏，告訴我有這樣一本書，我就派人去找來這本書，並且讀得十分開心。對於丹弗姆林的讚歌深深地打動了我，我一直對它念念不忘。”
這件事發生在我寫完這本書的八年之後，也從另一方麵證明格萊斯頓先生超強的記憶力。也許人們能夠諒解我這個虛榮的作家，我承認，我對他給出的高度評價感到由衷的感激。
那些在星期天以“聖經的朗讀者”身份出現的政治家，總是令人懷疑的。我承認，在我認識格萊斯頓先生之前，我不時也會有這樣的念頭，而當時，這位機警的老紳士至少也會想到，這些露麵對他拉選票沒什麽作用。但是當我真正了解他後，這些疑慮都消失了。他十分的虔誠和真誠。是的，甚至當他在寫日記時也是這樣（參考莫立的《格萊斯頓的一生》）。當他向下議院作了幾個小時的預算報告後，得到廣泛認同時，他“明白都是神的力量在支持他”。沒人可以否認，如此虔誠的信仰，很多人會覺得震驚，居然有人大膽到想象宇宙的造物主會關心格萊斯頓先生的預算，這最多隻是微小的地球上一件微小的事。這聽起來簡直是褻瀆神靈，但是我們都知道格萊斯頓先生正好相反——這樣的一種宗教信仰毫無疑問會激勵人們創造奇跡。
1887年6月，正值女王的周年紀念日，布萊恩先生和我在皮卡迪利大街的沃爾弗勳爵家共進晚餐，我們見到了格萊斯頓先生和夫人——這是布萊恩第一次認識他們。我們很早就從大都會酒店乘出租馬車出發，但是人群是那麽密集，我們隻能在聖詹姆斯街棄車步行。我們走到人行道上，布萊恩先生跟著我，我看見一個警察，向他介紹了我同伴的身份和我們要去的地方，並詢問他是否能把我們帶去那裏。他同意了，利用他的特權，為我們在人群中一路開道。但是我們到沃爾弗勳爵家時已經九點了，到十一點時我們就離開了。
格萊斯頓先生說，他和夫人可以穿過海德公園，從後麵繞路回家。他們想要先回到住處，再以同樣的方法到卡爾頓台去。布萊恩先生和我覺得我們應該去看看街景，試著從人群中擠回我們的酒店。我們確實這麽做了，我們在人群中緩慢地移動，經過改革俱樂部時，我聽到右邊附近的建築物裏傳來一個聲音。我對布萊恩先生說：
“這是格萊斯頓先生的聲音。”
他說：“不可能，我們剛剛分開，他正在回他住處的路上。”
“我辨認聲音的能力比我辨認臉的能力還強，我肯定那是他。”
最終，我說服他往回走了幾步。我們走近了那座房子邊，又往後走了走。我走到一個蒙著麵的人前，對他耳語道：
“‘大人物’半夜不睡覺，在這裏做什麽？”
格萊斯頓被我們發現了。我告訴他我認出了他的聲音。
“所以，”我說，“真正的統治者出來查看為名義上的統治者準備的彩燈！”
他回答道：“年輕人，我以為現在是你睡覺的時候。”
我們和他一起待了一會，他小心翼翼地確保自己的頭和臉不露出來。當時已經是午夜了，他已經八十高齡，但是還是像一個孩子。當他把格萊斯頓夫人安全地送回家後，他決定出來湊熱鬧。
格萊斯頓先生和布萊恩先生在晚餐時的對話，主要討論了英國和美國議會程序之間的差別。在晚上，格萊斯頓先生反複詢問了布萊恩先生，眾議院的程序模式，因為他曾在那裏作過演講。我注意到，“先決問題”和限製無謂的辯論的概括性規則，給格萊斯頓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場對話不時地拓寬了範圍。
格萊斯頓先生的興趣可能比英國其他所有人都廣泛。在蘇格蘭，我在阿米斯特德家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還是和以前一樣，頭腦清晰，思維活躍，對萬物依然抱著強烈的興趣。當時他最感興趣的是美國高大的鋼鐵建築。他一直在讀這方麵的書，因此問了我很多相關的問題。最讓他困惑的問題是，第五或第六層常常比第三或第四層先完工。我為他解釋了，他十分滿意。他是一個打破砂鍋問到底的人。
莫立先生（盡管是個勳爵，他依舊保留了作家本色）很早便成為了我們在英國的朋友之一。他是《雙周評論》的編輯，我第一篇發表在英國期刊上的稿件就是經他之手。到了晚年，我們的友誼更加深厚，我們互相承認彼此是自己最親密的朋友。興之所致，我們常常在星期天下午交換短箋（有時候是長信）。我們根本不是同一類人，我們互相吸引是因為差異能夠互補。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認為所有醜小鴨都會成為天鵝。而他是個悲觀主義者，杞人憂天，有時會陷入空想，總覺得草木皆兵。在我看來，世界是光明的，地球是一個真正的天堂——我是如此快樂，對命運充滿感激。莫立幾乎很少為任何事瘋狂，他的判斷總是經過深思熟慮，他的眼中從來都隻能看到太陽上的斑點。
我給他講了一個故事：有一個悲觀主義者，從來沒有什麽事能讓他高興；還有一個樂觀主義者，從來沒有什麽事能讓他不高興。天使們向他們祝賀，他們獲得了進入天堂的機會。悲觀主義者回答道：
“是的，這是個好地方，但是不知怎的，我覺得這個光環好像不適合我。”
樂觀主義者講了個故事進行反駁：一個人被帶到了煉獄，魔鬼把他放在岸邊，自己去泉水邊喝水（那裏的溫度太高了）。一個老朋友走近他，說：
“吉姆，你怎麽樣？你沒救了，你肯定走投無路了。”
吉姆回答道：“噓——事情還可能更糟呢。”
“怎麽可能，你已經被帶到無底深淵了。”
“噓——”他指著魔鬼說，“他可能會想起來要我背他。”
莫立和我一樣，十分喜歡音樂。我們都沉迷於斯基沃的早晨，因為能聽到管風琴的演奏。他和亞瑟·巴爾弗一樣，都很喜歡清唱劇。我記得他們還曾一起去水晶宮看某部清唱劇。他們兩個都是理智又充滿哲學思維的人，我覺得他們都可以算是半個哲學家。但是巴爾弗最近的作品有點不理智——這點莫立絕不會嚐試。他一直腳踏實地，隻走明確的道路，不會發生在尋找路線時“迷失在樹叢中”的危險。
近期，莫立最驚人的言論出自他在倫敦世界編輯大會上的演講。他說，對於形成和維持現階段已改良的政治和社會狀況，彭斯的幾行詩歌比那些編輯們寫的幾百萬篇社論對人們的影響更大。之前他曾說過，偶爾有一些文字或語言，會美化它們所描述的事物。湯姆·潘恩的《人權論》就是如此。
在這次演講後，他來到斯基沃，我們聊起這個話題。我提到了他對彭斯的致敬和他引用的六句詩，他回答說，他沒必要告訴我是哪六句。
“確實沒必要，”我說，“我能背出來。”
後來，在蒙特羅斯為彭斯塑像揭幕時，我作了一次演講，背誦了我認為他之前引用的詩句。莫立認可了我的猜測。這麽說可能有點怪，他和我在幾年前一起被授予蒙特羅斯榮譽市民的稱號，所以我們是榮譽市民同鄉。
1904年，我終於邀請莫立來美國遊覽，他走遍了大半個美國。我們試著安排他和一些同他一樣傑出的人物見麵。一天，參議員埃利·魯特應邀來我家做客，莫立和他聊了很久。在參議員離開後，莫立評價說，他很喜歡這個同伴，是他遇到的最滿意的美國政治家。他沒有看錯，埃利·魯特對公共事務的準確的判斷力和廣博的知識無人能及。
莫立離開我們後，去白宮拜訪了羅斯福總統，和這位偉人一起共度了幾日，收獲頗豐。後來，莫立評價說：
“我在美國見到了兩大奇跡，羅斯福和尼亞加拉大瀑布。”
這個比喻實在是恰到好處——兩者都咆哮，翻滾，活躍，不知疲倦地做好自己的分內工作。
莫立是管理阿克頓圖書館的最佳人選，因此我把它作為禮物送給了他。當格萊斯頓先生告訴我阿克頓勳爵的狀況後，我同意了他的建議，買下了阿克頓的圖書館，並允許他在有生之年繼續保留這個圖書館。不幸的是，他沒有堅持太久，僅僅幾年後就去世了。於是我擁有了圖書館的所有權。我覺得莫立自己能夠充分利用這個圖書館，最終肯定也會把它留給可靠的機構。當我開始告訴他我擁有這個圖書館時，他打斷了我，說：“好了，我必須告訴你，你買下這座圖書館的當天，我就知道這事了。”
格萊斯頓先生保守不了秘密，他為了阿克頓先生一生都能使用圖書館而感到相當開心。
我和莫立的關係十分親密，但我們彼此都沒有和對方說起這件事，但是讓我驚訝的是，莫立沒有對此感到驚訝。這件事證明了格萊斯頓和莫立之間的親密關係——莫立是唯一一個他忍不住要與之分享世俗快樂之事的人。但是在神學上，兩人的觀點相差甚遠，倒是阿克頓和格萊斯頓在這點上是一致的。
在我成立蘇格蘭大學基金會後的那年，莫立作為大臣陪同國王陛下出訪巴爾莫勒爾。他發電報給我，說必須在我們啟程前見我一麵。我們見麵了，他告訴我，陛下對我給大學和家鄉其他的捐贈印象深刻，希望知道他能為我做點什麽。
我問：“你怎麽說的？”
莫立回答說：“我覺得什麽都不用做。”
我說：“你說的很對，除非國王陛下願意給我寫一封信，表達他對我所作所為的感激之情，就像他曾經給你寫的信一樣。我會珍藏這封信，把它傳給我子孫，他們都會為此而感到自豪。”
我的這個願望實現了。國王親筆簽名的信我已經在前文引用過了。
對於莫立來說，斯基沃成為最好的度假勝地。每年夏天，在夫人的陪伴下，他都會來探望我們好幾次，已經成為我們家庭的一員了。他和我一樣，都很喜歡駕駛遊艇。幸運的是，駕駛遊艇對我們倆來說都是最好的良藥。莫立是也必定一直都是“誠實的約翰”。他不會搪塞別人，也不說廢話，對待所有問題和緊急情況都鎮定自若；做事深思熟慮，心胸寬廣，為人低調，但會不時在適當場合表現出溫柔的力量。之後又會繼續保持沉默。
張伯倫和莫立都是激進派，兩人是好朋友。我在英國時，常常和他們見麵交換意見。“地方自治”被提上議程後，英國對美國的聯邦製度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我受邀在多個城市發表公開演講，解釋和讚揚美國的聯邦製，由最自由的地方自治構成了最堅實的國家。張伯倫先生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於是我給他寄了安娜·L.道斯寫的《如何治理國家》。我也和莫立，格萊斯頓和許多其他人討論了這個話題。
我不得不寫信給莫立先生，我不讚成第一個地方自治法案，並闡明了理由。當我遇見格萊斯頓先生時，他對此表示了遺憾，並和我進行了深入的交談。我反對國會排斥愛爾蘭議員，這是一種分離的行為。我說，我們美國從來不會阻止南方各州派代表去華盛頓。
“如果他們拒絕，你們怎麽辦？”他問。
“使用一切文明的手段——首先，停止通信。”我回答到。
他停頓了一下，重複道：“停止通信。”他覺得這涉及範圍過廣，於是沉默了一會，就轉移了話題。
當被問到我應該怎麽做時，我總是指出一點，美國有許多立法機構，但是隻要一個國會。英國應該學習美國，隻設立一個國會，並為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士分別設立地方立法機構（而不是國會）。應該把這幾個地方設計成和紐約州與弗吉尼亞州一樣。但是不同於美國，英國沒有最高法庭來決定法律是否通過。法律不但要通過立法機構，還要通過國會的批準。因此司法機關，而不是政治機關，成為最終的權威。英國應該設法把國會建成全國最終的權威機構，而不是采取分離愛爾蘭的方法。因此，考慮到反對意見，在下議院的會議上，應該會連續討論三個月關於建立愛爾蘭地方立法機構的議案。討論的結果會更具操作性，除非這則議案沒有通過。除非立法不當，這項條款會成為一紙空文，但是如果真的立法不當，也算是一種有益的經曆。我認為，還必須向那些膽小的人們保證，這項議案不會引起任何脫離國家的行為。
之後我極力向莫立先生推薦這個觀點，他告訴我帕內爾曾經建議過，但是被拒絕了。格萊斯頓先生當時可能說過：“很好，我和其他人都認為我們不需要這個議案，不過這可以讓英國更加團結。在這個問題上，我現在無法繼續，接下來是你們的職責了。”
一天早晨，在哈瓦特，格萊斯頓夫人說：
“威廉告訴我，他和你的交談十分精彩。”
毫無疑問，事實如此。他幾乎很少聽到一個真正的共和黨人的輕鬆愉快的談話，也無法理解為何我不能想象不同的世襲頭銜。我覺得很奇怪，人們會特地放棄父母為他們取的名字，而去繼承父母的名字。尤其有趣的是，世襲的貴族們需要努力克製，才能不嘲笑那些新貴族們，因為他們的頭銜也許是花了一萬英鎊買來的，這些錢被或多或少地用作黨派基金。
布萊恩先生和我們一起來到倫敦。我告訴格萊斯頓先生，布萊恩先生曾經看見年邁的他手裏拿著帽子，在寒冷的天氣裏，在一個花園派對上向那些光有頭銜的無名之輩致敬。對此布萊恩感到十分驚訝和痛心。我們提到了政教合一，還有我的預測。我認為由於英國是島國，無法擴張，因此各民族會重新團結在一起。我認為，廢除英國教會的國教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因為這不是正常現象，其他民族都沒有這種情況。其他說英語的國家鼓勵各種宗教的發展，而不是支持某一個。格萊斯頓先生問：“你覺得我們的教會還應維持多久？”
我的回複是我無法定下一個確定的日期，在政教分離問題上，他比我更有經驗。他微笑著點頭。
我進一步提出，和其他大國相比，英國的人口肯定會有一定程度的減少，他問：“你預測英國的未來是怎樣的？”
我提到了希臘在古代國家中的地位，然後說英國孕育了喬叟、莎士比亞、斯潘塞、彌爾頓、彭斯、司各特、史蒂文森、培根、克倫威爾、華萊士、布魯斯、休姆、瓦特、斯賓塞、達爾文和其他名人，也許並非偶然。天才依靠的不是物質資源。多年之後，英國可能不能維持工業大國的地位，不是由於她的衰落，而是由於其他國家的快速成長。在我眼中，她會成為一個現代的希臘，在世界扮演精神領袖的地位。
他聽進了我的話，沉思著重複著：
“精神領袖，精神領袖，我喜歡，我喜歡。”
我從來沒有這麽享受過如此愉悅的交流。在哈瓦特，我又一次拜訪了他。1897年的冬天，在蘭德爾勳爵的家裏，我和他最後一次見麵，當時他已經病得很重了。他還是那麽有魅力，對我的弟妹露西特別殷勤。露西還是第一次見他，但是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我們駕車離開時，她喃喃道：“一隻生病的雄鷹！一隻生病的雄鷹！”對我來說，這是當天對這位累壞了的領袖最好的形容。他不僅是個偉大的人，還是一個真正的好人，有著正派而高貴的心靈，不斷地向前進。他為自己贏得了“世界第一公民”的稱號。
1881年，我在英國和塞繆爾·斯托裏議員開始合作做生意。他是一個十分能幹的激進分子，也是一個真正的共和黨人。我們購買了幾家英國報社，開始了激進派的政治宣傳。帕斯莫爾·愛德華茲和一些其他人加入了我們，但是結果不甚理想。我的英國朋友之間產生了一些不和諧的爭議，最終我決定退出，幸運的是我沒有任何損失。
之所以創作我的第三部文學作品《勝利的民主》，是因為我意識到那些見多識廣的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對於美國的了解如此之少，甚至那些少有的了解，都是些被扭曲的觀點。那些優秀的英國人居然不知道共和製，這是多麽讓人驚訝。我永遠不會忘記，在1882年我和格萊斯頓先生的第一次談話。當我有機會提到，目前大部分說英語的國家都是共和製，隻有小部分國家是君主製，他說：
“為什麽，怎麽會這樣？”
“格萊斯頓先生，”我說，“美國說英語的人口，比英國及其所有殖民地的人口還要多，即使英國殖民地的人口翻倍也比不上美國。”
“啊！居然這樣！你們有多少人口？”
“6600萬，而你們的人口還不到一半。”
“是啊，真讓人驚訝！”
關於國家財政的情況同樣讓他感到十分驚訝。根據1880年的普查，這個才一百年曆史的共和國，有能力買下英國和愛爾蘭，及他們擁有的所有資本和投資項目，並能還清英國的債務。即使這樣，也不會耗盡美國的財力。但是最令人吃驚的是我提到的自由貿易的問題。我指出，美國才是現在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國家。（我記得，之後霍爾丹大法官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把英國當成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國家。我糾正了他的錯誤，他為此對我表示感謝。）我引用了馬爾霍爾的數據：1880年，英國的製造業產值為8.16億英鎊，美國為11.26億英鎊。他的原話是：
“難以置信！”
我還說了些其他讓他覺得十分驚訝的事實，然後他問道：
“為什麽沒有作家寫寫這個主題，把這些事實以簡單直接的形式告訴世界？”
事實上，當時我正在為《勝利的民主》一書搜集資料。我正打算寫一本他形容的那樣的書，我告訴了他這點。
我寫《環遊世界》和《美國四架馬車在英國》時並沒有太費勁，但是當我於1882年開始準備《勝利的民主》一書時，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這本書需要紮實和艱苦的工作。我需要檢查和安排數字，隨著我的研究的深入，我越來越沉迷其中。幾個月來，我的腦子裏似乎裝滿了統計數據。時間在不知不覺間流逝。我以為還是中午時，其實已經是晚上了。這項工作讓我疲憊不堪，加上當時我還不得不兼顧料理生意，這引發了我人生中第二場重病。我再三考慮後，才確信自己能再次開始寫作。
[1] 格萊斯頓在1868年到1892年間曾四度出任英國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