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我與詩人馬修·阿諾德

約翰·莫立和我都認為馬修·阿諾德[1]是我們認識的最有魅力的人。他有種“吸引力”——這是唯一可以形容他出場效果和說話方式的詞。即便是他的外貌或嚴肅的沉默也很有吸引力。

1880年，他和我們一起坐馬車旅行，遊覽英格蘭南部。同行的還有威廉·布萊克和埃德溫·A.艾比。在臨近一個小村莊時，他問我是否可以讓馬車停幾分鍾，他解釋說，這裏是他教父基布爾主教的安息之地，他想要去祭拜一下他的墳墓。他繼續道：

“啊，親愛的基布爾！我在神學上的觀點讓他十分傷心，也讓我十分傷心。但即使如此，他還是我的好朋友，他專程趕到牛津，為我競選英國詩歌教授投票。”

我們一起走到靜靜的墓地，馬修·阿諾德在基布爾的墓邊默默沉思，這一幕牢牢印在了我的腦海中。後來，我們談到了他的神學見解，他說這些觀點傷害了他最好的朋友。

“格萊斯頓先生曾經向我表達過他深深的失望和不愉快，說我應該要成為一個主教。毫無疑問，我的寫作阻礙了我的晉升，也傷害了我的朋友，但我無法控製，我必須要表達自己的觀點。”

我清楚地記得，他說最後幾個字時悲傷的語氣和緩慢的節奏，這是他內心深處的話。他向大眾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隨著時代的進步，大眾開始接受他的觀點。如今，他的教義不再受到任何譴責。馬修·阿諾德是一個特別虔誠的教徒，他從來沒有說過任何無禮的話。在這點上，他和格萊斯頓都無可厚非。但是他曾用短短一句話抹殺了超自然力量的作用，“反對奇跡的爭論可以結束了，因為奇跡並不存在。”

他和他的女兒（即現在的惠特裏奇夫人）在1883年來過我們在紐約的家做客，也曾到我們在阿勒格尼山頂的家來拜訪，因此我常常能見到他。我母親和我曾用馬車送他去紐約作第一次演講。那次演講的觀眾十分友好，但演講不算成功，因為他不善於在公眾麵前演講，他沒有能力吸引觀眾。當我們回到家，他第一句話是：“哦，你們覺得怎麽樣？告訴我！我可以當一個演說家嗎？”

我太希望他成功了，所以沒有絲毫猶豫就告訴他，除非他適應了在公眾麵前講話，否則他絕不可能成功。他必須要找一個演說家指點他一下。我的要求如此強烈，他同意了。在我們說完之後，他轉向我母親說道：“現在，親愛的卡內基夫人，他們已經給出了意見，但我想要知道你對我在美國的第一次演講有什麽評價。”

“太嚴肅了，阿諾德先生，太嚴肅了。”我母親慢慢地、溫柔地說道。阿諾德先生後來偶爾會提起這件事，當時他覺得這句話是當頭一棒。當他從西部之旅回到紐約後，他進步很大，他的嗓音完全比得上布魯克林音樂學院的水平。他聽從了我們的建議，跟著一位波士頓的演講教授學習，之後一切都發展得十分順利。

他希望去聽著名牧師比徹先生的演講，於是在一個星期天早晨，我們出發前往布魯克林。我們提前通知了比徹先生，這樣他可以在演講後留下來和阿諾德先生見麵。當我把阿諾德先生介紹給他時，他十分熱情地歡迎阿諾德。比徹先生終於能見到神交已久的阿諾德先生，顯得十分高興，他握著阿諾德的手說：“阿諾德先生，你寫的每一篇文章我都仔細地讀過，許多文章還讀過好多遍，而且每次讀都有所收獲，每一次！”

“哦，這樣的話，比徹先生，我恐怕你會發現，那些涉及你的段落應該被刪除。”阿諾德先生回應到。

“哦，不，不，那些對我大有好處。”比徹先生笑著說，之後他們同時放聲大笑。

比徹先生從不會不知所措。在我把馬修·阿諾德介紹給他認識後，我還有幸為他介紹了英格索爾上校的女兒，我說：

“比徹先生，英格索爾小姐還是第一次來基督教堂。”

他伸出雙手，握住她的手，直視著她慢慢地說道：“哇，哇，你是我見過的最美的異教徒。”那些見過年輕時的英格索爾小姐的人，都與比徹先生有同感。之後他又說：“你的父親怎麽樣，英格索爾小姐？我希望他一切順利。我們許多次都一同站在講台上。能和他站在一起，我是多麽的幸運啊！”

比徹確實是一個偉大的、心胸開闊、慷慨大方的人，他善於吸收精華。斯賓塞的哲學，阿諾德融合了直覺的洞察力，英格索爾堅定的政治立場，都是對國家有益的。比徹先生給了這些朋友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1887年，阿諾德來我們蘇格蘭的家做客。一天，我們談起體育，他說自己不狩獵，他不能殺死任何有翅膀的、能在藍天翱翔的生物。不過他補充道，他沒有放棄釣魚——“那種感覺太愉悅了。”他談到一位公爵，每年會給他兩三次一整天的釣魚時間。我忘記那位公爵是誰了，但是他的名聲似乎不太好，我們問阿諾德怎麽會和這樣的人有如此密切的來往。

“啊！”他說，“一位公爵對我們來說，總是一位重要人士，無論他的智商或行為如何。我們都是勢利小人，百年的曆史讓我們全部成了勢利小人。我們無法抵抗，這是天生的。”

他微笑著說完這段話，我覺得他內心還有所保留。他本身不是個勢利小人，而是一個天生就會“對有曆史悠久的血統背景的人微笑”的人，一般來說，“血統”是無法質疑的。

然而，他確實對掌權者和有錢人特別感興趣。我記得在紐約時，他特別希望能見見範德比爾特先生[2]。我大膽地推測，阿諾德會發現他和其他人沒什麽不同。

“是的，但是認識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不一樣了，”他回答道，“這個全靠自己奮鬥發財的人，顯然會使那些依靠繼承遺產的人黯然失色。”

一天，我問他為什麽他從沒寫過關於莎士比亞的文學評論。他說他有過這個想法，但是總覺得自己不夠資格去評論，更別說是批判莎士比亞了。他無法相信自己可以做到。莎士比亞如此出眾，他的作品無法用任何文學評論的規則來衡量，而且他希望有充分的時間思考這位天才的作品，因此總是回避這個話題。我說我對他有信心，因為他曾寫出過至今無人能及的頌詞，我幫他回憶了他寫過的十四行詩：

莎士比亞

他人遭受質疑，唯君獨享自由。

我們問了又問，你微笑不語，

聳立在知識之巔，像崇高的山嶺。

那個被廢黜的陛下，

把腳跟紮進了海底，堅定不移。

讓他所停留的地方成為天堂，

隻留下煙霧籠罩的山麓邊緣，

凡人徒勞地在死亡尋索；

而你，是我們的星星，我們的陽光，

你自審，自信，自我建樹光榮，

所有必須忍受的痛苦需要不朽精神，

不再軟弱，不再悲痛，

找到自己勝利的唯一的呼聲。

我認識肖先生（喬希·比林斯）[3]，並希望親切又和藹的傳道者阿諾德先生能見見他，因為他是一塊未經雕琢的璞玉。幸運的是，一天早晨，喬希來溫莎酒店找我。我們當時住在那裏，他還提到了阿諾德，並表達了仰慕之情。我說：“你今晚可以和他共進晚餐。女士們都外出了，隻剩下阿諾德和我一起吃晚餐，你加入後，正好變成三人小組。”

他是一個害羞的人，拒絕了我的邀請，但我的態度十分堅決。我不接受任何借口，他必須答應我的邀請。他最終答應了。晚餐時，我坐在他們兩位中間，看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會麵，樂在其中。阿諾德先生對肖先生的說話方式很感興趣，而且很喜歡聽他說的西部軼事，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他笑得這麽開懷。肖先生講了一個又一個他在演講中發生的小插曲，因為15年來，他在美國所有人口超過一萬的地方都作過演講。

阿諾德先生渴望聽到一個演說家是怎樣吸引觀眾的。

“好的，”他說，“讓他們笑的時間不能太長，否則他們會認為你在笑話他們。觀眾聽過笑話後，你一定要認真嚴肅地繼續演講。例如，‘在人生中，有兩件事人類是無法預先準備的，誰願意告訴我是哪兩樣？’有人大喊道：‘死亡。’‘好的，誰告訴我另外一個答案？’我得到了很多回複——財富、幸福、力量、婚約、稅收。最後，我嚴肅地說：‘沒有人說對第二個答案。世界上有兩件事情人類沒法預先準備，那就是雙胞胎。’然後屋子裏的笑聲都可以掀翻屋頂了。”阿諾德先生也哈哈大笑。

“你一直不斷地編新段子嗎？”阿諾德先生問道。

“是的，一直在編。如果你沒有新段子，那你不可能年複一年地演講，段子有時候也會不起作用。曾經有一次，我準備了自認為很搞笑的段子，一定能讓全場笑翻，但卻事與願違，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這都是因為我找不到一個恰當的詞。在密歇根州的一天晚上，我坐在熊熊燃燒的火爐旁，突然想到了一個詞，我知道這個詞肯定能達到非凡的效果。我在孩子們中試驗了一下，果然不出所料。這個詞，比以前我用過的別的詞產生的效果都要持久。我說道：‘這是一個批判的時代，在完全理解之前，人們不會相信任何事。現在既有約拿又有鯨魚。他們想要了解一切。在我看來，不管是約拿還是鯨魚，他們都沒完全弄懂。之後他們會問，約拿在鯨魚的社會中幹什麽。’”

一天，肖先生沿著百老匯大街散步，一位真正的西部人上前搭訕：

“我想你是喬希·比林斯吧？”

“嗯，有時候我是叫這個名字。”

“我的口袋書裏夾著給你的五千美元。”

“這裏有一家戴爾蒙尼餐廳，進去坐坐，告訴我怎麽一回事。”

他們坐下後，這個陌生人作了自我介紹。他是加州一個金礦的股東之一，股東們為了所有權問題產生了爭議，合夥人會議也在爭吵中不了了之。這個陌生人在離開會議前還威脅說，他敢於承擔風險，進行法律訴訟。“第二天早晨，我去了合夥人會議，告訴他們，我早上時翻了喬希·比林斯年鑒，今天的警句是：‘與其冒險去抓住牛角，不如換做抓牛尾，這樣你會抓得更牢，並且在決定要放手時就能放手。’我們都哈哈大笑，覺得這句話十分有道理。我們聽從了你的建議，解決了爭端，在友好的氣氛中散會。有人提議說，應該要給喬希五千美元。正好今天我要來東部，他們委派我來轉交這筆錢，我也保證一定完成任務。錢在這裏。”

我們那天的晚餐，是以阿諾德先生的話結束的：

“好了，肖先生，如果你願意來英國作演講，我很樂意歡迎你並把你介紹給第一批觀眾。其實由任何一個愚蠢的勳爵來介紹你，效果都會比我介紹你好，但是我真的十分樂意這麽做。”

誰能想到，親切又和藹的傳道者馬修·阿諾德，要把開玩笑高手喬希·比林斯介紹給倫敦的觀眾。

多年之後，他從沒有忘記問候“我們獅子般的朋友，肖先生”。

在那次特別的晚餐之後幾天的一個早晨，我和喬希在溫莎的圓形大廳見麵，他拿出一本小小的備忘錄，說道：

“阿諾德在哪？我在想他會怎麽看待這件事，《世紀》每周付給我100美元，我同意寫下發生在我身上的任何有趣的瑣事，並寄給他們。我試著寫點什麽，下麵這則是來自齊基爾舅舅，是我這周的存貨：‘評論家當然比作家偉大。任何能指出其他人犯的錯誤的人都比犯錯誤的人聰明得多。’”

我給阿諾德先生講了一個芝加哥的故事，更準確地說，是一個關於芝加哥的故事。波士頓的一位女士到芝加哥拜訪將要結婚的同學，注意力完全被芝加哥吸引了。一天晚上，一位知名人士問她，芝加哥最讓她著迷的是什麽，她優雅地回答道：

“最讓我感到驚訝的不是繁華的商業，也不是物質上顯著的發展，更不是豪華的住宅，而是這裏豐富的文化和優雅的氛圍。”

他很快回複道：“哦，沒錯，這裏的人們為流行而神魂顛倒。”

阿諾德先生沒有作好享受芝加哥的準備，這個城市留給他的印象是庸俗之都。然後，對於能夠遇見那麽多“文化和文明”，他十分驚喜。在他出發之前，他很好奇，想知道自己會發現什麽最有趣的事物。我笑著說，他也許先會被帶去參觀那裏最壯觀的景色——屠宰場。那裏的最新機器十分先進，把豬趕進機器的一端，它的嚎叫聲還沒從你耳邊消逝，另一端火腿就已經出來了。他頓了一下，若有所思地問：

“但是為什麽有人會去屠宰場？為什麽有人會去聽豬的嚎叫聲呢？”我說不出個原委，這件事就此結束。

阿諾德先生經常引用以賽亞的話，稱他為偉大的詩人，因此我們至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舊約》中，阿諾德先生最喜歡的就是以賽亞。在我環遊世界的途中，我發現其他宗教的聖典中的內容，都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我記得阿諾德先生說過，《聖經》也應該被這樣處理。那些聞名世界的孔子和其他聖人的經典，都經過了精心挑選，以語錄的形式出版。門徒們沒有在書中加入無知愚昧的內容。

在這件事上考慮得越多，我的想法就越強烈，認為基督徒應該學習東方的做法，把小麥從穀殼中篩選出來，有時候甚至要從比穀殼更糟糕的垃圾中挑選出小麥。在《星期六晚的小屋》中，彭斯描繪了一個虔誠的人，為了晚禱儀式而抄寫聖經。

“他審慎地精選了一部分。”

我們應該精選出一部分重點，以後隻使用這些。在這一點還有其他很多方麵上，我都很感激能認識阿諾德先生這樣的朋友。他被證明是一個領先於時代的真正的老師，也是在“未來和未知事物”方麵最偉大、最具詩意的老師。

我把阿諾德先生從我們在阿勒格尼山的克裏森的避暑勝地，帶到了黑煙繚繞的匹茲堡。在從埃德加·湯姆森鋼鐵公司到火車站的路上，橫跨鐵軌的天橋有兩段樓梯，第二段樓梯特別的陡。當他爬到四分之三時，突然停下來，大口喘氣。他靠在欄杆上，把手放在胸口上，對我說：“啊！總有一天它會要了我的命，就像我父親一樣。”

我那時不知道他有心髒病，但是我一直記得這件事。不久之後，我聽到消息，他突然去世了。在英國他曾經努力躲開這道坎，想起他曾對自己命運的預測，我更加悲痛。失去他是一個重大的損失，沒有人比他更適合彭斯筆下的參孫的墓誌銘了：

疲倦的他安息於此

虔誠的追隨者，放他一馬！

如若誠實可以通往天堂，

那麽他已經離天堂不遠了。

我現在想起了一個人，波士頓的奧利佛·溫德爾·霍姆斯醫生。大家都很喜歡他。他一直活到了80歲，但他自始至終是個大男孩。在馬修·阿諾德去世後，一些朋友忍不住要以某種方式紀念他。他們默默地捐出必要數目的錢，沒有想要動用公眾的力量。他們認為，隻有一些特定的人才有資格為這個基金捐款。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早就可以輕鬆地籌集到兩三倍的錢了。我有幸被選中，成為有資格捐款的人之一，並在大西洋另一側關注著這件事。當然，我從沒有想到向霍姆斯醫生提起這件事，不是因為他沒有被選中，而是因為作家和專家不該被要求為這項基金捐款，因為這項基金主要就是為他們設立的。然而，一天早上，我收到了醫生的短箋，說有人偷偷告訴他正在進行中的這個項目，還提到我也有份參與，他問是否自己也有足夠的資格加入到捐款的行列中來。如果可以，他會十分感激。自從他聽說了這件事，他無法抑製給我寫信的衝動，希望能得到回複。不用說，他當然夠資格。

人人都希望用這種方式來紀念。我敢說，捐款的人中，人人都會感激命運給予他這個機會。

[1] 英國維多利亞時期著名詩人、牛津大學詩歌教授。

[2] 康內留斯·範德比爾特，1794～1877，美國曆史上最富有的商人之一。主要從事航運和鐵路業。

[3] 美國十九世紀幽默作家。